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規章制度

㈠ ppp項目管理制度的分類

具體而言，常用的項目管理制度包括項目范圍管理制度、項目進度管理制度、項目成本管理制度、項目質量管理制度、項目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項目溝通管理制度、項目風險管理制度、項目采購管理制度、項目中止制度，等等。

㈡ 請問ppp項目公司運營期間的財務管理制度該怎麼編制

PPP項目SPV公司運營期間的財務管理制度的編制，應根據自身的特點和管理需要按照《企業會計制度》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製定。

㈢ 如何規避PPP項目的法律風險

一、項目立項有關法律風險

ppp 項目大多為基礎設施或公共服務設施項目，需要在招募社會資本之前完成項目立項。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令第11號《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國務院國發[2014]53號《關於發布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的通知》(目前已更新至2014年本)以及項目所在地的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有關規定，立項申請涉及發改委、國土、環保、規劃等相關部門。項目立項管理分核准和備案兩種，企業投資建設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內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須按照規定報送有關項目核准機關核准;若投資建設核准目錄外的項目，實行備案管理。

①若屬於依法必須招標范圍的項目的，應通過招標選擇社會資本，否則ppp合同法律效力無法保證;

②采購程序應嚴格規范操作，否則采購程序可能因其他(潛在)投標人投訴而受阻;

③ 在將投融資、設計、建設和運營管養一體打包采購的ppp項目中,若社會資本方由投資方和epc總包方組成聯合體投標，應確保項目采購按將社會資本招標和項目epc總包招標「兩標合一標」的模式操作，而非簡單的「聯合體投標」模式。根據《招標投標法》規定，在普通聯合體招標中，要求聯合體各方均應當具備承擔招標項目的相應能力，均應當具備規定的相應資格條件，而若真正投資方沒有epc總包資質，則會陷入被動。

④ 根據《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規定，招資人若能夠自行建設、生產或者提供，可不再通過招標選擇施工、物資供應商。但該情形僅限於針對「已通過招標選擇的特許經營項目投資人」，若非經招標程序選擇的社會資本方或雖經招標程序但屬於非特許經營項目的，相應社會資本方即便本身具有施工承包或物資供應資質條件，但能否直接作為項目施工承包方或物資供應方而不進行招標，法律尚未明確作出規定，存在合法性風險。

五、項目實施機構資格有關法律風險

ppp項目實施機構須按ppp政策規定由項目所屬縣級以上政府明確授權，未經授權，所簽ppp合同效力即存在不確定性。

實務中，有某開發區管委會或其所屬管理辦公室或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擔任ppp項目實施機構的情況，社會資本方核查開發區管委會或其所屬管理辦公室相關職責許可權或授權文件。對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可以作為政府出資人代表，但若作為ppp項目實施機構尚不符合財政部有關規定。

六、采購價款結算有關法律風險

ppp項目采購價款一般由工程造價及運營管養維護成本、投融資財務成本和投資收益幾部分組成。

對於項目工程造價應在ppp合同中明確約定造價結算標准以及價格調整方式，同時設置傳導條款以將項目承包方合理造價款訴求全部順利導入采購價款。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對於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一般需要進行政府審計，但根據相關司法解釋，政府審計結果並不當然作為雙方結算的依據，若政府與社會資產方沒有約定項目工程結算最終以政府審計為準的，可以由第三方造價咨詢機構按合同約定的計價計量標准出具的造價結論為准進行結算。

即便是社會資本方無奈接受工程造價以政府審計為准，應在合同中明確約定政府審計應遵循的標准，同時應注意約定在政府審計以外但應計入采購價款的款項的計價計量標准。

七、項目公司股權融資有關法律風險

社會資本可能需要通過項目公司股權融資，相關融資方案可能導致項目公司股權轉讓、甚至控制權轉移。而政府方一般希望社會資本在合作期限內能夠作到穩定持續的投資，因此對項目公司股權轉讓，尤其是控股權轉移甚為敏感。這就需要在ppp合同中提前預留股權融資運作的空間，否則會使股權融資受阻。

八、地方政府支持政策有關法律風險

根據《擔保法》、國發【2014】62號文、財政部財綜[2006]68號以及國辦發〔2015〕42號以及財金[2015]57號文等相關規定：

①政府擔保承諾無效。

②未經國務院批准，各級政府不得自行制定稅收優惠或財政優惠政策。對違法違規制定與企業及其投資者(或管理者)繳納稅收或非稅收入掛鉤的財政支出優惠政策，應堅決予以取消。

③土地出讓收入和支出實行嚴格的收支兩條線，任何地區、部門和單位都不得以「招商引資」等各種名義減免土地出讓收入，或者以土地換項目、先征後返、補貼等形式變相減免土地出讓收入。

④政府不得承諾固定投資回報，嚴禁通過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將項目包裝成ppp項目。

社會資本方應注意核查政府就ppp項目所給出的相關支持政策是否涉及以上法律風險。

九、項目補貼及資源補償有關法律風險

政府為大力推廣ppp模式、提高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與效率，多次出台政策要在財稅、價格、土地、金融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保證社會資本和公眾共同受益，通過資本市場和開發性、政策性金融等多元融資渠道，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項目的投資、運營管理。

因此，社會資本應充分了解擬投資項目的補貼補償、政策性貸款及其他支持政策，盡可能在協議中作出安排，以充分享有相關優待。對於公益性項目，政府財力有限的，盡可能爭取資源補償並在協議中明確約定，如特許經營權、冠名權、廣告經營權以資源開發權、物業和招商服務的機會。

十、項目公司管理及分配有關法律風險

根據現行政策，對於政府與社會資本方合資成立項目公司的ppp項目，社會資本方應在項目公司佔有控股地位。為保障項目公司決策統一和效率，社會資本一般要求政府出資人代表放棄對項目公司的決策權、選擇管理人的權利和分紅權利。若項目總承包方也參股項目公司，也可參照處理。實務中，也有政府出資人代表在合作期限內對項目公司一直未實繳出資的情況，此情形下，更應作如此安排。

