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防止腐敗條例

㈠ 有誰知道關於「商業賄賂」的國外文獻綜述啊急求。。。「賄賂」相關的也行

一、國外立法分析
商業賄賂是市場經濟中常見且危害性較大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因此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通過立法予以規制。國外有關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將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內容規定在反不正當競爭法或者反壟斷法中，如德國、美國;也有個別國家針對某一類商業賄賂行為進行特別規定，如日本。
1.德國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
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同時該法也是世界上最早對商業賄賂行為做出懲罰規定的相關法律。該法第十二條即是關於禁止商業賄賂的規定，涉及商業企業職員的行賄和受賄兩方面的內容:(1)在商品交易中，行為人以競爭為目的而給商業企業的職員或受任人提供、許諾或授予一種利益，以此作為在取得商品或工業給付時以不正當之方式給自己或第三人換取優惠的相應給付，於此情形，應對行為人科以最高為一年的徒刑或罰款;(2)商業企業的職員或受任人在商業交易中要求、讓人許諾或接受一種利益，以此作為在取得商品或工業給付時以不正當之競爭方式給他人換取優惠的相應給付，應對該職員或受任人同等處罰。而其反腐敗的主要法律依據是《德國刑法典》。刑法對賄賂等涉及腐敗行為的制裁有兩個：有期徒刑和罰金。有期徒刑最短3個月，最長10年。對於罰金的規定更體現了可操作性的特點。如把受賄處罰金額定為5歐元，連續三次受賄5歐元就要被開除公職，並且對行賄與受賄者的處罰是對等的。此外，公務員法律還專門規定，任何公務員接受禮品包括公務禮品都必須申報上交，徵得上級同意才能留給個人。如果所收禮品涉及金錢，50至80歐元之內的，必須交由所在部門內部處理，超過這一限額的必須交上級組織和人事部門處理。1997年8月13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的《反腐敗法》，提高了賄賂罪的量刑幅度；對公職人員的賄賂罪從重處理。1998年德國聯邦政府頒布了《聯邦政府關於聯邦管理部門反腐敗的行政條例》，對聯邦政府部門制定反腐敗措施進行了指導性的規定。2004年聯邦內政部頒布了新的《聯邦政府關於在聯邦行政機構防範腐敗行為的條例》，在條例的附件中將可能發生腐敗的跡象概括為中性跡象和報警性跡象兩類。中性跡象包括：公務員有不合理的高水準生活；對變換職務或者調動工作表示出令人費解的抵制；在未獲得批准或未進行說明的情況下從事其他兼職工作；出現酗酒吸毒或賭博等社會問題；同一些企業之間有不同尋常的私人交往；特別誇獎和照顧一些企業以及獲得企業方面的慷慨贊助等現象。報警性跡象包括：公務員無視有關規定；不斷發生「小過錯」；做出不同尋常且令人費解的決定；濫用裁量空間；有意迴避檢查；隱瞞某些事件和情況；試圖對不屬於自己管轄范疇的決策施加影響；以沉默的方式容忍違法行為；對可疑的現象或事件沒有反應等現象。
值得說明的是，在1999年以前，德國國內企業間的賄賂行為以及企業在國外的賄賂行為並不受德國法律的約束和制裁。隨著1999年《OECD防腐敗公約》的生效，德國國內企業間的賄賂所得以及企業在海外的賄賂所得要被一並沒收，且當事人要被追究刑事責任或被處以罰款。加上1997年通過的《反腐敗法》和2004年頒布的《聯邦政府關於在聯邦行政機構防止腐敗行為的條例》以及聯邦內政部頒布的其他幾項針對治理賄賂等腐敗行為的法令，德國治理商業賄賂的大網正全面張開，且越來越密。
2.美國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
美國是世界上非常重視反商業賄賂的國家之一，建立了嚴密的法律規制的體系，保障美國的市場競爭秩序的良性運轉，極大的促進美國經濟在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超過英國，並保持直到今天在全球領域的領先地位。
19世紀70年代中葉，美證監會調查發現，400多家美國公司在海外有賄賂行為，涉及3億多美元的資金，117家問題公司是《財富》雜志500強企業。這次調查成為《海外腐敗行為法》的起因。1977年，美國制定《海外腐敗行為法》，適用於美國公司在海外的腐敗行為，適用於任何公司以及為公司效力的高管人員、董事、雇員或代理，旨在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行賄，其規定的受賄人，並不按照其行政身份確定，而是看其是否實際行使政府公共權力。這樣，所有使用公共權力的人員都可以成為受賄主體，比如受委託為政府進行設計的私人設計師以及受政府控制的商業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同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通過了《打擊賄賂國際商務活動中外國官員行為公約》(美國以及主要發達國家都是會員國)。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反賄賂與公平競爭法》，修訂了《海外腐敗行為法》。該法主要有兩部分內容：其一是要求公司根據《海外腐敗行為法》加強公司的財務制度；其二即是關於反賄賂的規定。其中對「公關費」和賄賂之間的區別做了明確的界定：前者是為了得到某位官員的接見或確保貨物能通過海關而支付的費用，後者則是為了影響別人的決定或為了得到相對於競爭對手的優勢而支付的費用。
《海外腐敗行為法》主要針對美國公司海外賄賂行為，就其國內來看，美國通過《羅賓遜一帕特曼反價格歧視法》《克萊頓反托拉斯法》等形成的公平競爭機制與反壟斷機制促進了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從而使商業賄賂在美國難以興風作浪。首先就公平競爭機制而言，在近乎白熱化而又很規范的市場競爭環境下，把成本控制在最合理狀態成為決定公司經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這一機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現公司采購和營銷人員通過商業賄賂舍棄低價產品和服務轉而購買高價商品和服務的情況，因為這樣的結果將導致公司的產品和服務無人問津和公司無法生存，無論公司領導層還是股東都不會允許這種情況出現。這是商業行賄和商業受賄沒有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就反壟斷機制而言，壟斷行為是市場不公平競爭的最大體現。為了從壟斷者手中獲得產品和服務或者向壟斷者出售產品和服務，不正當的幕後交易由此產生，從而也很容易導致商業賄賂行為的發生。為此，美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採取措施大力打擊市場壟斷行為，其市場反壟斷已經深入到各行各業。由於美國幾乎沒有任何產品和服務是被少數一兩家公司把持的，交易雙方面對的是公平的市場。因此，企圖通過商業賄賂來獲得非正當利益的行為自然沒有什麼市場。 由此，也可以看出商業賄賂與其他不正當競爭手段相互糾纏在一起，治理商業賄賂不能只單純狹隘的進行，整個市場大環境的改善應該是同步的。
3.日本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
商業賄賂是日本各種賄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它不僅對經濟問題本身產生影響，而且還時常涉及到政治領域，比如20世紀70年代日本曾出現的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行賄案 。當前，日本已經在法律上築起反商業賄賂的重要防線，構築起一整套比較有效的制約機制，嚴厲打擊商業賄賂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商業賄賂問題的發生。
首先日本刑法將商業賄賂統一為行賄罪和受賄罪，無論在商業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賄或者受賄行為必須承擔相同的法律責任。並且，日本界定的賄賂范圍相當廣，凡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者慾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賄賂，包括提供性服務以及高規格的宴請和接待等。利用手中掌握的許可權，在經濟活動中要求他人給予金錢、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處的，以及接受或者約定接受利益和好處的屬於受賄行為，必須承擔刑事責任。日本有關部門對行賄受賄罪的查處十分嚴格。在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行賄案，田中角榮身邊工作人員利用首相的影響力，為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牽線搭橋，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推銷一批大型客機。在接受好處費的「洛克希德」事件中，首相田中角榮被逮捕，並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日本還制定了《公益舉報人保護法》，努力保護揭發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員違法舞弊行為的舉報人。規定要為舉報人嚴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舉報人的真實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僱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擊報復舉報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將按有關法律嚴肅處理。另外，日本大企業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嚴密的防止和制約商業賄賂的機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實施嚴格的招投標制度，只要超過一定數量的建設工程或者采購項目均採用真實的招投標制度，企業的最高領導人不直接參與招標工作，具體的招標工作由具體部門組成的招標小組進行。還有人對招標小組有無違反招標程序進行檢查監督，防止個別人在招標中營私舞弊，接受賄賂。如果企業發現工作人員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賄賂，給企業造成損失的，除了賠償損失之外，有關人員還必須承擔刑事責任。
