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相對人與規章制定經典案例
㈠ 行政法案例分析題解答
1.本案應以B區的市公安局為被告。
參見【行政訴訟法】的相關條文：
第二十五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
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
分析如下：
因為B區的市公安局作為行政復議機關改變了「公安分局決定對甲某拘留10天」，因此甲在「甲某仍然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情況下，那麼B區的市公安局作為被告。
2.對宋某的行政處罰行為在以下幾個地方違反了《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
1）沒有查清事實就直接給予行政處罰，該行政處罰違法。
見：
第三十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必須查明事實；違法事實不清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
2）在行政處罰前，沒有告訴關某（行政相對人）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等等，實屬違法。
第三十一條 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並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
3）行政相對人關某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行政機關不得進行態度罰。
很明顯，進行了態度罰——違法。
第三十二條 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採納。
行政機關不得因當事人申辯而加重處罰。
4）在對關某進行行政處罰時，行政機關執法人員沒有出示執法身份證件。
並且行政處罰決定應該是當場填寫，而本案中，執法人員卻直接給關某一張列印的決定書。
第三十四條 執法人員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當場交付當事人。
前款規定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載明當事人的違法行為、行政處罰依據、罰款數額、時間、地點以及行政機關名稱，並由執法人員簽名或者蓋章。
執法人員當場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必須報所屬行政機關備案。
5）行政處罰的決定作出的行政機關主體不合法。
第十五條 行政處罰由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實施。
某省某地區交通大隊的印章只是一個行政機關的內部機關。不得以這樣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3.
1）吳某無權當場對陳某作出100元罰款的行政處罰。
原因在於：對公民行政處罰在50元以上都應該使用普通程序，而不是使用簡易程序來當場做粗行政處罰決定。
【行政處罰法】
第三十三條 違法事實確鑿並有法定依據，對公民處以五十元以下、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處以一千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的行政處罰的，可以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當事人應當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的規定履行行政處罰決定。
2）有以下幾點違背了違法行為：
第一：沒有當場交給行政處罰決定書，違法。
見題目中「未交付陳某行政處罰決定書，而是聲稱改日由陳某區工商局領取，」
第三十四條 執法人員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當場交付當事人。
前款規定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載明當事人的違法行為、行政處罰依據、罰款數額、時間、地點以及行政機關名稱，並由執法人員簽名或者蓋章。
執法人員當場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必須報所屬行政機關備案。
第二，不能要求行政相對人當場交納罰款。（44條），也不符合當場要求繳納罰款的情形。
第四十四條 行政處罰決定依法作出後，當事人應當在行政處罰決定的期限內，予以履行。
第四十七條 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執法人員可以當場收繳罰款：
（一）依法給予二十元以下的罰款的；
（二）不當場收繳事後難以執行的。
第四十八條 在邊遠、水上、交通不便地區，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作出罰款決定後，當事人向指定的銀行繳納罰款確有困難，經當事人提出，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可以當場收繳罰款。
第三，對行政相對人的陳述與申辯不理不睬。
第三十二條 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採納。
第四，「並聲稱如不服則加重處罰」違法。
第三十二條 行政機關不得因當事人申辯而加重處罰。
3）救濟途徑：
可以提起行政復議；
還可以進行行政訴訟。
兩個救濟手段，行政相對人可以選擇。
第三十五條 當事人對當場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4，
1）該市檢察院可以提起一個給付之訴。即是作出土地使用權歸自所有。
因為是對市政府作出的一個行政裁決表示不服，應該是要尋求法院來予以變更市政府的裁決，讓法院作出有利於自的一個判決。
2）市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第十四條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行政案件：
（一）確認發明專利權的案件、海關處理的案件；
（二）對國務院各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
（三）本轄區內重大、復雜的案件。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的「本轄區內重大、復雜的案件」：
(一)、被告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層人民法院不適宜審理的案件；
(二)、社會影響重大的共同訴訟、集團訴訟案件；
(三)、重大涉外或者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的案件；
(四)、其他重大、復雜案件。
原因在於：被告（市政府）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層人民法院不適宜審理的案件。為什麼不適宜什麼審理呢？行政相對人是市公安局和市檢察分院。
3）訴訟參加人：市政府、公安局和市檢察分院。