十一、政府項目采購價款來源有關法律風險

社會資本方應爭取政府提前就ppp項目采購資金來源及籌措作出計劃或安排，涉及稅收地方留成部分、地方行政事業性收費和土地出讓收入以及政府債券的，應核查政府方相應許可權及政策限制。

實務有政府承諾將配套土地同步上市，以出讓收入用於支付項目未來采購價款的。需要依法根據土地管理規定、規劃法、土地儲備管理規定和土地出讓收支管理規定等，核查政府許可權及相應安排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十二、與ppp項目配套或關聯項目的規劃和建設對接有關法律風險

ppp項目中，社會資本應作為項目運營商，對項目整體進行籌劃設計，以確保項目開發進度和投資收益。但在實務中，會涉及以下情形需要事先在協議中作出安排：

①項目建設配套要包括項目建設必需的項目用地、施工用地、水電供應、施工道路等配套設施，應由政府承諾在項目開前到位、滿足施工條件。

②ppp項目工程包之外但在設計之內的關聯工程，如水電網管網、綠化工程、跨鐵路橋梁公路段等，往往由地方平台公司或電力及鐵路行業指定公司壟斷承包，應由政府出面協調，並就相關權利義務及責任作出穩妥設計。

③還有與ppp項目工程相鄰或嵌套的不在社會資本方投資范圍內的工程項目，也應提前設置有關權利義務及責任條款，使之對ppp項目的規劃設計和建設施工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

十三、項目考核有關法律風險

在ppp項目中，政府按項目的可用性、使用量或績效來確認采購對價。因此，對項目的可用性、使用量或績效考核關繫到社會資本投資回報預期的實現程度。為了使考核更透明、可操作及可預期，有必要事先全面明確相關考核標准、方法和程序，甚至應當在專項協議文件中明確。

十四、項目清算移交有關法律風險

對於政府與社會資本合資成立項目公司的ppp項目，在項目清算移交時常會面臨項目資產移交或股權轉讓的方式選擇，資產移交即由項目公司將項目資產移交政府，再由社會資本將項目公司清算解散;股權轉讓即由社會資本方將其所持項目公司股權全部轉讓給政府方出資人，社會資本全面退出項目公司。社會資本方需要結合項目具體情況和財務稅收等因素提前作好設計。

㈣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的理論依據

今年以來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相繼下發了《財政部關於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4]76號（下稱「76號文」）、《財政部關於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示範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4]112號）（下稱「112號文」）、《財政部關於印發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的通知》（財金[2014]113號）（下稱「113號文」）、《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發改投資[2014]2724號）（下稱「2724號文」）及其附件《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通用合同指南》（下稱「《合同指南》」），社會各方面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高度關注，各方面都在研究PPP的操作，江蘇、湖南、河北、河南省也相繼出台了地方性的PPP規定，但這些規定中對PPP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並沒有解決，因此，本文就PPP實施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一、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法律性質

PPP模式通常是指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為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是公用性基礎設施建設）而通過正式的協議建立起來的一種長期合作夥伴關系，其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互相取長補短，共擔風險、共享收益。在PPP項目中一方是政府，一方是代表社會資本的私營機構。作為國家機關的政府由民眾選出，然後代表社會民眾對社會實施管理職能，政府對社會管理的行為屬於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具有單方意志性，不必與行政相對方協商或徵得其同意，即可依法自主作出；同時，行政行為具有強制性，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行政相對方必須服從並配合行政行為，否則，行政主體有權給予制裁或強制執行。作為政府，為了實現行政管理目標，或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也可以與行政相對人經過協商而簽訂行政合同，行政主體對於行政合同的履行、變更、或解除享有優益、監督權、指揮權、單方解除權。總之行政合同簽約的主體之間是不平等的，這與民事合同於平等主體之間經過協商意思表示一致而簽訂有本質的區別。

PPP模式有多種，在不同的國家模式也有差別，首先PPP合同，無論是BOT、BOOT，還是其他類型，都是為了提供公共服務（當然，投資方在其中也有其私人的利益），而這些公共服務原來由政府提供，當政府把這些服務交給私營機構或公私合營機構提供時，所簽訂的合同一方必然是政府，而政府也有權力對合同履行進行監督，而不僅僅是合同的平等一方，所以PPP合同法律關系，具有行政性質。

而另一方面，在PPP合同的訂立過程和履行過程中，非政府一方的社會資本或者說私營機構，也可以在利益、風險分配，違約責任、補償等問題上與政府進行協商，討價還價，這與行政行為的單方意志性和強制性又有不同，體現出民事合同的特點。所以PPP合同即反映了政府與私營機構之間的民事合同關系，又有政府與私營機構之間的管理與被管理、監督與被監督的行政關系，屬於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質的混合合同，雙方當事人應同時受到公法和私法原則約束。

當然也確實有人認為，政府與私營機構簽訂的合同，並不屬於政府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合同，應該屬於民事合同。我認為，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具有雙重的角色，在行使社會管理職能時，屬於社會的管理者，其作出的行為為行政行為，具有單方意志性和強制性。當不履行社會管理職能，就不以社會管理的角色出現，如政府采購辦公用品，雖然也涉及政府的正常運行，但並直接涉及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其所簽訂的合同應該屬於民事合同，在這種的合同中政府沒有管理與監督的職能。在政府與代表社會資本的私營機構簽訂道路建設、燃氣、供水、供電、污水處理等合同時，這些服務本身不屬於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在政府負責道路建設、燃氣、供水、供電、污水處理等市政基礎設施服務時，其角色並不是社會管理者，政府把有關的服務交給私營機構所簽訂的此類合同也應該不屬於行政合同。但由於市政建設等公共服務涉及社會公眾利益，而政府也是民眾選舉出來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所以政府應該對市政基礎設施的服務承擔責任，代表公眾履行管理義務，介入到市政基礎設施服務中去，這樣，以市政基礎設施服務為基本內容的PPP合同就兼具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雙重特徵。

