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條例

⑴ 甲午中日戰爭條約

《馬關條約》的簽署標志著甲午中日 戰 爭 的結束。根據條約規定，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中國還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並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投資辦廠。
《馬關條約》使日本獲得巨大利益，刺激其 侵 略 野 心；使中國民族 危 機 空前嚴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該條約適應了 帝 國 主 義 列強對華資本輸出的需要，隨後 列 強 掀起了 瓜 分 中國的狂潮。

⑵ 甲午中日戰爭對中日兩國產生了哪些不同影

一、夢斷甲午年國殤113年前，在黃海大東溝海面上，兩只艦隊遭遇了，於是「車錯轂兮短兵接」，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戰斗——這就是中日戰爭史上著名的黃海海戰。交戰的雙方分別是清政府的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在萬頃波濤之中，兩軍搏殺了近五個小時，北洋海軍英勇奮戰、視死如歸，譜寫了甲午戰爭史上慷慨悲壯的歷史悲歌。黃海海戰是中日雙方海軍的主力決戰，其規模之巨大，戰斗之激烈，時間之持久，在世界近代海戰史上是罕見的。就雙方的兵力損失情況而論，中方損失無疑是大於日方的，「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艦與日本戰於大東溝，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艦。」（2）而日軍只有五艦受創，無一艦沉沒。相較之下，雖然北洋海軍最後迫使日軍撤離戰場，粉碎了日軍的企圖，但是從戰場的損失情況和實際效果來看，此役北洋海軍在戰術層面上確是失敗了。如果說在1894年九月間發生的這場激戰中北洋海軍尚有搏殺的勇氣的話，那麼，北洋海軍於1895年2月17日的最後覆滅就不能不說是一首輓歌了。「2月17日上午8時30分，日本聯合艦隊以松島艦為首艦，本隊千代田、橋立、嚴島、第一游擊隊吉野、秋津洲等艦緊隨其後，第三、第四游擊隊殿後，從百尺崖起航，成單縱陣形，各高懸軍旗，魚貫自北口進，徐徐入威海衛港。」「鎮遠、濟遠、平遠、廣丙、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十艦，皆降下中國旗，而易以日本旗。唯一的例外是康濟艦，其艦尾仍懸黃龍旗。因為這是留下來載送丁汝昌靈柩的。……4時，康濟艦載著丁汝昌、劉步蟾、楊用霖、戴宗騫、沈壽昌、黃祖蓮等靈柩6具，以及陸海將弁和洋員，在汽笛的哀鳴聲中，迎著瀟瀟冷雨，凄然離開威海衛港，向煙台港駛去。」（3）北洋海軍就這樣覆滅了，中國的海軍夢也在甲午戰爭的隆隆炮聲中化作雲煙。究其原因，應該說是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實力的差距已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李鴻章說過：海戰唯恃船跑，「稍有優絀，則利鈍懸殊」。（4）從整個甲午戰爭間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的對比來看，可以說是正是略遜一籌，故而姑且不論其他因素的影響，但從武備一方面看，北洋海軍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下面我們試以黃海海戰為例來說明這種實力上的差距。表一：黃海海戰的北洋海軍和日本聯合艦隊實力對照表（5）類別北洋艦隊日本聯合艦隊比較軍艦總數1012-2艦種鐵甲艦41+3半鐵甲艦13-2非鐵甲艦58-3火炮火炮總數173268-9530公分以上口徑重炮83+520公分以上口徑大炮168+815公分以下口徑炮及雜炮149160-1115公分（6吋）口徑速射炮30-3012公分（4.7吋）口徑速射炮67-67總噸數（噸）3136640849-9483總馬力（匹）4620073300-27100平均馬力（匹）46206108-1488平均航速（節）15.5（本隊）15.5（一游）19.4-0.1-3.9總兵力（官兵人數）20543630-1576綜觀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聯合艦隊在很多方面與北洋海軍相比具有明顯的優勢。