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破產條例

1. 歐盟啟動反傾銷程序的條件是什麼

世貿組織的《反傾銷協議》規定，一成員要實施反傾銷措施，必須遵守三個條件： 首先，確定存在傾銷的事實； 第二，確定對國內產業造成了實質損害或實質損害的威脅，或對建立國內相關產業造成實質阻礙； 第三，確定傾銷和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按照傾銷的定義，若產品的出口價格低於正常價格，就會被認為存在傾銷。出口價格低於正常價格的差額被稱為傾銷幅度。所以，確定傾銷必須經過三個步驟：確定出口價格；確定正常價格；對出口價格和正常價格進行比較。 正常價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貿易條件下出口國國內同類產品的可比銷售價格。如該產品的國內價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國同類產品出口價格來確認正常價格。 反傾銷作為一種被世界各國普遍認可和廣泛接受的限制進口的手段，是1948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所確立的原則。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該手段逐步演化成各國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據統計，自1990年至2000年全世界范圍內發生的反傾銷案件達2483件，全球遭致反傾銷的產品種類已經超過3000種，因此而影響的貿易量達千億美元以上。採用反傾銷手段的國家也以經濟發達國家為主。其中歐盟372起，澳大利亞360起，美國351起，墨西哥176起，阿根廷156起，加拿大155起。近兩年來發展中國家有擴大使用反傾銷手段之勢，據統計，南非、印度、巴西、阿根廷、韓國都較多地啟動了反傾銷調查程序。發展中國家是反傾銷措施的主要目標，有超過60％的反傾銷案件針對的是發展中國家。1990～1999年，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和地區是中國（308）、美國（104）、韓國（171）、日本（121）、中國台灣省（112）等。 反傾銷屬於一種保護本國企業的條款。關貿總協定說如果傾銷對進口國造成了實質的損傷和威脅，那就不允許了。所以反傾銷就有了保護本國企業的色彩。或者說很多國家是打著「反傾銷的旗，行保護之實」。 WTO反傾銷協議規定，進口產品以低於正常價值的價格進入另一國，則該產品被視為傾銷。正常價值，有三種方式參照、判斷價格是否低於正常價值：①該產品在本國的銷售價格；②向其他國出口價格；③成本核算。一般優先①②作為判斷依據。傾銷的目的是搶占份額，打敗競爭對手，從而再獲壟斷利潤。產品在進口國家的價格低於本國價格的差數，稱為傾銷幅度。WTO規定，當進口產品的傾銷幅度不足2％，或某國產品的進口量不到全部進口量的3％時，不得提起反傾銷要求。只有當外國產品進口對本國企業造成實質損害時，才能提起反傾銷要求。 反傾銷有兩種，一是本國產品出口到國外，國外政府採取的反傾銷措施；二是國外產品進入本國，本國政府採取的反傾銷措施

2. 數字經濟企業如何應對最嚴數據法律

2018年5月25日，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將正式生效。GDPR序言共173條，正文分為11章99條。歷經多年商討的GDPR新條例的實施，意味著歐盟的數據保護水平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堪稱世界史上最嚴格的數據保護法律，必將對未來全球數字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GDPR即將生效，中國發布的《信息安全技術 個人信息安全規范》（下稱《信息規范》）也於2018年5月1日起實施。

一些國內企業長期缺乏規則意識，可能並沒有嘗到應有的苦果。由於多種因素導致的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形，一旦到了國外可能就不靈。企業的不合規經營行為，一旦被其他國家政府發現追究起來，處以巨額罰款或禁止業務往來，可能是滅頂之災。特別是在近幾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似乎有所抬頭的新時代背景下，企業不合規經營，必將產生數年甚至永遠難以消化的「惡果」。

面對即將落下的GDPR利劍，全球數字經濟企業需要積極應對，努力減少合規風險，防止入「罪」被「罰」。各國政府也需要積極擔當作為，為本國數字經濟企業的海外發展保駕護航。

