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政策與法規的論文

1. 環境保護論文5000字的

論文關鍵詞：公民環境權利；環境保護；法律確認

論文摘要：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環境保護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環境權利問題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理論關注，而且不少國家的法律做出積極回應。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是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的基本特點，這很不利於我國的環境保護。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應當確立公民在環境保護中的主體地位，並且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應當兩條進路並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公民的環境權利(或稱為公民環境權)是指公民擁有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通常包括環境使用權、知情權、參與權和請求權。它區別於: (1)公民、集體或國家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權;(2)國家在環境保護過程中擁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3)私法上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所有權、人身權和相鄰權;(4)傳統人權理論中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當今國際社會，公民的環境權利作為一項新興的基本人權而受到廣泛關注。本文試圖說明，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存在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的弊端;為實現我國環境的有效保護，我國法律應當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進路應兩路並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1環境保護中公民環境權利問題的提出

立法出於技術考慮，並不必然在法律規則中既對要素(假定條件、行為模式、法律後果)做出規定又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內容進行宣稱。如我國《民法通則》(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規均為簡稱)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損壞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的，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該規則就並未對國家、集體和公民享有財產權及其內容進行表述。一般地，這樣簡潔的表述在司法實踐中並不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因為這樣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條文中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及其內容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在這些法律規則的背後，存在著一張清晰的權利譜系。然而在權利規定比較模糊的時候，法律規則實現對權利的保護則無疑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我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我國從1978年首次在憲法中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來，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包括憲法、環境保護基本法、環境資源法、環境保護專項法、環境保護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性規章、環境標准、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以及刑法、民法相關規定在內的龐大灼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並從「國家保護環境」出發，衍生出了與環境保護相關的一系列行政權力和義務。在我國實行的是各級政府對當地環境質量負責，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各有關部門依照法律規定實施監督管理的環境管理體制。環境保護方式呈現出了以政府管制為主的特徵。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對於環境保護享有廣泛的權力，宏觀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引導經濟結構調整，制定環境保護的規劃、目標和計劃，制定環境保護的標准並監督執行，進行跨行業、跨部門、跨區域的協調等。微觀領域包括環境行政許可權，環境行政處罰權等等。政府通過行使環境權力，對環境違法主體科以相應義務，從而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此外，國家公權力還通過刑事手段介人環境保護，我國97刑法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罪」的規定就是重要的體現。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對於國家的環境權力而言，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規定則顯得薄弱並且模糊不清。政府權力介人環保領域，並沒有明確以保護環境權利為目的。如《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業化建設的發展」(第1條)。這里的「保護環境」和「保護環境權利」雖然密切相關但是並不相同，前者從實用主義出發，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而後者以價值目標為導向，事實上是環境保護的基礎，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國從憲法到具體的行政法規，沒有專門對環境實體權利做出明確的規定，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對於公民環境實體權利的規定是「隱形規定」。對於程序性權利，除了受到環境侵害的訴權以外，我國《環境保護法》還規定有檢舉控告權，《環境影響評價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在一定條件下享有知情權和建議權④，但都並不完善。此外，盡管有一些權利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並在實踐中發揮著保護環境的作用，如所有權、人身權及相鄰權等的正面規定，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環境權利，因為其主旨並不是保護環境法益。傳統民事權利制度對於環境保護力不從心，盡管現代民法理論中的財產權、人格權及侵權理論都在發展，但它們離環境保護的要求相去甚遠。如北京市某建築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產生大量雜訊、震動和粉塵，嚴重影響了周邊四戶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戶村民向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後，以「不屬民事審判范圍」為由，駁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訴訟請求。

2公民環境權利對於環境保護的意義

環境權利為人類一直自然地享有，並不隨著法律的改變而改變，因此也可稱為一項自然權利或基本人權，其正當性是不證自明的。隨著工業革命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人類開發利用環境的財產權與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產生沖突，才引起了現代意義上公民環境權利的關注和討論。即便是在這種沖突中，公民環境權利的正當性也是不容質疑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確定這種沖突中各種權利的位階關系和如何協調沖突。美國當代著名學者彼得·S}溫茨( PeterS. Wenz) 教授在《環境正義論》一書中寫到，「倘若發生沖突，財產權至少在某些時候應該做出讓步」，「人權如此重要，不能為了更小的目標而妥協。例如，人們不應該為了他能夠擁有更廉價的電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

