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治盜匪暫行條例

1. 中國在1949年到1979年沒有刑法典的年代是如何打擊犯罪的

在中國內地社會主義刑法史上，具有真正刑法典意義上的分則規范，初見於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即中國內地第一部刑法典。內地現行的刑法典分則，即在這部刑法典分則的基礎上形成。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內地刑法分則性規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根據地刑法(又稱新民主主義刑法)的有關立法內容。革命根據地的刑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制定的，對人民實行民主，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行專政的一切刑事法規的總和。在革命根據地的長期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在刑事立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刑事立法具有直接歷史淵源和重要借鑒作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至1979年7月1日內地第一部刑法典通過之前的30年間，內地刑事立法內容從性質上看，主要是刑法分則性的規范(當然，其中也滲透著不少刑法總則性制度)，這些規范內容成為嗣後供刑法典分則起草、擬訂而用的重要參考文獻。為較為全面地把握內地刑法分則的來龍去脈，下面分若干個歷史時期對內地刑法分則的立法沿革作一闡述：
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義刑事立法階段
這一歷史時期自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又可分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的萌芽階段)，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的奠基階段)，抗日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的重要發展階段)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在全國取得逐步勝利的階段)這樣四個階段。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維護工農民眾的基本權益，鎮壓國內外敵人的破壞活動，即運用刑法這一銳利武器，同國內外反動勢力及一切犯罪分子作斗爭，為此制定了一些刑法分則性規范。例如，為了懲治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1927年制定了《湖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11條，其第1條確定了土豪劣紳的主要罪行，規定：「憑借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或其他特殊勢力(如團防等)，在地方有下列行為之土豪劣紳，依本條例懲治之：(1)反抗或阻撓革命者；(2)反抗或阻撓民眾運動者；(3)勾結軍匪蹂躪地方者；(4)殺害人民及縱火、決水、強奸、擄掠者；(5)壓迫平民致人死傷或損失者；(6)苛索民財或假借名義斂財肥己者；(7)擅理民刑訴訟壓迫平民者；(8)破壞地方公益者；(9)侵蝕公款者。」此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運動中，還對貪污罪、賄賂罪、瀆職罪、侵害人權罪以及禁煙禁賭等方面的懲處辦法，作了原則的規定。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民主政權制定的刑法分則性規范，主要見諸1934年4月8日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該《條例》確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和主要罪行，即「凡一切圖謀推翻或破壞蘇維埃政府及工農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權利，意圖保持或恢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者，不論用何種方法都是反革命行為。」接著具體列舉了各種反革命罪行，如：組織反革命武裝及土匪侵犯蘇區者，或在蘇區內舉行反革命暴行者；勾結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以武力進攻蘇區者；組織反革命團體破壞蘇維埃政權意圖恢復反動統治者；攜槍投敵或組織他人投敵者；投降反革命積極反對蘇維埃和紅軍者(革命叛徒)；以反革命為目的故意破壞蘇維埃法令及其所經營的各項事業者；以反革命為目的，混入革命機關進行破壞、暗殺、搶劫、放火或盜取國家機密者；以破壞蘇維埃經濟為目的，製造或輸入假貨幣及公債券，故意擾亂金融者；假冒蘇維埃、紅軍或革命團體名義，或偽造公私印章、文件，進行反革命活動者；以文字、圖畫、講演進行反革命宣傳者，以及對上述罪犯的藏匿者和協助者，皆以反革命論處。此外，蘇區制定了《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中央蘇區關於懲治貪污浪費的訓令、保護山林條例和紅軍懲罰條例等刑事法規。
抗日戰爭時期的刑法，是新民主主義刑法的重要發展階段，主要刑事法規有：1939年《陝甘寧邊區懲治漢奸條例(草案)》和《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盜匪條例》，以及1941年12月18日《陝甘寧邊區破壞金融法令懲治條例》、1941年7月15日《晉冀魯豫邊區毒品治罪條例》，1942年10月15日《晉察冀邊區懲治貪污條例》等等，分別規定了各種犯罪行為及其處刑辦法。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解放區人民政府頒布了一系列取締反動組織、鎮壓反革命罪犯的刑事法規。例如，《遼北省懲治土匪罪犯暫行辦法(草案)》具體規定了對各種土匪罪犯的處刑辦法。1947年11月晉察冀邊區《對破壞土地改革者的制裁問題》的布告，1948年1月晉冀魯豫邊區《破壞土地改革治罪暫行條例》規定：凡帶頭組織或勾結反動武裝，對農民進行報復、倒算、殺害幹部和農民，或者其他嚴重危害農民利益者，處死刑；次要分子處勞役。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規定：「解散國民黨、三青團、民社黨、青年黨及南京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團體，並收繳其反動證件，登記其各級負責人員」。華北人民政府1949年1月專門頒發布告規定：解散一切反動會道門封建迷信組織，其首要分子應即向公安機關進行登記，如拒不登記繼續活動者，定予嚴辦。
2�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刑法奠定基礎階段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中國內地的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隨即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立法許可權方面，根據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有權「制定並解釋國家的法律，頒布法令，並監督其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之下，組織政務院，為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為執行政協共同綱領、國家的法律、法令和中央人民政府規定的施政方針，有權頒發決議和命令，並審查其執行。在地方設立大行政區(1953年撤銷)，省(或行署)、縣、鄉各級地方政府。依照《全國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通則》的規定，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根據並為執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國家的法律法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規定的施政方針和政務院頒布的決議和命令，在其職權范圍內頒布決議和命令，並審查其執行，擬定與地方政務有關的暫行法令條例，報告政務院批准或備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最初幾年的主要任務，是有步驟地為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而創造條件，沒收官僚資本的企業並把它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財政，穩定物價，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完成新解放地區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活動，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以及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為此，根據需要與可能，先後制定了一批單行刑事條例和法規，還有各種行政法規中的刑事條款，對上述各種犯罪行為及其懲治作了規定。這里就幾個重要的單行刑事法規的分則性規范內容作闡述：
