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新法規

① 我國解放前的衛生法律法規有哪些

1、憲法:憲法第4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並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行必要的勞動就業訓練」。第43條，48條均有規定。

2、刑法：刑法第115條規定「違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蝕性物品的管理規定在生產、儲存、運輸，使用中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113條（交通）114、187條均有職業安全衛生有關的內容」。

3、勞動保護基本法：由於目前，我國暫時沒有建立《職業安全衛生法》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起到了勞動安全衛生領域的基本法作用，也是我國制定各項勞動安全衛生專項法律的依據。

4、勞動保護專項法：是針對特定的安全生產領域和特定保護對象而制訂的單項法律，目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

5、勞動保護行政法規：《化學危險物品安全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塵肺病防治條例》等由國務院發布

6、各部門發布的有關勞動安全衛生規章：如勞動部《爆炸危險場所安全規定》、《違反的行政處罰辦法》、《建設工程項目職業安全衛生監察規定》、《勞動防護用品規定》。

7、勞動保護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各地方不同。

8、安全及衛生標准：包括產品標准、基礎標准、方法標准、作業場所分級標准。

9、其他要求：指產業實施規范與政府機構的協定，非法規性指南。

(1)解放新法規擴展閱讀：

法律制度內容：

1.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的方針和制度。

2.女職工的特殊勞動保護。

禁止安排女職工從事礦山井下作業、國家規定的第四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和其他禁忌從事的勞動；

不得安排女職工在經期從事高處、高溫、低溫、冷水作業和國家規定的第三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

不得安排女職工在懷孕期間從事國家規定的第三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和孕期禁忌從事的勞動；

對懷孕7個月以上的女職工，不得安排其延長工作時間和夜班勞動；女職工生育享受不少於90天的產假；

不得安排女職工在哺乳未滿1周歲的嬰兒期間從事國家規定的第三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和哺乳期禁忌從事的其他勞動，不得安排其延長工作時間和夜班勞動。

3.未成年工的特殊勞動保護。

未成年工是指年滿16周歲未滿18周歲的勞動者。對未成年工特殊勞動保護的措施主要有：

（1）上崗前培訓。未成年工上崗，用人單位應對其進行有關的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培訓。

（2）禁止安排未成年工從事有害健康的工作。用人單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從事礦山井下、有毒有害、國家規定的第四級體力勞動強度和其他禁忌從事的勞動。

（3）提供適合未成年工身體發育的生產工具等。

（4）對未成年工定期進行健康檢查。

② 一汽解放新大威的三包政策是什麼

和你說吧，拉缸是高溫，高溫是缺水，廠家是不給報的，但是經理一句話就能給你報掉，所以平時保養修車都在一家服務站，

③ 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哪幾部新法律即將頒布實施

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新頒布實施法律法規有：

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是為了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促進外商投資，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規范外商投資管理，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根據憲法，制定的法律。

外商投資法共分6章，包括總則、投資促進、投資保護、投資管理、法律責任、附則，共42條。2019年3月1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是為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制定。《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經2019年10月8日國務院第66次常務會議通過，由國務院於2019年10月22日發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019年11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以實施《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為契機，加快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更大力度為各類市場主體投資興業破堵點、解難題。

3、土地管理法是指對國家運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對土地財產制度和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所進行管理活動予以規范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於1986年6月25日經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1987年1月1日實施。此後，該法又經過了四次修改。

2019年8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的決定。本決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解放新法規擴展閱讀：

我國立法體制的特點

1、我國立法機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2、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與其常設機構分享立法權，既保證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又能保證經常性的立法活動順利進行。

3、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法律的解釋權和執行法律的監督權使法律的解釋和適用與立法的本意保持一致。

4、國家立法、行政立法、地方立法、民族自治立法和特別行政區自主立法有機結合，構成了完備的立法體系。

網路-立法程序

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

網路-優化營商環境條例

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④ 新中國的法律可以制裁解放前的罪嗎

新中國的法律是不可以制裁解放前的罪的，因為幾雙鞋的罪當時是沒有立法的，所以不能制裁。

⑤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基本法律是什麼

新中國成抄立後制定的第一部基襲本法律是1950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對有關婚姻關系的建立、夫妻間的權利和義務、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離婚、離婚後子女的撫養和教、離婚後的財產和生活等內容，作了具體的規定。

