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海禁條例

1. 海禁政策什麼時候廢除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復奏請討論下，擔心閩粵地區因洋禁而引發海患，才同意廢除南洋禁海令，隨即開放了粵、閩、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清朝政府規定的通商口岸有4個，這4個口岸可以理解為有政府設立海關的口岸。但是，實際上與海外通商的口岸超過100個，只不過政府還沒有設立正式的海關而已。

乾隆關閉三個口岸後，即便只有廣州一個口岸，海外貿易額依然大幅上升。而且，只留廣州一個海關，主要是針對歐洲商人的來華貿易，對於南洋貿易，並不受此局限。

從1758年至1838年鴉片戰爭前夕，80年間，到達廣州海關貿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開放4個口岸年代的16倍。從管理效率來說，4個口岸開放時，每個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個廣州口岸時，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顯大大提高，使海關管理成本大大降低。

(1)清朝海禁條例擴展閱讀：

林則徐禁煙過程中，清帝下令把英國商船全部驅逐出境，斷絕中英貿易關系。這個作法激化了中英矛盾，給英國殖民者入侵中國提供了借口。

1840年6月，英國發動了對華戰爭。清政府無抵抗之力，在英軍逼近天津的時候，便試圖通過「磨難」政策來拖延時間，在廣州同英方舉行談判。在談判中，英方提出高額鴉片賠款、開放三處口岸和割讓海島的要求。中方雖表示妥協，但不能完全接受。

1841年1月底英軍先攻佔沙角炮台，後強佔香港島。1月27日，無可奈何的清政府對英宣戰。然而，在清軍完成調集之前，英軍迅速佔領了廣州，隨後沿海岸北上，在一年的時間里接連攻克清軍守城，直逼南京城下。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英國軍艦上同英方代表簽訂了《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鴉片戰爭給中國歷史進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戰爭的失敗歸咎於落後的體制、腐敗的清朝統治、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和錯誤的戰爭對策。戰爭的結果使中國逐步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被迫向西方打開大門。

2. 清朝的海禁政策有哪些限制

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國家進行貿易。而且此時日本的德川幕府為了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沖擊，對與清廷的貿易也採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為衰弱。

3. 清朝為什麼實行海禁政策

1、原因：
①是封建自然經濟的產物，它使封建統治者自我滿足，味於世界大勢，盲目排外。
②封建統治者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清朝統治者為對付東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爭。
③倭寇騷擾與西方殖民者的擴張。明朝中期以後，日本倭寇侵擾我國東南沿海日益嚴重，西方殖民者向東方的殖民擴張日益瘋狂，威脅中國沿海安全和清政府的統治，這是清政府實行此政策的客觀原因。

2、表現：
清朝：海禁、遷界；閉關鎖國，只留極少口岸對外通商，由政府特許的商行統一對外貿易。

3、影響：
①曾起過一定的民族自衛作用。
②嚴重阻礙了國內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阻礙了中外交流，使中國與世隔絕，逐漸落後於世界。