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是否適用《政府采購法》和《招標投標法》

「76號文」按照《政府采購法》及有關規定，依法選擇項目合作夥伴，財金「113號文」第11條在采購方式選擇中明確規定「項目采購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及相關規章制度執行，采購方式包括公開招標、競爭性談判、邀請招標、競爭性磋商和單一來源采購。項目實施機構應根據項目采購需求特點，依法選擇適當采購方式。」發改委的2724號文也規定：「按照《招標投標法》、《政府采購法》等法律法規，通過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等多種方式，公平擇優選擇」合作夥伴。

但有人提出，PPP項目不應適用《政府采購法》和《招標投標法》，理由是PPP項目投資來源於社會資本沒有使用政府資金，不屬政府投資項目，有些PPP項目是用戶付費或用戶付費加政府補貼，無法判斷是否屬采購范圍，不應屬於政府采購法所稱的工程或服務；PPP項目雖然有提高公共服務效率、轉變政府職能、改革財稅體制的目的，但吸收社會資本的目的可能更直接，而《政府采購法》規范的是政府購買工程與服務，並不是為了融資，所以PPP項目的性質與政府采購並不符合；《政府采購法》和《招標投標法》對招投標的過程過於嚴格，不適合於長期而復雜的PPP項目。

但我認為，以上理由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就目前的情況，適用《政府采購法》和《招標投標法》是更好的選擇。首先，《政府采購法》規定了哪些工程和采購應該適用該法，《招標投標法》規定了哪些招標投標必須依據招投標法進行，但並沒有排除其他的項目不得適用；作為行政合同與民事合同兼有的PPP項目，即使不屬於該法調整范圍、沒有使用政府資金，雙方當事人可以選擇適用准據法；其次，採用公開的、競爭性的招投標制度，是政府公共采購的基本要求，也是目前防止腐敗的基本手段，通過公開、公正的程序確定的合同其合法性更強，對社會資本也是一種保護；第三，從技術上看，PPP合同周期長、內容復雜，如果簡單的進行招投標，無法解決合同中的很多問題，不利於達成完善的合同，但《政府采購法》中也明確規定可以採用競爭性談判和競爭性磋商程序，從而彌補合同談判不充公的缺陷；第四，相關的法律，如《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等法規和地方性規定均規定採用招投標制度，不採取招投標制度怎麼在合理的程序確定項目實施單位，而且由於目前的各法律對於招投標的規定比較粗糙，可以由部委或地方人大制度詳細的操作性細則，這樣即不違反宏觀的法律規定，又使PPP的招投標程序具有可操作性。

《招標投標法》規定，招標人不得向他人透露已獲取招標文件的潛在投標人的名稱、數量或者可能影響公平競爭的有關招標投標的其他情況，或者泄露標底，影響中標結果的，中標無效。招標人違反本法規定，與投標人就投標價格、投標方案等實質性內容進行談判，影響中標結果的，中標無效。《政府采購法》規定，談判小組從符合相應資格條件的供應商名單中確定不少於三家的供應商參加談判，並向其提供談判文件。談判小組所有成員集中與單一供應商分別進行談判。在談判中，談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與談判有關的其他供應商的技術資料、價格和其他信息。談判文件有實質性變動的，談判小組應當以書面形式通知所有參加談判的供應商。談判結束後，談判小組應當要求所有參加談判的供應商在規定時間內進行最後報價，采購人從談判小組提出的成交候選人中根據符合採購需求、質量和服務相等且報價最低的原則確定成交供應商，並將結果通知所有參加談判的未成交的供應商。

這兩個法律之間並不存在沖突，首先，在進行PPP項目談判的時候，可以將有關項目的關鍵點列為談判要點，只要對所有的參與者公平，並按《政府采購法》不透露其他供應商的信息，招投標就是合法和公正的；如果項目在談判過程中因某家供應商的建議和意見，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只有公平的告知其他供應商，這個過程也是公平的，不影響談判的結果；其次，由於是競爭性談判，談判肯定涉及實質性的合同條件，按招投標法，在中標前招標人與投標人進行實質談判，並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只要程度公平，機會均等，不影響中標結果就可以，因談判導致合同條件變化的，只要按《政府采購法》通知其他供應商，程序就是合法公正的，由於合同條件的變化，等於是啟動了新一輪的談判；在113號文也規定，評審小組可以與社會資本進行多輪談判，談判過程中可實質性修訂采購文件的技術、服務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條款，實質性變動的內容，須經項目實施機構確認，並通知所有參與談判的社會資本；第三，在通過談判，將合同條件大部分確定後，再制定招標的最終文件，制定招標的條件或條件的組合，在確定大部分合同條件的基礎上，由投標者就不確定的價格等條件，或條件的組合進行正式投標，由招標人在最終的投標條件中進行選擇，這樣即遵守了法律的規定，也不至於因遵守法律規定影響項目談判、招投標的質量。

在PPP項目中，如果通過招投標方式或競爭性談判方式確定了PPP的項目主體，但PPP項目還要設立項目公司，即PPP合同的談判參與方並不是PPP項目的實施公司，這樣投標主體與簽約主體就不一致，為此113號文規定，需要為項目設立專門項目公司的，待項目公司成立後，由項目公司與項目實施機構重新簽署項目合同，或簽署關於承繼項目合同的補充合同。但同時也應該限制項目公司的股權轉讓，不允許項目公司的投資方進行實質性的變更。另外，在通過招投標或競爭性談判確定PPP實施方後，簽訂特許經營協議的時候是否還應該進行招投標，這個問題也應該明確。

