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族條例
㈠ 明朝的特權法
古代特權法
在中國封建社會,官員和貴族除了政治、經濟方面的特權之外,在法律上也能享受到很多的特權,主要包括下面幾個方面:八議,請,減,贖,官當等等。
八議是指八種人犯罪之後,不由司法機關直接審理,而是由大臣們討論後,交皇帝決定如何處罰。一般情況下,都能得到減、免的優待。請是比八議低一等的特權,在唐朝法律中規定,三種人可以享受這種特權,一是皇太子妃祖父一系的親屬,二是有八議特權的人的父系親屬以及孫子,三是五品以上的官員貴族。
請的范圍適用於兩種人,一是六品和七品的官員,二是有「請」這種特權的人的直系親屬和兄弟、姐妹、妻子。贖則適用三種人,一是有上述三種特權的人,二是八品、九品官員,三是六品、七品官員的直系親屬和妻子。此外,五品以上官員的妾也享受此項特權。贖罪用不同數量的銅來贖。
官當又叫當。指官員犯罪可以用官品來抵當,主要當徒罪和流罪。一般情況下,五品以上可以當二年,九品以上可以當一年。
法律形式
中國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現代法律只有法、法規、條例等少數幾種。古代法律形式總結起來有如下幾種:刑、法、律、令、典、式、格、詔、誥、科、比、例。在一個朝代,經常有幾種法律形式同時使用,組成該朝代的法律體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圍也不一樣,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區別。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時期通用。其含義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罰。後來,刑稱為法或律,戰國以後常指肉刑或刑罰。
法
這是商鞅變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時都以法為名稱,如魏國的《法經》,晉國的《被廬之法》。到商鞅變法將法改為律後,法僅僅在廣義上使用。
律
這是商鞅變法後中國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應用廣泛,如秦的《田律》,漢朝《九章律》,魏晉之後,有《魏律》、《晉律》、《北齊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統治者就某一具體事務頒布的命令。是律的輔助性法律,在隋唐時期有專門法典,如《開皇令》和《貞觀令》。
典
最早出現於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後來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類法典。
式
這是關於官吏具體行為的專門法律,范圍非常廣泛。式在唐朝還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時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種行政法規。格作為獨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現於東魏的《麟趾格》。明清時將格的內容歸入了會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規,不再獨立。
科
漢朝到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斷,所以依法斷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後,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兩漢到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種審判原則。如果律中沒有明確規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條定罪,這叫做比。因為這樣類推斷案,出現了司法腐敗現象。到漢朝以後,比不存在,內容被吸收進其他法律形式里邊。但是類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樣,例也是一種斷罪原則,也是漢、唐、宋、明、清時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稱不同,秦稱「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漢朝稱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為斷罪的依據。到了明清時,例和律並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時,其效力甚至高過了律。
