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規君君

『壹』 孔子的貢獻

孔子在教育上有三大創造和貢獻：

一是春秋時期，王官之學衰微，孔子首開私人講學之風，設杏壇講學授徒，整理並以《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為教材，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教育內容；

二是打破教育上貴賤貧富的等級，提綱「有教無類」，使人人享有教育的平等權利，學生眾多，史稱「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三是主張尊師重道，「三人行，必有吾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和因材施教、學思並重、舉一反三、啟發誘導的教學原則及「不恥下問」的學習態度，等等，至今為人所稱頌和沿用。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職業教師，也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教育家，他也由此被稱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

孔子的創新精神及其學術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孔子開創了我國人本哲學發展的先河。人類自從脫離動物而成為人類以來，就不斷地認識自然、認識歷史、認識自身。人類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處在人與自然、萬物與自我不分的混沌狀態。
第二，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哲學體系。
第三，孔子創立了全新的「德治」理論。
第四，孔子首創「平民教育」。
第五，在人類智慧的開發上，孔子創造了「中庸」之道的認識方法。

以上是孔子對我國思想文化創新的主要方面。由於孔子具有大膽的創新精神，因而才能創立獨具特色的、有別於傳統思想文化的儒學體系，這個儒學體系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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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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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貢獻
孔子思想、學說的精華，比較集中地見諸於《論語》一書，共二十篇，一萬一千餘字。《論語》就是孔子的語錄，也有一些是對孔子弟子言行的記錄，是孔子及其再傳弟子對孔子言行的追記。此書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它的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們民族的血液，沉澱在我們的生命中，鑄成了我們民族的個性。《論語》一書集中闡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涵----仁。「仁」是一切理論的中心，所有的關於「仁」、「樂」的規范，都不過是手段，是為實現「仁」這一道德的最後完美服務的。《論語》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漢時期就傳入了朝鮮和日本，日本〈大寶令〉還指定它為日本學生的必修課。1594年，傳教士利瑪竇將它譯為拉丁文後，它又被轉譯為意、法、德、英、俄等多種文字，在西方各國廣泛傳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為「仁」即「愛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論點，提倡「忠恕」之道，又以為推行「仁政」應以「禮」為規范：「克己復禮為仁」。對於殷周以來的鬼神宗教迷信，採取存疑態度，以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注重「學」與「思」的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而知新」等觀點。首創私人講學風氣，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強調「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張，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實副其「名」，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觀點。自西漢以後，孔子學說成為兩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文化正統，影響極深。

說到治理國家，孔子重視民生疾苦，呼喚仁政，希望統治者以仁義之心待民，他說「苛政猛於虎」，他還強調無論什麼法令法規，統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在人際交往中，孔子強調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實誠信的態度對人，以恪盡職守的態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在為人處世上，孔子提倡自愛和愛人。孔子對天命持謹慎態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切要看個人後天的努力。當然，〈論語〉中也有一些思想是與歷史潮流相背離的，如他政治上的復古傾向，他對等級、秩序的過分強調，他的內斂的人格價值取向等，這一切都不可否認的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需要我們用現代意識對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類文明剛剛露出曙光的先秦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讓我們這些後人為之驕傲的。

教育貢獻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詩》、《書》、《禮》、《樂》為教，更以他至偉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動一靜而示範為教。是他開了我國歷史上私人講學的先河，將以前學在官府，文化知識是貴族們的專利的現象，移植到民間。他首先提出「有教無類」的方針，不分貧賤富貴，均可以在他那裡受教。在弟子中，貧如顏回，富如子貢，貴如孟懿子，然絕大多數是平民子弟，有來自衛、齊、陳、吳……等國的，真可謂桃李滿天下。其教學目的，是傳他的人道學說。即克己復禮為仁，變化學生氣質，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終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國、平天下的棟梁之材。並採用「因材施教」和啟發式的方法，培養學生的「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恥下問」……等風范。更以他誨人不倦的精神，對學生入如慈母般地關懷備至，如嚴父般地導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長，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參之魯，子張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體而任傳道之責，成為宗聖。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語言：宰我、子貢。政事：冉求、子路。文學：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故能將浩瀚的傳統文化推廣和流傳下來。

由於孔子在講學中，所下的功夫已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師嘔心瀝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發自內心的崇敬。他們追隨、侍奉、保衛他，他們隨他一起奔波行道，周遊列國，備受艱辛與飢餓而毫無怨言。當有人詆毀孔子時，則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當遇到危難時，則捨身護衛。夫子逝世，弟子們如喪考妣，皆在墳周服喪三年。子貢獨守六年。其尊師重道精神，至今仍傳為佳話。後人尊孔子為「至聖先師」是當之無愧的。他的許多教育理論和方法，是當今廣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資源。我們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藝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當時好像沒有學籍管理制度，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誰早不可考，至於配享了孔廟的這七十二個高徒，然而這些先生們都是上古人物，我們隔著幾千年歷史遙遙望去，只彷彿仙靄里頭看神仙，影影綽綽只能看個大概，沒法子畢見其纖毫。而我們上古的出版業又實在落後得驚人，一切文獻，全靠用刀來刻，諸般辛苦之中，難免出現錯別，以至以訛傳訛；更有班愛牽強附會的所謂高人，將錯就錯，胡亂解釋一通，竟就解釋出無窮深意來，甚至被當作了不可改易之經典。於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兩個甚或多個高人，各自拿有一個不同的版本，則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爭個頭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東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們卻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稱謂和說法。比如這孔門七十二聖人的尊姓大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與《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權威資料，可是竟也出入頗大，比如子聲在《史記》上叫樂咳，在《家語》上卻叫樂欣；子徒在《史記》中叫鄭國，在《家語》中卻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舉，將哥哥的女兒嫁給了他的子容，在《論語》叫南宮適，在《史記》叫南宮括，在《家語》里，又叫南宮韜了。等等等等，參差處極多。這些一人多名現象，差不多都是拜傳刻錯誤所賜。而且《史記》與《家語》所開列的，都並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記列了七十七個，還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開頭。誰知道孔子到底說沒說過這句話。《家語》更是荒唐，題目明明寫著《七十二弟子解》，里頭開列的，卻足足七十六人，最後還又總結說：「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睜著大眼說瞎話，難道連個數都不會數？司馬遷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這孔門弟子花名冊，卻不知該折中於誰。今較其兩者，以《史記》去孔丘時代相對較近，且以實史聞名；而《孔子家語》雖以「孔子家語」名書，卻歷來被視為偽書，當作三國時王肅因襲前人書簡加以修補編定，相對之下，似不如《史記》足憑。兩者相權，取其最接近於真實者。所以，俺決定以《史記》為基礎，與《家語》相雜較。司馬遷所列這七十七人中，說不得有五個是編外人員，至於是哪五個，俺就不得而知了，在這里還請博物君子垂教。

