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變法條例
❶ 熙寧變法的背景和意義是什麼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1.背景
(1)三冗危機
北宋立國後,為了防止地方割據,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
宋初,為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但設官分職尚有定數。自宋真宗時起,朝廷關於官員致仕的詔令日見增多,至宋仁宗時,更是三令五申。同時由於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冗員」)。
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冗兵」)。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據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三者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2)內憂外患
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加之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百姓苦難,各地怨聲不斷。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後,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黨項族連年發生戰爭,由於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慶歷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歷新政」,歷經一年即告失敗,並未改變這一嚴峻形勢。
❷ 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其中,變法的措施是什麼
一、機構改革
制置三司條例司 熙寧元年(1068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置制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 市易法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用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並也。」市易法增加了財政收入。 保甲法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來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閑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
二、改革稅賦
方田均稅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均輸法 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的負擔。 王安石變法
青苗法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出現強制借貸現象,是王安石變法措施中爭議最大的內容。 募役法又稱「免役法」,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僱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使得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保證了,勞動時間,促進了生產發展,也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
三、新修水利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四、軍隊改革
裁兵法整頓廂軍及禁軍: 一、 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 二、 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將兵法又叫「置將法」。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素質。 保馬法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余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軍器監法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五、改革科舉
三舍法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貢舉法王安石認為「欲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改革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1070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頒新貢舉制,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斷案。 惟才用人,凡是有志於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
❸ .北宋王安石變法是在什麼背景下進行的變法的主要內容有哪幾條
1069年(熙寧二年),49歲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實行變法。中央王朝成立一個制訂新法的機關叫作「制置三司條例司」。三司是中央的財政機關,包括戶部、度支、鹽鐵。在三司之上設置這樣一個立法機關,表明王安石的新法是以理財為中心,推行地主階級的「富國強兵」政策。
1.農田水利法
1069年11月,頒布了《農田厲害條約》,鼓勵各地開墾廢田,興修水利,建立堤防,擴大圩田和淤田,以利農業生產。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由官府借錢。從1070年以後的6年間,全國興修水利1.07萬多處,灌溉田地達36萬多頃。各地還開發了大量淤田。據王安石估計,京畿一路的淤田,每年可以增產糧食幾百萬石。
2.方田均稅法
