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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天宮鏈是什麼鏈
天宮鏈是金融鏈。
12月2日，人民日報刊文《推動「粉絲經濟」行穩致遠》，文章表示，「粉絲經濟」的出現，也是一道治理課題。隨著相關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粉絲經濟」涉及的領域和內容愈發多元，新對象、新領域、新場景不斷涌現。比如，如何杜絕惡意注冊賬號「刷單」，怎樣避免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費，如何認定在線「打賞」的法律效力，等等。
回答這些新考題，需要相關各方攜手努力。管理部門要加強事前監管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全過程監管意識；優質流量明星應當更加自律、更有擔當、更具表率；平台方面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杜絕管理漏洞，等等。各方協力完善相關法規制度，善用大數據、人工智慧、雲計算、區塊鏈等技術手段，才能為「粉絲經濟」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B.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體系有哪些主要內容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實現這個總目標，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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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通過完備的法律法規推動憲法實施，是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務。
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應自覺把憲法的基本精神貫徹到立法的全過程，堅持從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出發，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遵循憲法確立的制度和原則，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開展立法活動，確保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切實維護憲法權威。
應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著力提高立法質量，為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C. 創新社會治理的原則和措施有哪些
一、堅持以人為本，著力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推進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必須走群眾路線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也是社會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
二、堅持多方參與，努力形成社會治理的強大合力：社會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必須發揮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轉變政府職能，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
三、堅持依法治理，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科學化水平：首先，要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增強以法治方式推進社會治理的思想自覺，逐步培育起全社會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堅定信仰，進一步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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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基層社會治理的法治保障。當前，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基層社會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需要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執法規范建設，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這就需要在綜治、信訪、基層自治、社會組織發展等重點領域加快立法進程。
一方面，推進基層社會治理范圍及政府職能法定，明確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建立程序公開、標准公開、結果公開的行政執法行為規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層社會治理重點領域的法律制度建設，根據新型社會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等的發展及時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同時，注重提升群眾法治觀念，保障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事務中依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
D.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如何完善我國法律體系
請參考：【差異而非統一：和諧社會的法律服務體系建構思路】
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傅鬱林
編者按:
社會差異對於和諧社會的威脅，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法律服務在減少和解決社會沖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們的目光不斷投向「和諧社會與法律服務體系的建構」這一主題。主流觀點認為，應當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為所有的法律消費者提供同質同量的法律服務，法律服務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師的標准，通過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取得執業資格，以此建構統一的法律服務體系。實際上，那些活躍在社會基層特別是農村地區的非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基本上沒有進入政府決策者和理論研究者的視野。本期刊登的兩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關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會學家塗爾干斷言：「在勞動分工得以發展的當代社會里，分工具有整合社會機體，維護社會統一的功能……分工已漸漸成為了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基礎，成為社會團結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會發展的等級越高，它的專業化水平就越高。但這並不是說，專業化發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說它必須根據需要的發展而發展。」法律和法律服務本身就是社會分工或專業化的產物，其專業化程度也要適應社會需要。法律服務「專業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務職業與其他職業之間有清晰界線；（2）法律服務職業內部具有高度同質化，亦即法律服務體系的統一化。那麼，當社會需要的層次存在明顯差異時，法律服務專業化的層次必然也應當存在相應差異，從而形成分層建構的法律服務體系。這意味著，一方面，法律服務體系內部具有多元、多層次的特徵；另一方面，法律服務職業與其他職業之間的界線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當時當地社會需求的差異而不同。
我們也許看到，逐步統一法律服務體系，成為西方國家的普遍發展趨勢，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務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納入「律師」的范疇，層次不同的律師則正在日益縮小職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據此主張加速我國法律服務體系統一化進程，卻過於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國家的動態發展過程恰恰有意無意地認同或印證了塗爾乾的上述結論——法律體系統一化的基礎和前提是各國內部的社會差異日益縮小、法律職業內部的進一步分工合作成為必要，而非通過政府人為或強制推行的結果；況且，即使在已實現城市化從而基本消除了城鄉差別的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受到社會差異和傳統慣性的不同程度制約，統一化過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國學者在評述國內律師制度改革時說：「兩次改革表明，社會的擴大和密集並沒有允許分工不斷發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斷發展。它並不是實現分工的工具，而是實現分工的決定性原因。」由於法律職業高度同質化發展的推動，1971年法律將原來三種不同的職業即律師、一審法院訟務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訴訟代理人合而為一，律師從此獲得了在普通司法機構和最高法院壟斷性代理職能，當事人必須滿足一定前提條件才能自行進行口頭陳述。而律師業由單打獨斗的執業模式向團隊合作方式的轉變，促成了1990年底律師與法律顧問這兩種職業融合為一體，從此，律師執業的范圍就從單純的司法協助活動拓展到了在訴訟中代理當事人，隨即又擴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詢、起草法律文書等。目前，跨專業網路的發展又引發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標——把企業中的法律工作者並入一個大的律師職業范疇。在橫向差異即地域性方面，法國律師的訟務代理活動原則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師只能在其注冊的律師公會所在地的大審法院中行使訟務代理職能，在此領域以外，只能對案件提供訴訟協助服務。不過這種地域性原則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強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區，律師公會的注冊律師可以在上述任何一個地區的司法機構中提供訟務代理服務，只是在某些訴訟（例如不動產扣押、遺產分割、不可分共有財產拍賣案件）中不適用多元代理制。
英國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分為初級律師和出庭律師。二者的職能區別在於：初級律師是一般從業者，而出庭律師是專家；在訴訟中，初級律師是委託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師在初級律師（代表委託人）的指揮下專門從事需要專家介入的事務——典型的是出具專家意見，以及在那些從前只有出庭律師有權出庭的較高級別法院中提供辯護。這種區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歷史上出現過試圖合並這兩個分支的種種努力，但由於傳統慣性和大英帝國之內三套法律體系並存的局面，這些嘗試都宣告失敗了。
美國律師職業的「統一化」經常被有意無意地當作我國律師職業改革的模板。然而，這種所謂的統一化或同質化，不過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烏托邦，至少是一種片面的假象。在縱向上，各州小額法庭的存在及其對於專業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國在滿足底層民眾糾紛解決需求中與英國一樣，非專業代理與專業代理、法官職業與律師職業之間的界線模糊；而在級別越高的法院訴訟，法律服務的專業化程度越強。在橫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獨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師業的地域性——各州律師只能在本州代理訴訟，已足以支持美國律師職業多樣性這一事實，各州法律服務的層次自然是以適應當地社會需求而形成的。
可見，即使在發達的西方國家中，法律服務體系也並未實現「統一」，而是因時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現出不同層次。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以「借鑒」西方經驗而進行比較研究時，還必須意識到作為法律服務對象的我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的兩個基礎性差異：其一，在靜態層面上，我國地域之遼闊，人口之眾多，城市與鄉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異之大，超過了任何西方國家。而我國一方面實行單一制政體，另一方面又建構了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協調法律統一和地區差異之間的沖突時無能為力。西方大國通過聯邦制緩解地區性差異對於司法統一的沖擊、通過律師制度的區域性解決法律服務與當地經濟、文化層次一致性和協調性的問題，在借鑒中值得特別關注。