訴訟地位：市政府（被告）、市公安局（訴訟第三人）
、市檢察分院（原告）。
各自如何參加訴訟：
市檢察分院是以起訴的方式參加訴訟；市政府是以應訴的方式參加訴訟；市公安局以申請的方式參加訴訟。
第二十四條依照本法提起訴訟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是原告。
第二十五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
第二十七條同提起訴訟的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作為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
按照法律規定來說可以委託律師代理訴訟。
第二十九條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代為訴訟。
律師、社會團體、提起訴訟的公民的近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以及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託為訴訟代理人。
因為沒有把當事人限定在除了公、檢、政府以外的機關予以規定。
㈡ 2個案例分析，行政法的！
案例一、1、屬於具體行政行為。理由是針對的對象特定，直接確定相對人權利義務。如指定給甲發放定點標志牌，排除了乙、丙、丁三家。2、適格被告有市政府、市工商局和衛生局。因三個行政機關都實施了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內的具體行政行為並都具有行政主體資格。3、乙、丙、丁有權提起行政訴訟。4、屬於於行政確認性質。工商局、衛生局不能據此吊銷乙丙的證件。 案例二、1、正確。派出所沒有拘留權。2、不合法。3、正確。因是兩個不同種類的處罰。4、應以上級復議部門為被告。
滿意請採納
㈢ 上述案件體現了哪些行政法基本原則
一、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現實基礎
（一）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法律參照
《繼承法》第7條規定：繼承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喪失繼承權：（一）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二）為爭奪遺產而殺害其他繼承人的；（三）遺棄被繼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的；（四）偽造、篡改或者銷毀遺囑，情節嚴重的。第21條規定：遺囑繼承或者遺贈附有義務的，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應當履行義務。沒有正當理由不履行義務的，經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請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遺產的權利。《合同法》第192條規定：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第193條規定：因受贈人的違法行為致使贈與人死亡或者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的，贈與人的繼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銷贈與。
根據以上法律規定，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確定的兩個平等主體之間存在著權利、利益給予人（以下稱「給予人」）對權利、利益接受人（以下稱「接受人」）的在先權利或者利益，由於接受人的過錯，侵犯了給予人的其他權利、利益（並不是針對先前就存在的權利、利益）時，給予人採取措施使接受人喪失既得或者期待的權利、利益，這是給予人對接受人一種對抗。如果把這個結論放到兩個不平等主體之間，即國家和公民這兩個不平等主體之間，在行政給付領域，這種對抗也是存在並且適用的，即國家在行使行政給付的具體行政行為中，如果公民不遵守國家法律的規定，違反了義務，對國家犯罪或行政違法侵犯國家的權利、利益，國家也可以直接剝奪或者限制給予或者即將給予公民的利益，這種對抗就是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體現。筆者認為，在目前國家沒有制定《行政給付法》的情況下，「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應當成為行政給付的一個基本原則。
（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實踐基礎
在行政機關發放行政給付金的實務中，接受給付主體存在不少問題，如有的接受給付主體的主體資格不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有的接受給付主體不符合國家對安全生產管理的規定，還有的接受給付主體為接受給付而違背道德故意傷害自己或他人，甚至有的接受給付主體是違法犯罪人員。如果國家對上述違法乃至犯罪人員繼續給予給付，則在客觀上助長了接受給付者的違法、犯罪行為，必然使守法者感覺不公平、不公正。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行政機關對那些有違法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的人不予發放甚至追回已經發放的行政給付金，或者扣減其一定比例的行政給付金；對那些違法犯罪的人直接取消行政給付金。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的原則可以通過發布規范性文件予以確認，這一做法已有範例。如我省海洋與漁業局制發的《省海洋與漁業局關於下發違法違規漁船油價補貼處置原則的通知》，針對漁船經營人違反規定在禁捕區、禁捕期生產作業，或者漁船經營人違反國家安全管理規定強行冒險生產作業的行為，明確規定「限制、剝奪這些經營人政策性柴油補貼」。天津、山東、即墨等地方海洋漁業主管部門也有類似的規定。
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概念及違法行為的界定
筆者認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指國家在作出行政給付的具體行政行為時，區別對待有不同程度、造成不同後果的違法犯罪、違反行政法規等行為的接受給付相對人，相應剝奪、限制其接受行政給付權利的原則。
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所指的「法」可以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法律規范。廣義的法律規范是指接受給付的相對人應當遵守的國家所有的強制性、限制性法律、法規，還包括國家加入的國際條約，甚至道德規范。這就要求接受給付的相對人全面守法。俠義的法律規范是指接受給付的相對人應當遵守的國家關於行政給付的具體法律、法規。這就是說，只要相對人的行為沒有超出具體行政給付的法律、法規所確定的條件和范圍，就應當給予行政給付；相對人違反其他法律、法規的行為與接受行政給付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筆者認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所確定的法律規范應當是廣義的法律規范。如某漁船經營人是接受政策性柴油補助的人，當這個漁船經營人並不是利用漁船進行合法的漁業生產，而是駕駛漁船到公海上聚眾賭博，最後被法院判決有罪，對這個漁船經營人來講勢必是不應發放政策性柴油補助的，盡管這個漁船經營人觸犯的不是漁業行業管理的法律，而是廣義上的法律。