詔
是古代皇帝發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種法律形式,又叫詔令。皇帝的詔令經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認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變、廢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還有敕、誥、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是專制集權社會,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詔、敕、誥等法律形式來發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壞現存的法律。這就構成了中國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法自君出。
五服制罪
五服指的是五種喪服,在中國古代社會,以喪服來表示親屬之間血緣關系的遠近以及尊卑關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親屬關系遠近及尊卑,來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具體原則是:服制越近,即血緣關系越親,卑犯尊的處罰越重,尊犯卑的處罰越輕。如果服制越遠,則表明血緣關系越疏遠,這種情況下,卑犯尊的處罰越輕,尊犯卑處罰越重。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父子相互之間的犯罪,如父親打罵兒子,兒子沒有控告的權利,即父親免罪,如果兒子打罵父親,則要處死,所以五服制罪的本質是維護家族的等級制。
在《晉律》中第一次將五服制罪即「服制」作為定罪量刑的原則。從此確立了後世的法定親屬等級制度。
五服具體指的是斬衰(同縗,音崔,指喪服)、齊衰、大功(功同工,指做工,大功即做工粗)、小功(做工細)、緦麻。斬衰是用很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縫邊,像斧斬一樣,故名斬衰。穿這種喪服服喪三年,用於臣、子、妻、妾為君、父、夫服喪。齊衰則是縫邊的生麻布做成。大功和小功則是用熟麻布作成,只是做工不同。緦麻是細的熟麻布做成。服喪時間依次減少,有一年、九月、五月、三月。
從自己開始,上到父親、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下到子、孫、曾孫、玄孫,同時還有上述親屬的旁親,都是有服親,叫內親。母親一系叫外親,服制只有一世,僅包括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舅表和姨表兄弟,其他人則是無服親。同時,期親指父系親屬,大功親指祖父系親屬,小功親指曾祖父系親屬,緦麻親指高祖父系親屬,母系親屬均列入緦麻親中。
唐朝法律繼承了晉律的以服制制罪的傳統,並加以發展,明確具體地列入律條。五服制罪體現了禮教要求的「親親、尊尊」原則,越親近的就越應該愛敬,如果侵害則要嚴懲。同時,財物上越親的越應照顧,所以兒子偷著拿父母的錢財並不算偷,最多被訓斥。
在依照五服制罪時,和現代人人平等的法律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古代社會中,一種行為有罪無罪,或者罪刑輕重,常常取決於當事人之間是否有五服內的親屬關系,以及關系遠近。同樣是斗毆,打了一般人,罪較輕,打了自己的長輩尊親,如大功以上親屬,罪行尤為嚴重要入十惡之一的「不睦」罪,要受死刑。古代社會的法律等級制在五服制罪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六 禮
西周時期周公制禮中,制定了婚姻成立的條件,即六禮。六禮的內容包括了六個方面,實際是婚姻成立的六個程序:
一是納采,即男方向女方送彩禮求婚。
二是問名,即男方的媒人問女方的名字、生辰,然後到宗廟里占卜吉凶,結果為吉的才能進行下一步,凶的則到此為止。
三是納吉,就是占卜得到吉兆後定下婚姻。
四是納征,男方派人送聘禮到女方家。
五是請期,即請女方確定結婚日期。
六是親迎,婚禮之日,男方必須親自去女方迎接,然後男方先回,在門外迎候。
在每一個程序中,男方都要送去一隻大雁,因為大雁是候鳥,所以守時講信用,而且大雁忠貞不二,喪偶的都獨身。原來公卿送羊羔,大夫送大雁,士送雉,後來都統一為大雁,如果想多送錢物,可以在納征時多送,其他程序中送大雁只是象徵意義。
六禮的婚姻程序很復雜,一般百姓沒時間也沒有財力承擔,所以只有官員貴族才這樣嚴格遵守。但民間風俗也以此為參考,把一些程序合並,如第一和第二就可以一次完成,第三第四也可以合並,到現在民間的婚俗還可以看到西周時期六禮的影響。
秋決