⑥ 最新實施的法律法規有哪些

新《食品安全法》對保健食品、網路食品交易、食品添加劑等當前食品監管中存在的難點問題都有涉及，讓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商家承擔連帶責任;國家工商總局發文規定，電商大促10月1日起不得限定退貨條件;民政部將再次提高各類優撫對象的撫恤優待和補助標准，在這次提標中將重點向參加過抗戰的老戰士傾斜，通過多種手段來確實保障他們的生活;《山西省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明確，用人單位應當為在職女職工每人每月發放不低於三十元的衛生費……自今年10月1日起，從中央到地方，一批法律法規開始實施。
中央：
《食品安全法》10月1日起實施
食品不合格賠償保底千元
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食品安全法》將於今年10月1日正式實施，其中諸多熱點問題被消費者寄予厚望，消費者最關心什麼?食品安全維權還有哪些難點?昨天，北京消協依託消費者網發布最新調查報告，數據顯示，消費者最關心的問題是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問題。對於維權難，消費者認為當前食品消費維權主要難在取證、檢測和責任不好認定上。
「您最關心新《食品安全法》哪些內容?」29.49%消費者選擇「食品安全全程追溯」，排在第一位，之後依次為加大處罰力度、千元保底賠償和確立首負責任制。
數據說明，消費者最關心的，是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全程追溯管理體系，嚴格規范食品經營主體行為，提升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其次是關心加大處罰力度，形成有效震懾;設置千元保底賠償，激發消費者依法維權熱情;確立首負責任制，為消費者依法維權提供方便。
與消費者不同的是，經營者對食品安全全程追溯、明確網路食品交易主體責任、確立首負責任制等有關制度建設表現得更加關心，而對聲明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葯物、加大處罰力度及設置「千元保底賠償」等有關懲罰和監督的條款，卻明顯缺乏關注與重視。
10月1日起提高抗戰老戰士優撫補助標准
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布會上介紹，民政部將在10月1號再次提高各類優撫對象的撫恤優待和補助標准，在這次提標中將重點向參加過抗戰的老戰士傾斜，通過多種手段來確實保障他們的生活。
近日，民政部剛下發通知，向抗戰老兵發放5000塊錢的生活補助和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其中也包括國民黨的抗戰老兵。
竇玉沛介紹，民政部所掌握國民黨的抗日老兵數量是6000多人。民政部所服務保障的抗戰老兵一般都是在鄉的。這些人可能生活相對比較困難，民政部發放補助的條件是參加過抗戰，後來在解放戰爭中起義投誠，或者參加完抗戰回鄉務農。目前，民政部服務保障的抗戰老兵和老同志是5萬多人，給每個人發放5000塊錢。
竇玉沛同時介紹，民政部平時對參加過抗戰的在鄉的老戰士都有生活補助，目前中央補助的標準是每年7000多元，有些地方根據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還要高一些。
《網路商品和服務集中促銷活動管理暫行規定》10月1日起實施
工商總局：電商大促10月1日起不得限定退貨條件
年末「雙11」、「雙12」等電商「大促」離我們越來越近了。今年電商「大促」中，如果再出現「預售不享受7天無理由退換貨」、「贈品不享受三包」等限制條款，將得到遏制。工商總局發布《網路商品和服務集中促銷活動管理暫行規定》。從10月1日開始，電商平台再進行集中促銷活動如出現上述違反「規定」的行為，可能會被查處。
根據《規定》，網路集中促銷，是指在特定時間內，網路集中促銷組織者即第三方交易平台組織經營者在互聯網上，通過提供優惠條件開展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
其中，作為集中促銷的組織者第三方交易平台應當記錄、保存促銷活動期間在其平台上發布的商品和服務信息內容及其發布時間。同時，交易平台需對網路商戶的促銷活動進行檢查監控，如發現商戶有違法違規的行為，可以停止對其提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務，並予公示。
對於此前「雙11」中曾經出現部分店家規定預售商品無質量問題不得退換貨，且得到了交易平台的支持等問題，此次《規定》中明確要求，第三方交易平台不得採用格式條款設置訂金不退、預售商品不適用七日無理由退貨、自行解釋商品完好、增加限退條件等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
《關於取消有關水運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的通知》10月1日起實施
兩部門取消船舶港務費等七項水運涉企收費
記者從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獲悉，從今年10月1日起，船舶港務費、特種船舶和水上水下工程護航費、船舶臨時登記費、船舶煙囪標志或公司旗注冊費、船舶更名或船籍港變更費、船舶國籍證書費、廢鋼船登記費等7項中央級設立的有關水運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將被取消。
兩部門表示，此舉旨在落實國務院關於推進收費清理改革的工作部署，並切實減輕航運企業負擔，促進長江經濟帶發展。
根據兩部門聯合發布的《關於取消有關水運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的通知》，兩部門要求各省(區、市)財政、價格部門要對省級設立的水運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進行清理。取消屬於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務或體現一般性管理職能，以及主要目的是養人、違背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的不合理收費項目。堅決取締違規設立的收費項目。
甘肅：
甘肅社會救助條例10月1日起實施
全省年均救助人數達1200萬
甘肅省政府新聞辦舉辦發布會，通報《甘肅省社會救助條例》將於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據悉，該條例是甘肅省首部、也是全國省級層面第二家出台的全面統籌規范各類社會救助制度的地方性法規，對推進全省社會救助事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甘肅省民政廳廳長肖慶平介紹，甘肅省情比較特殊，貧困人口相對較多，僅城鄉低保和農村五保三項制度性救助就達430多萬人，加上災害救助、醫療救助、臨時救助等各種應急性救助，年均救助人數約1200萬，接近全省總人口的一半。為此，條例放眼於依法治省、聚焦於依法救助、致力於助推扶貧，是一部針對性、指導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地方性法規。
肖慶平介紹，條例緊貼省情實際，對「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受災人員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業救助、臨時救助」以及「社會力量參與」等內容深入細化完善，使「8+1」救助體系更具有甘肅特色，更利於助推發展，更便於操作實施，增強了貫徹落實的針對性和指向性。