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所指的違法行為包括以下三種類型：
一是刑事違法行為。對於一個享受撫恤金或者生活補助的接受行政給付的相對人來講，如果他觸犯刑律被判有罪，毫無疑問，在他收監入獄之時，國家當然地停止給予他撫恤金或者生活補助，這是沒有爭議的事實。如果按照國家的刑法規定，應當對罪犯「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刑的，即使罪犯一貧如洗，法院也必須依法判決罪犯承擔罰金刑。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不能一方面對罪犯判處罰金，執行刑罰；另一方面卻還履行行政給付職能，對罪犯給予行政給付金，這是兩個有背於常理的行為。
漁船經營人在禁漁區、禁漁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撈水產品，觸犯《刑法》第340條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的規定，其後果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對於被處以刑罰的漁船經營人，剝奪、限制其享受國家政策性油補，這是平常的人都能認可與接受的。
二是行政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與刑事違法的本質區別，在於違法的程度不同，造成的損害後果不同。但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對國家權利的侵犯，只不過行政違法並沒有達到刑事違法的程度，因而並不需要國家用最強硬的手段制裁違法，因此，行政機關在對行政違法者給予行政處罰的同時，當然可以限制、剝奪這些違法者享有的接受行政給付的權利。
三是確權的民事違法行為。有論者在《巢湖退耕還林補助款行政給付案件特點、存在的問題及建議》?譼?訛中指出：「審查原告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和造林驗收合格證，符合條件的就成了判令被告給付原告補助款的關鍵。對於土地流轉是否合法有效，是民事訴訟審查范圍，行政訴訟中不予審查。如農民就土地流轉是否合法提起民事訴訟，因土地流轉是否合法是行政合同的基礎，行政案件應中止審理，待民事案件判決生效後，行政案件再繼續審理。」此案中，如果生效的民事案件判決「土地流轉不合法」，那麼行政訴訟的結果肯定也不會支持原告取得補助款。在民事法律領域，如果民事確權行為非法，國家同樣也要剝奪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接受行政給付權，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在民事法律領域也有適用范疇。這一案例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即接受行政給付的主體不能是權利瑕疵者。接受給付的主體資格是否適當，其本身的權利是否完整、權利是否存在瑕疵等直接關繫到行政給付的正確性、合法性，因而對接受給付的主體資格的審核也就成了行政給付的前提，如果接受給付的主體資格不適當，或者其本身違法，也只能限制或者剝奪對其的行政給付了。
三、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行為的性質
國家與行政相對人之間基於國家的法律、政策形成行政給付關系後，國家就成為行政給付的義務人，國家因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而剝奪或者限制其接受行政給付的權利是剝奪或者限制其受益權，而不是行政處罰行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行為的性質主要有：
（一）具體行政行為性。接受行政給付的主體由於違反了行政法規或者刑事法律，侵犯了國家權利、利益，對這些違法者、侵權者剝奪或者限制其給付利益，只能由國家行政機關或者有關組織依法或者依職權進行，行政機關剝奪、限制違法者、侵權者的行政給付接受權，是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只要停止給付或者使已經接受給付的相對人退還取得的利益即可實現。
（二）時效性。針對行政相對人一般行政違法，不可能剝奪其終身接受行政給付權。《行政處罰法》第29條規定，違法行為超過二年沒有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有特殊規定的除外）。接受行政給付人的違法行為發生在二年前，如果二年後才發現，那麼其接受給行政付權也就不應受到限制。對於超過追訴時效的刑事違法行為，由於法律已不再追究違法者的刑事責任（法律有特別規定的除外），對於其在過去的日子裡已經接受的行政給付金或者在未來的日子裡還將接受的行政給付金就不宜再限制或剝奪。
（三）決定機關的執行性和執行比例性。一般有權給予行政給付的機關就有權決定剝奪或者限制行政相對人的接受給付權，但接受給付人的違法、違規行為往往不是由實施行政給付的機關而是由其他有權機關（如公安機關）處理，這就要求其他有權機關將處罰決定轉交給行政給付機關，由行政給付機關剝奪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權利、利益。
所謂執行的比例性，就是要區別對待不同的違法、違規行為，其遵循的原則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要嚴格區分罪與非罪，對於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或者無罪的刑事案件，當然就不能強行剝奪犯罪嫌疑人的行政給付；在行政違法案件中，要區分行政違法的程度和後果，針對違法的不同程度與後果，作相應的、適當的處理。如《行政處罰法》第27條規定：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一）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後果的；（二）受他人脅迫有違法行為的；（三）配合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有立功表現的；（四）其他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的。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存在上述情形的，行政機關在履行行政給付時就應當適當減少扣減比例；如果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行政機關也就不應當扣減行政給付金。
四、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理論支持和要求