GDPR一大「殺手鐧」：重罰

除了擴大個人數據的保護范圍、賦予數據主體一系列強大的權利外，GDPR有兩大「殺手鐧」：一是設定了重罰；二是確立了「長臂」管轄原則。

對於數據處理的違法行為，GDPR主要設定兩個等級的處罰。第一等級最高可處以1000萬歐元，或上一財年全球營業額2%的行政處罰，以較高者為准。如果根據全球營業額進行處罰，在地域上是全球范圍內，而非在歐盟境內的營業額；在基數上，是全球營業額（annual turnover），而非全球凈利潤。該等級的處罰究竟適用哪些情形，GDPR第83條第4款規定三大類數據違法行為：第一，數據控制者與處理者沒有盡到相應數據保護義務。譬如未實施適當的技術和組織措施、未盡職責保持數據處理活動的記錄、沒有及時向監管機構通知數據已泄露、未進行數據保護影響評估等；第二，沒有對數據保護認證組織履行義務；第三，沒有對監管部門履行義務。

針對嚴重違法的數據處理行為，GDPR設定了第二等級的行政處罰：最高可處以2000萬歐元，或上一財年全球營業額4%的行政處罰，以較高者為准。GDPR第83條第5款規定了五大類嚴重違法的具體情形：第一，違反數據處理的基本原則與條件。數據處理應當遵循六大原則：合法、正當與透明原則，目的有限原則，數據最小化原則，准確性原則，儲存限制原則，完整性與保密性原則。數據處理應當符合相應的合法性條件；第二，侵犯數據主體的同意權、訪問權、糾正權、被遺忘權、數據可攜帶權、拒絕權、獲得救濟權等多項權利；第三，不符合條件將個人數據傳輸給第三國或國際組織；第四，沒有對成員國履行相應的義務；第五，未能遵守監管機構的相關要求。

可見，GDPR設定的「罪」是相當多的，「罰」是非常嚴厲的。制定任何法律的目的不在於處罰，處罰只是保障法律有效實施的必要手段。「重典治亂」未必總能取得良好效果，但確實可以起到一定威懾作用。GDPR以重罰為理念，試圖倒逼數字經濟企業完善數據保護制度。

無論是對於數據處理違法行為的認定及其嚴重程度判斷，還是對於處罰金額的最終作出，歐盟監管機構都享有巨大的執法裁量權。如何減少數據保護監管的權力尋租，防止監管「俘獲」，消除腐敗，確保公正執法，是接下來歐盟當局特別是法治水平不高的一些成員國需認真對待的問題。

另一「殺手鐧」：「長臂」管轄原則

確立「長臂」管轄原則，或稱為效果原則，是GDPR的另一大「殺手鐧」。法律是國家主權的體現，一般只在一國領土范圍內發生效力，即屬地原則。但隨著近些年來網路技術的不斷提高，具有虛擬性、無國界性的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在全球范圍內得到蓬勃發展。在數字經濟時代，再繼續堅持傳統的屬地主義原則，或許無法有效保護本國公民的權益和國家利益。

GDPR的適用范圍極廣，將法律適用的屬地主義與屬人主義原則結合起來，擴大法律適用的域外效力。

首先，在歐盟境內設立數據控制或處理機構，不管其對個人數據處理的行為是否發生在歐盟境內，都受GDPR的拘束。此管轄規則屬於傳統的屬地主義原則，在歐盟內設有機構，當然應受歐盟法的約束。

第一，高度重視個人數據保護。企業高管團隊應當對GDPR有清醒的認識和准確的預判，盡早制定周密的戰略計劃，不計成本消除各種不合規隱患，加強人員管理與培訓。企業相關業務部門應及時全面分析已經採集、存儲的個人數據的種類、用途與獲取方式，刪除不合法、不必要的個人數據，實現個人數據保存時間的最小化，並不斷加強數據安全保障。