三、政府合作的主體

由於「76號文」和「2724號文」都是政府部門制定的，而且都是通知和指導意見、指南等，在效力層級上還達不到部門規章，在規范性和嚴謹性、統一協調方面都有不足，比較明顯的是關於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時，政府方的實施機構不一致。

「76號文」由於是財政部制定的，希望由地方各級財政部門要會同行業主管部門進行項目評估、選擇合作夥伴、簽訂合同，在「113號文」中建議設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或指定專門機構，履行規劃指導、融資支持、識別評估、咨詢服務、宣傳培訓、績效評價、信息統計、專家庫和項目庫建設等職責，在具體運作中又提出由財政部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會同行業主管部門開展項目篩選和評價，政府或其指定的有關職能部門或事業單位可作為項目實施機構，負責項目准備、采購、監管和移交等工作。實際上沒有明確具體的負責部門，作為財政部也無權明確規定由哪個部門負責實施。

發改委2724號文提出按照地方政府的相關要求，明確相應的行業管理部門、事業單位、行業運營公司或其他相關機構，作為政府授權的項目實施機構，即把實施機構的確定交給了地方政府。

在特許經營領域2004年建設部的《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規定，國務院建設主管部門負責全國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活動的指導和監督工作。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建設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活動的指導和監督工作。直轄市、市、縣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業主管部門依據人民政府的授權（以下簡稱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的具體實施。即，具體實施機構是各地的公用事業主管部門。而《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徵求意見稿）中規定，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發展改革部門負責指導和協調本行政區域內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工作，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的重要制度、重大規劃。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依據本級人民政府的授權作為實施機關，負責本部門職責范圍內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項目的具體實施工作。根據這個規定，落實下來，還是各公用事業的主管部門。

《江蘇省關於推進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蘇財金〔2014〕85號）提出各市、縣財政部門應積極推動建立政府牽頭，財政、發改、規劃、住建、交通、環保、衛生、民政等職能部門參與的PPP協調領導小組，市、縣財政部門應結合部門內部職能調整，研究成立由金融、預算、經建、采購、績效等業務口組成的PPP中心，有條件的地方可申請編制部門批准設立PPP中心，作為負責PPP日常管理的機構。各市、縣財政PPP中心應會同項目主管部門、項目實施機構遵照有關規定選擇合作夥伴，但哪個部門是項目實施機構並沒有說明，該規定中同時列出了項目主管部門和項目實施機構，說明實施機構還不是行業主管部門。按上述講的行政合同的理論，行政合同的一方應該是行政主體，或者是政府，或者是政府授權的主管部門（其實簽約主體還是政府，主管部門只是依據授權簽約），未明確的實施機構簽訂的合同的效力就存在疑問。而政府機構的設立是各地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所謂的PPP中心，即使有編制，也只能是臨時機構，不具備行政法和合同法上的簽約主體資格，其所對外實施的行為必須經相應的政府確認後才有效。

而河南省政府出台的地方規定，明確PPP的主體是各級政府和授權單位，省政府成立推廣運用工作領導小組,統一協調部署全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推廣運用工作。這是比較明確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不同，是因為江蘇省的規定是該省財政廳制定的，作為財政部門無權對實施主體作出決定。

而河北省的地方規定則更加明確，該省規定由各市縣政府建立項目庫，政府或授權組織實施單位進行評估，授權組織實施單位制定PPP實施方案，各行業主管部門會同財政部門選擇合作夥伴，政府授權投資主體與PPP項目其他參與方簽訂合作協議，政府或有權授予特許經營的主管部門與PPP項目公司在項目合作協議框架下簽訂特許經營協議。財政部門可給予適當的補貼，各市縣政府要對PPP項目進行監管，行業主管部門要建立政府、服務使用都共同參與的綜合性評價體系。相比而言，河北省對PPP運作中的政府參與主體規定的更明確，操作性更強，在法律上也具有相應的效力。

在社會資本的參與主體方面，在國家發改委的《合同指南》中，社會資本主體為「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或其他投資、經營主體」。而在財政部的「113號文」中，社會資本則指「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境內外企業法人」，財政部主要是考慮是否會增加政府的債務，所以明確排除了政府融資平台和其他控股國有企業。

四、關於財政補貼

關於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各個文件均規定了對項目收入不能覆蓋成本和收益，但社會效益較好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地方各級財政部門可給予適當補貼，並分類納入同級政府預算。但對如何補貼、決定補貼的主體和程序確定的並不明確。

財政專項資金（以下簡稱專項資金），是指上級人民政府撥付本行政區域和本級人民政府安排的用於社會管理、公共事業發展、社會保障、經濟建設以及政策補貼等方面具有指定用途的資金[1]。財政補貼在我國並沒有統一的制度性規定，財政部和各地方政府關於財政補貼的規定十分繁雜，中央財政和地方各級財政都有權對特定的行業、企業和人群進行補貼。以河北省的地方規定為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專項資金的監督管理工作，其他業務主管部門按各自職責做好專項資金的監督管理工作。財政補貼的程序是，申請使用專項資金的單位和個人，向業務主管部門提交申請文件及有關資料，業務主管部門對受理的申請進行審查。業務主管部門或者專項資金使用單位按專項資金預算、歸口管理的專項資金安排計劃、項目實施進度和支付方式，編制專項資金用款計劃，報同級財政部門。財政部門對專項資金用款計劃進行審核，符合規定的，按用款時間要求撥付專項資金（給業務主管部門）。經業務主管部門撥付專項資金使用單位的專項資金，專項資金使用單位按項目實施進度編制用款計劃報業務主管部門。業務主管部門審核後，對符合規定的撥付專項資金。當然不同的補貼項目和不同政府和政府部門規定的補貼的資金的申報、審批程序都不相同，需要逐一進行研究。