4. 禁海令的主要內容

清朝的禁海令及其實施

劉惠君

中國的禁海政策始於明朝，由於政治需要，從朱元璋起，除允許部分國家或部族通過「朝貢」方式進行貿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直至明末，這種禁阻私人從事海外貿易的政策時張時弛，但卻始終不曾撤銷。清朝始建，由於明末鄭成功等人雄踞海上，進行反清復明斗爭，清朝無力海上制勝，於是承繼明朝法令，進一步申嚴海禁，以封鎖沿海水陸交通聯系來遏制鄭成功等的反清力量。限制民眾出海遷移成為清朝總政策的重要部分，從順治四年七月開始，清政府頒布《廣東平定恩詔》，明確規定「廣東近海，凡系飄洋私船照舊嚴禁，」以對「其海寇則嚴禁接濟，設法提防」，（順治六年六月，福建巡撫張學聖:《為恭陳閩省近日情形事本》，載於《鄭檔》，第116頁。）禁海令先在廣東實行。
十三年六月，清廷全面頒布禁海令，敕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地督撫，嚴厲禁止商民船隻私自出海，一旦有人「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家產盡給告發之人。其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緝者，俱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者，皆論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船隻及可泊船舟之處，嚴敕防守，「不許片帆入口，一賊登岸」。（《清世祖實錄》卷102，順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敕諭實行了五年多，卻未能割斷海內外聯系，沿海各地對鄭成功等「糧、餉、油、鐵、桅船之物，靡不接濟」。（江日升:《台灣外記》卷5。）因此十八年（1661）起，清政府又採納鄭成功叛將黃梧建議，推行遷界令，它是禁海政策的重要擴大和補充。為了孤立鄭成功，清政府將江、浙、閩、粵、山東、北直六省等沿海居民內徙，要求必須在10-15日內遷離海邊30-50里，寸板不許入海，界外房屋村舍一律拆毀焚燒，以暴力製造出了一個無人居住區作為隔離帶。「至是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阮聞錫《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對於近海島嶼也同樣堅壁清野，不留人跡，「(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令定海總兵牟大寅率兵巡海，見島嶼而木城草屋者，悉焚毀搜斬。」（《李之芳傳》，載於《清史列傳》卷6。）同時又在法律上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境貿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官吏庇縱者同罪。「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地語·遷海。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清廷使用全副力量禁海、遷界，其中廣東等地「凡三遷而界始定」，「功令既嚴，奉行者惟恐後期，於是四省瀕海之民，老弱轉死溝壑，少壯者流離四方。」（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地語·遷海。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禁海、遷界給六省特別是江、浙、閩、粵四省的沿海居民帶來了巨大痛苦。
沿海居民世代依海而居，以出海捕撈和貿易為生，禁海已斷絕了他們生計，而遷界令則更剝奪了其生存基礎。「被遷之民流離盪析，又盡失海上魚蜃之利」，（錢儀吉:《姚啟聖傳》，載於《碑傳集》卷15。）大量人口流離失所，「謀生無策，丐食無門，賣身無所，輾轉待斃慘不堪言」，（陳鴻、陳邦賢:《莆變小乘》。）「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僅粵東8郡死亡人數就達數十萬。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沉痛寫道：「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嚴重摧殘和破壞了沿海地區生產發展，由此海外貿易萎縮，商民出洋難以為繼。
二十二年（1863），清軍攻取台灣，康熙終於次年下諭各省，認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處分條例盡行停止，海禁遂開。然而康熙雖以「船隻出海，有裨民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冊，第588頁。中華書局版。）開海可使「窮民易於資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冊，第592頁。中華書局版。）但是出於政治考慮，卻長期以「海禁不可輕開」為念，（《清聖祖實錄》卷77，康熙十七年九月丙寅。）又以「朕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憂慮，（《清聖祖實錄》卷270，第16頁。）擔心漢人與外相通，概不批准任何放寬奏請，一再「詔如順治十八年例，遷界守邊」。（《鄭芝龍傳》，《清史列傳》卷80。）海外貿易重開之後，康熙對此仍不放心，又以荷蘭等國請與中國地方互市，一些地方官員奏請准許中國與西洋、東洋、日本等國出洋貿易，直言「海寇未靖，舡只不宜出洋。」（《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第657頁。中華書局版。）「外國人不可深信，在外官員奏請互市，各圖自利耳。」（《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第666頁。中華書局版。）對海船和出洋嚴加限制，其律令逐年嚴密，不許民間建造雙桅以上海船，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和運載違禁貨物出洋貿易者皆處斬梟示，全家發邊衛充軍。（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樣刑典，律令部匯考三十七，1934年影印雍正銅活字本。）後雖允許打造雙桅船，但卻有著種種限制，民間使用的漁船商船，嚴格限制在五百石以下。
海禁重開後，深受海禁之苦的沿海人民紛紛出國謀生，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居留南洋。清政府因擔心漢人出洋日多會危及統治，並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清聖祖實錄》卷270，第16頁。）於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頒布南洋禁海令，規定內地商船不準到南洋呂宋（今菲律賓）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等處貿易，南洋華僑必須回國，澳門夷船不得載華人出洋。同時加強海路限令，嚴令沿海炮台攔截前往船隻，水師各營巡查，禁止民人私出外境。禁航令頒布後，東南沿海民生凋敝。福建士紳藍鼎元道，「閩粵人稠地狹，田園不足耕，望洋謀生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游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飢寒，竊劫為非之患。既禁之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沿海居民，富者貧，窮者困。」（藍鼎元：《鹿州初集》卷三，論南洋事宜書，《鹿州全集》，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直到雍正初年，福建、廣東等省才陸續開禁，但清廷同時下諭稱，貿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後外出應定期限，免除輕去其鄉而漂流外國者日眾。若逾期不回者，是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之後不許再回內地。
與禁海政策相一致，清朝亦長期限制海外貿易，並對外國人嚴加防範。尤在乾隆期間，由於擔心「民俗易囂，洋商雜處，必致滋事」，懼怕外國人支持漢人反抗清朝的活動，因而清政府一再嚴申「華夷之別」，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正式發布諭令，僅限廣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國船隻僅在廣州停泊、交易，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之前。
禁海令是清政府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和封建專制日益加強的反映，它通過一種自我封閉和摧殘，最終成為了閉關鎖國。統治者從以農為本的思路出發，對工商業充滿了恐懼，亦很少考慮沿海居民出海貿易的需求。清朝正值世界貿易迅猛發展時期，而禁海令則嚴重隔阻了中外之間的商品、文化交流，以及國內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它構築了人們彼此並中外隔絕的一道堤牆，嚴重破壞了沿海經濟，也造成了民眾長期生活在一種閉目塞聽、孤陋寡聞的狀態中，為近代中國貧窮落後埋下了許多悲慘的禍根，其教訓是極為深刻的。

