對待法規
樓主的問題問的有點模糊，嘗試著解答下，希望對你有幫助。法院在審理行政回訴訟時針對你所答要起訴的行政案件適用的規章是基於你的主張，尊重你的訴訟權利，採取不告不理原則。上級政府規章和下級政府規章有沖突時適用上級政府規章；省級政府規章與部門規章，省級政府規章與較大的市規章有沖突時由國務院裁決適用。省級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有沖突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適用，下級地方性法規與政府規章有沖突時由下級人大常委會決定適用。
『貳』 對待職責法規差距在哪裡今後怎麼做
職責是因特定的身份依法應當履行的責任義務，如果不履行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職權是回法律賦予特定身答份的人的特定權利，可以根據法律的授權形式相應的權利。權利與義務是並存的，職責更多的體現的是義務方面，職權則更多的體現權利方面。
『叄』 如何理解蘇格拉底對待法律和義務的態度
難道就因為祖國和法律判處我死刑，我就可以竭力毀壞和顛覆國家和法律嗎？逃監是藐視法律的行為，是踐踏自己曾訂立下的契約，是最下賤的奴才乾的勾當。逃監毀傷的不僅是法律，而且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朋友和我的國家。--------蘇格拉底遺言(1)
公元前399年的一個春日，古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70歲那年，他被古希臘雅典城的五百人陪審團法庭判處死刑，被指控的罪狀是慢神和蠱惑青年，事實證明了這些全是原告的誣陷。在等待執行死刑的這一段時間內他還有機會逃生的。他的好友克力同和其他朋友籌劃好了一切，萬事俱備，只等其同意便可逃監。可是他拒絕了，由此便有了開篇的令人深深戰栗的遺言。生活於現代的我們,已經無法親歷蘇格拉底作最後申辯的場景,關於蘇格拉底審判的始末的最早記載於其弟子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和《斐多》以及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等著作中，但通過生動的文字傳神，一個有滔滔雄辯氣勢而又從容不懼的智者形象宛然就在眼前。蘇格拉底的審判留給後人太多的疑惑和爭論。有人說，蘇格拉底死於民主的暴政。也有人從道德和倫理的高度來解析這一事件。作為法學系的學生，我試圖從法律的視角來審視蘇格拉底，解讀蘇格拉底精神及其內涵，來回答我心中一直以來的一個疑惑，這個疑惑就是：被得菲爾神廟的神諭上說蘇氏是古希臘最有智慧的人，那為什麼睿智如斯的他卻甘願死於一次對他不正當的審判？換句話說，是什麼信念讓他如此坦然面對非正義的審判？
一、超越時空，換位思考中解讀蘇格拉底
當現實的來分析導致蘇格拉底死亡的動因是什麼時，我們直觀的答案也許會是那次不正義的審判，或者會是古雅典不正義的法律。按照這個思路，我們可以做個大膽的假設，如果蘇格拉底不是生活在古希臘，而是處於司法昌明的今天，接受我們這個時代的審判，情況會怎樣呢？用現代的法律理念和法規來審視，其是不應該被處以極刑的，而且很有可能會是無罪的，具體來分析。首先，蘇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有二：一為慢神，二是蠱惑青年。前者屬於宗教信仰的領域，個人信仰何種宗教以及如何信仰，是各國法律普遍賦予公民的權利。很顯然，這項罪名在今天是絕對不能成立的。而後者屬於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范疇，綜觀當今世界各國法律規定，除非蘇格拉底有用犯罪思想來唆使引導青年的主觀故意，否則也應當是無罪的。其次，作為現代專業的法官，他首先會依據法律來判斷他是否有不當行為，此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而且他必須要考慮蘇格拉底的申辯，在判決中予以一定的體現。再次，即使做了有罪的判決，根據現代刑法通行的罪刑責相適應的原則，蘇氏也罪不致死。相比之下，古希臘的法律顯得殘暴苛刻而不近人情。
在上述假設成立的情況下，另一個問題也就出現了，那是否能說接受不正義的審判是蘇格拉底的愚蠢和頑固呢？或者其的死亡便是法律的罪惡？這事實上也就是關於「惡法」是否為「法」的問題了。如果說是，那法律的存在必然不依賴於道德而存在，而統治者或國家的強制力構成了法的價值核心；「惡法」如果非法，則法律的內涵必然以道德正義為核心。這是一個從蘇格拉底開始的永恆論題，時至今日，人們還在討論希特勒的法律是不是法律，規范性的法律性文件能不能在行政訴訟中被起訴。（2）要闡明這些問題，首先要在所謂的「良法」和「惡法」的定義上達成一致，霍布斯認為：「主權者應當注意制定良法，但什麼是良法呢？…………良法就是為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確的法律。」（3）此觀點有一定代表性，但過於強調良法的形式要件的要求，並不能涵蓋良法的全部含義。正面給出一個良法的定義是比較困難的，運用反證思想，我認為所謂「惡法」，使指法律由於各種原因導致不正義的情況出現時的國家意志。此包括立法層面上的和執行層面上的不正義。「惡法」並不必然導致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效果，可能的結果是導致局部利益或正義遭遇不公平。蘇格拉底以他超越時空的智慧，以自己的慷慨赴死向世人昭示了他的堅定信念：法為公益，惡法亦法！！我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對此做了解讀：
