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法規范

❶ 國際勞工組織論文

國際勞工組織 貿易規則
論文內容摘要：WTO制度的調整對象能否擴展到「貿易與勞工」問題至今尚有爭議。發達國家為了維護對市場份額的佔有，積極倡導企業的社會責任，在勞工組織對勞工標準的推行配合下，在WTO體制內提出貿易和勞工議題。從多邊貿易體制本身來說，WTO已經為貿易和勞工問題的解決留下了制度空間。從發展態勢上看，WTO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都將對WTO貿易和勞工議題的談判產生重大影響。

世界貿易組織（WTO）及其實體規范對國際經濟關系表現出愈來愈廣泛的規制，它觸及到傳統貿易之外的一些領域，而國際福利標准即勞工問題，也是將影響現行WTO法律制度的調整對象之一。WTO內對貿易與勞工問題爭論的核心是勞工標准問題。勞工標准本是一國國內勞動法規范的范疇，是一國國內為保護勞工的權益而制定的最低保護標准。1919年成立的國際勞工組織是迄今為止在制定國際勞工標准方面最具權威的組織。

WTO貿易與國際勞工標準的爭論

（一）國際勞工標準的內涵
在多邊貿易體制中，將國際勞工標准與貿易掛鉤，是因為一國勞工標准過低會降低一國生產者產品的生產成本，如果該產品出口，就會在價格上佔有絕對的優勢，從而影響到國外同類產品的銷售。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勞工標準的內涵狹義上應該指與貿易利益相關的勞動條件標准，它包括工人的工資水平、工作時間、工作條件、勞動環境、福利待遇等，廣義上還包括廢除強迫勞動、結社自由、組織和集體談判權、消除剝削童工和消除就業歧視等。國際勞工標准屬於國際法范疇，常以協議、宣言、憲章、公約等形式為載體。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和建議書是國際勞工標準的主要來源。當然，聯合國和其他組織通過的國際公約、國際勞工組織章程、宣言和決定中的有關規定也是國際勞工標準的內容。
有學者提出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關稅已經大幅度下降，一些傳統非關稅壁壘也在逐步地被消除。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正利用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標準的差異，構築一種新型的、更為隱蔽的國際貿易壁壘——稱之為「藍色貿易壁壘」，也稱「勞動壁壘」或「社會壁壘」，這種新型的壁壘就是以勞動者待遇、勞工權利、勞動標准為內容。因此，在多邊貿易體制的談判中，國際勞工標准也就成為與貿易相關的一個問題，並一直是成員間爭論的熱點問題。
（二）WTO貿易與國際勞工標准爭論的歷史與現狀
貿易和勞工關系問題的發展歷史是同經濟全球化進程聯系在一起的。從國際層面上來說，美國是最早將勞工問題與貿易掛鉤，並一直致力於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確立勞工標準的地位。1947年在美國的推動下，《哈瓦那憲章》第7條引入勞工標准條款，但由於美國沒有批准《哈瓦那憲章》，引入的勞工標准條款也因此而徒勞。此外，美國在「肯尼迪回合」、「東京回合」中提出國際勞工標准問題，都因發展中國家的抵制而未能實現。
1993年「烏拉圭回合」的馬拉喀什會議，美國等發達國家提出在多邊貿易規則中增添「社會條款」，要求將勞工標准問題寫進馬拉喀什部長會議宣言，試圖將這些社會問題與國際貿易掛鉤，但也無果而終。不過，馬拉喀什部長會議雖然在宣言中沒有涉及勞工標准問題，但同意將這一問題交給未來的WTO討論。
1996年在WTO成立後的首屆部長級會議——新加坡會議上，美國再次將以勞工狀況和勞工權益為核心內容的勞工標准作為大會的議題，最終在新加坡部長會議宣言中，將「勞工標准」列為其中一項內容，這表明發展中國家認可「勞工標准」是國際貿易中的一個問題，並承諾予以解決。此外，「勞工標准」列入宣言也意味著WTO認可勞工標准，這就為後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勞工問題的爭論埋下伏筆。
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第三次部長級會議，由於受會議場外的勞工組織遊行示威的壓力，美國政府在會議上態度強硬，堅持將勞工問題納入WTO的管轄，由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立場的嚴重分歧，導致談判失敗。
2000年在聯合國貿發會議第10屆大會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勞工問題上的矛盾更加尖銳，發展中國家在勞工標准問題上達成共識，一致拒絕將勞工標准納入多邊貿易體制，並強調團結合作，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也強調他們之間立場上的統一，並進一步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
2001年開始新一輪的多哈回合談判，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堅決抵制，為避免破壞多邊談判，在多哈部長宣言中沒有再提勞工標准問題。就此，勞工標准在WTO的爭論告一段落。