(1)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經呈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於1950年7月23日聯合發布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提出：①對一切手執武器、聚眾叛亂的匪眾，必須堅決鎮壓剿滅，並將其主謀者、指揮者及罪惡重大者，依法處以死刑。②對以反革命為目的而殺害公職人員和人民，破壞工礦倉庫交通及其他公共財物，搶劫國家和人民的物資，偷竊國家機密及煽動落後分子反對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動，以及組織間諜暗殺機關，應徹底破獲並逮捕其組織者及罪惡重大者，依法處以死刑或長期徒刑。③對怙惡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慣匪，依法處以長期徒刑或死刑。④凡勾結、窩藏上述三項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節重大者，依法處以長期徒刑或死刑。
(2)1951年2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全文21條，主要內容包括：①確定了反革命罪的基本概念，第2條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②自第3條至第13條，分別列舉了11項主要反革命罪行，即背叛國家罪、叛變或策動叛變罪、持械聚眾叛亂罪、間諜或資敵罪、組織或參加特務組織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罪、利用封建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罪、反革命殺人破壞罪、反革命煽惑挑撥罪、反革命偷越國境罪、聚眾劫獄或暴動越獄罪、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罪等。③規定了各種刑罰，刑種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④規定了從輕、減輕或免予處刑的條件是：自動向人民政府真誠自首悔過者；揭發檢舉前或以後真誠悔過立功贖罪者；被反革命分子脅迫、欺騙確非自願者；解放前反革命罪行並不重大，解放後又確已悔改並與反革命組織斷絕聯系者。⑤確定數罪並罰的處刑原則：凡犯多種罪者，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者外，應在總和刑以下，多種刑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
(3)1951年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規定了對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在企業中的股份財產依法沒收的處理程序。
(4)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為防止不法地主的破壞活動，該法作出以下規定：①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嚴禁一切非法的宰殺耕畜，砍伐樹木，並嚴禁荒廢土地，破壞農具、水利、建築物、農作物或其他物品，違者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②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凡侵犯人民權利者，應受法律制裁。為了懲治不法地主的犯罪活動，使人民法庭的審判工作正確掌握量刑標准，在實行土地改革的各大行政區的軍政委員會，先後頒發了懲治不法地主的單行條例，如1950年9月19日《華東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同年11月15日《西北軍政委員會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11月16日《中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12月13日《西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上述條例的內容大同小異，主要包括以下各點：①凡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而有以下行為之一查有實據者，視其情節輕重，處以當眾悔過(或當眾警告)、勞役、或處以一年以下徒刑(中南區規定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以出賣、出典、贈與、假賣、假典、假分家等方式，分散轉移隱瞞土地財產者；在減租期間，以不法手段，奪佃、抽房，致使農民遭受損失者(西南區規定：非法索取依法應廢除的解放前的欠租欠債者，以恐嚇利誘等手段脅迫農民明減租而實不減者，向農民預收或搶收地租者，隱藏或否認已收之押金或故意拖延不退押金者)；拆賣房屋者；砍伐森林者；殺害或故意餓死耕畜者；破壞農具或農作物者；故意荒廢土地者。②凡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為之一查有實據者，按情節輕重，處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中南區規定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造謠惑眾，挑撥農民與人民政府之間的關系，致發生嚴重影響者；以不法行為，組織假農會或假借農會組織，徑行減租退押及分配土地，或篡奪操縱鄉村政權者；挑撥離間，製造農民內部糾紛，引起宗派斗爭，致人民財產損失或身體傷害者；以金錢財物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賄賂引誘他人，包庇其不法行為者；以威脅利誘欺騙等手段，侵奪農民已獲得之減租退押利益及分得之土地財產者。③凡企圖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為之一查有實據者，中南區規定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華東區規定處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西北區規定處死刑或五年以上徒刑：為首組織土匪武裝或勾結匪特武裝，反抗人民政府，殺害農民或其他重大危害農民利益者；為首組織或利用封建迷信團體，實行暴動，殺害農民或其他重大危害農民利益者；狙擊或暗殺農民及工作人員，因而致重傷或死亡者；以爆破放火等手段，燒毀房屋糧食，破壞山林或水利建設，因而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重大損失者。
(5)由政務院通過、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於1952年4月21日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的基本內容是：①規定了貪污罪的概念。第2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企業、學校及其附屬機構的工作人員，凡侵吞、盜竊、騙取、套取國家財物，強索他人財物，收受賄賂以及其他假公濟私違法取利之行為，均為貪污罪。」《條例》同時規定，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和現役革命軍人犯貪污罪，適用本條例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侵吞盜竊、騙取或套取國家財物者，應追繳其違法所得財物，並酌處罰金，其情節特別嚴重者，得參照本條例予以刑事處分或沒收財產的一部或全部。②確定懲治貪污罪犯的政策原則。即要貫徹執行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對國家工作人員從嚴、對非國家工作人員(除一小部分罪大惡極者外)從寬的原則。③規定了多樣化的刑罰，便於靈活掌握。刑種有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勞役、管制，以及罰金，沒收財產和剝奪政治權利等。按貪污數字多寡分為四個等級：一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者處死刑；二為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為判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年至四年勞役，或一年至二年的管制；四為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勞役或管制，或免除刑罰給予行政處分。