其二，在動態層面上，西方社會正在由極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結構漸漸出現相對集中和統一化趨向，比如，從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資本主義的普遍走向，美國聯邦政府權力的日益強化，歐洲一體化進程及其對歐盟各成員國內部中央集權的推動，都可能構成對法律服務職業的趨同發展乃至統一進程的需求。我國社會的發展卻出現了相反的趨向：從強調高度集權和統一的計劃經濟向強調個人權利和社會自治的市場經濟轉化；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由高度中央集權到地方相對分權；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由「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分化為十個階層；國際交往的劇增使得率先進入國際先進軌道的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和老少邊窮地區之間的差異已經不限於經濟水平，而開始直接表現在糾紛類型上……這一切都可能成為中國社會各個地區和各個群體之間的分化加劇和差距擴大的長期的結構性因素。
在當下中國，法律對於糾紛解決的介入已成為社會各階層的需求，但對於法律服務體系的建構思路，卻是以城市中心主義作為基礎，以已基本實現城市化的西方國家的似是而非的樣本作為標准。這就導致那些居住在農村地區和服務於城市的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群，難以獲得「適銷對路」的法律服務。在筆者隨機抽樣進行的基層法律服務狀況考察中，各縣僅有的一兩個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也全部在縣城，很少接受農民當事人的或標的額較小的案件。
可以想見，當社會需求向著復雜多樣的方向發展時，法律服務體系卻試圖「統一」，如何可能創造「和諧」？！即使不考慮美國每322人擁有1名律師的事實，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務的「國際標准」，又如何想像這樣的統一標准能夠同時滿足我國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務對象？不同層次的經濟和社會，對於法律介入的廣度和深度、法律門類的細化程度、法律服務的專業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國基層社會糾紛解決體系中各主體職能的混沌狀態，取決於社會發展的較低層次和相應簡單、低廉的社會需求。但必須強調的是，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所需求的法律服務的差異，決不是簡單的層次高低之分，而是有類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異。比如，農村法律工作者經常面臨的宅基地糾紛和土地承包糾紛，可能城市律師一生都不會遭遇；城市律師經常處理的公司重組、證券交易等糾紛，可能「鄉村律師」聞所未聞。既然我們接受了鄉村醫師的從業資質可以有別於專業醫師，為什麼不能用不同於律師資質的全國性的統一標准來規范鄉村律師？因此，現行的統一司法考試，即使給予農村基層地區和邊遠地區的執業者以降分優惠，也仍然不能滿足法律服務需求上的差異（是差異，不是優劣）。而司法考試如果以A、B卷將法律基礎性（即共通性）測試與專業性（即差異性）測試區分開來，並對各自的執業資格進行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顧屬人原則的限制（比如，基層律師的執業范圍原則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區，同時允許其代理本司法區的當事人在外地訴訟），可能真正解決這一結構性的矛盾，構建起和諧社會的法律服務體系。
E.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完善什麼等方面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完善網路信息服務、網路安全保護、網路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依法規范網路行為。將「依法治網」納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整體部署。
要正確處理「網路安全和信息化」中「安全和發展」的關系；要爭取盡快在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實現「彎道超車」；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要建設網路良好生態；要讓人民在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上有更多「獲得感」；要提高我們在全球配置人才資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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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第三條國家堅持網路安全與信息化發展並重，遵循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方針，推進網路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鼓勵網路技術創新和應用，支持培養網路安全人才，建立健全網路安全保障體系，提高網路安全保護能力。
第四條國家制定並不斷完善網路安全戰略，明確保障網路安全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目標，提出重點領域的網路安全政策、工作任務和措施。
F. 人民日報表態稱平台要給網暴行為亮紅牌，平台該做出哪些措施
要製造一系列的相關法規，加大懲治力度，從嚴追訴網路的網暴行為，宣傳網暴的危害，提高人們的素質。
G. 人民日報是如何看待反壟斷的如何處理壟斷問題
我國反壟斷法自2008年8月1日實施以來，在制定配套法律法規和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經營者集中度反壟斷審查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在查處其他壟斷行為方面，也採取了一些明顯的行動。對於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聯合限制競爭、經營者集中、行政壟斷的反壟斷規制，經營者集中的執行總體上比較順暢。