具體分列如下：1）參戰艦只數量：日軍是北洋海軍的1.2倍2）火跑總數：日軍是北洋海軍的1.549倍3）總噸位：日軍是北洋海軍的1.302倍4）總馬力和平均馬力：日軍分別是北洋海軍的1.587倍和1.322倍5）平均航速：日軍的本隊和第一游擊隊分別是北洋海軍的1.006倍和1.252倍6）總兵力：日軍是北洋海軍的1.767倍7）速射炮：日軍有97門，而北洋海軍無一門速射炮當然，北洋海軍在個別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優勢，例如在鐵甲艦數量方面，北洋海軍就占據著4比1的絕對優勢，而在30公分以上口徑重炮和20公分以上口徑大炮這兩個方面也分別具有8比3和2比1的優勢。不過從總體上來看，北洋海軍處於明顯的劣勢。對此，英國斐利曼特海軍中將曾評論說：「為比較兩軍實力計，但以參與黃海戰斗之軍艦而事對照，已可得起正確結論矣。是役也，無論噸位、員兵、航速、或速射炮、新式艦，實以日本艦隊為優。該國軍艦除赤誠外，性能約略一致，艦體大小由二千二百噸至四千二百噸，俱為甫竣工之新銳艦。中國方面，雖有定遠、鎮遠兩二等戰艦，噸位各七千四百噸；其次經遠、來遠兩艦，噸位亦各二千九百噸，但不過虛具裝甲巡洋艦之名而已。其餘各艦，或噸位小，實力弱，或艦型不稱，裝備不當。」（6）雖然，黃海海戰交戰雙方艦只並未涵蓋兩軍所有艦只，但是基本上包括了中日海軍的主力，因此，我們從黃海海戰中中日兩軍實力的差距中就可以基本上明了1894年前後中日海軍這種實力上的懸殊。然而，是否中日海軍力量的對比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格局呢？二、軍備競賽要明曉這一點，我們就必須追根溯源，從中日兩國海軍的發展歷史說起。中國自古就有水師，唐宋以後，中國的造船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可以說一度具有領先世界的水平。尤其是1405-1433年間的鄭和七下西洋，堪稱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未有之壯舉。真可謂「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7）然而有清一代，西方各國的航海造船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進展，海軍相關體制和戰略思想也逐漸近代化。在一二百年的時間內完成了由傳統的海軍向近代海軍的轉化過程。而此時的中國水師仍然沿襲了歷代的固有體制，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所謂「水師有內河、外海之分。初，沿海各省水師，僅為防守海口、緝捕海盜之用，轄境雖在海疆，官制同於內地。至光緒間，南北洋鐵艦製成，始別設專官以統率之。」（8）由此可見遲至光緒年間，中國仍然尚未完成由古代水師向近代海軍的轉型。關於中國近代海軍的初創，《清史稿》中是這樣記載的：「中國初無海軍，自道光年籌海防，始有購艦外洋以輔水軍之議。同治初，曾國籓、左宗棠諸臣建議設船廠、鐵廠。沈葆楨興船政於閩海，李鴻章築船塢於旅順，練北洋海軍，是為有海軍之始。」（9）可見，中國海軍的創建，當在咸同之際，而真正完成，恐已到了光緒初年。下面我們用一些重要的時間點粗略勾勒以下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起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國海軍的發展脈絡：·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豐疏言購呂宋國船一艘，駕駛靈便，足以御敵。旋諭隸水師旗營操演，並諭紳商多方購置。是為海軍購艦之始。·咸豐六年（1856年），怡良疏言，允英國司稅李泰國之請，置買火輪船，以剿粵匪。旋隸向榮調遣。·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籓於安慶設局，自造小輪船一艘。（自造輪船之始）·六年（1867年），李鴻章遷虹口製造局於高昌廟，建船塢，名曰江南製造局。……是年，瑞麟向英國訂購六兵船。(江南製造局之始創)·光緒元年（1875年），製造局制馭遠兵船成。船政制元凱兵船成。以揚武練船令學生游歷南洋各處，至日本而還。