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立法規制冤假錯案

『壹』 冤假錯案問題 請會的幫幫忙 小女先謝謝啦

造成冤假錯案的主要原因是刑訊逼供這個論點有局限性
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很多：技術原因，人為假證，制度與法規缺陷，瀆職等等
而刑訊逼供並非主因，僅僅是制度缺失，普法不到位，瀆職，司法不透明，監督不到位而造成的綜合表象，其根本在於司法體系不完善（包含法律法規的完善，司法制度的健全，司法監督的到位，也就是立法、執法、監督三方面）
立論方想贏實在有點困難，反駁方太容易從以上局限打開缺口

『貳』 我國在刑事偵查程序中如何防範冤假錯案的發生

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還是佘祥林等案件，案件本身並不復雜，辦案人員對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存在重大疑點的問題都很清楚，並由此導致案件多次被退回補充偵查或發還重審。如果公檢法任何一個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堅持定案證據標准，可以說不需要業務多麼精通，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避免悲劇的發生。但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些案件經過公檢法層層關口，經歷漫長時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餘地判決」而告終。這也是這些案件引發公眾強烈不滿的主要因素。

而且，這些冤案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案件在偵查階段均存在刑訊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後，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許多該固定、收集的證據沒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檢察和審判各階段幾經反復，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充分、不扎實，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可以說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觀念是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最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而這些案件最終又因「亡者歸來」、「真凶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錯案。反觀之，如果能夠切實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毫無疑問，這些冤假錯案均不會發生。

因此，「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等錯誤刑事司法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刑訊逼供惡習，是絕大多數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

錯誤理念形成的淵源

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刑法》、《刑事訴訟法》是較早出台的基本法律，歷經多次修改，相對於其他部門法而言，應該說都是比較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按理說刑事司法理念也應當比較先進。然而，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以核心的定罪量刑觀念看，傳統的、落後的價值觀，即「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留有餘地判決」，不僅還普遍存在，而且還相當頑固。這些錯誤理念形

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

1.傳統刑事司法文化因素。中國封建時代司法的基本特徵是刑、民不分，偵查、公訴與審判職能不分。刑事司法在歷史上長期缺乏職能分工、相互制約的傳統。而且我國傳統司法的模式，屬於典型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刑訊逼供、有罪推定盛行，缺乏程序正義概念。這些傳統的刑事司法理念影響深遠，為偵查、公訴與審判相互制約帶來了不利因素。

2.新中國成立後的司法「專政」理論、「工具」理論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很長時期，司法功能成為政治工具。重打擊、輕保護，「人權」、程序正義被當作資產階級法學概念和意識形態拋棄，辦案不講基本的訴訟程序。這些給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程序意識帶來長久負面影響。

3.連續開展的「嚴打活動」，對程序公正的沖擊。「嚴打」，尤其初期的「嚴打」，為了突出「從重從快」方針，在定罪標准上，提出「兩個基本」原則，對證據制度產生極大損害，更助長了「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

以上諸多因素形成了我國特殊的刑事司法理念，不僅長期影響著司法人員，而且影響著廣大群眾，甚至各級領導幹部，並最終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

制度上的缺陷是冤假錯案產生的直接原因

1.立法上的不完善。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經幾次修改，但至今並未明確規定實行「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原則。學者、實務人員只是從散見於《刑事訴訟法》總則和分則的若干條文中推論出這一原則。立法上的含糊其詞，是導致整個司法人員及社會認識錯誤，觀念錯位的重要因素。

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權。刑事訴訟法雖有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規定，但又有被告人必須如實陳述、認罪從寬的規定。立法的不明確導致了公安偵查階段仍然重口供，刑訊逼供屢禁不止。

2.刑事訴訟結構上的缺陷。

隨著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抗辯式訴訟模式基本確立，「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初步形成，但是刑事訴訟制度中一些突出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這就是強勢偵查、優勢公訴、弱勢審判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同西方國家的「審判中心」構造相比，我國屬於典型的「偵查中心」架構。由偵查中心向司法審判中心轉變進程緩慢、阻力重重，法院依法獨立審判在現實中還存在諸多困難。

3.公檢法三機關地位、職能不平衡，制約機制難以有效運行。

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既要實行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約，但現實是，公安機關有強大的政府作後盾，具有強勢地位，而檢察機關既是公訴機關又是法律監督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一身二任，具有明顯優勢。而且由於公安與檢察機關作為國家追訴部門在打擊犯罪上具有共同的職責，兩機關由此形成十分密切的「利益共同體」，兩機關之間主要是配合、監督關系而非制約關系。

按照「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的基本要求，司法審判與偵查、公訴職能更主要的是一種制約而非配合關系，但現實中這種制約功能發揮如何呢？筆者在某區法院旁聽的一起刑事案件開庭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

該區檢察院檢察員在法庭上底氣十足地講道：「作為國家公訴人對××涉嫌犯罪一案提起公訴，同時對本庭訴訟活動實施法律監督。」檢察機關的雙重身份使法院和法官處在被監督的地位，因擔心被找碴兒，也只能「重配合、輕制約」，法院對檢察的制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

