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法規滯後

⑴ 如何提高我國網路利用率不高，營銷模式單一，目標不明確

網路營銷是以現代營銷理淪為聚礎，利用網路對產品的售前、售中、售後各環節進行跟蹤服務。自始至終貫穿在企業經營全過程，尋找新客、服務老客戶，最大限度地滿足客戶需求， 以達到開拓市場、增加盈利為目標的經營過程。網路營銷的出現為企業提供了適應傘球網路技術發展與信息網路什會變革的新的技術和手段，是現代企業走入新世紀的營銷策略。
一、我國網路營銷的發展現狀
我國網路營銷起步較晚。1997——2000年是我國網路營銷的起始階段，電子商務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注重網路廣告、Email營銷等多種形式的網路營銷方式。2000年至今，網路營銷進入應用和發展階段，網路營銷服務市場初步形成。企業網站建設發展迅速；專業化化程度越來越高；網路廣告形式不斷創新；搜索引擎營銷出現；網路論壇、博客、RSS、聊天工具、 絡游戲等網路營銷方式的不斷涌現和發展。截至2008年6 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2．53億人，網民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一位；同時網路購物已躋身十大網路應用之列，用戶人數達到6329萬人， 網路購物使用率為25％。
二、網路營銷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和存在問題
網路營銷作為一種全新的營銷方式，它與傳統營銷方式相比具有明顯的優勢，這也將註定它必將成為今後我國營銷市場發展的主流。
(一)網路營銷在我國市場經濟中發揮的作用
1、網路營銷為中國企業提供更廣泛和有效的銷售平台。網路媒介具有傳播范圍廣、速度快、內容詳盡、雙向交流、反饋迅速等特點，有助干企業實現全程營銷的目標。其次，在網路環境下，消費者和企業可以通過網路雙向互動，這種雙向互動的溝通方式提高了消費者的參與性與積
極性，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企業的決策有的放矢，從根本上提高消費者滿意度。再次，網路營銷無店面租金成本，能助企業減輕庫存壓力，降低經營成本。
2、網路營銷更能滿足多樣化、個性化的消費需求。網路營銷迎合了當今社會個性化、多樣化的消費需求的發展趨勢。與傳統營銷相比，消費占擁有更大的選擇自由，網路營銷還可以把目標市場細分得更為詳盡，使企業可以深入每一個消費者家中去尋找商機，實現與消費者的一對一溝
通，使十企業針對消費者的個別需要，提供一對一的個性化服秀。
(二)目前我國網路營銷發展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網路營銷還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充分認識訐積極解決這些問題，一定能更好地推動我國網路營銷的發展。
1、政策法規滯後。目前，我國在電子商務法律法規建設方而嚴重滯後監管體系還未形成，相關標准也不統一，遠不能適應網路營銷發展的需要。
2、交易的安全問題。網路營銷涉及多面的安全問題，如資金安全、信息安全、貨物安全、商業秘密等。目前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假冒偽劣商品屢禁不止，欺騙現象時有發生，市場行為缺乏必要的自律和嚴厲的社會監督，消費者擔心買到假冒偽劣商品及售後服務問題、網上購物的隱私權問題等。我國網路支付的技術手段還不成熟，網路安全技術及其認證機制均不完善，病毒、虛假網站和黑客攻擊現象嚴重。
3、企業網路營銷總體水平不高。網路營銷效果不佳，方式不活。目前，我國企業對網路營銷策缺乏系統的研究，還沒有形成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網路營銷策略，企業對網路資源的開發利用率很低。不少企業的網路營銷僅僅停留在產品的網路廣告、企業的網路宣傳及網路促銷等幾個環
節上。對網路調研、網路分銷、網路新產品開發、網路服務等營銷活動，涉足者更是寥寥無幾，企業網路營銷的優勢和潛力沒有被挖掘出來。
4、稅收流失嚴重。關稅、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等稅收流失嚴重。網路營銷存網上交易並直接傳送數字化的商品和服務，稅務當局很難確定交易的內容是商品還是勞務或是特許權等，使征稅對象的性質和數量認定困難。
5、網路基礎沒施建設較差。我國計算機網路雖然發展很快，但在普及程度、技術管理、通汛速度、安命保密等諸多方面仍遠不適應網路營銷的要求。低水平設施的網路與高水平收費限制了用戶上網，束縛了網路市場的發展，並已成為制約網路營銷發展的一道瓶頸。
6、物流設施不配套。擁有全國配送能力的企業不夠多，物流的配送效率、價格很難讓企業、顧客接受。以網上購物為例，在網上商店購一本10元的圖書，速遞費可能達到l5元，更有確認支付後的不能按期送達及物流中糾紛難以解決的問題出現。

⑵ 會計電算化政策法規滯後有哪些

2會計電算化存在的問題

2.1思想認識相關的政策法規滯後

我國電算化事業起步較晚，人們的思維觀念還未充分認識到電算化的意義及重要性，對中小企業，或者是那些發展不規范的企業，這一點更為突出。一些人認為會計電算化為時過早，實現會計電算化就是編程序的過程，是單純利用計算機代替手工記賬，是會計部門的責任等等。其次，有些企業覺得投資會計電算化要花很多錢，相比較，勞動力成本又較低，故延緩了會計電算化的步伐。更多的企業電算化都是應用於代替手工核算，僅僅是從減輕會計人員負擔、提高核算效率方面入手，根本未認識到建立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對企業的重要性，使現有會計提供的信息不能及時、有效地為企業決策及管理服務。思想觀念落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們有些人懷疑電算化數據的可靠性，而在軟體更新及硬體投入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夠。

2.2會計基礎工作不能滿足電算化的要求

會計基礎工作主要指會計制度是否健全，核算規程是否規范，基礎數據是否准確、完整等。這是搞好電算化工作的重要保證。計算機處理會計業務，必須是事先設置好的處理方法，因而要求會計數據輸入、業務處理及有關制度都必須規范化、標准化，才能使電算化會計信息系統順利進行［2］。部分單位會計基礎工作不健全，從而使會計電算化信息系統無法處理無規律、不規范的會計數據。而人員素質較低，也阻礙了電算化的進一步發展。目前，單位上的會計人員在計算機技能方面素質較差，他們只能機械性的使用財務軟體，對計算機的軟硬體知識了解甚少，一旦計算機出現故障，就束手無策。

2.3財務軟體使用混亂，阻礙了會計電算化的統一協調發展

由於財務軟體的開發沒有實行統一的標准，單位使用的財務軟體是各自向軟體開發商購買的，再加上有的軟體開發商還別出心裁地搞出自己的特色，結果使會計電算化所用財務軟體比較混亂，就是同一行業的不同單位使用的財務軟體也不盡相同。此外部分從事財務軟體銷售和代理的公司往往只重視自身的經濟效益，追求量的突破，而沒有真正在服務和技術上下功夫，致使部分實行會計電算化的單位由於購買的財務軟體不合格，經常出故障，出了問題又無處問，沒人管，嚴重地影響了會計電算化事業的發展。此外，不同的財務軟體在數據介面，使用方法上不一樣，也導致了報表匯總、數據查詢、數據傳輸的不方便。因此，有關部門應盡快制定出一些具體法規或者是通過行業會計協會制定統一的財務軟體標准，甚至可以直接通過政府行政手段規定哪些行業必須使用哪種財務軟體，加強對財務軟體銷售公司和開發商的管理，進一步規范會計電算化軟體市場。