一、如果惡法亦法，則承認國家意志為其第一存在要素，這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法之以為法，是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習慣，是國家認同的利益分配依據。若拋開此不論，問題的實質就變成了法治與人治孰優孰劣的問題（這是蘇格拉底精神的另一個方面，下文有論述）。蘇格拉底深知法律對社會的重要性，他是這樣回應他的好友克力同勸他逃跑的建議的，「如果法庭的判決不能產生效力，可以被私人隨意廢棄，那麼國家還能存在嗎？」（4），蘇格拉底告訴我們，相對於個人的得失而言，國家的長治久安才是人民最大的福音。
二、惡法亦法並不否認法追求永恆正義的本質，兩者在在根源上並不矛盾，眾所周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其物質基礎的，是受客觀規律支配的。一定的社會對應著一定的生產關系，此也是客觀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法律關系作為一定社會的上層建築，作為一種具體的社會關系，也概莫能外。據此可以推知作為法律追求的正義在一定的社會階段上也是「物質的」、 「唯一的」；所以古所羅門王殺嬰辨母的高超智慧與其帶來的正義，在現代社會任何一個法官均能依據DNA檢測技術作出判斷。如不顧此點而盲目追求更高的、更虛幻的正義，則必然如水中撈月般荒謬。我們中國人對此應該最有體會了，建國以來一段時間內我們追求更高形式的生產力和社會存在形式的願望是美好的，但藐視社會發展規律的代價也同樣是慘重的。如上所述，特定的時代有特定的正義，也許此時代A國家最好的善法，到彼時代B國家就成了最差的惡法，對待這個問題應該用歷史的，辯證的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明白了這一點，則這節提出的那個假設是不合理也不可能成立的。蘇格拉底及其的審判只能屬於古希臘的時代，留給後人的也只能是歷史的教誨。
三、雖然如上所述，一定時代、國家的正義是「特定的」、「物質的」，但它畢竟又表現在人主觀的追求上，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東西。經濟學上有種現象叫「合成謬誤」，指在微觀領域成立的各個體的正確合理性，並不當然意味著由這些個體組成的宏觀整體同樣是合理和正確的，個體的有理性可能會導致全社會的無理性。對正義的認識也是如此的，「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人流了寶貴的鮮血和痛苦的眼淚，可是現在和過去一樣，什麼是正義這個問題，依然未獲解」（5）更何況正義的標准復雜多樣，更何況人之個體生活環境所帶來的差別理解。基於此，承認惡法亦法也許是最理智的選擇，因為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
四、承認「惡法亦法」並不妨礙對所謂的惡法進行修整，使其適應正義的要求。我們可以根據客觀情況，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修正其不正義的條款，法治進程就是在汲取這樣的經驗和教訓前進的。所以在經歷了蘇格拉底的審判後，西方的陪審團制度由此萌發，司法和民主的深層張力開始被世人關注，權利制衡思想初見端倪。同時司法實體和程序的設計制定也日趨合理正義。任何一個國家的法治進程莫不如此，就我國而言，上世紀70年代末農民自發組織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符合社會正義的，但當時的法律並不允許這樣做，黨和國家通過認真調查研究，認識到了它存在的價值，故而轉為承認並推行其發展，掀開了我國上世紀末大發展的序幕。此外前段時間，根據立法法的賦予人們的權利，關於孫志剛事件的違憲司法審查引起的修法運動在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下就取得了成功，這可以說是新世紀里一個良好的開端和有益的嘗試。在修正的方式上我傾向於英國君主立憲式漸變的修法活動。這樣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整體付出的代價相對較小。