清華大學教授張建偉對三機關的關系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三機關的關系本來應該是「魏蜀吳」一樣「三足鼎立」，但實際上現在的公檢法的關系就像「劉關張」一樣，是「桃園三結義」。而我以為公檢法的現實關系更像是「張關劉」，即公安是「猛張飛」、檢察是「威武關公」，而法院是「柔弱劉備」。正是基於這一顛倒的地位和關系，導致法院對公檢制約的弱化。

4.非法證據排除、證人出庭等保障程序正當的制度雖已制定實施，但因缺乏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另外，律師辯護制度薄弱，刑事辯護對控方的抗衡制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

社會環境對刑事司法活動的不當影響

刑事案件，特別是重大刑事案件容易引發受到公眾和媒體的高度關注，案發地的黨委、政府出於維穩的考慮，往往對案件處理作出明確具體的批示意見，這些意見對司法職權的正常行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們長期形成的重大案件公檢法聯合辦案等獨立於法律制度體系之外的習慣做法，也干擾了刑事司法職權的獨立行使。

另外近年來，公安、檢察機關出於政績考慮，實行不合理的考核指標，一味追求破案率、有罪判決率、抗訴率。造成辦案粗糙，甚至為盡快破案採取刑訊逼供。還有一些刑事案件通過網路傳播引發全國關注，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干擾了司法機關正常辦案。

防範措施

找到了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我們要做的就是對症下葯，採取措施。筆者認為應從兩個方面下手：

1.切實轉變錯誤的刑事司法理念。轉變刑事司法理念，關鍵是刑事司法主體要轉變理念。作為刑事司法程序起始和基礎階段司法主體的公安人員，應當樹立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理念；重程序規范，重客觀證據，不輕信口供；尊重司法規律，不一味追求數字、比率。

檢察機關應擺正位置，依法行使監督職責，不能利用監督權向審判機關施壓，追求有罪判決。

對於審判機關來說，轉變刑事司法理念更為關鍵。第一位的就是切實樹立「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刑事司法理念，堅決破除「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的錯誤觀念；第二位的是要嚴格證據標准，堅決排除非法證據；第三二位的是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抵制各種外部干預，堅守法律底線；第四位的是堅持實體程序並重，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理念。

2.完善制度機制，堵塞漏洞。

一是完善立法。考慮到我國「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等錯誤刑事司法理念的長期性、廣泛性和頑固性，《刑事訴訟法》要明確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作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加以規定。

二是要真正落實司法審判中心主義，強化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及其對公檢的制約職能，打破審判與控訴重配合、輕制約的局面。

三是完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訴訟制度、機制，建立抵制各種不當干預的有效機制。

四是完善刑事訴訟制度的相關配套措施，確保取證、質證、認證的准確、合法，使被告人的「人權」和各種訴訟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叄』 如何看待我國在人權保障方面存在漏洞的問題冤案

縱觀諸多冤假錯案的產生原因，總能找到許多共同點，總結有主要如下幾點：
一，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現象仍佔主導，司法實踐中還沒有根本貫徹落實「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即使現在相關立法已經確立了這一原則。這一現象一方面是因為辦案人員受到上級機關、領導和社會輿論的壓力，追求辦案效率。雖然我們可以從先哲貝卡利亞那裡得知 ，刑罰與犯罪的時間間隔越短，那麼刑罰預防犯罪的作用就更加明顯，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為了效率而忽略公正的理由。每一個案件的偵破都具有其規律性和必然性，限期破案，片面追求破案率有悖客觀規律，破案有獎，無可厚非，但限期破案，積案必罰的指令，則不應該出現，破案也需要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否則會給辦案人員帶來巨大的壓力，以致為了不受罰而隨便結案，這樣就會造成冤假錯案，甚至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以托詞或便利。試想，當一味的追求效率而使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而無辜清白者被判刑入獄甚至被處以死刑時，這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司法的權威還能存在多久？我們不能為了效率而喪失了對公正的追求。當這兩者出現矛盾的時候必須在確保公正前提下去講求效率。另一方面是因為長期的疑罪從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在影響著辦案，司法實踐中的這一做法不僅違背了我國刑法確立的罪行法定基本原則以及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還導致了冤假錯案的頻發。
二，每個冤假錯案的造成基本上與刑訊逼供有關。我們熟悉的昆明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聶樹斌案等等都是刑訊逼供造成的，法律對刑訊逼供是禁止的，為什麼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對這種侵犯人權的證據調查方式仍然愛不釋手？《刑事訴訟法》第43條還做出規定：審判人員、檢查人員和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及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證據。 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凡經查證屬實屬於用刑訊逼供或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不能作為定案的的根據。」這些立法上的規定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刑事逼供，但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僅有這些規定是不足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我國的公安機關等辦案機關的權力是很大的，這也就增加了辦案過程中權力濫用的幾率，容易侵犯公民的權力，導致無辜的人受到牽連。而同時，我國的檢查機關等監督機關的監督權並未能充分行使，難以發揮起應有的作用，這些，都促長了刑訊逼供現象的屢禁不止，導致冤假錯案頻發。
三，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著「惟口供」的思想，對於案件的實際調查與研究不夠重視。在針對這一方面的問題我國立法上已經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趨勢充分，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但是，這並沒起到很好作用，很多的司法機關依舊片面追求口供， 依照口供辦案，忽視實際調查研究。很多冤假錯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例如佘祥林案件，趙作海案件，均是因為司法機關對案件的理所當然的態度，在調查的過程中，忽視了客觀證據的收集與求證。特別是在當時已經可以進行DNA鑒定的情況下，如果說是考慮到鑒定費用的問題，那相信大家也會和我一樣無話可說，只是想請問一下，難道說一個人一生的清白甚至生命還抵不過驗一次DNA的費用的價值嗎？
四，在案件中不重視律師的辯護作用。我們都明白，如果律師的辯護職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可以減少很多冤假錯案。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但在實踐中還存在許多問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律師的一些合理、合法請求及建議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信任和採納。如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甚至漠視律師在法庭上的作用，律師對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根本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五，司法機關的隊伍整體素質低下，敷衍塞責，違反職業法定要求的不積極作為或不作為等也是如今造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就佘祥林的案件來說，如果有關機關能夠認真審查，尋找線索，早點發現他的妻子還存活於世，那麼，佘祥林也就不會無辜在監獄里待了十多年。畢竟，佘祥林的妻子再婚時有去過婚姻登記所使用身份證登記，生小孩時也需要通過戶口，身份證的審查。可惜，相關部門並未發現這一大漏洞，可見，我國的諸多部門大概都抱著漫不經心的態度在工作，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責任。
另外，權力機關干涉，司法機關喪失獨立辦案權也是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根源有很多，也有許多是我們還沒察覺的，這就需要我們的不斷探索。以期在找到根源後解決問題，讓冤假錯案率降到最低。