⑦ 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的法令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規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隊列條令》三項法令組合而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建設的基本依據，適用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人和單位（不含企事業單位），以及參訓的預備役人員。為了規范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內務制度，加強內務建設，根據有關法律和軍隊建設的實際，制定本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是為了維護和鞏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紀律，正確實施獎懲，保證軍隊的高度集中統一，加強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鞏固和提高戰鬥力，根據有關法律的規定，結合軍隊實際而制定。本條令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維護紀律、實施獎懲的基本依據，適用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人和單位，以及參戰、支前的預備役人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隊列條令》是規范全軍隊列動作、隊列隊形、隊列指揮的軍事法規，是全軍官兵必須共同遵守的行為准則。現行《中國人民解放軍隊列條令》於1997年10月7日頒布執行。

⑧ 解放後中國的重大政策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90年代初，我國城市生產關系發生了多次變化，主要是在過渡時期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現就此問題作一簡單闡述。

一、過渡時期：這一階段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建立和改革。

建國後，由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勝利，國家政權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因此，人民政府採取堅決措施，沒收了國民政府的財產、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以及帝國主義在華企業，轉歸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由此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為人民政權的鞏固和國民經濟的恢復奠定了經濟基礎。

在接收過程中，為了盡快恢復生產，大多採取「保持原職原薪原制度」的辦法，因此，這些工礦企業里仍舊保留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腐朽的官僚機構和各種壓迫工人的生產和技術管理制度。從1950年到1952年，中國共產黨在城市工礦業中進行了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管理和技術管理制度，實現廠礦經營管理的企業化和生產技術的現代化，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調整和改造。

由於民族資產階級以前與中國共產黨聯合反帝反蔣，解放後又擁護中共的領導，而且在建國初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比例較大，調動其積極性，對增加工業品滿足人民需要、幫助商品流通以促進城鄉交流、吸收職工就業、培養技術管理人才、增加國家稅收和積累等方面，還有相當大的作用。因此，中共對其進行了合理調整，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加以限制，利於國計民生的鼓勵發展，逐步把私營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對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3—1956年，為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中國共產黨根據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貢獻和擁護黨的領導、願意接受改造等現實因素，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運用和平贖買的方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逐步把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由此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成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主要步驟之一。

第三：對城市的個體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總之，在過渡時期，我國城市中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並且還照搬蘇聯模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統一管理的計劃經濟體制。

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十年：本階段變化不大，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隨著定息制的結束，原先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完全徹底地變成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

第二、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城市也建過人民公社，但大多有名無實。

三、文革十年動亂體階段基本無變化。

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本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70年代到90年代初：黨中央正確地總結了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訓，並借鑒外國經驗，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把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調整產業結構，變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為間接管理為主、宏觀調控的管理體制，實行政企分開。由此增強了企業活力，解放了生產力，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二階段，從90年代初到現在：黨中央在認識國情和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決定加快改革開放步伐，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把企業推向市場，並且由原先的粗放式經營逐步向集約化經營轉變。由此進一步解放、發展了生產力，為中國21世紀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

建國後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經幾個階段，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大范疇里，發展沿著一定的路徑前進，改革首先就是制度的變革，對於解放生產力有顯著的作用。在改革過程中雖然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但整體上體現為漸進的變革的特徵，巧妙的制度調整是避免陷於路徑鎖定的重要原因。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如何突破路徑依賴，改革政治經濟中較困難復雜的環節，需要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可行的制度調整方式。本文嘗試探討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制度調整與路徑依賴的互動作用。

[關鍵詞]經濟發展，路徑依賴，鎖定，制度要素貢獻率，制度調整

相關理論的綜述

路徑依賴 ,是指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體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響下被系統所採納,便會沿著一定的路徑發展演進,而很難被其他潛在的甚至更優的體系所替代。「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諾思，1994）這種激勵結構會影響或改變人們的偏好和理性計算,進而會影響人們的選擇和行為,並最終影響經濟運行的結果和績效。隨著人口數量、要素相對價格、技術及偏好的變化,制度安排必然會相應發生變化,即發生制度變遷。我國的經濟改革就是制度變遷的一個示例。很多制度變遷是漸進的、連續的演變過程,是通過制度在邊際上的不斷調整而實現的,如我國20 世紀70 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時候也可能發生劇烈的、非連續性的制度變革, 如我國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本文所說的制度調整即指這種漸進和連續的演變。

路徑依賴分析框架最先被運用到技術變遷路徑分析之中。其核心思想是,某一技術一旦因偶然性事件的影響而被採用或在競爭中稍占優勢,便會最終占據市場,將其他甚至更優的技術驅出市場。經濟增長 是一國潛在生產能力在技術進步、觀念更新和制度演化基礎上的持續增加,是一種長期經濟現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徐雷，2003）。