財政補貼也是政府的一項支出，按規定應該納入預算管理，所以，只要按預演算法等規定進行預算審批，並按各地的地方性規定履行了相應資金的審批程序，財政補貼是有法律依據的。反之，如果沒有經過合法的程度，僅政府承諾給予補貼，則在法律效力上存在瑕疵，在最終的兌現上也存在風險。所以投資PPP項目的企業一定要研究地方財政補貼的規定，並要求政府依據規定履行相應的程序，而不能僅在合同中規定一個條款就認為萬事大吉。

在財政補貼的問題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首先，經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的預算，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調整。各級政府、各部門、各單位的支出必須以經批準的預算為依據，未列入預算的不得支出。如果沒有列入預算，財政補貼是不能實現的。其次，預演算法規定預算年度自公歷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即按年進行預算，但PPP項目持續的時間長，往往二三十年，財政補貼的預算需要年年審批，並不能一勞永逸的一次性審批，這對於PPP項目來說也是個問題。財政部76號文提出，要求從以往單一年度的預算收支管理，逐步轉向強化中長期財政規劃，但畢竟還沒有從法規上落實。

五、關於PPP項目的土地問題

按中國的土地管理法，建設單位使用國有土地，應當以出讓等有償使用方式取得，但城市基礎設施用地和公益事業用地等是可以以劃撥方式取得，據此可以理解PPP項目中的大部分用地，可以採取劃撥地；關於基礎設施及市政公用PPP項目（包括但不限於污水、垃圾焚燒發電、供氣等），項目法人關於土地使用的權利主要有以下三種：項目法人享有劃撥土地使用權、出讓土地使用權以及通過租賃方式享有對土地使用的權利。

在以劃撥方式取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情況下，融資的時候，可以辦理土地使用權抵押，但抵押權人只有在以抵押標的物折價或拍賣、變賣所得價款繳納相當於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的款項後，對剩餘部分方可享有優先受償權。所以很多金融機構出於風險和處置方便考慮，不願意接受劃撥土地抵押融資。

依據《擔保法》第37條及《物權法》第184條的規定，學校、幼兒園、醫院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施和其他社會公益設施；」即使該等土地使用權是以出讓方式獲得，且公益設施為私立性質，也不得抵押。《關於私立學校、幼兒園、醫院的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施能否抵押的請示的意見》（法工辦發[2009]231號）規定，私立學校、幼兒園、醫院和公辦學校、幼兒園、醫院，只是投資渠道上不同，其公益屬性是一樣的。私立學校、幼兒園、醫院的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施也屬於社會公益設施，按照《物權法》第一百八十四條規定，不得抵押。所以在考慮PPP項目融資結構的時候要注意這些問題。

在很多項目中，投資方也會以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方式取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投資方常常會要求與政府簽訂協議，由政府收到土地出讓金後以補貼、返還的形式返還給投資方。首先，政府的補貼和法定的要求和程序，並不一政府加蓋公章就有效的，行政行為的原則是法無授權即為禁止，沒有依據法定程序的決定並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按國有土地出讓金的有關規定，即2006年68號文和100號文關於土地收支兩條線的規定，地方政府無權直接支配土地出讓收入並再返還給投資方；第三，如果合同中已經約定了，政府收到出讓金後要返還給投資方，會不會構成在土地招拍掛前確定中標人，因招拍掛制度而導致土地中標無效。

對於鐵路、軌道交通等項目，由於投資巨大、回收期限較長，投資方往往要求捆綁地上物業開發（即地鐵上蓋物業），但按《物權法》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商業等各類經營性用地，必須以招標、拍賣或者掛牌方式出讓。地鐵上蓋物業，其用地性質應為經營性用地，也應該按招拍掛程序取得建設用地使用權，這樣就無法保證軌道交通公司獲得相應的土地，能否綜合一體化開發成各地政策無法突破的問題。

六、PPP項目的公司股權分配與治理結構

PPP的原義即公私合作，公私合作意味省並不是由社會資本單獨出資，否則就是純粹的BOT模式了，財政部76號文規定，財政部將積極研究利用現有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渠道，對示範項目提供資本投入支持，給予示範項目前期費用補貼、資本補助等多種形式的資金支持。即政府是要投入資金的。發改委2724號文指出PPP的意義是有利於推動各類資本相互融合、優勢互補，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說明政府也是可能投資的。總之，政府在PPP項目中不僅是合同的一方和監管方，還是投資方。

76號文提出，在與社會資本協商確定項目財政支出責任時，地方各級財政部門要對各種形式的資金支持給予統籌，綜合考慮項目風險等因素合理確定資金支持方式和力度，但以什麼樣的方式提供支持並沒有明確。在北京地鐵四號線中，全部建設內容劃分為A、B兩部分：A部分主要為土建工程部分，投資額約為107億元，佔4號線項目總投資的70%，由已成立的4號線公司負責投資建設；B部分主要包括車輛、信號、自動售檢票系統等機電設備，投資額約為46億元，佔4號線項目總投資的30%，由社會投資者組建的北京地鐵4號線特許經營公司（以下簡稱「特許公司」）負責投資建設。4號線項目竣工驗收後，特許公司根據與4號線公司簽訂的《資產租賃協議》，取得A部分資產的使用權。特許公司負責地鐵4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包括A和B兩部分）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2]。這其實是租賃關系，雙方為合同、即契約式合作。

