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法規

『壹』 請問從廣義和狹義上講制度和道德的關系是什麼呢

制度是一種行為規范，它是任何一個社會及組織團體正常運轉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它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維護某種秩序而為人制定的程序化、標准化的行為模式和運行方式。
制度最一般的含義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准則。許多情況下，制度也是某一領域的制度體系，如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個個體都有其自身的行動規律,和立法者試圖施加的規則不是一回事.如果它們能夠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類社會的博弈就會如行雲流水,結局圓滿.但如果兩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結果將苦不堪言,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陷入高度的混亂之中.
——亞當 斯密《國富論》,1776年
傳統上,經濟學家一直致力於分析市場機制的運行及其影響.毋庸置疑,市場可以被認為是人類所創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來大約十年的時間里,為了理解不同國家迥然不同的經濟績效,認識到"制度是重要的"這一點已變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銀行 2001).這里所引的制度一詞,不單單是指市場.的確,在20世紀最後十年所發生的一系列與制度相關的事件和現象已經並將繼續對相關國家的經濟績效產生深遠的影響.舉例來說,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以及隨後的經濟轉軌,矽谷現象及電子商務的出現,歐元統一和市場一體化,日本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非洲持續的種族隔離和長期的經濟停滯,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與不斷出現的貨幣危機,對由成員國組成的國際組織作用的重新審視,以及全球非政府組織影響的加深,等等.這些例子當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純粹的市場現象.但如果我們試圖更深入地理解這些事件和現象的深層原因及後果,我們不得不將它們的制度方面納入考察的范圍.
什麼是制度 我們能不能把制度等同於法律條文,非正式規范,組織,合同,人們的意識或所有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組合 給諸如"制度"之類的任何概念下一個合適的定義將取決於分析的目的.作為一個具體例子,我們不妨考慮下面的問題:既然制度對經濟績效如此重要,那為什麼其他國家不能學習和採用經濟績效較好的國家當中最佳的制度呢 這是諾斯在一本開創性的論制度的書中提出的主要問題(North1990).為了分析這一問題,諾斯把制度定義為"博弈規則".他把博弈規則分為兩類:正式規則(憲法,產權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規則(規范和習俗).即使能從國外借鑒良好的正式規則,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規則因為惰性而一時難以變化,新借鑒來的正式規則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勢必產生沖突.其結果,借鑒來的制度可能既無法實施又難以奏效.
制度並不是只限於經濟,制度就是在人類社會當中人們行為的准則。人們依靠制度來衡量自己的行為。制度包括：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法律，法規等。
因為這個原因,經濟學家對可實施性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博弈規則何時是可實施的呢 是不是當實施者(enforcer)降臨之時 可是,實施者又怎樣才能被激勵去實施他理應實施的博弈規則呢 簡而言之,實施者怎樣才能被驅使去恪盡職守 為了避免這種無窮盡的循環推理,一種辦法是力圖說明,博弈規則是內在產生的,它們通過包括實施者在內的博弈參與人之間的策略互動最後成為自我實施的(self-enforcing).從這種觀點出發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將制度概括為一種博弈均衡.近年來我們陸續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觀為基礎的重要文獻問世,雖然其中大部分文獻是從歷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靈感(我們在下一節會討論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們能不能將同樣的思路運用到作為多樣制度復合體的當代經濟呢 這種復合體僅僅是各種相對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還是內在一致的整體,如某種均衡結果那樣顯然,把制度及其復合體視為均衡現象並不意味著制度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會發生變化.中歐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經濟的崩潰和隨後計劃經濟的轉型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問題是,我們如何在理論上解釋制度的起源或變遷.在理論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說模型解高度依賴於對模型本身的設定.給定博弈的結構,可不可以將制度的突現(emergence)或變遷解釋為:從許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選擇其中一種的過程,或者從一種均衡到另一種均衡的轉型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均衡選擇或轉型過程是否由技術或市場誘導並因為技術性規模經濟而最終被鎖定 (lock-in) 還是說,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編程的結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業家設計或被創新性經濟企業家引發產生不可預料的政治事件會不會對制度選擇發生隨機性影響 尤其是,新制度誕生通常具備的新奇性究竟從何而來
因此,在本節一開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設想可以更明確地概括為下述兩個方面:首先,將當代不同國家整體性制度安排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理解為某種多重均衡現象(共時性問題);其次,在與均衡制度觀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變遷的機制,同時又允許新奇性出現的可能性(歷時性問題).請讓我再進一步闡示其中的具體含義.
理解制度的多樣性和當代經濟的復雜性需要研究在經濟,政治,組織和社會諸域制度之間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聯結這些域的制度的性質.在這項研究中,不僅要在正統經濟學的框架下思考問題,而且還要借鑒鄰近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和認知科學對制度問題的重要貢獻,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於傳統制度經濟學的地方在於,我們試圖在一個統一的博弈論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樣性的源泉和影響,而不只是簡單停留在積累豐富的制度類型,然後對它們進行任意和隨機的分類.發展統一的理論分析框架,同時結合其他學科的重要貢獻,這對深刻理解經濟制度的運行大有裨益.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博弈論分析作為系統研究制度的理論工具本身尚不完備.從該框架出發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會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優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說,即使面對相同的技術知識和被相同的市場所聯結,制度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因此,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國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單單囿於博弈論框架本身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依賴比較和歷史的知識(Greif 1999).
也就是說,制度分析在本質上是比較性的,因而被稱為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簡稱CIA)1.
在本書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歷時性過程時,我們將偏離傳統的博弈論(包括古典博弈論和進化博弈論),對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們將放棄如下假定,即認為博弈參與人(及其分析者)對博弈過程的客觀結構具有完備的知識.相反,我們假定,博弈參與人對於博弈結構只擁有個人的不完備觀點——我們稱之為主觀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當參與人基於主觀博弈模型選擇的行動決策在各個時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時,那麼,他們的主觀博弈模型將可以被他們行動共同決定的可觀察的事實證實,並作為未來行動決策的指南而不斷再生產出來.所以,我們把制度定義為參與人主觀博弈模型中顯明和共同的因素——即關於博弈實際進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當這些主觀博弈模型所導致的行動決策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一種普遍的認知危機便會隨之出現,並引發人們尋找新的主觀模型,直到新均衡實現為止.理解制度變遷過程就等價於理解參與人協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能夠分析技術和環境變化,政治因素,法律條文,創新試驗和文化遺產等等方面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當然這一切必須在我們分析了共時性問題之後才真正有可能進行.