4.其他國家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和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
英國在治理醫葯市場的商業賄賂現象很有成效，分別於1968年頒布《葯物法》和1994年頒布的《葯品廣告法》，其中就規定:如果醫葯公司為了推銷其產品給購買葯品的單位或醫生提供免費旅遊、免費飲料、食品及其他物品和代金券，其負責人將被處以最高額為5000英鎊的罰款以及最高2年的監禁;受賄人也將受到同樣的處罰。
奧地利《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競爭對手和雇員行賄與受賄給予刑事制裁。該法第十條規定:禁止為獲取商品或者服務供應上的優勢，通過不正當的行為向企業的雇員或者代理人提供、許諾或者給予禮品或其他利益。該禁止性規定同樣適用於雇員或者代理人為不公平的商品或服務的供應，而接受禮品或其他利益。這些禁止性規定只適用於經營過程的行為，既包括購買，又包括銷售。盡管法律對商業賄賂行為規定了刑法制裁，但還會依照民法產生民事後果，如停止侵權行為和損害賠償。按照該國最高法院判例，允諾在特定商品銷售成功時給予對方雇員禮品或者獎金的行為，屬於禁止之列。
國際上，1997年在美國極力推動下，世界經濟合作組織(OECD)發表了《反行賄受賄公約》，在該公約的序言中指出:行賄行為已是國際商業活動中，包括貿易與投資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引起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嚴重憂患，破壞了良好的管理與經濟的發展，扭曲了國際競爭條件。到2002年已經有32個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根據該公約通過了新的反賄賂法案，將反商業賄賂范圍從國內公司擴大到國外公司。2003年10月31日聯合國第58屆大會全體會議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我國政府是該公約的創始締約國，積極參與了該公約的起草過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5年10月完成了對加入該公約的批准程序。
5.境外立法總體評價
從上述列舉說明中可以看出，以上各國以及國際條約在規制商業賄賂上的立法都有各自的特色。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立法歷史比較悠久，並且與刑法、公務員法等結合緊密，有利的打擊了德國商業賄賂行為。美國有十分完備的競爭法體系，其中《海外反腐敗法》是最具影響力的，其立法理念在全球范圍內被接受，推動了國際反腐敗的進程。並且其立法能隨著經濟形式的變化和各公約的簽訂與生效，不斷得到修訂，使商業賄賂的治理取得了積極地成效。而日本對商業賄賂范圍界定相當廣泛，凡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慾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賄賂，連微小的商業賄賂事件也決不放過。對行賄受賄罪的懲處也十分嚴格，對國家公務員、國有公司、私營部門的賄賂行為都分別有單獨的法律予以規制。經合組織與聯合國的立法近年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反商業賄賂的國際合作得到進一步加強。總體上來講，國外立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對商業賄賂內容的界定十分寬泛
在西方許多國家的法律中，對商業賄賂的內容的界定十分寬泛，不局限於財物，而是把作為交換的利益好處都算作賄賂。如加拿大相關法律中規定商業賄賂涵蓋「金錢、兌價物品、職務、住所或僱傭、貨款、獎賞或任何利益」，也就是說包括所有物質利益和非物質利益。芬蘭明確規定，國家公職人員不準接受商界的任何吃請和遊山玩水，否則，均被視為受賄行為。日本也將受賄行為的形式分為事前受賄、事後受賄、斡旋受賄和第三者受賄。
(2)以損害競爭的公平性作為商業賄賂犯罪的認定標准
國外立法大多未在具體法律條文中羅列商業賄賂行為類型，而是以是否實質損害競爭、影響公平性原則為標准對回扣、折扣、傭金進行規定的。如美國《羅賓遜一帕特曼法反價格歧視法案》規定，不管是回扣、還是折扣，如果對競爭有損害，都是非法的。英國對賄賂的定義體現出影響公平這一標准，規定賄賂是指為影響公職人員工作行為，向公職人員提供或公職人員接受任何不適當的報酬，使其做出有悖於誠實和正直原則的舉動。
一些發達國家對商業賄賂犯罪的認定相對較「寬」，不是以「好處」兌現與否作為認定標准，而是把有約定或許諾給予「好處」的行為即認定為商業賄賂。這種認定標准對於預謀犯罪很有威懾力。如日本法律規定，利用手中掌握的許可權在經濟活動中要求他人給予金錢、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處的，以及接受或者約定接受利益和好處的屬於受賄行為，必須承擔刑事責任。新加坡《預防腐敗法》規定，代理人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非法接受、索取或同意接受、意圖索取他人作為誘金或酬金的報酬，從而以作為或不作為的形式，實施與其委託人的事務相關的行為，或者就與其委託人有關的事務給予或不給予某人好處或不利之處；任何人非法給予、同意給予或提供給代理人報酬作為誘金或酬金，從而使之以作為或不作為的形式，實施與其委託人的事務有關的行為，或者就與其委託人有關的事務給予或不給予某人好處或不利之處，不管目的是否實現，均構成腐敗性交易罪。
（3）建立了健全的防治商業賄賂法律體系
在境外立法層面，各國除了制定有關防治商業賄賂的專門法律外，還將治理商業賄賂與反腐敗結合起來，將治理商業賄賂納入反腐敗的法律體系中。如為了規范和監督經濟活動和政府及其公職人員的行為，美國於1921年頒布了《政府行為道德法》，1978年又頒布了《獨立檢察官法》，將任命獨立檢察官來調查政府公職人員腐敗行為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法國的《資產透明法》規定，政府官員上任後就必須向有關部門提交個人及其家屬的財產狀況清單。韓國2002年制定了《反腐敗法》，將政府官員收受商業賄賂的行為列為重點反腐敗對象之一。
二、國外研究現狀
由於商業賄賂是經濟社會中的伴生物，它存在於各國經濟生活和法律規范之中。鑒於各國政治經濟體制、價值取向、利益訴求、文化傳統、社會現實以及公約宗旨等不同因素的影響，故對商業賄賂的研究又各有差異。
1．對商業賄賂概念的研究
有關商業賄賂的概念，國外學界主要存在兩種定義模式。第一種為單向性定義模式，即僅指「商業行賄」，根據《元照英美法詞典》， 商業賄賂是指在不公平的商業活動中，買賣一方以給付對方雇員或代理人利益的方式擊敗其他競爭對手的行為。《布萊克法律詞典》對商業賄賂的解釋是：行賄潛在買方的代理人或雇員以在商業競爭中取得優勢。這種定義盡管概括性強，但卻無法擺脫模糊性的嫌疑。第二種雙向性定義模式，即商業賄賂包括行賄和受賄。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賄賂的定義為：在商業交易中，以競爭為目的，對企業的職員、受任人提供、允諾或授予一定的利益，或企業的職員或者受任人在商業交易中接受他人給予的利益，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人在購買商品或營業商的競爭中受到優惠。較之第一種定義，此種定義更為全面、周延。
2．對商業賄賂行為主體的研究
國外的研究中，一方面，對商業行賄主體並沒有進行過多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商業行賄主體。例如，韓國在《公司法》中將對商業行賄主體界定為向受賄者承諾、提供利益或者作出提供的意思表示者，沒有限定主體的性質及經營資格。另一方面，國外商業賄賂的相關立法對受賄主體未有「交易相對人」之限制。例如，美國對商業受賄主體范圍的規定比較寬泛，包括交易當事人、代理人、中間人、公職人員和政黨等能對交易產生影響的主體。這種觀點是十分值得我國立法研究學習和借鑒的。
3．商業賄賂行為的相關研究界定
國外對商業賄賂手段的界定十分寬泛，把用來交換的利益好處都認定為賄賂。例如，日本將凡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者慾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賄賂，包括提供性服務以及高規格的宴請和接待等；新加坡對商業賄賂手段的規定更為詳盡。《新加坡預防腐敗法》第2條對作為引誘或酬金的「報酬」界定為：(a)金錢或者任何禮物、貸款、費用、酬金、傭金、有價證券或者其他財產或任何形式的財產性利益，不論是動產還是不動產；(b)任何職位、就業或者合同；(c)任何貸款、合同債務或其他債務的部分或全部支付、免除、清償或清算；(d)任何其他服務、好處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護使之免受任何刑罰、褫奪資格的處分或逮捕，……還包括行使或放棄行使某種權利、職權或職責等。而在商業賄賂表現形式方面的研究，歐美國家則無疑走在了我國的前面。美、德等國家很早便將傭金、折扣等行為納入商業賄賂的研究范圍內，並予以進一步的立法限制，如額度限制。對於附贈問題，日本的研究則又十分具有借鑒意義，《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的相關規定正是其成功研究成果的顯現。
4．對跨國商業賄賂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商業賄賂行為也呈全球化蔓延。國外對商業賄賂的研究工作，已經擴展至跨國商業賄賂行為。美國《海外反腐敗法》是一部將反商業賄賂延伸到境外的法律，這部法律實施以來，由於美國政府執法有力，成效顯著，形成了很多著名的案例。其在治理本國商業賄賂犯罪的同時，注意到商業賄賂跨國發展的趨勢，關注以他國人員為對象的商業賄賂行為。這是十分值得我國立法研究予以學習的。