就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來說，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權力對環境保護的廣泛介人，有著深刻的合理性，環境外部的不經濟性⑤和為避免環境的公地悲劇⑥都需要政府權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憲政國家，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固然來源於憲法的授權，但最終來源於民眾的授權。可以說，權力都是直接或間接源於公民權利。英國早期啟蒙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論及國家的起源時認為，人類是為了避免「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才「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付託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見轉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這個個人或集體就是主權者，即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繼後的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 (John Locke) 同樣認為，「開始組織並實際組成政治社會的，不過是一些能夠服從大多數而進行結合並組成這種社會的自由人的同意。這樣，而且只有這樣，才會或才能創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這些思想後來為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所採納，《獨立宣言》宣稱「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時至今日，各國憲法基本都確立了「主權在民」，這是各國政府及公權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據。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因此，在權利與權力的關繫上，權利是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權力為保護權利而存在。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同樣地來源於公民所具有的環境權利，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權力存在的正當性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環境權利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環境保護應以保護公民環境權利為目的。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近年來，我國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人民群眾改善環境的迫切性與環境治理長期性的矛盾突出，環境問題已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這種非制度化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屬於公眾參與的非常態，由於非常態的公眾參與表現為組織的非程序性，動機的多層次性，性質的復雜性，行為的非理性以及後果的消極性，對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發展有諸多的消極影響。公民有了法律上確認的環境權利，就可以依據環境保護的權利實施相關行為，可以要求義務主體為或不為一定的環境行為，在受到侵害時可以獲得法律上的救濟，同時也明確了公眾環境保護行為正當性的邊界。因此，公民環境權利的確立對於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是主體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而且在實際運行中起著對公權力的制約作用。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政府在提供大多數 (包括清潔環境在內的)共用品和服務方面是低效的，表現為浪費、冗員和低生產率，在行政權力介人市場的時候，可能還存在權力尋租的問題。政府低效的原因在於，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會主體。在公共選擇中，實際上並不存在「根據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而只存在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締約」過程，社會上並不存在所謂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從公共選擇理論上講，權力需要制約。從政治文明的發展來看，權力的制約問題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以權力制約權利階段、以權力制約權力階段和以權利制約權力階段。以權利制約權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權利制約政府權力，以防止政府權力的變異和濫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環境保護是利益沖突比較集中的領域，政府可能會為了地方經濟發展而不顧環境保護，也可能會為利益集團的利益而犧牲環境利益，加上政府行為的低效性，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以權利制約權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3域外公民環境權利考察

公民環境權利主要是由各類國際會議和文獻倡導的。1970年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東京發表的《東京宣言》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環境的權利和當代傳給後代的遺產應是一種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該宣言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人類有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1973年在維也納歐洲環境部長會議上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中，環境權被認為是新的人權並將其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補充。1986年作為地區性人權文件的《人類與人民權利非洲憲章》第24條規定，所有人民應該享有能夠適合他們發展的一般的令人滿意的環境權利。1987年2月國際環境法專家組擬訂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原則建議》指出:全人類對能滿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環境擁有基本的權利。1989年《哥斯大黎加促進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責任宣言》在序言中寫到:認識到國際社會確認人類有在保障尊嚴和福利的環境中生活的基本權利。1991年《關於國際環境法的海牙建議》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國家應該承認對於確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生存與精神福利的個體與集體的基本環境人權。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宣稱，人類享有以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的權利。1995年國際自然保護同盟起草的《環境與發展國際公約草案》第十二條規定:締約方努力逐漸全部實現任何人對環境的權利以及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嚴的足夠的發展水平。

在全球化的對環境權的呼籲中，部分國家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了公民的環境權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國憲法》第3章第19條規定:「所有的人都有權生活在一個無污染的環境中」。1980年《秘魯政治憲法》第2章第123條規定:「公民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有生活在一個有利於健康、生態平衡、生命繁衍的環境的權利」。1987年《菲律賓憲法》規定:

「國家保障和促進人民根據自然規律及和諧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環境的權利」。1993年《俄羅斯聯邦憲法》第42條規定:「每個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環境和獲得關於環境狀況的信息的權利，都有要求因生態破壞導致其健康或財產受到損失而要求賠償的權利」。1993年《哈薩克共和國憲法》第12條規定:「共和國公民有享受有益於生活和健康的環境的權利」。據統計，全球有四十多個國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國家通過的憲法或法律中都規定了環境權。其中，20世紀70年代以後通過的憲法和憲法修正案都沒有忽視這一權利。

