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信訪條例

㈠ 大型群體性活動的編制依據有哪些

請適當參考：
為有效防範和妥善處置重大群體性事件，提高處置效能，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重大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消除和降低重大群體性事件造成的影響，切實維護我市社會大局穩定，保障和促進全市經濟社會更好更快發展，制定本預案。

1.2 編制依據

本預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黑龍江省信訪條例》、《黑龍江省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黑龍江省重大群體性事件應急預案》及《黑河市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等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結合我市實際制定。

1.3 適用范圍

本預案適用於我市重大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置工作。重大群體性事件主要包括下列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擾亂社會治安秩序以及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群體性行為：

㈡ 黑龍江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信訪條例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為密切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人大常委會）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加強人大常委會對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維護信訪秩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和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制定本條例。第二條本條例所稱信訪，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採用書信、電訊、走訪等形式，向人大常委會反映情況，提出意見、建議和要求，進行申訴、控告和檢舉，並由有關國家機關進行處理的活動。第三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是本行政區信訪工作的一部分。人大常委會應認真處理來信來訪，傾聽並受理信訪人的意見、建議、要求及申訴、控告、檢舉，切實做好信訪工作。第四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堅持分級負責、歸口辦理與依法受理和思想疏導相結合的原則。第五條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成員應親自閱批群眾重要來信，接待重要來訪。第六條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應把信訪工作納入議事日程，掌握、研究群眾反映的重大涉法案件。第七條人大常委會根據需要可以聽取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關於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交辦的重大典型案件辦理情況的匯報。第八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是人大常委會受理、辦理信訪事項的職能部門。第九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應定期反映信訪情況，對重大信訪事項應及時向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報告和向有關機關通報。第十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應配備與工作任務相適應的專、兼職工作人員，並保證其必要的工作條件。第十一條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向本級人大常委會反映問題，由本級人大常委會的代表聯絡機構接待和處理。第二章信訪人第十二條信訪人，是指採用書信、電訊、走訪等形式向人大常委會反映情況，提出意見，進行申訴、控告和檢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信訪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得到保護。第十三條信訪人採用走訪形式進行信訪，應到人大常委會機關指定的接待場所。第十四條多人反映共同意見、建議和要求的，一般應採用書信、電訊等形式提出；需要採用走訪形式的，應推選代表提出，代表人數不得超過5人。第十五條信訪人應如實反映情況，不得捏造、歪曲事實，不得誣告、陷害他人。第十六條信訪人應遵守信訪秩序，不得圍堵、沖擊國家機關；不得攔截公務車輛；不得損害接待場所的公私財物；不得糾纏、侮辱、毆打、威脅接待人員；不得攜帶危險品；爆炸品以及管制器械進入接待場所。第十七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發現來訪人員中有傳染病或者疑似傳染病人的，應通知其所在地的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由衛生行政管理部門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處理。第十八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發現來訪人員中有精神病人的，應通知其所在地區、單位或者監護人將其接回。對不能控制自己行為，妨礙信訪循序的精神病人，信訪工作部門可以責成所在地的公安機關將其帶離接待場所，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予以處理。第三章受理和辦理第十九條人大常委會受理下列信訪事項：
（一）對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建議、批評和意見；
（二）對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作出的決議、決定的建議和意見；
（三）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瀆職行為的控告和檢舉；
（四）對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作出的決定、判決、裁定不服的申訴；
（五）按照法律規定人大常委會需要監督的其他事項。第二十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對應通過訴訟、仲裁、行政復議解決的信訪事項，應告知信訪人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到有關部門辦理。第二十一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按照「分級負責，歸口辦理」的原則，應及時將信訪事項轉交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下一級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辦理。被交辦機關不得推諉、敷衍塞責，必須認真調查處理，並答復來信來訪者。第二十二條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發函交辦信訪案件，司法機關應在收函之日起180日內、行政機關應在90日內辦結，結案後向人大常委會報告處理結果，並將結果及時通知信訪人。逾期不能結案的，應報告案件辦理進展情況和預計結案時間。對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辦結的特殊信訪案件，由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部門限定時間辦結。

㈢ 政治參與的合法性

政府對「政治參與」的保護是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和體現zt

在中國人的思想深處，認為談政治是危險的。

這種無時不刻都怕被「政治」螫到的恐懼從中國人的現實生活甚至記憶中徹底抹去了人的基本權利。它從根本上把中國人作為公民的存在淪為了動物性的圈養，把所有擺脫奴役和爭取權利的要求變為非法。中國人一旦意識到自己有權利，要爭取權利，那簡直就是「活的不耐煩了」。中國人的思維和智慧無所不在地被異變和扭曲了。

「公民參政」是所有政權合法存在的根本理由。人人生而平等，人們生而享有一些不可剝奪（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 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政府唯一合法目的就是捍衛公民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政府必須得到被治理者（或通過代議士）的同意產生出來。

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參與」 是對公民參政的概括，是主權在民的體現，享有受憲法保護的崇高地位。「政治參與」最主要的特徵是：是公民在政治體制的各個層次中以個人或團體直接或間接影響政治抉擇或公益分配的行動或不行動。舉例說，參加選舉或不參加選舉，支持或反對一位政治家，都是「政治參與」。由於在「政治參與」中產生了(並且監督了)合法的政府，政府就必然和必須要保護「政治參與」。也就是說，政府對「政治參與」的保護是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和體現。

雖然民主制不一定是最美好的，但勝出共產專制太多。民主制的相對優越性明顯地表現在「政治參與」的選舉中。定期選舉不但能不斷地把相對最有能力的人選出來，而且避免了專制下流血或不流血政變及其引起的社會動亂，極大減低了社會資源的成本耗費。公民只要了解候選人及所屬政黨的政績政綱，就能迅速作出選擇，選民無須花費巨大成本收集信息，就能作出相對理性的選擇。