⑶ 誰能告訴我，我國地質環境保護政策執行中的有效性不足有哪些表現啊

山西盂縣地質災害治理調查：治理出的地質災害

一個因採煤形成地質災害的村莊，在4年多的地質災害「治理」中變得千瘡百孔，成為一個巨型露天煤礦，全村1000餘畝耕地反遭瘋狂毀壞……
4年前，山西省陽泉市盂縣南婁鎮上曹村因採煤形成地質災害，部分土地塌陷、裂縫，被列入地質災害治理范圍，實行避讓搬遷與土地復墾。
4年過去了，上曹村「舊疤未愈，又添新傷」。經過兩年多的「治理」，舊村已變得滿目瘡痍，成為一個巨型露天煤礦，不僅土地復墾漸成泡影，且全村1000餘畝耕地也「慘遭毒手」，新的地質災害正在形成。
這個旨在「保護采礦滅失地廣大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改善人居環境」的「民心工程」，因何怪象叢生、廣受詬病？
2011年10月10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前往上曹村調查采訪。
村民：「來了幫土匪！」
2007年前後，受採煤影響，山西省相繼發生多起采空區塌陷的地質災害事件，引起山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山西省政府隨即與各市簽訂了農村地質災害治理責任書。一場歷時3年，涉及676個村莊的采空區地災治理工程就此拉開帷幕。
在這場聲勢浩大、覆蓋所有產煤縣的治理工程中，盂縣共有4個村子納入避讓搬遷范圍，上曹村就是其中之一。
2007年6月18日，盂縣人民政府正式向陽泉市政府遞交了「關於盂縣2007年度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工程實施方案的請示」（下稱《治理方案》）。方案中，上曹村的治理任務是全村151戶、450人實行避讓搬遷，村莊舊址復墾造地117.4畝。同年7月11日，陽泉市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工程領導組辦公室批復同意實施。
之後，盂縣人民政府按照程序對上曹村的治理工程進行了工程招標，中標單位為核工業金華建設工程公司。但隨後具體負責治理工程的，卻是該公司的合作夥伴——山西遠鑫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遠鑫公司」）。遠鑫公司負責在上曹村東2公里處承建上曹新居。
2009年底，上曹新居竣工；次年1月，村民遷往新居。
然而，在上曹村村民看來，噩夢也隨之到來。
據村民田長青回憶，2009年春節過後，「村幹部召集村民開會，說按照省里的地質災害治理安排，要給全村平整土地，平整期間每畝補貼1000元。平整土地是好事，大家就都簽了字！」
但所謂的「平整土地」，《治理方案》中並未提到過。由於上曹村的1000畝耕地一馬平川，當時也有村民質疑過「平整」的真實性，但並未引起大部分人的警覺。
隨著2009年春節後大批工人與機械設備的陸續進村，上曹村村民才隱隱感覺到「中了圈套」。此時，村民方得知，「地質災害治理工程」已由遠鑫公司「倒賣」給了福建工程隊。福建工程隊，指以各種工程名義進入山西搞露天採煤的福建商人。
據村民介紹，2009年4月8日開始，村裡的1000畝耕地陸續被福建工程隊「開腸破肚」，露天採煤圖窮匕見。「那時，我們才發現來了幫土匪！」田長青說。但村民此時的圍堵與阻撓已無濟於事。
為了平息民怨、加快推進露天採煤的速度，2009年6月27日，遠鑫公司（註：轉手後許多場合仍由該公司出面協調）與上曹村委會、上曹村村民簽訂了三方協議。協議主要內容為：為了順利完成2007年6月山西省核準的地質災害治理避讓搬遷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遠鑫公司投資建設上曹新居，並支付上曹村委會及村民1億元補償金，村民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擾遠鑫公司施工。
協議簽訂後，上曹村村民每人分得15萬元補償金。但補償並沒有阻擋上曹村村民的上訪步伐，村民們先後數次到省、市、縣信訪、國土等部門反映情況。問題焦點除了「借治理災害之名盜採煤炭資源」，還舉報該村村幹部不公開補償合同，以及未將補償金足額分配到位。
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盂縣國土局地環股股長楊春明承認，上曹村治理工程的治理范圍遠遠超出了批准范圍，屬於超范圍治理，但並不認可露天採煤破壞耕地。對於因何不查處制止上述行為，楊春明沒有正面回應，只是一再表示該項目屬省、市的項目。
治理方：「不讓挖煤誰干呢？」
地質災害治理是否允許採煤？
在《治理方案》中，記者看到有明確規定：嚴禁以治理災害的名義，開挖礦產資源，對環境造成新的破壞和污染，以及發生新的地質災害。
遠鑫公司趙笑長董事長卻有不同說法：「當時盂縣政府發過文件，允許取煤，並且指定由縣煤運公司銷售，扣除每噸稅費205元後，剩餘部分才返還工程隊。」
楊春明表示沒有見過上述文件，但記得2010年初由盂縣政府牽頭成立「盂縣地質災害治理指揮部」後，曾發過一個類似文件，內容與趙笑長的敘述接近，大致為：對地質災害治理的出煤，政府要予以沒收，並指定由縣煤運公司銷售，扣除稅費後，按比例返還工程隊，以彌補工程隊的投入。
記者隨後致電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地環處，因處長剛剛調離，工作人員稱，不熟悉具體規定，但絕不允許採煤。
在上曹村的地質災害治理工程中，遠鑫公司是無可爭議的「主角」，但趙笑長堅稱自己「沒挖過一兩煤」，只是背了個惡名，同樣是受害者。
趙笑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遠鑫公司在上曹村工程中共計投入了兩個多億，三年前退出時福建工程隊也就給了我這么多，我不賺不賠！」當記者提出福建工程隊因何看好「地質災害治理工程」時，趙笑長直言不諱，「就是圖挖煤！」
雖以「政策不到位，村民太貪婪，風險極大」為由已徹底退出，但趙笑長仍為福建工程隊鳴不平：「幾個億的投入，都是工程隊墊付，村民搬遷，政府按人頭每人5000元補貼給中標方，連蓋衛生間都不夠。不讓挖煤誰干呢？！」
記者從盂政字（2007）46號文件中查到了地質災害治理工程的補貼標准：避讓搬遷每人5000元，復墾造地每畝5000元。上曹村財政補助兩項合計283.7萬元，由省、市、縣三級財政按5:3:2比例分擔，撥付工程中標單位。相比兩個億的投入，財政補助確實是杯水車薪。
「就是沖著煤去的！誰會做賠本的買賣！」楊春明直言。
去年9月，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報道了陽泉市平定縣以建設「高效農業園」為名盜采國家煤炭資源一事後，引起山西省的高度重視。今年1月1日，山西省政府辦公廳下發晉政辦發〔2011〕1號文件「關於嚴厲打擊非法違法開采礦產資源的通知」， 明確要求取締以各種工程名義變相開采淺層煤、淺層礦的非法違法行為。
3月14日，盂縣公安局、國土局向各中標施工單位發出再次告知書，懾於壓力，上曹村露天採煤暫時停止。
據知情人透露，上曹露天採煤點橫跨上曹村，西至馬舉村，東到紙匠村，東西跨度1公里左右，共分4個采區，每區工人數百人，日可出煤上萬噸。按照當地煤炭價格500元/噸左右計算，正常生產每日收入逾500萬元。
10月11日，在通往上曹露天採煤點的路上，一溫姓村民正在打掃新開的飯店。她告訴記者：「露天礦的工人們都還沒走，聽說馬上就要開始挖煤了，我們過來准備准備！」
新的地質災害正在形成
2008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把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列入了該年度要辦的十件實事之中，並承諾力爭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全面完成采礦權滅失地因采礦造成的地面塌陷、房屋損壞和地下水疏乾等嚴重地質災害的集中治理任務。
此前，2007年3月31日，山西省政府印發了《山西省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政策措施試點工作總體實施方案》，根據全省煤炭開采生態環境恢復治理項目規劃，山西省將出資1400億元左右，建立健全煤炭開采生態補償機制，構築煤炭開發的「事前防範、過程式控制制、事後處置」三大生態環境保護防線，做到「漸還舊賬，不欠新賬」。
然而，在上曹村，「舊賬未還，又欠新賬」已成事實。4年的時間里，復墾造地117.4畝的任務未見動靜，該村賴以生存的1000餘畝良田卻被全部毀壞。
在現場，記者看到挖開的深溝如同一條大峽谷，黑黃相間，寬闊而縱深。從耕地提取的黃土堆砌成一個個的小山包，落差在幾十米上下，新的地質災害正在形成。「肯定會發生山體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質災害。」楊春明表示。
2009年2月23日，山西省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曾下發文件，要求在2009年10月底前完成土地復墾和工程驗收工作。然而時至今日，上曹村治理工程並未進行驗收。
山西省國土部門某官員表示：「由於相關政策法規的滯後、缺失，地質災害治理確實讓許多人鑽了空子，但歸根結底還是地方監管缺位造成的。」
2011年9月20日，山西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召開，審議《山西省地質災害防治條例（修訂草案）》。《山西省地質災害防治條例》早於2001年1月1日開始施行，經過10年的實行，部分條款已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這是十年來，山西省首次對該條例進行修訂，修訂草案新增加了「地質災害避讓搬遷」部分。
眼下，山西盂縣該如何收拾這個「爛攤子」？記者試圖采訪盂縣分管此項工作的副縣長王曉程，雖經多方協調但最終未能見到其本人。電話中，王副縣長以在煤礦檢查工作沒有時間為由拒絕了記者的采訪請求。