『貳』 我曾經看過法學中的一個原則，就是法律沒有規定禁止的，就是合法的。叫什麼原則來

法不禁止即自由，法無授權不可為，也稱」法不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即禁止「，他出自西方十七、十八世紀的法諺，是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與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這兩部著作中相關思想表述的提煉和延申。

法不禁止即自由是針對私權利主體而言，指法律沒有明確禁止公民去做的事就應該視為允許，政府就不應干預。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每個人，只要他不違背正義的法律，就應允許他去按照他的方式去追求他的利益。「

畢竟公民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都是與生俱來不言而喻的合法權利，除非受到代表公意的法律的明確禁止，否則公民的行為就不應當受到任何限制與干預。

法無授權不可為是針對公權利主體而言的，指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必須經過法律授權，凡是未經法律明確授權，公權力機關就不得行使該種行為，越權無效。

實際上法無授權不可為是西方古典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即公民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政府只能通過公開的，經過公民授權制定的，代表公民意志與利益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進行統治；凡是作為主權者的公民沒有授予的權力，為公民自身所保留，政府不得享有和行使。

(2)國富論法規擴展閱讀：

1. 公權力不適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理由

第一，從公權力的天性看，公權力有任意擴張和侵略私權的天性。孟德斯鳩說，「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提出了三權分立理論，其目的就在於以權力制約權力，通過抑制權力之惡以弘揚權力之善。社會主義國家更加強調權力的監督制約與反腐倡廉。