除上述單行刑事條例和法規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還制定了其他刑事法規；在許多非刑事的行政法規中，也規定了刑法條款，內容涉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妨害婚姻家庭犯罪，瀆職罪等方面。舉其要者：(1)有關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法規。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代表會通過《關於北京封閉妓院的決議》，規定集中所有妓院老闆、領家、鴇兒等加以審查處理。罪大惡極者依法懲處。沒收剝削妓女的財產作為救濟妓女之用。1950年2月24日政務院公布了《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依照這一法規，西南軍政委員會於同年7月制定了《關於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和《西南區禁絕鴉片煙毒治罪暫行條例》，西北軍政委員會也頒布了《西北區禁煙禁毒暫行辦法》。(2)有關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規。其中關於放火失火罪的法規，有1950年4月《東北人民政府頒布嚴防火災的命令》，1951年12月《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護林防火的指示》，1952年3月《政務院關於嚴防森林火災的指示》，1953年3月《林業部關於護林防火的指示》等。關於破壞交通設備罪的法規，有1950年3月《西北軍政委員會為加強保護電訊設備令》，1950年10月《東北區電信線路保護條例》，1950年11月《東北人民政府關於愛護保養鐵路電信等交通命脈嚴禁破壞偷盜的布告》等。關於交通肇事罪的法規，有1949年9月《北京市交通管理暫行規則》，1950年2月《鐵道部關於消滅事故保證行車安全的命令》和1950年7月《鐵路獎懲暫行條例》，1950年4月交通部公布的《汽車管理暫行辦法》和1953年7月《修訂汽車管理辦法實施細則》。(3)有關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法規。其中關於走私罪的法規，有1950年1月《西南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1950年4月《海關總署關於解放區與待解放區貨運管制辦法的批示》，1950年12月政務院公布的《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1951年4月政務院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對於走私行為情節重大人犯的處理原則》，1952年6月《海關總署關於逃匯套匯案件應作為走私案件處理應行注意各點的命令》和《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關於各級司法機關對海關總署所提處理走私案件的意見應遵照執行的通知》。關於投機倒把罪的法規，有1950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締非法工商業行為暫行辦法》，1950年11月《貿易部關於取締投機商業的幾項指示》，1953年11月《政務院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關於偷稅、抗稅罪的法規，有1950年1月政務院《貨物稅暫行條例》和《工商業稅暫行條例》，同年12月《印花稅暫行條例》和《屠宰稅暫行條例》，1951年1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私鹽查緝處理暫行辦法》等。關於偽造國家貨幣、販運偽造的國家貨幣罪的法規，有1951年3月政務院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國家貨幣出入國境辦法》，1952年10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核准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國家貨幣、票據及證券出入國境暫行辦法》；特別是1951年4月19日政務院公布的《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共11條，根據各種犯罪情節，具體規定了量刑幅度。(4)有關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的法規。其中關於侵犯他人民主權利罪的法規，有1950年3月24日政務院《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行處理辦法》，1950年4月22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確立法制觀點維護革命秩序認真執行保障人權的通令》，1952年7月24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嚴格禁止濫檢查信件妨礙「人民通信自由」的通令》。關於拐賣人口罪的法規，有1952年4月《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認真處理回鄉轉業軍人婚姻問題的指示》，1953年3月《法制委員會有關婚姻問題的若干解答》。關於誣告陷害、報復陷害罪的法規，有1950年12月《西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1953年5月8日政務院批準的《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決議》(規定「誣告」與「誤告」的界限)等。(5)有關懲治妨害婚姻家庭罪的法規。其中關於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法規，有1951年5月24日《華東軍政委員會為貫徹執行婚姻法保障人權的通令》，同年9月26日《政務院關於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的指示》。關於重婚罪的法規，有1950年10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關於重婚案件的處理原則》，1953年6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關於處理重婚、納妾、童養媳案件的時間界限問題的復函》，同年12月22日《法制委員會對中南政法委員會關於在婚姻法公布後的重婚、納妾如何處理問題的解答》。關於破壞軍人婚姻罪的法規，有1952年4月22日《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認真處理轉業建設軍人婚姻問題的指示》。(6)有關瀆職罪的法規。其中關於泄露國家機密罪的法規，有1950年2月24日《政務院關於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保守國家機密的指示》，1951年6月政務院公布的《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
上述各類法規，亦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刑事審判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據。
建國初期在制定單行刑事條例、法規和非刑事法規中的刑事條款的同時，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在1950年也著手起草刑法的准備工作，並由法制委員會先後擬制了兩個刑法草案，這兩個草稿為以後正式起草刑法典作了必要的准備，起到了參考對比和啟示作用。
3�社會主義刑事立法的初步發展及其被削弱和破壞階段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第一部憲法，標志著中國內地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憲法的頒布，也大大推動了內地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自1954年冬起，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負責。至1957年6月28日，已擬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初稿)》(即第22次稿)，該草案分總則、分則兩編，共計215條；其中分則8章119條，8章的名稱是：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會經濟秩序罪；侵犯人身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婚姻、家庭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瀆職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室自1962年5月開始，對刑法典草案第22次稿進行了多次修改，到1963年10月9日寫出第33次稿，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正稿)》，其中第二編分則共8章111條，8章的名稱與第22次稿基本相同，只是將「危害公共安全罪」改為「危害社會安全罪」；「妨害社會經濟秩序罪」改為「破壞社會經濟秩序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改為「妨害管理秩序罪」。當然，條文的內容調整變動較多。內地第一部刑法典的第33次草案稿曾考慮公布施行，但因「四清」運動很快開始，接著又進行「文化大革命」，刑法典一直未能出台。
自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頒布至1957年以前，在刑法典起草工作進展較快的同時，其他各項單行刑事法律和包含有刑法規范的行政法規，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但這一發展趨勢，自1958年以後，不僅沒有得到繼續加強，反而被逐步削弱。進入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法制橫遭踐踏摧殘。