在選舉中，候選人的好與壞，真誠與虛偽，實話與謊言，功績與錯誤，他的性格和操守都要一一受到選民最嚴格的檢驗。這是專制者連想起來都膽戰心驚的，更不要說會敢於一試。在選舉中，勝非聖人，敗也君子，榮辱共在。如果說，勝選者是高大的，那麼，他的高大是人民的選票壘起來的。如果說，敗選者是值得尊敬的，有了敗選者的敗選，勝選者的勝利才真正有了價值。

20 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兩類所謂「政治參與」現象。第一類表現為大學學區及農村進行的選縣及縣以下人大代表的選舉投票活動。有學者把它歸納為「制度性參與」和「公民賦權運動」。第二類是非制度性抗爭性參與，表現為「公民維權運動」，具體形式......

第一類的「制度性參與」，如果沒有嚴肅當真的態度，便不能真正把民眾的意願帶進政府，變為政府政策。第二類大規模抗爭運動的出現正好說明了第一類參與並沒有滿足民眾「政治參與」的要求。

據中山大學郭正林教授等對廣東省農村26 個村三類區域(珠江三角洲中心；邊緣；相對落後)1千八百多人多人的抽樣調查發現：沒有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占絕對多數(64.0%)，多次參與選舉的只佔極少數(3.2%)。在參與選舉的農民中，黨員占絕對多數(63.5%)，非黨員只佔少數(29.7%)。另外，個人的政治面貌和職務經歷(黨員、幹部) 對參與選舉影響最明顯，經濟收入對選舉只有微弱影響。由此發現，農民的政治參與程度同個人的社會政治面貌及社會身份（通過職務經歷來體現）關系密切 。

學者的研究還證明，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顯著特徵是目標非經濟化。郭正林教授等的研究發現，在農民政治參與的取向中，排在首位的是「辦事公道」和「人品好，不貪污」，這表明農民有很強的公平要求和正義訴求；排在第二位是「有文化、明道理」和「敢為村民說話」，表明農民十分看重知識文化以及敢為平民利益鼓與吹的「包公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民的選舉取向中，是否是黨員排在倒數第一，僅有不到20%的人選擇黨員。於建嶸在湖南的調查顯示，參加選舉的農民並不認為選舉投票對他們的自身利益很重要，他們尋求的是「做事公正」 。何包鋼和郎友興的調查顯示，農村選民的投票行動主要受其政治權利及公民責任意識驅使，表明農村社會的公民意識正在形成。國外學者中，歐博文和李連江對農民政治文化的研究發現，轉型期中國農民的選舉參與、依法抗爭等政治參與活動，正在把老實巴交的「順民」和愛頂撞權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公民。

不難看出，一方面，中國人的「政治參與」意識在覺醒之中；另一方面，「政治參與」被擠壓在非常窄小的空間和極為低下的層次中，與其在民主制下的涵義發生了根本的異變。

在當今社會轉型期，擺脫中國人背負的「搞政治」的「原罪」、還原中國人「公民參政」的權利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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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級上訪的合法性分析
摘要：越級上訪是公民合法政治參與的表現，是對基層政府失靈和基層政府不作為的規避，越級上訪也有利於當代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建設。越級上訪要得到合法的身份認同必須建立規范化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

關鍵詞：越級上訪 合法性 利益表達 政治參與 政府失靈

一、問題的提出

任何一種利益結構都客觀存在著一定的利益需要，而一定的利益需要總是要通過一定的途徑來表達，即利益表達。信訪就是當代中國群眾性利益表達的一個比較直接的渠道。根據國務院2005年頒布的《信訪條例》第二條規定，信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採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以下簡稱各級行政機關）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依法由有關行政機關處理的活動。[1]至於「越級上訪」，從國務院2005年頒布的《信訪條例》來看，越級上訪並不在禁止之列。也就是說，越級上訪並不違法。

近年來，隨著我國法治化進程的推進和公民法制意識的提高，越級上訪逐漸成為人們解決利益爭端和維護合法權益的重要武器。應該說，這一點，無論是從法治建設的高度，還是從政治生活的實踐來說，都是一大好事。然而現實生活中的「越級上訪」者屢遭排擠、打擊、報復乃至遭遇其它各種不公正的對待的情形時而見諸媒體。

湖南衡陽縣農民鄧仔生，因為其所在村幹部向農民徵收的稅費遠遠高於中央和省政府的規定，他跑到縣里找縣長告狀，結果一回到村子，老婆被人從樓上推下來，打得神志不清。後來他象電影中的秋菊一樣，先後跑到省會長沙和北京上訪，要求為農民討一個說法。縣政府在展開嚴打活動時，懸賞500元人民幣通緝他，因為找不到人，把他的房子砸了。[2]其慘狀不能說不撼人心魄、觸目驚心。象這樣「為民請命」者最終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嚴打」、「整肅」的對象，維權護權者卻遭到了公共權力持有者的不公正的乃至是違憲的對待。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公然張貼著「越級上訪是犯罪！」「嚴懲帶頭上訪的元兇」[3]之類的醒目標語。還有些地方竟然採用經濟手段限制上訪。比如江西省豐城市供電有限責任公司為阻止職工上訪，竟然下發書面通知以扣發工資和罰款相威脅，「上訪一次罰款兩百，上訪兩次罰款四百，上訪三次工資扣發」 [4]。