古代執行死刑一般是在秋冬季節,這與古人的自然神權觀念有關,即順應天意。春夏是萬物生長的季節,而秋冬是樹木凋零的季節,象徵肅殺。人的行為包括政治活動都要順應天時,否則要受到天神的懲罰。皇帝即是天的兒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時行事。處決犯人也是如此。
從西周開始就有了秋冬行刑的做法,到了漢朝成了制度。除了謀反等大罪可以立即處決外,一般死刑犯都要等到秋天霜降後冬至以前才能執行。
古代還有行刑的禁忌,唐、宋規定正月、五月、九月為斷屠月,每月的十齋日為禁殺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即使謀反重罪也不能在這些日子處死。明朝也規定十齋日禁止行刑,否則笞四十。國家進行的大的祭祀活動時也禁止行刑。行刑的具體時間有的規定在下午1點到5點之間。過時則要等到第二天。
死刑
中國古代的死刑種類很多,死刑不僅僅是剝奪犯罪人的生命,還包括了羞辱、報復等含義。有的是一種很殘忍的酷刑。其種類有:凌遲、斬首、絞、賜死、棄市、車裂、脯、戮、炮格、磔(音折)、烹、焚、梟首等。有的是法定刑,如斬首、棄市、凌遲、絞,其他的則是一些臨時設置或使用的酷刑。
凌遲
這種刑罰開始於亂世五代。宋仁宗時開始使用,主要是處死那些重罪犯人,以示報應、懲罰。遼、金、元、明、清都有這種法定刑。執行方法很殘忍,先從非要害部位割肉,直至犯人慢慢死去,民間叫做千刀萬剮。
斬首
又名斬,但執行方式在南北朝前後有所不同。南北朝前經常是腰斬,之後則一般是砍頭,嚴重的也斬腰。
絞
古代將人用帛、繩等勒死或弔死叫做絞,自周、秦出現後,成為一種死刑。因為絞刑可以保全屍體,在隋唐之後,是法定刑中是次於斬的一種死刑。
賜死
這是對貴族和官員的處死方式,在唐朝定型,一般五品以上官員犯死罪,用這種方式處死,具體做法有自刎、上吊和服毒。
棄市
在秦漢時期是用刀刃殺死,魏晉以後是用絞刑處死,但地點都是在人多的鬧市,而且暴屍三天,以表示為眾人所拋棄,是一種帶恥辱特徵的死刑。
車裂
車裂即五馬分屍。
脯
脯是把人殺死後將屍體曬成肉乾。
戮
戮是先示眾羞辱,再處死(參考「殺和戮」)。
炮格
炮格就是炮烙,下邊點火把銅器燒熱,讓人赤腳在上邊走,使人掉進火中燒燙而死。
磔
磔即張裂肢體,令其乾枯,有的解釋說磔就是車裂。烹俗稱成煮。焚即活活燒死,有的時候叫點天燈。
梟首
梟首是把人斬首,然後將人頭掛在木桿上示眾,起到恐嚇作用,隋唐宋曾經廢除,但明清時對強盜還用。
凌遲刑
凌遲也稱陵遲,即民間所說的「千刀萬剮」。陵遲原來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於死刑名稱,則是指處死人時將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遲刑最早出現在五代時期,正式定為刑名是在遼代,此後,金、元、明、清都規定為法定刑,是最殘忍的一種死刑。
這種刑法主要用於處罰那些十惡中的一些犯罪,如謀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時期,如果打罵父母或公婆、兒子殺父親、妻子殺丈夫,也是觸犯倫理道德的重罪,要處凌遲刑。但後來為了鎮壓農民反抗,對於不按時交納賦稅的也要處以凌遲刑,這在明太祖時期尤為突出。
凌遲刑的處刑方式很殘忍,一般記述是說將人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而歷代行刑方法也有區別,一般是切八刀,先切頭面,然後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後梟首。但實際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幾類。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雙眉,三、四刀切雙肩,五、六刀切雙乳,七、八刀切雙手和兩肘間,九、十刀切去兩肘和兩肩之間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兩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兩腿肚,十五刀刺心臟,十六刀切頭,十七、十八刀切雙手,十九、二十刀切兩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雙腳,二十三、二十刀四切兩腿。
實際執行時,還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惡多端的太監劉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到公元1905年的光緒年間,凌遲刑被廢除。
訴訟制度
古代的訴訟制度規定,訴訟必須逐級告狀(即「告訴」),一般不許越級告狀,違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員也要笞四十。但有重大冤情被壓制無法申訴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狀,但經常要冒承擔沖撞皇帝儀仗責任的危險(杖六十)。
為了防止乖戾之徒誣告別人,在告狀時,訴狀上要寫明事實,不許說自己不能確定的事,否則要笞五十。同時,誣告別人什麼罪名自己要承擔什麼罪名。如果寫匿名信告別人的狀,要被流放兩千里。