如上所述，正義標准之所以復雜多樣，關鍵是因為正義概念的歷史性、階級性和具體性。但是我們應該尊重一切國家權利機關制訂公布的法律，正如羅爾斯所說的，「一個法律的不正義也不是不服從它的充足理由，當社會基本結構由現狀判斷是相對正義的，只要不正義的法律不超出此種界限，我們就要承認其具體的約束性。」（6）蘇格拉底是超越時代的英雄，他是如此的大智大勇，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決不苟且偷生，即使死在法律的手中也不怨不尤。其死的重大意義是：也許法律會枉正錯直，也許上帝會說惡法非法，但是在世俗之城裡只有一個人們必須遵守的法律。這個法律也許要是千萬個「蘇格拉底」受冤枉，但只有在蘇格拉底服從法律的基礎上，雅典人民才能有法制的保障。他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法治和其所追求的價值目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徹底實行，必然要使實質正義作出一定的妥協，不應對法律抱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二、橫跨中西，對比中演繹蘇格拉底精神的內涵
當我們作進一步的深層思考時，從比較法學角度，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中西方的法制文明是否有非常重要的深層次的共同價值基礎和手段選擇的共性？是否發自文明深處的人性和理念是相通的？與孟子差不多同時代的蘇格拉底，分別是東西方文化大師，各自參與締造了東西方的文明。有趣的是，也許是歷史的巧合，讓我們有機會聆聽到他們之間的一次東西方法文化的默默對話。在幾乎相同的境況下他們對法和法的價值做了截然不同的演繹和詮釋。與前述的蘇格拉底對法律的絕對尊崇相較，中國主流文化的代表孟子的態度和理念，卻和此大相徑庭，在《孟子盡心》中，孟子的弟子桃應問師父：「舜父殺人，舜當如何？」。孟子的回答會讓寧死不逃得蘇氏大吃一驚，他說：「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履也。竊負而逃，遵海屏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盡人孝而輕法治，此即為國人對法的漠視。後來後周世宗柴守禮殺人，世宗不究，歐陽修以為孝（7）.從古代開始，中西方哲人便已經為中西方文明嵌入不同的密碼。蘇格拉底將正義放在人類社會最高的優先順序上，與西方法律至上的概念完全一致，這種傳統經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等先哲及後來者的傳承，權利和自由、民主理念在西方勃興，更孕育出了精妙的「三權分立」思想，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快速發展。對近代西方國家的繁榮和強盛，居功甚偉！而孟子似乎認為孝在法外，中華文明建立在「性本善」上發展起來的禮制模式，尊崇人治。雖然早在春秋時期，有過些許法治的思想。但法治文化始終不曾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主流，有些得法治觀念如「設法度以齊民」，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8）等也基本上是出於維護人治穩定的需要，並不作為主要治世的手段，其在內容上與西方的法制大相徑庭。從以上簡短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中華法系的最大特徵——從屬性。法從屬於人倫，這種傳統至今仍深深影響著國人。
值得慶幸的是，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裡，法治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重視，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我國1999年3月15日由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從而從總體上確立了我國的法制體制。如何在當今中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社會，是擺在中國政府和億萬中國民眾面前的歷史性課題，這關繫到國家的興衰和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問題。我個人認為，當今中國最缺乏的就是系統的法治思想，具體表現就是法律心理的匱乏。法律心理是人們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自發形成的一種對法律現象的直觀的、表面的、不系統的認識，這種感性的認識是以滿足人們某種利益的需要和對法的體驗為前提的，它僅僅是對法的感覺和願望。