在合作方式上河北省規定，政府授權的投資主體與PPP項目其他參與各方簽訂項目合作協議，協議內容包括「成立PPP項目公司事項」，而河南省規定「對不同合作方式所對應的資本結構」進行評估，江蘇省也要求對資產權屬、股權結構進行評估。即地方政府也考慮到政府投資的問題。按《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中的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適用本條例。企業國有資產，是指國家對企業各種形式的投資和投資所形成的權益，以及依法認定為國家所有的其他權益。國有資產由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根據授權，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依法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監督管理。即由國資委代表國有資產履行出資人職責，參與企業管理和重大事項的決定，並進行監督。如果政府在項目公司中持股，投資方要注意國有資產管理的特殊規定，保證公司按國有資產管理的規定進行運作。

根據公司法，公司的表決權和分紅權可以不按同股同權、同股同利處理，而由公司章程進行約定，鑒於PPP項目不僅是為了吸引社會資本投資，也為了發揮社會資本在管理、技術方面的長處，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公司的管理由社會資本主導比較適宜，約定由社會資產進行PPP項目公司管理、而國有資本享有優先權比較適宜，但這樣的約定與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約束如何協調值得研究。

㈤ PPP模式推進不了怎麼辦

推進PPP模式應注意的問題和對策
來自：國家信息中心網
作者：鄒士年 時間：2016-10-08
PPP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模式，既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效應的有效途徑，又能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最重要的在當前我國地方債壓力較大，新型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巨大，如何有效調動社會資本參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這一模式從制度建設到運營管理，在中國都還不足夠成熟，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PPP模式在我國的推進
PPP在我國並非全新的事物，上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PPP項目。1997年竣工的福建泉州刺桐大橋是我國最早採用引入國內民營資本的BOT方式建設的項目。當時是以彌補基建投資資金缺口為主要目的，由於新的模式缺乏好的制度性環境，使得該項目沒有起到很好的示範效應。2004年，建設部頒布並實施了《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建設部令第126號），將特許經營的概念正式引入市政公用事業，並在城市供水、污水處理及燃氣供應等領域發起大規模的項目實踐。各級地方政府也紛紛以126號令為模板，先後出台了大量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及政策性文件，用於引導和規范特許經營項目開發。中國式PPP進入新一輪發展浪潮。但是，此時的PPP項目仍然缺乏頂層設，地方政府實用主義推動下的PPP問題仍然不少。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處於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重要時期。經濟發展還需要保持適度的投資規模，同時，很多關系民生的公共基礎設施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短板，需要加大投資力度。但是我國有些地方政府財政債務負擔嚴重，政府財政資金吃緊，經濟發展需要保持適度公共投資規模與地方政府短期償債壓力過大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於是，融資需要創新，制度也需要創新，新一屆政府開始從頂層設計上加大對PPP模式的支持。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2014年5月，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工作領導小組正式設立，特許經營立法工作重新啟動。2014年以來，國家各領域更是將PPP模式的研究和應用推向高潮，國務院和財政部更是頒布多項支持PPP開展的文件和指南。2015年5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意見》提出：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農業、林業、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鼓勵採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如此廣泛地推廣PPP模式，是前所未有的。
二、我國大力推進PPP模式的原因
PPP模式當前在我國的推進是在國家政策支持下進行的，國家通過制定各種支持性的政策文件，積極推動PPP模式在全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運用，這既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體制改革的需要。第一，這一模式能有效解決我國基礎設施投資中財政資金不足問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計的議案顯示，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一類債務余額15.4萬億元，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8.6萬億元，三類債務共計24萬億。預計2015年末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6%，雖未達警戒線，但不乏有地方債務率遠超過100%。目前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發展規劃，針對具體項目重新選擇適合化解債務的PPP具體操作模式將債務盤活，有效緩解政府債務壓力，降低地方融資平台的融資風險。第二，PPP模式的運用是國家財政制度創新發展的內在需求。PPP模式注重市場機制，引入社會資本，平滑年度財政間財政支出，符合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社會公平的現代財政制度要求。第三，這一模式的創新有助於激發經濟活力。通過PPP模式，引入市場機制，讓社會資本有機會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形成經濟新增長點，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面改革過程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解放生產力的戰略選擇。第四，促進公共服務效率的提高。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PPP模式，能夠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打破公共服務領域的准入限制，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最大限度地利用社會資本方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來提升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
三、推進PPP模式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雖然自2013年以來，國務院以及相關部委在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方面密集出台了多項政策文件，以推動、引導PPP項目實施。各級地方政府也都積極響應，並紛紛推出PPP示範、試點項目。但PPP在中國大規模推進的時間畢竟還不長，相關規章制度還不夠成熟，相關部委政策也不盡統一，加上PPP本身環節比較多，涉及專業領域比較廣，在項目推進過程中還是有很多值得注意到問題。