古代社會的訴訟權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謀反、謀大逆、謀叛外,各朝代都規定,子孫不許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許告主人及主人的親屬。如果違反,要處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種重罪,那麼任何人都必須向官府舉報。可見,封建社會法律是以維護皇權為第一目的的。
對於民事訴訟一般是要在基層根據倫理道德進行調解,調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狀,不經過調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處罰,視為刁民。
十 惡
十惡原來稱「重罪十條」,設立於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律》中,是將嚴重危害國家利益和倫理道德的行為歸納成十條,放在法典的第一篇,以示為重點鎮壓對象。到隋唐時,定型為「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謀反
妄圖危害皇帝的政權,即奪位。古文是「謀危社稷」,國家通稱社稷,代稱君主。
謀大逆
圖謀侵害皇帝的宮殿、宗廟、陵墓。
謀叛
即預謀叛國,投向敵對政權。
惡逆
毆打及謀殺父母、祖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父母。
不道
殺死一家沒有犯死罪的三人,而且將屍體支解。
大不敬
觸犯皇帝尊嚴地位的七種犯罪,例如,盜竊皇帝宗廟的用品、現用、備用和用過的物品;醫生沒有照葯方為皇帝配葯;御用船造不牢固的;誹謗皇帝;對抗皇帝使臣等。
不孝
告發、咒罵父母、祖父母,祖父母健在時分家,供養不及時,詐稱父母、祖父母死等。
不睦
謀殺五服內的親屬,毆打、告發丈夫,毆打其他親屬等。
不義
丈夫去世隱瞞不辦喪事,為丈夫守孝期間擅自脫孝服穿喜慶衣服,擅自改嫁。
內亂
指家族內的亂倫。
如果犯了十惡,一般是不赦免的,即俗話說的「十惡不赦」,但也不絕對,有的罪名是遇到國家大赦時不免死罪,只改變處死方式,有的則免死罪,但要流放。貴族官員犯了十惡,就喪失了議、請、減等特權。雖然有大赦,也要罷官。
離婚方式
西周時期所確定的「七出」到了隋唐時期,又有了發展,逐步完備成熟。離婚方式有兩種,即離和斷離。
離又可以分成出妻及和離兩種,出妻即俗稱的休妻、棄妻,合稱休棄。出妻由男方做主,公婆也可以提出,七出可以不經官府。七出在西周時原來是禮制,唐朝時定為法律條文。
和離就是雙方協議離婚,但都要製作書面的「出妻書」即「休書」,或者「離婚書」,女方有了這些書面憑據,才可以再婚。
斷離是官府判決強制離婚,由兩種原因引起。一是結婚違背了法律,二是義絕。
唐朝規定了七種「違律為婚」情形:同姓不結婚;親屬不婚(五服內);良賤之間不婚;不得娶逃亡婦女;不得娶下屬女兒;不得隱瞞事情結婚(身份、年齡和健康狀況);不得恐嚇、強娶。
義絕是指一方對另一方親屬和雙方親屬間有毆打、通姦、殺傷等行為,證明兩個家族間的道義已斷絕,官府判決離婚。
在唐宋時期,對婦女再婚還沒有嚴格限制,到了元明清時期,對離婚特別是寡婦改嫁有了嚴格限制,如禁止從夫家帶走任何財產。
㈡ 剝皮的歷史沿革
根在可見的史料,六朝前的剝皮之刑只是剝人麵皮,後來便進而剝人全身的皮了。元朝初年時,元祖忽必烈誅殺了阿合馬籍沒了他的家。阿合馬有個愛妾名叫引柱,武士們搜查時從她的衣櫃中搜出兩張熟好的人皮,每張皮上都連著兩只完整的耳朵。問她存放這人皮有什麼用,引柱說,這是詛咒時用的,把它放在神座上,發咒語時人皮就會出現應聲。世祖下令把引柱和畫師陳某及阿合馬的另外兩名親信曹震圭、王台判共四人,剝皮示眾。
明太祖對元末貪官污吏極其痛恨,也深知官吏貪污橫行對朝廷統治的危害。他即位後,採取嚴厲的措施懲治貪污官員,最殘酷的一個刑罰是「剝皮」。
朱元璋曾告誡百官:我以前在民間時,見到州縣官吏多不愛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我心裡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官吏凡是貪污蠹害百姓的,嚴懲不恕。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他頒布了《醒貪簡要錄》規定:官吏貪贓六十兩以上的梟首示眾、剝皮楦草。在哪裡剝皮?當時地方各個府、州、縣、衛衙門左邊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所以老百姓又稱土地廟為「皮場廟」。