所以，權力的范圍與限度是明顯小於權利的，此所謂「制約權力以保障權利」。所以，不能將用於保障權利的法不禁止即自由錯誤地用於對權力的界定上。否則，勢必使權力過分張揚與膨脹。

第二，從公權力的來源看，公權力源於私權利。從啟蒙時代確立的民主理論認為，國家權力來源於公民權利，因此，權利在位階上高於權力，在界域上廣於權力。權力服務於權利，只能為了權利而約束權力，而不能為了權力而約束權利。

從權利與權力的關系來看，「法無禁止即可為」是一個寬泛的、擴充性的、外向性的規定，更適用於私權利的自由性；「法無授權即禁止」是一個狹窄的、限制性的、內斂性的規定，更適合公權力的剋制性。

2. 公權力適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後果

第一，公權力適用於「法無禁止即可為」，理論上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後果：一是會會導致公權力的無限擴張，從而成為警察國家；二是會產生泛刑化、重刑化，用嚴刑峻法治理社會，會走向反法治反人權的專制社會，帶來對權力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

第二，公權力適用於「法無禁止即可為」，在實際生活中會產生兩方面的消極後果：一是濫作為。由此帶來的隨意執法損害了法律權威，破壞了公民的法律信仰，而這種法律信仰比嚴苛的法律制度更為珍貴。二是不作為。

「法無禁止即可為」意味著自由選擇，即對法律未禁止的事項，可以選擇做也可以選擇不做。對個人而言，這種自由意味著權利，為或不為出於個人意願而免於外部干預。

但是對國家而言，權力的行使具有強制性，公權力不是自由而是職責，因而不能隨意放棄。權力的存在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權利，權力的不作為將會喪失其存在的目的和意義。

『叄』 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是猶太人嗎

不是，經濟學方面，與亞當斯密齊名的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是猶太人，但是亞當斯密不是。

『肆』 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是什麼商業革命為工業革命提供什麼

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是: (1)君主立憲制的確立 (2)資本原始積累的完成 (3)對外貿易 (4)生產技術已經成熟 (5)自然科學的進步 (6)指導變革的新經濟學理論 (7)新興產業的出現
商業革命為工業革命提供：加速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促進了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市場支持 和資金
(1)君主立憲制的確立
威廉在1689年同意接受議會提出的《權利法案》的條件後被議會宣布為英國國王，稱為威廉三世。《權利法案》的主要內容如下:1.國王不得侵犯議會的征稅權;2.國王無權廢止議會通過的法律;3.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組織常備軍;4.人民有請願權;5.國王不得干涉議會的言論自由，不得因政治行為拘禁議員;6.必須定期召開議會。1701年，議會又通過《王位繼承法》。這一法案的實質是《權利法案》的補充。規定國王的法令必須由有關大臣的簽署才能生效，所有大臣必須執行議會的決議，不同意議會的決議，大臣就須辭職。根據這個法案，大臣便對議會負責而不對國王負責，英國國王變成了"統而不治"的虛君，政權完全落入以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新貴族為主的議會之手，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最終確立。
君主立憲制的建立，內閣制的形成和近代議會制度的確立，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它適應了英國國內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從而成為在英國發展資本主義和進行工業革命的根本保證。
(2)資本原始積累的完成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需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有大量的只有人身自由而無生產資料的僱傭勞動者;二是將大量的生產資料和貨幣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並轉化為資本。創造這兩個條件的過程，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資本原始積累與後來的資本積累不同，前者是發生在資本主義大生產建立之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前提和出發點。後者是發生在資本主義大生產過程中。所以把前者叫做資本的原始積累，後者稱為資本積累。英國的資本原始積累主要是通過圈地運動、殖民掠奪。
(3)對外貿易
自16世紀下半葉起，英國政府就奉行重商主義政策。為了發展貿易，英國政府大力扶植造船業，支持在海外成立特權貿易公司。其中影響最大的有1600年英國在印度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和1670年在北美成立的哈德遜公司。英國在印度採取的是強迫式貿易。如強迫印度農民種鴉片，輸出到各國取得高額利潤，中國也是受害國。英國低價收購印度大米，再賣給其他國家，獲取暴利。
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近一百年問，英國政府通過圈地運動、海外殖民掠奪、強盜式貿易、販賣奴隸和對國內人民的剝削，完成了擴大資本主義生產的兩個先決條件--大批的自由勞動力與大量資本。