尋諭南北洋大臣籌海防。令總稅務司赫德赴天津，與李鴻章商訂購英國二十六頓半、三十八頓半之炮船各二艘，專備海防之用。是年，沈葆楨購法國威遠兵船。（至日本宣揚武力）·二年（1876年），沈葆楨會同李鴻章奏派學生，分赴英、法各國，入大學堂、製造局練習。此為第一屆出洋學生。是年，船政制登瀛洲、蓺新兩兵船成。製造局制金甌小鐵甲船成。（自造小鐵甲船之始）·三年、四年（1877-1878年），泰安、威遠、超武兵船亦成。沈葆楨疏請各省協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萬，專儲為籌海軍之用，期十年成南洋、北洋、粵洋海軍三大枝，猶恐緩不濟急，請以四百萬先解北洋，俟成軍後，再解南洋。（籌三大海軍力量）·六年（1880年）……李鴻章設水師學堂於天津。旋以在德國船廠定購之定遠、鎮遠二鐵艦。（訂購兩艘二等戰艦，即定遠、鎮遠二姊妹艦）·十四年（1888年），海軍衙門奏定官制，設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經制外委等官。是年，在英、德廠所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來華。英百濟公司所造出海魚雷快艇亦告成。六月，台灣番民叛，命致遠、靖遠二艦往剿平之。（海軍衙門設立，同時自英、德購進四艘鐵甲或半鐵甲之巡洋艦）·二十年（1894年），船政制通濟練船成。訂購英國炮艦一艘，命名福安。二月，鎮遠、定遠二艦置新式克鹿卜快炮十二尊。四月，朝鮮內亂，北洋遣兵艦往剿。五月，與日本兵船戰於牙山口外，濟遠船傷，廣乙船沈，操江船失，載兵之高升商船亦沈。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艦與日本戰於大東溝，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艦。（黃海海戰）·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以師船攻威海，定遠、鎮遠各艦亦失，丁汝昌敗死。（北洋海軍覆沒）（10）我們再來看日本方面：「日本古無海軍，安政二年六月，和蘭人始獻蒸汽船，德川將軍家定遣矢田崛景、藏勝麟太郎等於長崎就和蘭人學操汽船術，復遣榎本釜次郎、赤松太三郎等往和蘭國習海軍法，又購觀光艦於和蘭。……慶應丁卯，德川氏還政，設三職隸八課，始有海陸軍務之名，而未設專官。……八月，於兵部省中分陸軍、海軍二部，各設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廢兵部省，與陸軍分，專設海軍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為今制。」（11）·1872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1月28日，根據「全國皆兵主義」，頒布《徵兵告諭》，實行國民義務兵役制。用普遍義務兵役制，來取代武士職業兵役制。告諭中規定：「全國四民男子年達二十歲者，悉宜編入兵籍，以備緩急」。同時，設海陸軍。兵役制的改革是明治政府加強軍事力量，准備對外擴張的重要措施之一。表明日本向軍國主義道路的邁進。從徵兵告諭發布時起，日本先後設立了海軍學校一所，海軍兵團三處，用以培養和補充海軍軍官。但當時日本海軍力量仍很薄弱，總共大小艦船不過十七艘。（12）·1874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日本侵略台灣的失敗，使明治政府「痛感艦船之不足，向英國定購了扶桑、金剛、比睿三艦」（13）「這是海軍省設立後向外國購置新艦的開始」（14）·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經過十五年的大力擴充和苦心經營，到了1882年(光緒八年、明治十五年)，日本已擁有「艦船十二艘，兵員八千九百九十五人」（15）的一支海軍力量。·日本政府制定了從1883年(光緒九年、明冶十六年)開始的八年造艦計劃。·明治政府決定從1886年(光緒十二年，明治十九年)發行海軍公債·1888年(光緒十四年、明冶二十一年)，西鄉從道又提出《第二期軍備擴張案》，這是一個龐大的造船計劃。其中包括建造海防艦以下四十六艘的五年計劃。·至1890年(光緒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海軍擁有完成和正在建造的艦只計二十五艘。