除了憲法的規定外，部分國家還在環境保護的法律或法規中確立了公民環境權。如1979年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國會認為，每個人都應當享受健康的環境，同時每個人也有責任參與對環境的改善和保護」。1998年《法國環境法典》規定:「有關的法律和法規明確規定每位公民均有權擁有一個有益於健康的良好環境，並且由他們確保城市和鄉村地區之間的平衡與協調發展」。2002年《俄羅斯聯邦環境保護法》第11條第1款規定:「每個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有保護環境免受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自然的和生產性的緊急狀態引起的不良影響的權利，有獲得可靠的環境狀況信息和得到環境損害賠償的權利」。

綜觀國外公民環境權利的文獻，我們可以發現:(1)非官方領域對於公民權利的呼籲或宣稱對於公民環境權利在法律上的確立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既反映了現代工業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態勢，也反映出了公眾對於環境保護所蘊含著的巨大熱情和力量。(2)公民環境權利是一項基本權利，這一過去自然就獲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過後，開始尋求法律的保護，在傳統的人權內容不能涵蓋環境權利內容的情況下，不少國家直接將公民的環境權利明確寫人了憲法當中，豐富了基本權利的內容。公民環境權利也主要是被規范在憲法當中，是作為一項基礎性權利而存在的。(3)環境權的表述上各個界定並不相同，反映出了內涵的豐富性，但其權利主體上並不包括國家，權利內容並不包括主體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因為國家對於環境保護具有的是權力和職責，與環境權利相去甚遠，而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屬於傳統財產權規定的范圍，環境權利是與環境保護的需要相聯系的。

4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法律確認進路

環境權利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一權利在現實地受到威脅和侵害的時候，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護。我國面臨的環境保護的形勢是嚴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許多城市空氣污染嚴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危害開始顯現，土壤污染面積擴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劇，核與輻射環境安全存在隱患。生態破壞嚴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廣，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劇，生物多樣性減少，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環境保護面臨的嚴峻形勢與制度層面公民環境權利的缺失有關，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目的和手段。在相對單一的環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環境權利訴求未能充分實現，環境保護組織不發達，司法權力保護環境的成效不明顯 (環境公益訴訟難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國確立公民環境權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確環境保護的真諦，也是環境保護的現實需求。

公民環境權利的確認是一項系統工程，要達到有效調動社會力量以及司法權力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切實實現公民環境權利的有效保護，我們認為，在憲法確認以公民享有良好環境為內容的公民環境權後，可沿著兩條進路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一是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在以權力保護環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環境權利的內容。這些權利主要包括:(1)環境知情權。即公民對環境狀況、國家的環境管理狀況以及自身的環境狀況等有關信息獲得的權利。(2)環境參與權。即公民擁有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預測和決策過程，組成環保的團體，實施公益性環境保護行為等權利。(3)環境行政請求權。即公民的環境權益受到侵害後可以向環境行政部門請求保護的權利。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的另一進路是與傳統私權相融合，將公民環境權利在私法上進行規定。這一類公民環境權利主要包括: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清潔產品權、環境審美權、環境文化權、戶外休閑權、避免雜訊污染權等。

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的兩條進路並不意味著公民環境權的性質具有公私兩重屬性。公民的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即便是在保護公共環境利益的情況下，也並不意味著公民的環境權利具有公權力的性質。在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框架內，公權力不能放棄，也不能通過協議而變更，而私權則可由作為權利主體的個人自行處分。公民環境權是法律確認並授予公民對自身的環境利益進行判斷和做出處分的權利，因此本質上屬於私權。同時由於環境具有的公共物品屬性，公民的環境權又區別於傳統個體意義上的私權，具有公益性，因此公民環境權是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私權—公益性的私權。正是公民環境權的這一特有屬性，使得傳統的私法救濟和單純依賴公權力的介人都不能實現有效的保護。法律既需要承認其公益性，也需要承認其私權性質，這正是我們主張法律通過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相融合這兩條進路來確認公民環境權利的根據所在。