⑷ 為什麼立法有一定滯後現象

有關立法滯後產生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國立法的被動性首先體現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馬克思主義立法觀以立法與社會物質基礎相互關系作為我國立法的總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立法觀認為，立法的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立法者不是在製造法，而僅僅是在表述法的觀點等。它強調物質的決定性和立法的客觀性，但是理論和實踐中曲解了它的內涵，在理念上產生了偏差：一方面認為一切立法行為都是因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存在而發展，形成經濟基礎決定法的觀點，片面看待立法，以至於一切與立法有關的行為都圍繞經濟展開，忽視了與社會管理緊密相關的立法，以至於社會生活中悲劇頻發而相關立法卻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認為立法就是對社會物質的刻板寫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於社會的積極反作用。這就反映在一種具體的指導思想上，即先改革後立法的指導思想――以政策引導改革實踐，積累改革經驗，最後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從立法工作看，過去著重考慮法律確認改革成果的作用較多，而對法律指導和推動改革的作用認識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適應改革的要求，許多在改革中產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時確認；二是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推進改革，仍習慣運用軟約束的政策性文件。產生這種格局的原因是政策靈活多變，在我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無法可依的時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覷。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加深，社會飛速發展，政策治標不治本的弊病逐漸凸顯，尤其是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特點，亟待法律的引導和監督。「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滯後立法觀對於瞬息萬變的社會管理情形已經捉襟見肘。因此這種舊的立法思想已經妨礙了社會管理相關法律的創新與完善，從而使得改革中出現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徑來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貫徹實施。
（二）立法運用的被動
特定時代的法只能是對特定階段法律關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麼希望立法事無巨細，涵蓋一切法律關系，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對社會高速的轉軌，立法永遠都是滯後的，這個論斷毋庸置疑。我國法律體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點，注重法律的穩定性，所立之法一經公布確立並且生效實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隨意變動。而我國的社會體制正由封閉向多元開放的社會轉型，各種社會關系大量推陳出新，而法律的穩定性面對這樣多變的社會關系所表現出來的軟弱，是任何一個快速轉軌的國家無法避免的尷尬。社會關系迅速發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務，對我國立法者們來說也壓力不小。
（三）立法預測的輕視
社會變革與立法息息相關，也是立法的強大推動力。黨中央提出加強與創新社會管理，這與我國社會所反映的重要問題和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急迫程度有密切關系。社會問題主要存在於基層社會，當它們能夠引起黨中央領導高度關注的時候，證明其影響范圍較大又急需解決了。其中與立法相關的熱點問題，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立法，亟待我們認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這些熱點民生問題，在現實社會中已經存在多時，並且引發了不小的社會矛盾，直至出現重大悲劇性後果才引起立法者們的思考和關注。以食品安全為例，近年來，毒奶粉、「蘇丹紅」辣醬、石蠟火鍋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溝油……問題食品之多，涉及范圍之廣，造成惡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談「食」色變的地步，特別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動了當時正在三審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個方面的修改。按照道理說，該制定中的法案應該將這些社會頻發的重大食品安全問題考慮進去，為什麼卻又在悲劇發生後才進行所謂的調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滯後於社會需求，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論是立法學研究還是立法實踐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規定中，對立法預測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運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測算立法的發展趨勢和未來狀況，這就是立法預測。立法預測的主要任務是探尋現階段和今後一定時期內應當通過立法途徑加以解決的社會關系，同時對該社會關系進行立法預期達到的社會效果、可能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進行研究評估。它的存在主要保證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從而有利於立法者作出科學適時的制定、修改、廢除和完善法律法規的決策。因此，立法預測是立法准備階段的關鍵環節。隨著社會管理活動的發展，一些重大社會矛盾應成為立法活動的重點，由於這些問題在社會管理中本來就很難解決，通過立法對這些事項進行利益博弈，自然也會給立法工作帶來極大挑戰，因此需要深入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通過嚴謹的立法准備工作，才能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矛盾的發展變化，保證立法質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規盡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然而在立法實踐中，我國立法預測非常落後，缺乏對其理論、方法、技術、條件的研究，沒有立法預測的專門機構和專業人才；在立法實踐中，很少有人涉獵立法預測問題，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術、社會科學研究技術、立法理論和方法論上缺乏適當的訓練。正是由於對立法預測的忽視，導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會了解社會一線問題，形成了兩種負面的立法態度和方法：（1）盲目的、隨意性的態度和方法，想到什麼法就立什麼法，喜歡立什麼法就立什麼法；（2）消極的、被動的態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問題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應付就立哪方面的法。綜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動性、科學性，而令社會管理活動無法同步進行，甚至就算頒布了卻因缺乏現實性而無法執行，坐等社會矛盾的激烈爆發，以悲劇收場。可見，滯後立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這與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和要求不相適應。
（四）信息溝通機制的缺失
立法是國家重大的政治活動，用來調整社會關系、緩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這一活動的過程中，立法行為不會也不應該是完全獨立的，而是通過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把各種利益訴求融入立法中。然而，就是因為兩者互動不夠，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動。從一方面來看，立法的行為過程本應該就是需要公民積極參與的民主立法，在廣泛收集民意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立法預測。但是在立法實踐過程中，由於經常遇到一些復雜艱深的專業問題，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專門的學者和專家，從法案到法的過程幾乎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立法的公開渠道不夠暢通，公眾參與的可能性較小，過多的依賴於「精英」立法，導致各種利益群體少有途徑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無法在相互交流基礎上進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近年來，我國立法學界已經認識到「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公民參與立法的呼聲一波高過一波，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群體、不同階層民意對立法的願望和要求，立法不論在制度上和還是實踐中都有所考慮，並開通了多種渠道吸引公民參與，直接體現民主立法，但是發展相當緩慢，成效不明顯。這些都表明了立法機關和民眾之間並沒有建立一種長期、有效和直接的互動機制，這種良性循環的缺失，直接導致立法沒有以一定的科學方式和手段對民主內容進行必要的集中，也沒有從廣泛的、宏觀的、甚至是零散的和盲目的話語中提煉出能夠真正反映絕大多數人民的意願，立法與民眾意願出現鴻溝，自然容易形成立法滯後。