2. 中國大陸刑法典從清代到現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於1908年完成，但由於守舊派的反對，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該律並未施行。它採用資產階級的刑法體例、刑罰制度和刑法原則。在刑法體例方面，分總則、分則兩篇。

在刑罰制度方面分主刑、從刑兩種，主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包括褫奪公權和沒收。 在刑法原則方面，採用了資產階級的罪刑法定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此外，還根據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新情況，規定了有關妨礙國交、妨礙選舉、妨礙通訊、交通以及妨害衛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暫行新刑律》

《暫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對《大清新刑律》稍加刪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規，於1912年4月30日頒行，內容與《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凱發布命令：「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抵觸各條應失效力外，余均暫行援用。」此處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據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隨即擬定《刪修新刑律與國體抵觸各章條等並刪除暫行章程文》，並附列刪除各章條目，經呈袁世凱批准，並通令各司法衙門遵行，是為《暫行新刑律》。

後1914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以「重典」威懾人民，頒布《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15條，增設了一些罪名，並加重了原來的許多刑罰。此外，北洋政府還在1915年和1918年先後擬定了兩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頒行。

3、國民政府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

該刑法分為總則和分則兩編，共48章，387條。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經過修改的刑法,即所謂新刑法。其中總則編12章99條,分則編35章258條。

列舉了諸如竊盜、殺人等罪名，並針對各罪內容特別規定。學說上一般把刑法分則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為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數部分；在個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細分為生命、身體法益、自由法益和財產法益等。