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法律現象表面的直觀的感性的認識和情緒。這是一個民族千百年來民族文化傳統積淀的產物。將本民族文明進步過程中所創造的法律思想加以積累，使某種觀念在人們心理中凝結。世代相傳，形成該民族一種「超穩定狀態」的法律心理。從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我們中華法系有五大傳統——人治主義傳統、德治主義傳統、泛刑主義傳統、民本主義傳統、無訟主義的傳統。他們在中華歷史中形成，並在今天的社會中仍能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精神力量。但這些傳統的綜合的結果是可悲的，它反映出我們這個民族並沒有完善的法律文化。法律與民族的思想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聯系是如此的緊密，諸如潛意識的，中國人有一種深層的「包青天情結」，相信司法正義只能訴諸於包青天式的典範人物，誤以為神奇、權宜、不畏權貴和尚方寶劍等人治色彩濃郁的手段，是達成社會正義的不二法門。「包青天」類和時下一些所謂的「弘揚時代正氣的反腐敗類」意象以戲曲和熒幕形象等放方式，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從而對傳統的不理性的人治文化產生了主動構建的作用。我們近代以來不斷的變法，承受著法律移植的高昂代價。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的法治進程仍在痛苦的蛻變中進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人應該認真學習一下蘇格拉底對法律的絕對敬仰，對法治的絕對認同，維護法律尊嚴追求因法而設定的正義。我認為如果不能從文化思想上灌注法的靈魂，中國法治的前途將是渺茫。法治的概念，在權威的《牛津法律大辭典》中為「它意指所有的權威機構、立法、司法、行政及其它機構都要服從於某些原則，這些原則一般被看作表達了法律的各種特徵。它含有對個人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念和尊嚴的尊重。」（9）這一定義准確精闢得表達出了法治的內涵，以至於其後對法治這一概念的表述，大多是異曲同工或殊途同歸，在此就不在贅述了。由以上定義可以推知法律最重要的含義 「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終極的意義上具有規限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為的最終導向，也是司法活動的唯一準繩」（10）其內在要求必然要求摒棄人治，在論及法治和人治之前，有必要來審視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及異同。從法律的產生於發展上來看，其是出於「防範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人性弱點的作用」（11）創設的，從其產生之初，就具備了普遍、具體、確定、強制的特點，作為「剛質」的東西，缺乏人類作為理性動物所必備的感情要素。此為法治的核心要素。而道德恰與之相反，基於「人性本善」 、「教化能改」的理念，是相對一段時間內社會成員對行為標准達成的某種「默契」，是相對模糊、不確定、非強制性的、似乎是「柔性」的東西，更多的包含了人的主觀感性的成分。此為人治崇尚的價值核心。蘇格拉底認為：法治優於人治。正是他對雅典法治的無比崇敬才使他甘願赴死。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承襲了他的思想，「惟有法律沒有情緒，法治是免除一切情緒影響的理性生活」。（12）人類是有缺陷的生命存在形式，而且作為一個整體這種缺陷是無法根除的。因為人之存在必然依賴於一定的物質載體和精神載體，而這些資源從根本上都是有限的，對有限資源的追逐便意味著對抗與排斥。此外，有時人的缺陷反而是由於人的善性如追求正義，愛心等導致的嫉惡，偏私等。基於此，法律作為防範人性弱點的工具，可以避免人的私慾、偏私、權利濫用和腐化。相反地，由於道德的特點，在特定時代，人治完全脫離正義的道德需要，而成為個人私慾和人的惡性所操持為禍的工具，此在人類歷史上已是屢見不鮮的事實了。