⑸ 如何做好新形式下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

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是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是各自所聯系群眾的利益代表者和維護者，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健全的組織性。群團工作是黨的工作重要組成部分，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重要途徑。如何適應新形勢，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群團工作，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是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推進「五位一體」建設的重要課題。
一、對新形勢下群團工作定位的認識
群團組織作為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做好新時期群團工作，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是更好地服務發展、服務群眾的客觀需要，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首先，應把群團工作放在黨的工作全局中去看，加強群團工作有助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人民群眾是黨的執政基礎，群眾工作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群團組織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力量，加強群團工作是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做好群眾工作的重要途徑。特別在新時期新階段，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對進一步發揮群團組織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群眾優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其次，應把群團工作放在實現中國夢的高度去看，加強群團工作有益於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凝聚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需要社會各界充分理解、大力支持、積極參與。加強和改進群團工作，對於調動群團各自所聯系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更好地投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征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應把群團工作放在創新社會治理的現實需要去看，加強群團工作有利於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群團組織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群團組織來源於群眾、紮根於群眾，具有廣泛聯系群眾、緊密貼近群眾、直接服務群眾的特點和優勢，是調節社會利益、維護社會秩序、化解社會矛盾的緩沖器和調節器。長期的實踐證明，群團組織已經成為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
二、群團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面臨的形勢
（一）群團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雖然全省群團組織在加強和創新群團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與黨的要求和廣大群眾期盼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突出表現在：
一是思想認識不夠到位。一些地方黨政尤其是個別基層領導對群團組織的性質和地位認識不夠，對群團工作研究不夠深入、缺乏有效指導，工作支持乏力，存在重經濟工作輕群團工作傾向。一些地方黨組織在引導群團組織發揮作用方面重視不夠，沒有把群團事業發展納入總體發展規劃，在考慮各項工作時，把群團作為一支重要力量納入總體考慮的自覺意識還需要進一步增強。
二是組織建設不夠健全。在實際工作中普遍存在群團組織設置不合理、有被弱化邊緣化傾向等問題。群團組織機關編制普遍偏少（縣級工會組織一般為3至5人，縣級團委、婦聯分別為1至3人），基層專職群團幹部更少。在城市化和企事業改革過程中，一些企業特別是非公企業對設置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存在「可有可無」的現象；一些機關單位和改革重組企業把工青婦等群團組織與其他科室歸並到一起，加之年齡結構、知識結構很不合理，已不適應新時期群團工作需要。
三是政策法規不盡完善。目前國家已制定了一些涉及職工、青少年、婦女兒童、殘疾人等群體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規，但規定較原則，可操作性有待加強，再加上相關配套的政策法規制定相對滯後，使群團組織代表和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缺乏剛性條款和制約措施。加之，群團組織依法維護群眾權益的法制環境有待進一步優化，少數部門還存在貫徹相關法律法規執法不力的現象，從制度層面上缺乏監督制約措施，群團特別是基層群團組織不能充分履行服務群眾和維護群眾合法權益職能，導致部分群眾合法權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二）群團工作面臨的形勢
當前，我國處於改革攻堅期和矛盾凸顯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加，群團工作面臨著一些新情況新挑戰。
一是工作對象多元化。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在原有「兩階級一階層」中分化產生了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等新的社會階層，並出現了失地農民、農村留守人員、農民工、勞務派遣工等群體。據統計，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69億，其中外出農民工1.66億。另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全國勞務派遣人員總數已高達3700多萬人，占職工總數的13.1％。社會階層不斷分化，新的社會群體不斷涌現，群眾工作對象日趨多元。
二是利益訴求多樣化。當前，經濟成分、分配方式、就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廣大群眾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的多樣化，利益訴求從相對單純的物質需求和生存需求，逐步向精神需求和民主權利需求拓展；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從過去就業住房、就學就醫為主，逐漸擴大到社會福利保障、貧富差距、公平正義等多個層面，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
三是工作環境多變化。市場經濟、社會變革、群眾訴求、輿論監督等構成了群團工作的復雜環境。當前矛盾糾紛趨向復雜化，往往是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相互交織，合理訴求與不合法方式相互交織，多數人的合理要求與極少數人的無理取鬧相互交織，群眾的自發行為與敵對勢力的人為操縱相互交織，特別是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快速發展，群團工作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導致群眾工作的復雜程度和難度明顯加大。
三、加強與創新新時期群團工作的思考
面對新的機遇與挑戰，全省群團組織應立足實際，適應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勢，進一步推進群團組織轉型發展，推動群團組織由單一參與走向聯合運轉，實現多方協同發展，提高「服務能力」；推動群團組織由相對封閉走向開放多元，通過社會化動員和運行機制，增強「凝聚力」；推動群團組織由自成體系走向整體聯動，實現資源共享互補，擴大「影響力」，努力使群團組織適應時代新發展、群團工作適應群眾工作新要求。
（一）遵循「三個原則」，發揮群團組織橋梁紐帶作用
一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做好群團工作的根本政治原則和根本政治保證。群團組織必須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堅持用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武裝頭腦、指導工作，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不斷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二是必須堅持服務大局。群團組織服從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是由黨的性質和群團組織性質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必須始終自覺把群團工作放到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去推進，切實凝聚各自所聯系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三是必須堅持服務群眾。群團組織是各自所聯系群眾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必須始終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把各自所聯系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自覺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著力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引導群眾依法表達合理訴求，自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二）建立「四大平台」，構建「大群團」工作格局
一是建立融合資源手段的「共享平台」。推動完善黨委定期研究群團工作制度和群團與政府聯席會議制度，主動參與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涉及所聯系群體利益的政策法規的研究制定；建立同政府相關部門的信息溝通制度，充分發揮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制度、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等作用，推動解決涉及職工、青年、婦女兒童等切身利益和群團工作的重大問題。
二是建立推動民生改善的「惠民平台」。進一步加強惠民幫扶中心（站、點）規范化、制度化建設，推動惠民幫扶中心窗口單位把幫扶資源、幫扶力量、幫扶手段整合到「中心」，在困難群體幫扶救助工作中構建全方位聯動平台，努力形成「全面覆蓋、分級負責、上下聯動、區域協作」的幫扶工作體系，為更多群眾提供多元服務。
三是建立保障群眾權益的「維權平台」。整合和優化各個群團組織維權工作資源和手段，把工會的平等協商集體合同制度、省（城）際維權網路、法律維權微博和網路輿情制度，以及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的維權崗、維權熱線、法律援助中心等集中整合，逐步形成觸角覆蓋所有群眾的維權網路，最大限度地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
四是建立提升群眾素質的「活動平台」。整合工人文化宮（俱樂部）、青少年活動陣地、婦女兒童活動中心、殘疾人專項服務設施、科普基地等公益性群眾活動陣地，優化配置群團培訓基地、師資隊伍、培訓資金等資源手段，加強群團網路平台建設，增強群團組織正面引導群眾、有效服務群眾的能力和水平。
（三）實施「三化發展」，形成「一體化」工作模式
一是實施項目化推動。完善群團工作項目化管理和運作模式，創新項目科學策劃、資金投入、激勵考核、宣傳引導機制，合理選擇項目，有效實施項目，著力打造群團工作品牌，實現工作項目化、項目目標化、目標責任化。特別是在「四季送」、青年創業就業、關愛留守學生、幸福家庭、「僑愛心工程」、「量體裁衣」個性化服務、科普惠農等服務發展、服務民生的工作上實施項目化。
二是實施社會化運作。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社會手段、社會力量開展工作，鼓勵和支持各種非營利組織、企業和社會組織和公眾多形式多渠道參與社會治理，逐步形成「黨政支持、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群團工作社會化模式。重點是整合社會資源，通過興辦福利產業、社會募捐、企業贊助、海外捐贈等多方籌措資金，推進服務手段社會化；探索建立社會化群團工作者隊伍，吸引、集聚、招募更多專家學者、愛心人士和志願者等社工人才參與公益事業，推進服務隊伍社會化。
三是實施規范化管理。堅持問題導向原則，按照「黨政所需、群眾所急、群團所能」確定工作主題和方案，完善各項工作制度，規范工作流程，嚴格工作考核，強化目標管理，突出工作實效，實現工作標准化、規范化、制度化。
（四）著力「三個創新」，構建「樞紐型」工作體系
一是創新協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組織體系。推廣蘆山強烈地震群團參與災區社會管理服務的「雅安模式」經驗做法，成立省群團社會服務中心，逐步實現政府部門、群團組織、社會組織和志願者在依法管理、信息發布、項目規劃、工作對接和服務支持中的全方位協同，不斷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水平。推進藏區群團社會服務站（點）建設試點工作，完善省、市、縣三級志願者服務體系，逐步在鄉鎮（街道）、社區設立群團社會服務中心，探索形成上下聯動的網格化組織體系，協同社會組織和志願者依法有序有效地參與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
二是創新協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工作內容。依託群團社會服務中心，為社會組織和志願者提供政策咨詢、宣傳推介、項目對接、培訓交流等開放式服務。特別是積極參與受災群眾、城市流動人口和農村留守學生（兒童）、婦女、老人等特殊群體服務項目，採取公開招標、項目發包、委託管理等方式，吸引凝聚社會組織和志願者等社會力量協同參與社會事務。
三是創新協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探索建立依法規范、多元協同、開放服務、項目運作、培訓提升等工作機制，建立群團承接政府購買社會化服務、委託群團承接社會公共事務的機制，建立政府部門、專家學者、群團組織、社會組織和一線幹部群眾共同參與的群團參與社會治理的科學評估機制，努力提升參與社會治理的協同實效。