原則上本法總則部分的規定適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規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規定稱附屬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別刑法），在分則的部分則列舉了基本的刑事處罰規定。

4、國民政府1935年《中華民國刑法》

新刑法標榜「從輕主義」,對一般輕罪的處罰比舊刑法規定的有所減輕,但對於所謂觸犯反動統治秩序的行為則從嚴、從重處罰。

同時吸取了德、意、日帝國主義國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謂「社會防衛主義」和「主觀人格主義」精神，宣稱犯罪原因在於人的生理素質和心理因素，主張應以主觀的犯罪動機，而不是以客觀的犯罪事實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

對所謂「內亂罪」以及「外患罪」、「殺人罪」、「強盜罪」等「危險極大」者，皆規定了懲罰「預備犯」、「未遂犯」和「陰謀犯」的條款。

特別增加了「保安處分」專章,對於所謂有犯罪行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險」的人,可以借口預防「犯罪」或「再犯罪」,實行「社會防衛」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處所。

5、新中國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

在 1950 年，我國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的主持下進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備工作。刑法大綱草案是對新中國各項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後刑法修訂的基礎

6、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保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3. 刑事特別法規有哪些

十年內戰時期制定的刑事特別法，主要有《懲治盜匪暫行條例》、《暫行反革版命治罪權法》、《共產黨人自首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妨害國幣懲治暫行條例》、《海陸空軍刑法》、《禁煙治罪條例》。

抗日戰爭時期制定的刑事特別法，主要有：《懲治漢奸條例》、《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和《防止異黨活動辦法》、《非常時期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懲治貪污條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懲治盜匪條例》、《戰時交通業設備器材防護條例》。

1946年以後制定的有《維持社會治安臨時辦法》、《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堪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法；、《戒嚴法》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懲治叛亂條例》、《懲治走私條例》。

這些數量繁多的特別刑事法規，在國民黨的刑事鎮壓中一直發揮著主要作用，是國民黨鎮壓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重要工具，露骨地體現了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本質。

4. 死刑 五花大綁

雖然對於一個死刑廢除論者而言，討論死刑的執行方法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死刑尚未被廢除的情況下，對這個問題給予關注卻是有現實意義的。

從文獻記載來看，「死刑（執行）的方法劃分成普通方法和高度專業的方法兩類。前者的任務是剝奪人的生命，而後者的主要目的是，在剝奪人命的同時使被處決者備受痛苦和煎熬」。在當今世界，除極個別國家還保留有後一種死刑執行方法外，絕大多數尚未廢除死刑的國家都採用了盡可能不給死刑犯帶來過分痛苦的死刑執行方法。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1984年通過的《保護面臨死刑者權利的保障措施》中也要求：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執行死刑「應以盡量減輕痛苦的方式執行」。

中國古代的死刑執行五花八門，到清末還有凌遲、梟首、戮屍等野蠻方式，直到清末修律方被廢除。1911年頒行的《大清新刑律》規定，「死刑用絞，於獄內執行之」，但對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罪犯仍用斬刑。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死刑的執行方式沿襲不改。南京國民政府於1927年公布的《懲治盜匪暫行條例》中規定，死刑「執行得用槍斃」，隨後1928年頒布的《中華民國刑法》也沿用了此種死刑執行方式。

新中國成立後，相繼頒布了一系列單行刑事法規，這些單行刑事法規均規定了死刑，但未規定死刑的執行方式，實踐中一般採用槍決的方式。1979年，第一部《刑法》頒布，其中明確規定：「死刑用槍決的方法執行。」1996年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死刑採用槍決或者注射等方法執行。」

1997年3月28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了新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的第一例注射死刑。其後，最高人民法院陸續採取措施，在全國推廣注射葯物執行死刑的方式。現在，有的省據說已經全部採用了注射執行死刑的方法。

由於法律同時規定了槍決和注射兩種死刑執行方式，加上注射在各地的適用面寬窄不一，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死刑執行方式的不平等印象。例如，有人就認為，一些被判處死刑的貪官，均被執行注射死刑，而普通犯罪分子則多被槍決，這違背了「死刑方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我個人主張，要盡快實現死刑執行的「方法惟一」，即取消槍決執行法，統一適用注射執行法。有人擔心，注射執行死刑會污染器官，使那些想捐獻器官的死刑犯無法遂願，經調查，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採用注射執行死刑的方法並不必然意味著死刑犯的痛苦就會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方面仍然有些問題值得關注，如更好的葯物的研製，不同的死刑犯對不同量的葯物的反應，以及具體操作上的改進等。事實上，在美國就不斷有「拙劣」的注射執行被報道出來。