『肆』 疑罪從無原則

疑罪從無，是指刑事訴訟中，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確實、充分，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
疑罪從無原則是現代刑法「有利於被告人」人權保障理念的具體體現，是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所規定無罪推定原則的派生標准。疑罪從無在審判階段要求，既不足以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應推定其無罪。確立和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彰顯了現代刑事司法的文明與進步，能夠有效減少和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在我國人權保障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法律法規】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
第四百零一條 人民檢察院對於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發現犯罪嫌疑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符合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經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對於犯罪事實並非犯罪嫌疑人所為，需要重新偵查的，應當在作出不起訴決定後書面說明理由，將案卷材料退回公安機關並建議公安機關重新偵查。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條 在被告人最後陳述後，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分別作出以下判決：
（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
（二）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
（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伍』 國家對於冤假錯案所涉及到的被害人有怎樣的賠償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

目錄
第一章總則
第二章行政賠償

第一節賠償范圍
第二節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
第三節賠償程序
第三章刑事賠償
第一節賠償范圍
第二節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
第三節賠償程序
第四章賠償方式和計算標准
第五章其他規定
第六章附則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享有依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有本法規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情形，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
本法規定的賠償義務機關，應當依照本法及時履行賠償義務。
第二章行政賠償
第一節賠償范圍
第三條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拘留或者違法採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毆打、虐待等行為或者唆使、放縱他人以毆打、虐待等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四）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
第四條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財產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實施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的；
（二）違法對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的；
（三）違法徵收、徵用財產的；
（四）造成財產損害的其他違法行為。
第五條屬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自己的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三）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節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
第六條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要求賠償。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繼承人和其他有扶養關系的親屬有權要求賠償。
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的，其權利承受人有權要求賠償。
第七條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行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該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兩個以上行政機關共同行使行政職權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職權的行政機關為共同賠償義務機關。
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權力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被授權的組織為賠償義務機關。
受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使受委託的行政權力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委託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賠償義務機關被撤銷的，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沒有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的，撤銷該賠償義務機關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第八條經復議機關復議的，最初造成侵權行為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但復議機關的復議決定加重損害的，復議機關對加重的部分履行賠償義務。
第三節賠償程序
第九條賠償義務機關有本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給予賠償。
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應當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也可以在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時一並提出。
第十條賠償請求人可以向共同賠償義務機關中的任何一個賠償義務機關要求賠償，該賠償義務機關應當先予賠償。
第十一條賠償請求人根據受到的不同損害，可以同時提出數項賠償要求。
第十二條要求賠償應當遞交申請書，申請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別、年齡、工作單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
（二）具體的要求、事實根據和理由；
（三）申請的年、月、日。
賠償請求人書寫申請書確有困難的，可以委託他人代書；也可以口頭申請，由賠償義務機關記入筆錄。
賠償請求人不是受害人本人的，應當說明與受害人的關系，並提供相應證明。
賠償請求人當面遞交申請書的，賠償義務機關應當當場出具加蓋本行政機關專用印章並註明收訖日期的書面憑證。申請材料不齊全的，賠償義務機關應當當場或者在五日內一次性告知賠償請求人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
第十三條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賠償義務機關作出賠償決定，應當充分聽取賠償請求人的意見，並可以與賠償請求人就賠償方式、賠償項目和賠償數額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進行協商。
賠償義務機關決定賠償的，應當製作賠償決定書，並自作出決定之日起十日內送達賠償請求人。
賠償義務機關決定不予賠償的，應當自作出決定之日起十日內書面通知賠償請求人，並說明不予賠償的理由。
第十四條賠償義務機關在規定期限內未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賠償請求人對賠償的方式、項目、數額有異議的，或者賠償義務機關作出不予賠償決定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賠償義務機關作出賠償或者不予賠償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十五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提供證據。
賠償義務機關採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期間，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賠償義務機關的行為與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關系，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提供證據。
第十六條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後，應當責令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或者受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
對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三章刑事賠償
第一節賠償范圍
第十七條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獄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公民採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對公民採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時間超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時限，其後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
（二）對公民採取逮捕措施後，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
（三）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刑罰已經執行的；
（四）刑訊逼供或者以毆打、虐待等行為或者唆使、放縱他人以毆打、虐待等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五）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第十八條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獄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財產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對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追繳等措施的；
（二）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罰金、沒收財產已經執行的。
第十九條屬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虛偽供述，或者偽造其他有罪證據被羈押或者被判處刑罰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
（三）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
（四）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獄管理機關的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五）因公民自傷、自殘等故意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六）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節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
第二十條賠償請求人的確定依照本法第六條的規定。
第二十一條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獄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該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對公民採取拘留措施，依照本法的規定應當給予國家賠償的，作出拘留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對公民採取逮捕措施後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的，作出逮捕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再審改判無罪的，作出原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二審改判無罪，以及二審發回重審後作無罪處理的，作出一審有罪判決的人民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
第三節賠償程序
第二十二條賠償義務機關有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給予賠償。
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應當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
賠償請求人提出賠償請求，適用本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的規定。
第二十三條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賠償義務機關作出賠償決定，應當充分聽取賠償請求人的意見，並可以與賠償請求人就賠償方式、賠償項目和賠償數額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進行協商。
賠償義務機關決定賠償的，應當製作賠償決定書，並自作出決定之日起十日內送達賠償請求人。
賠償義務機關決定不予賠償的，應當自作出決定之日起十日內書面通知賠償請求人，並說明不予賠償的理由。
第二十四條賠償義務機關在規定期限內未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賠償義務機關的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