㈡ 反腐敗需要採取哪些措施

你好！
1.應當加快法律的完善，加大對腐敗的懲罰力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處於快速的發展期，而與此相對應的是法制的不健全，從成本—效益的角度講，就是官員腐敗所獲得的收益與之後受到懲罰的不對等，不需要承擔太大的風險，缺少對法律的敬畏。因此加快法律的完善是有必要的，讓法律有足夠的威懾力，減少因腐敗而產生的損失。
2.應當加快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完善，減少乃至避免權力尋租的出現
由於市場體系的不完善，市場主體—企業會出現通過向政府官員賄賂以實現自己的利益，不進行公平競爭，官員也會為了實現權力效益的最大化而與此類企業合作。因此，我們不僅要發展市場經濟，也要通過成立證監會等機構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如中科創業的K先生呂梁與官員相互勾結，在股市上覆雨翻雲，導致股市的混亂。最後，公安機關介入，才結束了這個鬧劇。因此，可以看出市場體系的不完善是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應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使腐敗的途徑得以減少。
3.加強官員自身的修養，提高他們的法律和道德素質
由於我國有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官員有著「官本位」思想，在古代，官員更是以「父母官」自居。因此，要減少腐敗還要從改變官員的思想開始。例如，可以讓官員參觀紅色教育基地，學習優秀官員的先進事跡，同時，在教育上，要更加廣泛、深入宣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宗旨。如央視播出的反腐倡廉的公益廣告，不僅讓官員受到感染，也會讓公眾改變自己的思想，即官員與群眾之間是相互信賴的關系。官員能做好本職工作，不會伸手要錢；群眾也不會有不給錢，官員不給辦事的想法。也許這樣，我們的和諧社會的建設會更快，腐敗這一問題也會變得更少。
4.加快完善監督機制，建立更為強力的反腐機構，並賦予它們更大的權力，減少其所受掣肘
在反腐的過程中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如反腐官員在監察過程中會受到其他權力的干擾，導致工作不能正常進行。在我國，地方司法機關除了要對上級機關負責以外，還要被地方政府限制，因為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來源得自地方財政的支持。這就讓司法機關進行工作時會受到除法律以外的阻礙，同時，紀委雖然可以對官員進行調查，但往往會使調查行動暴露，使犯罪分子逃之夭夭。所以，為避免因權力不夠而導致監督機構無法很好的履行職責，就要加強它們的權力，同時還要改變傳統的辦案方式，加強各機構間的合作。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貪污調查局（CPIB），這兩個機構的成立使香港和新加坡的腐敗現象大為減少，使兩地得到安寧。這兩個機構都有極大的權力，大到政府首腦，小到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員，它們都有權力對其進行調查。同時，它們還具有「秘密調查權」，對官員的調查不需要經過其他機構或個人之手，這樣就避免了官官相護的現象，使腐敗不能被隱藏。香港便是在反腐敗多次失敗後，於1974年通過《廉政公署條例》，成立了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有大多數的警察腐敗，影響了香港經濟的健康發展。而這之後，新機構的成立不僅糾出了一大批腐敗分子，還形成了一個長期有效的機制，使香港社會得到穩定。
5.反腐敗的成功還需要領導者的政治決心
領導者掌握著國家和社會的大部分資源，有著足夠的能力去解決一些社會頑疾，而解決腐敗，同樣也需要領導者的關注和決心。新加坡的腐敗歷史可以追溯到英國殖民早期，而其反腐敗歷史也是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然而一直沒有太大成效，直到1959年自治及人民行動黨執政，才得以改變，這之中最為重要的因素則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堅強決心。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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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反腐，完善法律，快速的實現了法治，並且成立CPIB。保護調查局的獨立性，不受任何人干涉，對於舉報的市民也有保密條例，並且犯罪嫌疑人也有進行告知自己所知的義務。同時，為了防止公務員包庇或是參與腐敗，公務員也有進行檢舉的義務，否則知情不報也是犯罪行為。正是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一掃腐敗的烏雲，維持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使新加坡成為和香港一樣的「亞洲四小龍」。
6.建立財產公示制度和高薪養廉制度
為防止官員腐敗，就有必要提高透明度，不僅是政府工作的透明度，還必須是官員的個人財產也透明。公眾了解了官員的財產狀況，才可在平常的監督活動中判斷了解官員是否腐敗，形成有效的監督。從成本—效益角度，建立高薪養廉制度，可以增加官員腐敗的後顧之憂。在建立此制度的新加坡，最高領導人即總理的薪水在2010年為230萬美元，是世界薪水最高的領導人。同時，頒布了《行為與紀律》准則，加強對公務員的管理和選拔。這樣，官員就必須考慮自己是否應該受賄，面對腐敗的高風險，一旁是非常高的、足以使自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的薪水。在這方面的選擇是可以預料的，官員必定不會涉足腐敗，而腐敗現象也必然減少。
7.反腐敗還應重視外部監督，應得到更多人民大眾的支持
人民群眾的支持是反腐敗成功的重要的條件。如2012年下馬的諸多高官中有陝西原安監局局長楊達才、廣州市市管理綜合執法局番禺

㈢ 為什麼說新加坡政府廉潔

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敗並贏得舉世贊譽，李光耀當政期間治腐有方功不可沒。

（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而不靠「政黨輪替」，廉政建設成就舉世矚目。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把廉潔上升為國家戰略，明確提出「為了生存，必須廉政；為了發展，必須反貪」，旗幟鮮明地開展反腐敗斗爭。人民行動黨領袖反貪污立場堅決、率先垂範，李光耀執政幾十年，政敵頗多，非議不少，卻從未有人指責他貪污受賄、生活腐化墮落。
（二）文化多元而崇尚儒術，為廉政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會，卻選擇了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意識、治國綱領。李光耀特別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總理吳作棟也是儒家文化的積極擁護者，提出「儒家基本價值觀應上升為國家意識」。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導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這「八德」作為整個社會尊崇的道德准則和行為規范，每年開展20多場社會道德教育活動，倡導誠信、廉潔，使崇廉思想從國家意識潛移默化為國民的自覺行動。
（三）機構獨立專業而不獨斷專行，貪污調查局成為反貪先鋒。貪污調查局（CPIB）是新加坡獨立行使肅貪職能的專門機構，既是行政機構，又是執法機關，隸屬於總理公署，由總統任命，向總理負責。貪污調查局官員的地位、身份、權力、薪金有嚴格的法律保障。調查局僅有90多人，分為兩個部門：行動部和行動與特別支援部，其中行動部占據了三分之二的編制。貪污調查局享有特別偵查權、無證搜查與強行搜查、對財產的查封扣押、監察復制銀行賬目、要求有關人員提供犯罪證據、要求嫌疑人申報財產、無證逮捕以及限制轉移財產等特殊權力。盡管權力巨大，貪污調查局卻獨立不獨裁，專業不專斷，始終無畏無懼、不偏不倚。
（四）廉政立法著眼「抓得到」而非「罰得重」，織就讓貪腐行為無隙可乘的制度密網。新加坡治理腐敗的刑罰中最高刑為七年監禁，可見其立法嚴密而不嚴酷，著眼點在於「抓得到」，而非「罰得重」。
（五）高薪實為攬賢而非專為養廉，打造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隊伍。許多人認為，新加坡的廉潔是靠高薪養出來的，但新加坡的機構和官員不認同這一說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後有高薪。在實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經較好地解決了廉政問題。實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養廉，而在於攬才引賢，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職。第二，高薪是相對的。公職人員的工資與企業家、律師、醫生等社會精英相比，並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車等額外待遇。第三，高薪酬與嚴管理相輔相成。新加坡公務員管理之嚴舉世聞名。比如行為跟蹤制度，貪污調查局有權對所有公務員進行行為跟蹤，暗地調查公務員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賭、出入酒吧的行為，有無暗中與不法團體往來的行為，等等。新加坡通過實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時輔以嚴格管理，達到了吸引優秀人才和促進公務員廉潔從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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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外國對腐敗懲罰的措施