合計五萬余噸（16）·1892年(光緒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向英國購買了當時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艦「吉野」。·1893年(光緒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諭節省內廷經費。六年間，每年撥給造艦經費三十萬元。又命令全體文武官員，除特殊情況外，在此期間，一律繳納十分之一的薪俸作為造艦費。並決定擴大原計劃之軍艦製造費。計劃在七年中，以一千八百萬元的巨款，建造鐵甲戰斗艦二艘、巡洋艦一艘、通報艦一艘。·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日本政府以軍港為中心，將全國海岸劃成五個海軍區。每一海軍區設一海軍鎮守府。計：第一海軍區：橫須賀；第二海軍區：吳第三海軍區：佐世保；第四海軍區：舞鶴；第五海軍區：室蘭(未定)（17）·甲午中日戰爭前，日本海軍艦船的編制是，以松島為旗艦，合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築紫、赤城、武藏，編為常備艦隊。其他艦艇則分屬於各鎮守府。綜合中日兩國海軍發展的歷史，我們選取1888年這個時間點作為參照，不難看出，此時中國海軍較之於日本海軍仍然具有很大的優勢。具體如下：表二：1888年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實力對照表（18）戰艦種類中國（僅計北洋海軍）日本二等戰艦21包括二等戰艦在內的鐵甲艦42（包括1865年法國產的撞船「東艦」）快船（巡洋艦）75艦船總數24（不含運輸船）22（不含運輸船）官兵4千餘人近萬人（參照黃遵憲《日本國志》的記錄似少於此數）而日本方面則是另一番景象：1869年(同治八年、明冶二年)「版籍奉還」之後，長州、薩摩和土佐三個藩，把所屬之全部軍隊交給明冶政府管轄，以補充正在創建中的天皇軍的基本隊伍。為了發展海軍事業，同年在東京開設了海軍學校，其後，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海軍大學和海軍工程學校。在這些學校里，聘請英國軍官任教。並選派許多學員到英、美各國實習。（39）從徵兵告諭發布時起，日本先後設立了海軍學校一所，海軍兵團三處，用以培養和補充海軍軍官。（40）為了培養海軍人員，日本政府分別在吳港、廣島、橫須賀等地設立海軍兵學校、海軍駕駛學校、海軍造船工業學校、海軍炮術練習所、海軍水雷術練習所等等。1887年(光緒十三年、明治二十年)，決定於東京設立海軍大學校，規定「兵學校、水雷部、駕駛學校等畢業之學生可入大學校高等科學習，學期為兩年」。（41）此外，在東京和大阪、函館設商船學校。1888年(光緒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頒布了《海軍兵學校官制》，其第一條規定：「海軍兵學校為教育海軍將校的學生之所」，學宗旨是培養海軍軍官。1889年(光緒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頒布了《海兵團條例》，在各鎮守府設海兵團，負責各海軍鎮守軍港的守衛兵員，軍艦水兵的教育訓練和新兵徵集的工作。（42）關於海軍兵學校，黃遵憲的《日本國志》里有詳盡的描述：「兵學校有校長、教師、助教。學舍分三種，一曰幼年，二曰壯年，三曰專業，幼年取十九歲以下、十五歲以上，在學以五年為期。壯年取二十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在學以三年為期，專業則不論長幼，不拘年限，每年四月海軍召募生徒，有願學者具狀上申，每年八月入校，入校之始有檢查之法，筋骨強壯與否、能作書與否……各分其等級，第其淺深而受業焉。……校中分官學生、私學生二類，官學生於入校之始自呈誓文。願終身從事海軍，不營他業，費用皆由官給。……官學生成業後，拔其尤者使留學泰西諸國，亦有別遣士官附居使館以時考究他國兵制，或遇戰爭，如近日荷蘭亞齊之戰，普佛之戰，俄土之戰，皆特遣官吏俾往觀焉。」（43）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日本不僅海軍教育制度興起較中國早，而且從規模和完善程度來看，也比中國略勝一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經有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培養體制，能夠源源不斷的為海軍輸送人才，這一點對於中日海軍力量對比的改變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發展環境之殊就中日雙方海軍的發展環境而論，無疑日方也具有很大的優越性。