(4)生產技術已經成
15世紀時，英國農村的半農半工的手工業就非常普遍，主要是毛紡織業。在16世紀時，分散的手工工場佔主導地位。英國手工工場的擴大和技術的進步，與來自歐洲其他國家的大量工匠移民有密切關系。在中世紀末期，法國、尼德蘭等國的手工業技術水平超過英國，擁有大量的技術熟練工匠。
因為不斷發生的宗教戰爭，使大批新教徒遭到迫害，所以很多信奉新教的熟練工匠逃亡到英國避難。這些技術熟練的工匠涌人英國之後.對於改良和革新英國的手工業技術，起了很大的作用。隨著英國圈地運動的深入，喪失土地的農民日益增多，為英國大商人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各種技能的廉價勞動力，於是集中的手工工場逐漸地發展起來。至於分散的手工工場就更為普遍了。所有這些，意味著英國資本主義結構已經在封建社會內部成熟。
英國手工工場在18世紀普遍地擴大起來。手工工場發展的結果，使技術分工更加精細，操作分成各種細節，從而使專門工作日益精巧、熟練。這樣就出現了適宜於各種專門工作的細小而簡單的生產工具，同時也出現了高度熟練的技術工人與非熟練工人的區別。手工工場分工的發展，把工具改良成為許多隻適合專門動作的工具，因而提供了把這些工具聯結在一起成為機器的可能性。此外.手工工場講練了大批有技術、有經驗的工人，他們積累的生產經驗也直接推動了各種機器的發明。所有這些，為發明機器創造了物質前提。其次，當時英國手工工場的生產尚不能適應廣大國內外市場的需求，技術改革成為迫切需要，這就提出了發明機器的歷史任務。
(5)自然科學的進步
機器的發明必須以自然科學的進步為基礎。16世紀末17世紀初，英國資產階級已經成熟，在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下，人們的思想獲得解放，在自然科學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果。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弗蘭西斯-培根(1561年-1626年)。他既是哲學家，也是自然科學家。培根認為哲學的任務，就是要深入到自然界去，研究和反映自然界，從中獲得知識，以推動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培根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培根提倡認識自然要通過科學實驗。他認為，實驗是觀察、認識和形成知識，得到新發現的最有效方法。培根的思想對英國自然科學家產生積極影響，活躍了17世紀英國自然科學領域，解放了生產力。
在這些科學成果中，萬有引力定律和力學三大定律，對自然科學的發展，對工業革命的興起都產生了巨大和直接的影響。這個時期取得的自然科學成果為工業革命的發生奠定了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
(6)指導變革的新經濟學理論
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國內外市場迅速擴大。隨著社會財富的增長，就不再單純表現為貨幣的積累，而且也表現為生產的增長，表現為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社會物質財富的不斷擴大。因此，工業資產階級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和限制生產。隨著資產階級利益的重心從流通領域向生產領域的轉移，重商主義學說趨於崩潰，新的經濟學說產生了。這種新的經濟學說就是產階級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它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思想上的反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亞當·斯密(1723年-1790年)的經濟學。亞當·斯密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作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文譯本名為《國富論》)。這本書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第一部系統而完整的著作，是工業資產階級利益在思想上的體現。它對工業革命的蓬勃展開起到極大的鼓動作用。《國富論》的出版，為工業資產階級的統治提供了理論根據。它對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工業革命時代到來的號角。
(7)新興產業的出現
英國的冶金業、采礦業和採煤業，在16世紀到17世紀剛剛起步。就礦石開採的數量和加工的技術而言，在17世紀前半葉，英國還不如捷克和瑞典，某些工業部門的生產水平也不如法國。不過，英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成長有其本身的特點，就是資本主義關系深入農村，使英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遭到劇烈的破壞，為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18世紀，雖然毛織業在英國是最發達的工業，但這種工業是從封建社會後期發展起來的，受政府嚴格控制，政府這樣做的目的本來是為了保證質量，維護民族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信譽，但是在達到這個目的的同時，也嚴重阻礙了毛紡織業技術的更新。使這個行業的生產過程僵化、定型，成為一個保守的、毫無生氣的、傳統的生產部門。而英國棉紡織業則不同，它是一個新興的工業部門。英國棉紡織業是1588年由尼德蘭技工引進的，到17世紀才在蘭開夏建立生產中心。在此之前，它的生產基地散布予農村，不受行會和政府法規的約束，也不存在生產上的清規戒律，沒有傳統的阻礙。因此，棉織業具有良好的技術改新環境。18世紀以前，英國棉織業的原料主要靠進口，生產技術相當落後，在國際市場上產品質量不及印度，同類產品的價格比印度的貴50%-60%，英國棉織業的處境十分艱難。英國棉織業為了求得生存，為了抵制印度棉布，就只有努力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市場的競爭力。因而，進行技術革新勢在必行。其次，棉織品適宜於普通大眾日常穿著，且價格較毛織品低廉，屬於低檔商品，國內外市場的前景十分廣闊。可見，棉織業更適合於發明新機器，推廣新技術，創造新產品。所以，到18世紀6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首先從新興的棉紡織業的技術革命開始了。
工業革命的過程是發明促進發明，各工業部門發生連鎖反應。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從工作機到發動機，互相促進、互相推動，最後形成一個機器生產的完整體系。英國工業革命，從18世紀中葉起到19世紀中葉止，大致用了一百年的時間。
商業革命： 新航路開辟後西歐商業經濟領域產生的一次重大變革。 表現為世界市場開始形成，流通商品種類的增多，商路貿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轉移到大西洋沿岸。加速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促進了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文檔同時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世界有力地聯結為一個整體。