第二，完善數據主體的權利設置與行使操作規程。GDPR賦予了數據主體一系列強大的權利，對於這些權利的保護不足和侵犯屬於嚴重違法行為，歐盟監管機構可處以最高額度的罰款。在賦予數據主體同意權、訪問權、可攜帶權、被遺忘權、更正權等重要權利外，還應當核實這些權利設置與行使是否符合GDPR的要求，例如檢查設置的同意權是否符合GDPR的要求。我國《信息規范》要求收集個人數據時原則上應獲得授權同意，收集個人敏感信息還需明示同意，另外還明確了撤回同意權。

第三，完善數據處理機制。運用適當的組織措施與技術措施，確保數據處理符合GDPR的基本原則與合法性條件。以透明的方式，使用簡明易懂的語言，及時如實告知收集、存儲、使用個人數據的情況。建立健全數據保護影響評估機制與事先協商制度，對個人數據進行去標識化處理，完善數據匿名化處理規程，提高數據處理過程的安全性，並對個人數據處理活動進行記錄。

第四，必要時任命數據保護官。GDPR要求相關企業以透明的方式，任命具有專門數據保護知識的數據保護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DPO可以確保數據控制者和處理者遵從GDPR的相關規定，同時也扮演著與監管機構之間的聯系人和合作者的角色。如果經評估必須設立DPO，則應保障DPO的任命、權利和職責符合強制性規定，並為DPO獨立履行職責提供充足的資源。另外，企業可考慮聘請外部數據保護顧問。

第五，完善數據泄密報告與處理機制。GDPR要求原則上自知道個人數據泄露72小時內，向監管機構報告，並將可能產生高風險的泄露信息通知受到影響的個人。企業應詳細記錄個人數據泄露情況，及時採取補救措施，不斷修改完善現有的數據泄露管理流程。我國《信息規范》要求企業定期組織內部相關人員，進行個人信息安全事件應急響應培訓和應急演練，及時更新應急預案。

另外，數字經濟企業還應當從更新隱私聲明與政策、刪除相關協議文本中侵犯數據主體權利的「霸王」條款、完善數據跨境流動機制等方面積極採取應對措施，減少不合規風險。

政府應為數字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GDPR是法律，屬於歐盟的上層建築，但其所要調整的卻是全世界的數字經濟企業。由於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別，所以不同的經濟基礎與同一的上層建築之間，必然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一方面個人數據權利要保護，另一方面技術要創新、市場要發展，二者之間發生沖突在所難免。

GDPR是一把雙刃劍。歐盟GDPR選擇了偏重保護個人數據權利，可能會對技術與市場的發展產生一定的阻礙。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數字中國，不僅需要靠企業不斷提升數據治理水平，還需要靠政府主動採取措施，解決企業無法克服的實際困難。

首先，政府應當高度重視GDPR給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嚴格的個人數據保護，帶來高額合規成本。由於信息資產管理的運營成本會顯著增加，而且擔心被重罰，一些企業已經暫停歐盟的相關業務。GDPR的實施可能不利於中小數字經濟企業成長，並可能助長巨頭企業的壟斷地位。因而，政府應當在戰略上予以重視，積極制定各種鼓勵扶持政策，有效支持企業提升數據治理水平，消除數據壟斷，降低GDPR合規風險。

其次，與歐盟積極溝通，完善對話協商機制。相關政府職能部門需要認真研究歐盟GDPR的監管規則，緊密協同配合，擔當有為。在積極制定政策法律不斷完善企業數據保護水平的基礎上，與歐盟監管當局開展平等對話協商，表明難點與決心，贏得理解，減少不必要的處罰與貿易糾紛。

再次，完善數據保護執法合作機制。對於GDPR 的監管挑戰，各國政府應當充分研究歐盟數據保護監管的利益關切和行動計劃，加強信息開放與共享，健全實體法之間的協調機制，尋找監管標準的最大公約數，積極尋求產業合作和個人信息保護執法合作，實現全球數據保護的共商共治。