應該說在19世紀中葉，日本和中國共同遭到了來自西方的強大威脅。中國經歷了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日本經歷了1853年美國內佩里艦隊的叩關。中國和日本都被迫打開了國門。然而之後發生的情況確是截然不同的。「不論好壞，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國一樣，這時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對這一入侵的反應完全不同於中國。」（44）的確，日本很快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戊辰戰爭和大政奉還之後，日本的明治天皇開始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一變革使日本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逐步擺脫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贏得了主權的獨立。「經過長期的外交努力之後，1894年，他們（日本）說服英國和美國在五年之內結束其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從此以後，不再有任何理由將日本看作是一個劣勢國家，其他列強也步英、美之後塵，很快放棄了他們的特權。到1899年時，日本已獲得對其國土上的所有外國人的法定裁判權，在這情況下，它成為亞洲第一個砸碎西方控制的鎖鏈的國家。」（45）然而中國的情況卻正與此相反，自1840年以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不斷加深。經過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和19世紀70-80年代的邊疆危機，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受到巨大損失，同時也承受了巨額的戰爭賠款。（鴉片戰爭為2100萬元，第二次鴉片戰爭為1670萬兩——其中英國850萬兩，法國820萬兩）此外，在1851-1864年間中國還經歷了太平天國運動，這場農民運動給清朝的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花費了清廷數億兩軍費，這樣巨額的花費與空前規模的破壞無疑也對於清政府發展海軍的實力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內部環境，就外部環境而論，中國處在遠東利益和核心地區，時刻處在列強環伺的狀態之中，諸列強出於自身在華利益的考慮根本不可能允許中國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而日本則不同，其處在遠東利益的邊緣地區，而且列強之間由於存在諸多矛盾，也都希望利用日本的擴張來限制其他勢力，因此對於日本採取了縱容的態度，為日本這一時期的軍備擴張提供了一個相對較為安定的國際環境。四、結論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已不難看出，中日海軍力量在19世紀後半期的消長並非偶然，其有著十分深刻和復雜的原因。由於資料不足，本文這里無法一一進行深入探究，只是勾勒出一個大概的輪廓，理一個大概的思路出來。總而言之，中日海軍力量在19世紀後半期的消長是體制、經費、重視程度、戰略理念、教育制度和國內外環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分析這一問題，應該站在一種全面客觀的角度上，甲午海戰的最終失敗原因是十分復雜的，絕不能簡單的歸咎為慈禧太後、李鴻章、丁汝昌等個人的因素，我以為，甲午戰爭中中國海軍的失敗實是19世紀後半期的數十年間中日分殊的必然結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夠左右得了的。參考資料：www.studa.net/lishi/080724/15062218-3.html