『貳』 儒家思想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第一，儒家思想在仁政，為人的闡述上的確有點道理，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如果天下的君臣民都能按他的要求來做，那天就是充滿了真善美。但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的門徒和儒家的學者是世界上最最執著，最最頑強，最最富有事業心的人。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各國為富國強兵，法家和墨家的思想比較流行。儒家思想是最不受歡迎的東西，但孔子帶學生周遊列國去宣揚他的學說。孔子死後，他的學生們把他的言論匯編成論語，繼續不斷地發展孔子儒家的理論學說並沿街叫賣，一直到漢武帝時的衛倌。終於給他搞成功了。
第三，中國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終於成為一個比較完整和穩定的國家。這時候儒家思想的精髓就被統治者看重並拿了出來。儒家思想的精髓其實就兩點。
1，崇古。他們認為，古時候的東西都是好的，完美的。就像孔子特意要為西周的禮儀專門請教當時東周國家圖書館館長的老子。他認為，如果現在的人不去破壞過去的禮法，就沒有世間的動盪了。就像漢什麼帝（名字俺忘了）要修改國家的法律法規，問下面的大臣，那位大臣（儒家的。不好意思，名字俺也忘了）對他說，現在的法律法規是高祖皇帝和蕭大丞相制定的，皇上你的才能比高祖如何？俺的才能比蕭大丞相如何？那位皇上當然不能說自己比高祖老流氓劉邦更高啦。那位大臣說，既然我們都比不上他們，所以，高祖和蕭大丞相制定的法律法規當然是最最完美的啦。皇帝雖然胸悶，也沒辦法。有句名言叫「按既定方針辦」就是這個意思。
2，克己復禮。這是當一個平常人成為統治者後最最看的上，聽的進，用得著的東西。天下都是搶來的，打來的，搞到手是很不容易的。既然搞來了天下，誰又願意失去呢？那麼就要大家安次序坐好，都要聽話，不要把屁股放在不該放的地方。有點想法是可以的，但要有克制，不能違了禮數，那樣會大逆不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規規矩矩，那樣就能世世代代了。君父，就要施仁政，臣子就要獻孝心，所以就有了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之類的東西。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人性能得到發展嗎？
這樣的話，法家的思想是追求社會的不斷的變革，墨家的思想是猶如現在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怎麼能讓統治者看的上，那不是要挖自己的祖墳嗎？
儒家思想統治了中國兩千年，在這兩千年裡，幾乎抹煞了其它的所有的思想體系，中國的知識分子浸淫其中不能自拔，因為那是要出人頭地的唯一的小徑，從而抹煞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造性。在這兩千年中，由於思想的禁錮，中國幾乎無科學而言。當西方列強帶著洋槍洋炮來到中國的時候，就難免的挨打，而且是幾乎沒有還手的餘地。
到今天還有人在談儒家思想的如何如何的有用，俺不知道他們是很懂的在談還是不懂亂談，估計是兼而有之。但這種思想是非常非常有危害性的，就像當官要為民作主一樣，看上去是很有道理，但骨子裡就是把自己當成了人民的主人。

『叄』 求東漢的法律大概

（1）「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一統紀」、「明法度」（維護皇權的《春秋》漢統說）：把孔子的大一統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權思想捏合在一起，力求加強君權，主張封建大一統必須「一統於天子」；君臣關系是「強干弱枝」、「大本小末」的關系；加強君主集權和維護封建大一統的關鍵在於統一思想，採取儒家仁義、禮治學說，用儒家思想統治其他各家的主張；只有禁絕異說，用儒家學說統一思想，才能統一制度、統一法令，使上下有所遵循；這種大一統思想對加強君主集權和鞏固封建統治起了重要作用
（2）君權神授、法自君出：（天人感應論）天是有意志的、至高無上的人格神，人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人的形體、構造和情感與天相同，天不僅是人的創造者，還時刻關注人的活動，人的活動同時也影響天的反應；天人感應論實際上是為君權神授提供理論基礎，對天的神化最終是為了對地上的君主的神化，「受命之君，天意之所為也」，君主實際上是天在人世間的全權代表，「王者，承天意以從事」；加強君權的同時也要對君權有所限制，使君主不能偏離正道而胡作非為，強調君主受天的監督，「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王道配天」，這里的「天」是封建統治秩序的代名詞
（3）三綱五常：以天人感應論論證封建倫理綱常的合理性和永恆性
①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用陰陽五行說加以論證（「陰者，陽之助也」，陽，永遠處於主導地位，陰，永遠處於從屬地位）；三綱中最重要的是「君為臣綱」，是第一綱，後二個服從君權，三綱分別代表封建君權、族權和夫權，再加上神權，則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同時也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繩索；三綱是綱常名教的核心，也是封建立法與司法的指導原則
② 五常：仁、義、禮、智、信；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永恆不變的准則；是調整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關系的基本准則
③ 三綱是倫理，五常是個人的德行；三綱五常是董仲舒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封建統治思想的核心，成為社會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則
（4）德主刑輔：基本精神是強調教化，主張以「仁義」代替嚴刑；犯罪的根源在於統治者的過度壓榨，使得人民失去生路，因此，減少和防止犯罪要靠「德治」，即減輕租賦和加強教化，同時也重視刑罰的作用，總的說來，先德後刑；其中的重民思想是積極因素；道德教化和法律在不同的領域發揮著相同的作用，即「其事異域，其用一也」；董仲舒所提出的德教內容沒有超出孔孟，目的在於削弱諸侯，加強中央
① 從陰陽五行論證德主刑輔說，「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給德主刑輔說披上一層神秘的宗教外衣，陽是恩德，陰是刑殺，天欲生不欲殺，尚德不尚刑
② 把陰陽五行和人性論捏合在一起論證德主刑輔說，即性三品說，天有陰陽二氣，人有貪與仁兩種品性，並且分別是陰和陽的體現；人的品質性分為三等，即聖人之性（天生的善性）、中人（民）之性、斗筲之性（天生的惡性），聖人之性和斗筲之性都是不可改變的，因而不是性，只有中人之性可稱為性，而且絕大多數人屬於中人，這種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惡，可能接受教化而為善，也可能不接受教化而為惡，其關鍵在於教化，用德教扶植使其為善，以刑罰抑制使其不為惡，但以德教為主，為政必須「以教化為大務」
③ 把德主刑輔說成是天的意志，以神權掩蓋其封建倫理綱常和刑罰的階級本質；德主刑輔說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統治人民的基本方法
（5）《春秋》決獄和原心定罪
① 用《春秋》經義解釋法律和指導司法實踐，其原因在於a從內容上講，《春秋》貫穿一個基本思想，即強調「親親」、「尊尊」的原則和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制度b從文字上講，《春秋》的文字簡單而隱晦，便於隨意引申附會；董仲舒是引儒家經義斷案的第一人，他以《春秋》經義附會漢律，以儒家的法律觀來指導法律的實踐，把儒家經典中體現的封建倫理運用於審判中，比較集中地概括了兩漢刑法觀點，體現儒家的法律觀
② 強調原心定罪，根據犯罪動機，即心理善惡來定罪，而把行為、後果等置於次要
③ 「本其事，原其志」：所謂「本其事」就是本於《春秋》，實際上是沒有固定的標准，一切以斷案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謂「原其志」就是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為封建官吏（酷吏）的司法專橫和任意出入人罪（罪刑擅斷）開了方便之門，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封建統治者的繁法嚴刑，也曾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
④ 體現西漢封建法制和法律思想的特點：將儒家經義置於法律之上並用來指導司法實踐，這一方面說明隨著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獨尊儒術，儒家的刑罰思想也取得了正統地位；另一方面表明當時的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和完備，還沒有把三綱五常所體現的封建宗法等級原則具體為法律規范，儒家經典尚未法典化，儒經與法典、禮與律處於分立狀態，禮律結合尚需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肆』 孟子名 孟子是我國古代的 ， 孔子名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 家

經常有人說，孟子的孔子的學生，其實不然，兩人相去百年，相通而又相別。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他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

孔子其思想以「仁」為核心，以為「仁」即「愛人」。提倡「忠恕」之道，又以為推行「仁政」應以「禮」為規范：「克己復禮為仁」。對於殷周以來的鬼神宗教迷信，採取存疑態度，以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注重「學」與「思」的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而知新」等觀點。首創私人講學風氣，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強調「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張，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實副其「名」，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觀點。
在治理國家方面，孔子重視民生疾苦，呼喚仁政，希望統治者以仁義之心待民，他說「苛政猛於虎」，他還強調無論什麼法令法規，統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在人際交往中，孔子強調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實誠信的態度對人，以恪盡職守的態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在為人處世上，孔子提倡自愛和愛人。孔子對天命持謹慎態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切要看個人後天的努力。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山東鄒城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是子思（孔子之孫孔伋）的弟子，而子思受業於曾子。曾子是孔門之學的重要繼承者，所以也說孟子是孔子的再傳弟子。他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稱。