第一，制度體系還跟不上一哄而上的項目。當前的新常態下，投資仍然是穩增長的中堅力量，PPP成為重要抓手，PPP已經變成了國家意志。尤其財政收入增長放緩、土地財政難以為繼，新型城鎮化推行的資金從哪裡來？PPP無疑將成為基建投資重要抓手，解決城鎮化過程中所需要的萬億資金的來源問題。但是，當PPP變成國家意志後，地方政府便一哄而上。而現在PPP的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PPP模式的運作機制和管理經驗還不足，需要在實踐中去總結完善。只有當政府和企業建立了互相信任的機制和模式，PPP模式才能真正發揮出應有的功效。從地方政府方面來講，在項目發起環節，沒有嚴格地進行項目識別與篩選，這是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幾乎所有項目都想做PPP，這些項目的推出幾乎沒有嚴格的標准，事實上其中很多項目並不適合採取PPP模式，有些項目對社會資本方缺乏吸引力。
第二，如何建立公平的風險分擔機制。PPP模式強調公私部門的全過程合作，項目投資額大、經營期長、合作方眾多，各方關系復雜，涉及的風險因素眾多。當前，地方政府推廣PPP模式的熱情高漲，被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切不可認為風險轉嫁給企業，而是共擔。如果缺乏透明、嚴格的監管體制機制，盲目推廣PPP項目有可能引發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膨脹，帶來新的風險隱患。另外，由於我國當前沒有成熟的PPP理論和系統的法律規范，專業人才缺乏，實踐經驗不足及操作程序較復雜，我們還無法確定PPP項目風險分擔比例究竟多少是合適的，風險分擔的合理性邊界還比較模糊。而且風險分擔的偏差有可能導致某個參與方獲得暴利，但我們卻很難判斷風險分擔的偏差是技術性的，還是有意識的利益輸送。
第三，如何建立合適的利益分攤機制。私人資本參與PPP項目解決政府財政困難，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率，理應獲取合理的收益回報，否則，PPP項目最終對私人資本失去吸引力。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提升政績，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通過過高的固定投資回報率，過高的收費標准，過長的特許經營期以吸引民營資本，但最終又因公共機構缺乏承受能力，產生信用風險。還有一些PPP項目建成後，政府或其他投資人新建、改建其他項目，與該項目形成實質性競爭，損害其利益。此外，政府對一些PPP項目承諾特定原因造成的虧損進行補貼，但補貼額度與方法無具體規定。
第四，地方政府的信用影響PPP項目的推進。在PPP問題上，社會資本本來就相對比較謹慎，雖然很多社會資本覺得投資有政府保障，但是地方政府的信譽以及地方政府換屆，都讓社會資本擔心簽的協議時間久了不被新一屆政府認同。確實有個別地方政府為加快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會與社會資本方簽訂一些脫離實際的合同以吸引投資。項目建成後，政府難以履行合同義務，直接危害合作方的利益。一些地方政府跟社會資本方簽BT協議，但政府後來要求把協議廢掉，重新簽PPP協議，這就是政府違約的現象。再加上PPP項目合作年限長，一般是10—30年，增加了風險系數，投資回報難以預期。
第五，後期的運營和管理往往受到忽視。PPP項目有長達10-30年的運營期，從建設到運營維護是PPP項目持續時間最長的兩個階段，是成本大量投入到貸款逐步收回的階段，是還款風險的主要發生期，也是各種風險因素識別較難的階段。做好後期的運營和管理往往是PPP雙贏的關鍵，因此，PPP項目需要有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比如，在國際上，BT本來也是PPP的一種模式，但是在國內被濫用，BT最大的功能成為解決短期資金缺口，忽視了項目的全生命周期，並不能帶來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績效的提升，屬於「假PPP項目」，所以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做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示範工作的通知》強調的PPP不包括BT。
四、推進PPP的政策建議
作為一種還未足夠成熟的社會融資模式和經濟建設方式，PPP模式無論是從頂層設計和風險控制及管理能力提升等，都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和合作。
一是加強PPP項目的頂層設計。中國現階段應遵循「頂層設計和摸石頭過河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在實踐的基礎上，為PPP運用構建完備的制度體系。當前地方政府應加強對項目的識別和篩選，項目選擇需要兼顧典型性和可行性，項目要符合國家行業政策導向，具備運用PPP模式的條件等，進行PPP模式的成功試點。建立標准化管理流程，探索解決制度障礙，增強政府和社會資本信心，選擇等。長期目標應是培育一個高效、規范、透明的PPP市場，做好制度設計及規制安排。同時，建立PPP的制度體系，解決「各自為政」問題。建立PPP協調管理機構，制訂制度框架、采購流程、標准合同，提供技術支持、知識共享，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項目規劃、設計和監管能力，加強公眾教育，及時總結PPP的經驗教訓，對傳統模式和PPP模式進行比較分析等。另外，政府部門應該努力創造適宜的政策法律環境，健全利益共享和風險分擔等相關機制，加強項目運作的規范性，並減少推行PPP模式的制度摩擦，降低私人部門的參與風險。
二是建立公開透明的風險分擔機制。針對PPP不同類別的風險和不同階段的風險，建立透明合理的分擔機制。國家級風險和最低需求風險應盡量由公共部門來承擔。市場級風險可由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共同承擔，但要分配好比例。項目設計、建設、財務、運營維護等商業風險原則上由私營部門來承擔。在PPP項目准備階段，最好由獨立的專業機構來承擔風險的調查和評估，公共部門需盡力根據調查和評估的結果，將風險分解為哪些是自留的，哪些是需要移交給私營部門的，制定招標文件並公布。在招投標和合同組織階段，公共部門和項目公司通過談判，確定各自的風險分擔比例。融資方面，國內項目建議選擇大銀行組建的銀團貸款等渠道，簡化資金結構，增強抗風險能力。國外項目建議內外結合，通過設立SPV，鼓勵利用國際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吸引國際金融機構、項目東道國金融機構參與，降低融資成本，分散匯率等風險。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說，為了防範盲目上馬PPP項目帶來的風險，應該努力完善監管體制，防範財政風險。
三是制定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公共品與服務項目通常前期投資額高，回報周期長，影響項目的因素多，收益不確定性大，私人部門在參與這些項目時會考慮進入後的風險。如果沒有相應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PPP模式難以有效推廣。通過立法等形式，對私人部門利益予以保障，方能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四是建立政府投資信用約束機制。PPP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模式，地方政府不要僅僅看到他帶來的優勢，也要正視他帶來的風險和挑戰。PPP項目作為公私合營的載體，不只是政府融資的手段，更應該是政府信用的體現，地方政府對於項目的可持續性應該有完善的長效機制建設，尤其是要建立地方政府的信用約束機制。制定統一的基礎設施計劃，通過相應的措施，對政府換屆之後對特許協議的貫徹執行做出相應保證。完善政府信用的監督體系，將政府信用作為對政府官員業績考察時的重要因素，成為對其政績評價、官職升降的重要依據，有效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持續性、透明性和操作性。
五是建立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體系。作為長達20—30年的項目，需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體系，實施動態的管理。政府在項目遴選、設計、投資、建設、運營、維護這樣全生命周期來考慮財政的可持續性，地方各級財政部門要根據中長期的財政規劃和項目全生命周期內的財政支出，對於項目進行財政承受能力的論證來防控風險。這樣既解決了建設期資金籌措困難問題，也控制了進入運營期後建設資金還本付息以及運營資本的保障的風險。最為重要的是政府在選擇社會資本方時需要把對方的運營能力作為重要考察標准。同時，政府自身要提高對合同的管理能力。而對於社會資本來說，重點要解決的是如何使得資本與技術緊密結合，達到技術引進與管理提升雙重發展。