新制度經濟學家最初是把技術變遷的分析運用到企業制度變遷分析之中。諾斯和大衛在此基礎上,為了解決「是什麼決定了歷史上社會、政治或經濟演進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釋那些經濟績效極差的經濟還能生存相當長的時期"兩大理論問題,將路徑依賴的概念引入制度變遷分析之中,並建立起了分析制度變遷路徑及其績效的一般理論框架。諾斯認為, 路徑依賴分析框架在技術變遷中實質上是分析具有報酬遞增性質的技術，技術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分析框架也能運用到制度變遷之中。諾斯認為,「有兩種力量會規范制度變遷的路線:一種是收益遞增,另一種是由不完全市場的顯著的交易費用所確定的" ,「行為者的主觀主義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饋及規定路線的意識形態所修正" ,從而使主體在收益遞增現象的約束下很難通過行為修正以擺脫非績效性制度變遷路徑。所以,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兩種力量決定了制度選擇和變遷路徑存在多樣性;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績效的制度變遷陷入閉鎖狀態而長期存在。

傑茲·豪斯勒(Jerry Hausner) 、鮑伯·傑沙普(Bob Jessop)等人運用路徑依賴分析框架重新解釋了蘇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演變過程。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中建立是外部偶然性因素(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產物,而後計劃經濟這種非績效的經濟制度之所以長期存在而未被富有績效的市場經濟體製取代,其原因就在於制度遞增收益和交易費用等因素形成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 而遞增收益的來源主要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協同效應、正規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學習和適應性效應等。另外,他們還運用退出閉鎖狀態的分析方法為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改革方案提出種種建議。他們認為,由於原有路徑的遞增收益主要來自社會意識與正規制度、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相互依賴的網路效應,因此改革應當加強信息傳播,改變非正規約束和社會意識形態,並通過政治變革和經濟的「休克療法"消減原有制度的遞增收益機制,並建立新制度相互作用的網路效應,以形成新制度自我強化的「正反饋機制" ,同時通過政府的統一指揮和協調,利用私有化以減少路徑轉換的沉沒成本,使之具有可轉換性。哈利斯和諾斯則集中分析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政治轉型的問題,認為要形成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的良性自我強化機制,僅僅建立起市場經濟體系是不夠的,還必須注重政治制度以及各種非正規制度的建設,以形成制度耦合的自我強化機制,並通過減少交易費用、確定信息的流通,使這種自我強化機制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

採用路徑依賴分析框架來分析制度變遷有其局限性,如對退出閉鎖的處理就是不充分的。在技術變遷中,要退出閉鎖狀態, 就意味著承認政府幹預的必要性。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退出閉鎖狀態就意味著徹底地打破舊體系而快速地形成新體系,但是「政府幹預" 和「革命" 都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基本不予考慮的命題。另外,他們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發展過程中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相互斗爭的因素,而只考慮了如何打破舊制度,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遞增機制。

諾斯(1994 , 1997)的制度變遷模型是建立在經濟人對「成本—收益進行比較計算」的基礎上的。制度創新的動力源於個體在現存制度下對最大潛在利潤的期望。潛在的外部利潤主要體現在外部性的內在化、風險的分擔和不完善市場的發展。潛在的外部利潤是制度變遷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但是潛在的外部利潤還必須與變遷成本進行比較,當潛在利潤超過了預期成本時,才能產生新的制度安排。具體地說,制度變遷是由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變遷構成的,也就是對這些規則所作的邊際調整。其內在的邏輯就是,在競爭過程中個體和人的不斷學習和知識積累推動了組織的發展,而組織的發展又會推動制度的變遷。

國內經濟學界對於路徑依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創新方面。在制度變遷方面主要是用路徑依賴理論解釋經濟改革為什麼是漸進的，如漸進地進行市場化改革,以逐步替代計劃經濟體制，把握經濟改革的初始條件,在速度與穩定之間進行了權衡(林毅夫等,1993) 。也有學者認為在改革過程中採取了局部的突破性變革,避免了單純改進、修補舊體制部分可能陷入久拖不決、長期僵持的泥沼 (陳孝兵,2001) 。在微觀層面，對於公司治理結構、外部環境的影響、資本所有制形式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一些細致的工作，如國有企業因公有化程度高,委託代理層次多,初始委託人與最終代理人之間的距離遠,監督效率理所當然就低,於是便產生了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責任不對等等現象(張維迎,1995) 。林毅夫(1997) 則強調從外部環境入手,解除企業面臨的各種負擔,進入競爭性的市場,在這個前提下再進行內部治理結構的制度創新。簡新華(1998) 的觀點則是二者並重,相互補充,相互配合,才能發揮激勵監督作用。劉漢民(2002) 認為資本所有制是企業有效治理的前提。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徑依賴特徵,是與不同國家或企業所處的環境分不開的。在既定的經濟技術和制度環境下,只要企業所有權安排得當,任何與其經濟技術和制度環境相適應的資本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有效的。 問題的提出