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歷史起點，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既要認真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規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又要按照十七大積極「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的要求，注重研究和借鑒國際反腐敗有益的經驗和做法。這既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落實中央頒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的重要舉措。 當前，腐敗已成為全球性問題，而腐敗發生較多較頻的地域國家，往往是新舊體制並存交錯，制度不完善，腐敗的滋生、蔓延繁殖空間較大的國家。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這些年我們不斷加大反腐力度，為什麼仍然形勢嚴峻？這就說明過去我們的一些做法肯定存在著自身的弊端。因此，學習吸收國外反腐成功經驗十分必要，對比那些反腐比較成功國家的做法，在比較中借鑒吸納，在比較中發現剔除。國外反腐成績突出的國家，都經歷過市場經濟初期腐敗頻發高發期，相應地，他們在上層建築領域的政治管理思想、政治治理制度上進行了長時間的反復摸索，並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形成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理念，如「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以權力制約權力」等；並建成了一套反腐敗的預防、教育和懲罰的比較完善的制度機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做法，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一、注重教育預防的基礎作用。 國外在反腐倡廉中，把教、防、懲三項措施互相結合，並特別注重教育預防,並且積累了一些成功經驗。俄羅斯把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律從業人員專業水平作為《俄羅斯聯邦國家反腐敗計劃》的重要措施，重點是完善教育培訓機制，提高法學領域的教育質量；在實行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聯邦國家教育機構內，在遵紀守法和精神道德教育中增加反腐敗教育的內容；整體提高社會法制文化水平等。芬蘭的年青人進入公務員系統，第一項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從政的清廉，弄清腐敗的界限，即接受禮品或請吃的上限。德國的法律細到官員15歐元以上的禮品必須上報都有明確規定。澳大利亞監察機關用20多種語言下發各種小冊子與卡片，向群眾宣傳什麼是受賄，如何舉報，並公布舉報電話，使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在腐敗犯罪的預防體系構建上，頒布預防性反腐敗政策；構建預防性反腐敗機構；制定公共部門、檢察機關、私營部門的反腐敗措施；統一公職人員的行為守則等。在美國， 每名公務員進入政府部門時,由部門廉政官員進行至少1個小時的廉政規定培訓,使其明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及為其提供反腐敗的有關信息、咨詢、聯系方式,針對不同行業、單位和不同崗位、職位提供相應的反腐敗措施以及廉政忠告。政府廉政辦公室負責對各部門廉政官員的培訓,並對各部門開展廉政教育進行指導。對民眾廣泛的進行道德價值標准和廉政文化的培養，北歐國家普遍認為「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視廉政文化的培養，尤其是對國家雇員首先強調的是內在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然後才是外在的法紀約束。芬蘭最高檢察院總檢察長馬蒂.庫西馬基認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敗的最有效手段，在這個連續五年被「透明國際」組織評為世界上最廉潔國家裡，貪污受賄、侵吞社會財富等如同盜竊一般，被視為卑鄙骯臟的不義之舉。丹麥這個基本上沒有窮人的國家，「終身學習」不是口號，在這個國家裡，身份平等、機會平等、社會安全又透明，每個丹麥人都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瑞典重視公民的誠信建設，社會誠信體系完備。在這些國家裡，以廉為榮、貪污為恥的道德傳統和社會氛圍，對公民廉潔自律有極大的影響力。新加坡連續十三年成為透明國際組織的廉潔排行榜前十名的亞洲唯一經濟體，在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功地避免了由於集權和缺少監督而引發的權力濫用及腐敗問題，其重要的一點是十分重視廉政文化建設，高層領導率先垂範，對黨員和整個社會培養廉潔意識，對黨員灌輸危機感，避免了由於自我放鬆而導致腐敗。培養儒家價值觀，注重儒家所倡導的品德，主張以儒家思想治國和強調君子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特別重視維護自己的道德權威。 二、建立完善的反腐廉政制度。 堅持依靠「立法建制」反腐敗，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體制相適應的權力運行和監督制約法制體系，是許多國家反腐敗的成功經驗。黨的十六大以來，隨著《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等一系列法規和文件的陸續頒布，反腐法規制度超過1200件，已逐步構建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但制度的完善和協調有許多地方值得借鑒國外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要加強立法。國際反腐敗經驗證明，除在體制機制上需要不斷創新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加強反腐敗立法，這種立法越完善、越規范，就越能有效預防、遏制和治理腐敗。例如，許多發達國家已建立起完備的政治公開透明制度、新聞獨立和新聞監督制度、官員責任追究和彈劾制度、規范政黨籌款制度、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離制度、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公共采購招投標制度、金融實名制度、議會、司法、審計、公眾的監督制度等。而且法律法規制定非常詳盡，盡量不留死角。美國自1883年以來就先後出台了《政府行為道德法》、《聯邦貪污對策法》、《有組織勒索、貪污賂賄法》等數部法律，形成完備的廉政法律體系。美國反腐機構認為,陽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劑。為此,美國制定了許多法律來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最著名的就是出台《政府陽光法案》,要求行政機構的會議除特殊情況外,應公開進行。還出台了《信息自由法》,並通過《廉政改革法》,完善了財務公開制度,要求政務官員必須公開財產情況,包括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來源、金融投資、擁有股票、房子以及債權債務等情況。1974年美國國會就通過《聯邦選舉法》,對個人、政黨等組織捐助聯邦競選款項及開支作了嚴格限制,禁止超過100美元的現金捐款,捐款額不能存入自己賬戶,使用情況必須公開,進一步凈化了競選資金。新加坡制定的《公務員行為與紀律條例》、澳大利亞出台的《公務人員行為准則》、墨西哥推出的《公務員職責法》、韓國制定的《公職人員道德法》、菲律賓制定的《公共官員與雇員品行和道德標准法》，等等，都對規范公職人員行為，遏制和治理官員和公務人員腐敗，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一些國家還在實行財務審計監督、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限制「金錢政治」、嚴格對公務員選任與管理等諸多方面進行專項立法，從而防止公職人員腐敗、便於公民依法舉報腐敗罪行、確保執法機關依法查處腐敗行為等，收效良好。我們借鑒這方面的立法經驗，拿來有用的東西，並按照「於法周延、於事簡便」的原則，努力使法律制度更加科學、管用，就能進一步推進我們的反腐敗法制建設，使反腐倡廉工作走上法治化軌道。另一方面注意制度的相互配套支持。如新加坡公布《防止貪污法令》打擊貪污腐敗，又制定中央公積金制度，圍繞公積金制度，又完善了國家公務員個人與家庭申報制度，再相應完善了股票帳戶檢查制度，金融實名制度，公務員行為日誌制度等，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同時，重視制度規定的執行與落實，杜絕那種長期以來的人大於法、權大於規的現象，維護制度的尊嚴。 三、加大權力運行的監督作用。 西方發達國家監督公權行使的措施給予我們很好的啟示。一是注重以權力監督權力。西方發達國家在加強權力監督的實踐中，形成了公民、民間組織、利益集團和新聞輿論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公民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如西方國家的「普選制」，公民享有的舉辦、申訴等權力。民間組織如德國的「透明國際」，利益集團通過對公共權力的監督維護各自的特殊利益，使公共權力完成了對各方面利益的考慮而失去了濫用權力的機會。「議會監督」，議會對政府施政、財政、人事等事項進行監督審查，利用質詢、調查、同意、糾正、不信任投票、彈劾、審判等形式將行政部門與國家高級公務員置於其嚴密監督之下。以憲法為依據的議會監察，是西方現代監察體制的核心，最具權威性與代表性。二是突出反腐機構獨立性與制度的權威性。沒有獨立於被監督對象的地位，則沒有真正監督權威，也沒有公正的監督，這在國外已成為一條公理。一些國家往往通過立法賦予承擔監督懲處職責的反腐機構極大的權力，並規定直接對議會或行政最高首長負責，使其具有法定權威與地位。如英國的羅倫委員會、澳大利亞的行政監察委員會、芬蘭的政府內部審查官、新加波的反貪污調查局、法國的行政法院等都具有實際意義的獨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專門反腐機構都直接對議會負責；新加坡、韓國等則直接對最高行政長官負責。它們可以獨立地享有調查權、偵察權、詢問權、帳戶財產凍結權、警戒提醒權、官員評議建議權、傳訊權等，有些還有逮捕權、檢控權。而各國懲治腐敗官員的司法機構則完全獨立依法地行使偵察起訴、司法審判職權，只對法律負責，從而有效地排除了人為干擾，對腐敗份子的懲處能做到毫不手軟，確保了反腐敗的實際成效。另外，在機構獨立的基礎上，反腐敗機構還有較高的層次和較廣的工作范圍。如聯邦調查局是專職調查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機構,調查范圍極其廣泛,且不受地域限制,有權調查200多種犯罪案件,其中包括政府官員貪污、挪用公款、國際間販毒、洗錢案以及其他影響較大的腐敗案件。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獨立調查委員會法,設立了獨立檢察官制度。獨立檢察官是調查美國政府舞弊案的專設職位,具有獨立調查並起訴政府官員的權力,只要不犯明顯的重大過失,任何人無權罷免。這個制度實施以來,先後查實了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以及柯林頓與萊溫斯基不正當關系案件等。三是真正啟動對相關官員問責、彈劾、罷免程序。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問責制中,以美國最為典型,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運行機制和法律體系,行政問責制已成為通行的政府管理機制。在憲法中有明確對總統問責的具體規定，除此之外，許多聯邦、州法令和地方條例也對政府與官員的責任作出了直接的規定，包括財產申報的規定、公職人員行為准則的規定，等等。四是為監督提供有效的物質保障。國外研究認為，公職人員個人收入的高低，與涉足或抵禦腐敗有一定的關聯性。提高其工薪水平，使其保持體面的生活，對增大腐敗成本、抑制腐敗的動機，具有現實意義。新加坡政府讓大多數普通公務員的工資保持社會中上水平，並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相應調整。將政府政務官員和行政服務公務員的工資與私人其餘部門正式掛鉤，使公務員的工資市場化，是他們的工資接近市場價格。高薪一方面使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得以將社會上絕大部分最優秀的人才納入黨和政府的體制中，更重要的是使黨員有豐厚的物質基礎，沒有必要貪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許多發達國家以現貨、期貨等形式高薪養廉，並且薪金隨著任職的年限、功績而不斷增加，即使退休後也有足夠的生活保證，從而為反腐倡廉奠定起重要的物質基礎。 反腐倡廉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和突出任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應借鑒國外反腐敗成功的經驗和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預防機制，不斷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制度體系，理順權力結構，建立獨立的反腐組織系統，強化教育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全面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㈤ 新加坡是靠什麼制度治住腐敗的。

新加坡的廉政來自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社會、文化氛圍、政府透明、法治和嚴厲查處機構等，高薪是其中一種因素，但決不是主要因素。

領導人以身作則，然後以下是要點: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減少腐敗機會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時期的《預防腐敗法》（POCA）。這個法律的宗旨是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減少腐敗的機會，並使得腐敗發現起來更容易，然後用嚴厲、及時的懲罰來阻嚇犯罪。這個法律對貪污、賄賂行為作了廣泛的規定；對各種腐敗的形式作了明確的規定；在證據上，對官員腐敗採取有罪推定，如果一個官員被發現生活闊氣，消費明顯超過收入，或擁有與收入不相稱的財產，法院就可以此作為受賄的證據；法律還給予反貪人員很大的調查取證權，規定被控方家屬和證人有提供實情的義務，否則將受到嚴重處罰。

其次，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減少腐敗的機會，是新加坡反腐敗最重要、最有效的經驗。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國家和社會資源，並大量進行政府投資的政府，很多大的建設項目都由政府投資，有80％的居民住的組屋是由政府蓋的。錢權交換的機會是很多的，但是由於各種制度健全，堵塞了腐敗的渠道，使得官員沒有機會腐敗。這種制度就是權力分配的分散化，凡重大決定都防止任何一個官員可以個人作主，而是幾名官員共同參與決定，政府合同由不同的級別審查決定，各種責任非常明確。

第三，強有力和有效的反貪調查局（CPIB）。現有77人的反貪調查局直接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是防止和打擊貪污賄賂的利器。它的成功在於：它在新加坡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它被賦予很有效的權力和手段，如任何證人一旦受貪污調查局傳喚，都必須前往據實報告，如果發現提供假信息或誤導性信息，將面臨罰款和監禁處罰。新加坡畢竟很小，反貪機構能有效地監控官員，有腐敗行為也很容易得到揭露。

一國的反貪是否成功、有效，有兩點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制止犯罪不在於它的法律是否嚴厲，而在於犯罪者受處罰的概率。如果違法者受處罰的概率很小，即使再嚴厲的處罰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發現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懾作用是巨大的。一位專家告訴我，新加坡貪污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賓40倍。在貪污犯被抓概率低的情況下，被抓的貪官往往還很不服氣，會說：為什麼抓我不抓他？認為被抓只是運氣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僥幸。