WTO貿易與勞工標准之爭的原因分析

（一）世界市場份額之爭
國際勞工標準的提起與WTO的談判所形成的關稅壁壘減少有著密切的關系。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WTO通過談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員間關稅的不斷降低，它所帶來的世界貿易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雖然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依然佔有比較高的比例，但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這種變化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斷增強，在國際市場佔有的份額逐步提高。但同時發展中國家也存在以較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客觀現實。這種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換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實際上並沒有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絕對優勢，卻反而使發達國家感到不安和焦慮。他們將國內經濟的蕭條、工廠的破產、失業率的提高歸咎於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認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沖擊了他們的市場。
因此，在WTO的談判中，發達國家千方百計試圖通過多邊貿易體制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施加障礙，非關稅壁壘得以頻繁運用。其中，勞工標准被發達國家作為非關稅壁壘的工具之一試圖加以運用，其目的是為了對本國市場給予貿易保護，希望通過這種保護手段來解決國內經濟和失業問題，並保證自己強勢的市場獨佔地位。
（二）國際勞工組織對貿易規則制定的影響
國際勞工組織於1919年根據凡爾賽和約與國際聯盟同時建立。它曾經是國際聯盟的一個自主組成部分。二戰之後，國際勞工組織於1946年5月同聯合國達成協議，接受聯合國的領導。國際勞工組織在同年9月舉行的第26屆國際勞工大會上修改了章程，正式成為聯合國所屬負責勞工事務的一個專門機構。截至2001年，國際勞工組織已有175個會員國，共制定了184項公約和192項建議書。國際勞工組織宣稱在其章程中規定的目標和宗旨，是在社會正義的基礎上實現持久和平，從而使「全人類不分種族、信仰或性別都有權在自由和尊嚴、經濟保障和機會均等的條件下謀求物質福利和精神發展」。為此，它主張應採取各種措施，以便達到充分就業和提高勞動與生活標准，使工人享有正當權益。
為實現其目標和宗旨，國際勞工組織的主要活動是從事國際勞工立法，其中勞工公約分為三種：核心勞工標准，共8項公約，包括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1951年《對男女工人同等價值的工作付予同等報酬公約》等；勞動專業類公約，包括促進就業、社會政策、勞動行政、產業關系、社會保障等；針對特定對象的公約，包括關於婦女、童工、未成年工、老年工人、殘疾人、移民工人、海員、漁民、碼頭工人、家庭工等特定人群的公約。
雖然國際勞工組織的立法對國際勞工保護方面有積極的作用，但是國際勞工公約的制定特別是國際勞工標準的制定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和需要為基礎，所以勞工標准偏高，與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實際需要不相符合，在發展中國家實施很困難，因而公約在發展中國家的實施成為國際勞工組織監督、審查的重點。即使如此，發達國家仍然認為國際勞工組織的勞工標准，對發展中國家的威力不夠強大。因為有關勞工標准主要通過建議方式執行勞工公約和建議書，而且只能通過合作而不是強制力來保證實施，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監督方式來檢查規則的執行情況，如定期發表報告以對各成員國勞工狀況進行評估，調查侵犯勞工行為並發布報告。但是國際勞工組織對成員國的違反規則的行為卻無法制裁，所以，發達國家主張將勞工問題納入WTO，就是為了能夠運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來改變國際勞工組織下勞工公約的「軟法」特徵。
從目前情況來看，雖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勞工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勞工標准迄今也未被正式納入WTO議題，但是畢竟在勞工和國際貿易的關聯性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達成了共識，只是在兩者聯系的方式和時間上有著極大的分歧。由於勞工標准涉及廣泛的社會利益，受許多政治、經濟因素的制約，而WTO作為一個多邊貿易組織，它不可能將國際勞工組織的所有勞工公約都吸納到條款之中來。但是可以預見的是，未來WTO的貿易與勞工問題的談判，就勞工標准而言也一定是在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公約基礎上，考慮各國社會、經濟、法律、歷史的各方面因素，建立一個多層次、適於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勞工標准。
此外，從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來看，國際勞工組織作為聯合國的專門機構，而WTO是游離於聯合國之外的一個特別組織。但是，在規則的談判上，WTO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合作，包括其他國際組織已經形成的公約，對WTO規則的制定影響甚大。這一點可以從WTO對知識產權領域的規范中略見一斑。在WTO將國際貿易體制的調整范圍擴展到知識產權領域之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一直獨家履行著其職責。但是，當WTO的工作范圍擴展以後，WTO就將原本由其他國際組織和機構處理的對象納入到它自己的體系中來。據此，可以預見WTO與國際勞工組織在勞工標准制定中的合作也將存在，合作的方式之一可以像WTO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經合組織等的合作那樣，國際勞工組織在WTO機構內享有觀察員的身份，並對WTO的貿易與勞工的相關規則的制定起到重大影響。

❷ 如何加強黨員幹部黨內法規制度學習

一、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
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的有關規定，黨內法規的制定工作包括規劃與計劃、起草、審批與發布、適用與解釋，以及備案、清理與評估等環節。每一部黨內法規都要走完這幾項規定動作。以規劃與計劃為例，2013年11月，中央公布《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這實際上是給中央黨內法規和地方黨內法規的制定工作提供了一個「路線圖」和「時間表」。在制定相關的黨內法規過程中，根據這部黨內「立法法」的有關規定，黨章是最根本的黨內法規，是制定其他黨內法規的基礎和依據。制定過程應遵守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規定。在黨內立法過程中，按照分級立法的原則，由中央辦公廳會同有關部門制定規劃和計劃，中央紀委、中央各部門根據自己的職責許可權，按照一定的程序對黨員和黨組織的行為做出規范，並適時予以公布，使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有規可依。此為其一。其二，按照開門立法的原則，鼓勵黨員甚至黨外群眾有序參與到黨內立法工作中來，鼓勵和尊重專家學者對黨內立法提出咨詢意見和政策建議，一些黨內法規的初稿和徵求意見稿可以通過媒體、網路予以公布，廣泛聽取黨員群眾的意見，做法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其三，按照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相整合的原則，將基層一些成熟的做法和經驗，上升為政策，成熟的並帶有普遍適用性的政府上升為黨內法規。條件成熟時，可以將黨內法規經過法定程序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成為國家法律。
二、加大黨內法規備案審查和解釋力度
黨內法規備案審查制度，由黨內法規工作機構負責實施，自發布之日起30日內由制定機關報送黨內法規工作機構備案審查。備案審查的主要內容，是對該黨內法規進行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合理性、合規性等進行審查，即看該黨內法規是否同黨章和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相抵觸；是否同憲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相抵觸；是否與其他同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對同一事項的規定相沖突；規定的內容是否明顯不當；是否符合制定許可權和程序。在審查過程中，發現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存在上述的不一致、相抵觸、相沖突以及明顯不當的情況的，中央辦公廳法規工作機構經批准可以建議制定機關自行糾正，制定機關應當在30日內作出處理並反饋處理情況，逾期不作出處理的，中央辦公廳提出予以糾正或者撤銷的建議，報請中央決定。