⑹ 論述農村房產損毀的資產評估，選修課論文形式

近幾年來,隨著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和農村股份合作制的建立,農村集體資產評估工作也悄然興起。為了保障農村集體資產評估工作順利、有序、高效地進行,特就此談幾點粗淺認識。 1、理論缺位、政策法規滯後。國家對國有資產和集體企業國有資產部分的評估,從理論研究、宣傳到立法都做了較為具體的規定,先後出台了《國有資產評估實施辦法》、《國有企業財產監督條例》、《集體企業國有資產產權界定辦法》等規定,而對於農村集體資產的評估尚無明文規定。因此,農村的資產評估只能在借鑒國有資產評估

⑺ 我國商業性礦產勘查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

賀冰清

（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北京，101149）

商業性礦產勘查是以市場為導向，以贏利為目的的礦產勘查工作。商業性礦產勘查投資屬於風險投資，「誰投資、誰受益」，其成果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性礦產勘查是地質工作的主體，是依附於礦業的一個子產業，它是礦業生命周期的起點，是礦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國家為了戰略利益和彌補市場失靈，也往往對商業性礦產勘查實行直接投資、財政補貼或減稅等措施，以減少投資風險，刺激整個礦業的繁榮和發展。

目前，我國油氣的商業性勘查機制已基本成熟，商業性水工環地質工作的發展也沒有大的障礙，主要是非油氣商業性礦產勘查起步較晚，市場發育緩慢，需要加快發展。因此，這里主要介紹我國非油氣商業性礦產勘查的一些基本情況。

一、我國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歷史沿革、發展現狀和存在問題

（一）歷史沿革

1.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商業性礦產勘查與公益性地質工作實行的是事企混合運行的模式

在傳統地質工作管理體制下，我國礦產勘查實行的是統一的事業管理模式，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沒有劃分公益性地質工作和商業性地質工作；二是地質勘查隊伍分別隸屬於多個部門管理；三是國家對地勘工作實行統一領導、統一計劃的中央直屬事業單位管理；四是礦產勘查與礦業開發上下游分離。地質勘查由國家財政投入，地勘單位生產的全部地質成果上交國家，由國家通過調撥的方式供礦山企業無償使用。這種事企混合運行的管理模式，導致了礦產勘查的產業屬性模糊，並使之游離於礦業越來越遠，無法形成產業資本的良性循環。

2.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改革傳統的地質工作體制，實行商業性礦產勘查與公益性地質工作分開運行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開始了地質工作體制改革的探索，核心就是實行事企分離，建立商業性地質工作的新體制、新機制。1999年，國務院作出了地勘隊伍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決策，地質勘查管理體制發生重大變化。一是將公益性地質工作和商業性地質工作分開管理，分體運行。二是按政企分開的原則將從事商業性礦產勘查的隊伍實行屬地化管理，並逐步實現企業化經營。三是實現了礦產勘查的集中統一管理。原各工業部門地勘管理職能已經撤銷，多頭管理礦產勘查的局面基本結束。這就為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的發育奠定了基礎。