發展經濟學和新制度學派對制度對經濟發展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了，但在從量化角度量度制度因素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還沒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果。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由生物學中引申過來的「路徑依賴」對於一國經濟發展進程的影響，從定性角度解釋了很多國家的發展現象，宏觀經濟如何從路徑依賴造成的制度鎖定中解放出來，不斷向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更高的狀態演進，在理論界出現了「誘致性制度變遷」還是「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爭論。制度調整也是制度變遷的一種說法，這里更強調制度方面的微調，而不是劇烈的變動。

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到底佔多大比重是個仍然答案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否存在制度路徑依賴，制度因素帶來的邊際收益是否呈現出遞減效應，如何跳出這個路徑依賴的軌道，使經濟發展出新的增長點和活力，邁入更良性的軌道的機制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重大理論問題。

如何看待建國後經濟發展的路徑與路徑依賴

我國建國後一直遵循的是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范疇里，進行著經濟基礎的建設和經濟發展的不斷探索。在1949~1955年，進行了新民主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1956~1959年嘗試進行社會主義大躍進式發展，結果直接導致了對國民經濟持續了近3年的毀滅性打擊；之後是短暫的國民經濟恢復和十年政治運動，意識形態中的矛盾突出地影響到了經濟建設，可以認為，1978年以前的中國經濟發展進程始終深陷姓「資」還是姓「社」的意識形態斗爭，曾經帶來中國革命勝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沒有給新中國的建設者指出有效進行經濟建設的正確路徑，反而是僵化的教條主導了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這個階段的歷史符合諾思提出的路徑依賴理論，制度的初始點偏差，進一步導致發展路徑沿著不正確的軌道發展下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斷強化這一過程，盡管在左的思潮中也出現了以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試圖擺脫這種路徑的努力，但結果是不成功的，中國經濟深深地鎖定在低績效的非理性狀態中而不能自拔。

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的發展首先是迴避意識形態爭論的基礎上開始的，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切以是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發展了生產力為標准，這是「對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為指導思想形成的路徑依賴的徹底否定，在不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的前提下，在全民對政治運動已經深惡痛絕的年代，給了大眾對未來更美好生活的良好期待，得到了來自基層群眾的熱烈響應。從農村聯產承包制開始，啟動了經濟改革的進程，通過城市經濟改革，以及不觸動既得利益群體的價格雙軌制等措施不斷強化對改革收益的認知和期待，逐步使增量性的經濟改革路線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軌道，形成了在一定時期內「有利」於提高生產力的路徑依賴。

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個年頭，增量改革已經差不多走到了盡頭，能夠改和容易改的方面基本都改完了，對於存量的改革勢必牽動眾多既得利益者，引起強烈的不滿和與改革者的矛盾沖突，而且，政治體制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已經嚴重阻礙了經濟改革的繼續深入。在改革前期迴避這些深層次問題的做法，既形成了目前不可逆轉的改革局面，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水平，但也不可迴避地帶來了路徑依賴的影響，似乎增量改革才是必須的，存量部分是不能輕易觸動的。政治體制問題是不可以觸動的，否則社會就會發生動亂。無論這些觀點是否正確，都已成為不能跳出現有路徑鎖定的理由。

回顧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每次大的成就，連續的高水平經濟增長，都和及時頒布實施的經濟新政策有關，從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到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每次都是不斷修正對改革開放的認識，不斷向市場經濟逐步逼近，不斷地微調，不斷地使經濟煥發出新的活力的過程。制度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顯然是巨大的 。

實證研究結果

發展經濟學對於經濟增長的模式的認識，從哈羅德、多馬的簡單模型，發展到內生性的增長模型，對於生產、技術創新、勞動和資本的研究相對較充分，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嘗試對其影響的程度進行度量，如舒元等提出中國經濟增長是遵從AK模型的，認為制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相當大（舒元、徐現祥，2000）。張軍也做過一些測算，得出生產技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小（張軍，2002），而美國的經濟中，以技術創新為主體的全要素生產率達到80%以上（Solow, 1965）。有些研究者也嘗試了對制度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的測量,如對1991~2000年美國經濟增長中各因素貢獻率的測算，認為在1992~1994年制度創新貢獻率曾高達40%左右，而在稍後幾年卻很微小（姜照華，2003）。也有人對C-D生產函數進行了改進,加入了制度項,用WLS回歸後得到1980~1994年間,制度和技術因素總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2.4%,其中制度因素佔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2004)。有些研究成果從表面上是檢驗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但採用了「直接技術貢獻」和「間接技術貢獻」的細分法，而在後一種里實際包括了制度創新的因素，並測算出這部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在一段時期內遠大於直接技術貢獻率（譚德慶，2000）。 有學者從所有制變革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作用角度出發,選取中國1990年和2001年各地區的截面數據做擬合檢驗,得出制度方面10%的差距會引起8.37%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同時提高物質資本產出彈性3.7%（王金營，2004）。

對制度變遷在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 ，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成果（傅曉霞，吳利學，2002）。採用了一個包括資本和勞動投入，技術和制度變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F（T，K，L）=AKαLβIγ， 其中Y代表產出；A代表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等其他未顯示的進入生產函數的增長因素，對此我們沿用索洛余值法來處理；K和L分別代表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I代表制度變遷變數，從非國有化率(FGYH)、市場化程度(SCH)、國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CZSR)和對外開放程度(DWKF)等四個方面測量了制度變遷的影響。計算出1978~1999年我國經濟增長中制度變遷的貢獻率為35.2778%，這充分顯示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巨大作用。