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的兩條進路對於環境保護分別具有內在的推動機理。第一，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的進路，能夠通過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行政權力的互動實現環境保護。首先，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環境行政請求權制約了政府環境權力的行使，能夠有效地防治個別政府官員在行使環境權力過程中的尋租和暗箱操作，使得政府在環境保護過程中不能背離公民的環境利益。其次，這些權利還能引起權力對權力的制約，公民的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環境行政請求權在受到侵害的時候，可以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尋求救濟，從而通過司法權實現對環境行政權力的制約。再次，要實現對環境更為有效的保護，權力對權利的制約是必須的。公民環境權利是法律授予公民對自身的環境利益進行判斷並做出處分的權利，但由於環境公共物品的屬性，公民個人可能會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濫用權利，從而犧牲公共的環境利益。此時，政府環境權力就能夠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干預或制約。如此，公民環境權利與政府環境權力的雙向制約與互動，推動著環境保護在法制軌道上良性推進，從而實現對於環境的有力保護。第二，公民環境權利與傳統私權相融合的進路，能夠通過充分發揮公民的主動性實現環境保護。雖然傳統私法的財產權、人身權以及相鄰權的規定對於環境保護的作用仍不能忽視(特別是在對這些權利的侵害發生現實的損害時，對這些權利的救濟能簡潔地起到環境保護的作用)，但是，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環境審美權等公民環境權利的明確賦予，是直接針對公民的環境利益而做出的。相對於傳統私權而言，這不但大大豐富了公民私權的內容，而且大大提高了環境保護的標准，可以有效彌補傳統私法對於環境保護的不足。公民在私法上有了明確的環境權利，就能更加關注自身的環境利益和對於環境利益的自覺維護。公民環境權利作為一種私權的發達，進而能促進民間環保組織的繁榮，使社會力量能有序地參與到環境保護過程之中，從而形成良好的環境保護的社會氛圍。此外，對於那些破壞環境利益的行為，公民或環保組織能有效地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就先，更為充分地調動司法力量進行遏制，這不但能實現對公民環境權利的維護，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能實現對整個社會的環境保護。

2. 圍繞紅黃藍事件,寫一篇關於政策法規的論文1500字

公共政策 當你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80個一級學科目錄，你會看到公共管理一級學科下有二級學科行政管理、勞動和社會保障、土地資源管理、教育經濟與管理、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然而在此之外，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根據國際國內公共管理一級學科的發展狀況，自主創立了二級學科公共政策和發展管理，開中國公共政策高等教育教學科研之先河。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疇，但在我國還屬於起步和發展時期。傳統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於政治學和行政學，意在從規范意義上探討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的利益制衡，通過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對國家、地方和團體層面的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進行研究，為高質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詢。
然而，20世紀以來，特別是20世紀中後期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爭論，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分野使社會科學的發展從整體上進入了紛繁迷惘的時代。而在這個時代里，把數學、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的量化分析技術與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計算機技術引入社會科學的研究已成為社會和學科發展的必然。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社會科學的研究使社會科學真正成為科學，給了社會科學第二次生命。

3.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之法律探究

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立法維度」
作者：吳師法 康壯壯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摘要：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第十一個五年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任務。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指出，加快農村的衛生事業發展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加快農村的衛生事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推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隨著當前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的深入，如何完善與推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為理論界和實務界所關注，更為中國廣大農民所關注。在依法治國的今天，推進與實施各項制度都離不開法律最有力的保障。2010年，是我國建立惠及每一個農民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目標年，同時也是建立我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目標年。因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法律是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的。如何更好的將兩者結合以順利完成2010年的雙向目標，是我國應立即解決的一個難題。

關鍵字：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立法保障 醫療法制 法律維度

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農民人口數占據人口總數的70%之多。因此三農問題歷來都是中國高層所高度關注的課題。解決好三農問題，對於平定社會大局、繁榮經濟、穩定政治有著巨大的社會效應。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離不開農村衛生事業的加強與發展。隨著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工作的進展與推廣，越來越多的人士開始關注農村的醫療衛生現狀。據調查顯示，目前老百姓對醫療關住的程度高達80%。這多少反映出醫療制度完善與推廣的積極影響。⑴但無論如何，處於試點階段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仍存在著另人恐懼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幹部開始侵吞醫療專款、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排斥合作醫療、越來越多的政策開始變為一紙空文。這其中固然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進而導致一系列問題的凸顯，但最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制度本身缺乏必要的力量予以保障實施。這個時候人們想到了法律，想到了一向以「公正、合理、客觀、文明」自居的法律，試圖藉助其與生俱來的權威驅散上述諸多問題。2010年，我國要實現「在全國農村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同時我國也明確提出「到2010年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律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這看似毫無相乾的兩種事物在人民內心的呼喊中歷史地必然地走到了一起，也留給我們一個難題：如何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完成我們預定的宏偉目標？法律在思考著，同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在摸索著。英國的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亞瑟.愛丁頓曾言：「在屬於內心和外界的兩種經驗之間搭任何橋梁，時間都占據著最關鍵的地位。」⑵這似乎給我們以啟發，我們甚至可以接著說：「在由經驗規則構成的法律與致力與社會實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之間修築協調穩固的交接橋，時間與空間同樣占據了最核心的地位。」換句話說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莫過於使用時間與空間賦予我們的手段而行之。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立法工作本身包含了時間與空間的問題，也即要結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法律，必然要考慮時間問題與空間問題。⑶這正是本文所稱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立法維度」。其包含著立法的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兩大方面。因此本文正是從這個出發點著手，試圖從時間的、空間的的角度去審視和探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立法問題，以期為處於試點階段的工作在尚不具備成熟的立法條件下提供某種立法的價值趨向和精神追求。這也就構成了本文寫作的歸宿點。以下試詳細論述之：