黨內法規解釋制度，是指黨內法規制定機關根據法定許可權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標准和原則，對黨內法規的含義以及法規所使用的概念、術語等進行進一步說明的活動。黨內法規的解釋同黨內法規具有同等效力。黨內法規的解釋是黨內政治生活中法規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法規實施的重要前提。
不管是黨內法規的備案審查，還是黨內法規的解釋，都是為了提高法規立法質量，黨內法規的立法質量，增強黨內法規建設的合法性，彰顯黨內法規的嚴肅性、權威性，目的是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三、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
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之間存在什麼關系？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區別在於：制定機關、制定程序、調整對象、適用范圍、實施方式不同。從制定機關和制定程序看來，黨內法規是黨的中央組織、中央紀律、中央各部門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根據黨內立法程序制定的，而國家法律則是由國家立法機關依據立法程序制定的。從調整的對象來看，黨內法規主要調整的是黨內關系和黨內政治生活，而國家法律主要調整的的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從適用范圍來看，黨內法規僅適用黨組織和黨員，而國家法律則適用於包括中國共產黨黨組織和黨員在內的一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從實施方式來看，黨內法規主要是以黨的紀律作為強制手段，而國家法律則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
盡管有上述明顯的不同，但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都是中國共產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重要依據，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和國家法律規范體系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來說，二者又是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的。也就是說，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是國家法律的重要保障。黨內法規在條件成熟時可以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此為其一。其二，黨內法規的制定與實施都要在國家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開展，不能超越、逾越、凌駕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外、之上。其三，黨內法規要嚴於國家法律，從黨的先進性建設的角度來看，這是因為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這個執政黨組織的一員，就要模範遵守國家法律，按照黨規黨紀以更高標准嚴格要求自己。
如何實現二者的銜接和協調？在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過程中，要用兩手，兩手都要硬，即運用國家法律法規這一手，規范約束包括黨組織在內的一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公民，使他們的行為符合社會主義法律規范體系，同時也要運用好黨內法規這一「軟法」之手，加大黨內法規的執行力度，使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既有國家法律意識，也有黨內法規意識。兩手同時抓，才能使國家法律規范體系和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發揮出合力，才能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走好。
四、黨內法規制度比法律的要求更嚴格
從法的位階來看，國家憲法和法律要高於黨內法規，也不是說黨內法規不能與國家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在對黨內法規進行清理過程中，所堅持的一條原則是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要符合國家憲法和法律的有關規定。但是在制定黨內法規和黨的制度中，應按照比法律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標准來要求黨員和黨組織。只有這樣，才能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是先鋒隊階級，才能體現黨的先進性。
黨內法規嚴於國家法律，有兩層含義，一是對黨組織的規范和約束要嚴於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等。黨組織作為先鋒隊組織這一特性要求對黨組織的約束不能低於、松於其他組織。特別是黨組織應該率先遵守由自己提出的國家法律或法令，為全社會守法做出表率。二是對黨員的規范和約束要嚴於一般的公民。這是因為黨員入黨誓詞中就有遵守黨的紀律，它的意義就是說，入黨時就已經把自己的一些權利讓渡出去，自願接受更為嚴格的黨紀約束，這是一種承諾。從這個道理，我們可以看出，在黨內法規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應該按照嚴於法律的要求約束自己、約束自己所在的黨組織。
比如，我國的現行法律，沒有「通姦罪」條款，而「性賄賂」也未入罪。從國家法律的角度，「通姦」不是罪，無法納入法律懲處的范疇，頂多是道德譴責，是社會層面違反道德規范的問題。但從黨內法規的角度，「通姦」的性質就比較惡劣了。也就是說，對於黨員幹部來說，「通姦」行為盡管不「違法」，但卻「違紀」了。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把「嚴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行為」專列為第十四章，其中第一百五十條規定：「與他人通姦，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與現役軍人的配偶通姦的，依照前款規定從重或者加重處分。重婚或者包養情婦（夫）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這一規范，顯示的是對黨員要求的嚴格，對「先進分子」的要求原本應該如此。
五、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
對於當代中國來看，黨內法規的執行力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法規的執行力與國家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力密切相關。提高黨內法規的執行力，讓黨內法規不再「懸空」，不再貼在牆上，印到紙上，而是切切實實地走到黨內政治生活中來，我們需要做很多的功課。比如，法規的執行離不開良法的制定，一些法規為什麼執行不了，是因為法規本身無法執行，可操作性差，因此，要提高黨內法規的立法質量。此為其一。其二，加強黨內法規工作隊伍建設，特別是黨內法規的立法、執行、監督等方面的人才培養，將大批具有黨建專業和法學專業背景的同志充實到黨內法規的工作隊伍當中來。其三，嚴格執法。比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辦案線索」，這條規定實際上就大大提高了黨內法規的執行力，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黨內法規的范圍內得到切實有效的推進，避免了一些地方在紀律查辦案件時受到同級黨委特別是黨委「一把手」的干涉、干擾。