⑶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兩國簽訂了《馬關條約》，期中規定中國的清政府賠償日本白銀2億兩。這就導致了後來的

簽訂的是《朴茨茅斯和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享有政治軍事及經濟上之「卓越利益」，並且不得阻礙或干涉日本對朝鮮的任何措置。俄國將旅順口、大連灣並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以及有關的其他特權，均移讓與日本政府。俄國將由長春（寬城子）至旅順口之鐵路及一切支線，以及附屬之一切權利、財產和煤礦，均轉讓與日本政府。此外，條約還規定將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島嶼永遠讓與日本。

⑷ 甲午中日戰爭簽訂的條約內容

《馬關條約》
1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
2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給日本
3賠償日本軍費白銀2億兩
4開重慶、沙市、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日本輪船可駛入以上各港口
5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產品運銷中國內地時，只按進口納稅，並准在內地設棧寄存。
此外還規定:為保證中國履行條款，日軍暫占威海衛
第二又訂立通商行船條約承認日本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
馬關是繼南京條約以來最嚴重的一個賣國條約。
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社會地位的基本確立
影響
1條約使日本割去台灣等大片領土這就進一步破壞了中國領土的完整這是日本機沙俄之後，對中國領土進行的一次極嚴重的大掠奪。它直接助長列強瓜分中國疆土的野心。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
2條約允許日本在華投資設廠，其他列強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國待遇條款，爭向中國進行資本輸出。掠奪原料，使用廉價勞工，使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遭到沉重的打擊，直接阻礙了社會生產的發展。
3巨額的賠款加劇了清政府的財政經濟危機，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清政府不得不借外債應付，列強則通過貸款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為列強勒索大宗賠款開了惡例。
4中國割地賠款加速了日本向帝國主義轉化。日本利用這筆巨額賠款投資於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增強了它向外擴張侵略的軍事實力。

⑸ 日本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後簽訂的《馬關條約》對台灣問題是如何規定的

要求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及其附屬島嶼給日本。

⑹ 中國清政府和日本簽訂了哪幾個條約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中日北京專條》。

一、《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

清政府與日本簽訂的不合理條約。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的主要內容是：清政府承認日俄《朴茨茅斯條約》中給予日本的各項權利。

設立「中日木植公司」，允許日本在鴨綠江右岸地方採伐林木。日本得繼續經營戰時擅自鋪設的安東（今丹東）至奉天的軍用鐵路至1923年，屆期估價賣給中國。

日本得在營口、安東和奉天劃定租界。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及附約擴大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實際上將東三省南部納入其獨占的勢力范圍。

二、《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於1895年4月17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馬關（今山口縣下關市）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根據條約規定，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後因三國干涉還遼而未能得逞）、台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中國還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並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投資辦廠。

《馬關條約》使日本獲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該條約適應了帝國主義列強對華資本輸出的需要，隨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三、《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亦稱《辛丑各國和約》、《北京議定書》，是中國清政府和英、美、法、德、俄、日、意、奧、西、荷、比、十一國政府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簽定的一個不平等條約。

條約簽定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條約。因條約簽訂日為陽歷9月7日，因此有「九七國恥」一說。

《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條約規定：

1、中國賠款價息合計9.8億兩白銀（詳情為賠償4.5億白銀，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約9.8億兩）；

2、劃定北京東交民巷為使館界，允許各國駐兵保護，不準中國人在界內居住；

3、清政府保證嚴禁人民參加反帝運動；

4、清政府拆毀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線設防的炮台，允許列強各國派駐兵駐扎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

該條約標志著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該條約是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又一奴役性條約。它的簽訂進一步加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面控制和掠奪，標志著中國已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後開啟了資本主義浪潮。

四、《中日通商行船條約》

《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是《馬關條約》的延續。多年來日本統治者企圖在中國得到的各種特權，至此全部實現。

《馬關條約》第六條規定：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已因甲午戰爭而廢絕，雙方應派代表商訂通商行船條約；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歐美各國現行約章為本。

據此，1895年12月日本代表駐華公使林董與中國代表（初為李鴻章，後改為張蔭桓）開始談判。日方提出約稿條款，雙方根本上一致。

所以歷時半年的談判雖有不少爭辯，最後還是在日方約稿的范圍內定議。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7月21日張蔭桓與林董簽訂《通商行船條約》。

五、《中日北京專條》

《北京專約》，又名《中日北京專條》、《台灣事件專約》、《台事北京專約》或《台事專條》，是1874年10月日本明治政府與中國清朝政府簽訂的有關台灣事件的條約。

1874年5月，日本在美國幫助下，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兵3000餘侵犯台灣。10月31日，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台事專約》。

條約規定：清朝承認台灣「生番」曾對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軍出兵是「保民義舉」；賠償日本銀50萬兩；日軍撤出台灣。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不平等條約