除了作為重罰的依據，歐盟還可能將GDPR作為新的技術壁壘，阻礙全球數字經濟企業在歐盟的發展擴張。在我國正在推行「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GDPR也可能成為阻擋我國數字經濟企業「走出去」的障礙。但無論如何，在互聯網時代，合規經營是數字經濟企業做大做強的不二法則。盡管「規」可能很嚴厲，但只要「規」是合法有效的存在，企業就應當嚴格遵守。（來源：《財經》雜志）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消息來自新華網。

3. 金融危機下結合我國實際怎麼加強金融監管

摘要：我國的金融監管應建立健全銀行、證券、保險監管機構間以及同宏觀調控部門的協調機制，通過中國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國際性金融監管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准則的制定，借鑒國外金融監
管經驗，不斷提高金融監管的專業化水平。
關鍵詞：金融創新；金融風險；金融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988（2009）02-0048-05
一、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的邏輯聯系
金融創新促進了金融發展，而金融風險從另一個角度也迫使金融向前發展。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兩者
之間又是一種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的關系。近代金融創新的目的之一就是規避金融風險。金融創新特別是
以金融工程形式出現的金融創新，為管理和控制金融風險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金融創新畢竟是一種
工具，它可以用於好的方面興利除弊，也可以用於不好的方面。即使不被利用和操縱，金融創新本身在規避
了某些風險的同時也會帶來新的風險，特別是金融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將一種金融風險轉換為另一種
金融風險。另外，有些金融創新在初期能夠有效地規避金融風險，當其成熟以後反而會帶來更多的金融風
險。金融風險與金融創新的內在關系如下：
（1）不是所有的金融風險都可以用金融創新來規避。有些金融風險可以依靠金融創新來規避，有些金
融風險則只能依靠管理和其他手段來規避。
（2）不是所有的金融創新都是用來規避金融風險的。金融創新有不同的動因，有的是為了提高效率、有
的是為了規避管制，也有的規避了金融風險以外的其他風險，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金融創新的確是用來規
避金融風險的。因此，並不是所有的金融創新都肩負著規避或消除金融風險的職責。
（3）金融創新增強了各主體規避金融風險的各種能力。在規避直接金融風險方面，承擔金融風險的主
體可以適當地使用金融創新來減少損失。在規避間接金融風險方面，由於直接金融風險的規避所引起的間
接金融風險必然會減少，所以金融創新也能幫助規避間接金融風險。
（4）金融風險促進了金融創新的發展。從金融創新的起源來講，最初的金融創新就是為了規避金融風險。 金融創新的發展過程證明，金融創新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也就是金融風險表現最為激烈的時期。金融創
新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與金融風險的加劇有著直接的關系。
（5）在規避金融風險的同時，金融創新也帶來了一些新的金融風險。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到現在，
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加劇一直是國際金融市場最為鮮明的發展特徵。90 年代以來，全球幾乎每一場金融
風暴都與金融創新有關。金融創新對金融風險推波助瀾的作用令人談虎色變。金融創新可以規避金融風
險，金融創新也會帶來新的金融風險。
總之，現代虛擬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的倒金字塔結構是現代經濟金融體系不穩定的內在根源。金融
工具或金融市場運作體制的不斷創新、不斷演化在促進金融發展的同時構建了這個巨大的倒金字塔。金
融創新特別是金融衍生工具創新越發展，這個倒金字塔也就越龐大，金融體系也就越不穩定。在龐大的衍
生市場面前，金融機構的脆弱性表露無遺，一旦某一部分出現問題，整個倒金字塔就會轟然倒塌。不可否
認，金融創新對金融發展、經濟發展起了相當積極的促進作用，給金融體系結構、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帶來
巨大改變，這種深刻變化極大推動了經濟金融化與金融自由化的進程。然而，金融創新也是「雙刃劍」，如
果使用監管不當，金融創新對金融穩定性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以衍生金融工具為代表的當代金融創
新成果，為投機者提供了大批操縱市場的先進手段和便利工具，使之擁有了撼動一國或地區金融市場的
巨大能量；在金融自由化成為當代金融發展的主旋律時，以確保金融系統穩健運行為目的的金融監管在
如雨後春筍般的金融創新面前，顯得十分無力。這些都成為增大金融系統風險、造成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的
重要因素。但是，盡管如此，金融創新必須進行，否則會阻礙金融發展。我們在金融創新中規避金融風險，
發展金融；在監管由金融創新帶來的新的金融風險中推動金融創新，形成良性循環。
二、我國金融監管模式探索
1「. 十一五」期間成立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的構想
根據我國「十一五」規劃中「建立健全銀行、證券、保險監管機構間以及同宏觀調控部門的協調機制」
的指導思想，同時從我國金融發展的長期趨勢來看，中國金融業遲早要走上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道路。
因此，有必要未雨綢繆，提前設計和規劃金融監管模式。在混業經營的情況下，也可以有兩種選擇，即統一
監管模式和功能監管模式。由於在混業經營模式下，金融產品復雜、金融風險多樣，因此，理想的監管模式
應該是有統有分、統分結合的模式，具體而言，可以在統一監管框架下實行監管機構內部專業化分工，也
可在功能監管模式的基礎上設立一個協調和風險綜合控制機構，實現專業化監管和統一監管的結合。聯
系中國實際，面對現實，著眼未來，可以採用在統一框架下實行監管機構內部專業化分工的方式構建中國
的金融監管模式。具體來說，可由人民銀行牽頭，發改委、財政部、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國務院法制辦
及中編辦等部門共同參與設立。成立中國金融監管委員會（局）作為一個集中統一的監管框架，內部構建
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組成的專業化分工的「三合一」的功能型監管體系。與此同時，還應加強金融機
構的內控機制，在金融監管委員會（局）金融中介機構服務管理部的協調下，充分發揮金融自律性組織、會
計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等社會各界的監督作用，構造起一個廣泛的金融監管體系。
建立我國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模式，是要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監管資源進行整合，目的是要以
精簡機構、提高效率為原則，通過優化監管組織結構，建立一支高效、精乾的金融監管隊伍，實行金融監管
政策的統一制定和執行。這樣做的好處在於，既可以防止出現決策與執行「兩張皮」或分業監管模式下「各
自為政」的弊端，又能從根本上消除多層次監管、重復監管、機構性監管所產生的問題，有利於增強我國金