賠償請求人對賠償的方式、項目、數額有異議的，或者賠償義務機關作出不予賠償決定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賠償義務機關作出賠償或者不予賠償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賠償義務機關的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
賠償義務機關是人民法院的，賠償請求人可以依照本條規定向其上一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
第二十五條復議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決定。
賠償請求人不服復議決定的，可以在收到復議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復議機關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復議機關逾期不作決定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復議機關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
第二十六條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處理賠償請求，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提供證據。
被羈押人在羈押期間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賠償義務機關的行為與被羈押人的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關系，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提供證據。
第二十七條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處理賠償請求，採取書面審查的辦法。必要時，可以向有關單位和人員調查情況、收集證據。賠償請求人與賠償義務機關對損害事實及因果關系有爭議的，賠償委員會可以聽取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的陳述和申辯，並可以進行質證。
第二十八條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應當自收到賠償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內作出決定；屬於疑難、復雜、重大案件的，經本院院長批准，可以延長三個月。
第二十九條中級以上的人民法院設立賠償委員會，由人民法院三名以上審判員組成，組成人員的人數應當為單數。
賠償委員會作賠償決定，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決定，必須執行。
第三十條賠償請求人或者賠償義務機關對賠償委員會作出的決定，認為確有錯誤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申訴。
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生效後，如發現賠償決定違反本法規定的，經本院院長決定或者上級人民法院指令，賠償委員會應當在兩個月內重新審查並依法作出決定，上一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也可以直接審查並作出決定。
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決定，發現違反本法規定的，應當向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意見，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應當在兩個月內重新審查並依法作出決定。
第三十一條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後，應當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
（一）有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情形的；
（二）在處理案件中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對有前款規定情形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章賠償方式和計算標准
第三十二條國家賠償以支付賠償金為主要方式。
能夠返還財產或者恢復原狀的，予以返還財產或者恢復原狀。
第三十三條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
第三十四條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的，賠償金按照下列規定計算：
（一）造成身體傷害的，應當支付醫療費、護理費，以及賠償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減少的收入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最高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支付醫療費、護理費、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康復費等因殘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繼續治療所必需的費用，以及殘疾賠償金。殘疾賠償金根據喪失勞動能力的程度，按照國家規定的傷殘等級確定，最高不超過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造成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對其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
（三）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
前款第二項、第三項規定的生活費的發放標准，參照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執行。被扶養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費給付至十八周歲止；其他無勞動能力的人，生活費給付至死亡時止。
第三十五條有本法第三條或者第十七條規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後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第三十六條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財產權造成損害的，按照下列規定處理：
（一）處罰款、罰金、追繳、沒收財產或者違法徵收、徵用財產的，返還財產；
（二）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解除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造成財產損壞或者滅失的，依照本條第三項、第四項的規定賠償；
（三）應當返還的財產損壞的，能夠恢復原狀的恢復原狀，不能恢復原狀的，按照損害程度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四）應當返還的財產滅失的，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五）財產已經拍賣或者變賣的，給付拍賣或者變賣所得的價款；變賣的價款明顯低於財產價值的，應當支付相應的賠償金；
（六）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的，賠償停產停業期間必要的經常性費用開支；
（七）返還執行的罰款或者罰金、追繳或者沒收的金錢，解除凍結的存款或者匯款的，應當支付銀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對財產權造成其他損害的，按照直接損失給予賠償。
第三十七條賠償費用列入各級財政預算。
賠償請求人憑生效的判決書、復議決定書、賠償決定書或者調解書，向賠償義務機關申請支付賠償金。
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支付賠償金申請之日起七日內，依照預算管理許可權向有關的財政部門提出支付申請。財政部門應當自收到支付申請之日起十五日內支付賠償金。
賠償費用預算與支付管理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五章其他規定
第三十八條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過程中，違法採取對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對判決、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書執行錯誤，造成損害的，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的程序，適用本法刑事賠償程序的規定。
第三十九條賠償請求人請求國家賠償的時效為兩年，自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時的行為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之日起計算，但被羈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間不計算在內。在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時一並提出賠償請求的，適用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有關時效的規定。
賠償請求人在賠償請求時效的最後六個月內，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的，時效中止。從中止時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賠償請求時效期間繼續計算。
第四十條外國人、外國企業和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的，適用本法。
外國人、外國企業和組織的所屬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要求該國國家賠償的權利不予保護或者限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該外國人、外國企業和組織的所屬國實行對等原則。
第六章附則
第四十一條賠償請求人要求國家賠償的，賠償義務機關、復議機關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賠償請求人收取任何費用。
對賠償請求人取得的賠償金不予征稅。
第四十二條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1]國家賠償范圍
國家賠償的范圍是國家賠償法的核心問題。它是指國家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中的侵權行為所承擔的賠償責任的范圍。它要解決的是國家對哪些國家機關造成的哪些損害給予賠償的問題。對相對人來說，國家賠償范圍意味著其求償權的范圍。國家賠償范圍確定的大與小、寬與窄，直接關繫到國家對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保護程度。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賠償范圍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法治進程的尺度之一。由於我國的國家賠償法只涵蓋了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所以，我國國家賠償的范圍包括行政賠償和司法賠償，不包括立法賠償和軍事賠償。
行政賠償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違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國家依法向受害人賠償的制度。
司法賠償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司法職權過程中，違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國家依法向受害人予以賠償的制度。司法賠償又可分為刑事賠償和其他司法賠償。刑事賠償是指行使偵查、檢察、審判、監獄管理職權的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違法行使職權，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國家依法向受害人予以賠償的制度。其他司法賠償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除刑事司法職權以外的其他司法職權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國家依法向受害人予以賠償的制度。
行政賠償在國家賠償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因為行政機關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國家約80%的法律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來實施的，因此，在國家機關中，行政機關與公民的關系最直接、最廣泛、最經常。如果他們違法行使職權，必然直接侵犯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負面影響也很大。所以，行政賠償是國家賠償的重點。
在行政賠償中，行政機關的違法致害行為包括兩類：一類是具體行政行為，一類是事實行為。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國家只對這兩類行為承擔賠償責任。行政機關的抽象行政行為不屬賠償范圍。
另外，國家賠償法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保護也只限於人身自由權、生命健康權和財產權的損害賠償。
國家賠償義務機關
由於國家賠償的責任主體是國家，而國家是抽象的政治實體，受害人不可能直接請求抽象的國家承擔具體的賠償義務，這就需要有一個義務主體來代表國家履行賠償義務，這個義務主體就是賠償義務機關。所以，賠償義務機關就是具體履行國家賠償義務的組織，它代表國家接受國家賠償請求，參加國家賠償程序，支付賠償費用。
我國國家賠償法在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時，基本採用的是誰致害，誰負責的原則。即實施侵害的機關或工作人員所屬的機關負責賠償。
國家賠償方式和標准
國家賠償的方式，即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的各種形式。由於損害的性質、情節、程度不同，賠償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由於國家機關承擔著國家運轉的各項職能，為保證公務的正常履行，賠償的方式應力求便捷易行，以避免國家機關陷入繁瑣的個案糾纏之中而貽誤公務。因此，我國國家賠償是以金錢賠償為主要方式，以返還財產、恢復原狀為補充。
國家賠償的計算標准，是指國家支付賠償金賠償受害人的損失時適用的標准。由於國家侵權損害的類型多種多樣，損害造成的結果也各不相同，設定一個計算標准尤為重要。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都建立了國家賠償制度，其賠償標准大致有如下三種：
1.懲罰性標准。侵權主體除向受害人補足其實際損失的費用外，還應支付額外的費用，這種額外的賠償金超出了受害人的實際損失，帶有懲罰的性質。
2.補償性標准。侵權主體支付的賠償金僅僅是填平補齊受害人的實際損失。
3.撫慰性標准。國家賠償不足以填補受害人的實際損失，僅僅是象徵性、安慰性的給予一定的補償，這種賠償的數額往往少於受害人的實際損失。
由於賠償標准與國家財力直接相關，基於當時的經濟條件，我國的賠償基本採取的是撫慰性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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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國家採用刑事立法一般要考慮什麼因素