被媒體廣為報道的黑龍江省雙鴨山市四方台區的居民、61歲的婦女馬繼雲，越級上訪被關押75天，後因癱瘓才被「釋放」回家，在關於其辦案書上竟赫然寫著：「馬繼雲……長期越級上訪達八年之久……」[1]在他們看來，上訪就是「鬧事」、就是與政府「作對」、就是不「聽話」，上訪者就是「刁民」，對付「鬧事」、「刁民」的辦法就應該採取毫不手軟的「制裁」、「處罰」，何況對越級上訪就更加是不容置疑的「此可忍孰不可忍」。

2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社會各階級、階層迅速分化，坊間各種社團和組織迅速成長發育的歷史，而這一歷史性的訴求又引起了社會利益的重新整合，而在社會利益整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各種利益矛盾的沖突和對抗。日漸增多的越級上訪正是這一利益矛盾的沖突和對抗的極致表現。

就目前的越級上訪而言，大多數的並非是一種出於敵視政府，對國家不滿的立場，而是真實地為了維護和捍衛自身的合法利益。可是，我們的不少地方行政機關和一些部門，往往更多的是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來定位越級上訪，少數地方政府和部門甚至對越級上訪者施以「陰謀論」的處置。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來是由於利益而導致的「沖突」，由於維權而導致的「抗爭」，雙方也就很難溝通、對話和協商，因為首先缺乏的是對問題的相同視角和理性的解決問題的方式。這樣，也就人為地強化和升級了越級上訪這一政治行為。對越級上訪者而言，無疑需要付出的是更大的代價、道德勇氣和日益膨脹的上訪成本；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為了捍衛其所謂的權威、既得利益乃至個人的升遷，不得不採取各種高壓的手段，「殺一儆百」，諸如人身攻擊，財產的破壞和對越級上訪者家屬的報復等。而這些正好和——國務院《信訪條例》第三條「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打擊報復信訪人」[2]——相違背，認為其是和政府「唱對台戲」、「對著干」。

《信訪條例》第四條規定，信訪工作應當在各級人民政府領導下，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依法、及時、就地解決問題與疏導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如果我們再從《信訪條例》的二十條關於對信訪人的六大禁止行為來看，越級上訪並不在這之列。[3]這就是說，就一般的工作程序來看，我們的信訪工作應該按照這樣的「層級」原則解決問題。誠然，我們沒有鼓吹或者過分宣揚越級上訪的優勢。我們只是想從一個最基本的事實——越級上訪確實存在我們身邊，而且這樣的案例佔到上訪的85％以上（2002年的數據，參見下文）——出發，如何清醒地、理性地——而不是從某種特定的立場——探討、把脈越級上訪問題。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越級上訪的政治意義上的合法性，到底何在？這也正是本文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二、越級上訪的合法性分析

如果說政治學的本質是一門藝術的話，那麼，它也是在所有可行的政策和制度中選擇最有價值的政策和制度的藝術。既然是選擇最有價值的政策和制度，也就免不了要涉及政策和制度的合法性問題。關於越級上訪的合法性，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論述：

1、越級上訪是公民合法政治參與的表現

政治參與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響政府人員的選擇及（或）他們採取的行動為直接目的而進行的合法活動。政治參與的一個動機就是旨在影響政府決策的行為，或者說是影響「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政治參與有四種不同的模式：投票；競選活動；公民主動的接觸；合作活動。與越級上訪相關的主要就是公民主動的接觸。有著特殊問題的個人主動與政府官員——可以是個人對政府，也可以是個人對政府的某個部門——接觸，商談其所關心的特定問題。只有這種模式的參與，人民才可以合理地期望它產生特殊好處。因為它可以選擇參與行為的「議程」，即可以自行決定接觸時談些什麼內容；而不像投票和競選活動，議程完全被候選人和政府官員控制。[1]

從政治參與的角度考察越級上訪，主要是因為政治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內容，而越級上訪正是公民自覺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渠道；政治參與也已經成為現代政治發展的顯著特徵之一，而越級上訪一旦獲得「身份」認同，必將大大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從政治參與的功能來看，一方面，它具有制約和監督政府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也有助於增進政治統治的合法性。

從越級上訪主要採取與政府官員接觸這種模式的政治參與的特徵來看，上訪者主要是想通過與高層官員或者政府部門接觸——法律絕對不會規定公民只能與基層官員打交道，而不能與高層官員接觸，獲得他們的支持和信賴，藉以解決其自身問題。就這種模式的政治參與來看，它並不違法。因為任何公民都有與高層官員或者政府部門（國家機要部門除外）接觸的權利。這就是說，在大多數情況下，越級上訪是公民行使法律賦予的合法的權利，把自己的態度、意見、建議等轉變為向政府行動表示要求的方式，並且旨在影響政府決策或者政策制定過程的活動。

從現階段越級上訪的情況來看，大多數都是因為上訪者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切實保障，而基層政府對上訪人所反映的問題往往無動於衷或者久拖而不決，這樣，非但不能充分滿足其利益要求，反而不斷侵害其利益，於是他們不得不與更高一級的行政機關及其官員進行溝通、對話和協商，以表達其利益要求，希望通過這種個別接觸和非制度性的利益表達，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或者政治過程，比如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施壓，要求下級行政機關更加積極主動作為。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通過「層級鏈」逐級傳遞，由於基層政府為了本身聲譽或者怕影響政績而實行信息封鎖或者信息截留，這樣，這些通過逐級傳遞的信息就不能直接為較高一級的行政機關所掌握。