此外，還有幾個與死刑執行相關的問題：

一是死刑執行能否公開？關於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有爭議。少數人認為，如果公眾可以目睹司法機關無情而有意地處死一名罪犯，可以加速廢除死刑的進程。也有一些人相信，公開執行死刑能夠「殺雞給猴看」。但大多數人認為，將死刑執行「戲劇化」而公眾卻不會被「殘忍化」，這幾乎不可能。實際上，在大多數國家，廢除死刑的過程是以死刑淡出公眾的視線，成為刑事司法機關秘密的、最後予以排斥的活動。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開執行持批評態度，認為它「與人類的尊嚴格格不入」。過去，中國有不少死刑執行是以公審、公判大會的形式來進行的，即使在去刑場的途中乃至刑場，也有不少人追逐著看熱鬧。隨著注射執行死刑方法的推廣，可以比較好地保證死刑執行在相對秘密的狀態下進行。同時，我認為，今後最好能徹底取消那種對死刑犯的五花大綁的公審、公判大會及隨後的遊行，因為此種方式確實對死刑犯的人格構成了一定程度的侮辱。

二是要否向死刑犯宣布確切的處死日期？有的國家在直接處死犯人前才對犯人宣布，另一些國家則預先宣布，還有的國家一般不事先通知。如日本，向犯人宣布處死日期不得早於1天至2天；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向犯人宣布執行判決的確切日期是在四星期以前。「前一種情況縮短了已經沒有希望的特別困難的日子，但在後一種情況下，犯人有機會做他認為對結束自己生活道路所需要做的事情（寫信、立遺囑、跟神職人員會面等）」。我國刑訴法規定：下級人民法院在接到上級人民法院執行死刑的命令後，應當在7日內交付執行。實踐中可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何時告知死刑犯，如其親屬在外地，行刑前希望見一面，則需要早些通知，反之則可晚點通知，以免其過於焦慮。

三是死刑犯可否在刑前會見親屬？過去，中國不允許死刑犯刑前會見親屬，但近年隨著「執法人性化」理念的鋪開，已經有一些地方允許死刑犯在會見親屬後「帶著感激上路」，我認為這是完全應該的，因為它既是人性使然，又不會帶來什麼消極後果。