孔子與孟子相隔百餘年，當然也就沒有師生之誼了，但在儒家傳統中，他們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但他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孔子有一種輕松愉快地感覺，能夠以「君子坦盪盪」的風格，避免「小人長戚戚」的態度去保持悠閑，他還會說飯菜做得不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剪裁都合式。孟子則凡事緊張，提出「皰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孔子認為性惡來自天性，而孟子則主張善論「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對「禮」十分重視，提倡克己，復禮，正名，復古；孟子則不大拘泥於「禮」，主張改弦更張，突破「禮」的約束。孔子與孟子同為儒家文化的大師，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講求「仁者愛人」，但是二者卻有著較大的區別。
首先，從兩人的人格來看。孔子偏向敦厚，他是老師，也是長者，寬恕始終是他的人生信條，敦厚中是蘊藏著凜凜正氣。孟子更偏向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諸侯交相攻伐，仁義拋諸腦後，「興滅繼絕」的傳統煙消雲散，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他把個人與社會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懸為己任，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從對後世文人的人格的影響來看，孟子的影響超過了孔子。
第二，從他們對「仁」的看法來看，孔子是大廈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廈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針對「春秋無義戰」提出了「仁」思想。孟子則在「仁」的基礎上將其形象為「不忍之心」，進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種從社會道德到社會政治的一個飛躍，這種飛躍將能更好的鞏固「仁」的觀念，並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孔子的施政綱領比較簡單原始，孟子的施政綱領則詳細具體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禮樂」二端，他的「禮」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樂」就是「浴乎沂，風乎舞雩，沐而歸」，簡言之就是簡政施仁。孔子也贊同發展經濟，也贊同用適當的刑罰來懲戒，不過，他不贊成濫施刑罰。孟子則不同，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可誅殺「獨夫」，雖多了點殺伐之氣，卻表現出其朗朗正氣；他認為樂也當用來治理國家，「古之樂猶今之樂」，為君者當「與民同樂」，以此來教化百姓。孟子不贊同刑罰，他認為施刑是「網民」，他倒贊同教化「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他最贊同的是發展經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十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的經濟就是「教養」二大端，畢竟「倉廩實而後知禮節」。孔孟之別是時代造成的，並非兩人性格有多大差異。

『伍』 孔子認為道德上有修養的人應具有哪些優良品質

孔子是一個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個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個品德高尚的知識份子。他正直、樂觀向上、積極進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會。他的成功與失敗，無不與他的品格相關。他品格中的優點與缺點，幾千年來影響著中國人，特別是影響著中國的知識份子。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3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

與人為善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則。

付給你一些孔子的其他資料，以便需要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名字：Confucius。在家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稱為孔二,春秋後期魯國人，漢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農歷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鄒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大約在孔子前幾世就沒落了。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相傳收弟子多達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 孔子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學學派的創始人，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魯，專心執教。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學術貢獻

孔子思想、學說的精華，比較集中地見諸於《論語》一書，共二十篇，一萬一千餘字。《論語》就是孔子的語錄，也有一些是對孔子弟子言行的記錄，是孔子及其再傳弟子對孔子言行的追記。此書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它的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們民族的血液，沉澱在我們的生命中，鑄成了我們民族的個性。《論語》一書集中闡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涵----仁。「仁」是一切理論的中心，所有的關於「仁」、「樂」的規范，都不過是手段，是為實現「仁」這一道德的最後完美服務的。《論語》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漢時期就傳入了朝鮮和日本，日本〈大寶令〉還指定它為日本學生的必修課。1594年，傳教士利瑪竇將它譯為拉丁文後，它又被轉譯為意、法、德、英、俄等多種文字，在西方各國廣泛傳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為「仁」即「愛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論點，提倡「忠恕」之道，又以為推行「仁政」應以「禮」為規范：「克己復禮為仁」。對於殷周以來的鬼神宗教迷信，採取存疑態度，以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注重「學」與「思」的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而知新」等觀點。首創私人講學風氣，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強調「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張，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實副其「名」，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觀點。自西漢以後，孔子學說成為兩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文化正統，影響極深。

說到治理國家，孔子重視民生疾苦，呼喚仁政，希望統治者以仁義之心待民，他說「苛政猛於虎」，他還強調無論什麼法令法規，統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在人際交往中，孔子強調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實誠信的態度對人，以恪盡職守的態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在為人處世上，孔子提倡自愛和愛人。孔子對天命持謹慎態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切要看個人後天的努力。當然，〈論語〉中也有一些思想是與歷史潮流相背離的，如他政治上的復古傾向，他對等級、秩序的過分強調，他的內斂的人格價值取向等，這一切都不可否認的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需要我們用現代意識對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類文明剛剛露出曙光的先秦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讓我們這些後人為之驕傲的。

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也常發表一些見解，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 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 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魯昭公25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准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魯昭公27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後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稱為「陪臣執國政」，因此孔子雖有過兩次從政機會，卻都放棄了，直到魯定公9年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孔子已 51歲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魯定公12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孫子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採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後來墮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魯定公13年，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桓氏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並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55歲。

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准發給孔子俸粟6 萬，但並沒給他什麼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於是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後，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後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於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後，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

魯哀公2年（孔子59歲），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國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意見，怕孔子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7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一死。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魯哀公16年，孔子73歲，患病，不愈而卒。

孔子家世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國的一位大夫，做過大司馬，在宮廷內亂中被殺，其子木金父為避滅頂之災逃到魯國的陬邑，從此孔氏在陬邑定居，變成了魯國人。

孔子的父親叫叔梁紇（叔梁為字，紇為名），母親叫顏征在。叔梁紇是當時魯國有名的武士，建立過兩次戰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紇先娶妻施氏，生9女，無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稱孟皮。孟皮腳有毛病，叔梁紇很不滿意，於是又娶顏征在。當時叔梁紇已66歲，顏征在還不到20歲。據《史記》記載，孔子並非婚生子。他母親生他時只有18歲，而父親已經70歲了。孔父在孔子三歲時去世，從此他跟隨媽媽過上了貧窮的生活。孔子曾作過各種各樣的工作：牧牛羊、記賬的以及圖書管理員。22歲時，孔子的母親去世，他服了三年喪。 孔子53歲時晉升為大司寇，在魯國服侍兩年後孔子辭去職務，因為他對諸侯的政治極為不滿。

據《論語》記載，魯國當時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榮。但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孔子沒有在魯國或別的國家擔任過重大職務。傳說魯國的鄰國齊國 擔心魯國太過強大會威脅到齊國，於是為了破壞魯國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馬和八十位美麗的舞女給魯國諸侯。魯國諸侯遂沉溺於安逸享樂之中，對政務不聞不問，甚至有一次連續三天沒有上朝。孔子極為不滿，踏上了長途之旅（周遊列國），拜訪中國中北部的一些小國，包括衛、宋、陳、蔡。他宣揚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並沒有哪國去實施。孔子68歲回到家鄉教書，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編纂了傳承先哲智慧的結晶——《五經》。由於不能承受失去兒子和自己的心血的雙重悲痛，孔子於72歲(或73歲）與世長辭。

『陸』 北大光華mba 申請短文怎麼寫

北大光華MBA寫申請短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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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自己的一個介紹，也就是從自己的學歷、工作和自己的個人生活這些方面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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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什麼是倫理學

倫理學
ethics

關於道德的科學。又稱道德學、道德哲學。在西方，倫理學一詞源出希臘文ετησs，意為風俗 、習慣 、性格等。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最先賦予其倫理和德行的含義，所著《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為西方最早的倫理學專著。在中國古代沒有使用倫理學一詞，19世紀後才廣泛使用。
倫理學以道德現象為研究對象，不僅包括道德意識現象（如個人的道德情感等），而且包括道德活動現象（如道德行為等）以及道德規范現象等。倫理學將道德現象從人類活動中區分開來，探討道德的本質、起源和發展，道德水平同物質生活水平之間的關系，道德的最高原則和道德評價的標准，道德規范體系，道德的教育和修養，人生的意義、人的價值和生活態度等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與經濟利益和物質生活的關系、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系問題。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對立的倫理學派別。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將道德作為社會歷史現象加以研究，著重研究道德現象中的帶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問題，從中揭示道德的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強調階級社會中道德的階級性及道德實踐在倫理學理論中的意義。
倫理學與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哲學是倫理學的理論基礎，人們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對人們的道德實踐有著直接的影響。同時，倫理學與美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教育學等學科也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倫理學的理論在分化和綜合、對立和融合中逐步完善，其研究的領域也在不斷擴大。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直到今天應用倫理學基本上還只是一個相當籠統的概念，它只不過是關於諸如醫學、經濟、政治、生態、科技及國際關系等不同領域的現實的倫理問題之研究的一個總稱。

而現代意義的醫學倫理、經濟倫理、政治倫理、生態倫理、科技倫理、兩性關系倫理、媒體倫理、網路倫理、動物倫理及國際倫理等等是最近二十年來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與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而興盛起來的哲學學科，它們試圖對各自領域中涌現出的緊迫的倫理道德問題，提出某種有說服力的解答。例如：