❸ 體育運動傷害法律法規

‍刑法介入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應以促進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宗旨，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其介入范圍應分類而定，對於與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應全面「入罪」，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應部分「入罪」，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應全面「入罪」。其刑事責任的承擔也應區別對待。
幾乎每一場體育競技運動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傷亡事故，從危害後果來看，與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的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過失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等造成的危害結果並無二致，但絕大多數的體育競技傷害行為被行業內部規范所「消化」，並未進入刑法規制的射程圈，從而免受刑事責任的追究。盡管體育競技傷害行為不同於現行刑法中的普通傷害行為，有其自身特殊之處。然而，體育競技不是法外之地，從事體育競技運動並不等於取得刑事責任的豁免權，體育競技場也不是犯罪的避難所[1]，這已在體育學界和刑法學界得到應有的認同。刑法到底應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圍內介入對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規制，使之既能夠助推體育競技運動的健康發展，又能夠懲治和預防體育競技傷害的犯罪行為，以尋求兩者的完美平衡，這無疑需要高超的立法技術。如何把控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和范圍是一個困擾學界的疑難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1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
11以促進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為宗旨
應該清楚，寄希望於體育競技參賽人員的「自我救贖」或通過向其輸送「道德凈化」來解決體育競技傷害違法犯罪問題，簡直是不切實際的賭注。體育競技領域不能成為犯罪的「世外桃源」，刑法對此不能熟視無睹。但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應審時有度，必須以促進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宗旨。為此目的，必須防止「兩極化」現象。
第一，刑法介入不能過度。讓刑法干預體育競技的各種違法犯罪傷害行為，期望依靠刑法手段解決所有體育競技的傷害問題，同樣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妄想。一方面，它可能會忽視體育競技行業內部的管控。針對體育競技傷害行為，一般要遵循行規制裁前置原則，依靠預設的比賽規則、體育各專業協會的行規習慣以及體育主管部門的法律法規來解決[2]，如禁賽、罰款等。但行規制裁亦不能排斥法律，只有當行規制裁不足以預防和威懾此類行為的滋生時，並且當這種行為具有違法的可罰性時，刑法方可介入。刑法作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能作為一種「不得已」的輔助手段出現。
另一方面，刑法過度介入將會阻礙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如果刑法不顧及人們對體育技競傷害行為的容忍范圍或程度，與社會上的普通傷害行為一視同仁，必將導致體育競技運動的頹廢或消弭。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施以過分嚴厲的刑罰處罰，無異於給參賽運動員的競爭行為帶上「緊箍咒」。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總擔心自己的競爭行為會超出「紅線」，不敢進行身體對抗而畏手畏腳、小心翼翼地處理好各種身體對抗行為，很大程度上壓制了參賽運動員的鬥志或激情，這直接影響到體育競技的精彩程度和可欣賞性，而缺少激烈對抗和熱情激揚的體育運動將會索然無味。那麼，刑法就變異為遲滯競技體育精彩的「減速帶」，也成了阻礙競技體育的「軌條砦」。因此，刑法對體育競技的管控應以不阻礙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要件，同時考慮社會倫理道德的容許范圍，進而給人們預留一個合理的行為空間，並放任人們在這一空間之內進行此類行為，一旦在刑法給予的這個范圍被濫用並危害到人們可容忍的限度時，刑法才得以干預。
第二，刑法介入亦不能鬆弛。將體育競技的傷害行為都訴諸於行業內部處理，使體育競技領域成為脫逸於刑法管控的一片「凈土」，同樣也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如此，體育競技就真的會變異為犯罪的「避風港」，這會縱容大量嚴重違規違法行為橫行，甚至於一些惡意傷害現象滋生不斷。從現今亂象叢生的體育競技比賽就可見一斑。近幾年來，體育界「黑哨」「賭球」「假球」「群毆」以及「興奮劑」等丑惡現象層出不窮，而對其追究刑事責任的卻寥寥無幾，這不得不說與刑法手段管控體育競技領域的疲軟有一定關系。正如有學者認為，對於類似在運動競賽中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都使其逍遙法外，極不利於運動競賽的健康發展，只會徒增或助長賽場上的野蠻粗魯，甚至下黑手，不正賽風泛濫，而又不承擔法律責任，這對於體育競技運動簡直是場災難。
第三，刑法介入應寬嚴有度。公平正義是法律永遠的價值追求，法律對人們的行為做出普遍調整，在維護理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也要保障人們的自由權利，從而彰顯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是因為法律蘊含的公平正義，所以立法者在創設一項刑事法律制度時既要考慮法益保護，同時也要考慮權利保障。反映在體育競技領域，刑法介入既不能過度而不顧及參賽人員的自由權利，也不能過於鬆弛而忽視了體育競技秩序的維護，關鍵在於如何在保障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和懲治預防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滋生之間尋求一個法益保護的最佳結合點，這個最佳結合點就是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使所受到的法益損失相對最小化，而法益保護達到最大程度化。
12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
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還要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刑法干預最低限度原則要求刑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最後手段性而出現，這是由刑法制裁手段的嚴厲性和高成本性所決定的。如果不管行為侵害法益的嚴重程度與否，而任意進行刑罰制裁，這不但會發生侵害公民權利的現象，而且國家亦難以承擔無謂的高額司法成本，既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又給社會造成極大危害。因此，刑法對體育競技的介入，只有窮盡行業規范以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規手段的情況下才予以啟動。
第一，這是由體育競技的自身特殊性所決定的。由於體育競技自身具有對抗性、激烈性或競爭性等特徵，蘊涵著巨大天然危險，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員傷亡在所難免。其一，體育競技更加鍾愛「激情」，而「激情」常促使人犯錯。試想，在體育競技比賽中，運動員個個精神狀態異常亢奮，或狂奔或跳躍，動作千變萬化，輕重緩急往往很難控制，碰撞、傷害不可避免。其二，體育競技運動通常在大型場地舉行，環境開放，人流涌動，歡呼雀躍，運動員不免會受到外界環境的不良干擾，進而影響其判斷力，造成動作失誤或誤差，很容易變異為傷害對方行為，即使一些經驗豐富的運動員也無法避免，而初出茅廬的新手尤甚。其三，現今體育競技越來越充斥著商業玄機和功利色彩，盛行以成敗論英雄，利益機制觸動運動員獲勝的動機不斷強化，相應地運動場上不僅是技術的比拼，而且使激烈對抗更加白熱化。其四，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一些更為刺激、危險更大的體育項目不斷上演，這無疑增加了競技傷害的概率。盡管如此，人們卻不以為然，心曠神怡。