針對當時的田產不實、賦稅不均的弊病,1072年8月頒布了《方田均稅條約》,規定每年9月,由縣官丈量土地,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按照土質肥瘠,分等級規定稅額。結果,丈量出大批被官僚大地主所隱瞞田產,迫使豪強大姓不得不交納賦稅,糾正大地主「有產無稅」的不合理現象,為北宋王朝增加了稅收。
3.青苗法
各地政府在夏、秋未熟之前,借錢米給主戶,主要是貸給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收成之後加息十分之二還糧或還錢。這種措施是為了防止豪強大姓趁農民青黃不接之際,索取數倍的高利,以致造成大批農戶流亡。正因為青苗法堵塞了官僚大地主放高利貸的渠道,才遭到他們猛烈的攻擊和反對。
4.免役法
免役法就是由國家出錢僱人充役,按戶等收免役錢,鄉村四等以下戶不納。那些原來可以免役的官戶,也要按定額的半數繳納,稱為助役錢。這對於過去所實行的把負擔都轉嫁到農民頭上的差役法來說,在當時是一種進步的辦法。
5.均輸法
1069年頒行均輸法,是為了糾正稅收上的流弊。均輸法是由政府派出發運使,總管東南六路財賦,統一采購物資,防止富商大賈操縱,力求「國用可足,民財不匱」。這項措施限制了大官僚兼富商的私利,遭到了他們的反對,攻擊均輸法是「漁奪商人毫末之利」。
6.市易法
政府在京都汴京設立市易務,以一百萬貫作為流動資金,控制商業貿易,收購或出售物資,調節物價。中小商人可以向市易務賒購貨物,也可以貸款,都是年息二分。市易法後來從開封推行到各地,打擊了富商大賈對商業的壟斷,使北宋政府從大商人手裡奪取商業上的利益。
7.保甲法
宋神宗、王安石在「強兵」的工作中,改革了兵制,裁減50歲以上的老弱士兵,精選部隊。經過減並之後,全國兵額下降到不及80萬,減了三分之一,「不惟勝敵,兼可省財」。兵制改革中,北宋政府還在各地區設置將領,負責教練軍隊。保甲法就是在整頓軍隊的同時,規定鄉村民戶以10戶組成一保,50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由地主分子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保證。主客戶有兩丁以上的,都要抽一人為保丁,在農閑時進行軍事訓練。保丁平時負擔巡邏、放哨,遇有「盜賊」,報大保長追捕。如果保內發現「強盜」,知情不報,同保人都要連坐治罪。保甲法維護地主階級統治,防止農民反抗的目的,那是很明顯的。
以上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內容。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擊了大官僚貴族、大商人對人民的瘋狂掠奪,在地主階級內部進行財力的再調整,「損有餘以補不足」,力求「民不加賦而國足用」。正因為限制了大官僚貴族的經濟特權,新法遭到守舊勢力的猛烈反撲和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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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推行維新變法,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收復五州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 。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鍾山,追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弔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朴,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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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是什麼
熙寧二年(1069)擢拜參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推行變法。以富國強兵、扭轉積貧積弱趨勢為目的,富國強兵則以理財為先務,理財則首重開源,其次節流。
王安石變法由於內因外因的雙重因素最終以失敗告終。對於王安石變法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變法有了一定的成效,積貧局面有了改善王安石推行的一些列新法,都有利於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包括青苗法,市易法等均是理財措施,這些新法都很大程度上都為國家的財政收入上添了一大筆。自王安石變法的理財新法推出後,國庫充盈,資金充裕,其變革期間所增加的收入足夠北宋近20年來的花銷,足以看出其成效有多大了。
❺ 熙寧變法的主要內容及意義
❻ 簡述熙寧變法的背景,重要內容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1.背景
(1)三冗危機
北宋立國後,為了防止地方割據,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
宋初,為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但設官分職尚有定數。自宋真宗時起,朝廷關於官員致仕的詔令日見增多,至宋仁宗時,更是三令五申。同時由於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冗員」)。
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冗兵」)。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據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三者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2)內憂外患
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加之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百姓苦難,各地怨聲不斷。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後,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黨項族連年發生戰爭,由於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慶歷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歷新政」,歷經一年即告失敗,並未改變這一嚴峻形勢。