醫學倫理是應用倫理學中發展最為迅猛、爭議最為激烈的一門學科之一。眾所周知，珍視與保護生命是傳統倫理學的一項基本原則。然而這一原則在現實的醫療實踐中經常受到墮胎、植物人等問題的挑戰。這就在醫學倫理界引發了對一系列相關課題的論爭：生命有沒有價值等級？人類胚胎是否算人？如果不是，胚胎發展到何種階段才算是人？怎樣給死亡下一個定義？以腦死作為標准取代傳統的心臟停止跳動之標准，從心臟還在跳動但已腦死的人體中摘取健康器官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如何實現醫療資源的公正的分配？另外，傳統醫學倫理對醫護人員的道德要求主要是「關護」、「不傷害」，在這里並不十分注重診斷、治療和純粹研究過程中病人自身的同意或拒絕的權利。而當代醫學倫理則要求醫生應更多地考慮到病人在決策中的參與，並通過向病人告知未來治療活動的意義、機會、後果和危險而為病人的自我決斷創造條件。病人的知情權、隱私權、艾滋病病人的受尊重及受保護之權益、絕症病人選擇安樂死之權益以及如何處理醫生的救死扶傷的職責與病人的自決權之間可能發生的沖突等等，構成了當代醫學倫理學家研究與爭議的基本課題。

經濟倫理不僅涉及到國家經濟政策的宏觀調控，涉及到企業在生產、銷售、廣告等各個環節在道德方面的認知與自我約束，而且還關涉到個人在生活方式、物質消費上的道德選擇。在經濟倫理領域中人們曾經就如下課題進行過爭論：經濟主體如何理解贏利慾望與道德要求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沖突？曾經有人認為，經濟行為原則上不受倫理的影響，贏利慾望是一回事，道德要求是另一回事。談經濟倫理對於企業家來說無疑是一種苛求。然而隨著市場經濟本身的成熟與發展，隨著人們對市場經濟之本質的認識的逐步深化，大多數人已經感受到：企業家不能滿足於充當只知賺錢的經濟動物，作為人他應當擁有一種對道德境界的嚮往與追求；退一步說，良好的道德形象從長遠來看對於企業而言實際上肯定也是一種寶貴的戰略投資。因而從本質上講，贏利慾望與道德要求是和諧一致的。然而市場經濟是競爭激烈的經濟，在這一前提條件下僅僅指望經濟主體的自我道德約束是遠遠不夠的。在企業家遭遇到由於宏觀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倫理沖突、道德悖論之時，重要的就不在於企業家個人的抉擇，而在於能否建立一種符合倫理要求的游戲規則。游戲規則是指經濟主體活動的外圍條件，它為經濟主體規定行為方式，指導他可以做什麼，不可做什麼；它規定競爭者們的起跑線。道德要求正是在這里體現的。在市場經濟的結構中，個體的行為不能說是善還是惡，而只能說是適應還是不適應市場。若某種經濟行為被證明是不道德的，因為市場逼迫經濟主體這樣做，那就不是企業家的問題，而是游戲規則的問題。所以在經濟活動中，不能僅僅強調個人的正當的行為，而是還更應強調正當的結構。道德應不再是作為對個體行為的評判標准，而應被視為在一個對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有約束力的外圍條件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每個經濟主體的道德義務就在於積極參與經濟制度與規則的改革。這就是目前倫理學界經常討論的所謂結構倫理或制度倫理。除了宏觀制度層面的倫理問題之外，經濟倫理也體現在中觀層面的企業行為內部。企業遇到倫理問題，如何解決呢？那就是要通過所有當事人都參與的對話交談來解決。企業應有這樣一種道德敏感性：任何一種經濟行為，在其後果有可能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原則上就必須放棄。如果不放棄，就必須通過和平的對話和交談，在理性論證與自願的條件下，形成一個包括企業與被企業行為所影響的人在內的所有當事者都能接受的共識，保證利益的共享和後果的共同承擔。這樣一來，對話作為一種操作程序構成了企業倫理的核心。相應於所謂制度倫理或結構倫理之說，我們也可以稱這種意義上的企業倫理為程序倫理。

政治倫理一方面研究憲法、政體的倫理特徵，另一方面探求政治論爭的道德內涵。政治倫理中各種各樣的理論從古至今一直都是圍繞著對自由、平等與公正的論證來展開的。隨著應用倫理學的興起，除了兩種自由主義（亦被稱為自由主義與共同體主義）之爭外，有關社會財富的公正分配的問題也已成為政治倫理學的一個核心內容，這一內容在西方具體表現為如下的爭論：國家有沒有權利通過徵收累進稅的方式將富人合法獲取的財富的一部分提取上來，然後作為社會救濟金再轉發給貧困的人，從而使本屬道德范疇的扶貧濟困的行為法規化，即以強制性的方式實現社會的道德理想？贊同的一方認為只要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與共識，國家就有權這樣做。而反對的一方則主張國家行為的合法性來源於預先設定的法律原則。法律上的最高原則就是禁止強迫他人的意志，只要他並沒有以暴力或欺騙的手段強迫別人的意志。因此，國家只要超出禁止強迫他人意志這一最高的法律之界限而追求社會福利或繁榮的目標，具體而言通過強制性的稅收——盡管納稅人並不樂意——來實現對弱勢群體的援助，便完全是不合理的，甚至可以說是非法的。

法律倫理所探究的是立法程序與法律規範本身的道德性，其目標在於使倫理要求在相應的社會機制中得以實現。一般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則是最基本的道德。相對於道德，法律具有明確、時效、強制性的約束力與制裁力的特點，而道德則不然。因此從整個社會的宏觀角度來看，道德歸根到底必須依靠有效的法律體系才能發揮作用。然而在特定的情況下，法律與道德也會發生矛盾或沖突，如某種法律、法規本身並不公正、不道德。於是，就會出現兩難抉擇：人們是應當守法，還是違法並按照道德的要求行事？這大體上就體現了所謂天賦人權(das Naturrecht)與現行法(positives Gesetz)之間可能的矛盾與沖突問題。解決這一難題的前提，是先要區分下述三種情形：第一種是在法制國家裡，法律本身不夠完善，並不合乎公正概念的所有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公民仍應遵守法律，因為此時法律在社會穩定與安寧方面所起的作用遠遠重於法律的某些不完善所帶來的後果。況且公正概念本身也包含著對社會穩定的保全以及與此相關的價值，換言之，對現行法律的恪守本身也就是公正概念的要求。第二種情況：雖是在法制國家，但法律已嚴重違背了基本的人權價值，甚至成了壓迫民眾的規范。在這種與公正概念根本沖突的法律面前，民眾的不順從便就是正當的了。如印度的甘地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反抗，美國黑人馬丁·路德金對種族歧視政策的抗爭等。公民公開的、非暴力的反抗的目的，在於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不公正的法律秩序。第三種情況是在法西斯國家，民眾不可能也不應當守法，除了暴力革命推翻專制政權之外沒有其它出路。但是目的與手段的合宜性也是一項必須遵守的重要原則，例如對無辜平民的生命財產就不得傷害與破壞。然而上述三種情形往往是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如何作出有效的區分便是一個不小的難題。

生態倫理：從宏觀層面來看，與人類未來的生存問題關系最為密切的是生態倫理。這里最難理解的理論課題在於：我們保護動物、環境和大自然，最終是為了人類自己的利益還是這些被保護的對象本身就擁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因而人類不得予以危害？贊成前一觀點者被稱為人類中心主義派，而贊成後一觀點者則被稱為大自然權利派。生態倫理學中最難解決的實踐課題有兩個：第一，在生態危機日趨嚴重的今天，如何處理當代人利益與未來人利益的關系，具體而言，如何在不違背民主理念的前提下，促使民眾對已習慣化了的現實利益作出主動的放棄，從而使未來人類的權益得到切實的保障？第二，如何公正地分配與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保護自然環境上的責任與義務？
不斷深入，倫理學的社會價值將不斷提高。