《光明日報》2009年6月23日

5. 清朝海禁政策

清朝海禁
海禁又稱「洋禁」，是孤立主義政策的一種，旨在禁止民間私自出海，明代始有謂「尺板不得出海」一說。海禁政策的具體實施隨著政策不同而有張有弛，即「嚴禁」及「弛禁」之分。一般認為，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有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保障社會穩定等。
海禁政策也限制了外國商人前往本國通商，實際上真正受到打擊的更多是本國對外的貿易及漁業。海盜和走私商人的活動亦反而因為海禁而更加猖獗，對本國及其周邊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
「閉關鎖國」體現為對海外貿易的各種限制性政策,其中最嚴重的即是海禁，其次為限制通商口岸。
中國歷史上海禁的高峰期是在明代與清代，不僅在政策上有所強化，而且持續時間長達多年。中國的海禁也成為東南亞陶瓷業發展的契機。另一方面，藩屬國例如琉球等國家，亦因為海禁的關系，利用獨占與中國貿易的契機而獲取大量利益。但總體上來說，中國只在明前期，中期倭亂及清前期平定台灣前實行近乎全面的海禁，而其時間跨度卻遠遠短於開海或部分開海時期。[1]
中文名
海禁
目的
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保障社會穩定、維護統治
影響
海外貿易衰退，社會發展緩慢
快速
導航
海禁起因歷史沿革政策表現海禁後果消極影響
政策介紹
清廷為辦銅需要，最初並不禁海，後來為了防止沿海民眾通過海上活動接濟反清抗清勢力（主要為明鄭）實行「遷界禁海」，而且較明代更為嚴厲。順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防守，嚴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告平，清廷方開海禁，先後於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間設立閩、粵、江、浙四大海關[1]，分別管理各自下轄的數十個對外通商口岸的對外貿易事務。康熙年間的開海，是全方位的開海，不但東西兩洋，而且一向嚴禁的赴日貿易也在開放范圍之內，較之明代隆慶年間開始的局部開海范圍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僅僅過了三十多年，全面開海的政策就開始收縮，面對日益嚴重的「海寇」活動和西方勢力在東亞海域的潛在威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見大臣，提出禁海問題，次年，規定擬定，正式實行南洋禁海。南洋禁海雖然並非全面禁海，但對於正在不斷發展的中國民間對外貿易力量無疑是嚴重的打擊。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復奏請討論下，擔心閩粵地區因洋禁而引發海患，才同意廢除南洋禁海令，隨即重新開放了粵、閩、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乾隆年間（1757年），由於洪任輝事件的爆發，乾隆宣布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三個海關下轄口岸不再對西洋船隻開放，只留下粵海關允許西方人貿易，對於南洋貿易，並不受此局限。並對絲綢、茶葉等傳統商品的出口量嚴加限制，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一口通商」，此後閉關政策更加嚴厲，直到鴉片戰爭的爆發，這種不合理的政策成為了矛盾的焦點。清中期廢棄了明末至清初以來形成的傳統主動海防觀念。抑止了中國的海洋貿易，抑制國內工商業的發展。[2]
但另一方面， 從康熙24年（1685年）到乾隆只留下廣州一個口岸的1757年，72年間，到中國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乾隆關閉三個口岸後，從1758年至1838年鴉片戰爭前夕，80年間，到達廣州海關貿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開放4個口岸年代的16倍。從管理效率來說，4個口岸開放時，每個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個廣州口岸時，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顯大大提高，使海關管理成本大大降低。[3]
海禁起因
清朝海禁政策初期主要目的是防範鄭成功反攻。明鄭一直長期依靠海上力量與清朝周旋，並曾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西方人士合作，出口糖與鹿皮並進口西洋槍炮以增強明鄭軍隊的戰鬥力，另外更請求英國人訓練炮兵，戰爭時更借用英國炮兵手作戰；而鄭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請求過援助。因此，清廷實行嚴厲的遷界令。
清康熙元年(1662)，為防禦鄭成功的進攻，下令在潮州實行海禁，將沿海居民遷入內地50里；至康熙三年(1664)又再遷徙50里(包括今潮安縣庵埠、彩塘、鐵鋪、官塘一帶)，禁止出海捕魚和貿易。康熙五年(1666)撤銷澄海縣並入海陽縣(至八年才恢復)。康熙十年(1671)重申海禁，不準閩粵二省船隻過洋。海禁一直延續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復台灣之後始解除，准許澄海、南澳等地居民回原籍耕種，准許對外貿易。海禁給潮州人民帶來重大災難，生產、貿易受到嚴重破壞。[3]
康熙時,清朝政府雖然開關與外國貿易,但對外國商船的活動極為注意,對逗留外國的中國人也防範極嚴。康熙下諭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設炮台,並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國家承平日久,務需安不忘危"。可見康熙對西方殖民主義者始終是存有戒心的。
隨著當時海上商業的發展,清朝政府對外貿易的限制也日益嚴格,清朝的閉關自守,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乾隆,嘉慶時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等殖民者對中國進行滲透，從這年開始,只准在廣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廈門,寧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防範外夷規條）,如外商不得在廣東省城過冬,外商需聽中國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在廣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時也加強了對內地商人的限制,設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擁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凡外來的一切人員,船隻,貨物及納稅等事皆由保商擔保。
加稅也是限制與西洋各國通商的辦法之一。清朝政府的關稅分船鈔,貨稅兩種。除康熙時曾一度減輕稅額外,以後各種名目的附加稅日益增多。乾隆時,清朝即以加重浙江等地海關稅以抵制外商北上。同時,清朝政府還先後頒行了禁止五穀,金銀,銅觔,絲斤出洋的種種禁令。[3]
歷史沿革
禁海令與遷界令
順治三年(1646年)編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關「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的條文。不過，當時的海禁政策並未真正執行。如康熙十五年(1676年)時任江蘇巡撫的慕天顏在《請開海禁疏》也說：「記順治六七年間，彼時禁令未設」。