從政治參與的功能來看，越級上訪具有制約和監督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的功能。在民主的社會制度下，政治參與本身就是一種利益的宣洩機制，它可以在政府和社會大眾之間力求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能夠起到緩沖、協調或矯正政府行為同公民大眾意願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從政治體制來看，為了維護現存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轉，政府系統也必須持續不斷地從社會中獲取大量的政治信息，尤其是民眾反映強烈，怨聲較多的反面信息，從而對其治理方略和統治方式進行矯正和糾弊。而公民通過政治參與，大膽表達自己對利益和價值分配的意願和目標取向，也恰好迎合了政府系統的這一要求。而且從政治參與機制和政治運行機制的關系來看，政治參與機制是政治運行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治參與機制的健全程度，直接關繫到政治運行機制功能的發揮程度。從而力圖在政府的行為與公民的意願之間建立一種對所涉及的問題的一致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越級上訪，我們會發現，公民之所以出現越級上訪，往往是因為基層行政機關的作為無法滿足其意願和要求，為了滿足其意願和實現其利益要求，必然要通過其它的途徑來獲取。而越級上訪既是一種非常現實的選擇，也是一種較為明智的選擇。這是因為在單一制國家中，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往往具有相當的威懾力和至上的權威性，比如越級上訪者告到農業部，農業部就會批復給省農委，再一級級批復下去。就一般情況來看，下級對於上級的指令和指示，還是要有所重視、貫徹和落實。

在大多數情況下，下級是不敢「抗命」，但是在這些年的越級上訪事件中，很多基層政府機關並沒有按照上級的指示和精神妥善處理好越級上訪的問題，甚至採取或者變相採取極為惡劣的打擊、報復的方式對待上訪人。諸如上文提到的越級上訪者，其上訪歷程無一不是艱辛和痛苦的，而其結果也往往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順人心」、「隨民意」。誠然，如果上級行政機關和下級行政機關沆瀣一氣，抑或下級為了其特定目的（比如領導者怕影響政績等）而賄賂上級，上級也「積極響應」，則另當別論，因為它需要承擔的是另一種更大的政治風險，需要付出的是另一種更大的道德代價。

總之，從政治參與的角度來考察越級上訪，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越級上訪有助於上訪問題的真正解決，也有助於加強對政府的監督，減少或者抑制腐敗現象，促進政府的廉潔勤政高效，從而提高政府的執政能力，增進政治合法性建設。

2、越級上訪是對基層政府失靈和基層政府不作為的規避

之所以從政府失靈和政府不作為的角度考察越級上訪，是因為政府失靈和政府不作為是現代政府經常容易犯的「政治病」和兩大頑症。政府失靈是指政府的政策干預措施不能實現預期的調節市場的作用，在某些條件下甚至導致比「市場失靈」更壞的結果。

從越級上訪的角度來考量政府失靈，其主要問題在於：（1）基層政府缺乏明確的責任主體，由此導致政府效率低下和政府官員淡漠無情；（2）基層政府官員和常人一樣，會犯錯誤；（3）基層政府行為存在失序或失控，由此導致對政府違約行為懲罰的空置；（4）基層政府機關和行政官員存在激勵機制問題；（5）基層政府的壟斷性導致低效率、尋租行為等腐敗現象；（6）基層政府奉行的「多數人同意」和「少數人決策」原則，時常會漠視或損害少數人的利益。換句話說，這些問題的存在，也正是越級上訪者之所以要越級上訪的現實理由。

2003年10月6日出版的《瞭望》周刊指出，當前「80％的上訪反映的是基層問題，80％的上訪反映的是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的，80％的上訪是由於地方或部門沒有認真妥善解決所造成的」。[1]。而解決基層政府失靈的一條有效途徑就是建立和完善民主表達的方式以及創設並且不斷完善新的政治操作技術。這樣既可以直接為民眾提供一個通暢的表達渠道和制度平台，也可以減少社會的官僚化傾向，改善干群關系，從而完成政府為所有公民提供生存、穩定以及經濟的和社會的福利這一目標。

從政府不作為這一角度來看，近年來越級上訪之所以愈益凸現，主要是因為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某些基層政府官員在政治沖突中，不是緩和平息沖突，而是「善於」製造、激化、升級沖突；二是有關部門責任意識和職業道德缺失，甚至人為堵塞、封鎖上訪渠道；三是不少基層政府官員習慣於運用政治和意識形態「整人」，缺乏起碼的法律思維和法治意識；四是中國的權力結構體系特徵決定了，中央一級、省一級的威攝力和信任度最高，但是到了地方，越是基層，權力結構就會異化，甚至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中央滿天晴，省里起烏雲，縣里刮大風，鄉鎮淹死人」；或者「一個部門解決不了問題，其他所有部門都解決不了問題的局面，最後演變為所有的問題都湧向北京」 [2]。因此，一方面，疏通信訪渠道，給人民群眾提供一個如實反映問題的綠色通道和不受任何阻礙地行使民主權利的政治平台，極為緊迫和必要；另一方面，建立起嚴格、規范的政治問責制度——強化「作為」的責任重要性和自警意識，提高「不作為」的政治風險和道德成本——也理應提上日程。

從現實的情況來看，當前不少地方政府的「市場化」、「企業化」和「利益化」以及地方官員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會化」，使得一方面政府行為的公共性、服務性、合法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導致最為嚴重的後果就是基層政府機關的普遍的「不作為」，致使政府應有的功能大大缺位，公共事業衰退，權力尋租和制度腐敗嚴重，社會不公正和不穩定因素加劇。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公民個人的上訪還是法人或其它組織直接對基層行政機關的上訪似乎總難以奏效。於是，越級上訪，也就是順理成章且在情理中之事。因為這是對基層政府「不作為」 的最有效的利器和維權者的尚方寶劍。一方面是上訪人對基層政府「對簿公堂式」的挑戰和抗爭，另一方面是上級對下級的法定的「權威」的作用使然。也正是這兩點的存在，使越級上訪成為可能，使越級上訪者在維權的同時，糾正和規范基層政府的「不作為」。