第二，刑法介入要遵循行業規范前置原則。眾所周知，法律不理會「瑣碎之事」，法律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具體規范，而僅僅基於規范目的對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項予以規定，可謂「法有限而情無窮」。那麼，在法律調整范圍之外的空白地帶，一般由職業道德或行業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予以調整，這些社會規范只要不與法律的基本原則或精神相沖突，為社會通念所接受，那麼它就屬於「軟法」的組成部分。競技體育運動需要藉助於行業規范來調整，參與人員首先必須遵循體育競技的具體規則，它是任何形式的體育比賽必須遵循的「鐵則」，也是判斷體育競技行為是否正當化的重要依據。這種制度設計主要基於體育競技具有較強的規則性和職業性，而行業規范的職能性質決定較之司法程序更富有行動效率，並有能力對所有的體育競技行為予以監管。但行業監管也有缺陷。其一，它對較為嚴重的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沒有實質性的威懾力。其二，行業內部監管機構由於與體育競技比賽的參與者存在主體身份或經濟利益的勾連，可能會使監管出現乏力或流於形式。其三，行業監管的有效實現要受多種因素制約，像制度的規范性、制度的執行力以及群體心理認同等，這些制約因素在不能有效協調運行的情勢下，行業監管的漏洞就無法避免。這也給刑法的介入留下空間。
第三，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屬於事後預防，謹防法益預防提前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源自於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各種社會風險以不可阻擋之勢正悄無聲息地撲面襲來，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前所未有的潛在危險或嚴重威脅。這激起世界各國不大不小的震動。在西方，自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理論以來，「風險社會」以及「風險刑法」理論便成為德日刑法學界研究的主要陣地，對刑法如何應對現代社會逐漸猛增的各種風險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國內，刑法學界也對風險社會及其風險刑法有著濃厚的理論熱情。的確在風險社會漸行漸近的情勢下，風險源的復雜性、風險滋生的不可預測性以及風險波及范圍的不確定性，使得社會的公共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脅[5]。越來越多的國家面對這日益增大的風險，尤其在嚴重影響人們社會生活的交通事故領域、環境污染領域以及食品安全領域，逐漸在刑法中設置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使法益保護提前化，以防患於未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由於競技體育領域本身蘊涵巨大風險，而這種風險不會危及到廣大民眾的最基本社會生活，刑法在競技體育領域的介入切不能「與時俱進」，仍然要堅守事後預防的矜持。
2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范圍
21與體育競技關聯的傷害行為
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方式復雜多樣，形式不一而足。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既可能發生在對抗性競技中，也可能發生在非對抗性競技中，前者像拳擊、足球等，而後者如F1賽、馬拉松賽等。由於非對抗性競技體育只有一方，自然不存在對另一方刑法規制的問題。因此，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范圍問題只存在於對抗性競技中。在對抗性競技運動中，在賽前、賽後或賽中休息時而發生的關聯傷害行為，不管是運動員對運動員，還是運動員對裁判員、教練員或其他在場人員，抑或裁判員、教練員或其他在場人員之間而發生的傷害行為，我們稱之為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此類傷害行為不是發生在比賽過程中，與競技比賽遵守規則無關，跟刑法規定的普通傷害行為並無區別，可以直接依據現行刑法的相關規定，可能涉及到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過失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等罪名予以追究刑事責任。盡管此類傷害行為的主體運動員、裁判員、教練以及現場觀眾等往往受到比賽場景的刺激或感染而實施，往往因激情或沖動以及情緒和感情的投注而爆發，犯罪學理論上稱之為激情犯。但對於激情犯與其他普通犯罪相似，並無法定從寬處罰的依據。因此，對於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應全面「入罪」。
22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
以比賽為目的且犯規致人傷害行為其情況最為復雜。筆者認為，此種情形並非全面「入罪」，而是有的放矢地部分「入罪」，這里可分為兩種情形：
第一，輕罪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出罪」。基於比賽目的且違規造成輕傷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屬於排除犯罪化事由，不追究刑事責任。一方面，犯規是體育競技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體育競技中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是，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必須遵守體育競技預設的具體規則。但違反比賽規則且造成傷害後果的行為並不一定就是體育犯罪。因為比賽中的犯規並造成傷害行為往往屬於體育競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比賽秩序之下的「合理碰撞」。犯規行為增加了比賽的刺激性和精彩程度。無犯規行為的比賽則索然無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比賽[6]。實際上，犯規在比賽中不僅無法避免，而且一方為了獲得比賽勝利目的基於比賽策略的考慮，常常故意利用犯規行為來消解對方的優勢。另一方面，由於體育競技本身所具有的對抗性、激烈性、近距離接觸性或高風險性，預示著在比賽中必然會存在人身安全危險，因犯規而造成輕傷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更是不可避免，這是參加體育競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造成輕傷以下的危害後果鑒於具有比賽目的的正當性，造成的危害結果不大，可責性相對較小，仍屬於體育比賽的正常范圍，並沒有超出人們所容許的危險預測可能性。而且這種傷害行為沒有必要啟動刑法予以干預，由體育行業採取行業制裁方式予以解決就可以達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第二，重傷以上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入罪」。基於比賽目的違規而造成重傷以上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已經超出人們對此所容許的社會倫理范圍，完全具有刑罰可責性。
其一，此種行為客觀上造成了重傷以上的嚴重後果，具有入罪化的罪質基礎。根據刑法典第95條的規定，重傷害一般是指使人肢體殘廢或毀人容貌的、使人喪失聽覺、視覺或其他器官機能的以及其他對於人身健康有重大傷害的情形。不難看出，致人重傷害往往使人生理器官殘疾或機能喪失，使之很長一段時期甚至終生不得恢復，這無疑是對人身權利的極大摧殘，直接侵犯了運動員的健康生命權，給運動員造成了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和煎熬。不僅如此，這種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嚴重踐踏了公平競賽的基本原則，制約了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阻礙了體育競技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嚴重影響到國家的良好聲譽和形象。
其二，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間接故意或過失，具有入罪化的主觀惡性。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其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可概括為間接故意和過失。對於前者指的是運動員出於比賽目的在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實施的犯規行為，而對於後者指的是運動員應當預見自己的犯規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情況下，由於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狀態。這樣就可以得出，行為人基於比賽目的，在其間接故意和過失的心理態度支配下而實施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犯規行為，可能以故意傷害罪或過失重傷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而造成死亡結果的，可能以故意傷害罪甚至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特別注意的是，這里行為人不可能存在直接故意的主觀心理態度，因為它與基於比賽目的的主觀目的相沖突，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行為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發生，那麼，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就變異為非比賽目的，超出了這里所論述的類型，而應直接依據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的情形處理。