宋神宗即位後,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一派繁榮,其實內部已經蘊涵著深刻的矛盾和問題。由於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兼之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出現了立國以來少有的財政赤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2.內容
(1)富國之法
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
作用: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
局限:強制農民借貸;利息偏高,農民負擔依然沉重。
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將原來按戶輪流服差役,改為由官府僱人承擔,不願服差役的民戶則按貧富等級交納一定數量的錢,稱為免役錢。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作用: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保證了勞動時間,促進生產發展;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
局限:對貧苦人是沉重的負擔。
方田均稅法:下令全國清丈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並將土地按土質的好壞為五等,作為徵收田賦的依據。
作用:清丈出大量隱瞞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農民免除賦稅,得到實惠。
農田水利法:鼓勵墾荒,興修水利,費用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興修水利,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
作用:水利工程廣為修建,保證了灌溉;耕地面積增加, 農業生產發展,政府稅收增加。
局限:興修水利數量逐漸成為官員政績考核標准,一些地方政府強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負擔。
市易法:在東京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
作用:限制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均輸法:設立發運使,掌握東南六路生產情況和政府與宮廷的需要情況,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統一收購和運輸。
作用:降低國家支出,減輕了納稅戶的額外負擔,限制了富商大賈對市場的操縱和對民眾的盤剝,便利了市民生活。
(2)強兵之法
北宋政府奉行養兵政策,士兵多但良莠不齊;集中軍權、更戍法直接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將不識兵、將無常兵、將帥指揮受制太多,其積極性得不到充分發揮。士兵經常換防,缺乏訓練,素質低下。
保甲法:將鄉村民戶加以編制,十家為一保,民戶家有兩丁以上抽一丁為保丁,農閑時集中,接受軍事訓練。
作用:加強對農村的統治,維護農村社會治安; 建立全國性的軍事儲備;節省了大量的訓練費用。
裁兵法:整頓廂軍及禁軍,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作用:提高軍隊士兵素質。
將兵法(又叫置將法):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本單位軍隊的訓練,以提高軍隊素質。
作用: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鬥力
保馬法:將原來由政府的牧馬監養馬改為由保甲民戶養馬。保甲戶自願養馬,可由政府給以監馬或者給錢自行購買,並可以免除部分賦稅。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22]
作用:馬匹的質量和數量提高;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
軍器監法:督製造兵器,嚴格管理,提高武器質量
作用:武器生產量增加,質量也有所改善。
(3)取士之法
王安石在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體制改革的同時,也非常關注人才的選拔、
宋代科舉培養和使用,主要是為變法造輿論。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惟才用人這三個具體措施。
改革科舉制度:頒布貢舉法,廢除明經科,而進士科的考試則以經義和策論為主,增加法科。
作用:把科舉的立足點放在選拔具有經綸濟世之志和真才實學的天平上,擴大考選名額。
整頓太學
三舍法:實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進行教學的太學三舍法制度。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太學生成績優異者不經過科舉考試可直接為官;提舉經義局,修撰儒家經典,編纂《三經新義》;設置武學、醫學、律學專科學校,培養專門人才。
惟才用人
重視對中下級官員的提拔和任用,使許多低級官員和下層士大夫得到發揮才乾的機會。
❼ 熙寧新法是什麼
宋帝趙禎慶歷年間的「新政」失敗後,守舊勢力再度控制朝政,在「守內虛外」的基本國策下,宋朝統治集團依舊將「內憂」置於首要的地位,致使自宋初以來百年間的種種弊政不斷加劇,尤其是「三冗三費」問題日趨嚴重。宋廷官僚機構在趙禎在位時已是極為龐大,通過恩蔭(任子)、科舉、軍功、進納、胥吏出職等多種途徑均可入仕。宋真宗時,文武百官約為9700員,至趙禎皇韋占年間(1049 ~1054),已增至17000餘員,其中尚不包括未被差遣的京官、使臣及選人等。其後竟高達24000餘員。宋初,全國總兵力約40餘萬,分為禁軍、廂軍、鄉軍、蕃軍,之後為守衛京師之需,不斷加強禁軍,又以募兵養兵之制,防範飢民的騷亂,於是軍隊數量巨增,趙禎時,僅禁軍即達80萬人,總兵力高達140餘萬。冗官、冗兵,加之揮霍浪費,開支無度,又導致宋廷年度支出逐年猛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歲入2224餘萬余緡,當年尚有大半節余。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歲入15085餘萬緡,歲支出12677餘萬緡,尚餘2407萬緡。趙禎皇枯元年(1049),歲入12625餘萬緡,「而所出無余」。到英宗趙曙治平二年(1065)時,歲入11613餘萬緡,歲支出12034餘萬緡,又有非常支出1152餘萬緡,當年即虧1573餘萬緡。朝廷收人逐年減少,而支出卻有增無已,虧空數額逐年擴大,「累世所藏,幾乎掃地」。