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罰化過程），實際上總是根據自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當時所處特定歷史條件和犯罪規律的認識），以及自己的刑法觀和自己對人文關懷的態度，來決定犯罪化與刑罰化的范圍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進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個因素，是對刑法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認同。
刑法觀的問題可以說是刑法與刑事司法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首先必須在思想觀念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觀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了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在價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基本面貌。
刑法觀是指關於刑法基本問題如刑法的價值、機能、目的任務、基本原則等問題的根本觀點與基本態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觀大致有權力本位刑法觀與權利本位刑法觀、國權主義刑法觀與民權主義刑法觀的區分。權力本位刑法觀又叫國權主義刑法觀、權威主義刑法觀；權利本位刑法觀又叫民權主義刑法觀、自由主義刑法觀。前者立足於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它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公民個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體與對象。 後者則立足於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公民自由，它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國家及其刑罰權。
一般而言，現代刑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認同並堅持權利本位刑法觀。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護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嚴格限制國家行為為目的的良性法律，國家刑罰權只能成為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這種刑法觀對於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無疑都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二個因素，是對刑法機能的基本特性的認識。
所謂刑法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中可能並且應該發揮的作用或者效果。關於刑法機能的學理分類，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兩種分類法：一是將刑法機能分為三種，即行為規制機能、秩序維持機能（法益保護機能）、自由保障機能；二是將刑法機能分為兩類，即刑法的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
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是指刑法具有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制約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過否定評價（即評價機能）和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犯罪行為的意思決定（即意思決定機能），來規范、制約人的行為。
刑法的秩序維持機能，是指刑法具有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益的保護，刑法依靠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等強制手段來發揮法益保護機能。二是對犯罪的抑制和預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從而保障國民個人自由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是：刑法通過明確規定何種行為是犯罪、對犯罪科處何種刑罰，從而有力地限制了國家刑罰權的肆意發動。在此意義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受刑人的大憲章」。（我國有學者抱怨說：資產階級國家一直都堅持這樣的立場，即「法治的本質特徵在於限制官方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本加厲地強調「專政、嚴打、規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機關基本上是為所欲為，隨意不執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違法執法。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個因素，是對犯罪機能的認識。
犯罪是絕對丑惡的、消極的東西，還是具有相對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積極意義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論上，都主張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樣可能成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能夠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協調，激發大量的犯罪現象。作為市場經濟的動力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驅使人們追求非法利潤進而實施經濟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兩面性，即犯罪在本質上為惡、危害社會、侵犯法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謝功能和緩解社會張力的促進功能——犯罪作為一種社會代謝現象，微觀上危害社會與宏觀上伴生社會代謝、促進社會發展形成了千古悖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認為，犯罪並不是絕對丑惡的東西，而是具有其特定歷史烙印、並具有其相對積極性的東西。例如，革命行為在政府當局看來是一種「丑惡的、消極的」東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眾的評判中，革命行為卻是一種「美好的、積極的」東西——而且事實上，革命行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應當說是具有明顯的「積極機能」的一面。例如，就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極的一面，而是還有積極的一面；並且，有的電腦公司還專門設置「擂台」，公開鼓勵那些「黑客」來攻擊，以實現電腦技術、特別是電腦安全防範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可以說是計算機犯罪的相對積極的一面。正是在認識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極其有限的）、相對的積極機能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講過：犯罪創造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給我們的啟示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復雜性和犯罪現象、犯罪機能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在刑法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謹慎權衡，必須反對極端片面。
第四個因素，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
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與人類社會所共生共有的現象，如義大利學者菲利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菲利還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飽和論：「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於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應的。」 在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伴生現象。有學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類天生的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現象；因此，與其研究作為必然現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為特殊現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樣的情景下為什麼能夠不實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與特定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群的認識所決定的，某時某地作為犯罪處理，而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卻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投機倒把行為」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賞中介行為，在舊刑法里就是一個重罪，但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卻是一種合法行為、有益行為、人人稱道的行為。墮胎,在我國並不違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墮胎卻是犯罪行為.那麼，到底如何評價「投機倒把行為」與墮胎行為呢，這就涉及到人們對犯罪現象與犯罪規律的認識問題。