必須看到，《反壟斷法》適用於所有主體，對內資外資、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中型企業、互聯網企業和傳統企業一視同仁。其目的是保證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只有不斷完善平台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採集與使用管理、消費者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范，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整個行業才能保持創新活力，實現健康發展。相信通過加強反壟斷監管，可以消除影響平台經濟健康發展的障礙，平台經濟也將迎來更好的發展環境。
H. 據2008年10月10日《人民日報》報道：
進入21世紀，我國著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中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依法行政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要手段，也是必須實現的目標。但是要實行依法行政就需要實現信息公開，無論是政府信息公開還是政務公開，都是依法行政的基礎。為此，國務院於2007年4月5日正式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並於2008年5月1日正式實施。輿論稱之為「里程碑式的跨越」，「人民知情權的重要保障」，有助於打造「陽光政府」，對於提高行政效率、促進依法行政將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成效。政府信息公開與依法行政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也是過程與結果的關系，但二者間究竟如何作用，對於提高政府效率，促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有著怎樣的作用呢？本文將就其中一些問題進行一些粗淺的討論。
一、政府信息公開與依法行政的概念及特徵
政府信息公開是指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製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必須及時、准確地公開發布。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有利於推進依法行政進程，促進民主法治建設和民主施政，充分實現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獲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發揮政府信息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活動的服務作用。具體來說，政府信息公開具有以下特徵：
一是行政約束性。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開同樣具有行政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公布和實施為政府信息公開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約束，充分體現了政府信息公開工作的行政約束性；二是權利性。政府信息公開盡管具有行政性，但是，信息公開是以公民獲得政府信息的權利為基礎的，而不是以行政權力為基礎，依法獲取政府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有效權利；三是例外性。並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開的，實際上，相當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開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級的，這是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國普遍的做法；四是載體多樣性。政府信息是無形的，它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體現出來，一定的方式實質就是一定的載體的表現形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通過查詢、閱覽、復制、下載、摘錄、收聽、觀看等形式,依法利用各級政府部門所控制的信息。
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機關必須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設立，並依法取得和行使其行政權力,對其行政行為的後果承擔相應的責任的原則。依法行政具有以下特徵：
一是依法行政是對行政主體即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要求，而不是對行政相對人的要求；二是依法行政中的「行政」是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即國家行政或公共行政，是指一定的國家組織
I. 人民日報：怎樣才能更好地治理污染，せ肪
環境保護部日前發布的《2012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我國環境質量狀況總體保持平穩，但形勢依然嚴峻。面對霧霾天氣、水質下降、土壤污染等問題，人們在思考：怎樣才能更好地治理污染、保護環境？這需要進一步明晰和完善環保目標和機制。
環保工作的目標是滿足人的基本健康需求，也就是使人民群眾呼吸清潔的空氣、喝上干凈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下生產生活。向這樣的目標邁進，需要進一步明確環保工作指標，因為指標是目標的量化，完成指標才能實現目標。環保工作指標可明確為：空氣質量、飲用水質量、土壤質量、生態環境質量滿足相應功能區達標要求。環境質量指標達標是政府環保工作成效的最終考核評價指標，污染物排放削減率、企業排放達標率、污水處理率等是為實現環境質量達標而實施的過程式控制制指標。
環保工作面臨的最突出矛盾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需要把握好二者的平衡點。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長期難以得到根治，根源就在於沒有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平衡點的問題作出明確和正確的回答，在發展與保護的關繫上「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修復論」、「保護第一論」、「不可調和論」等觀念嚴重製約了科學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點包含定性、定量兩方面，定性方面是產業結構和布局符合功能區定位，定量方面是排污總量、生態擾動滿足環境質量達標要求。環境質量超標就要減排污染物，減排目標為環境質量達標；環境質量不超標就可適當增加污染物排放，增排的約束仍為環境質量達標。達標就是發展與保護在定量方面的平衡點。定性、定量兩方面指標明確了科學發展在環保領域的要求，即科學發展是產業結構和布局符合功能區定位，排污總量、生態擾動滿足環境質量達標要求的發展。平衡點明確了經濟發展的環境保護底線，使科學發展在環保領域實現了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如果一個行政單元定性、定量兩方面指標都達到了，科學發展、生態文明建設在環保領域就落到了實處。在守住平衡點定性、定量底線基礎上追求經濟較快增長，就會倒逼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根本性轉變。