一，法律與疾病結緣

疾病是健康的對立物。⑷人類社會早期，人們將疾病歸於天意，天意。棉隊疾病人類顯得萬分渺小。不如近現代社會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么對疾病有了正確的看法，也有了抵禦疾病的醫療之術。但這種抵禦與防範的不確定性、不均衡性以及脆弱性在中國農村表現得淋漓盡致。在許多農村地區，棉隊疾病，農民不知所措——有的只是「小病靠扛，等活；大病靠天，等死。」，知的只是「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幾乎車一響，一頭豬白養」，獲的只是「耕一春，收一秋，病一次，含白流。」！這種狀況雖然由於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餓推廣有所緩和，但它仍然是我國廣大農村和偏遠山區的真實生活寫照。因此，疾病成為了一種生活。一種不可避免的生活。如果說健康構成了生活的安全，那麼疾病則增添了生活的風險。有了風險就需要保障，而保障又構成了法律的終極命題，因此法律與疾病在這個意義上歸結到了一點上。法律源於生活，⑸雖然現代化的法律越來越失去了大眾色彩，從大眾話語銳變為精英話語，但這種經過人類高度發達的文字裝飾過的法條仍承載著生活規則和生存意義。每一條法則努力向世人展示其溫情的一面，試圖幫助人們戰勝冷酷黑暗的情節；每一條法則都內在的蘊涵著道德關懷，追求著「人應當享有怎樣的生活」這一終極命題。在這里法律的語言是冷靜的，它拒絕浮躁的心理，法律的語言是簡潔的，它回答了法之價值所在。因此，法律與疾病的這種關聯創造了當今「新型合作醫療」這種風險保障機制。由於它不是從來就有的，因此它便是時間所賦予的是法律時間維度的一個總的出發點。同時疾病的存在，其不可避免性和普遍存在性，構成了對健康永久的侵犯。而健康維持著人本能的充分的展現和對社會價值的發揮，擁有健康是人類享有其他一切權利的先決條件。從這個意義出發，健康是人類第一位的前提性的固有的權利。疾病對其的侵犯也構成了對人類固有權利的侵犯。而對權利的規范和保障又構成了法律的核心內容。於是法律便又與疾病走到了一起。《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人既為社會之一員，就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受人權尊嚴及人格自由發展所必須之經濟、社會及文化各種權利之實現。」《聯合國人權公約》規定，「本盟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有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因此，醫療保障制度是農民人權保障的主要手段之一。生命健康權是與身俱來的，須臾不可離開的權利，是最重要的人格權，不可以變更、轉讓、放棄，是人權的重要內容和表現形式。健康則維持著人的生理機能正常運作和功能完善發揮。擁有生命和健康是個人得以在社會上生存、享有作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基本前提，是公民享有和實現一切權利的基礎。因此，維護和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維持人的生存和發展，必須發展必要的惠及絕大多數人的醫療衛生事業，這也是國家的重要職能之一。⑹因此法律與疾病的結合產生了近現代意義上的醫療救濟權利。而對這種權利的保障與否，保障層次，保障程度，保障方式卻又因地而異，因國而變。在美國，這種醫療保障權表現為自費醫療保險；加拿大表現為全民醫療保險，國民可以參加醫療保險計劃；英國為全民免費醫療服務；德國為社會保險提供平等待遇；曰本通過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和基於國家財政的公費負擔這兩個途徑，對國民實施醫療保險。在我國，我們採取了一種節余美國和加拿大的模式，即「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其強調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願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救濟。它適合我國國情，是將要在我國農村長期實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社會保險性質的醫保障制度。這種地域上的差異是環境導致的，因此它便是空間賦予的，是法律空間維度的一個總的出發點。如上述分析，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立法應從整體上體現其時段要求和空域特色。而這正是兩大維度所要具體闡述的。