另一重要因素是對犯罪的規定必須明確。一旦觸犯規定就必須給予處罰，不能再考量各種因素，如看官職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認為違法的太多了（如法律規定官員接受1000元即為受賄，不能因為人數太多就內部掌握接受1萬元才處理）等因素。這樣，就把制裁界線給模糊了，人們不知界線在哪裡，就會得寸進尺。新加坡這方面非常乾脆，只要發現觸線的人都會受到處理。60年代，曾有一位部長反對購買波音飛機，但私下透過人向波音公司表示願意提供有償服務。被告發後，盡管只是嫌疑，李光耀也果斷地解除了他的職務。這位部長最後被人們唾棄潦倒落魄。

第四，政府公開透明。沒有公開透明就沒有廉政，政府暗箱操作是腐敗之源。公開透明包括各方面，政務公開透明，所有的辦事程序都法制化、公開，如某工程招標，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人們有懷疑，可以投訴。有關部門都應提供材料，並作出解釋。

官員的財產都是公開的，人們對官員的財產有疑問，可以投訴，有關部門應調查並向人們作出解釋，包括對李光耀本人的投訴也不例外。1995年，有人投訴李光耀父子在購房中有不公正交易。總理吳作棟下令調查李光耀和李顯龍（當時副總理）兩處購房過程。調查表明，這兩處購房在預售中發展商給他們父子10％以內的折扣。成交後由於市場房價飛漲，於是有人就向有關部門投訴。李光耀要求將調查結果徹底公開，並把它提交國會討論。在辯論中，反對黨也認為這個折扣是市場的一般做法。由於不遮掩，完全公開披露，使此事完全化解。

第五，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還在於它經過幾十年的國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質，已經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文化：人們把貪污受賄的公職人員看成社會公敵。加上新加坡是個法治社會，人們都自覺地依法律規則辦事，而不會首先想到去打通關系。所以，靠行賄辦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㈥ 如何防止腐敗

隨著腐敗現象和頻度地不斷上升，黨和國家對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力度也越來越大，而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則有利於遏制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在當前反腐敗斗爭中，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道德水平，塑造從政者的廉政世界觀，是控制腐敗的一項治本之舉。正確認識、理解和掌握思想道德建設發展的本質及其規律，是新時期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核心。一、遵循道德發展的物質規律，認識腐敗現象的根源。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世界的本質是物質的，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具有能動性。掌握了物質與意識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相互統一這一基本原理，我們就可以科學地揭示道德發展與消除腐敗現象的本質所在。在物質世界中，道德的發展是不能脫離物質因素而獨善其身的。道德作為調節社會倫理關系的一種方式，發揮著廣泛的社會作用，維護著一定的社會秩序，具有極其重要的社會價值。其真理性與指導性存在於社會政治生活的復雜矛盾之中，時刻接受經濟社會生活實踐的不斷檢驗。道德的穩步與發展無時不受到物質的作用而產生影響，同時物質社會有序健康地發展也時刻受到道德因素的反作用力。因此，道德實踐的全部使命不僅在於道德本身，而在於為其賴以產生與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是維持社會政治經濟健康發展，構成社會先進生產力關系中的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之一。道德不僅僅是屬於精神的，更是屬於生產力的。我們應以發展生產力的觀點和方法來揭示傳統道德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馬克思物質決定論認為，道德是經濟階級等具體的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充分證明了道德因素在物質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這一哲理中不難理解和發現，兩者的緊密聯系具有「同步性」。所以，在科學把握物質關系與道德意識發展相聯系的過程中，脫離了物質規律去談道德的發展與進步，或脫離了道德因素去談物質關系的發展，是一種脫離了聯系與發展的關系，既物質與意識的根本統一性，都不是真正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於傳統的道德與價值觀的發展長期以來僅僅局限於道德價值本身的發展，從根本上得不到物質力量的根本性轉換，所以，不能為人們的道德理想、信念、意志和情感提供真正科學的指導方法，導致了傳統道德的發展空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虛幻性。道德的發展具有物質性，物質具有「兩重性」。物質因素是道德發展的生命和源泉，是促進道德穩步發展的根本；而物質因素又會誘導道德異變，是產生腐敗現象的根源。以新加坡為例：為有效遏制國家公務員滋生腐敗現象，新加坡政府採取「高薪養廉」的辦法來調整人們的行為取向，並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但這一做法缺乏足夠的科學根據，因為它不能正確揭示物質與道德價值發展規律的根本性問題，即道德發展的這種價值與物質性的最高形式的統一。它只僅僅建立於為防止非道德產生與發展，盡力滿足於公務員的物質需求，在某一領域或某一時間可能行之有效，具有遏制腐敗現象的作用，但它不是真正的科學。它脫離了物質與意識聯系與統一的根本性問題，犯了一種片面的、孤立的方法錯誤，在科學面前是站不住腳的，必然會受到違背這一規律的無情打擊和報復。如何認識道德與價值觀的科學意義呢？筆者認為，這種道德與價值觀應遵循「同步性」的基本規律，即實現物質與意識轉換的高度統一。正確認識和把握道德發展的物質規律，是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發展的最高形式的反映，這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根本所在。二、遵循道德發展的等級化規律，認識腐敗現象的特殊性。在馬克思論述人類社會發展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必然性規律的啟示中，我們可以發現，人類的道德發展也是從一種由低級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這種從低級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同樣具有等級性規律。道德等級化概念的產生與發展，同我國在農業領域產生與發展一樣。如：普通農工、農藝工以初級形式向高級農藝師形式的發展過程，它們既有形式上的趨同，也有本質上的區別。道德在人性意識發展的過程中有著更加發達，更加豐富的智力資源，道德的等級化發展規律更具有思想性、普遍性和權威性，對促進道德的穩步發展更具有科學意義。道德等級化發展一方面是遵循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過程的基本概念，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道德發展規律為主體的道德發展體系；另一方面是遵循一般性的以階梯式的道德發展規律為主體的道德發展體系，即共產主義道德，這是由社會主義道德所引伸的道德發展體系。道德發展的根本任務和目標不單是道德本身的發展，更重要的核心問題是揭示道德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即道德發展的相對性，這是道德產生與發展的全部意義所在，是實現道德穩步發展最高形式的統一。1、道德等級化發展的特殊性和一般性。道德的發展具有廣義性，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同的道德領域所產生的道德矛盾也有所不同。所謂的特殊性是指道德發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即給社會倫理道德和倫理經濟秩序和諧、健康發展構成嚴重威脅的行為和現象。如在經濟領域涉及的拜金主義、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等；在作風領域涉及的官僚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其次是社會上讓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偷、搶、詐、騙等違法現象，這些矛盾是道德等級化發展的必然歸宿，這是道德等級化發展的特殊性，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來加以解決。由於人們對事物認識的立場、方法和觀點的不同，所引伸的道德矛盾，並不會給社會倫理道德和倫理經濟秩序的和諧、健康發展構成較大作用，這是道德等級化發展的一般性，只須依靠社會輿論的力量，依靠人們的信念、習慣、傳統教育的力量來維持即可實現。2、道德等級化發展的監測功能。組織有關部門和人員建立道德等級化監測機構，通過對道德與非道德發生、發展的監測，以獲得人民群眾對道德發展與反腐敗斗爭的支持提供對策建議，為黨和國家從戰略上謀劃道德發展與反腐敗具體決策建立有效機制而提供智力支持。3、道德等級化發展的升級與改造功能。道德等級化發展的升級與改造功能其主要目的：一是為人們道德理想、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樹立科學意義上的發展方向和價值取向，引導人們自覺的溶入到道德等級化的發展過程中；另一方面對整個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實際水平作出科學判斷和決策，以便及時調整在社會主義初級道德等級化向高級道德升華的成功轉型而提供科學的方法論。三、遵循道德發展的時間規律，認識反腐敗斗爭的艱巨性。道德的穩步發展和消除腐敗現象無不與時間有緊密的聯系，道德的發展過程無時不受時間因素的作用而產生影響。當某種道德的產生與發展的時間較短，此時道德發展空間就小，則作用力也小，消極因素也少。反之，各種消極因素會隨之增大。因而，道德的穩步發展過程具有時空性。在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人們的道德發展一開始是不會，也不容易產生較大的道德異變。腐敗現象的產生與發展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這個時期人們對道德的發展都有著積極的人生態度和道德精神的追求，並能自覺的遵守和堅持道德這一朴實的倫理觀，有抵制非道德的侵蝕的能力，是道德發展最具有可靠性和穩定性的時期。但世上沒有「永恆」的道德存在，任何道德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在經濟政治生活的復雜矛盾中，人們通過不斷的學習、借鑒、吸收和再認識過程，並伴隨著密切的物質利益關系和時空因素的變化而變化，並在思變中獲取新的道德價值取向。因此，任何道德與非道德的形成與發展，總是需要通過一定時間的實踐認識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起作用。道德產生與發展的時間過程越長，道德思想發展的空間與不確定因素必然增大，就容易產生異變而失去根基，越發變得空洞無力。這時再先進的道德理論、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也難以有效調節和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難以為人們、以及個體的道德生存提供有效的意義和指導。而異變引伸出的各種錯誤觀念便會滋生蔓延，對精神文明及其健康的倫理道德構成嚴重的破壞，阻礙社會前進的步伐。從歷史上產生腐敗的根源可以看出，政治權力作為一種社會性公共管理職能，它既支配著大量錢、權、物的管理權，又把持著對整個社會倫理道德的宣傳和傳播，始終處於復雜的倫理政治道德和倫理經濟秩序之中。由於政治權力與政治道德擁有著特殊的道德自由地位和道德自由空間，不同於其他的倫理道德關系，因此具有較強的隱蔽性、風險性和破壞性。政治權力是導致政治道德異變的重要因素，它無時不給政治道德發展空間帶來壓力。由於歷代的政權建設無法解決這種自身存在的道德發展矛盾，更無法科學揭示和掌握傳統道德發展與時空性的根本關系，因而導致各歷史時期的人民對腐敗政權深惡痛絕。為了解決和消除這種陳舊落後的政治權力與政治道德的發展矛盾，人類歷史上不斷演繹出新政權推翻舊政權，而新的政治權力因無法掌握「時空性」不穩定性、可異變性、短時效性的科學規律，因而歷代王朝無法逃脫覆滅的周期性規律。正確把握和運用道德發展的時間規律，是科學揭示傳統道德與非道德產生周期性惡性循環的關鍵，對真正實現道德的穩步與發展，從而消除腐敗現象具有積極的決定性作用。道德發展的物質規律是本質，等級化規律是核心，時間規律是關鍵。三者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相互統一。它是促進人們正確認識道德發展，揭示道德內部矛盾的有效途徑。只要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道德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就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