把環保工作落到實處，要靠科學的機制。環保工作機制是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環保部門對政府環保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各相關部門分工負責。這是環保法所明確的，但長期未落到實處。在很多情況下，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變成環保部門負責；環保部門對環保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變成環保部門對環保任務實施統一牽頭管理；各相關部門分工負責變成環保部門一家負責。這導致環保工作成效大打折扣。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的含義是，任一行政單元的政府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做到轄區環境質量達標，環境質量不達標說明政府沒有依法履行好環境保護責任。環保部門對環保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的含義是，環保部門要將轄區環境問題（平衡點定性、定量兩方面問題）理清楚，將解決問題的辦法向政府說清楚，將相關部門分工負責的任務列清楚，通過政府目標責任書形式將目標任務下達給本級相關部門和下一級政府，實施目標任務完成考核制度。相關部門分工負責的含義是，環保工作是由相關部門分工負責完成的，定性、定量兩方面任務未完成均可追溯到相關部門未能依法履行環保責任。
J. 人民日報：把「高溫津貼」落到實處
目前，全國各地相繼進入盛夏高溫時段。環衛工、建築工等勞動者頂著烈日、冒著酷暑堅守一線。高溫下作業，他們的權益能得到哪些保障？又該如何進一步完善？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謝增毅。
問：近些年，我國在高溫作業勞動保護方面有哪些進步？當前高溫津貼的發放條件和標準是怎樣的？
答：2012年有關部門制定《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對上世紀60年代公布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進行修訂，高溫作業、高溫天氣作業勞動保護有了更加全面系統的規定，比如對高溫條件下的勞動禁忌標定了清晰界線；明確將勞動者高溫津貼納入工資總額等。近年來，不少地方陸續出台相關實施細則，對高溫作業勞動保護、防暑降溫工作作出要求。
制度不斷完善的同時，一些地方也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對高溫津貼標准進行動態調整。例如，前不久上海規定自今年6月起，夏季高溫津貼標准從200元/月調整為300元/月；福建規定從今年5月起，夏季高溫津貼標准從200元/月調整為260元/月。再例如天津規定，高溫津貼標准和上年度全市職工日平均工資掛鉤，可隨職工平均工資的上漲而提高。
勞動者從事高溫作業的，依法享受崗位津貼。根據《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在35℃以上高溫天氣從事室外露天作業以及不能採取有效措施將工作場所溫度降低到33℃以下的，應當向勞動者發放高溫津貼，並納入工資總額。
問：當前，一些用人單位在高溫津貼的落實上仍打折扣，比如明發津貼暗扣工資、以防暑降溫飲料和必需葯品充抵高溫津貼等，這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落實不到位的原因有哪些？
答：首先需要明確，獲得高溫津貼是勞動者的權利，不是可有可無的。高溫津貼落實不到位的原因有多方面：
——有關高溫津貼的規定主要體現在人社部、全國總工會等四部門印發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中，各地有關高溫津貼的規定也多以「通知」等紅頭文件形式為主，我國在法律上並沒有明確規定高溫津貼，因此，這項制度的權威性和強制性還不夠，用人單位、勞動者等對其知曉程度不高，一些用人單位重視程度也不夠。
——有關高溫津貼的監督還比較乏力。誰來監督政策落實、違反相關規定的罰責等還不夠清晰。
——勞動者主張權利存在困難。高溫津貼涉及天氣狀況、工作環境等情況，對證據要求較高，加上支付高溫津貼容易被用人單位以其他方式規避，勞動者主張權利的難度較大。
問：用人單位如果未按照相關規定進行高溫作業勞動保護，勞動者應如何維護自身利益？
答：勞動者可以及時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投訴，或向工會反映。
用人單位未按規定發放高溫津貼的，勞動者應及時向用人單位提出要求，同時可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投訴，或者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
需要提醒的是，勞動者應提高維權意識和證據意識，保留考勤表、天氣預報、工作環境溫度等能夠證明工作環境已達到發放高溫津貼標準的有效證據。
問：高溫作業、高溫天氣作業勞動保護方面，接下來還應如何完善，將其做好做實？
答：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加強法治建設，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是提高立法層級。應提高有關高溫勞動保護和高溫津貼制度的立法層級，適時將相關內容規定於法律或行政法規之中，提高制度的權威性和強制性。
二是完善相關制度。目前各地有關高溫津貼的標准和發放方式差異比較大，一些地方高溫津貼多年未調整，標准過低，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工資水平不相稱。可以建立高溫津貼定期動態調整機制，簡化高溫津貼的支付條件和支付方式，明確用人單位保存工作場所溫度記錄等材料的義務，完善舉證責任規則等。
三是加強監督檢查。相關部門要加強監督，特別是對建築工地等室外作業場所進行重點監察，及時處理有關投訴，督促用人單位落實防暑降溫的主體責任。加大對拒不履行義務的用人單位的處罰力度。此外，高溫作業勞動保護涉及不同部門，還應加強協調、形成合力。
四是擴大法治宣傳。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使廣大用人單位和勞動者認識到高溫津貼等勞動保護措施既是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也是勞動者的法定權利，增強社會各界高溫勞動保護的意識。
（原題為《把「高溫津貼」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