（二）發展現狀

從主流認識看，我國商業性礦產勘查體制框架初步形成，礦業權制度逐步完善，市場主體正在形成，商業性礦產勘查已經上路。

1.初步形成了商業性礦產勘查的體制架構

集中統一的礦產勘查體制初步形成；公益性與商業性地質工作分開運行的機制初步建立；探采結合的礦業新體制初顯端倪。

2.初步形成了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

（1）礦業權市場日趨活躍。在非油氣礦產勘查登記方面，勘查許可證發放總體呈遞增趨勢，從1999年的4320個，遞增到2003年的7929個。采礦許可證發放在1999～2003年間大致在3萬個左右上下波動。2003年探礦權出讓宗數是1999年的15倍，采礦權出讓宗數是1999年的48倍。在探礦權、采礦權轉讓方面，2003年的礦業權交易異常活躍，分別從2001年的54宗和509宗劇增到2003年的493宗和1006宗，交易金額也從2001年的1.07億元和14.09億元，劇增到2003年的9.5億元和37.4億元。

（2）投資主體多元化，呈現「民進國退」的趨勢。目前，國內外投資者對投資礦產勘查的積極性日益提高。1999～2003年我國非油氣礦產勘查總投入15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佔39%，地方財政佔16%，企事業佔40%。統計數據顯示，近年非財政性投資已經超過了國家財政投資。2003年全國9250個勘查項目為3268個探礦人所持有，其中，內資企（事）業2417個，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資企業30個，個人757個，私營企業275個。

（3）勘查主體市場意識、市場競爭能力有所提高。5年多來，雖然各省、區、市地勘隊伍實行了屬地化管理，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4）市場中介組織逐步規范、成長。形成了包括礦業權價值評估、礦產儲量評審和儲量價值評估、政策法律咨詢服務以及環境質量評審等中介體系。

3.商業性礦產勘查的宏觀管理體系正在形成

（1）以培育和規范礦業權市場為核心，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管理制度逐步建立。根據1996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國土資源部制定了《礦業權出讓轉讓管理暫行規定》、《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和價款管理辦法》、《探礦權采礦權價款轉增國家資本金管理辦法》、《探礦權采礦權評估管理暫行辦法》，建立了礦業權評估師執業資格制度，這些法規制度保障了探礦權市場運作基本步入正軌。

（2）通過國家投資進行公益性地質工作和戰略性礦產評價，降低了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投資風險。

（3）完善信息服務制度，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基礎地質信息服務。近幾年，《地質資料管理條例》、《全國地質資料匯交管理辦法》和《礦產資源登記統計管理辦法》等政策陸續出台，建立了礦業權管理信息系統，發布了《中國礦業投資指南》、《中國的礦產資源政策》白皮書等權威信息，對引導商業性礦產勘查投資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存在問題

當前，商業性礦產勘查存在的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存在探采雙向體制性障礙

勘查、開采兩個領域都還存在「雙軌制」的現象。首先是地勘單位轉制任重道遠。全國「百個地勘局、千個地質隊」的基本體制格局沒有根本改變，國有地勘單位的事業身份沒有改變，國有地勘單位只能說是「不完全的市場主體」或「准市場主體」，形成勘查主體的「雙軌制」。其次是礦業體制改革滯後。「一礦一企、礦在山上」的格局沒有打破，國有礦山改革困難很多，仍然存在強調特殊身份，力求繼續獲得礦產資源使用上的差別待遇，礦業權取得和使用上的雙軌制難以消除。以上兩方面形成了目前礦產勘查的內外雙重性體制障礙，沒有真正確立企業在商業性礦產勘查中的主體地位，形成了「國家投資低效、社會投資受阻」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業性礦產勘查的發展。

2.勘查權益保障體系不完善

一是相關的政策法規滯後。政策法規的穩定性、透明性等還不能完全滿足商業性投資的要求。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核心制度——礦業權的財產權地位不明確。二是礦業權管理不規范。礦業權市場法律法規和交易規則不健全，對現行的礦業權管理制度認識不統一，執行不到位。存在政府幹預較多、審批不規范、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礦產資源管理秩序混亂等現象。三是政府的信息服務職能不到位。社會公眾對「公益性地質信息不公益」的現象反映強烈；信息服務缺少服務程序、規范和標准，公眾不易獲得有關的地質資料，增加了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投資風險。在各國引資勘查環境評估中，中國礦產勘查開發投資環境在世界各國排序中一直處於比較靠後的地位。

3.市場發育程度不高

（1）礦產勘查要素市場不發育。礦業資本市場缺失，非油氣礦產勘查的投入規模偏小；專業技術服務市場和中介組織不發育，數量少，不規范。

（2）市場主體改革滯後。國有地勘單位和國有老礦山作為特殊的市場主體，繼續依賴於舊的運行機制，對市場信號和市場調節不靈敏。我國符合完全市場主體要求的涉勘企業並不多，大多是事企混合運行的地勘單位。

（3）探礦權流轉不暢。我國目前探礦權的流轉不活躍，轉讓方式單一。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仍然是為「大而全」的國有地勘單位所壟斷，缺少機制靈活、經營有進有退的中小型勘查公司和找礦人，整個礦產勘查市場缺乏活力。

二、對我國商業性礦產勘查發展的基本認識和建議

（一）基本認識和判斷

1.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主導是礦產勘查應堅持的改革方向

通過建立商業性礦產勘查體制來解決資源保障問題，一方面，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證明，初級勘查公司與高級礦業公司的合理有效分工有利於實現礦業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國內油氣勘查方面的成功經驗。國內3大石油公司已經建立了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成功運行機制，形成了勘查開發的良性循環機制。因此，關鍵是要確立企業在勘查市場上的主體地位，加快培育各種勘查要素市場。

2.我國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已經基本形成，關鍵是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

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基本形成的標志是探礦權市場基本建立，社會投資超過國家財政投入，商業性礦產勘查的體制和政策環境初步建立。同時，要進一步改善礦產勘查的投資環境，尤其是要通過穩定完善法規，規范政府行政行為，加強市場監管，提高服務水平，降低勘查投資風險，明確投資者的預期。

3.現階段商業性礦產勘查還不能滿足資源保障的需求

首先，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投入總規模偏小。2003年僅為32億元，遠低於90年代中期水平。其次，勘查資本的「國退民進」不同步。在1998年地勘隊伍屬地化後，國家資本大量退出了礦產勘查領域，留下的一小部分（地質大調查、資源補償費、屬地化後的地勘費中支持礦產勘查的費用）遠不足以承擔為我國礦業發展提供資源/儲量支撐的使命。在社會資本沒有大規模進入勘查領域的時候，如果國家資本退出，勢必造成礦產勘查的急劇衰退。第三，商業性礦產勘查發展與資源需求迅猛增長極不協調。今後20～30年，我國正處於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旺盛期。但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的繁榮景象卻尚未出現。近年來，國內礦產勘查少有重大突破，儲量消耗快於儲量增長，新發現礦產地趨於減少，資源接續壓力增大，資源保障程度下降。

（二）對策建議

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改革目標和方向，是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努力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商業性礦產勘查新體制、新機制。促進礦業資本市場、礦產品市場、礦產勘查勞務市場等要素市場的發育，建立市場起基礎作用的礦產勘查與礦業運行體系和運行機制。建立促進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法規體系。建立金融、財政、稅收等調控體系。大力改善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投資環境。