從國家的治理上分析，法治國家的政治統治模式應該是民主政體形式，而此是人治所極力反對的。民主政體形式特徵為遵循法律預設程序，服從多數人的決策，容許少數意見。同時其權力是在相互制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能達到國家權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制約。所以最有利於制定出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決策。誠然，就個案或者人類發展的某個特定歷史時期，法治並不一定為最好的結果，人治也並不必然地導致最壞的結果，有時甚至會暫時出現「人治優於法治」情況。就如蘇格拉底一樣，倘若他的時代是人治的時代，而他又幸遇明君，他的審判和死亡也許是可以避免的。但就整個人類社會的全部發展上來看，一般的、長期的、穩定的福祉卻只有法律能夠實現。韓非子在《難勢》中的論述：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世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亂而一世治也。（13）為經典！
當歷史的車輪轉過了千年，用「放之於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從實踐論的角度，人類社會活生生的事實已經無數次的證明，法治優於人治。法治的相對客觀性和確定性、強制性使復雜的社會形態中的秩序更易維護，也更容易實現相對實質正義。首先，法治國家對其社會的控制原則應該是服從法律治理，國家對社會進行管控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諸如執政黨的政策，道德規范，領袖的個人權威，行政命令等。但法律的優勢在於其理性，起為社會提供明確的，可事先預見的、普遍的、穩定的強制性規范，維護社會秩序更迅速有力，更偶穩定保障。「它以權利和義務雙重，雙向的利導機制指引和評價人們的行為，給人們以日益豐富和擴大的選擇機會和自由行動。」（9）此外，它通過規范、原則、技術等因素，使法律不僅具有對其行為和社會的靈活的調節功能，還具有效率化的組織功能，這是現代化社會大生產和信息的高速傳遞的社會自覺而有計劃地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其次，法律區分故意、過失等情況予以行為人不同程度的否定，讓其承擔損害社會秩序的不利後果，具有公示性和確定性，相對公平。人的意志對此缺乏明確的尺度，某些時候會導致實質上的不正義。而法律則著重考察人之外在行為，從宏觀動態上判斷行為價值，可操作性強。至此，應該想見在文明社會中法治的重要性，任何人均應無條件的服從的法律的管轄，正如西塞羅的名言：「我們是法律的僕人」。（14）何一個理性人都不能漠視其存在，逆歷史潮流而動，必受歷史的懲罰。
三、從蘇格拉底看今日之中國法治的出路
這些年來，我國雖大力進行法治建設，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大多均屬於制度建設，我國公民的法律心理與法治建設的要求還相差甚遠。在當今中國，法律文化心理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構成內容和表現形式，是伴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而引發的一個新的理論課題和實踐問題。我們要大力培養民眾對法律持有正確的價值觀。包括人們對法律及法律現象所形成的態度、認識、信仰、評價等。要在全社會范圍內樹立起法律絕對的權威和民眾對法律的忠誠。法律的忠誠它是指公民對所處社會法規的態度而言的，其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公民堅定的守法信念。表現在公民不但應遵守自己認為是良好法規范的信念而且具有遵守自己認為不正義法規范的信念。二是公民應當積極表達對法規范的態度，當公民依據自己的正義感，判定某些法規范不正義時，能夠積極運用適當的方式，促使這種法規范的改變，當社會出現新的矛盾和問題需要法規范調整時，公民能夠積極介入立法活動。上述兩個方面實質上是相互聯系的內容。只有具備了守法信念的公民，才能關心法規范的內容並在立法活動中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同時，只有想通過各種方式影響立法活動的公民，才是准備嚴格遵守法規范的公民。需要指出的是，公民對法律忠誠的前提是社會基本制度的正義性。否則，公民就可能既不具備守法信念，不會積極表達對法規范的態度，而是更關注於社會基本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們要准備好經歷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思想的解放，其實首先就是法律意識的覺醒：呼喚法律意識，需要權利觀念的啟蒙；一個社會，只有當其成員都有其對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明確的權利義務，穩定的財產。我們才能說，這個社會是文明、進步、開放、繁榮的社會。作為青年學生，我們應該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重，胸懷大志，立志奉獻中國法治進程。現在我們的民族需要太多踏實的「蘇格拉底」，只有全社會公眾對法律威嚴的絕對尊崇，愛法守法。中國的法治才能如鳳凰般涅磐重生。