總之，如果按照國家的要求以及目前的《信訪條例》，我們要依法、有序、逐級上訪，這個也沒有問題。即使我們不提倡大家都去越級上訪，但是決不能禁止越級上訪，尤其堅決反對阻止群眾越級上訪，甚至採取非法手段打擊、報復越級上訪的行為。而太多的「越級上訪」的存在，更多的是因為現實中的「逐級」、有序上訪往往無益於問題的解決。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國家信訪局王月宗副局長指出，我們不提倡越級，但是不禁止越級。為什麼這么說呢？2002年我們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交辦給地方的案件，那肯定都是越級，85％的來訪都是屬實的。這是什麼概念，換一句話講，如果你不讓越級上訪，那麼這85％的群眾問題什麼時候能夠解決？很可能石沉大海。[1]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越級上訪既可以實現下情上達和上情下傳，也是對政府失靈和政府不作為的有力彌補和一大規避。

3、越級上訪有利於當代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建設

合法性是政治科學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最初的含義是指國王有權即位是由於他們的「合法」出身。中世紀以來，其內涵更加豐富，合法性不僅是指「統治的合法權利」，而且更重要的是指「統治的心理權利」。現代意義上的合法性，主要是指人們內心所秉承的一種理性態度，這種態度認為政府的統治是合法的、公正的和值得信賴的。政府的合法性通過以下四種途徑：首先，政府長時間的存在；其次，一個政府也能從其良好的政績中獲得合法性。保證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提供安全保障以低於外敵入侵和內部騷亂，公平對待所有的人，這些都有助於提高政府的合法性。第三，政府的組成結構對合法性也有影響。如果人民感到政府是公平地代表他們的，而且在選任官員時有發言權，他們就更願意服從。最後，政府通過操縱國家象徵來支持其合法性。國旗、歷史紀念館、愛國的遊行、有力的演說等都讓人們相信政府是合法的，是應當服從的。[2]

用合法性理論來分析越級上訪，我們會發現，就越級上訪來說，上訪的原因更多是與上述第三種途徑的合法性來源有關。無論是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和要求，還是檢舉揭發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都直接影響到信訪人對政府系統的信賴感、支持感和認同感。遑論信訪人是出於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權益的行為和動機。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越級上訪存在的原因，也就是信訪人對基層政府系統的這一信賴感、支持感和認同感無法找到，「不得已而為之」，採取這種自下而上的，通過直接訴求更高一級的政府及其權威來對抗基層政府和少數官員的「枉法」行為。如果越級上訪者的權利和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或者說這一權利壓根就沒被重視過，它就會直接影響到「特定的信仰體系」的維系和變更。反之，如果越級上訪能夠奏效，越級上訪者對上訪結果的「高滿意度」又有利於政治統治和政治治理權威的加強，它會直接影響到政治合法性的建設。它們之間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

從合法性的角度審視越級上訪，我們還可以從政治責任與合法性的角度來考查。作為合法性存在的三個前提條件之——另兩個是政治分化和政治判斷——的政治責任，與合法性的關系甚為密切。責任所表達的是一種權力，該權力接受了統治權利所強加的限制措施。不論何種政體，只要它在努力尋求建立起它的合法性，那麼它就要關注於建立對它自己的權力進行限制的機制。這種限制措施要求領導者不能只從純粹的私人角度——或曰為自己而存在，為私利而存在——考慮問題。對於一個有抱負、想盡可能顯示其統治權力的政治領導人來說，政治責任首先是承認他的活動的公共范疇，他必須想法設法，必須嘗試，必須盡全力滿足共同體成員的要求，為共同體服務，持續發展公共福祉。同時，負責任的統治者是接受譴責原則的。責任與懲罰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要強調責任的重要性，就必須有懲罰機制。這一機制的實行，是為了不致使整個共同體的運行處於難以為繼狀態，乃至處於極端危險境地。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政治體制過分保護其自己的領導人，它就只能使自己處於更加趨於脆弱的狀態，乃至加速其崩潰和滅亡的進程。[3]

總之，從政治合法性的角度來考察越級上訪，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基層政府和部門以各種形式和借口阻止合法的越級上訪。因為其本身換來的是政治合法性的實現。上訪人通過越級上訪，如果能夠使問題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同時也提高了其對基層政府的認同意識。同時，越級上訪也有利於決策合法性。決策合法性往往指涉的是，通過利益博弈之後所形成的決策，實質上代表和維護了誰的利益，代表和維護了什麼樣的利益，以及利益的實現路徑和保障機制問題。它涉及的更多的是程序、規則以及制度化的參與機制問題。為政者可以通過「越級上訪」這一利益宣洩和表達形式，更真切地傾聽民眾自己發出的聲音，並根據現實情況和操作可能性，將其納入決策過程和政治考量之中，從而更加充分和最大限度地納「越級上訪之真言」，給越級上訪者一個完整、滿意的答復，以提高政治統治的合法性。