第五個因素，是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將某種行為予以犯罪化，是以該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當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獲得了將其犯罪化的正當根據，這是一個基本道理。
這里，我以經濟犯罪為例來說明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我認為，對於所有犯罪、尤其是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而言，經濟犯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研究經濟犯罪的犯罪化根據及其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相對於殺人、搶劫、盜竊、強奸等「自然犯」而言，經濟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帶有極其鮮明的主觀意志色彩。那麼，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更多地、更加謹慎地進行「社會危害性」判斷。
事實上，經濟犯罪中的許多犯罪並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法律硬性規定的結果，它帶有強烈的「法律硬性規定」的色彩——可以說，它本身並不必然就是犯罪，人們對它也不是當然就憎恨、厭惡；它之所以成為犯罪，只是由於人間法律的硬性規定，是立法者主觀意志強加於這種行為的結果。例如：前面所講的舊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其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償中介行為等，在當時簡直就是滔天罪行，處刑也不輕（最重的可以判處死刑）；但是在今天，這些行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並贊賞、當然也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再比如：虛報注冊資本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高利轉貸罪、違法發放貸款罪、逃匯罪、洗錢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經營罪等，都是由於法律的硬性規定的結果；要是沒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的特別規定，人們並不會必然將他們作為犯罪看待。
但是，話又說回來，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顧國情、人情與法理而隨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顯然也不行。就經濟犯罪而言，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司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追究的時候，大致也要考慮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刑法機能的認識、犯罪機能的認識等各種因素。其中，首要的考慮因素恐怕應當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判斷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從理論上講，這種社會危害性判斷一般要從分析判斷對象、判斷主體、判斷標准等三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
1．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對象問題
2．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主體問題
3．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准問題
第六個因素，是對刑罰功能的認識。
一般認為，刑罰功能具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罰功能所面臨的第一個詰問是：刑罰是萬能的嗎？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罰不是萬能的。而且人類已有歷史實踐、特別是酷刑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能通過刑罰來消滅犯罪。這涉及刑罰的功能問題。對此，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高度注意：
一個問題是，我們打算進行犯罪化的某種行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來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則」。刑罰並不是萬能的，對於部分犯罪而言，刑罰手段是無法發生預防作用的或者其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質的犯罪、許多愉悅性犯罪、部分無被害人犯罪（如賭博、賣淫、毒品犯罪、同性戀等），刑罰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應當迷信刑罰，以為刑罰手段就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犯罪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該行為是否必須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夠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由於刑罰手段具有殘忍性、毀滅性、違背人性的一面，如動用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甚至剝奪生命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是十分殘忍的並且是毀滅性的，因此，國家及其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堅持「刑罰抑制原則、刑罰謙抑原則」，不得濫用刑罰手段；在確定犯罪的時候，只能將那些嚴重違法、危害極大而又不得不動用刑罰手段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而不能夠濫施刑罰，或者說要合理確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罰量。在這方面，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現象是發源自北美並迅速席捲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復性司法運動」，它主張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通過對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創設替代刑事司法的社會性機構來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動范圍。 這種刑事政策思想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為此，我國已有學者建議引進「刑事和解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同於「恢復性司法運動」）。 在深層次上，也涉及「執法動機、執法效益」問題，原則上應當盡量動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避免最大的經濟損失、獲取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刑事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堅持「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謹慎、嚴肅、認真進行權衡。
事實上，之所以要強調刑罰手段的最後性、不得已性，還由於刑罰手段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暴力的誤導、以及錯殺無辜的危險。比如，在世界各國，任何完備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錯案為必要的司法代價的，即使在美國，其死刑執行的數量很少，但是報道認為，美國的死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也就是說：所謂的「死刑犯」實際上是被錯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一樣：案件是復雜的，有時是模凌兩可的，我們的任何一方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那麼我們司法人員只能在其中選擇相對合理的、相對公道的處理方法；司法不是萬能的，司法人員包括我們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我們的學者都是有人性弱點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們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慎之又慎、謙虛再謙虛。當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證據有問題，而有的案件則是定性有問題，但都應當盡量作到兼聽則明。
第七個因素，是大眾文化（民眾）對犯罪的態度。