其三，具有入罪化的罪量基礎。如上所述，體育競技運動首先遵循其行業規范，體育協會作為國家體育行業的行政管理機構，其制定的行業規范雖然不具有絕對的強制力，但仍然有著一定的約束和規范作用。而對於造成重傷或死亡嚴重後果的傷害行為超出了體育行業自治許可權可管控的射程圈，行業規范對此類行為的管控疲軟，即使管控其效果也適得其反。只有刑法的介入，運用刑法利器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才能夠有力懲治和預防體育賽場上頻頻上演的體育暴力行為。這對於維護運動員的人身權利，促進體育比賽的公平競爭，保證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大有裨益。
23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
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完全是隱藏其背後的不法行為，已經不能再視為比賽的一部分，無論其危害後果是輕傷，還是重傷抑或致人死亡，都應該全面「入罪化」。一方面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其他目的，具有傷害他人的主觀故意。例如個人恩怨的報復目的、發泄憤懣、起鬨鬧事以及其他擾亂比賽秩序目的等除比賽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這充分暴露出行為人在主觀心態上出於惡意，有違反比賽規則傷害他人的直接故意，也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積極追求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另一方面，行為人在客觀上違反了比賽規則，實施了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並造成了輕傷以上的危害後果。可見這種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已經背離了體育競技的基本精神，與刑法中規定的普通傷害行為並無不同，完全超出了社會所容許的危險范圍，具有刑事可罰性。
如果刑法容忍這種行為的發生而不加以干預，將會縱容此種不法行為的滋生，使體育競技走向畸形發展的不歸路。因此，刑法應當積極介入對此種行為的處罰。誠然，比賽過程中情形復雜多變，體育競技傷害行為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雖然從實質的角度看，以非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具有違法性，但此種行為發生在比賽過程中，行為人往往以合法的形式掩飾非法的目的，一旦進入訴訟程序，行為人會辯稱自己是基於比賽勝利目的的失誤所造成的傷害行為，因為同樣的競技傷害行為可能是出於比賽目的，也可能出於其他報復等目的。因此，如何判斷競技比賽中行為人的主觀心態是司法程序中的一大難題。解決這一難題的出路就是貫徹刑法中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因為主觀見之於客觀，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往往表徵出客觀的具體行為，從傷害的手段、方式或傷害的程度、部位抑或傷害的時間點以及行為人的違規程度、頻率等一系列的客觀狀況，來認定罪與非罪的界限。那麼，通過這些情況認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仍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時，從疑問時做有利於被告人的解釋，應貫徹疑罪從無原則。
3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刑事責任的承擔
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畢竟不同於刑法規定的普通傷害，其可責性相對較低，具有一定的社會相當性。因此有學者主張，對這種行為原則上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即使追究也要從寬處罰。但筆者並不予認同，文明進步的現代法治社會不允許以人的重大健康生命權做賭注以換取體育競技的精彩和刺激。對於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刑事責任的承擔同樣不能搞「一刀切」，一味地從寬處理，這里需要做分類處理。
其一，不可以從寬處理的情形。對於賽前、賽後或賽中暫停休息時的競技傷害行為以及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譬如，在比賽休息時，因運動員不滿或發怒，將球猛踢到觀眾身上而導致輕傷以上的傷害行為。由於這些傷害行為與遵行比賽規則無聯系，不再視為比賽的一部分，可責性較大，無論從法理和情理上都缺乏從寬處罰的正當性。
其二，可以從寬處理的情形。對於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盡管造成被害人身體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的嚴重後果，由於該行為是發生在競技體育比賽過程中，行為人的犯規傷害行為並無「惡意」，因此對該行為應當與惡意傷害行為做以區分，對該行為人可以從寬處理。其立論理由簡要歸納如下：1）從心理學角度來說，在比賽過程中，當運動員在遭受外部刺激時，會產生神經緊張、情緒激動或心跳急促等諸多身心反應。在這些心理狀態下，運動員往往對外界事物的判斷力或自我控制力會急劇下降，甚至短時間喪失。加之在比賽過程中，運動員需要根據外界的刺激而迅速做出反應，動作千變萬化。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行為的失誤或誤差，碰撞與傷亡在所難免。這些傷害行為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手段不同於普通傷害，有些傷害為社會可允許的危險，即使超出人們可預設的危險范圍，其可責性相對降低。2）從規范刑法學角度來說，在體育競技比賽過程中，完全期待運動員在激烈對抗狀態中做出合乎比賽規則的動作顯然是強人所難，在這一點上也蘊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所謂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適法行為[7]。也就是說，如果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適法行為就無法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責難，相應地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責任。試想，法律要求運動員在緊張激烈對抗的緊迫狀態下，以理性冷靜地判斷自己的行為並做出完全合乎規則的動作，顯然是強人所難。而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價值意蘊就是法律不強人所難。法律不僅是對司法人員的裁判規范，而且也是對人們的行為規范。法律以禁止和命令為內容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人們的日常行為要合乎法律的要求，否則將遭致法律的制裁。然而，法律不是隨心所欲而設定規范的，必須反映人們的實際情況。也即是說，法律設定的禁止規范和行為規范應以人們在行為當時可以不違反禁止規范和命令規范為前提條件的。從「法律不強人所難」和法律規范的設定規則都要求立法者在設定刑事責任承擔時必須充分考慮運動員在體育競技比賽這一特殊場景極為容易做出違規行為，進而造成他人人身傷害而觸犯刑律，這屬於事出有因，自然其可責性相對較低，對其從寬處理具有法理存在的正當性。
其三，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罰的情形。在競技體育比賽中很多參賽運動員為未成年人，那麼，他們一旦實施犯罪進入司法程序同樣嚴格遵循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就我國刑法而言，針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特點，我國刑法劃分了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年齡制度，還規定了一些特殊處遇原則：一是從寬處理原則，對於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二是不適用死刑原則和不成立累犯原則。三是從寬適用緩刑原則和免除前科報告義務[9]。針對這些從寬處理原則，不論行為人是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還是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只要是犯罪主體為未成年人，都應當遵循上述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處遇原則。