為解決朝廷府庫入不敷出的窘困境地,宋廷便採取搜刮盤剝百姓財富的辦法,不斷增加賦稅徭役。賦稅中除保留前代的「二稅(田稅)」外,又有「加耗」、義倉稅、身丁稅、雜變稅、支移折變等諸多名目。徭役之外,尚有差役(職役),城市中則有「科配」。如此繁重的賦役已使社會中下層百姓難以應付,而宋廷又「不抑兼並」。宋太祖趙匡胤認為:「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並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宋初以後,土地兼並亦不斷加劇,「地各有主,戶或無田產,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這不僅使下層百姓喪失土地而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進一步加劇,又影響到朝廷賦稅收入的增加,更使已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各地農民抗稅、殺貪官污吏及豪強地主等反抗斗爭連綿不斷。宋朝統治危機四伏。
邊境局勢亦風波不止。雖有「澶淵之盟」,宋遼之間再未發生大的戰爭,但西夏倚契丹為援,侵邊不止,遼亦借西夏之勢邀索不已。遼、夏兩國自北、西北二方構成「犄角之勢」,夾困宋朝,亦加重了宋朝統治者的「外憂」之感。
「外憂內患」與人不敷出更清楚地顯現出宋朝的「積貧積弱」國勢。為扭轉這一局面,繼「慶歷新政」之後,又有一些官僚對原有的制度進行了某些變更。慶歷八年(1048),陝西轉運使李參為解決當地駐軍糧草不足的困難,於百姓春荒之時,「令自度谷麥之人,予貸以官錢,谷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即由官府借貸幫助生產。到皇祐佔五年(1053),當地軍糧已自給有餘。兩浙轉運使李復圭等曾改差役為募役,個別地區亦實行過令民戶代官府養馬,以解決軍馬之需。這些措施的實行,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枯八年(1063)三月,趙禎病逝,廟號仁宗,其繼子趙曙即位,是為英宗。皇帝的更替,給「慶歷新政」後受沉悶保守的政治氣氛壓抑的改革派勢力帶來希望。面對仁宗遺留下的弊政,趙曙也提出「積弊甚眾,何以裁救」的看法,流露出「更張」的意圖。但仁宗的曹皇後此時以太後身傷垂簾聽政,她認為「祖宗法度不易輕改」。對趙曙的言行極為不滿,處處加以提防,甚至「權同處分軍國事」。曹太後的黨羽秉承其意圖,亦與趙曙處處為難。一度太後與趙曙間矛盾重重,趙曙為之氣惱,口出「太後待我無恩」之語。後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的勸解,母子間的關系稍有緩和,曹太後遂還政於趙曙。但在此過程中,樞密使富弼未介入,恐趙曙執政於已不利,又對韓琦耿耿於懷,竟辭官而去。剛剛執政的趙曙原本身體多病,又見輔臣間如此勾心鬥角,不禁憂慮重重,終未及有所作為,即於治平四年(1067)正月病故。其子年僅20歲的趙頊即位,是為神宗。
趙頊「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即位前,即常與侍臣議論天下大事,對真宗、仁宗之時的朝政弊端深感其危害,有意革除。及即位後,更欲有所作為,想效仿唐太宗,也希望自己的身邊能有像魏徵那樣直言敢諫的輔臣,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趙頊選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像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自幼隨其父赴任而輾轉南北,且百家諸子之書,無所不讀。中進土第後充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七年,任鄞縣(今浙江寧波)知事。此後歷任舒州(治今安徽潛山)通判、開封(今屬河南)群牧司判官。嘉枯二年(1057),調任常州(今屬江蘇)知州。次年,調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未幾,召為三司度支判官。多年在地方任官的經歷,使他更多地接觸和了解社會,尤其是對社會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深感憂慮,由此進一步認識到宋朝的統治「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據此,王安石向宋帝趙禎呈《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即《萬言書》),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改革,以徹底扭轉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在《萬言書》中,王安石明確指出宋朝統治的時弊及改革之策。首先是吏治敗壞,官吏多為「不才苟簡貪鄙之人」、「奸悍無賴」之徒。學校傳授僅「講說章句而已」,實屬「無補之學」。科舉選士、恩蔭任子而步入仕途者,不懂治世之道,「無用於世」,故需革除其弊端,從地方上選拔治世人才。其次,官吏侵漁百姓,尤其是下層官吏俸祿微薄,「委法受賂,侵牟百姓,往往而是」,故需發展生產增加財稅收入,「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因此改弦更加迫在眉睫。王安石以歷史為鑒,指出「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他疾呼道:「以古准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王安石的此番改革主張,並來受到趙禎及在朝宰執的重視,奏書上呈,竟石沉大海。六年,王安石充任知制誥,僅負責為宋帝起草文書、誥令。雖然他的改革主張未被採用,卻因此受到要求改革的士大夫們的推崇和敬重,引起社會的重視,王安石的聲望日漸提高,企盼改革的士大夫將厚望寄託於他的身上,期待他登台執行,推行改革。