㈦ 在國外,預防和杜絕公職人員腐化的根本之途是不是制度建設

自國家產生以來，腐敗一直與人類相始終，有人形象地稱之為「政治之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的存在對各國政府的正常運作構成嚴重的傷害，動搖著統治者的執政基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面臨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另一方面又面臨著腐敗的威脅。因此，重視和加強黨的廉政建設，是黨認真對待和必須解決的一項重大課題。要在實踐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總結出一些成功的經驗加以推廣運用，就能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提供有效保障，從而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
一、我國目前腐敗問題的主要表現
每年大量腐敗案件的偵破，一方面從正面說明了我國反腐敗的力度在逐年增加，政府反腐敗的政策和決心在強化；從另一方面來看，卻也毫無保留的把當前我國政府官員的腐敗程度暴露在民眾面前。我國目前腐敗問題主要表現在於：易發多發性、官員腐敗級別高、貪腐數額大和「群蛀」現象嚴重以及有法不依等。
（一）易發多發性
當下中國，「無官不貪」的判斷固然太過分，但貪污腐敗發生的比例和數量確實很大。有關資料顯示，全國檢察系統每年查處腐敗犯罪案件約三四萬件，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數據顯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國檢察機關共查處貪污賄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員因腐敗走進監獄。
（二）官員腐敗級別高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一項統計顯示，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辦廳局級幹部820人，省部級幹部29人。中紀委在近幾年查處省部級高官腐敗犯罪案件已達100多人，人們從媒體上就可以看到，近些年來，陳希同、胡長清、成克傑、田鳳山、劉方仁、鄭筱英、陳良宇、韓桂芝等一批高官先後落馬。這些腐敗官員在案發前，都是身居要職，甚至有的屬於中央決策層人物，我國官員腐敗級別之高，數量之眾，是我國政府腐敗的主要表現之一。
（三）貪腐數額大
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辦貪污賄賂大案78202件，占立案總數的51.3%，其中百萬元以上案件5816件。另據中紀委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國共查處商業賄賂案件13376件，平均每天查處40多件腐敗案，涉案金額約38億元。陳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數額高達32億元，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樹彪貪污侵佔住房基金僅用於豪賭的就達1億多元。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動輒百萬元以上甚至以億計數，貪腐數額之大，令人乍舌。
（四）「群蛀」現象
近幾年，一把手墮落導致整個班子坍塌的案件較為普遍。2005年轟動一時的馬德賣官案就堪稱典型。一名市委書記，上邊有保護他的省部級高官，平行連接著其他「互為參照」的地廳級官員，下邊是有樣學樣的縣處級官員。進入這個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個案變成慣例，甚至成為潛規則。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樹彪貪污侵佔住房基金僅用於豪賭的就達1億多元，此案先後帶出包括原市委書記在內的158人。2008年剛剛塵埃落定的陳良宇案，涉及50多名政商界大小官員，至少10餘名省部級高官相繼倒下，其中包括上台僅7個月之久的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群體腐敗現象可見一斑。
（五）有法不依
有人說，預防腐敗的關鍵在於制度建設，制度建設得好，則腐敗少，制度建設的不好，則腐敗多。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制度建設最關鍵的不是在制度本身，而在於對制度的執行。就我國目前而言，中央及地方各級針對反腐敗的制度制定得並不少，而腐敗現象卻愈演愈烈。深挖原因，就是因為對制度和措施的執行不力，貫徹變味。就某個單位的規章制度來看，也是如此，往往是制度制定了一大堆，但大都是束之高閣，執行得少。且違反者大都是制度的制定者——領導本身。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虛設，也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威嚴和效力。因此，加大對制度的執行力度應是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我國當前腐敗的根源
我國當前腐敗的特殊根源，在於中國當前特殊的歷史時期──經濟發展進程加快的時期。比較研究發現，某些國家中的腐敗現象比另外一些國家的腐敗現象普遍，某個國家處於變革轉型時期的腐敗現象比該國在其他時期的腐敗現象更為普遍，也就是說，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的是那些處於經濟加速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致力於經濟建設的現代化過程中備受腐敗現象的困擾。我國正處於經濟加速期，也是受腐敗現象困擾最嚴重的時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經濟、政治、歷史文化與人們主觀心理的矛盾沖突等幾個方面：
（一）經濟體制轉型為腐敗現象的蔓延提供了機會
國家經濟加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機制與政府幹預緊密交織在一起，政府仍會對大量稀缺資源實行行政管制，從而掌握大量潛在租金的分配權，為賄賂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租金越多，尋租階層就越龐大，腐敗現象必然越嚴重。顯然，尋租階層的出現和膨脹是我國當前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時，經濟體制的轉型總是滯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一些舊的、不合理的政策、法律法規以及低效的政府管理大量存在，它們影響或阻礙經濟發展。損害經濟實體的利益，迫使經濟實體通過賄賂維護和實現經濟利益。可見，創造合理、公認的經濟秩序和規范，是防止賄賂行為產生的重要環節。
（二）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導致腐敗滋生
總的來說，腐敗的存在和蔓延與政治系統的調控機制紊亂和低效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國在加速經濟發展過程中，腐敗現象的蔓延，反映了我們國家政治系統調控機能與經濟加速發展的不適應性，反映了政治系統不能有效地調節和處理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我國是從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發展過來的，缺乏民主、法治的政治傳統，我國的民主制度建設還很不健全，致使公職階層仍高居於公民之上，國家權力事實上成為脫離人民不受制約的力量；國家權力法治化水平較低，權力設置、運行都過於傾向部門利益，致使執法者認為法律是「治別人」的工具，從來沒有過法律也是制約自己執法行為的意識。經濟的加速發展促使新的財富和權力階層出現，但有限的合法政治參與途徑限制了他們利益表達的機會，於是賄賂成為它們政治參與的手段；監督體制是防止國家權力被濫用的重要保障，監督體制不健全，監督機關缺乏必要的許可權和獨立性，使腐敗現象得不到及時遏制；同時，政治系統缺乏合理的利益機制，甚至不敢正視人們的正當利益追求，導致腐敗的大面積蔓延。
（三）歷史文化原因助長腐敗泛濫
首先，傳統的家族觀念、對家族忠誠的思想由來已久。公職人員利用職權為家族謀取利益是那麼普遍，以至於人們習以為常，並不認為這種現象多麼丑惡。其次，傳統社會，送禮是一種禮節，是維系家族關系或其他人際關系的一種紐帶，不存在利益交易。發展至今日，送禮習俗成為賄賂的漂亮外觀。最後，我國是脫胎於封建社會的發展中國家，缺乏法制傳統，無論是公職人員還是非公職人員，其法制觀念都十分淡薄，要實現「有法必依」還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
（四）主觀心理失當滋生腐敗慾望
經濟加速發展過程中，公職人員的薪酬卻難以迅速增加，導致公職人員經濟地位下降及社會地位的下降。這樣，一部分公職人員必然產生失落感，內心的道德信念發生動搖，對政府的忠誠和對政務的責任感削弱，抗腐化的免疫力逐漸降低。同時，經濟的加速發展促進了消費水平的迅速提高，公職人員的購買能力卻是有限的，消費心理的挫折感一方面動搖著公職人員對政府的忠誠，另一方面也激起公職人員改變自己經濟地位的強烈慾望。在通過合法途徑難以迅速解決的情況下，利用職權敲詐勒索、收受賄賂，走違法犯罪的道路成為一種捷徑。
三、國外反腐經驗與啟示
（一）美國政府反腐敗經驗與啟示
美國國土廣大，人口眾多，行政層級多，和中國相似，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美國政府反腐敗的經驗對於中國來說，借鑒意義最大。
美國政府的腐敗現象可以追溯到建國早期，這一時期腐敗的特點是大多發生於地方政府中，而且數量較少。然而在美國內戰前這段時期里，腐敗開始侵人到國家機構中。進入19世紀晚期，美國政府的腐敗現象出現了一個高峰，其特點是數量多而且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現象嚴重。由於沒有採取有效的反腐措施，使腐敗在進入20世紀之後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不僅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在幾屆政府中多次出現，而且還表現出新的特點，即利用公共機構謀取或擴大權力，這集中表現為違法募集競選資金和濫用行政權力兩個方面。20世紀以來，在腐敗現象日益嚴重的情形之下，美國政府先後採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治理影響社會發展和穩定的腐敗問題。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為有力打擊腐敗現象，美國國會先後通過了《聯邦反貪污實踐法》、《聯邦選舉法案》、《從政道德法》以及《涉外反行賄法案》等法規，使治理腐敗做到有法可依。為加強與監督立法的實施，美國政府又先後建立了聯邦選舉委員會、獨立檢察官、監察長等專門、高效、公正、廉潔的反腐機構。腐敗不是一個能夠孤立解決的問題，為更好地治理腐敗問題，美國政府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做了相應的調整，如採取高薪養廉的政策，實行聯邦高級官員的高度流動制度等。除此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一系列措施來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決策程序置於公眾監督之下，有效防止了腐敗現象的發生。美國政府從立法、專門的反腐敗機構到人事制度等幾個方面採取反腐措施，強有力打擊了各種腐敗現象，使美國政府腐敗的嚴重程度明顯降低。實踐證明，這些反腐措施確實起到了預防、監督、懲治腐敗的作用，為美國社會、經濟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相對良好的政治環境。
（二）新加坡政府反腐敗經驗與啟示
新加坡被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評為2009年度廉潔國家排名中，僅次於紐西蘭和丹麥，排名第三。新加坡之所以擁有一個廉潔的政府，根本原因在於它對腐敗一向採取嚴格立法、打擊與預防並重、標本兼治、雙管齊下的方針。為了保證公務員的廉潔，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體、實用的政府公務員體制，包括《公務員法》《公務員行為准則》《公務員紀律條例》《防止貪污法》《沒收非法所得法》等。除這些法規外，政府還制定了《公務員指導手冊》，應聘的公務員人手一冊。