我國行政法學理念經歷了一個從「管理論」到「控制論」再到「平衡論」的發展過程。「平衡論」進一步強調兼顧公權和私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一味地限制行政權並不見得就會合乎法治的要求，法治需要保證行政權在法律范圍內行使的前提下，盡可能發揮其積極效應，以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促進社會公共福祉。?譽?訛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限制的是違法者，保護的是守法者，堅守的是公平、正義理念，促進的是社會公共福祉。
（一）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行政行為必須公正的必然要求
行政公正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實體公正方面要求行政機關做到依法辦事、平等對待相對人和合理考慮相關因素。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給付職能時只有綜合考慮各相關因素，對違法者實施剝奪或者限制其受益權，才能在實質上平等地對待沒有違法的相對人。正如羅豪才教授所認為的：「依法行政對行政行為的要求大體上分為二種：……第二種要求是在職權范圍內作出的行政行為與法律或者法律精神沒有抵觸就可實施。比如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為公眾提供各種服務的行政措施等。這些行為有利於社會，只要在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內與法律精神不抵觸，就可作為。」?譾?訛
公正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法律制度的價值目標之一。公正往往屬於價值理性，具有模糊的相對性。行政機關對於行政給付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公正，有一個價值判斷過程，即針對接受給付主體及其行為有一個價值判斷，包括該主體及其行為是否違法、違法的程度、違法的性質，一般公民對這種違法的認識等等，而這些內容並非都能夠用法律直接加以規定，但必須對這些內容作出了合乎法理的理性判斷，只有這樣才能使行政給付更趨於公平和公正。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在追求實質公正的目標下被邏輯地、合乎理性地推導出來的，是合乎法律精神和公正的。
（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行政行為的客觀理性要求
民事繼承、贈與合同中尚有撤銷權之規定，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這種對行政給付限制與剝奪本身就包含著國家權力的神聖不可侵犯性。無論相對人處於什麼狀況，國家制定的法律都必須遵守，否則法律就會空洞化。行政給付的接受人違反了法律直接侵犯國家的權利和利益，破壞國家的秩序，國家出於其本能就需要制裁，況且限制或者剝奪行政給付接受人的受益權並不是刑法上的制裁或者行政法上的處罰，而只是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體現。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實際上還在國家與守法相對人、違法相對人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讓國家的行政給付行為更顯公平與合理。
（三）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行政行為的合目的性要求
行政給付作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也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實實在在的手段。當今社會，仍然有許多社會矛盾與不和諧現象，只有懲罰該懲罰的，剝奪該剝奪的，限制該限制的，才能實現給付行政的國家目的；也就是說，為了建設和諧社會，消減社會矛盾，在行政給付工作中實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勢在必行的。
（四）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實踐要求
行政給付作為具體行政行為，切實體現了國家對部份弱勢群體的關懷，這就要求給付工作合法、合情、合理。作為行政給付當事人，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外特權；作為實施給付的行政機關，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不越權、不失職，還要不斷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確保行政給付既合法，又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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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行政法經典案例分析
本案66戶農民是否有權對鄉政府棄糧種花的「倡議』』行為提起訴訟，首要的關鍵是政府的「倡議」行為屬於「行政指導」，還是「具體行政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88次會議通過，法釋[2000]8號)第1條規定，「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不屬於行政訴訟范圍。
所謂行政指導，系指國家行政機關在其所管轄事務的范圍內，對於特定的行政相對人運用非強制性手段，獲得相對人的同意或協助，指導行政相對人採取或不採取某種行為，以實現一定行政目的的行為。行政指導的最大特徵是：它是一種規勸性、引導性行為，不具有強制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中把它表述為「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這一表述，只是表明：行政指導是不具有強制力的；而不意味著：行政指導有兩類，一類是不具有強制力的，另一類是具有強制力的。如果某種「行政指導」具有「強制力」，那隻能說：這是一種名為「行政指導」，實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為。
行政指導行為一般通過「建議」、「倡議」、「指導」等形式表達出來，但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實質內容。如果實質內容上該行為具有強制力，那不管其冠之什麼名稱，都按具體行政行為，而不是行政指導認定。
在本案中，鄉政府的《倡議書》，從形式上看，不具有強制力，顯然屬於「行政指導」的范疇。但從實際操作來看，鄉政府強制在一個村試點，顯然不具有「指導性」，而具有「強制性」，所以，這是一種名為「行政指導」實為強制性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對66戶農民的起訴理應受理。
㈤ 行政法案例分析，懂的進來！！！