融業的整體競爭實力，防止發生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實際操作過程中，為了將模式改革成本降低到最低
限度，要努力縮短組建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的時間。由於金融監管體模式化較大，人員調整較
多，如果改革時間拖得過長，部分工作人員會因工作和職責調整的不確定性而出現等待心理和短期行為，
容易導致一定時期內的金融監管缺位。有關國家金融監管模式改革的經驗表明，改革方案確定之後，在一
年內完成組建有關監管機構比較可行。與此同時，要盡可能克服不同監管部門存在的監管文化差異，並在
法律上為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模式提供支持。
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的建立還需要採取相應措施解決目前金融監管中存在的三大弊端：一是金融監管
部門之間信息共享機制尚未建立，監管真空、重復現象仍然存在，金融監管協調效率低、法律約束力不強。
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例，其交叉性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使得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在業務領域互相滲透，但
目前未有任何法律對此做出規定，存在監管空白點。二是當央行與各金融監管部門或者其他政府部門在
貨幣政策取向、金融系統性風險程度判斷、處置突發性金融事件等問題上產生分歧或爭執不下時，由於沒
有一個權威決策部門，最終只能將問題提交到國務院解決，決策的低效率在所難免。三是特別是在基層，
當涉及維護地方金融穩定、防範和化解地方金融風險問題時，地方政府、央行、各金融監管部門之間如何
進行協調不明確，一旦發生風險，容易延誤最佳處置時機。
因此，加快金融監管協調立法勢在必行。建議國務院制定《金融監管協調條例》，主要內容包括協調目
標、基本原則、協調組織機構、央行和各金融監管部門及其他政府部門、地方政府在協調機制中權利和義
務等。《金融監管協調條例》應明確央行在協調機制中的具體牽頭組織職能，將央行、金融監管部門在履行
職責上的分歧、沖突和盲點作為協調重點。
鑒於我國金融監管方面存在著相當的風險，成立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之後，為了加強金融
監管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需要處理好金融監管機構與中央銀行在防範風險方面的合作，建立跨部門
的金融穩定機構，專門負責協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之間的關系，可以設立貨幣安全與穩定局，因為金融
監管和貨幣政策二者雖有顯著差別，但在政策操作中卻存在著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適當的金融監管不
僅能夠有效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為貨幣政策運行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時也有利於培養健康、有活力
的金融體系，增強對貨幣政策變化反應的靈敏性，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正確的貨幣政策則可以有效地
促進實體經濟的健康平穩運行，而這又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業安全的根本保證。人民銀行在
政策操作中如能使二者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效果就會產生倍數效應。但是如不能
保持協調一致，則會給對方造成不利的影響。實踐證明，不當的貨幣政策會加大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壓
力，增加金融監管的難度；過於嚴厲或寬松的金融監管則會干擾貨幣政策的有效運行，影響貨幣政策的實
施效果。因此，將金融安全與穩定局作為一個常設的協調機構，既可以在該機構的協調下營造穩定的金融
體系，又可以提高監管效率。同時，要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尤其要加強與在華外資銀行的母
國金融監管當局的聯系，密切關注外資銀行的經營狀況，防止國外金融風險向我國蔓延。
在金融監管協調具體工作制度層面，央行應與各金融監管部門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聯合制定協調機
制的配套制度。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明確共享信息范圍、信息採集具體分工、交換方式、保密規定等內
容。二是建立聯合檢查制度。對一些關聯業務和交叉業務盡量採取聯合行動，避免重復檢查，提高監管效
率。三是建立緊急磋商制度。分別針對日常狀態、緊急狀態和危機狀態的不同情況，尤其是金融風險突發
事件，規定雙邊或多邊磋商機制啟動的條件和程序，明確有關各方的職責、處置手段、法律責任。同時要加
強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與國際性金融監管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准則的制定，借