『伍』 亞當斯密理論的二重性哪位大俠概括一下

hehe,看你這題問的有趣，特意去瀏覽了一下亞當斯密的理論WIKI。沒有發現他提出的理論是矛盾的，你所謂的二重性如果是你的老師說的，那我想指的並非是他理論的矛盾，而是他理論中包含的對立統一辨證思維。以這個思路來看你的簡答題，應該是這么答：

亞當斯密理論主要分為分工理論，貨幣理論，價值論，分配理論，資本積累理論和賦稅理論。這些理論中體現了一種二重性。以價值理論為例，亞當斯密提出，價值涵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前者表示特定財貨之效用，後者表示擁有此一財貨取另一財貨的購買力。進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價值之財貨，往往不具交換價值。點出價值與使用價值作為商品的共有屬性，一者的地位若變化則另一者也相應變化，但到一定區間之後則可能失去原先的變化規律。這其中其實涵蓋了邊際效應的含義。而就分配理論來看，這其中的因素是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三者之間仍然是有一定規律的互動變化，即資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資上漲，卻使利潤為之下降。直到該投資不再具有利潤則投資者減少，利潤率再次上升。以及地租高低決定於市場遠近和土地肥沃程度，當地租高到一定程度則使用者減少，地租反而下降的變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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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學經濟的，隨手寫的，如果是應付考試最好把措辭都改成你的專業詞彙，哈哈。