有學者指出，刑法規范實際上是文化規范。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國文化和歷史傳統，就對犯罪是非常寬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國人認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對那些敢於破壞社會普遍遵行的「規范」的人十分崇拜——這一點，在美國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國大片」里，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近年來，盡管「校園槍擊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國民眾靈魂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對策，特別明顯的是加大了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但是，總的說來，美國的刑事政策並沒有因此發生質的變化，更沒有竭斯底里對犯罪進行所謂「瘋狂鎮壓」（但美國對其國外的制裁對象似乎有點「瘋狂鎮壓」的色彩，如其針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和人民的「懲罰」措施就比較極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國公民人權和社會安寧的現狀。但是，我國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總的說來，我國具有對犯罪「急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文化傳統，當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犯罪開展「從重從快從嚴的嚴打鬥爭」， 迄今已經20年整；有的省份還開展了「狂飆——A」到「狂飆——G」行動（真不知道還會持續或者「狂飆」到哪一個字母了結），狠不能將犯罪分子生吞活剝了，方能解這口「惡氣」。 這種「心態」確實是不夠理智、不夠理性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刑法制定比較嚴苛、法網過於密集甚至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的法外施刑，也導致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顧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公民的人權保護考慮不周，尤其是偵查行為缺乏制約，強制措施經常性地被濫用，等等，弊端太多。不過，相信今後的情況會逐漸好轉。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籲「法治刑法」、「憲政刑法」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人民大眾對於犯罪也在逐漸地走向寬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還很漫長。
第八個因素，是對人文關懷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犯罪及其刑罰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人文態度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科學問題——這涉及「人文與科學」的關系與爭論。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現在：「人性假設」具有前置性的、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假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為犯罪化、重刑化、輕緩化、刑罰個別化以及制定有關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論根據。例如：中國古代講究「重典治國」、「刑亂世用重典」；而現代刑法思潮則主張：刑罰輕緩、刑罰人道、教育刑、社會防衛思想、刑罰個別化等等，都是出於不同的人性假設和人文主張的結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問題：現代世界潮流是主張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國家在廢除死刑後又恢復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廢除死刑；但是，我國基本上是大量適用死刑，其數字沒法知曉，於是，有學者提出疑問：「人頭與石頭哪個更值錢？人皮與貓皮哪個更尊貴？人頭到底值幾個錢、要多少錢能夠買一個人頭？」 應當說，這些問題確實十分尖銳的問題。美國前段時間執行了一例死刑，引起舉國關注，新聞媒體的報道規模之大，絕對不亞於對「9.11事件」的報道，可見美國政府與民眾對於死刑的執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執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們，對於執行死刑恐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尤其在「嚴打」過程中更加覺得死刑判決和執行純屬「理所當然」的事。
第九個因素，是關於刑法價值的中道的權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否規定刑罰和規定什麼樣的刑罰，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秩序、保障人權之間，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實在是難以兩全而只有進行中庸兼顧、中道的權衡。系統科學認為，「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因此，制訂和適用一部刑法，確實需要我們進行中道的權衡。
關於刑法價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權衡問題，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價值評判的視角可以是多棱的，對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肯定，以及對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等刑法價值的機能價值性認識，都蘊含著真知灼見，但這些價值目標內容和機能價值性沖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現出一種最佳的價值整合狀態——對此，我們稱之為價值定位。刑法價值的這種價值定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既要全面（但並不徹底）實現各種價值目標內容，又要綜合協調各種價值目標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實現整體價值目標的最大化。這種理性的法律價值定位應該是法律價值中立。 理論上認為，法律價值中立，是與價值非中立或者價值傾斜性相對立的價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傾向於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價值好惡，而是忠實地表達社會所有主體的共同價值需求，是對矛盾著的主體需求以共存為原則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現代法律的價值定位之所以必須是中立的，這是由現代法律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現代法律作為社會主體共同需求的規范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會規則；現代法律作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為了平衡矛盾、減少摩擦而訂立的「契約」，作為用以協調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沖突的社會規則，是立法者以正義為界而對主體需求及其行為所定的寬容規則。 根據權利刑法觀，現代刑法也是社會據以限制國家權力和國家據以管理社會的基本規則，也是以主體自覺自願的法律意識確保、並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通過義務的履行以實現權利的社會規范，總之，現代刑法是反映社會正義的價值中立的社會規則。因此，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其價值定位必然遵循並充分反映和體現現代法律價值定位的一般規律，這就是價值中立。這種刑法價值中立，其題中之義當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機和諧，而不是只強調其一而不顧其他；二是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合理兼顧，而不是顧此失彼或者重此輕彼；三是工具主義和目的主義的理性統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實用的工具主義。因此，刑法應該「中立地」對公正和功利給予關注和平衡，並且力求使兩者處於一種理性和諧的整合狀態。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無損於公正。這種公正突出地體現在如下的命題之中：刑法必須「中立地」兼顧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促使兩種機能協調和諧。刑法兩種機能的沖突，在本質上與刑法公正和功利價值的沖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總的來說，刑法對這種沖突的解決，仍然必須進行「中道的權衡」，而不應該是厚此薄彼式的選擇。當然，刑法兩種機能的充分實現和協調和諧，只是一種價值定位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難免存在差距；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刑法「應該」中立地兼顧好兩種機能。
我國現行刑法，就是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和對人文關懷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國家名義頒布的，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及其應付何種刑事責任、判處何種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柒』 我國怎樣更好的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我國目前為止 並無明文規定無罪推定原則