趙曙在位時,王安石感到變法尚未成熟,故借母親病故,居喪金陵(今江蘇南京),屢召不起,而於家中收徒講學,宣傳自己的變法思想和主張,這為其後的變法實際培養了一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此時尚未繼位的太子趙頊卻很贊賞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極想與他當面交談,商議治國之道。及趙頊即位之初,即於熙寧元年(1068),起用王安石充知江寧府,不久,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便同年輕的宋帝趙頊一道議論治國之道,悉述自己改弦更張的主張,深得趙頊賞識,要求他「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與此同時,官僚集團中及社會上要求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獨負天下盛名的王安石已成為眾望所歸的人物。不過,趙頊起初仍不敢重用他,而仍想得到富弼等一批舊僚老臣的支持。但當趙頊即位後召見富弼,商議治世之道時,得到的卻是消極悲觀的回答,不禁大失所望,遂於熙寧二年(1069),令王安石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使改革得以推行,宋廷專置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呂惠卿主其事,章悖為編修三司條例官,曾布為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三年,王安石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其「變風俗,立法度」思想的指導下,終於形成了宋帝趙頊熙寧年間的變法高潮。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旨在「修吾政刑,使將吏稱職,財谷富,兵強而已」,即富國強兵,以此扭轉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其為富國而推行的新法是以發展生產,充實朝廷府庫為先,自理財入手,「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趨農為急」。在這方面,陸續頒行了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免行法、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新法。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等新法,以提高兵將的素質和軍隊的戰鬥力,改變對遼、西夏在軍事上的被動局面。為推進改革,培養人才,王安石對科舉制度、中央及州縣學校也進行了必要的改革,頒行貢舉新制,以經義取士;令太學實行「三舍法」,「取學行卓然尤異者」,「取旨除官」。王安石認為「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為統一思想,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以及《詩義》、《書義》,合稱《三經新義》,於熙寧八年(1075)頒行學校,作為教材,並以此為科舉考試的依據和選官的參考。其間,又重置武學,新建律學,改建太醫局,以適應各種專門人才的培養和社會所需。
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官僚所實行的變法雖是維護和加強宋朝的統治,但所行「新法」也不可避免地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新法一提出,便遭致以兩宮太後、皇親國戚、老臣舊僚等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他們串通一氣,共同指責、抨擊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及其新法,甚至向宋帝趙頊施加壓力,迫使廢止新法,因而變法與反變法的斗爭自始至終都極為激烈。翰林學士司馬光為首的一批朝廷內外官僚,更是不擇手段詆毀改革派,造謠生事。判大名府韓琦為反對實行青苗法,上奏宋帝稱此法是「官放息錢」,並謊稱百姓亦不願請貸青苗錢。趙頊看後,卻認為「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王安石雖據理力爭,仍無法解除趙頊的疑慮。且趙頊的動搖,已嚴重影響到改革的進行,王安石無奈,只好稱病,請求辭職。趙頊雖對變法左右搖擺,但最終還是希望能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故只得挽留王安石繼續執政。不過與改革之初的態度相比,趙頊對王安石的信任與支持已明顯減弱,變法面臨著更大的阻力與危險。六年,免行法頒行後,皇親國戚及宦官因其恣意勒索受到限制,再度掀起反對變法的高潮,趙頊也因此更搖擺不定,甚至親自出面阻止免行法的實行。在此形勢下,改革派官僚中也有人畏縮不前,附和守舊勢力,抵制變法,排擠王安石。七年初,天下乾旱,反對派利用天災攻擊變法,向趙頊上《流民圖》,誣蔑「王安石變亂天下」,趙頊因此「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王安石感到新法難行,自己已無法繼續執政,遂懇請辭官。四月,王安石被罷去宰相職,出任江寧府。
王安石辭相後,曾推舉韓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惠卿為參知政事。但呂惠卿卻未繼續推行變法,而是標新立異,結果「民不勝其困」。更為甚者,他唯恐王安石復相,威脅自己的宰執地位,便於朝中處處爭權,從不將韓絳放在眼裡。呂惠卿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人士的極大不滿,一時間,「天下之人,復思荊公(王安石)」。韓絳借機向趙頊請求召王安石返朝,恢復宰相之職,以繼續推行變法。八年(1075)二月,趙頊採納韓絳的建議,重新起用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接到詔令,立即赴開封就職。
王安石復相後,重又恢復新法,以期盡快富國強兵。可此時變法更是困難重重,改革派內部的分裂愈演愈烈,呂惠卿非但不支持和協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尋機打擊、誹謗。六月,王安石因患疾,趙頊為使其養病,特許他少預政事。然而呂惠卿卻上奏稱他「屢稱病不治事,積事以委臣」,公開與王安石對抗。雖然十月間,呂惠卿遭御史以不法之名彈劾,出知陳州,權三司使章停也因受牽連遭貶,出知湖州。改革派內部的分裂已嚴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變法已難以繼續推行下去。王安石對此深感憂慮,尤其是昔日的變法同僚竟釜底抽薪,更使他憂心忡忡,自認「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被常出於交遊之事」。不僅如此,趙頊亦不再重視王安石的變法主張,經常不採納他的建議,變法實際上已無法推行。九年初,王安石屢次上書,請求辭官。六月,其愛子王霧病故,使王安石受到精神上的沉重打擊,「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十月,趙頊接受請求,王安石第二次被罷相,出任江寧府。但他並未上任履職。十年六月,王安石又辭去江寧府一職,從此閑居。趙煦元事占元年(1086),以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執政,廢除此前推行的新法。王安石聞訊悲憤不已,四月,郁然病逝。