第一，嚴格的選拔、錄用和品德考核制度
每一個公務員在正式被錄用前都要經歷幾道極嚴程序的選拔，從而保證了公務員隊伍的高素質高水平高工作效率。被錄用後的公務員要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考核方法有兩種，一是個人品德記錄。政府每年發給工作人員一本日記本，以記錄個人品德，工作人員必須隨身攜帶日記本，並將自己的活動隨時記下來。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時，將其日記本呈交主管官員檢查、簽名和發還。主管官員一旦發現其記錄內容有問題，應及時主動將這項記錄移送反貪污調查局進行審核查實。二是行為跟蹤。反貪污調查局依法有權對所有公務員，尤其是新參加工作的公務員，進行行為跟蹤，暗地調查他們的日常活動。反貪污調查局在進行行為跟蹤時，注重證據的收集，可以採取秘密拍攝方式收集各種證據。發現某一公務員有違法行為，可寫出調查報告交給被跟蹤者的主管官員，以核實當事人日記是否屬實，並做出相應處理。以上制度的建立，不僅保證了高素質的公務員能夠源源不斷地進入新加坡政府，而且對在職公務員的行為是否奉公守法發揮了有效的監督作用，使他們在任職期間很難利用職務之便貪贓枉法，腐化墮落。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
反貪污調查局對政府機構和公共服務部門進行監督和調查，對一切涉嫌官員，不論其名聲多大，地位多高，一概嚴懲，決不姑息。地位越高，處罰越重，不允許有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該局自設立以來，秉公執法，處理多起政府高級官員貪污受賄案件。原新加坡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副部級)接受了印尼商人贈送的7張機票，攜帶家人旅遊，被發現後不僅被撤職，還被判刑4年，1999年，新加坡法院判定前貿易發展局局長楊德勝犯了多項貪污罪，盡管楊曾對新加坡貿易發展有相當卓越的貢獻，是新加坡五個超級公務員之一，但結果他仍被判處4年監禁，並且還得在半年時間內償還過去5年來的貪污所得，這些事例足以說明，新加坡不僅綱紀嚴明，而且執法如山，對那些身居高位、功勛卓著的人，也決不網開一面，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沒有特權，沒有僥幸」的執法行為，樹立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多種嚴格的防貪反貪規則
一是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嚴格的申報家產制度，每一個官員被聘用之前，必須申報本人和配偶的財產情況，包括動產、不動、貴重首飾、銀行存款、股票、證券等，以後每年七月一日，每個政府職員都必須填寫一份個人財務表格，寫明自己的財務狀況，各部門常任秘書對每一份申報表都要詳細審閱，了解是否有不法行為。如果發現財產來源與本人收入不相稱，本人的解釋不能令人信服，這部分「多餘」的財產就可被當作貪污的證據受到指控。
二是公務員不準收受禮品，只可接受沒有商品價值的紀念品。如果有商品價值的禮品推辭不掉，收下後必須向常任秘書報告，並將所接受的禮品交給負責處理禮品的主管官員。主管官員定期拍賣這些禮品，接受禮品的人可以優先購買，拍賣所得上繳國庫。如果因為退休而要接受下級所贈禮品，則必須申報禮品的價值、名稱等，所受禮品價值不得超過50美元。此外，公務員不能接受宴請，如確有必要出席，需得到所在部門的批准。
三是政府官員不能依據手中權力來幫助任何人優先簽訂業務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簽訂，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變相索要「酬勞」。如果接受屬下人員的款待活動，則必須報告款待的時間和地點，款待活動必須適度，不能超過款待者月工資的2%。
四是政府官員不許向下屬人員借款，向親友借款也不得超過本人3個月的工資總額，以免債務過多而產生貪污意圖。另外還規定，政府官員借給別人錢時，不準附加利息或以自己的職務為名作交易。凡是陷入債務麻煩的官員必須受到紀律處分，甚至被開除。
五是政府官員不準購買與本單位有業務關系的公司股票，可買國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股票，但必須經過所在單位常任秘書批准。任何公務員直接、經他人或夥同他人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同意接受任何報酬，去做或容忍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應視為犯罪，可被判處一萬元罰款或五年監禁，或既罰款又監禁。凡議員索取或接受任何報酬，作為對本人以議員資格採取任何行動的誘惑或酬金的，被視為犯罪。凡公共團體成員索取或接受任何報酬去做有違職責的任何事情的，亦被視為犯罪。上述人員可被處以一萬元罰款或七年監禁，或既罰款又監禁。
第四，公積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積金制度》，規定所有參加社會工作的人員包括政府公務員、企業職員、一般工人都必須參加公積金制度。主要內容是：職工每個月工資的20%扣交公積金，政府或企業也按該職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積金，雙方各交一半，(發生經濟危機時比例適當調整)。這份公積金屬於個人所有，但不得隨意提取。按制度規定只能用於四項內容：購買政府組屋，醫療治病，為子女交學費，養老基金。養老金必須在退休後方可提取，政府和企業不再另發養老金，一個公務員工作時間越久，所得積蓄越多。據統計，高級公務員(司局級)到55歲退休時，公積金總額大約有80-90萬新元，相當於人民幣400-500萬元。如果在職時廉潔奉公，沒有貪污腐敗和違法行為，退休後，全家生活富裕，安居樂業。新加坡法律規定，凡是有貪污、受賄等違法行為者，就要給予嚴厲懲罰包括開除、坐監、全部撤銷個人所得公積金。例如，內務部安全局一位警長向一名拘留犯的母親收取5000新元「咖啡錢」事發後，不僅退還了5000賄金，還被判處30個月的監禁，罰5000新元，十幾萬新元的公積金被全部沒收。這一制度使得公務員權力腐敗的代價或風險太大，以至於絕大多數公務員決不敢冒大風險為貪小便宜而毀掉自己整個後半生。
第五，高薪養廉制度
為了使政府高級官員和公務員抵禦貪污受賄的誘惑，同時為了吸引住人才，不使公務員因待遇過低而流失，必須提高他們的薪俸。在李光耀總理的倡議下，新加坡政府和國會大幅度提高了公務員的工資。新加坡公務員工資水平在1973、1979、1982和1989年連續四次上調，1989年上調以後的公務員工資達到世界各國的最高數。新加坡政府內第四級公務員(從事體力勞動的打字員、司機、雜役人員等)與一般產業工人相比，1985年的工資收入月平均約10800新元，是產業工人月平均工資約600新元的16倍強。除此以外，政府還給他們以較優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假期、有限度的醫療照顧、免費在職培訓、貸款等等。正如李光耀總理在1985年3月22日向議會解釋提高內閣部長工資水平的理由時所言，支付給政府領導人最高的工資，是建立廉潔政府的保證，若他們收入太低，他們就難以抵制誘惑而去貪污受賄。
總的來說，新加坡政府嚴格的選拔、錄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種嚴格的防貪反貪規則，公積金制度和以棒養廉，定期培訓等制度，對中國政府的廉政建設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香港政府反腐敗經驗與啟示
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國際清廉指數(CPI)排名中，香港均名列第16位，為亞洲第二。歷史上的香港，腐敗現象發生率極高，為了建設廉潔政府，香港付出巨大努力。
第一，設立強大的反腐機構。
20世紀60、70年代，腐敗近乎無孔不入。1973年4月底，爆發總警司葛柏貪污潛逃案，涉案金額超過他工作20年全部薪水的6倍之多，激起市民義憤。剛剛上任的港督麥里浩，為平息民憤，決心徹底查處此案。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過《香港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即《廉政公署條例》)，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簡稱廉政公署 (ICAC)或廉署。設執行處、防止貪污處、社區關系處三個專職部門和一個行政總部。廉署的成立，標志著香港反貪獨立機構的誕生，也標志著香港廉政建設邁入了新階段。
廉署成立後，立即對葛柏案深入調查。1975年1月，葛柏終於被法院裁定兩項受賄罪名成立，判4年監禁。此後，廉署又對公務員全面整頓，僅在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間，以貪污罪被判入獄的警官達260名，而當時全港警察人數不過2萬。反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強了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也確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無可替代的地位。
自成立之日起，廉署的使命就確立為：「致力維護香港公平正義，安定繁榮，務必與全體市民齊心協力，堅定不移，以執法、教育、預防三管齊下，肅貪倡廉。」其目標是：「以有效方式調查和檢控貪污，積極推行防貪措施以杜絕貪污機會，教育市民認識貪污的禍害及爭取他們對肅貪倡廉工作的支持。」三管齊下的科學設置，使廉署始終保持高效率運行，並將廉潔社會的理念植入民心。前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認為：「香港之所以能以廉潔的公務員隊伍和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稱譽海外，廉政公署實在居功至偉。」
第二，建立完善的法制體系。
完善的法律體系是反腐工作的保障。香港廉政建設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立法的完善。1897年12月加日香港政府制定《賄賂輕刑治罪條例》，首次將行賄與受賄作為同罪並罰，是個偉大創舉。1948年頒布了《防止貪污條例》，並設立反貪污科專門負責肅貪。然而，在嚴重腐敗的警務處管轄之下反貪，只是徒有虛名。甚至於「賄賂反貪污部門的代價比原來賄賂政府某雇員的代價還要高」，一位議員在其自傳中描述到。針對反腐敗法律依據的不足，又於1971年5月頒布《防止賄賂條例》，制訂了更具體的規定。
1974年在籌備廉政公署時期，香港政府總結了以往反腐工作的得與失，得出結論：反腐機構必須保持獨立，否則，就會「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因此專門頒布《廉政公署條例》，賦予廉署廣泛權力。例如：在逮捕貪污嫌疑犯前，廉署官員有權不先行通知就展開搜查和取證；還有扣留嫌疑犯旅行證件的權力，可有效阻止攜款逃匿行為。這些權力對於交通發達、人口流動量大的香港來說，尤為必要。在眾多港產影視中，常能看到罪犯作案之後輕松「跑路」(出逃)，如同兒戲。在現實工作中，如不能在第一時間抓捕罪犯，損失就無以估量。
第三，廣泛的市民教育與社會監督。
英國著名歷史學教授阿克頓勛爵作過精闢的論斷：「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任何權力都需要監督與制約，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和分權，最終只能導致腐敗。法律規定，廉政公署官員向行政長官負責並接受其監督；行政長官接受立法會監督和質詢；立法會決定是否授予或撤消廉署權力。還特別設立了4個咨詢委員會，即貪污問題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咨詢委員會、防止貪污咨詢委員會和社會關系咨詢委員會，全面監督廉署的運行過程。
香港電視、廣播、報刊、網路等傳媒活躍，形成了強大的輿論權力，對監督政府和官員功不可沒，被譽為促進社會良好運轉的「推進器」。政府也通過媒體，廣泛開展反貪污腐敗的宣傳和教育，為遏止腐敗、樹立廉潔風尚發揮巨大作用。
香港廉政建設有今日的成就，決非一時之功，而是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得來的。不僅得益於完善的廉政法律體系和制度設置，更重要的是將廉潔、公正的觀念植根於群眾心中。這正是香港成功的秘訣。