農業經濟全面發展。解放前，由於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該市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水利條件差，旱澇災害頻繁，多數耕地只種一季稻，糧食畝產二三百斤。建國初期，黨和政府領導人民進行了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了廣大農民「耕者有其田」。隨後，依靠集體力量，大力加強農田基本建設，推廣優良品種、合理密植、合理施肥，加強病蟲害防治，使糧食產量不斷增加，農業經濟不斷發展。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突出農業開發和科技興農，有力地推動了農村經濟快速發展。56年間，樂平市糧食總產增長3倍，去年糧食總產32．59萬噸。蔬菜播種面積達到25萬畝�總產61．25萬噸，產值8．9億元，遠銷100多個城市，蔬菜迅速成為該市農村的一大支柱產業、龍頭產業和富民產業。棉花、油料、畜、禽、水產均大幅增加；林業經省驗收已消滅荒山。去年，被評為全省農業發展先進縣市。
工業生產「白紙繪新圖」。舊中國，樂平縣工業基本上是一張「白紙」，只有一座煤礦、一家小發電廠和幾家小型機器碾米廠，軋花、紡織等仍然是手工生產，1949年全縣工業產值僅有688萬元。從五十年代開始，國家利用樂平的資源優勢，興建了一批部、省、地屬採煤、采錳、發電等工礦企業；六十年代，又興建了一批大中型醫葯、化工、機械等企業，並擴建、增建了一批縣、鄉煤礦，發展成為江西三大產煤基地之一。與此同時，縣屬地方工業也日益發展。改革開放後建立了樂安江工業園，進園企業達到80多家，已形成煤炭、建材、醫葯、紡織、食品等五大支柱產業，擁有青黴素、桃酥、谷酒、粒珠大米等20多個國優、部優、省優產品。2005年，該市規模以上工業產值達到34．17億多元，比1949年增長400多倍。
交通郵電事業突飛猛進。解放前，樂平僅有南昌至景德鎮的一條公路通過縣境，不足30公里，只設有一個招呼站，客貨運輸主要靠木帆船、土車和肩挑背馱。如今情況大不相同，鐵路、公路成網，運輸工具現代化，交通四通八達，已發展成為贛東北的交通樞紐。而且，市、鄉公路和80％的行政村公路已實現硬化，鋪上 水泥或柏油。汽車、機動車過去一輛都沒有，現已發展到1萬多輛。該市汽車年平均客運量為600萬人次，貨運量為300萬噸。此外，郵電事業也由原來以步行為主，城區僅有5部電話，發展到現在村村通郵路、電話，擁有14000多部程式控制電話和近萬部行動電話，並與全國、全世界聯網。
城市建設舊貌換新顏。解放前，樂平縣城只有東、西、南、北四條石板小街，面積不足2平方公里，人口不滿2萬。五十年代初，縣委、縣政府對古老的西街、南大街、南外街和東大街進行了拓寬，六七十年代興建了一大批新式建築，主要街道鋪設了水泥路面。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特別是1992年撤縣設市以來，樂平先後改建和新建的有洎陽路、翥山路、迎賓路、安平路、八一路、公園路、環城路、長壽路、新平路、珠海路等10條寬闊的街道，建起了贛東北大市場、仿古商廊、江西最大的蔬菜批發市場、南河公園、西門廣場和3個農貿市場等；建成了日供水3萬多噸的自來水廠，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新建住宅200多萬平方米。新建大樓最高的贛東北供電大樓有22層。市區面積也擴大到16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增加到14萬多人，城市綠化覆蓋率達16．5％。1997年獲「江西省城市衛生進步獎」。去年，城市環境質量考評被列為全省9個縣級市的第一名。農村小集鎮建設也舊貌換新顏。
財政收入大幅增長。解放初期，樂平的財政收入很少，到1954年，全縣財政收入僅有400萬元。2005年，全市財政收入已達到4億元，比解放初期增長近100倍。由此，全市經濟實力大大增強，進入了全省十強縣市的行列。金融事業亦穩定發展。
各項社會事業日益繁榮。解放前，樂平雖屬文化古縣，但教科文衛等社會事業卻相當落後。現在卻呈現出全面發展的新景象：教育方面，解放初期，全縣僅有1所中學，3所完小。現在全市有各類學校760所，在校學生15萬多人，教職員工7000餘人。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先後為高等院校和中專輸送優秀學生近2萬名。全市已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農村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兩基」工作於1996年順利通過省驗收。農村完小以上學校樓房率達80％。科技工作通過實施「科技興市」戰略，取得較大成效，全市現有各種科技服務機構27個，各類科技專業技術人員8700餘人，近年來，一大批科研項目得以實施，被定為全國科技示範縣（市）。文化新聞方面獲得很大發展，特別是廣播電視事業發展更快，目前平均每戶就有1．2台電視機。文藝創作空前繁榮，先後出版了長篇小說、散文集、雜文集等20多部書籍。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迅速，市區有市人民醫院等6個，各鄉鎮（場）都有衛生院，全市共有衛生技術人員3031人，8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保險，城鄉均由缺醫少葯變成了人壽年豐，人平壽命由解放前的35歲現已提高到71歲。此外，體育事業已發展為全民健身運動，1996年樂平獲全國「武術之鄉」稱號。
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解放前，樂平農村處於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狀態，多數村莊破爛不堪。30％人家住茅房。解放後，農民生活有如「芝麻開花節節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民生活水平以更快的速度上升。2005年，全市農村人平收入達到3737元，城鎮居民人均收入6237元，均比1949年分別增長150倍以上。彩電、電冰箱、錄放機逐步進入尋常百姓家。卡拉OK、摩托車，甚至是小汽車也步入少數先富起來的家庭。同時，人民生活質量明顯提高，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積20平方米，農村人均住房面積達34平方米。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已達到39億元，「穿衣講漂亮，吃飯講營養，住房講寬敞，行路乘車輛，家電已普及，子女上學堂，還有票子存銀行」，已成為如今樂平城鄉人民生活的真情實況。
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不斷取得新的成績。56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全市上下積極貫徹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開展形勢任務教育和基本路線、基本國情教育，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榮辱觀」思想教育，以及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深入持久地開展創建文明城市、文明鄉村、文明單位、文明戶活動，大力表彰先進，弘揚正氣，較好地形成了職工愛崗敬業、農民勤勞致富、教師熱心教書育人、學生奮發讀書的氛圍，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全市被評為省、景市級文明單位82個、文明村30個；先後有40多人獲得全國勞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三八紅旗手」、省勞模等光榮稱號；見義勇為、拾金不昧的先進人物也層出不窮。同時，全市廣泛開展普法教育，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依法懲處嚴重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分子，社會治安持續穩定，1997年被評為全國法制教育先進縣（市）、全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縣（市），公、檢、法、司和交警大隊也分別被評為全國、全省的先進集體。
回顧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這就是黨的正確領導和廣大黨員在實施「三個代表」中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所結的碩果。