鑒國外金融監管經驗，不斷提高金融監管的專業化水平。
為了發揮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的作用，可以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下設立金融監管咨詢專
家小組，充分利用學術界和金融機構的金融專家、社會知名人士等社會資源，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在金融監
管和金融發展方面的意見，為金融監管政策的調整提供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從法律環境上看，為
了緊跟金融改革與開放步伐，適應金融業務綜合化發展需要，應對監管的法律制度進行清理，要對不適應
我國金融發展的法律條款予以廢除或修訂，盡快修訂現有銀行、證券、保險監管法規的不適宜條款，制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安全與監督管理法》和《金融安全與監管協調條例》等法規，增強金融法規的適應
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提高金融執法的專業化和效率，為我國金融業的綜合化發展和有效金融監管創造
必要的法律環境。
總之，要從我國金融改革與發展的實際出發，循序制定建立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的具體方
案，實行金融監管職能的重新整合，防止部門利益、機構膨脹驅動，實行機構精簡，促進監管資源的優化和
配置，充分發揮統一金融監管模式帶來的好處，提高金融監管效率，保持金融業平穩運行，促進國民經濟
持續、穩定、快速、健康發展。
2.未來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的設計
從長遠來看，中國金融業未來要走上混業經營、混業監管道路。因此，我們既要面對現實，又要著眼未
來，在現行法律制度下，切實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鑒於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有可能成為我國金融混業經營
的形式，金融監管模式應該進行相應的調整。除此之外，還應加強金融機構的內控機制，並充分發揮會計
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金融自律性組織等社會各界的監督作用，構築一個廣泛的金融監管體系。
（1）監管主體及其職能。監管主體主要包括：現有的中國人民銀行、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證監
會）、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保監會）、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和即將成立的中國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局）和信託監管局。主要職能：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穩定局負責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包括
市場准入、資本充足率、風險評估、信息披露等。銀監會和信託監管局，分別負責對銀行業和信託投資業務
的監管，將現由中國人民銀行執行的銀行業和信託的監管職能移交銀監會和信託監管局；證監會和保監
會分別負責對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證監會和保監會繼續執行現對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職能。