『捌』 有關孔子的資料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國的一位大夫，做過大司馬，在宮廷內亂中被殺，其子木金父為避滅頂之災逃到魯國的陬邑，從此孔氏在陬邑定居，變成了魯國人。
孔子的父親叫叔梁紇（叔梁為字，紇為名），母親叫顏征在。叔梁紇是當時魯國有名的武士，建立過兩次戰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紇先娶妻施氏，生9女，無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稱孟皮。孟皮腳有毛病，叔梁紇很不滿意，於是又娶顏征在。當時叔梁紇已68歲，顏征在還不到20歲。據《史記》記載，孔子並非婚生子。他母親生他時只有18歲，而父親已經70歲了。
公元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曲阜城東南）。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時，叔梁紇卒，孔家成為施氏的天下，施氏為人心術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紇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為施氏所容，孔母顏征在只好攜孔子與孟皮移居曲阜闕里，生活艱難。孔子17歲時，孔母顏征在卒。
孔父在孔子三歲時去世，從此他跟隨媽媽過上了貧窮的生活。孔子曾作過各種各樣的工作：牧牛羊、記賬的以及圖書管理員。22歲時，孔子的母親去世，他服了三年喪。 孔子53歲時晉升為大司寇，在魯國服侍兩年後孔子辭去職務，因為他對諸侯的政治極為不滿。
據《論語》記載，魯國當時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榮。但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孔子沒有在魯國或別的國家擔任過重大職務。傳說魯國的鄰國齊國 擔心魯國太過強大會威脅到齊國，於是為了破壞魯國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馬和八十位美麗的舞女給魯國諸侯。魯國諸侯遂沉溺於安逸享樂之中，對政務不聞不問，甚至有一次連續三天沒有上朝。孔子極為不滿，踏上了長途之旅（周遊列國），拜訪中國中北部的一些小國，包括衛、宋、陳、蔡。他宣揚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並沒有哪國去實施。孔子68歲回到家鄉教書，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編纂了傳承先哲智慧的結晶——《五經》。由於不能承受失去兒子和自己的心血的雙重悲痛，孔子於72歲(或73歲）與世長辭。

主要弟子
相傳孔子所收弟子多達三千人，有較大成就者72人，其中最主要的有：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且列言語科之優異者。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干濟才，辦事通達。曾任魯、衛兩國之相。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馬遷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對子貢這個人物所費筆墨最多，其傳記就篇幅而言在孔門眾弟子中是最長的。這個現象說明，在司馬遷眼中，子貢是個極不尋常的人物。我們循著司馬遷的這個思路，再細細閱讀《論語》等書，便可看出子貢這個人物非同尋常。他的影響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門弟子中無人所能企及的：他學績優異，文化修養豐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財經商能力高超。在孔門弟子中，子貢是把學和行結合得最好的一位。

言偃 (前506～前443)春秋時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字子游，又稱叔氏。常熟人。22歲時離鄉北上，拜孔子為師，為其三千弟子中七十二賢之一。謙虛好學，擅長文學，曾任魯國武城宰，用禮樂教化民眾，境內到處有弦歌之聲，深得孔子贊賞。後學成南歸，從游弟子無數，被譽為傳播東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後被封為吳侯、吳公、吳國公及先賢言子等。清康熙間特設五經博士一員，由其後裔世襲。言偃對吳地文化的繁榮作出了很大貢獻。 顏回（前521～前490） 春秋末魯國人。字子淵。孔子弟子。以德行見稱。勤奮好學，篤信孔子學說，並「聞一知十」，領會深刻。為人平易謙遜，沉默寡言，才智較少外露，在行動上努力實踐孔子的理想，成為孔子最忠實、最得意的學生。孔子屢稱他品格高尚，說 他「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33歲時去世。今曲阜城北陋巷街有顏廟，亦稱復聖廟。今曲阜城東11公里防山之南程庄村東北角有顏子林，為顏回及其家族的墓地。

曾參（約前505～前435） 字子輿，春秋末魯國南武城 （今平邑）人。人們尊稱為曾子。孔子弟子。樂道養親，曾仕為小吏，以孝著稱。認為"忠恕"是孔子" 一以貫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主張"慎終（慎重地辦理父母的喪事），追遠（虔誠地追念祖先），民德歸厚」，「犯而不校（計較）」，矢志不懈地實踐孔 子學說。相傳著有《孝經》和《大學》。在孔門中被視為道統的繼承者，被後代統治者尊為 「宗聖」。《漢書·藝文志》著錄《曾子》18篇，已殘，今存《大戴禮記》中，自《立事 》至《天圓》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釋》。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廟，又稱宗聖廟。

仲由（前542-前480） 春秋末魯國卞（今泗水東）人。字子路，通稱季路。孔子弟子。以政事見稱。原為鄙野粗人，孔子設禮相誘，收之為徒。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藝，經常批評孔子。孔子了解其為人，評價很高，認為可備大臣之數，並說他使自己「惡言不聞於耳」。做事果斷，信守諾言，勇於進取，曾任衛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墮三都」之舉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後為衛大夫孔悝家宰，在內訌中被殺。 冉求（前522-前489） 春秋末魯國人。字子有，通稱冉有。孔子弟子。以政事見稱。多才多藝，尤擅長理財，曾擔任季氏宰臣。前487年率左師抵抗入侵齊軍，並身先士卒，以步兵執長矛的突擊戰術取得勝利，又趁機說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幫助季氏進行田賦改革，聚斂財富，受到孔子的嚴厲批評。

閔損（前536-？） 春秋末魯國人。字子騫。孔子弟子。以德行見稱。相傳遭後母虐待，但為了愛護異母弟而自甘受苦，諫阻父親驅逐後母，孔子曾特別表 彰他的孝行，後人將他列入"二十四孝"之中。為人謙和、清高，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季氏令其擔任費宰，逃亡齊國力辭。 宰予 春秋末魯國人。字子我，通稱宰我。孔子弟子。以言語見稱。利口辯辭，頗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和獨到的見解，孟子稱贊他「智足以知聖人」，但與孔子有較多的思想分歧。反對為父母服喪3年的禮制，主張改為1年，被孔子斥為不仁。曾在白天睡覺，孔子把他比作"朽木"和"糞土之牆"。一說後來到齊任臨淄大夫，因與田常作亂被殺。其墓在今曲阜城東3公里古城村南約500米處。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後亦稱「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晉國溫人（另有魏人、衛人二說，近人錢穆考定，溫為魏所滅，衛為魏之誤，故生二說），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門十哲」之一。