⑨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步基本法律

1950年4月13日，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質的法律婚姻法通過頒布。
－－廢除強迫包辦婚姻、男尊女卑、漠視子女權利的封建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

短短幾行字句，闡明了新中國婚姻法的基本原則和主要任務，也從法律上宣告了一種舊制度的滅亡和一種新體制的誕生。這些基本精神至今仍是我們婚姻法中的精髓。

從此，我國婚姻家庭的面貌日新月異。1957年的統計，全國有90％的家庭，開始實行婚姻自由、自主，100多萬個舊制度下建立的不幸家庭宣告解體。

「讓中國人民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得到了解放，這就是第一部婚姻法完成的神聖使命」，巫教授的評述簡煉而深刻。

1950年婚姻法：廢舊立新的革命性標志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要素，治理國家先要治理好家庭秩序，安定社會首先要安定家庭」。

在中國政法大學一座半舊紅磚樓的單元房裡，巫教授一語中的。

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人民，雖然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但千百年來腐朽、落後和摧殘人性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依然廣泛流行，成為人們生活中的沉重鎖鏈，也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不廢除這些舊的制度，就無法開始新的生活，無法實現社會的文明進步。」巫教授說，黨和國家在百廢待興的時刻，首先把家庭婚姻領域的廢舊立新提上日程。
1980年婚姻法：撥亂反正、回歸法制軌道的迫切需要

十年「文革」給整個國家方方面面帶來了巨大破壞，民主和法制建設遭到無情踐踏，婚姻家庭領域也無可避免地遭到波及。許多公民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合法權益被侵犯，一些被廢除的陳規陋習死灰復燃。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現象十分普遍。

親歷這次婚姻法修改的巫教授認為，1980年修改婚姻法，「是撥亂反正、加強婚姻家庭關系調整的迫切需求，也是保障公民權益、維護法律威嚴的必然選擇。它使我國的婚姻家庭制度在經歷了重大麴折後，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之路。」

這次修法，再次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原則和許多行之有效的規定，同時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增加了保護老人合法權益和實行計劃生育的原則。

「那時，計劃生育已經被列為基本國策，普遍推行貫徹，作為婚姻家庭關系基本法律的婚姻法當然要體現這點。」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通過這次修法，使我國的婚姻家庭秩序重新回到法制軌道。」

2001婚姻法：新體制下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保證

毫無疑問，近2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連帶引起的社會變化可說是前所未有，因此引發和積累的家庭婚姻領域的新問題也更為復雜、多樣，所以本次婚姻法的修訂顯得力度更大、調整更多。

巫教授認為，雖然一些方面還有待完善，但這次修改邁出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婚姻家庭立法的可喜一步，可以說是新世紀婚姻家庭立法的新篇章。

她將新婚姻法的「新」歸納為5點。

首先是依據憲法精神，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婚姻家庭的建設方向。如在第4條新加的「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這在道德上是一種倡導，在法律上是一種宣言。