綜上所述，在論證了越級上訪的合法性之後，下一步該探討的就是針對目前越級上訪得不到一些政府和部門的認同，甚至視為「違法」的現象，如何尋找一種制度化的表達機制，以及保障此規范化制度化利益表達機制良性運做的配套制度設計和安排。這些制度設計和安排理應包括如何使越級上訪逐步得到合法的身份認同，如何規范越級上訪這一政治行為，如何保障越級上訪者合法權益，如何矯正基層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違憲違法行為，如何實現越級上訪者的零成本和結果的高滿意度……這些都是當下中國政治無法迴避而又急需解決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誠然，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進行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包括建立規范化、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以及保障規范化、制度化利益表達機制良性運作的配套制度設計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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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意見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意見
中發[2007]5號

信訪工作是黨和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工作。做好新時期的信訪工作，對於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加強黨風建設尤其是幹部作風建設，密切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現就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提出如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信訪工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強化做好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政治責任
（一）正確認識當前信訪工作面臨的新形勢。黨中央、國務院對信訪工作高度重視。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對信訪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部署。各級黨委、政府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精神，積極暢通信訪渠道，依法規范信訪秩序，切實解決群眾合理訴求，妥善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和群體性事件，全面加強信訪工作各項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當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穩定的。但由於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既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其中，大量矛盾和問題通過信訪渠道反映出來，加上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工作不到位，一些幹部的作風不扎實，一些群眾的法制觀念比較淡薄，使信訪問題進一步凸顯，信訪工作面臨的任務十分繁重。各級黨委、政府要正確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科學分析產生信訪問題的原因和背景，深刻認識做好新時期信訪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使信訪工作更好地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
（二）切實增強做好新時期信訪工作的責任感。我們黨來自於人民，植根於人民。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能夠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信訪工作作為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傾聽群眾呼聲的窗口、體察群眾疾苦的重要途徑，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各級黨委、政府一定要從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高度，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高度，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認識做好新時期信訪工作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做好信訪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自覺把信訪工作放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位置，切實抓緊抓好。
二、明確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把握信訪工作的正確方向
（三）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指導思想。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決策部署，緊緊圍繞全黨全國工作大局，牢記為民宗旨，發揚務實作風，堅持依法按政策辦事，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減少不和諧因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四）新時期信訪工作的目標任務。以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及時反映社情民意、著力促進社會和諧為目標，構建統一領導、部門協調，統籌兼顧、標本兼治，各負其責、齊抓共管的信訪工作新格局，建立暢通、有序、務實、高效的信訪工作新秩序，形成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任務相適應的信訪工作新機制，推進信訪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
三、堅持依法按政策解決問題，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
（五）在政策制定中統籌兼顧各方利益。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正確處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現階段群眾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體的特殊利益的關系，統籌兼顧各方面群的利益。要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綜合考慮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保持政策的嚴肅性、連續性、穩定性，注意相關政策之間的關聯性。在制定政策時，要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重視信訪部門的意見和建議。
（六）認真解決群眾合理訴求。對群眾信訪反映的問題，要做到「件件有著落、事事有迴音」。法律法規和政策有明確規定的，要依法按政策抓緊解決；對群眾要求合理，但法律法規和政策沒有明確規定或規定不夠完善的，要抓緊研究制定和完善法律、政策；對群眾提出的應當解決但因客觀條件不具備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要主動說明情況，向群眾解釋清楚，取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同時積極創造條件適時予以解決；對群眾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進行說服教育、積極引導。要堅持依法按政策辦事，不能突破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不能為求得一時一事的解決而引起攀比和新的矛盾。
（七）著力解決信訪突出問題。要把解決信訪突出問題作為工作重點，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依法、及時、就地解決問題與疏導教育相結合」的信訪工作原則，切實把信訪突出問題妥善處理在本地區本部門、解決在基層，不能將矛盾和問題推給上級、推向社會。當前，尤其是要著力解決好土地徵收徵用、城市建設拆遷、環境保護、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產、涉法涉訴等方面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要組織有權處理信訪問題的責任部門積極開展聯合接訪，促進重大疑難突出問題的解決。要高度重視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解決。各級司法部門、行政執法部門要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公正執法，妥善解決信訪人的合理訴求。各級黨委政法委要加強協調指導和督促檢查，認真解決好群眾反映強烈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公等問題。
（八）堅持解決實際問題與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相結合。要充分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優勢，在依據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解決群眾反映問題的同時，加強有針對性的思想教育，切實做好解疑釋惑、疏導情緒、化解矛盾的工作。要認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勢下群眾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切實把處理群眾信訪問題的過程作為思想教育和政策法制宣傳的過程，幫助群眾了解實際情況，了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了解各方面為解決問題所作的努力，引導群眾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自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四、進一步暢通信訪渠道，依法規范信訪秩序