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立法的時間維度

目前，我國並沒有統一的農村醫療法。這主要是又有法律的現實基礎即合作醫療制度仍處於試點推廣階段，難以形成成熟的立法條件。主要的農村醫療立法散見於各種行政規章中。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⑺、《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衛生部等部門關於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意見的通知》⑻等等。其內容主要涉及對農村貧困家庭實行醫療救助，建立獨立的醫療救助金，政府對農村合作醫療給予支持以及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的目標原則，組織管理，籌資標准，資金管理，醫療服務管理和組合子實施等。此外，國家的政策方針文件以及一些地方性規章也有涉及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問題。如：《十一五規劃》、《若干意見》、《山東省農村初級衛生保健條例》等。主要涉及主要包括建立健全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立並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農村醫療救助制度等多種形式的醫療保障制度；改善農村基本衛生設施；普及衛生科學知識，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強對農村公共衛生、葯品以及與健康有關產品的監督，改善農村居民營養狀況；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制度，降低農村傳染病、地方病等的發病率；落實婦幼保健和生殖健康措施，提高農村人口素質；充分開發中醫葯資源，提高農村中醫葯服務水平。⑼但是隨著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推廣與完善，立法條件的成熟，全國性的統一的農村合作醫療法必然會出台，這符合法律的演進規律。根據前文進行的推理可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立法內在地包含有時間維度，應體現時段要求。在進行相關立法時必然要考慮現有的政策、經濟、社會、文化因素，使之通過法律的語言綜合地表達出來。要做到著一點，必然 會對以往的類似制度進行對比研究，以體現現代特色。通俗地說就是藉助法律來體現其「新型」的具體內涵。至此，時間維度所提示我們立法者驚醒立法時必須融入以下時代理念：

第一，要站在一個更為寬廣，更為清晰的視角來擬制新型合作醫療立法。首先我們應橫向地明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具體地位。按照《若干意見》來看，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屬農村衛生事業的一個重點，而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又屬於農村社會事業的一部分 ，平行於農村教育事業，文化事業，金融事業等。明確了這么一種「子系統」地位後，我們便可作到新型合作醫療立法的准確定位，與其他事業立法相互配合而不抵觸，相互協調而不重復，避免法律越位、缺位現象，真正遵循政策總的向導。其次，我們應縱向地明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特殊地位。我國的合作醫療現象早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解放地區就已存在過，經歷了「自發階段（30-50年代）；統一初步發展階段（60-70年代）；解體停辦階段（70-80年代）；恢復發展階段（80-今）」諸階段。呈現出「村辦村管型；村辦鄉管型；鄉辦聯辦型；鄉辦鄉管型；多方參與型；大病統籌型，混合保障型」諸形式。現今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僅為合作醫療現代化的產物。明確了這么一種「繼承性」地位後，我們便可借鑒各個階段的成功法律手段，權衡各種形式的利弊來油滑完善我們現今的新型制度，保證法律的全面性，最優性。

第二，要貫徹權利義務責任相統一的法律精神，促使農民在自願參加的前提下自覺參加合作醫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法律意識的提高，現代社會法律越來越呈現出社會化的傾向。法律開始注重社會整體、國家整體的利益。但是，經過啟蒙思想、文藝復興所形成的「權利自由」等在構建我國的農村合作醫療法時應予以尊重和保護。過去的合作醫療制度在某個地區某種情形下往往帶有很強的強制色彩，迫使農民必須參加合作醫療。這是因為一些官員在執行合作醫療制度時為應付差事，完成指標往往不惜以「非正式的強制手段」實施之。最終導致農民對「合作醫療」的排斥感和恐懼感。因此在進行法律規范時，我們應遵循群眾自願原則。但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單獨的毫無約束的執行群眾自願所帶來的社會效果並不顯著。這一現有的實際狀況為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多方籌資的機制以解決經濟保障，要求農民每人每年出10元，地方財政給每人每年的補助比低於10元，中央財政給每人每年10元。但這看起來似乎很合理，執行起來卻困難重重。每年由於收取醫療保障費用而發生的官民糾紛不在少數。這里存在著「法律與心理的較量」。（1）對於生活在中國最地層次的廣大農民來說，其最關心的並不是衛生保健而是解決溫飽問題，解決子女教育問題，解決養兒防老問題等，10元錢歲 數額不大，但單純的「自願」難以說服起主動交納。（2）處於相對貧窮的農民，出錢參加合作醫療收不到立桿見影的實效，他們認為如果自己以後真的生病住院，這筆費用還算合理，如果自己一年內沒有生病，那麼就造成了錢的浪費。而處於相對富有的農民來說10元錢的投資純屬無意義貢獻，因為他們本身就能負擔起自己的醫療費用。自願機制帶來的後果便是「收入低者收益大，但缺乏合理預期；收益低者收入高，不願無味投資。」（3）長期以來舊體制下的合作醫療興廢無常，這加劇了人們對新型合作醫療心理上的恐懼感和不信任感。面隊上述心理障礙，我們字立法的時候就應該充體現新型合作醫療的真實利民性，引進合理激勵機制，沖破農民的心理障，消除其心理負擔。這樣一來「自願參加」便有了農民「自覺參加」的實際保障。