⑺ 甲午中日戰爭對中日兩國的不同影響

（2018·鄂州）在某次戰爭後，列強欣喜若狂，聲稱「第二次發現了中國」。英國一家報紙評論道：「中國為東方一團大物，勢已動搖……今歐洲之人，雖田夫野老，無不以瓜分中國為言者。」這次戰爭是甲午中日戰爭。
（2015·孝感）有學者認為，甲午戰爭後，中國開始由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轉向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這里的「政治制度」 應理解為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治體制。

⑻ 甲午中日戰爭的性質

一）甲午戰爭的起因問題。長期以來，中外學者對此有著各種不同的說法。歸納起來，主要有3種見解：第一，經濟目的說。認為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是為了確保國外原料基地和市場，進行原始積累而掠奪殖民地。第二，偶發說。如戰爭是因朝鮮東學黨起義而引起、戰爭是由於日本國內發生政治危機而不得不把內部之爭轉向對外侵略、戰爭的爆發是由於陰差陽錯的偶然性原因促成等說，皆屬於此類。第三，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是其既定國策，發動甲午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侵略行動。經濟目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此說並未抓住問題的根本，不能說是日本發動甲午侵華戰爭的主要原因，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最近幾年，偶發說在日本開戰盛行起來，否認日本早就准備侵略朝鮮和中國的大陸政策。如高橋秀直為日本出兵朝鮮辯解說：「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識要開戰才出兵的，當時掌握日本政府主導權的伊藤博文……是試圖保持和清國的協調的」，後來「伊藤對朝政策的變化，在於日本的內政」（註：〔日〕高橋秀直：《走向日清戰爭的道路》，東京創元社，1995年，514頁。）。大澤博明也認為：「甲申事變以後，日本政府在外交、軍事上對朝政策不是指向對清戰爭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做出出兵朝鮮的決定）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案也不是要對清國進行『挑釁』，實現日清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圖。」（註：〔日〕大澤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鮮論和日清開戰》，《熊本法學》73號，1993年。）其他類似的說法尚多，不必贅述。偶發說主張者的一個通病，就是醉心於對歷史現象的主觀分析，可以完全不顧最基本的客觀歷史事實。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開始推行「武國」方針，以對外侵略擴張為基本國策。進入70年代，日本國內大倡「征韓論」。所謂「征韓論」，其實質就是侵略大陸論。80年代後，日本政府舉全力進行大陸作戰的准備。山縣有朋內閣一成立，便提出「保衛利益線」，成為爾後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根據。到1893年，明治天皇批准《戰時大本營條例》，標志著日本已完成入侵大陸的戰爭准備。齋藤聖二曾對甲午戰爭中最先入朝的日本第五師團長野津道貫中將的有關文書資料進行深入研究，得出結論說，日本派兵入朝的目的，表面上是「保護日本人及公使館」，而背後的目的是「與清國爭奪霸權」（註：〔日〕齋藤聖二：《關於陸軍對日清戰爭的准備》，《創造》24號，1995年。），就是說，根本不存在什麼「試圖保持和清國的協調」，「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的「真實意圖」。實際上，早在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就已經制訂了多份陸海軍對華作戰的具體方案。先前發現並已披露的參謀本部陸軍部局長小川又次陸軍大佐的《清國征討方案》，即提出：「於此時，我國斷然先發制人。」（註：〔日〕小川又次：《清國征討方略》，《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1期。）幾年前，中zhǒng＠①明教授從福島縣立圖書館「佐藤文庫」中又發現參謀本部海軍部於1887年制訂的6份對華作戰的構想方案，並對其中之一的櫻井規矩之左右海軍少佐《征清方策》進行個案研究，從而得出結論：「從日清戰爭的實際作戰過程也能看出，櫻井的《征清方案》絕不僅僅是憑空描繪的作戰構想，在以後，它被具體化並運用於日清戰爭的實戰之中。」（註：〔日〕中zhǒng＠①明：《日清戰爭前的日本對清戰爭准備》，《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2期。）由此不難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戰爭，實是實施其蓄謀已久的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的一個必然步驟，決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二）甲午戰爭的性質問題。