『肆』 以怎樣姿態對待條令法規學習
要以嚴肅正確的姿態對待條令法規學習。
『伍』 法律上對待霸王條款有什麼規定嗎
讓我們一起記住這些「霸王條款」，保護好自己的合法權益——
1、「退、換商品包裝或外觀必須完好，否則收取相關費用」
(加重了消費者責任)
(排除了消費者依法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權利)
20、「旅行社由於第三方(例如：航空公司、火車、輪船等客運公司)的原因造成本次出遊行程變更或取消的，不承擔責任」
(免除了經營者因違約依法應當承擔的違約責任)
「霸王條款」為無效條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或者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
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內容的，其內容無效。
處理「霸王條款」的法律法規：最高罰款三萬
工商部門將依照國家工商總局《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的規定，對使用"霸王條款"的經營者視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警告，處以違法所得額三倍以下，但最高不超過三萬元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一萬元以下罰款。
消費者遭遇「霸王條款」，該怎麼辦?
第一，先與經營者協商解決。指出"霸王條款"的不合理之處，相互溝通，爭取雙方達成合意。
第二，若經營者拒不承認"霸王條款"，或者明確拒絕取消"霸王條款"，可以向當地消費者協會投訴，尋求消協出面調解。
第三，因"霸王條款"給消費者造成嚴重損害的，消費者可以向工商行政部門舉報投訴，依法對經營者處以行政處罰;或者依法提起訴訟，通過司法途徑，討回公道，要求經營者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
『陸』 如何面對法律法規的沖突
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一般表現為此長彼消的關系，公共利益的實現通常以減損私人利益作為成本，或者說以限制或者剝奪某種公民權利作為代價。因此，憲法通常規定只有立法機關通過立法的方式來界定公共利益才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行政機關作為法律實施主體，只能依據現行有效的法律規定來限制或者剝奪公民權利，通過實施法律的方式來實現法定的公共利益目標。例如：我國憲法經過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修改後，在第十條明確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在第十三條第三款又一次明確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這就在強調要充分保障公共利益的同時，正式確立了公共利益應當依法界定的基本原則，並進一步確認了兼顧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憲法精神。其一，具有「公共性」。較私人利益而言，公共利益首先是一種公眾利益，受益主體具有普遍性或不特定性的顯著特點；同時這種利益的實現主要依賴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選擇機制，一般難以通過市場等私人選擇機制來實現。其二，具有合理性。由於一種公共利益的實現經常是以其他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減損作為代價的，因此立法機關在界定公共利益時就應當遵循合理性原則（或者比例性原則）：要對局部公共利益與整體公共利益、短期公共利益與長期公共利益加以權衡；對可能減損的私人利益與可能增長的公共利益加以權衡；對實現公共利益的不同方式加以權衡。通過這些權衡，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小失大。其三，具有正當性。公共利益的界定事關廣泛的公眾利益，立法機關，尤其是地方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應當廣泛聽取、充分尊重公眾意見，保證公共利益界定基於廣泛的民意之上。其四，體現公平性。公共利益是一種公眾利益，如果以減損少數人的私人利益卻又不給予必要補償的方式來增進公共利益，就會有違正義和公平。這種補償應當是一種得失相當的公平補償和合理補償，而不能只是象徵性的「適當補償」或者彈性很大的「相應補償」