❹ 如何更好地構建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更好地構建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措施：

一、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
根據《中國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的有關規定，黨內法規的制定工作包括規劃與計劃、起草、審批與發布、適用與解釋，以及備案、清理與評估等環節。每一部黨內法規都要走完這幾項規定動作。以規劃與計劃為例，2013年11月，中央公布《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這實際上是給中央黨內法規和地方黨內法規的制定工作提供了一個「路線圖」和「時間表」。在制定相關的黨內法規過程中，根據這部黨內「立法法」的有關規定，黨章是最根本的黨內法規，是制定其他黨內法規的基礎和依據。制定過程應遵守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規定。在黨內立法過程中，按照分級立法的原則，由中央辦公廳會同有關部門制定規劃和計劃，中央紀委、中央各部門根據自己的職責許可權，按照一定的程序對黨員和黨組織的行為做出規范，並適時予以公布，使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有規可依。此為其一。其二，按照開門立法的原則，鼓勵黨員甚至黨外群眾有序參與到黨內立法工作中來，鼓勵和尊重專家學者對黨內立法提出咨詢意見和政策建議，一些黨內法規的初稿和徵求意見稿可以通過媒體、網路予以公布，廣泛聽取黨員群眾的意見，做法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其三，按照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相整合的原則，將基層一些成熟的做法和經驗，上升為政策，成熟的並帶有普遍適用性的上升為黨內法規。條件成熟時，可以將黨內法規經過法定程序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成為國家法律。
二、加大黨內法規備案審查和解釋力度
黨內法規備案審查制度，由黨內法規工作負責實施，自發布之日起30日內由制定機關報送黨內法規工作備案審查。備案審查的主要內容，是對該黨內法規進行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合理性、合規性等進行審查，即看該黨內法規是否同黨章和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相抵觸；是否同憲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相抵觸；是否與其他同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對同一事項的規定相沖突；規定的內容是否明顯不當；是否符合制定許可權和程序。在審查過程中，發現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存在上述的不一致、相抵觸、相沖突以及明顯不當的情況的，中央辦公廳法規工作經批准可以建議制定機關自行糾正，制定機關應當在30日內作出處理並反饋處理情況，逾期不作出處理的，中央辦公廳提出予以糾正或者撤銷的建議，報請中央決定。

黨內法規解釋制度，是指黨內法規制定機關根據法定許可權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標准和原則，對黨內法規的含義以及法規所使用的概念、術語等進行進一步說明的活動。黨內法規的解釋同黨內法規具有同等效力。黨內法規的解釋是黨內政治生活中法規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法規實施的重要前提。
不管是黨內法規的備案審查，還是黨內法規的解釋，都是為了提高法規立法質量，黨內法規的立法質量，增強黨內法規建設的合法性，彰顯黨內法規的嚴肅性、權威性，目的是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三、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
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之間存在什麼關系？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區別在於：制定機關、制定程序、調整對象、適用范圍、實施方式不同。從制定機關和制定程序看來，黨內法規是黨的中央組織、中央紀律、中央各部門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根據黨內立法程序制定的，而國家法律則是由國家立法機關依據立法程序制定的。從調整的對象來看，黨內法規主要調整的是黨內關系和黨內政治生活，而國家法律主要調整的的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從適用范圍來看，黨內法規僅適用黨組織和黨員，而國家法律則適用於包括中國黨組織和黨員在內的一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從實施方式來看，黨內法規主要是以黨的紀律作為強制手段，而國家法律則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
盡管有上述明顯的不同，但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都是中國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重要依據，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和國家法律規范體系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來說，二者又是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的。也就是說，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是國家法律的重要保障。黨內法規在條件成熟時可以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此為其一。其二，黨內法規的制定與實施都要在國家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開展，不能超越、逾越、凌駕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外、之上。其三，黨內法規要嚴於國家法律，從黨的先進性建設的角度來看，這是因為加入中國，成為中國這個執政黨組織的一員，就要模範遵守國家法律，按照黨規黨紀以更高標准嚴格要求自己。
如何實現二者的銜接和協調？在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過程中，要用兩手，兩手都要硬，即運用國家法律法規這一手，規范約束包括黨組織在內的一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公民，使他們的行為符合社會主義法律規范體系，同時也要運用好黨內法規這一「軟法」之手，加大黨內法規的執行力度，使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既有國家法律意識，也有黨內法規意識。兩手同時抓，才能使國家法律規范體系和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發揮出合力，才能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走好。
四、黨內法規制度比法律的要求更嚴格
從法的位階來看，國家憲法和法律要高於黨內法規，也不是說黨內法規不能與國家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在對黨內法規進行清理過程中，所堅持的一條原則是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要符合國家憲法和法律的有關規定。但是在制定黨內法規和黨的制度中，應按照比法律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標准來要求黨員和黨組織。只有這樣，才能充分體現中國是先鋒隊階級，才能體現黨的先進性。
黨內法規嚴於國家法律，有兩層含義，一是對黨組織的規范和約束要嚴於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等。黨組織作為先鋒隊組織這一特性要求對黨組織的約束不能低於、松於其他組織。特別是黨組織應該率先遵守由自己提出的國家法律或法令，為全社會守法做出表率。二是對黨員的規范和約束要嚴於一般的公民。這是因為黨員入黨誓詞中就有遵守黨的紀律，它的意義就是說，入黨時就已經把自己的一些權利讓渡出去，自願接受更為嚴格的黨紀約束，這是一種承諾。從這個道理，我們可以看出，在黨內法規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應該按照嚴於法律的要求約束自己、約束自己所在的黨組織。
比如，我國的現行法律，沒有「通姦罪」條款，而「性賄賂」也未入罪。從國家法律的角度，「通姦」不是罪，無法納入法律懲處的范疇，頂多是道德譴責，是社會層面違反道德規范的問題。但從黨內法規的角度，「通姦」的性質就比較惡劣了。也就是說，對於黨員幹部來說，「通姦」行為盡管不「違法」，但卻「違紀」了。根據《中國黨員紀律處分條例》把「嚴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行為」專列為第十四章，其中第一百五十條規定：「與他人通姦，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與現役軍人的配偶通姦的，依照前款規定從重或者加重處分。重婚或者包養情婦（夫）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這一規范，顯示的是對黨員要求的嚴格，對「先進分子」的要求原本應該如此。
五、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
對於當代中國來看，黨內法規的執行力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法規的執行力與國家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力密切相關。提高黨內法規的執行力，讓黨內法規不再「懸空」，不再貼在牆上，印到紙上，而是切切實實地走到黨內政治生活中來，我們需要做很多的功課。比如，法規的執行離不開良法的制定，一些法規為什麼執行不了，是因為法規本身無法執行，可操作性差，因此，要提高黨內法規的立法質量。此為其一。其二，加強黨內法規工作隊伍建設，特別是黨內法規的立法、執行、監督等方面的人才培養，將大批具有黨建專業和法學專業背景的同志充實到黨內法規的工作隊伍當中來。其三，嚴格執法。比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辦案線索」，這條規定實際上就大大提高了黨內法規的執行力，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黨內法規的范圍內得到切實有效的推進，避免了一些地方在紀律查辦案件時受到同級黨委特別是黨委「一把手」的干涉、干擾。