❽ 熙寧變法的主要內容
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四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機構改革
熙寧元年(1068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置制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用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並也。」市易法增加了財政收入。
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來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閑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
稅賦改革
方田均稅: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但是王安石以內藏錢五百萬,上供米三百萬石為本錢,行使均輸法,漢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劉晏行使均輸法都不另撥本錢,所以王安石的均輸法也算是創新。[2]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的負擔。 王安石變法
青苗法:青苗法起源於陝西轉運使李參,所以青苗法是一個地方實踐後推向全國的產物。[3]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出現強制借貸現象,是王安石變法措施中爭議最大的內容。
募役法:又稱「免役法」,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僱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使得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保證了勞動時間,促進了生產發展,也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
興修水利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軍隊改革
裁兵法:整頓廂軍及禁軍 一、 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 二、 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將兵法:又叫「置將法」。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素質。
保馬法: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余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軍器監法: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宋代武器原歸中央三司胄案和諸州將作院製造,質量粗劣,嚴重影響戰鬥力。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科舉改革
關於科舉和教育制度改革,王安石主要依靠的理論來源就是王安石在宋仁宗嘉佑五年由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轉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時候寫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其中主要談到當時科舉和教育的弊病主要是課試文章主要是章句之學,以及人主沒有陶冶人才,所以提出「養之、教之、任之」的方法。[4]
三舍法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貢舉法王安石認為「欲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改革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1070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頒新貢舉制,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斷案。
三經新義: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神宗正式提出應該頒行新的經義。次年,神宗任命王安石提舉經義局,由呂惠卿、王雱等兼修撰,《詩》、《書》、《周官》等書。在重新訓釋經義時,王安石確定了這樣幾條原則:-、訓釋經義,是為了破除"偽說",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時的做法;二、要恢復經文本義,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對漢以後煩瑣的章句傳注使源流失正的陋習;三、闡明經文義理,反對對經義的曲解和煩瑣學風。熙寧八年(1075),《周官新義》、《詩經新義》、《書經新義》完成,合稱為《三經新義》,其中《毛詩義》二十卷、《尚書義》十三卷、《周官新義》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義》最為重要,是作為托古改制的熙寧變法的理論根據。一個月後,《三經新義》便被頒賜給宗室、大學及諸州府學,作為全國學生必讀的教科書和科舉考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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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中有關土地制度的規定有哪些