（2）監管機構間的協調。由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負責進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信託監
管局的協調。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各監管機構要向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報送監管信息，監管機
構提出的問題由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負責協調解決，各監管機構之間要盡可能做到信息互通
共享。
（3）建立健全金融自律性組織，充分發揮其監管作用。金融自律性組織是金融業自我管理、自我規范、
自我約束的一種民間管理形式，它可以通過行業內部的管理，有效地避免不正當競爭，規范其行為，促進
彼此間的協作，與監管當局共同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安全。金融自律性組織是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的重
要組成部分，是金融監管中不可缺少的。目前我國的這類組織很不健全，就是已經建立的，其作用也沒有
得到充分的發揮。今後，應由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局）牽頭建立和健全金融自律組織，採取會員制管
理方式，金融機構自主決定入會，入會者要交納會費，遵守該組織章程。金融自律組織參與監管，主要負責
金融從業人員的培訓、會員的管理、為會員提供信息服務、及時與監管當局溝通情況、及時向社會發布有
關監管信息等。
（5）加強國際金融監管當局的交流與合作。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對一國經濟安全的影響愈來愈
明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大量外資金融機構進人中國，同時中國金融機構也將走出國門。另一方
面，隨著金融控股公司的設立，由於其業務廣泛，經營范圍會跨地區、跨國界，而各國的監管政策存在差
異，因此，僅靠本國監管當局的監管是不夠的，必須加強與國際監管當局之間的協調與交流，密切合作，共
同防範金融風險的發生與蔓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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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盟最早簽訂3個共同條約的六國之名

法國、前聯邦德國、荷蘭、義大利、比利時和盧森堡
（一）歐盟公司法立法背景
歐盟是建立在歐洲的歐洲煤炭與鋼鐵共同體（EuropeanCoalandSteelCommunity，簡稱「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簡稱EEC:歐共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AtomicEnengyCommunity，簡稱:Euratom）之上的。建立歐盟的建立是鑒於各國歷經了二戰，歐洲經濟急待各國政府攜手合作，以便重振經濟。1950年，當時的法國外長羅伯特·舒曼（RobertSchuman）提出一項由歐洲各國政府聯合管理煤炭與鋼鐵生產的計劃。這個計劃得到了歐洲一些國家的響應。1951年4月18日，法國、前聯邦德國、荷蘭、義大利、比利時和盧森堡等6國在巴黎簽署了《歐洲煤炭與鋼鐵共同體條約》（又稱《巴黎條約》），正式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隨著形勢的發展，上述6國又於1957年3月25日在羅馬簽署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統稱《羅馬條約》。在第一個《歐洲煤炭與鋼鐵共同體條約》這個條約的緒言中，還就建立該共同體的目的問題明確指出：條約是「通過建立一個經濟共同體來維系他們的基本利益，以取代長期的敵對，並作為在長期以來被血腥沖突而分裂的人民中確立更為廣泛和更為深入的共同體的基矗」1973年1月1日，丹麥、愛爾蘭和英國首批加人了上述3個共同體。其後，1981年1月1日，希臘又加入了上述3個共同體。西班牙與葡萄牙是於1986年1月1日第三批加入上述3個共同體的。1990年，前東德地區作為統一後的聯邦德國的一部分當然地成為3個共同體的成員。至1995年1月1日，又有奧地利、芬蘭、瑞典等3個國家加入了3個共同體，以後荷蘭、比利士、盧森堡也加入共同體，從而使成員國總數已經達到目前的15個國家。1992年2月7日，當時的12個成員國又於荷蘭的馬斯特里赫特簽署了《歐洲聯盟條約》（簡稱《馬約》，或簡稱《歐盟條約》）。這個條約重申了「在歐洲人民中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盟」的宗旨，並且提出在3個共同體的基礎上建立歐洲聯盟。《歐盟條約》又在1997於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作了修改。
現在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及波蘭三國也在作加入歐盟的准備，其磋商談判早於1998年3月開始，2002年12月，哥本哈根的歐盟峰會標志