㈥ 如何有效管控PPP項目

PPP管理與全過程咨詢管理有何不同？項目前期、項目建設期、運營階段管理要點大不同-工保網

4、運營階段管理的不同

從全過程咨詢的概念不難理解，所謂全過程自然也包括運營期的咨詢，但事實上，因工程管理及咨詢發展的問題，導致全過程咨詢往往到項目建設、竣工驗收就結束了。原因有很多，如我國工程建設領域對項目建設的理解、行業對運營管理的不重視、運營管理發展的滯後及欠完善/規范、運營成本測算缺乏標准、運營期較長變數較多、運營的質量及考核很難形成統一標准、運營的內容和形式不盡相同、業主對運營的要求差異等。

基於現狀，本處僅對全過程咨詢如何補運營短板提些個人想法。

1、從思想上提高到運營也屬於咨詢范疇的認識：

其實房地產代建行業是最典型的建設、運營一體化的輕資產服務類型，如綠城代建，其「綠星標准」包含的內容為：產品指標、運營指標、服務指標、供應商指標四大版塊，其中的運營、服務還相當重要。

環保類項目，如垃圾分揀類、廢物處置類均包含後期運營，而且已非常成熟。這類項目咨詢單位往往以EPC方式介入，主要負責設計、設備采購及運營，施工則採用聯合體形式由專業施工單位實施。

因此從思想上接受運營也屬於工程咨詢范疇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運營也是做大做強咨詢行業的一個重要版塊，一方面運營時間長，二來運營存在更大的提升收益空間，三是運營一直是政府頭疼的事，四是運營過程在同類項目中有示範效應。

2、全過程咨詢里的有關運營的咨詢：

1）在前期階段策劃/起草項目運營內容、方案，必要時包括工藝方案，編制績效考核管理辦法，運營單位的選擇及招投標等；

2）建設階段替業主推薦、考察、選擇合適的運營單位；

3）就運營工藝、方案協同設計單位進行運營設計，包括工藝布局、建築的特殊要求、產品的檢測/論證/制定標准等；

4）協同編制運營成本分析，並提出推薦方案；

5）運營階段可直接參與運營並獲取運營回報；

6）參與、組織業主對運營的階段性考核，並提出考核結果；

7）參與對運營過程中發生的變化組織討論、分析、研究，並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包括「四新」的改造、中修、大修等；

8）協助相關方編制運營、維護管理手冊，並組織培訓、考試；

9）及時收集、學習國家新政策、法規、標准等，並參與業主對產品的升級改建、擴建、新建等。

5、如何實現角色轉換？

從上面的分析中不難看出，PPP項目關注合法合規手續，全過程咨詢關注技術及管理協調；PPP項目更關注投資收益及增值回報，全過程咨詢關注投資控制及進度；PPP項目服務鏈更長，全過程咨詢重點是建設期。

角色轉換工作建議：

1、進場後，首先組織交底會，收集項目前期相關資料（因代業主，所以所有業主資料均要收集、研究），合同，了解項目進展，熟悉現場；

2、在逐步組成項目部的同時，研究合同，對接項目當前所處階段，並收集當地政府投資項目各階段/各種事項如審批、辦證、采購等流程，並在必要時形成采購管理制度（包括參建單位采購等）；

3、組織首次會議，討論並明確各參建方職責、項目實施辦事流程，並著手編制WBS及工作分解表，提交各參建方討論；特別重要的是需研究成立項目推進領導小組，明確分工及職責；制定會議制度並組織實施；

4、確定WBS及分解表，並根據各自職責和任務要求，下工作聯系單；

5、推進過程按政府投資項目基本建設程序組織實施管理，嚴格執行PDCA要求，同步編制糾正與預防措施管理制度；

6、關於進度計劃的編制：建議：無論是設計進度、預算編制進度、施工進度等均由項目部根據政府訴求及各專業標准規范基本規定編制一級進度計劃，由各專業根據一級進度計劃要求結合各自隊伍的實力及管理特點編制二級進度計劃，實施過程中根據形象進度節點要求針對性編制三級進度計劃（一般指周計劃或月度計劃），相關方確認後作為實施和考核和付費依據；

7、人員配置建議：根據合同約定，但如是項目管理牽頭，則在後台支持下，必須同步配有設計管理、預算管理、工程管理、行政管理、資料管理等人員；

8、過程式控制制：可採用定期/不定期，專項和常規檢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對存在的問題必須整改閉合；建立檔案資料台賬。

9、投資控制：要求成本人員必須全過程掌握工程實施情況，及時關注各種變更等可能引起投資發生變化的事件，及時進行分析、研究，提出方案、措施、建議，供業主決策。

其他基本為工程建設規定動作，作為從事過PPP項目管理的人員來說，是熟知而能把控的，因此不再描述。再次提醒，因全過程咨詢為一種服務，所以過程資料是是否履行合同並符合要求的見證，因此必須充分重視資料的管理工作。

㈦ PPP項目實施方案應包含哪些內容

PPP項目實施方案應包含內容如下：
一、項目概況
二、風險分配基本框架
三、項目運作方式
四、交易結構
五、合同體系
六、監管架構
七、采購方式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