『陸』 歷史上那個哲學學說提到了關於法和情的協調問題，或類似、相關問題

中國古代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述評-免費論文
中國古代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述評 李愛斌 關於中國古代法的基本理論，古代學者和政治家有著不少的論述。綜合這些論述，或許能更接近地勾勒出我國古代法的真實，辨析出我國法治早期時代的一些歷史和特點。 一、法的產生—「民眾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先秦的學者認為，在國家和法律沒有產生之前，遠古的中國社會「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商秧說，「民眾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百姓多了，不免產生姦邪，於是，作為度量姦邪、禁絕姦邪的法製得以產生。墨子分析說，天下之所以亂，其原因在於沒有「政長」。於是選出天子，置立三公，劃分「萬國」，分立國君，置立政長。實際上是以地域劃分國家，建立國家機構，實施國家統治。 滿清入關前，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入關後，「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世祖）頗煩擬議」。世祖福臨命人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出，1、中國古代法律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民眾而姦邪生」、「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正是治理天下混亂的需要促成了法律的產生；2、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動力來自於統治者，並且是統治者（聖人）建立不世功勛，基本安定天下之後。這些聖人憑借自己極大的權威和功業，為了鞏固和穩定統治，開始重視法制的作用，進而發政令、製法律，推行法制。 二、法的地位、作用—「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 中國古代法律只是「主」、「上」統治天下、管理百姓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它是用來管別人的，服務於君主統治，服從於君主意志的。在齊國變法的管仲說，「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法設之於官府，甚至不讓百姓知道。鄭國子產鑄鼎公布法律，引起包括孔子在內的不少人的反對。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也認識到，法有其缺點，不是萬能的。司馬遷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法同樣是一把雙刃劍，並不是單單憑法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在秦嬴政之前，商鞅、吳起變法，一方面使國家強盛，另一方面自己落了個悲慘的下場（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的學說甚至還沒有被秦嬴政實施，就被讒言害死）。秦嬴政採用韓非的法律思想治國，征服了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但是，因為過於依賴法制，苛刑峻法，很快就滅亡了。鑒於秦的教訓，漢初用黃老學說無為而治以休養生息。自漢武帝之後，德主刑輔成為歷代統治思想，法律站在了輔助性的地位上經久不變。 一切法都是經濟利益的反映。法律，就是利益的保護和分配，使矛盾和斗爭的統治者制定法律，體現了他們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法律中，他們享有種種特權，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可以贖金抵罪等等。而一旦實施中，觸及了他們的利益和意志，他們就利用手中的權勢和影響，加以制止和阻礙。於是出現「法之不行，自上亂之」的情形，結果施行法制者往往身敗名裂。 三、禮法關系—「相輔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禮」，原是人們供奉鬼神的一種習俗。禮逐漸由祭祀儀式發展成調整人們社會關系的行為准則。隨著社會的發展，禮逐步完善詳備，成為兼容並包的龐大的體系。《漢書*禮樂志》敘述得較為詳細：「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 從治國的角度看，禮與法有著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們相輔相成，共同維護著統治者的利益和統治秩序。張岱年、魏長海說，荀子「既不同意只講禮治、德治，不講法治；也不同意只講法治，不講禮治、德治。荀況注重禮法的主張，兼采儒法兩家政治理論之長，糾正儒法兩家之短，這是從總結戰國時期的歷史經驗中獲得的。到清末宣統元年，江蘇提學使勞乃宣上書言，「且夫國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國之民有不遵禮教者，以刑齊之。所謂禮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輔而行，不可缺一者也」。 關於禮法關系，當代學者楊鶴皋有一段總結性的敘述：在戰國之前，法在內容上與「禮」相通，指對人們進行引導和禁止的條文規定；在使用上與「刑」同義，指表現為傷害體膚的懲罰規定和措施。戰國之後，隨著成文法的制定公布和變法的開展，禮與法日益對立，法與刑逐漸區分。在內容上，法將傳統道德、習慣以及個人的言論等排除在外，專指由君主和官府頒布的命令，從而有別於禮。需要補充的是，法與刑雖然形式上分開了，但他們仍然有著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仍然共同為統治秩序的維護而服務。 四、德法關系—「國之有刑，所以弼教」 秦朝滅亡的教訓，使得後代治國者不得不進行反思。漢初董仲舒認為,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他重視儒教的傳統，開始強調德在治國方略中的主導地位,並逐漸被統治者所採納。劉向說得更為明白，「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到了唐代，「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逐漸成為治國的共識。唐太宗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的主張，就是推行德治，施刑罰。比較正確地處理了德與法的關系。唐太宗認為，這兩者的完美結合，可以移風易俗，由亂至治。他諄諄告誡大臣們應「以仁為宗，以刑為助」。為避免重蹈亡秦和亡隋嚴刑峻法的覆轍，他認為必須廢除嚴刑苛法。因而，太宗時修訂的法律比隋朝時「削煩去蠹，變重為輕」。太宗雖然提倡德法兼用，但他也看到了在維護封建統治過程中刑罰的必不可少。（參見王德明:《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到元代官修《宋史》時，這種思想仍是正統。《宋史*刑法》解釋《書》中「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這句話說，「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 從理論上、認識上說，德主刑輔是正確的、甚至是切中時弊的。但在實踐中，德，更多強調的是官吏自身的約束力，由官吏本身的道德修養、能力水平而確定，沒有一種廣泛的、全方位、強有力的監督制約，因而不可避免地產生暗箱操作和腐敗政治。事實上，即使歷史上法律森嚴、具體而完備的時代，官員的自由裁量權也是非常大的，甚至靠官員自己的聰明才智、關系網顛倒黑白、一手遮天。 總之，中國古代社會中，先有強人政治，建立國家，然後產生法律。法律作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為德治的輔助手段而存在。這種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古代歷史發展中占著主導地位。它的經濟基礎是封閉的、不發達的，沒有自由競爭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動，歸根到底要視統治者的重視程度、認識甚至興趣而發展。它沒有民主的政治傳統，是強權政治的組成成分。法、法的學說直接產生於並掌握在統治者一個階層——「士」手中。他們熱衷於為統治所用，創立學說，實行法治，一切都取之於、服務於統治百姓的需要。因而，不可能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們共同的出發點和本質特徵就是治民、愚民。法治是公平文明正義的體現。講法治的時期，社會就安定、政治就清明、秩序就穩定，但實踐中往往不能長久。因為它是統治的附庸、皇帝的侍臣、政治的工具。它的推行依然靠「勢」、「術」，沒有勢無法施行法治，而且法治其實就是一種術 ，遇到權勢往往就駐足不前、甚至「禮崩樂壞」。