第二，強化了5項基本原則，有針對性地補充了禁止條款。如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等。

第三，增設了無效婚姻制度，填補了以往立法的空白，保證了法律的威嚴和嚴肅性。

第四，設立了離婚過錯賠償制，加大了對破壞婚姻家庭行為的制裁力度。

巫昌禎說，這些都是針對近些年來社會上出現的一些破壞婚姻家庭、造成社會家庭矛盾的各種不良傾向而設立的。

最後，完善了夫妻財產制度，充實了薄弱環節。巫教授說，這在過去很多年也許沒引起重視，因為家庭財產的數量和種類都有十分有限。但隨著經濟的發達，體制的變革，家庭財產越來越多已是大勢所趨，離婚案件中爭議最多最大的也往往是財產分割問題。這次修改使夫妻財產的規定更加細致、具體，便於操作。

「應該說，這次修改最突出的特點是：適應市場經濟體制下，家庭婚姻的各種新形態、新問題，保證新體制下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鞏固和發展。」

與巫教授一起回顧50多年我國婚姻法走過的歷程，清晰地體會到一部婚姻法對國計民生具有的意義，也鮮明地映照出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觀念的不斷改變。

作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要素，每個家庭的幸福和美滿加起來，就是全社會、全民族的力量所在，追求所在。「家和國睦萬事興」，而要實現這點，道德的規范和法制的健全，缺一不可。

⑩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第一部法律是什麼

新中國成立才半年多，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就頒布實施了。為何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拿出這么一部法律？幾番周折後，我找到了羅瓊。她是原中央婦委委員、當時參與起草《婚姻法》的成員之一。在我的要求下，她打開了記憶的閘門……
少奇同志布置新任務
1948年9月，解放戰爭進入了全面戰略反攻階段。此時，中央婦委召開了一次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會議期間的一天傍晚，鄧穎超對婦委會的同志們說：「少奇同志讓咱們過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務。」
從東柏坡到西柏坡也就二三里地，轉眼間就到了。劉少奇與王光美剛剛結婚不久，住在兩間土牆瓦頂房裡。劉少奇熱情地把她們迎進屋裡，請她們吃花生和紅棗。在詢問了會議情況後，劉少奇說：「再有一年左右時間，我們就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起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這么個五億多人口的大國，沒有一部婚姻法豈不亂套了？這個任務交給你們中央婦委，你們馬上著手，先做些准備工作。」
推倒重起好幾次
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結束後，中央婦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組。由鄧穎超主持，成員有帥孟奇、楊之華、康克清、李培之、羅瓊、王汝琪。中央婦委借用了東柏坡老鄉兩個小院，前院兩間土屋，辦公用；幾位大姐和工作人員，住後院兩間土屋。
起草小組成員中，真正學過法律的只有畢業於復旦大學法律系的王汝琪。她們首先派出工作組對婚姻問題進行專題調查。調查表明，當時在已解放的地區，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很高。
鄧穎超說，土改在改正成分時，有些農村拿「破鞋」作為帽子加在一些婦女的身上，或者拿「破鞋」作借口剝奪她們應得的土地權。比如有一個不大的村子，就有80多個婦女被劃為「破鞋」，加上這個帽子剝奪了她們應得的權利，甚至連她們的婚姻自由、選舉權被選舉權都被剝奪。可怕的是，我們的一些幹部在這個問題上也不加以區別。究竟什麼樣的叫「破鞋」呢？只有專門以賣淫為生活來源的少數婦女，才能稱為「破鞋」。至於在農村中，貧雇農娶不起老婆，靠上一個女人；有的婦女守寡多年，靠上一個男人幫助幹活，這些都應加以具體的區分。
有些同志談到，一些地方在土改中干涉婚姻自由，甚至命令所有寡婦一定要嫁貧雇農光棍，把地富婦女當成勝利果實分配。
每次討論都是王汝琪作記錄，然後她再拿出新整理過的稿子，又供大家討論。七八個人圍坐在炕上，窗外寒風呼嘯，屋裡卻爭論得熱火朝天。
中央同意離婚自由
當時爭論最大的是有關離婚自由問題。反對的人認為，在農村，離婚自由了，必定要觸動到一部分農民的切身利益，他們必然將成為反對派。另外，怕進城以後，一些幹部以「離婚自由」為借口，另有新愛，把農村的原配拋棄了。
鄧穎超則態度鮮明，主張寫上「一方堅持離婚可以離婚」這一條。她說：我主張這一條。婚姻問題上婦女的痛苦最多。婦女要求離婚，往往不允許，即便在黨內也如此。所以「一方堅持要離就讓離」是主要根據婦女利益提出的。如果加上很多條件，反而給下邊的幹部一個控制的借口。當時，堅持這一條的人只佔少數。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向北平挺進。《婚姻條例》草案，又經過一番修改。對爭論最大的離婚自由問題，中央法制委表態同意離婚自由，理由是離婚結婚自由，是反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對解放婦女的一個基本要求。
草案除少數條文外，多的曾修改30至40次以上。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天下婚姻——共和國三部婚姻法紀事》黃傳會著文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