第三，要明確規定醫療資金籌集問題，協調各方利益。目前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推廣中暴露出來的主要問題便是資金的籌集混亂問題。而資金的籌集問題理應為新型合作醫療的核心內容。因此法律明確規定資金的籌集來源便顯得尤為重要了。與舊式的合作醫療不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建立多方集資的渠道。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資金的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有其不足之處：（1）應解決好上述「收益低者收入高，收入低者收益大」的矛盾。這種制約機制限制了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巨大功效的發揮，也造成了富有者在權利實現方面的優勢地位。（2）應解決好地方財政與中央財政的資金支持問題。明確各自的權利與義務。三方集資機制的建立，導致地方財政在某種程度上義務的加劇，這外便可能進一步刺激地方套取中央財政的現象，進一步發生醫療專款私吞挪用的可能。如何更為 有效地促進中央與地方在財政問題上的流暢性和統一協調性是我們立法者應注意的細節。（3）由於以往的合作醫療建立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之上，這啟發我們可以藉此機會壯大集體經濟，以補充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資金需求的問題。例如：有效地發展鄉鎮企業的特長，增加集體經濟儲備等。「立法整體命脈、立法精神趨向、立法核心內容」這上述三大部分構成了本文所述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的時間維度。這內在的三個層面問題的妥善解決可以進一步激勵和促進我國的立法進程，使其符合時代要求，體現時段特性。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的空間維度

如前所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本身包含著時間和空間兩大維度。時空的結合賦予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換一種角度，所有立法的頒布和實施都離不開時間上的推移和空間上的擴展，在某種意義上說法律的一切價值和效力為時空所賦予。因為沒有一部法律不在一定的空域范圍和時間限度上實施。就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的空間維度出發，其大致包含著下述三個方面的內容：（1）新型合作醫療立法的發生發展必然受其使用低於因素的影響，是此地理空間內部各種因素的糅合，其區別與其他地域相似的立法制度。（2）新型合作醫療立法隨著其使用空間的擴展而效力加大，必然會出現由分散到集中，由差異使用到統一部署的過程。這里存在著法律與地理分配的爭執。（3）新型合作醫療立法在空間上的使用推廣必然會呈現出本身的格局體系，一種內在的空間網路化的布局特色，並且這種內在的特色隨著外在因素的制約而變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的時間維度從一種縱向的歷史的「時之間隔」的角度給我們以提示的話，那麼其空間維度則從一種橫向的地理的「空之間距」的視野給我們以啟發。兩者共同作用，在一個統一的層面上形成了立法的形式與內容。結合上述三層含義，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的空間維度給我們立法者這樣的思考：