5. 因企業破產造成勞動者失業等結果，企業應給勞動者何種補償措施法律有無這方面的規定謝謝！

國務院於1994年公布《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1994}59號);1997年公布《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發{1997}10號)，這是兼並破產的國有企業職工領取一次性安置費的政策依據。2003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又頒布了《關於做好關閉破產國有企業職工安置方案審核工作的通知》(勞社部函[2003]35號)。通過以上規定可以看出，一次性安置費比經濟補償金更具優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支付及領取一次性安置費的惟一條件是關閉破產國有企業及職工，而支付及領取一次性經濟補償金的是各類所有制企業及其勞動者符合勞動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和第二十八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的。【注1】因此，在國有企業破產時一次性安置費比經濟補償金更符合情況也更具適用性。

第二，根據有關政策規定，領取一次性經濟補償金的標准為原固定職工第一次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按連續工齡每滿一年發給一個月的工資，合同制職工按在本單位工齡，每滿一年發給一個月的工資，最多不超過十二個月工資，而領取一次性安置費的標准為不高於所在地企業職工上年平均工資收入的3倍。顯然，一次性安置費比經濟補償金更具優越性，從而更能顯示國家對國有破產企業職工的充分照顧。

從以上對比、分析可以看出，一次性安置費除對破產企業職工具有補償性質外，更具優越性。一次性安置費僅適用於國有關閉破產企業及職工，這些人員只是社會成員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凡企業破產公告之日尚未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且未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職工，可根據本人意願，採取領取經濟補償金後轉失業或領取一次性安置補助費後自謀職業兩種辦法進行安置。凡已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未滿三年且尚未就業的下崗職工，繼續領取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金，三年期滿後尚未就業的，根據本人意願，採取領取經濟補償金後轉失業或領取一次性安置補助費後自謀職業兩種方式。領取一次性安置費的人員未證明其已經就業的之前，從理論上講可視為自謀職業人員不屬於失業人員，不能再享受失業保險金。企業在制定職工分流安置方案時，負有向勞動者准確詳細說明安置方案的義務，自願選擇一次性安置的職工要訂立解除勞動關系協議書，特別是對自謀職業而不能享受失業保險金待遇之有關情形，要明確具體的約定清楚。
破產企業職工應當根據相關法律、法規選擇適用，若將二者誤用、混用勢必造成一方面將計付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當著支付一次安置費，從而規避了企業關閉破產時應當補繳的失業保險費進而使勞動者失業時卻領取不到失業金;另一方面有的名為領取經濟補償金，實為領取一次性安置費，而後再享受失業保險金，使企業與失業保險機構雙重付出，這兩種情形都可能造成勞動者社會保障權益及國有資產在關閉破產程序中的流失。再者，一次性安置費和經濟補償金並用，在企業的破產財產有限的情況下，企業的破產債權人的利益勢必會因為補償費用的撥付而大大減少，甚至得不到任何得清償從而損害破產債權人得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二十四條經勞動合同當事人協商一致，勞動合同可以解除。

第二十五條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一)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

(二)嚴重違反勞動紀律或者用人單位規章制度的;

(三)嚴重失職，營私舞弊，對用人單位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但是應當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

(一)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醫療期滿後，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的;

(三)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當事人協商不能就變更勞動合同達成協議的。

第二十七條

用人單位瀕臨破產進行法定整頓期間或者生產經營狀況發生嚴重困難，確需裁減人員的，應當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後，可以裁減人員。

用人單位依據本條規定裁減人員，在六個月內錄用人員的，應當優先錄用被裁減的人員。

第二十八條

用人單位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的，應當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經濟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