（九）完善信訪訴求表達方式。要充分尊重和保護人民群眾的信訪權利，對群眾來訪要堅持文明熱情接待，對群眾來信要認真負責辦理，堅決糾正限制和干涉群眾正常信訪活動的錯誤做法，確保信訪渠道暢通。要通過開通信訪綠色郵政、專線電話、網上信訪等多種渠道，引導群眾更多地以書信、傳真、電子郵件等書面形式表達訴求，確保民情、民意、民智順暢上達。建立全國信訪信息系統，設立國家投訴受理中心，為群眾反映問題、提出意見建議、查詢辦理情況提供便利條件，為督查信訪工作提供工作平台，確保群眾訴求得到及時反映和有效處理。
（十）廣泛徵集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要建立健全人民建議徵集制度，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引導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工作積極獻計獻策，鼓勵和支持人民群眾以各種方式參與國家事務管理。要對人民建議進行認真匯集和分析研究，對重要的意見和建議進行深入調研和論證，對正確合理的意見充分肯定和採納，及時發現問題，改進工作，完善政策，接受監督。
（十一）大力推行領導幹部接待群眾來訪制度。要認真堅持黨政領導幹部閱批群眾來信、定期接待群眾來訪、帶案下訪和包案處理信訪問題等制度。完善黨政領導幹部和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系信訪群眾制度，拓寬社情民意表達渠道。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開展調查研究，傾聽群眾意見，了解群眾願望，關心群眾疾苦，及時為群眾排憂解難。
（十二）認真履行信訪工作職責。要健全和完善科學規范的受理、交辦、督辦、回復群眾信訪事項的工作規則和制度，確保信訪事項得到及時妥善處理。有權處理信訪問題的責任部門要嚴格按照《信訪條例》的有關規定，認真負責地辦理信訪事項，不得推諉拖延。要抓緊建立解決重復上訪、多次信訪問題的長效機制，著力化解長期積累的矛盾糾紛。要以是否依法按政策處理到位作為衡量信訪事項辦理質量的主要標准，做到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
（十三）依法規范信訪行為。要進一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引導群眾正確履行公民權利和義務，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解決利益矛盾，自覺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對信訪活動中少數人違反有關法律法規，損害國家、社會、集體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權益的行為，要依法嚴肅處理。要高度警惕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和境外敵對勢力插手人民內部矛盾的圖謀，依法嚴厲打擊其利用信訪活動進行滲透破壞的行為。
五、建立健全長效工作機制，努力提高信訪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十四）建立健全信訪工作綜合協調機制。各級黨委、政府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加強組織協調，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形成做好信訪工作的強大合力。要綜合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調解、疏導、聽證等辦法，動員和組織社會各方面力量，及時妥善地處理信訪問題。地方之間、部門之間、地方與部門之間要加強配合、密切協作，共同處理好跨地區跨部門的信訪問題。要充分發揮聯席會議和信訪部門的綜合協調指導作用，形成上下聯動、左右協調、運轉高效、綜合施治的工作機制。
(十五)建立健全信訪問題排查化解機制。要把信訪工作的重心從事後處理轉移到事前排查化解上來，做到發現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理得好。要堅持經常排查和集中排查相結合，及早發現信訪苗頭和傾向，特別是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要進行重點排查。對排查出的問題，要嚴格落實化解責任，明確主要負責人、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員，限期妥善解決，切實把問題解決在基層，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十六）建立健全信訪信息匯集分析機制。要健全和完善多層次、全方位的信息報送網路，確保信息傳遞渠道暢通。要及時、准確、全面、有效地報送信訪信息，特別是對涉及可能引發大規模集體上訪和群體性事件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信息，必須按規定及時報告並超前做好工作，不得遲報、漏報和瞞報。要綜合開發利用信息資源，進一步提高分析研判水平，增強工作的預見性和針對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
（十七）建立健全信訪督查工作機制。要建立健全黨委和政府統一領導、信訪部門組織實施、各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的信訪督查工作機制。要配齊配強督查力量，建立和完善信訪督查專員制度，不斷加大督查工作力度，確保信訪工作決策部署得到貫徹落實，推動群眾信訪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縣級以上地方黨委、政府要支持和保證信訪部門充分履行督查辦尤其是提出改進工作、完善政策、給予處分建議的職責。要加強對典型經驗的總結推廣和宣傳，推動信訪工作健康發展。
六、著力加強基層基礎工作，提高基層預防和妥善處理信訪問題的能力
（十八）提高基層化解矛盾的能力。絕大多數信訪問題發生在基層，信訪工作的重心也應放在基層。要牢固樹立固本強基的思想，做到重心下移、關口前移，及時化解矛盾，就地解決信訪問題。要著力加強基層黨組織和基層政權建設，下大氣力抓好基層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增強基層組織解決矛盾的能力。要教育引導基層幹部改進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防止因濫用職權、作風粗暴侵害群眾合法權益而引發信訪問題。要高度重視並認真解決群眾初信初訪反映的問題。要加強基層信訪工作機構建設，鄉鎮（街道）、村（居）委會要有相應的機構或人員負責信訪工作，縣（市、區）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向社區派出接訪員，形成層層有人抓、有人管的基層信訪工作網路。國有大中型企業和事業單位要根據實際情況設立信訪工作機構，或配備專（兼）職信訪工作人員。
（十九）加強縣級信訪工作。預防和解決基層發生的信訪問題，縣級是關鍵。要高度重視縣級信訪工作，切實加強指導，特別是對信訪問題較多、群眾上訪量大、工作比較薄弱的地方，要幫助解決存在的問題，不斷提高信訪工作整體水平。要建立健全縣級黨委常委會和政府辦公會研究信訪工作的制度，及時研究信訪工作，提出加強和改進工作的措施。縣級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負責人要包案解決信訪問題，深入一線指揮處置重大集體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切實把問題解決在當地，擔負起保一方和諧穩定的責任。
七、進一步加強對信訪工作的領導，構建信訪工作新格局
（二十）健全信訪工作領導體制。各級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信訪工作，切實將信訪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定期聽取信訪工作匯報，認真研究部署信訪工作。要明確分管信訪工作的負責同志，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機制。各級信訪部門的機構設置、人員配備要與形勢任務相適應；中央和國家機關特別是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部門、單位，要根據各自工作任務，配齊配強信訪工作力量；各級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以及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要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切實抓好各自職責范圍內的信訪工作。國家信訪局要加強對全國信訪工作的協調指導。
（二十一）認真落實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各地區各部門的主要領導是信訪工作的第一責任人，對本地區本部門的信訪工作負總責，對重要信訪事項要親自推動解決；分管信訪工作的領導負直接責任，抓各項具體工作的落實；其他領導成員「一崗雙責」，按照分工抓好分管方面的信訪工作，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信訪工作領導責任體系。要建立科學的信訪工作考核評價辦法，將信訪工作情況作為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考核的內容。要嚴格實行信訪工作責任追究制，對因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違法行政、侵害群眾合法權益引發信訪問題，或對群眾反映的信訪問題推諉扯皮、敷衍塞責、不認真解決並造成嚴重後果的，要對有關領導和責任人予以黨紀政紀處分；觸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二十二）切實加強信訪部門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各級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信訪部門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配齊配強領導力量，優化班子結構，努力培養造就一支政治堅定、紀律嚴明、辦事公道、作風優良、熟悉法律法規和政策、擁有豐富群眾工作經驗、具備較強社會管理能力的信訪幹部隊伍。要加大信訪幹部的培養、教育、使用和交流力度，對政治素質好、業務能力強、工作業績突出的，要予以重用，對長期從事信訪工作、作出突出貢獻的，要給予表彰和獎勵；對信訪系統先進事跡，要及時總結推廣，樹立好的典型，倡導好的作風。要進一步探索建立後備幹部和新提拔幹部到信訪部門鍛煉的制度，把信訪部門作為培養鍛煉幹部的重要基地。中央信訪工作機構要研究制定信訪工作人材隊伍的培養規劃。要高度重視信訪部門基礎建設，進一步加大對信訪工作的投入，建設好群眾上訪接待場所，發送信訪部門的辦公重要依據信訪工作辦公經費和處理信訪事項的業務經費列入財政預算，予以保證。廣大信訪幹部要切實增強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繼續發揚信訪工作的優良傳統，扎扎實實地做好新時期的信訪工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努力奮斗。
軍隊系統的信訪工作，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按照本意見精神另行規定。