剝皮之刑很慘酷,把人皮楦草懸掛則更加瘮人。塞滿了草的貪官人皮袋子掛在哪裡呢?有兩處地方:一是官府衙門的公座兩旁,各懸掛一個填滿稻草的人皮袋,以警誡在職官員「好好工作」;二是把人皮袋子懸掛於特設在衙門左旁的土地廟中,用刑之各種器械列為廟中儀仗,用作警誡官員。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發藍玉謀反,下獄鞫訊後,獄詞稱同景川侯曹震、鶴壽侯張翼、舳艫侯朱壽、定遠侯王弼、東筦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反,擬定乘朱元璋藉田時發動叛亂。正在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的朱元璋深感不安,以謀反罪將其逮捕下獄,並被剝皮實草,抄家,滅三族,並株連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員,被殺者約一萬五千人。為警誡群臣,朱元璋手詔布告天下,並條例爰書(中國古代的一種司法文書。)為《逆臣錄》。史稱「藍玉案」。
威懾和整治貪官
朱元璋用屠刀懲治貪官污吏,竟採用駭人聽聞的「剝皮示眾」酷刑。用重典嚴厲懲治貪官污吏,該殺的殺,該下大獄的下大獄。
朱元璋出身貧寒,體悟民間百姓疾苦,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明實錄類纂·司法監察卷》有載:洪武四年,朱元璋針對元末賄賂買官成風、官場腐敗的弊端,下令凡官吏犯受賄罪,嚴懲不貸。他還頒布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法令:貪污60兩以上銀子者,殺!據《中國全史·皇帝史》所載:朱元璋感到對貪官污吏光砍頭、充軍不足以懲戒後來者,便施行比那「千刀萬剮」的凌遲處死更殘酷的「剝皮」刑法,把貪贓官吏活生生地剝下皮,再在人皮中填滿亂草,縫合起來依舊是個人形,掛在各級官衙內外「示眾」,讓每天上下班的官員見之心驚膽戰,不敢貪贓枉法。
那麼,這「剝皮」酷刑是如何行刑的呢?或許是本人眼拙,翻遍《明史》、《明實錄類纂》均未果,卻在《魯迅全集》第六卷的《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中看到有具體描寫,魯迅則是引用屈大均《安龍逸史》所載,盡管說的是南明永曆帝時的事,但其「剝皮」行刑之法應該是明朝歷代所傳承。永曆帝御史李如月彈劾秦王孫可望未准奏,孫可望即命黨羽李應科將李如月剝皮示眾。應科使人先將李如月綁縛至朝外,搬來石灰一筐、稻草一捆。如月問:「如何用此?」答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道:「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應科等把如月臉孔朝下死按在地上,用利刀剖開脊樑及臀部,如月大呼:「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對孫可望罵不絕口;等剖斷手腳轉至前胸,如月還微聲恨罵;一直剖至頸部,才氣絕而死。黨羽就用石灰漬干剝下的皮,再用線縫合起來,塞上稻草,移至北城門通衢閣上高懸。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這「剝皮」酷刑是何等殘忍!在朱元璋那兒做個貪官也有點難。朱棣時,剝皮之刑就不僅僅是針對貪官了。朱棣奪取皇位後,便對建文帝的忠臣景清剝皮。景清行刺朱棣未能得手,被擒獲後朱棣一怒之下命「剝其皮,草揎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明武宗朱厚照則對被俘的義軍首領處以剝皮之刑,把剝下的皮製成馬鞍,供自己騎馬用。
嘉靖年間
嘉靖年間,著名抗倭將領湯克寬率兵平定海寇,將海寇首領王艮俘獲處死,把他的皮剝下來蒙作鼓面,叫「人皮鼓」。這鼓放在北固山佛院內,後世不少人都見過它。它的聲音不如牛皮鼓響亮,據說因為人皮比牛皮紋理厚而沒有牛皮結實,所以它的聲音不如牛皮。明初洪武時,韓觀任兩廣提督,殺人成性,曾剝人皮作成坐褥,這人皮剝得非常完整,耳目口鼻俱全,把它鋪在座椅上,人臉正好在椅背上,頭發披散在椅後,韓觀升帳就坐著這人皮,以示威嚴。
天啟年間
天啟年間,魏忠賢擅政時也常用剝皮的手段。當時,「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戮,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而且,魏忠賢剝皮的方法非常奇特。有一天,某旅店裡有五個人在一起飲酒,其中一個人說魏忠賢作惡多端,不久肯定會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不語,有的感到害怕,有的勸他說話要慎重,不然會招來災禍。那人大聲說:「魏忠賢雖然專橫,他總不能把我剝皮,我怕什麼!」當天夜裡,眾人都在熟睡,忽然門被推開,闖進來幾個人,舉著火把照了照每人的面孔,把那位說大話的逮走了。不一會,又把一同飲酒的另外四個人也逮了去,帶到一處衙門,先捕的那人一絲不掛躺在那裡,手和腳都釘在門板上,堂上高坐著一使衣裝鮮麗的顯官,正是魏忠賢。魏忠賢對四個人說:「這位說我不能剝他的皮,今天不妨試一試。」就命令手下入取來熔化的瀝青澆在那人身上,過一會瀝青冷卻凝固,用錘子敲打,只見瀝青和人皮一齊脫掉,形成一幅完整的人的皮殼。那四個人嚇得半死,魏忠賢對他們每人賞給五兩銀子壓驚,把他們放走了。 