但為了削弱、消滅鄭成功等抗清力量，順治十二年(1655年)浙閩總督屯泰奏請「沿海省份，應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置重典。」順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頒布「禁海令」，敕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省督撫提鎮曰：「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然而，海禁實行五年未達到預期效果。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採納了黃梧的「遷界令」，強令東南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遷界令措施對明鄭有一定打擊成效。不過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失所，其後海盜盛行，民生凋敝。[2]
開海與展界令
康熙親政後，一些地方逐漸「開邊展界」，人民回鄉復業。康熙七年(1668年)，鄭氏已退守台灣，廣東先行鬆弛海禁。康熙八年（1669年）允許沿海居民復界。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即將結束之際，福建總督范承謨、姚啟聖，江蘇巡撫慕天顏，福建巡撫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等先後上疏，要求廢除海禁，准民出海貿易。其中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慕天顏的《請開海禁疏》最具代表性，由其中所述「今則盛京、直隸、山東之海船固聽其行矣，海洲雲台之棄地亦許復業矣，香山、澳門之陸路再准貿販矣」可知此時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唯江浙閩粵四省尚在禁列之中，但江蘇和廣東的部分地區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台灣，正式展界。所謂「展界」，就是安排在順治十八年前後被遷界令強遷的沿海居民復歸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將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席柱差往福建、廣東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諭曰：「遷移百姓事關緊要，當查明原產給還原主，爾等會同總督巡撫安插，務使兵民得所。」[4]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開海，准許百姓對外貿易，並在「粵東之澳門（一說廣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台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作為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的機構。江浙閩粵四大海關總領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關口岸，通常下轄十幾至幾十個海關口岸。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於自開海禁之後，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並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於是禁止南洋貿易，即「南洋海禁」。
南洋海禁之後，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後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
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後，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但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同年，由葡萄牙國王第一次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清人稱葡萄牙為西洋國，這次稱之為博爾都噶爾國，誤以為初次入貢，接待十分周到。
雍正七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支店於廣州，經營貿易事務。
一口通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蘇州親眼目睹洋商船隻絡繹不絕，引起警覺，導致乾隆對西方殖民活動嚴加警惕，以海防重地規范外商活動為理由，諭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亦即乾隆諭令「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5]這一命令，標志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但該諭令並不對南洋商人限制，因此當時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許到閩、浙、江海關貿易，特別是閩海關。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慶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從南洋西屬菲律賓的呂宋前往廈門貿易。
乾隆二十四年，受到「洪任輝事件」影響，清廷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而制定專門《防範外夷規條》，共有五項，故又稱之為《防夷五事》，主要包括：禁制外國人僱人傳達信息；外國婦女被嚴禁來華；嚴禁在華外商在廣州過冬；禁止借外夷的資本及聘請華人役使；及外商到廣州後由寓居行商管來檢查。
乾隆四十一年諭旨：「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南洋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份夷商貿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等並當體朕此意，實心籌辦。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洪任輝事件
乾隆即位後，在對外貿易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先祖的政策。18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開始工業革命，其海外貿易日益擴張。特別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強烈渴望尋找機會打開中國市場。當時，在中國沿海的4個通商港口，前來進行貿易與投機的洋商日益增多。與此同時，南洋一帶也經常發生涉及華人的事端，這些情況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覺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殺華僑，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紅溪慘案」。消息傳來後，舉國震驚。同時，澳門等外國人聚集的地方也經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商人為了填補對華貿易產生的巨額逆差，不斷派船到寧波、定海一帶活動，企圖就近購買絲、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熱衷於到江南一帶巡遊。據說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蘇州時，從地方官那裡了解到，每年僅蘇州一個港口就有一千多條船出海貿易，其中竟有幾百條船的貨物賣給了外國人。乾隆還親眼看到，在江浙一帶海面上，每天前來貿易的外國商船絡繹不絕，而這些商船大多攜帶著武器，他不禁擔心寧波會成為第二個澳門。於是在1757年南巡迴京後，乾隆斷然發布了那道著名的聖旨，並規定洋商不得直接與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廣州十三行」辦理一切有關外商的交涉事宜，從而開始實行全面防範洋人、隔絕中外的閉關鎖國政策。
挑戰清朝封關政策，洋商駕船北上告御狀就在乾隆閉