對此，中國學者認為，日本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中國抗擊侵略者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看來只是作原則上的界定，或者說只對這次戰爭的普遍的性質進行確定，而未對其特殊的性質進行研究。正由於此，也就不存在什麼異議。從日本方面看，爭論卻相當激烈。大致說來，有以下幾種見解：第一，義戰說。當甲午戰爭爆發之初，義戰說在日本甚囂塵上。如聲言日本此次是為了「長義地保證朝鮮的獨立」，是「為了世界的文明進步，排除其障礙」（註：見〔日〕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內幕》，360-361頁。），因此「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對於我們來說，實際是義戰。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倫理上也是無可非議的。」（註：見〔日〕藤村道生《日清戰爭》，98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經輿論一律的義戰說自然不時興了，於是又有不同的說法先後提了出來。第二，防衛說。這是近年來流行的說法。如稱：當時日本「對北洋水師的壯大感到強烈的威脅，因此基本上是著眼於國土的防衛」，所謂「日本早就准備對大陸採取攻勢」的說法是錯誤的（註：〔日〕桑田悅：《關於日清戰爭前日本大陸進攻准備說》，《軍事史學》119號，1994年。）。或辯解說，日本為對抗清國而擴軍，乃是出於對清國海軍較日本處於優勢而產生的危機感，並非積極地圖謀與清國作戰，而是准備萬一發生不測而進行防衛（註：〔日〕高橋秀直：《走向日清戰爭的道路》，305-306頁。）。就是說，日本由於受到中國的威脅為了防衛才擴軍備戰，並不是有意識地要發動甲午侵華戰爭。那麼，早在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就制訂了陸海軍入侵中國大陸的作戰方案，又當做何解釋？防衛說主張者則避而不談了。第三，兩重性說。兩重性說也有兩種：一種是說：「日清戰爭一方面具有國民主義的性質，另方面也帶有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另一種則說：「對各帝國主義國家來說，日清戰爭具有防衛的性質；而對後進國家中國來說，則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註：張忠林：《一些日本學者對甲午戰爭的若干看法》，《國外社會科學情報》1984年9期。）這兩種不同的兩重性說，皆貌似全面，但能否成立則值得考慮。能說日本發動的甲午侵華戰爭具有國民主義性質嗎？事實上，最熱衷於挑起戰爭的是日本士族，這種戰爭狂熱也影響到知識分子，但「大多數民眾對開戰的動機難以理解，因而對戰爭是漠不關心的」。所以，當時的政治家尾崎行雄即指出：「所謂日清戰爭的舉國一致，也是『雷同附和』的結果。」（註：〔日〕藤村道生：《日清戰爭》，97頁，序言1頁。）硬給這場日本統治集團發動的侵略戰爭賦以國民主義的性質，顯然是沒有道理的。至於日本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固然有斗爭的一面，但更多的則是利用和勾結，將其說成是「防衛」，只能是有意無意地對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的美化。那麼，能否說它具有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呢？對此，意見也不一致。有論者說，它不具有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也有論者說，它帶有一定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但是，無論如何必須肯定的一點是，甲午戰爭為日本「開辟了走向現代帝國主義強盜政策的道路」（註：〔日〕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2冊，商務印書館，1985年，130頁。）。從這次戰爭的結局看，「由於發生戰爭時，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正處於開始形成的特殊時代」，因此「日清戰爭成為中國被正式分割的起點，也是在亞洲形成帝國主義體制的分水嶺」（註：〔日〕藤村道生：《日清戰爭——東亞近代史的轉折點》，序言2-3頁，東京岩波書局，1973年。）。正由於此，筆者認為，盡管當時日本本身的資本主義發展尚未達到帝國主義階段，但從整個亞洲帝國主義體制的形成過程看，日本正是通過發動甲午侵華戰爭而躋身於帝國主義列強之列，並成為其中最富於侵略性之一員。在這個意義上說，甲午戰爭是上個世紀之交帝國主義列強在亞洲所發動的一系列侵略戰爭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將其排斥在帝國主義戰爭范疇之外，不承認它具有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是說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