三是運用高新技術手段可以建立有效的輿論監督機制。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社會權力制衡和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輿論監督能將黑暗骯臟的交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為千夫所指的丑聞，能夠迅速將人民群眾的情感和呼聲高度聚焦在腐敗的國家公職人員及其案件_匕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迫使紀檢和司法機關秉公辦事，依法懲處腐敗行為，警示其它國家公職人員不要以身試法。信息技術在這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可以建立網路媒體對事件的快速反映機制，把信息觸角進一步向社會、向基層、向群眾延伸，進一步拓展輿論信息來源，形成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輿論信息網路，從而在防治腐敗工作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孫志剛案促使延續了幾十年的收容條例廢止，韓桂芝案浮出水面都充分說明了信息技術在防治腐敗領域的強大威力。
防止腐敗建設廉政體系，不僅是實踐問題，而且也是理論問題，理論不清，實踐活動必然遭遇困惑和尷尬。開展反腐敗斗爭，最理想的莫過於將腐敗現象一掃而光，但由於腐敗是權力的派生物，只要有權力和腐敗溫床的存在，那麼，不管如何竭盡全力嚴厲打擊，腐敗行為都不會全部消失。因此，建立科學的廉政體系只能極力遏制腐敗行為的發生而無法根除。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腐敗行為發生的時空具有變異性，因此，在現階段，當我們找到了腐敗問題的表現及發生的原因時，眼光和精力還不能完全停留此時此刻此地，還必須將相當的精力放到預測腐敗發生的新時空上。這就要求我們要有新的視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及全社會的協同合作，進一步完善廉政建設的策略與方法。

㈧ 新加坡《防止腐敗條例》在哪一年

新加坡防止腐敗法 (1993年3月15日)

㈨ 李光耀談「新加坡模式」：我們是如何反腐的

我們會接受那些能夠使國家運轉得更好的美國式的制度和做法，但我們也要保持自我。在這個變動的世界裡，固步自封者會失敗。 比如說，我們取消了一夫多妻制，所有的婦女都受到教育，獲得公平的就業機會，男女平等。但在這一進程中，也出現了新問題。因為平等了，婦女不必結婚，掙錢可以比男人多。30％的男性和女性是未婚的，而且已婚夫婦平均也只有1.2個孩子。所以，我們正在大量從整個地區以及從印度和中國移民。但這些移民一旦留下來成為新加坡公民，也只有平均1.2個孩子了。我們不得不面向男女機會平等的新社會結構作進一步調整。 李光耀：不同意。如果我們是公司，目標就是盈利。新加坡社會的目標是最大化地發展經濟，實現繁榮，從而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對我們所有的朋友都親切友好，彬彬有禮，而且有幫助。 看看美國，它有非常有活力的經濟，其制度是贏家通吃。如果你是網球冠軍、高爾夫球冠軍或籃球明星，你能掙好幾百萬美元。不僅因為獲獎，還因為可以賣冠名權給各類消費品，所以老虎·伍茲成了億萬富翁。我們鼓勵這樣的做法。區別在於，在美國，如果你是輸家，你就淪落到社會底層；在新加坡，即使你輸了，政府仍然會確保你有體面的生活，確保你所有的孩子將來能和別人得到同樣的機會。 李光耀：我們相信自由市場經濟。但自由市場經濟的收益不能以自由放任的方式進行分配。通過稅收制度，我們進行收益再分配，使居者有其屋；子女可平等地受到教育（不論貧富，上教學質量一樣的學校）；如果你去醫院或診所，你能得到同樣的基本醫療服務，但是付不同價格；我們也有面向全民的娛樂設施。不過我們不是完全平等的社會。在完全平等社會，沒有人會盡全力，社會將會蒙受損失。 李光耀：中國面臨著嚴重的腐敗問題。因為在整個中國歷史長河中，官員始終有特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曾創造了一種新制度，錢買不到一切。商店裡空盪盪的，人們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只能靠幹部系列中的級別獲得商品和服務。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錢很快能買到東西了，商品琳琅滿目，中國大量進口，許多商人也富起來了。官員們為掙大錢的人頒發執照，自己只拿著幾百元薪水，住小房子。所以一些官員開始為自己謀利益，導致了今天你們都看到的情況。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俄羅斯和越南。 新加坡當年怎樣應對腐敗？首先，我們沒有經歷過錢不重要的社會制度。其次，當看到腐敗大量出現在新加坡時，我們決定清除腐敗。我們的反腐辦法是自上而下。我們成功地清除了許多犯罪團伙，那些搞走私、綁架、賣淫和吸毒的華人黑社會。我們還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任何人只要發現腐敗罪就要進監獄。如果你擁有財富，但無法證明來自正常的收入來源，你就被認為涉嫌腐敗。 最重要的是領導人要嚴於律己。曾有一位新加坡的華裔部長自殺了，原因是他在出讓政府土地時受賄100萬美元，將被起訴。另一個部長因為從一個發展商那裡獲得一處豪宅而被判刑五年。從這些教訓中，人們開始知道腐敗是不可接受的。反腐現在還是很難，因為我們的商人必須要到海外投資經商，很難不通過送禮就順利開展業務。不過他們必須記住，如果回到新加坡還如此行事，等待他們的只有監獄。 李光耀：我們現在怎麼防止官員受賄？就是付他們市場水平的薪酬。政府僱用的律師、醫生和官員都可以獲得相當於私營部門同等級雇員八成的薪酬。我們通過所得稅數據了解私營部門的個人收入，將六個行業繳納所得稅的最高5％加權平均。政府就是要聘用這一水準的人。所以，在整個東南亞，我們的部長和官員是薪酬最高的，但也是最窮的。不過在新加坡，如果你貪污受賄，就會毀了將來，毀了一生。 李光耀：良好的治理並非來自意識形態驅動，需要非常務實，適應一國的國情和文化。適用於中國的辦法未必適用於印度。中國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辦法。的確，正是良治環境使新加坡成為全球的金融樞紐，基金經理們在這里管理著總額達720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80％是離岸資金，80％在新加坡之外投資。良好的治理不僅使我們受益，也惠及亞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區。在全球化背景下，為了保持高速增長，我們必須吸引海外人才，加強本地人才隊伍。有能力的人可以選擇哪裡更適合自己和家庭生活。良好的治理有助於吸引人才，例如安全的環境，平等的機會，好的教育和醫療條件，高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服務系統和充滿活力的社會環境，都有助於吸引人才。 新加坡的國有企業由我們的核心控股公司淡馬錫經管。在上世紀60年代，政府積極地成立各類公司，率先進入私人企業不願進入的領域；至80年代，淡馬錫的下屬企業發展成熟，逐步私有化並且上市。最近幾年，淡馬錫在海外進行風險投資，其長期目標是建立一個投資組合，使其資產的三分之一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發達國家，三分之一在亞洲其他國家地區。新加坡財政部是淡馬錫的單一股東。財政部要確保一個有能力的董事會來管好淡馬錫。政府不會干預淡馬錫及其子公司的日常管理，也不會給淡馬錫或其子公司任何特殊照顧。淡馬錫以商業原則經營，自由選擇本地或外國合作者，而且必須和其他公司一樣，通過競爭投標才能獲得政府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