思想定位

孔子思想由原先的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成了後來中國兩千多年皇權專制社會的正統思想，這也是因孔子思想與皇權思想的某種互需性所致，經過歷代皇權的極力推崇，以致將原先孔子思想上升至神聖的地位，同時打壓其它與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觀點，造成社會思想單一與僵化，最終對後來中國的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障礙，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與落後中國社會現實。
終於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新文化的先驅們，沖破重重舊思想的束縛，通過與世界的了解，打破了舊文化、舊思想的束縛，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尤其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開創者們，在中華民族的思想創新方面可謂是繼孔子以來新文化、新思想主將，被稱為中華民族的魂。
歷經近一個世紀的風雨，孔子從被打倒在地，現今又開始重新認識孔子，可謂是認識上的回歸，先將神壇上的孔子推倒，再將孔子拉回人們中間，而不是又將其高高供奉，這才是真正的孔子所被希望的。
孔子和魯迅，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魯迅和孔子都是中國一代一代的，不斷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即使找不到還得繼續找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因為很長時間以來，人們總是把孔子和魯迅絕對對立起來。捧魯迅時，像「文革」時期，就用魯迅打孔子；現在，孔子地位高了，就用孔子打魯迅。當年就是魯迅把孔子趕跑了，現在正要把孔子請回來。但孔子和魯迅真的是決然對立，水火不容，有孔無魯，有魯無孔嗎？他們的關系究竟是什麼樣的？這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毫無疑問，魯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對孔子有很多批判，這樣的批判是有兩個層面的。首先，他們批判的鋒芒，是指向將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神聖化、宗教化的「中華中心主義」的，在當時的中國，正是這樣的中華中心主義妨礙著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驅者看來，打開思想的閘門，向世界開放，正是當務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將傳統文化絕對化的文化神話。他們的批判鋒芒又同時指向獨尊儒學的文化專制主義，其實，在晚清以來，儒學的壟斷地位已經發生動搖，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對諸子百家有更多的關注，五四時期只不過是把這樣的打破壟斷、獨尊的努力，推向自覺。
因此，我們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魯迅在內的先驅所做的，其實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們所批的正是被意識形態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從聖人的地位請下來，讓他與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麼不好？無形中，這等於恢復了孔子的本來面目」。
當然，魯迅和孔子之間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則分歧，從這一層面，魯迅也批孔子。孔子是一個「替統治者操心，拚命勸他們改邪歸正的人」，因此，他想當「國師」。而魯迅，連「導師」都不想當(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為年輕人指路？)，更不用說當「國師」。更重要的是，魯迅對統治者沒有幻想，他曾經說過，統治者遇到危機，車子要倒了，你別去扶，讓它自己倒。孔子卻拚命要扶，不讓扶也要扶。他們對於統治者的態度是不一樣的。不一樣，就有批評，說批判也行，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就是現在，有不同選擇的知識分子之間也經常有爭論，相互批判。但並不妨礙彼此在別的方面有相同之處。孔子也是「無權無勢，敢於批評當世權貴的人」，當然，他是力圖在體制內批判，魯迅則是自覺地進行體制外的批判，這確有不同，但在批判權貴這一點上，也自有相同，所謂「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們不必掩飾分歧，也不必誇大分歧。
魯迅和孔子，盡管道路的選擇有不同，但那樣的不屈不撓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勇氣，浩然正氣、韌性精神、理性實踐精神，都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精神。《論語》中最難做到的兩條：「匹夫不可奪志」，「視富貴如浮雲」，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現代知識分子中，最能體現這樣的精神的，就是魯迅。
我們可以說，從孔子到魯迅，實際上是構成了一個傳統的。我們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孔子，有了一個魯迅，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華，寶貴遺產，理應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但我們從一種變態的文化心理出發，總把他們對立起來，作非此即彼的選擇，讓他們一個損害一個，這不僅是愚蠢，更是犯罪。它對我們重新思考「如何對待中國文化傳統，從孔子到魯迅的傳統」，是大有啟示意義的。
我們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藝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當時好像沒有學藉管理制度，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誰早不可考，至於配享了孔廟的這七十二個高徒，也鮮有人能說得詳盡。今日得個空閑，將他們開列造冊，整理出來，以饗諸友。浪費時間心力做這件事，無益時用，跡近無聊，只圖能博一二朋友一觀一笑。倘竟能為有心於孔學者進行考證研究添毫發之助，則就喜出望外了。
然而這些先生們都是上古人物，我們隔著幾千年歷史遙遙望去，只彷彿仙靄里頭看神仙，影影綽綽只能看個大概，沒法子畢見其纖毫。而我們上古的出版業又實在落後得驚人，一切文獻，全靠用刀來刻，諸般辛苦之中，難免出現錯別，以至以訛傳訛；更有班愛牽強附會的所謂高人，將錯就錯，胡亂解釋一通，竟就解釋出無窮深意來，甚至被當作了不可改易之經典。於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兩個甚或多個高人，各自拿有一個不同的版本，則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爭個頭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東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們卻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稱謂和說法。比如這孔門七十二聖人的尊姓大名。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與《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權威資料，可是竟也出入頗大，比如子聲在《史記》上叫樂咳，在《家語》上卻叫樂欣；子徒在《史記》中叫鄭國，在《家語》中卻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舉，將哥哥的女兒嫁給了他的子容，在《論語》叫南宮適，在《史記》叫南宮括，在《家語》里，又叫南宮韜了。等等等等，參差處極多。這些一人多名現象，差不多都是拜傳刻錯誤所賜。而且《史記》與《家語》所開列的，都並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記列了七十七個，還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開頭。誰知道孔子到底說沒說過這句話。《家語》更是荒唐，題目明明寫著《七十二弟子解》，里頭開列的，卻足足七十六人，最後還又總結說：「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睜著大眼說瞎話，難道連個數都不會數？司馬遷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這孔門弟子花名冊，卻不知該折中於誰。今較其兩者，以《史記》去孔丘時代相對較近，且以實史聞名；而《孔子家語》雖以「孔子家語」名書，卻歷來被視為偽書，當作三國時王肅因襲前人書簡加以修補編定，相對之下，似不如《史記》足憑。兩者相權，取其最接近於真實者。所以，我決定以《史記》為基礎，與《家語》相雜較。司馬遷所列這七十七人中，說不得有五個是編外人員，至於是哪五個，我就不得而知了，在這里還請博物君子垂教。'

孔子思想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
孔子思想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儒學。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最高成果。

孔子論語
孔子的學生曾把孔子平時對學生說的話合成一本書，叫《論語》 。
《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一書比較忠實地記述了[font color=#800080]孔子[/font]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論語》共二十篇。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義」。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
《論語》成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簡介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征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孔子祖上考
當年微子在商末到長治市潞城定居，形成微子鎮 。(《潞安府志》載：「紂都朝歌，亦在畿內，微子曾是食采焉。（潞城有微子嶺、微子村）」微子嶺「在縣北二十里，上有三仁廟，下有微子村，其食邑也。」)
周朝封微子鎮人於宋 ,
孔子祖上就在這個南遷的隊伍中 ,
孔子五世祖為蔽宮廷之亂遷至魯。

孔子學院

孔子的學說傳到西方，是從400多年前義大利傳教士把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一書譯成拉丁文帶到歐洲開始的。而今，孔子學說已走向了五大洲，各國孔子學院的建立，正是孔子「四海之內皆兄弟」、「和而不同」以及「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思想的現實實踐。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學院在韓國成立以來，已有百餘家孔子學院遍布全球40多個國家，成為傳播中國文化和推廣漢語教學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孔子學院是在借鑒國外有關機構推廣本民族語言經驗的基礎上，在海外設立的以教授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公益機構。它秉承孔子「和為貴」、「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動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宗旨。

韓國人對祭孔大典申遺鬧劇

根據韓國的消息，韓國人已經在准備拿祭孔大典去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下一步就是把孔子徹徹底底的變成韓國人了，中國的論壇上卻還在為應不應該祭孔吵個不停，很多人對孔子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9月28日，是孔子誕辰2557周年，大陸與台灣同時舉行了祭孔大典。而在此前的9月26日，一組韓國祭孔大典的圖片也成為各大門戶網站的頭條。搶在中國之前大規模宣傳自己的祭孔活動，韓國人的用意又何在呢？
韓國人總是想把中華文化中的優秀成分據為己有，這已經不是第一天了。就在2005年，韓國已經將傳承自中國的端午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成為所有中國人心頭的痛。祭孔大典就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
只要你仔細研究一下韓國人祭孔的資料，就會發現他們一直在強調正宗。看過韓國人的祭孔視頻，再來對照中國的祭孔視頻，大部分人都會得出韓國人的典禮好像更正統，更高尚的感覺。韓國人的祭孔好像總和中國的對著干，你們穿滿清的長袍馬褂，我就穿正統的漢服；你們的儀式變來變去沒有定式，我們卻遵循的是古禮一成不變；你們在文革中將孔子批倒批臭，我們卻尊孔幾百年不變；你們的祭孔大典往往是政府主導活動，我們的祭孔卻是二百多所鄉校同時進行的全國性活動！
韓國人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讓人覺得只有他們才是祭孔的正統，只有他們才最有資格祭祀孔子。然後就可以拿他們幾百年歷史的祭孔大典去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相比之下前兩年中國的祭孔確實讓人有點寒心，豬屁股對著孔子的笑話，長袍馬褂太監裝的鬧劇等等，層出不窮。今天的祭孔幸好有五糧液這樣實力雄厚有儒商思想的企業相助，才不致於出現以前祭孔由於沒錢而租京劇戲裝的窘境，用五糧液祭酒也確實符合中國五穀祭祀的正統，「杯底五穀杯上液」的禮制。然而韓國在國際上對祭孔的推廣已經走在了前面，而且在過去的年代中國對孔子文化的毀壞也確實令人寒心，這使我們在韓國人面前總顯得低人一頭。
韓國人覬覦孔子不是一天兩天了，在一本韓國歷史教科書的插圖上，中國的東北，山東都成為歷史上韓國的地盤！山東都是韓國的人，山東人孔子也就理所當然是山東人。在這本韓國教科書里，「鎮壓了處於農耕文化的漢人」，「懲罰大唐的戰爭」等語句隨處可見，我們總是將注意力集中日本人的修改教科書事件上，卻沒注意到韓國人干起這種事來也是很在行。
韓國人論證孔子是韓國人還有這樣的論據：朝鮮半島最早建立政權的是商朝貴族箕子。箕子是商朝紂王的親戚，西周武王伐紂。箕子不願意接受西周統治。於是率領5000名商朝人逃跑到朝鮮半島和遼東半島，建立了政治難民國家—箕子朝鮮。而商朝大部分人都留在了中國，分布在西周封建的宋衛等多個國家。宋國的第一個國君就是箕子的親戚—微子。孔子是宋國貴族後代，當然也就是韓國祖宗箕子的後代了。
在中國人看來，這種八竿子才打的著的關系，無疑可笑又可恥，但對於看這種歷史教科書長大的韓國人來說，無疑是天經地義。所以將祭孔大典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才會得到這么多韓國人的支持，韓國人才會理直氣壯的發出「孔子是我們的」的豪論了。
篡改歷史是第一步，將祭孔大典申遺是第二步，接下來就是給國際社會造成孔子真的是韓國人的印象，最終目的是達到韓國才是亞洲文化的淵源所在，韓國文明哺育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文明！
然而這時我們中國人在干什麼？在網上就該不該祭孔吵的不亦樂乎，而總有那一部分中國人，熱衷於用各種不堪的語言來諷刺挖苦孔子和儒家文化。從文革打倒孔家店到現在，我們又有什麼資格說，比起韓國，我們的儒家文化更為正統更為全民？
不肖子孫要將祖宗拱手送給外國人了，孔子的靈魂在天上痛哭失聲。