第一，要從一個更為獨立、更為中性的高度紳士和定位我們的新型合作醫療立法。它要求我們要善於從法的中主義原則束縛中跳躍出來，以一種邊緣性的視角觀察概念類似的外國法成果。這里主要介紹以下主要國家的相關立法。美國醫療衛生系統因其具有全世界最先進最發達的醫療技術，病人享有選擇醫療服務機構的自由而號稱全世界之「最好」；但同時又因其缺乏全國性醫療保健制度、醫療衛生高投入伴隨低產出而自認為全世界之「最糟」 ⑽。在加拿大，國民可以參加醫療保險計劃。保險計劃包括各項醫療服務、診金、住院和手術等費用，但不包括葯費。如果你的家庭醫生認為你需要住院，甚至手術，不論手術大小，以及一切的化驗，全部由醫療保險計劃負責。在住院期間，病人的伙食、葯費等都不用自己支付。但如果想要住私家或半私家房，必須另付費用。在英國，國民可享受全民醫療福利，可在英國醫院得到免費醫療服務。「國民健康服務」為所有居民提供全套建立在公共基金之上的醫療服務。五分之四的費用是由稅收支付。⑾在大陸法系的德國，醫療保障採取的是社會保險方式。由社會上相同的組織結成保險集團，由各保險集團徵收保險金，作為醫療服務的供給費用，並提供相應的醫療服務。所有醫療保險機構不隸屬於任何一個部門，而是實行自我管理的社會自治機構。衛生部門不參與醫療保險的操作，目前德國的法定醫療保險平均繳費率為本人工資的13.4％，具體每個人繳費額不一樣，但都可同樣享受同等質量的法定醫療保險待遇。曰本通過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和基於國家財政的公費負擔這兩個途徑，對國民實施醫療保險。財政負擔了大部分醫療保險費用。曰本的醫療保險制度以「國民全體保險」為前提，根據保險的對象范圍，保險金的比率，以及保險的方式及提供的醫療服務的不同分為九類。國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不同類型的保險方式，近年來，曰本的國民醫療費呈急劇增加之勢，財政負擔十分沉重。⑿上述五個國家的醫療保障制度在多年的實踐中發揮了其優越的功能，誠然我們不可儀直接照搬照抄其法律規定來調整我們特有的社會關系，但是這寫立法體例至少可以為我們的立法者提供一種思路，能夠准確定性我國的新型合作醫療立法的本質，並藉助完善的法律借鑒之術為我們服務。

第二，在目前指定全國性的統一醫療法還不具備條件的情形下，加大地方立法是一種間接的保障方式。這要求我們中央立法者應分階段分區域有步驟的實施，賦予地方相應的立法許可權，引導促進正確的地域立法。首先，在各地域進行地方立法時可以在財政責任、統籌級別、醫療補助等方面保留合理的差異性。如：在實行縣級統籌的新型合作醫療體制中，各地可根據本區域的情況做靈活的變通，有困難的地方可以由鄉級統籌逐步過度到縣級統籌；在地方財政給予農民每人每年不低於10元補助時，富裕地區應相對加大投入力度，集體經濟壯大的地區可跨地區地給予相鄰地區以經濟資助轉移，也可以間接性地給予醫生適當補助，以降低該區的醫療成本。其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雖主要在農村推廣，但這並不能否定其與城鎮居民的關聯性。事實恰恰相反，在很多的制度中，城鄉這種二元地域對抗機制，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的非平衡性。我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醫療保障實行內容有別的兩套制度。據調查顯示：占我國人口總數70%的農民享有的醫療財政補助僅為總補助的30%，而人口數不到30%的城鎮居民卻佔用了多達70%的醫療財政支出。⒀這種保障權利分配的地域不平衡性導致了廣大農民陷入「因病致貧，因貧致病，因病返貧」的惡性循環中。這種缺乏全國范圍內的公正合理透明的制度保障，使地上述現狀難以及時解決。現今，當國家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 後，我們是否可以樂觀地認為分給農民兄弟的財政補助將大幅上升呢？如果面對農民「得知大病後便好吃好喝准備後事」的慘狀法律仍無動於衷；如果面隊為祖國廣大地區 經濟繁榮做出過實質性貢獻的農民「有病呻吟，卻萬般無奈」法律仍沒有任何價值傾向，那麼新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立法便失去了生命力和價值性。有時候傾斜才是平等，有時候公平離不開特殊保護。

第三，要注重發揮新型合作醫療立法本身的空間效應。當一部使用於全國的農村醫療立法出台後，其平衡制約機制，原則抽象與內容具體機制，主次分明與內外相連機制應真正有效地發揮其使用功能。「中外立法對比、中國區域立法、立法本身結構」構成了本文所述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立法的空間維度。這外在的三大方面的協調處理有助於構建我國公平合理全面靈活的合作醫療立法，使其體現我國的地域特色，滿足環境要求。

法律是人類理性的選擇，制度 是人類規范的工具。法律總是藉助制度作依託，制度總是依靠法律作保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法律當然的結合是我們誅求的現實。在通往2010年實現「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建立惠及每一位農民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雙向目標路上，加強與完善新型合作醫療立法工作無疑是最佳的選擇，它將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法律體系，它將進一步普及我國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作好新型合作醫療立法是我們現階段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出路，也是實現十一五規劃的必然要求。21世紀的中國，必將大展鴻圖，我們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綜合國力的上升得益與國際國內兩大環境，而建立完善的新型合作醫療立法無疑會給我們國內環境以穩定、有序、繁榮、和諧的法律保障！

4. 政治作業關於環境保護法律等方面的小論文5篇，加分。

「環境保護政治小論文」注意：這是我寫於2011年的一段，謝謝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