1.培育市場主體，促進商業性礦產勘查要素市場的發育

建立商業性礦產勘查的新體制、新機制，主要是深化地勘體制改革和礦業體制改革，重塑礦產勘查的市場供求主體，取消勘查、開采領域存在的「雙軌制」，努力消除探采兩方面的體制性障礙。適應生產力發展和礦產勘查規律的要求，合理設置商業性礦產勘查的企業資質條件，明確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只對企業主體開放，引導和吸引民營資本和外商投資進入礦產勘查領域，大力促進各種所有制礦產勘查主體的形成。深化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對不同所有制礦山企業使用礦產資源實行國民待遇。建立和培育勘查資本、勞務、中介服務等各類要素市場。

2.大力改善商業性礦產勘查投資環境

一要建立穩定的政策法律體系。建立清晰、透明、穩定的商業性礦產勘查法規，使投資者的權益預期明確。降低探礦權准入門檻，按國際慣例實行「早申請者優先」的原則授予礦業權。制定以鼓勵為主的勘查政策，擴大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規模。建立探礦權轉讓、買賣選擇權協議、並購、創業資本市場等制度，形成商業性礦產勘查的合理退出機制；確立探礦權的財產權地位，明確探礦權的有效權益保障。二要進一步規范礦業權管理制度和政府行政行為。嚴格審批程序，規范審批行為，嚴禁隨意增加行政許可。規范礦業權收益管理，合理確定分配比例，明確使用方向。重點培育和規范礦業權二級轉讓市場，持續開展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秩序治理整頓，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礦業權市場。三要加強行業管理。重點加強政府對商業性礦產勘查的宏觀管理，制定礦產勘查產業發展政策，明確產業發展目標、產業發展重點、產業技術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投融資政策、產業發展的保障政策等；加強勘查行業的市場監管，建立行業自律和誠信規則；加強行業協會和中介組織的建設。四要提供有效服務。加強公益性地質調查評價，發揮其對商業性地勘工作的引導和調控作用；規范信息服務的標准、程序，構建便捷的服務平台，提高服務效率，降低服務成本和費用。明確國家和地方的公益性信息服務機構。組織編制商業性礦產勘查規劃和商業性礦產勘查投資指南。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礦業權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礦業權監管信息系統，形成對政府和企業行為的有效約束機制。

3.實施國家重要礦產勘查支持計劃

由於體制轉型需要一個過程，在公益性地質工作與商業性地質工作分開運行的情況下，有必要建立國家戰略性礦產勘查工作的新機制。以國家投資或補貼等形式，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作為對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的必要補充或引導調控，促進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資源瓶頸的緩解。同時，也可以此引導和促進地勘單位深化改革，促進發展。

需要研究建立財政資金支持商業性礦產勘查的合理機制。一方面，應該按照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要求，建立新的投資體制和運行機制，原則上都應該按商業投資模式運作，提高財政資金的找礦成功率，用於調動所有涉勘企業找好礦、找大礦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只要有商業性投資進入的，政府投資原則上就應堅決退出。

作者簡介

賀冰清，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⑻ 西安退役士兵安置為啥這么差

各種原因。
軍人轉業退伍的安置存在不少的問題，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是由於政治、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不能再用行政手段包攬一切。2、是安置渠道窄。工業基礎薄弱，大中型企業比較少，由財政支付工資的安置崗位更少，安置渠道窄，安置資源匱乏，政府指令性安置的容量小、難度大。3、是期望值過高。退役士兵對安置的期望值偏高，與實際分配的工作單位有一定差距。4、是政策法規滯後，缺乏可操作性。5、是協調難度逐步增大。拖延或拒絕接收退役士兵的單位基本上都是一些省垂直駐濮單位，他們本身又沒有人事權，安置部門協調時，把責任推向上級業務主管部門，安置部門協調起來非常艱難。
我國每年都會有2次徵兵，很多年輕人都會報名參軍。當兵的好處有很多，可以給自己增加一段寶貴的人生經歷，豐富自己的人生閱歷。還能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增長才幹見識，培養良好的品質。

⑼ 怎麼論述法律的滯後性

法律的滯後性就是說法律是取決於立法者的認知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當在制定某個法律的時候預測的情況總是有限的，而社會又是快速發展的，此時先制定下來的法律對於新出現的新情況可能有顧及不到之處，這就是法律的滯後。

社會是運動的，但法律不可能時刻反映社會變化，便出現了法律的滯後性，這是法治無法迴避的代價。如果與社會一致的法條就適用，與社會不同步的法條因其滯後性就不適用，最終將沒有任何法律條文可適用。

面對法律的滯後性問題，我們應堅定不移地堅持依法辦事，但必須同時不斷提高立法技術，不斷強化修法程序，尤其是強化公民提出修法動議的權利，最大限度地解決法律的滯後性問題。

滯後性問題關於幾個方面：

一、法的作用

1、法的作用的特點：

①法的作用體現在法與社會的交互影響中；

②法的作用直接表現為國家權力的行使；③法的作用本質上是社會自身力量的體現。

2、法具有局限性

①法律是以社會為基礎的，法律不可能超出社會發展需要「創造」或「改變」社會；

②法律是社會規范之一，必然受到其他社會規范以及社會條件和環境的制約；

③法律規制和調整社會關系的范圍和深度是有限的；④法律自身條件的制約，如法的滯後性。

(9)政策法規滯後擴展閱讀：

法律有一定滯後現象的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國立法的被動性首先體現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馬克思主義立法觀以立法與社會物質基礎相互關系作為我國立法的總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立法觀認為，立法的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立法者不是在製造法，而僅僅是在表述法的觀點等。

它強調物質的決定性和立法的客觀性，但是理論和實踐中曲解了它的內涵，在理念上產生了偏差：一方面認為一切立法行為都是因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存在而發展，形成經濟基礎決定法的觀點。

片面看待立法，以至於一切與立法有關的行為都圍繞經濟展開，忽視了與社會管理緊密相關的立法，以至於社會生活中悲劇頻發而相關立法卻少之又少。

另一方面認為立法就是對社會物質的刻板寫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於社會的積極反作用。這就反映在一種具體的指導思想上，即先改革後立法的指導思想――以政策引導改革實踐，積累改革經驗，最後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

從立法工作看，過去著重考慮法律確認改革成果的作用較多，而對法律指導和推動改革的作用認識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適應改革的要求，許多在改革中產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時確認；二是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推進改革，仍習慣運用軟約束的政策性文件。

產生這種格局的原因是政策靈活多變，在我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無法可依的時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覷。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加深，社會飛速發展，政策治標不治本的弊病逐漸凸顯，尤其是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特點，亟待法律的引導和監督。

「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滯後立法觀對於瞬息萬變的社會管理情形已經捉襟見肘。因此這種舊的立法思想已經妨礙了社會管理相關法律的創新與完善，從而使得改革中出現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徑來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貫徹實施。

（二）立法運用的被動

特定時代的法只能是對特定階段法律關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麼希望立法事無巨細，涵蓋一切法律關系，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對社會高速的轉軌，立法永遠都是滯後的，這個論斷毋庸置疑。

我國法律體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點，注重法律的穩定性，所立之法一經公布確立並且生效實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隨意變動。

而我國的社會體制正由封閉向多元開放的社會轉型，各種社會關系大量推陳出新，而法律的穩定性面對這樣多變的社會關系所表現出來的軟弱，是任何一個快速轉軌的國家無法避免的尷尬。