孔子的後裔
新華網濟南2月17日電（記者劉寶森）迄今失傳時間最為久遠的一支孔子後裔，在《孔子世家譜》第五次大修過程中現身河南。據考證，這支孔子族人失散至少1200年。
據孔子 世家譜續修工作協會有關人員介紹，這支失散的孔子後裔支派目前居於河南省洛寧縣，他們是在聽說《孔子世家譜》第五次大修，向續修協會提供相應的支系家譜後，身份得到確認的。根據這支孔子族人提供的支系家譜，他們的祖先是孔子第37代孫孔齊參。孔齊參膝下三子，分別是孔克符、孔克讓和孔述睿，能與《孔子世家譜》相銜接。孔子世家譜續修工作協會《孔子世家譜》編輯部主任孔德威說，續譜過程中，續修協會對於孔子後裔的身份非常慎重，這一支後裔提供的支系族譜能上推至孔子，並有清代73代衍聖公的親筆題序，足以證明其權威性。
據《孔子世家譜》記載，孔齊參三子生活於唐代宗和唐德宗時期。據此推算，這支族人至少失散了1200年。據了解，這已是《孔子世家譜》第五次大修以來第二次發現失散千年以上的孔子後裔支系。早些時候，續修協會在山西昔陽縣發現一支在《孔子世家譜》中失傳千餘年的孔子後裔支派，但年代上略晚於河南這一支。
孔德威說，這一支族人目前已全部被錄入正在修訂的《孔子世家譜》，協會初步將他們定名為嵩山派，以區分於散布其他地區的孔子後裔。

孔子詩選

去 魯 歌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披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蟪 蛄 歌
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

臨 河 歌
鍬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註：《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嘆而作歌。」

楚 聘 歌
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獲 麟 歌
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註：《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往觀而作此歌。麟是聖世的祥物，而出於春秋末世，故孔子感到悲傷。歌見《孔叢子•記問》。沈德潛評：和平語入人自深，此聖人之言也。

龜 山 操
予慾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註：《琴操》：「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歌，喻季之蔽魯也。」《琴操》，古琴曲集，傳為東漢蔡邕輯。

盤 操
干澤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原息陬。
註：見《琴操》。
註：一、官名。西周始置。金文都作司工。現存《周禮》已失去「冬官司空」部分，僅存《考工記》一篇，故司空之職守未詳。《後漢書·百官志》在「司空」條下，原注說：「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這雖是東漢的制度，但也可大體了解司空之職掌。春秋戰國時各國亦多置之，用以掌管工程。宋國因武公名司空，曾改名為「司城」，西漢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性質已與前司空不同。哀帝恢復御史大夫之名，不久又復為大司空。東漢光武帝置大司空，旋去「大」字稱司空。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罷司空，改設御史大夫，其職掌一如司空。晉有司空，為「八公」之一，地位特高，但往往作為權臣之加官。南北朝沿設。隋唐雖設司空，為三公之一，但僅是一種崇高的虛銜。宋代亦以司空為大官之加銜。遼、金相沿，元以後廢。又習慣常以大司空之銜尊稱工部尚書。
司空主管禮儀、德化、祭祀等
二、姓氏。
後來，久而久之，司空就成了一種姓氏。
百家姓有雲： 司徒司空 兀官司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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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生於魯國。孔子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後來逐漸衰落而遷到魯國。孔子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孔子年少時作過許多卑賤的工作：「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孔子語）。

據孔子自述，他十五歲時就以學為志，學習的內容自然非常廣泛，但首先不能離開先代的禮樂典章制度。孔子到三十歲時，所學已頗有成就。
據《史記》載，齊景公當時來到魯國，曾特別向孔子請教政事。五十歲左右，孔子逐漸受到當政者的重視，擔任要職，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直到以大司寇行攝相事。其間，孔子為人稱道的政績有，墮魯權臣季孫、孟孫、叔孫三家城邑，誅魯國亂政大夫少正卯。後來，孔子因不滿於魯君接受齊人饋贈的女樂而憤然出走，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飄泊生涯。孔子周遊列國，始終希望找到一個能夠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地方。孔子非但未受到各諸侯國當權者的歡迎，且時常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威脅，孔子畏於匡、孔子困於陳蔡，形容狼狽。年近七十，孔子在失望中返回魯國，沒過幾年，孔子就帶著遺憾死去了。

從現在流傳下來的一些畫像上看來，孔子始終是一幅溫文爾雅、一團和氣的樣子，這里自然有許多理想化的儒家至聖先師孔子的成分，至於真實情況如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孔子應該有其威武的一面。他的學生顏回稱其「威而不猛」，且孔子身材魁偉，當時被稱為「長人」。關於孔子的形象，我們所能得到的信息大致如此。從《論語》和《史記》的關於孔子的記載中，我們還可以知道孔子是一個情感非常豐富的人，有這樣一些故事，足以展示孔子是一個活生生的「聖人」：

孔子之喜:孔子在魯國以大司寇行攝相事，面露喜色，門人責問:「君子禍至不喜，福至不憂」，孔子稱是，對自己的態度如此解釋:「我喜而笑，使下人也覺得尊貴，這樣不好嗎？」

孔子之笑:孔子周遊列國，形色匆匆，流落至鄭，鄭人謂子貢孔子的神色「若喪家之狗」，子貢如實告之，孔子朗然而笑:「說我象喪家之狗，是這樣，是這樣！」

孔子之哭:孔子強調「哀而不傷」。顏回死，孔子哀哭而至於慟，門人開導，孔子曰：「不為這樣的人哀傷而慟哭，又能為誰哀傷而慟哭呢？」

後人有這樣一種說法，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也許這些故事是這句話的很好的注腳。起碼，我們在這里能夠比較清楚地看到聖人孔子面對我們普通所經常面臨的情感波動時是怎樣一種態度，聖人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時是怎樣一種想法。

孔子對於當時「禮壞樂崩」的時代有深切的感受，孔子自認為「斯文（即先朝的禮樂典章制度）在我」，所以始終在為恢復其理想中的社會秩序而奮斗，這就是孔子所行之「道」。孔子以自己為「述而不作」－－只是在紹述先代的禮樂典章制度，其實並非如此，在紹述的同時，孔子為舊的禮樂制度找到了內在的情感依據，即「仁」。「仁」首先指示一種情感，即「愛人」，首先從父子、兄弟間的親情出發：「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由此推己及人，即所謂「忠恕之道」，以此達到人與人之間的普遍和諧。孔子對於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實現了仁，也就實現了完滿的自我人生。孔子關於仁的學說，對後世儒學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正是在此意義上，儒學尊孔子為鼻祖。同時，孔子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師，據《史記》載，孔子弟子三千，比較有成就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提倡「有教無類」，孔子招收的學生從事各種職業的都有，孔子教育的內容首先是怎樣作一個正當的「人」，孔子教授的方式多是啟發式的，孔子鼓勵學生談論自己的觀點。上述情況，也許多少能為孔子被尊奉為「至聖先師」提供一些理由吧。