王:方田均稅法。熙寧五年八月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和《式》頒行。此法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縣令負責丈量土地,按肥瘠定為五等,登記在帳籍中。「均稅」就是以「方田」的結果為依據均定稅數。凡有詭名挾田,隱漏田稅者,都要改正。這個法令是針對豪強隱漏田稅、為增加政府的田賦收入而發布的。農田水利法。熙寧二年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頒布《農田水利利害條約》。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築圩埠,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農戶財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貸「青苗錢」,按借青苗錢的辦法分兩次或三次納官,同時對修水利有成績的官吏,按功績大小給予陞官獎勵。凡能提出有益於水利建設的人,不論社會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獎。此法是王安石主張「治水土」以發展農業,增加社會財富的重要措施1)廢井田、開阡陌
商鞅在經濟上推行的重大舉措是「廢井田、開阡陌」。《史記》記載:商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戰國策》說商鞅「決裂阡陌,教民耕戰」 ,廢止「田裡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則。所謂「阡陌」,指「井田」中間灌溉的水渠以及與之相應的縱橫道路,縱者稱「阡」,橫者稱「陌」。「封疆」就是奴隸主貴族受封井田的界限。「開阡陌封疆」就是把標志土地國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從法律上廢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規定,允許人們開荒,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賦稅則按照各人所佔土地的多少來平均負擔。此後秦政府雖仍擁有一些國有土地,如無主荒田、山林川澤及新占他國土地等,但後來又陸續轉向私有。這樣就破壞了奴隸制的生產關系,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
❿ 關於熙寧變法關於演講稿
熙寧變法演講稿
老師們,同學們,大家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熙寧變法。
北宋初年,宋朝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採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 北宋與西夏和遼國又發生多次戰爭。但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突出:改革派與守舊派斗爭激烈,又加速了北宋的矛盾,從而產生三冗危機。雖然北宋在危機出現前實行了很多政策,但想法不對,操作不當,更雪上加霜。
後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開始變法。
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四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在機構改革方面採用了 制置三司條例司、市易法、保甲法。在改革稅賦方面,方田均稅、均輸法、青苗法、募役法。又興修水利,軍隊改革方面,採用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科舉方面,採用三舍法、貢舉法。
雖然這些舉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雖然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餘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失敗了,主要原因是在於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階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司馬光曾經多次上書皇帝取消新法。 同時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關鍵時刻發生了動搖,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出任宰相,徹底廢除新法,連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廢除。
縱觀改革方面,這次改革還有許多方面要改進。(一) 變法事先缺乏宣傳,導致在變法的過程中無法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在變法的反對陣營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經過足夠的宣傳說服後應該是可以被吸收進變法陣營中的。 (二) 政策執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政策執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合適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例如,蘇軾本來是擁護新法的最好人選,但蘇軾的很多正確的意見也未能被王安石採納。 慶歷新政失敗以後,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統治集團感到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後,很快又高漲起來,終於掀起一次更大的變法活動。 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沒有觸及社會的根本問題,他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針對北宋統治危機的制度改良,沒有根本觸及核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矛盾。
於是這次改革最後失敗。這次改革也留給了我們大量反思啊!
我的演講結束,謝謝大家!
我只是大體給你總結了下這次改革,你留著參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