6. 清朝順治皇帝為什麼頒布禁海令

清朝禁海是出於防漢(主要是割據台灣的鄭成功）制夷的政治考量，同時為了打擊毀滅反清復明實力，配套施行了空前絕後的閉關鎖國政策。

清朝政府規定的通商口岸有4個，這4個口岸可以理解為由政府設立海關的口岸。但是，實際上與海外通商的口岸超過100個，只不過政府還沒有設立正式的海關而已。乾隆年間（1757年），由於一個英國商人的搗亂，乾隆宣布撤銷寧波、泉州、松江三個海關的對外貿易，只留下廣州海關允許西方人貿易。這一規定最多隻是給外國商人造成一些不方便而已，並沒有影響貿易額。相反，即便只有廣州一個口岸，海外貿易額依然大幅上升。海禁對中國造成了很大的消極影響。

禁海的影響：清朝政府對外貿易的限制政策對於殖民主義者在中國的侵略活動起過一定的自衛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卻使中國失掉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性,使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經滋長起來的進步的手工業生產,得不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7. 清朝「禁海令」有哪些內容，其對後世產生何種影響

商民不得下海交易，沿海居民內遷50里，違者或越界者，無論官民一律處斬，貨物沒收，犯人家產部分充公，剩下的用來獎勵告發人。和外國人通商，只能在限定的口岸。清朝的禁海令極大阻止中國的發展，使得中國渾然不知西方開展的工業革命，直接導致近代中國的屈辱史。

從1840年開始，禁海令直接導致中國進入100來年的屈辱近代史，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和苦痛，這就是禁海令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