5. 為什麼康有為支持復辟而梁啟超不支持

你這個問題有點問題，呵呵，大的歷史人物不能單純的說他們好壞。我來給你解答你的問題，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帝制還是有點不同的。首先說袁世凱的帝制，因為中山先生是民主共和的締造者，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繼承中山先生，走的是一條民主共和發展道路，所以很多人反對帝制，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思想是可以救國的，但是近代中國的發展道路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你仔細去讀袁世凱本人，他是一位可以使中國富強的人，只不過是和中山先生兩種完全不同的救國道路。
袁世凱維護國家利益，保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清末朝鮮內亂，袁世凱奉命平亂，在朝鮮十二年，阻止和延緩了日本對朝鮮的吞並，維護了國家的利益。
民國初年，外蒙古在俄國的唆使下獨立，並造成內蒙局勢的不穩定。袁世凱一直對蒙古問題極為重視，軟硬兼施，任命貢桑諾爾布為民國政府蒙藏事務局總裁，大量晉封蒙族上層人物為親王，使內蒙王公數量「比清朝時的數額增加了幾倍」，終於使內蒙王公們放棄了分裂的圖謀，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陸續返回，後來，經過老袁立場強硬的談判，外蒙於1915年6月7日取消獨立，俄國只得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
袁世凱竭力主張的清帝優待退位意味著清朝政府擁有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地移交給民國政府，保持了主權和領土范圍的延續性，這是孫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
推動教育制度改革。在1905年袁世凱提出永遠廢除科舉，並得到實行；建立以「北洋六鎮」為首的現代化陸軍及「保定陸軍學堂」、「軍醫學堂」等一大批軍事院校；創辦北京、天津兩市的現代化警察部隊（民初京津兩市的治安曾享譽世界）；創辦山東大學，興辦新式學堂，整個洋務運動期間興辦學堂最多的就是袁世凱所管轄的直隸（今河北省）。1907年統計，直隸辦有專門學堂12所，實業學堂20所，優級師范學堂3所，初級師范學堂90所，師范傳習所5處，中學堂30所，小學堂7391所，女子學堂121所，蒙養院2所，總計8723所，學生16.4萬多人，人數位居全國第二；學務資產四百八十萬兩，名列全國第一。直到民國初年，直隸教育仍保持優勢，這與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打下的基礎不無關系。
推動 政 治 體 制 改革和建立新的社會管理體系方面。
1、中國首次地方選舉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選舉（屬於袁世凱所管轄的直隸）。
2、袁世凱是中國警察制度的創始人。義和團事件後，規定中國不準在天津地區駐軍。袁世凱訓練3000警察進駐這個地區，維護了主權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會治安，應該說是社會管理體系的一個進步，在建立和推廣這個制度上，袁世凱功不可沒。
3、袁世凱在執政的第一年，就制訂了《國會組織法》，接著又依法進行選舉，並在1913年初召開了國會。
4、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試法》，為建立現代國家機關做出重要貢獻。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經濟學和財政學七種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商約章等五種為附科，應試者自擇其一。
5、他推行軍民分治，規定督軍不得兼任省長，一再下令軍警不得干預政治，。為削弱地方軍閥的權利防止國家分裂起到重要作用。
在經濟領域，發展工商企業也用力很勤，成績顯著，有的至今仍在繼續發揮作用。
1、袁世凱發起和籌建了中國人今天仍熱情傳誦京張鐵路（詹天佑修的那條），在這條鐵路的決策、資金籌措，包括決定用中國人和中國資金修建等等方面袁世凱起了重要作用。
2、民國後，為鼓勵製造業和加工業各民營公司，由政府出資建立保息制度。投資第一年開始，即可獲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攤還。開辦廠礦的手續簡化；有的稅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礦稅就從原來25%降至10.15‰，從而促進了礦山開采。
3、改革厘金制度。到處設卡，徵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於經濟發展。袁世凱政府沒有徹底廢除，但對頗為大宗的土布免徵厘金，亦不失為做了一件好事。
4、糾正清政府混淆壟斷與專利的錯誤，取消創辦企業動輒給予專營權若干年的規定，專利只給予真正的發明創新，從而促進了自由競爭。
5、整理和健全財政稅收制度，民國三四年間（1914、1915）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約計每年可餘二千萬」。
6、整頓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亂發的紙幣（如廣東），統一鑄造銀幣（袁大頭），奠立了統一幣制的基礎。
7、創辦或改革郵傳、無線電報、招商輪船局，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電燈廠，使電燈走入中國百姓生活，第一個自來水廠，第一輛電車等等。
創立了中國近代化軍隊。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陸軍，不僅在武器裝備上的近代化，同時在軍事編制、後勤保障、兵種劃分向西方學習，創建了一支近代陸軍，設立一大批軍事學堂，大力北洋軍事指揮人才，實行西方軍隊的演練方法，實行徵兵制，提高了軍隊戰鬥力。
創立了近代司法體系。
袁世凱依靠各地商會，充分聽取工商業家意見，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完善了市場機制，粗略統計，袁世凱政府制定有關經濟法令八十多件。執政的第一年，就制訂了《國會組織法》，接著又依法進行選舉，並在1913年初召開了國會。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試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現代國家機關。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經濟學和財政學七種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商約章等五種為附科，應試者自擇其一。這些科目設計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語、電腦兩門，用來考選今日中國的高級文官，我們的官僚機構一定大不一樣，必將對建立真正的法治國家大有裨益。順便說說，有些朋友老覺得廢掉科舉有點可惜。冷靜想想，除了現代社會職業分化，為知識階層開辟了遠非科舉這座獨木橋可比的眾多上升途徑外，即使以官吏選拔來說，這樣的文官考試不是更高明嗎？
1912年4月3日，參議院正式通過《新法律未頒行前暫適用舊有法律案》，規定所有前清規定之《法院編製法》、《商律》、《違警律》、《新刑律》、《刑事民事訴訟律草案》、《禁煙條例》、《國籍條例》等，除與民主國體抵觸之處應行廢止外，其餘均准暫時適用。惟《民律草案》前清時並未宣布，無從援用，嗣後凡關民事案件，應仍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各條辦理。要求法制局將各種法律中與民主國體抵觸各條簽注或簽改後，交由參議院議決公布施行。然參議院旋即宣告遷往北京，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外，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尚有一批行政法令的頒布，以推行其政治主張和社會改革，如保護人民財產、提倡保護並發展工商業、募集軍需公債、維持地方治安、禁止私自招兵募餉、禁煙、禁賭、禁止買賣人口、剪辮、勸禁纏足、禁止刑訊體罰等文。1914年1月公布《公司條例》，3月公布《商人通例》，明定於9月1日同時施行。7月公布《商業注冊規則》。12月公布《證券交易所法》，1915年5月公布《證券交易所法施行細則》，1921年3月又公布《物品交易所條例》。1915年，法律編查會參照德國、日本法制，修訂《破產法草案》，此外，還頒布有一些民事特別法規，如《商事公繼處章程》、《鐵路收用土地章程》、《驗契條例》、《契稅條例》、《公司保息條例》、《所得稅條例》、《國有荒地承墾條例》、《徵收田賦考成條例》、《徵收厘稅考成條例》、《清理不動產典當辦法》、《會計師暫行章程》、《徵收所得稅考成條例》、《不動產登記條例》等。北京政府時期，還頒布大量刑事特別法規作為刑律補充，並賦予優於普通法的效力，如《大赦罪犯令》、《大赦令》、《管束條例》、《嗎啡治罪條例》、《官吏犯贓治罪條例》、《辦賑犯罪懲治暫行條例》、《違令罰法》、《徒刑改遣條例》、《易笞條例》、《懲治盜匪法》、《懲治盜匪法施行法》、《私鹽治罪法》、《科刑標准條例》等。軍隊刑事法規有《陸軍刑事條例》、《海軍刑事條例》等。年4月，司法部呈准援用清末草擬《民事訴訟律草案》、《刑事訴訟律草案》，修訂為《民刑事訴訟律草案管轄各節》，並於5月分別刊發京外司法衙門遵照。1915年3月及1919年4月，司法部先後對《民事訴訟律草案》適用部分進行修正或增加。1915年8月、1918年5月及1919年4月，司法部為滿足審判需要，先後對《刑事訴訟律草案》適用部分進行修正或增加。1914年4月，司法部呈准頒行《民事非常上告條例》，同時以部令頒布《地方廳刑事簡易庭暫行規則》、《審檢廳處理簡易案件暫行細則》，9月又頒發《私訴暫行規則》。
袁世凱稱帝如果成功也不枉稱是中國的拿破崙。所以康有為，嚴復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只不過是政治主張，沒有錯誤。
張勛復辟是因為當時的中華民國處於軍閥混戰時期，很多百姓發現亂哄哄的民國還不如統一的大清，所以張勛也是被北洋個派推為盟主之後感覺復辟可以成功才去做，但沒想到被軍閥們騙了。
梁啟超先生沒有支持袁世凱和張勛復辟，梁先生是非常與時俱進的。當然康嚴等人一方面是政治主張也是傳統思想的問題。
在我們解讀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我們不要用一種思維去思考，歷史是一個五光十色的立方體，需要我們從多角度辯證的看。