『捌』 甄別糾正社會反映強烈的涉民營企業產權糾紛冤假錯案嚴格遵守什麼原則

遵循的原則如下
在統一裁判理念上下更大功夫。要堅持罪行法定原則，凡是刑事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的，一律不得作為犯罪追究。要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凡屬於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案件，一律做無罪處理。要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證據不足的，不能認定為犯罪並給予刑事處罰。第二，在劃清罪與非罪的界線上下更大功夫。我們將緊盯三類案件，第一類案件是合同詐騙罪、挪用侵佔資金罪以及與民營企業家相關的其他罪名，這些案件將作為關注的重點。第二類案件是異地創業、異地投資這類存在著「主客場」問題的案件。第三類案件是因為規劃調整、政策變化、領導更換而引發的一些案件。對於這些案件將認真進行排查，在處理時注重劃清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界線。第三，在排查督辦、細心甄別上下更大功夫。嚴格區分民事糾紛和犯罪案件，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決不能把民事糾紛當成刑事案件來處理，決不能把民事責任轉化為刑事責任，決不能因為經營活動中一些小的瑕疵和不規范行為而作為刑事案件處理。第四，在深化政策、細化規范上下更大功夫。將把一些原則性的政策，通過司法解釋、典型案例，進一步細化，明確裁判依據。一方面，為審判人員裁判提供遵循。另一方面，也為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行為提供指引。第五，在建構避免冤錯案件的長效機制上下更大功夫。要按正當程序的要求，完善訴訟程序。充分尊重和保護案件當事人、代理律師的權益，高度重視當事人和律師對案件審理活動的監督。認真落實「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建構審判權公正行使的機制，確保審判權的規范行使。
民營企業，簡稱民企、公司或企業類別的名稱，民營企業的概念在經濟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是民營企業是民間私人投資、民間私人經營、民間私人享受投資收益、民間私人承擔經營風險的法人經濟實體。另一種看法是指相對國營而言的企業，其按照其實行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可分為國有民營和私有民營兩種類型。實行國有民營企業的產權歸國家所有，租賃者按市場經濟的要求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私有民營是指個體企業和私營企業。

『玖』 《德里宣言》把法治概括為那三條原則我國法治包含哪幾方面含義

一是立法機關的職能在於創設和維護使每個人保持「人類尊嚴」的各種條件；二版是不僅要為權制止行政權的濫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維護法律秩序，藉以保證人們具有充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條件；三是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是實施法治原則必不可少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