社會關系迅速發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務，對我國立法者們來說也壓力不小。

（三）立法預測的輕視

社會變革與立法息息相關，也是立法的強大推動力。黨中央提出加強與創新社會管理，這與我國社會所反映的重要問題和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急迫程度有密切關系。社會問題主要存在於基層社會，當它們能夠引起黨中央領導高度關注的時候，證明其影響范圍較大又急需解決了。

其中與立法相關的熱點問題，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立法，亟待我們認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這些熱點民生問題，在現實社會中已經存在多時，並且引發了不小的社會矛盾，直至出現重大悲劇性後果才引起立法者們的思考和關注。

以食品安全為例，近年來，毒奶粉、「蘇丹紅」辣醬、石蠟火鍋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溝油……問題食品之多，涉及范圍之廣，造成惡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談「食」色變的地步，特別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動了當時正在三審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個方面的修改。

按照道理說，該制定中的法案應該將這些社會頻發的重大食品安全問題考慮進去，為什麼卻又在悲劇發生後才進行所謂的調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滯後於社會需求，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論是立法學研究還是立法實踐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規定中，對立法預測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運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測算立法的發展趨勢和未來狀況，這就是立法預測。立法預測的主要任務是探尋現階段和今後一定時期內應當通過立法途徑加以解決的社會關系，同時對該社會關系進行立法預期達到的社會效果、可能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進行研究評估。

它的存在主要保證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從而有利於立法者作出科學適時的制定、修改、廢除和完善法律法規的決策。因此，立法預測是立法准備階段的關鍵環節。

隨著社會管理活動的發展，一些重大社會矛盾應成為立法活動的重點，由於這些問題在社會管理中本來就很難解決，通過立法對這些事項進行利益博弈，自然也會給立法工作帶來極大挑戰。

因此需要深入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通過嚴謹的立法准備工作，才能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矛盾的發展變化，保證立法質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規盡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

然而在立法實踐中，我國立法預測非常落後，缺乏對其理論、方法、技術、條件的研究，沒有立法預測的專門機構和專業人才；在立法實踐中，很少有人涉獵立法預測問題，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術、社會科學研究技術、立法理論和方法論上缺乏適當的訓練。

正是由於對立法預測的忽視，導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會了解社會一線問題，形成了兩種負面的立法態度和方法：（1）盲目的、隨意性的態度和方法，想到什麼法就立什麼法，喜歡立什麼法就立什麼法；（2）消極的、被動的態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問題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應付就立哪方面的法。

綜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動性、科學性，而令社會管理活動無法同步進行，甚至就算頒布了卻因缺乏現實性而無法執行，坐等社會矛盾的激烈爆發，以悲劇收場。

可見，滯後立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這與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和要求不相適應。

（四）信息溝通機制的缺失

立法是國家重大的政治活動，用來調整社會關系、緩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這一活動的過程中，立法行為不會也不應該是完全獨立的，而是通過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把各種利益訴求融入立法中。

然而，就是因為兩者互動不夠，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動。從一方面來看，立法的行為過程本應該就是需要公民積極參與的民主立法，在廣泛收集民意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立法預測。

但是在立法實踐過程中，由於經常遇到一些復雜艱深的專業問題，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專門的學者和專家。

從法案到法的過程幾乎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立法的公開渠道不夠暢通，公眾參與的可能性較小，過多的依賴於「精英」立法。導致各種利益群體少有途徑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無法在相互交流基礎上進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_吳志攀：「互聯網+」的興起與法律的滯後性

⑽ 企業黨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什麼

（一）部分領導幹部思想認識存在偏差。他們認為，企業經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盈利，企業領導的核心任務就是生產經營和管理，黨建是「附帶」工作。因此對黨建工作缺乏熱情，始終處於被動應付狀態，有的是為了應付上級黨組織的檢查，也有把黨組織的工作部門當作形式，沒有不行、有卻麻煩。黨組織開展活動存在顧慮，擔心活動影響企業生產經營（時間）、擾亂正常工作秩序（人員）、加大企業開支（活動經費）等。部分黨務工作者心理壓力大，怕經理不支持，關系處理不好，影響自身利益；怕黨員不積極參與，活動開展不起來；怕職工不理解，費力不討好。導致有的黨務工作者開展活動時理不直、氣不壯，「底氣」不足。甚至在一些黨員中存在著，自己是「打工者」，拿企業的錢、歸經理管，只要干好本職、保住飯碗就行了，不願發揮也難以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個別企業管理者，也沒有把建立黨組織、開展黨的工作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他們對企業黨建工作支持、配合的積極性、主動性不高，應付多於主動。
（二）企業的特殊性束縛了黨建工作開展。一是企業生產經營的不穩定性，導致黨組織建立難度增大。由於某些企業「小」、「變」、「散」等特點，嚴重製約了黨建工作的開展。「小」即企業規模小，目前企業黨員人數少，不能單獨組建黨組織；「變」即企業經營變化快；「散」即企業分布相對分散，人員工作地點分散等，給企業管理特別是黨建工作帶來很多不便。二是企業用工制度靈活，導致黨員教育管理難度增大。由於企業員工的減少，黨員人數也在不斷的下降，加之企業經營活動條件的限制，一些黨員成為名副其實的「流動」黨員，企業黨組織難以實施有效的教育管理。三是企業現代管理機制的確立，導致黨組織活動開展難度增大。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目標責任制的確立，工作時間由經理支配，黨組織開展活動時間缺乏自主性，活動經費存在依賴性。從而導致，大部分黨組織沒有固定的活動場所，一定程度上束縛了黨建工作的開展。
（三）黨組織自身建設薄弱影響了黨建工作開展。一是黨組織的數量偏少。。二是黨務工作者整體素質不高。大部分企業黨務工作者是由原企業改制後行政管理人員兼任的，他們在思想觀念、專業素質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未經過較嚴格的培訓，因此難以適應黨建工作的新形勢、新情況。三是黨組織負責人難選。由於企業改制後規模相對較小，黨員人數也少，要選出政治堅強、熟悉黨務工作、會做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懂經營會管理，善於同行政管理人員合作共事的黨組織負責人比較難。還有個別的黨組織負責人，把抓黨建工作等同於抓企業經營管理，把黨組織等同於企業的下屬辦事機構，致使黨組織負責人在職工中缺乏影響力和感召力。
（四）相關政策法規滯後制約了黨建工作快速發展。企業中黨組織的地位、作用以及發揮作用的途徑等，現行的有關政策和規定只作了原則的界定，缺乏具體的、操作性強的規定和制度，更沒有規定企業黨組織的建立及地位與作用的法律依據。《黨章》雖然對企業中的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任務作了相應規定，但現有的法律條文和黨規中並沒有提供這些任務所應有的支持手段。《公司法》和《個人獨資企業法》也只是籠統地規定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按照黨章進行活動，並沒有對黨組織開展活動提出具體要求。雖然近幾年我們企業黨建工作取得了明顯成績，但目前還沒有達到改制前企業所制定和形成的一整套成熟的工作機制，使得企業中開展黨的活動缺乏保障機制、考核管理辦法，造成黨組織建立和開展工作處於「受制於人」的尷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