2007年3月10日

㈤ 黑龍江省紀檢委網站

黑龍江省蘭西縣為了政績工程，大肆修建亞麻產業園，建成後招不來企業，沒人使用，縣委書記王秀平在2013年7月5日強迫每一個鄉鎮一周內出資壹佰萬元，鄉鎮沒辦法強迫各個村支部書記出資十萬元，最後再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並說一周內如果不出資相關負責人一律免職，試問這種行為是否是中央制止的行為主義和官僚主義，黑龍江省紀檢部門是否負責處理此事，法理何在？

㈥ 黑龍江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司法機關辦理案件的規定

第一條為了規范全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人大常委會）對司法機關辦理案件的監督工作，促進司法機關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有關規定，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規定。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司法機關辦理的案件是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辦理的案件。第三條 人大常委會支持司法機關依法辦案，支持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四條 人大常委會監督案件堅持依法監督，集體行使職權，不直接辦理案件的原則。對案件的監督，主要是督促司法機關運用內部監督制約機制糾正違法案件。第五條 各級人大常委會對本級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依法行使監督權。
人大常委會閉會期間，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處理案件監督的重要日常工作。受人大常委會或者主任會議委託，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和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承辦案件監督的具體工作；人大常委會信訪工作機構受理的有關案件的申訴按照省信訪條例有關規定辦理；省人大常委會地區人大工作委員會承辦本地區案件監督的具體工作。第六條 人大常委會主要對司法機關辦理的下列案件和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下列行為進行監督：
（一）司法機關已生效的判決、裁定、決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適用法律不當的；
（二）司法機關辦案違反法定程序的；
（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有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索賄受賄、徇私枉法、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的；
（四）司法機關及其負責人對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不依法處理或者隱瞞事實真相，包庇縱容的；
（五）人大常委會認為需要監督的其他案件。第七條 人大常委會監督案件的主要來源：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申訴控告的案件；
（二）人大代表視察、執法檢查和評議過程中發現的案件；
（三）上級人大常委會交辦和下級人大常委會提請監督的案件；
（四）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反映的案件；
（五）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等有關部門請求監督的案件；
（六）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影響較大、性質嚴重的案件。第八條人大常委會監督司法機關辦理的案件，按下列方式實施監督：
（一）審議對司法機關案件監督的議案，並作出相應決定；
（二）依法對司法機關辦案活動提出質詢案，由主任會議決定，交由受質詢機關負責人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作出答復；
（三）對司法機關辦理的典型違法案件，依法組成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並可以作出相應的決定、決議，交由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四）根據主任會議、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的建議，依法決定向有關司法機關發出執法監督書；
（五）對常委會任命的有嚴重違法失職行為的法職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決定免職、撤職。第九條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對符合本規定第六條規定的案件，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聽取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承辦申訴、控告案件情況匯報，並作出相應的決定；
（二）聽取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對司法機關上報的案件辦理結果意見和建議的匯報，並作出相應的決定；
（三）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授權，依法發出執法監督書；
（四）向人大常委會提出監督司法機關辦理案件的議案。第十條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在承辦案件監督的具體工作中，應當做好下列工作：
（一）對符合本規定第六條規定的案件進行初步審查；
（二）根據需要，可以進行初步調查，初步詢問，調閱案件卷宗，也可以邀請有關專家對案件的有關問題進行咨詢；
（三）集體研究監督案件有關事宜；
（四）對司法機關上報的案件辦理結果有不同意見的，提出意見，報常委會主任會議決定；
（五）每年向人大常委會專題報告監督司法機關辦理案件工作情況。第十一條司法機關應當依法接受人大常委會對辦理案件活動的監督，並建立健全接受監督的工作機制。對交辦的監督案件應當由主要領導及時簽批，依法盡快辦理，最遲不超過90日辦結並書面報告辦理結果，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不能按期辦結的，應當書面報告進展情況並說明原因。報告辦理結果和進展情況應當由司法機關主要領導簽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