『拾』 孔子的儒家學說是怎樣的

孔子（前551—前479），出身破落貴族家庭。但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有大志。「三十而立」，通今博古，成為集歷代禮樂文章之大成者。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是後來在整個封建社會中人人崇拜的「聖人」。其思想長期影響到我們民族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須應該知道孔子及其所開創的儒家學說的思想特徵。

魯壁儒家思想大體上有如下幾個特徵：第一，尊崇堯、舜，祖述文王和武王，把夏、商、周的先王之道作為理想社會的標志。第二，崇尚禮制，強調以德治國，管理社會的辦法是依據「尊卑」、「男女」、「長幼」。第三，仁、義、禮、智、信、忠、孝、愛、和、中等等，是儒家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疇，這些概念和范疇構成儒家思想的外殼和理論框架。所以，盡管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和解釋不同而使儒家內部分為許多派別，但各派都是儒家。第四，宗師孔子。以上四點是儒家的共同特徵。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在中國二千多年封建社會中，一直占據統治地位，是執政為官、治家做人的道德基礎。而孔子更是被尊為儒家的宗師和「聖人」，成為人們實踐儒家道德思想的楷模。

我們要進一步懂得孔子的儒家學說，必須先認識孔子所處的時代。孔子所處的時代，正如孟子所說，是「邪說暴行」的時代。春秋時代後期，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社會秩序瓦解了，表現為「禮崩樂壞」。但是大變革的時代，也可以說是大量蘊藏著多種多樣的歷史發展可能性的時代。當時各個階級、階層以及他們利益的代表者，都在由此引起的社會混亂中苦惱，彼此形成尖銳的對立。由於社會矛盾的發展，呈現在孔子面前的非常嚴重的問題是倫理名分等方面的混亂。首先是等級分化制度及觀念發生混亂；其次是諸侯之間相互殺伐和兼並；再次是宗法關系的紊亂；最後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而這些混亂和矛盾所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世衰道微……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這就是「暴行」。同時各種破壞性或者厭世悲觀的主張也開始流行，如「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去知，民力百倍」。這種不顧道德價值的悲觀主義主張後來被孟子稱之為「邪說」。

孔子認為造成社會的動盪與思想的混亂這一局面的原因，是「禮」遭到了破壞毀棄，因此要求人們從各個方面恢復或遵循「周禮」。

「周禮」指什麼呢？一般認為它是周朝初期確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矩、儀式等。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規范等內容。孔子認為周朝吸收了夏朝、商朝制度的優點而制定的周禮是十分完備、值得尊奉的。「禮」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原始巫術在禮儀基礎上被規范化和系統化的一種國家統治體系。也就是說「禮」不是統治階級憑空杜撰而用來維護其統治制度的，它是從原始社會敬神祭祖的禮儀中發展而來的。其在原始氏族社會具有一種很強的社會功能和政治作用。遠古氏族社會正是通過這種禮儀活動，將其群體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按著一定的社會秩序和規范來進行生活和生產，從而維系整個社會的生存。這種原始禮儀在當時對氏族成員具有極強的約束力和強制力，實際上是一種未成文的習慣法。國家產生後，特別是到了商周時代，這種習慣法「禮儀」就成了為貴族階級服務的國家制度了。可見，所謂「周禮」其特徵是以敬神崇祖為核心的原始禮儀，後經過改造加工，成為維護貴族統治的習慣統治法規。等級身份制度是這套法規的核心，維護統治秩序穩定是其最終目標。

在春秋末期，由於「禮崩樂壞」，「暴行邪說」橫流，孔子一生都在致力於維護「周禮」、宣揚「周禮」，力求從根本上鞏固統治秩序，實現社會穩定。「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孔子一再強調自己是「述而不作」，「鬱郁乎文文哉，吾從周」。其意確是要維護周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孔子以「禮」為基礎的政治理想。孔子以禮治國的政治理想具有以下兩個內容：其一，孔子希望所有的人都遵循禮制規定，貴賤有等，上下有序，各守其位，各營其事，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二，不要使禮之「分」走向破裂和對立，要在「分」中注以「和」、「仁」。所謂「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這種「和」不是要消除貴賤上下等級之別，而是在維護這種「分別」中求得和諧。而實現這種和諧要靠「仁」。總之孔子所說的「禮」就是人際關系的行為規范。孔子將其概括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四個方面，用「周禮」作尺度來維護這些人際關系的穩定就是「正名」，「正名」也是「正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正名的主要內容。孔子認為當時的政治混亂就是由於「名」不正而引起的，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子強調「正名」，就是要求人們都按一定的禮制規范行事，其核心是貴賤、上下、等級都各安其位。

如何維護和遵循這種「禮」？孔子說：「人而不仁如何禮，人而不仁如何樂」，這就是「仁」，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指導精神。如果離開「仁」，「禮」和「樂」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形式，對挽救社會危機，構築理想社會是沒有意義的。「禮」和「仁」是孔子思想中兩個主要范疇。「禮」是孔子對前代的因循和繼承，而「仁」則是孔子的創造，將「仁」作為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實為第一人。那麼「仁」又是什麼呢？「仁」字在《論語》中出現百次以上，其含義寬泛而多變，孔子每次講解都不一致。雖然《論語》中沒有給「仁」下一個統一的定義，但「仁」的主要內容可從中歸納為三點，即克己、愛人、復禮。

克己，簡言之，就是克制自己，孔子對自我剋制講得很多。其中「修己」是「克己」的重要方式。「修己」可以說是作為君子的必修課，當學生問什麼叫君子時，孔子回答：能夠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人就是君子。在這里，「修己」的修，具有飾、整治的意思。

此外，孔子還主張「自戒」、「自訟」、「自省」和「自責」，其目的都在於克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是當時統治者很少有的自我檢討精神，孔子將社會的改良和進步，寄託於個人道德境界和品格的提高上，體現的是一種人本主義精神。

把克己的精神用於對他人則是忠恕，也就是愛人。忠是從積極方面講的，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兩句話的意思是：我自己希望達到的，也希望別人能達到，我自己不喜歡的，也不可給予別人。不管是從積極或消極方面講，愛人的過程都是由己及人，從我出發，怎樣對待自己，也就應該怎樣對待他人。「忠恕」思想可以說是孔子整個思想中最富有光彩的地方，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告誡人們，自己是社會中的一員，應該時時刻刻為他人著想，考慮自己以什麼方式存在於社會。總之就是要通過克制自己來實現社會的和諧。「克己」與「忠恕」斷然地反對人們去作姦犯科，利於保持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同時它教人安於現狀和傳統，對統治者的暴行麻木不仁，這也是二千多年來孔子思想一直為封建統治者所尊崇和提倡的重要原因。

克己與愛人在行為上的歸宿就是「復禮」。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一生的奮斗目標就是恢復周禮。恢復周禮的政治措施是「正名」，而恢復周禮的思想保證是貫徹「仁」的原則。他認為恢復周禮並不難，只要有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能夠做到「克己」和「愛人」，自覺遵守周禮的規定，這樣「仁」的原則就實現了。「禮」和「仁」是二位一體的，「仁」的內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就是說：要做到「禮」就必須符合「仁」，要做到「仁」就必須符合「禮」。「仁」是社會道德，「禮」是政治制度。「禮」和「仁」融為一體，使內在的道德修養與外在的制度規范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互相補充、互相制約，從而實現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

迄今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孔子正是生活在這五千年的中期，他接受了古代文化，開啟了他所處那個時代之後的中國文化。其承前啟後的偉大歷史作用，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人物都無法相比的。孔子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仁」這一范疇作為調整社會矛盾及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公開講學的教師，他自己「學而不厭」，對學生「誨人不倦」。相傳孔子有弟子三千多人。孔子通過本人豐富的教學實踐，在學習方式和教育方法上總結了不少經驗。比如：「因材施教」，注意學生個性差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在教學過程注重啟發誘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強調學習與思考並重；「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主張要端正學習態度，不懂不要裝懂，要虛心向別人學習，做到「不恥下問」；「學而時習之」，認為學習本身是一個不斷認識、不斷反復的過程，通過學習學習再學習，最後才能牢固地掌握所學的知識，並以此為基礎有所提高，即所謂「溫故而知新」。

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確定的教育模式、教育目標、教育方法和教育內容，在中國二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教育史上一直占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