『柒』 凱恩斯主義中的「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分別指什麼 他們又各代表一種什麼政策

看不見的手出自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部著作，指的是市場機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看得見的手出自英國另一位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指的是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

看得見的手一般是指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或管理，也稱「有形之手」，是「看不見的手」的對稱提法。

其手段和作用是通過制訂計劃（經濟手段），指明經濟發展的目標、任務、重點；通過制定法規（法律手段），規范經濟活動參加者的行為；通過採取命令、指示、規定等行政措施（行政手段），直接、迅速地調整和管理經濟活動。其最終目的是為了補救看不見的手在調節微觀經濟運行中的失效。如果政府的作用發揮不當，不遵循市場的規律，也會產生消極的後果。

(7)國富論法規擴展閱讀

亞當·斯密是經濟學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堅持認為哲學家們真正應該擔心的是經濟：錢是怎麼掙的，怎麼花的。

一般認為，他的經濟學就像物理學中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一樣重要，是亞當.斯密獻給人類的偉大觀念。

亞當·斯密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他指出，在市場的自發作用下，每個人為追求自己的目標而努力的時候，他就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著去實現公共利益。

亞當·斯密在主張由「看不見的手」充當社會經濟主要調節器的同時，認為政府的經濟職能是有限的，無非是充當一個經濟上的「守夜人」的角色。

但隨著資本主義向其高級階段的發展，種種難題也隨之出現，而且是市場本身無法克服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

『捌』 有關法學中的名人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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