❺ 什麼是軟法

軟法，來是指那些不能運源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規范。

軟法概念最先源起於國際法研究領域，除少數學者外，鮮有將其運用於國內法語境之中。

羅豪才教授在豐富的學術和管理經驗基礎上，以其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強大的學術影響力，引領了軟法研究的迅速發展，尤其是在國內法維度上。

(5)軟法規范擴展閱讀:

在國際法領域，軟法就包括大量由主權國家之間訂立的但又不具有正式國際法效力的協議、約定等，只是因為它們沒有通過繁復困難的國內權威機關予以認可的程序；

在國內法領域，國家制定的被視為正式法律淵源的規範文件中，也含有不少不具有強制約束力、僅僅是宣示性、引導性、號召性的規范；

國家機關還會制定許多不被視為正式法律淵源且不具有強制執行力的指南、綱要、意見、准則、基準等規範文件，但這些文件確實發揮實際的影響；

即便是在當代的、形式上為鄉規民約並由此易劃入民間法范疇的共同體規范，也有國家意志通過基層政權組織的引導和介入。

❻ 什麼是指有宣示性，號召性，鼓勵性，促進性，協商性，指導性的規范

( 軟法規范 )是指: 具有宣示性、號召性、鼓勵性、促進性、協商性、指導性的規范。

❼ 軟法的形態

大致說來，軟法規范主要有4類形態：一是國家立法中的指導性、號召性、激勵性專、宣示性等非強制性規范，在屬中國現行法律體系中，此類規范約佔1/5；二是國家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中的法規范，它們通常屬於不能運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非強制性規范；三是政治組織創制的各種自律規范；四是社會共同體創制的各類自治規范。
軟法研究者認為，法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調節器，應當區分各種社會關系秩序化的難易程度選擇強弱有別的規范去調整，濫用國家強制不但會浪費法治資源，還會損及法律之治的正當性。建設法治國家，特別是法治社會，要倚重軟法之治，現代法治應當尋求更多協商、可以運用更少強制、能夠實現更高自由。事實上，伴隨著公共治理的崛起，軟法與硬法正在發展成為現代法的兩種基本表現形式，法正在從傳統的單一的硬法結構朝著軟硬並重、剛柔相濟的混合法模式轉變。

❽ 什麼是指有宣示性，號召性，鼓勵性，促進性，協商性，指導性的規范

填空：
（ 軟法規范 ）是指：
具有宣示性、號召性、鼓勵性、促進性、協商性、指導性的規范。

❾ 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是什麼關系

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既有明顯區別,又有緊密聯系;既有各自「分管回領域」答,又相互協調銜接。四個方面看不同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都集中體現了黨和人民的意志,都是通過特定程序制定的行為規范,都屬於制度范疇。兩者在4個方面存在明顯不同。制定機關和制定程序不同,黨內法規是由省級以上黨組織按規定程序制定的,國家法律是由國家立法機關依據立法程序制定的;調整對象不同,黨內法規主要調整的是黨內關系和黨內政治生活,國家法律主要調整的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適用范圍不同,黨內法規僅適用於黨組織和黨員,國家法律適用於一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實施方式不同,黨內法規以黨的紀律作為強制手段,國家法律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三個方面看統一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相輔相成,辯證統一,共同服務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國家法律是黨內法規的制定約束。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內法規不得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黨內法規是國家法律的重要保障。黨嚴格遵守黨章和黨內法規,是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先決條件。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時深刻指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