明末清初時期,明朝叛賊張獻忠將人剝皮的事例很多。他大概是因為親眼看到了藍玉被剝的人皮,所以他也對明朝的官員予以剝皮。他不僅使用了明朝皇帝曾經使用過的剝皮手段,而且還有不少獨出心裁的花樣。張獻忠入蜀後動不動就拿人剝皮,而且大都是活剝。剝皮時,先從被剝者的後脖頸開刀,順脊背往下到肛門割一道縫,然後把皮膚問兩側撕裂,背部和兩臂之間撕離開肉的皮膚連在一起,左右張開,就像兩只蝙蝠翅膀似的。這樣被剝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斷氣。如果被剝的人當場致命,行刑的人就要被處死。3當時成都府彭縣有個叫龔完敬的,本是崇禎十年(1637)進土,崇禎十六年(1643)因死了父親回原籍守孝,張獻忠佔領成都後他表示降順,被授予官職,但他心裡不願背叛明朝。張獻忠想殺他,把他的僕人抓來問龔完敬每天在家中干什麼。其中一個叫龔應登的僕人說,完敬每天五更時起床焚香禱告,不知禱告些什麼,每天退朝回來只是嘆氣,不說一句話,過節時給祖宗繞紙後,記帳單下只寫乙酉字樣,不書大順年號,等等。張獻忠聽到「不書大順年號」這一句,勃然大怒,喝令刀斧手把龔完敬拿下,推出朝門,活活剝皮,並把剝下的人皮揎上草,曉諭四方。龔完敬的弟弟龔完淳、龔完敬熙及家屬婢僕共一百餘人同日處死。
張獻忠的部下孫可望後來假降南明,被永曆帝朱由榔封為秦王。他也是個慣剝皮的能手。永曆六年(即順治九年,1652),孫可望殺了陳邦傳,並剝下他的皮傳示各地。御史李如月向永曆帝彈劾他「擅殺勛將,無人臣禮」,永曆帝不敢得罪孫可望,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孫可望的親信張應科知道了,就向孫可望報告,孫可望大怒,立即命令張應科把李如月抓來剝皮。張應科遵命逮捕李如月,綁在朝門外,又准備了一筐石灰,一捆稻草,放在他面前。李如月問這是干什麼用的,一個人告訴他:「這是揎你的草。」李月如叱罵道:「瞎眼的奴才!這草顆顆都是文章,節節都里忠腸!」不一會,張應科站住右邊角門台階上,傳達孫可望的旨意,喝令李如月跪下,李如月又罵道:「我是朝廷命官,豈能跪聽反賊的命令?」於是步行到中門,向永曆帝居住的南宮行跪拜禮。張應科命令把李如月扒掉衣服,按倒在地上,用刀割開脊背的皮膚,直到臀部,李如月大叫道:「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喊著孫可望的名字痛罵。剝皮剝到四肢時,把他的手和腳都砍斷,再把他翻過來剝前胸的皮,這時李如月只能發出細微的聲音了,仍能聽得出是在罵人,直到最後砍斷脖子時,李如月才死去。張應科又指使從人把李如月的皮用石灰漬干,用線縫好,中間塞滿草,送到北城門通衢上懸掛起來。後來孫可望出賣西南軍情虛實,使李定國和西南抗清武裝最後失利。後來清廷封他為義王,並被封為漢軍正白旗。 滿清統治時期對內酷刑之一,滿清剝皮手段之多,僧格林沁圍困連鎮,太平軍有被清軍俘獲的全被「剖視腸腹」。
1855年1月17日,東西連鎮太平軍出營攻敵,清軍俘獲「活長毛老賊二名,俱系江西人」,兇殘的僧格林沁下令將「二賊扒皮處死」。
1857年1月30日,湘軍知府吳坤修陷江西奉新縣,「生擒老賊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賊,輒剖腸,剝皮掛樹,磔石,見者無不凜凜」。
滿清對酷刑應用可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此不失為滿清十大酷刑。 從這里描述的剝皮經過可見孫可望的殘忍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魯迅在引述這段故事之後,評論說,張獻忠的剝皮法是「流賊」式的,孫可望雖說也是流賊出身,但他既然是南明王朝的秦王,後來又降清被封為義王,因而他的剝皮法其實是官式的,這和當初永樂皇帝剝景清的皮的方法完全相同。又說:「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里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清朝沒有剝皮之刑,在清代正史中尚未見到這方面的記載。但是,剝皮這種酷刑並不能說已徹底絕跡。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曾對反抗他們的中國人實行剝皮,電影《紅高粱》所描寫的剝皮情節,原來是取材於《高密縣志》記載的真實的事件。
㈢ 中國服兵役制度與韓國服兵役制度
中國從復1978年以後,採取了義務兵與制志願兵相結合的兵役制度,對於加強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提高部隊戰鬥力,積蓄後備兵員具有重要意義。
韓國對男性實行徵兵制。大韓民國國軍各軍種兵役長度為:陸軍及海軍陸戰隊24個月,海軍26個月,空軍28個月。「因良心拒絕服役者」會被判刑監禁。對於身體檢查未合格者、體育或學業成績有特殊表現者、一些取得國外永久居留權且未在國內停留超過一年者可免除兵役。——軍事知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