6. 白色恐怖的歷史階段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直至1949年敗退台灣期間對共產黨以及其他政治異見人士進行迫害。
1927年 - 1937年以及1946年 - 1949年的壓迫「左翼」作家。
1931年國民黨左派人士鄧演達被處決。
1936年中期的七君子事件。
1946年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李公朴、聞一多被當局暗殺的李聞慘案。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有兩種說法，一說是1947年發生「2·28」事件，兩年後人心浮動，當局決定整肅，該年到1987年解除戒嚴的38年之間。另一說是1949年至1991年，當局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42年之間。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專門審問、囚禁政治犯和刑事重犯的「調查局」安康接待室內部存有大批重要檔案數據。但媒體日前現場直擊，發現接待室有如廢墟毫無管理，包括民進黨已故黨主席黃信介、已故作家柏楊等在戒嚴時期被審問的珍貴資料竟被如垃圾棄置。
歷程
1987年8月30日，「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
1988年9月27日，「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成立。
1992年，刑法100條廢止。刑法100條，所謂的「言論內亂罪」，結合「動員戡亂時期」的「懲治叛亂條例」，是導致4000人被槍斃、上萬人長期監禁的法源條例。
1997年9月26日，「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成立。主要訴求：1、推動平反活動。2、催促政府公布相關資料。3、成立六張犁和馬場町的「白色恐怖紀念公園」。
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9月5日設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開始對受難者家屬發放補償金。
1999年，控制言論、提供文字獄法源基礎的《出版法》廢除。
2000年8月，台北市政府歷經兩任市長，設立了馬場町紀念公園，悼念在此被槍殺的所有政治犯。
2000年12月，台北縣政府立碑紀念「鹿窟事件」。1952年12月29日，軍警包圍台北縣鹿窟山區，大肆圍捕地下共產黨人，前後四個月逮捕200多人，是50年代台灣最重大的政治案件。
2001年，修訂《陸海空軍刑法》，使軍人也受合乎憲法的人權保障。原有四十四項「惟一死刑」修訂後只剩下兩項。
2001年，修訂《冤獄賠償法》，擴大賠償范圍，包括流氓。
2002年，廢止《懲治盜匪條例》。2002年6月2日，長年監禁政治重犯的綠島設立了人權碑，碑文作者是曾在此監禁12年之久的作家柏楊：「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2003年1月11日，六張犁「亂葬崗」正式成為「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對民眾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