『柒』 法律不得對人民有任何差別對待的規定,否則即屬違憲
憲法是復這么規定的~制~但是現實中有很多違憲現象甚至是違憲制度和政策~~比如民族政策，教育不公平，暫住證~~~等等這些嚴格意義上說都是違憲~~不過我國現在還沒有違憲審查機構，所以只能等以後慢慢完善了~~~
『捌』 如何讓理解法律規定的區別對待
雖說法律上人人平等。但這個平等只限於享受法律賦予的權利和實施法律規定的義務上內的平等容。並不代表每個人接受法律時的平等。這個區別對待只是在接受法律制裁時不論對方身份，地位，性別的差異。而區別對待就是法理與情理或者法理與合理之間的區別、
比如年輕人犯罪和未成年犯罪
比如強奸罪的主體類別區別。
比如75歲以上殺人除非常殘忍的手段意外不判處死刑。
區別對待時為了更好實施法律的效力！保證人人平等。
『玖』 一個案例分析 如何對待規章制度 孫加明認為：在企業中，討論制訂了很...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企業的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是決定企業成功與否的一項重要前提。首先，規章制度的制定要有公司方以及員工兩方面共同進行協商進行制定的（這方面有相應的法規），它實際上也構成了員工與公司方合同的一部分，違反章程當然要進行相應處理，但是規章制度既然由人制定，當然也會有特殊情況的遺漏，那麼公司也必須要有相應的糾正措施或者就是設定在特別情況下的判定權利人，但最終要體現到規章中去，特例發生時出現分歧的原因是制度上存在缺陷，所以特例產生後調解完成後，必須要完善相應的規章制度。所以孫加明的觀點在問題發生時是正確的，但必須要進行情況的分析及後續改善，周雲龍的觀點是側重於實際情況的調解，但多次發生本身就是一個不正常現象，應該是特例發生協調後沒有體現到管理制度中去，而導致了給員工的誤解，阻礙了規章制度的順利實施。
所以，個人意見：
公司應該設定相關判定責任者，並設定級別，而最終判定者由總經理判定。因為案例中沒有提到兩位是什麼職務，不好做闡述。（基本上，涉及財會就由財會部長，員工守則就由人事部長判定）
現在有的人認為所謂管理就是一個PDCA的過程，那麼案例中明顯D不夠，A不足。循環已斷！
『拾』 公民應如何正確對待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義務
1．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統一的。
權力與義務的統一性，首先表現為權利與義務是不可分離的。所謂權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權益，它表現為享有權利的公民有權做出一定的行為和要求他人做出相應的行為；所謂義務，是指公民依法應當履行的某種責任，它表現為負有義務的公民必須做出一定的行為或禁止做出一定的行為。從法律關繫上講，權利與義務是同時產生相對應而存在的一對范疇。沒有權利就沒有義務，沒有義務也就沒有權利。公民在法律上既是權利的主體，又是義務的主體。權利的實現要求義務的履行，義務的履行要求權利的實現。我國憲法規定：「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其次，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性還表現為權利與義務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一方面，國家保障公民充分享有和行使權利，使公民真正認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更加自覺地履行公民的義務；另一方面，公民自覺履行義務，又能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為公民享有和行合權得創造更多條件。
2．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根據權利與義務統—的原則，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第一，公民要認真行使公民權利。第二，公民要自覺履行公民義務。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是每個公民對國家、社會和其他公民應盡的責任。只有履行一定的義務，才能獲得相應的權利。只想享有權利，不願履行義務，或者想少盡義務而多享受權利，都是錯誤的。
總之，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只享有權利而不履行義務的公民，也不存在只履行義務而不享有權利的公民，只有把認真行使公民權利和自覺履行公民義務結合起來，才是正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