（1）市政府的通告屬於具體行政行為。本案中市政府發布的通告，明確確定只給甲發放定專點標志牌，而該市原僅屬有甲、乙、丙、丁四家定點屠宰場，這就意味著剝奪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場的屠宰資格。可見，該通告是針對定點屠宰這一特定的事和甲、乙、丙、丁這一特定的人作出的，侵害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場的公平競爭權，屬於典型的具體行政行為。（2）頒發定點屠宰標志牌是行政許可行為，具體而言是屬於資格許可行為，即賦予行政相對人從事某種活動的資格的許可。既然頒發定點屠宰標志牌的行為是資格許可行為，未獲得該牌的企業就不得從事生豬屠宰的經營活動，市工商局、市衛生局就有權據此吊銷其執照與許可證。但本案中，由於市政府的行為違法，所以，工商局、衛生局就不得據此吊銷乙、丙、丁的執照與許可證。
㈥ 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中的案例
案情1介紹：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94級學生。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
原敏譽告田永認為自己符合大學畢業生的法定條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給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是違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參加學習和學校組織的一切活動，完成了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並且學習成績和畢業論文已經達到高等學校畢業生水平。然而在臨近畢業時，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備學籍為由，拒絕給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辦理畢業派遣手續。被告的這種作法違背了法律規定。
請求判令被告：
1．為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
2．及時有效地為我辦理畢業派遣手續；
3．賠償我經濟損失3000元；
4．在校報上公開向我賠禮道歉，為我恢復名譽；
5．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辯稱：原告田永違反本校《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068號通知)中的規定，在補考過程中夾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被監考教師發現，本校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通知校內有關部門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給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經通過校內信箱送達到田永所在的學院。：至此，田永的學籍已被取消。由於田永不配合辦理有關手續，校內的一些部門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職工不了解情況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學後仍能繼續留在學校學習的事實。但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默許田永繼續留在校內學習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證明田永的學籍已經恢復。沒有學籍就不具備高等院校大學生的畢業條件，本校不給田永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不辦理畢業派遣手續，是正確的。法院應當依法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下屬的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取得本科返做生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中途去廁所時，紙條掉出，被監考教師發現。監考教師雖未發現田永有偷看紙條的行為，但還是按照考場紀律，當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試。北京科技大學於同年3月5日按照"068號通知」第3條第五項關於「夾帶者，包括寫在手上等作弊行為者」的規定，認定田永的行為是考試作弊，根據第一條「凡考試作弊者，一律按退學處理」的規定，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永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田永繼續在該校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學生證丟失，未進行1995至1996學年第二學期的注冊。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其後，北京科技大學每學年均收取田永交納的教育費，並為田永進行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還安排田永參加了大學生畢業實習設計，並由論文指導教師領取了學校發放的畢業設計結業費。田永還以該校大學生的名義參加考試，先後取得了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應用水平測試BASIC語言成績合格證書。田永在該校學習的4年中，成績全部合格，通過了畢業實習、設橋世段計及論文答辯，獲得優秀畢業論文及畢業總成績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學對以上事實沒有爭議。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部分教師曾經為原告田永的學籍一事向原國家教委申訴，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於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該校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一事處理過重，建議復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學復查後，仍然堅持原處理結論。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有關部門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學籍為由，拒絕為其頒發畢業證，進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門呈報畢業派遣資格表。田永所在的應用學院及物理化學系認為，田永符合大學畢業和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由於學院正在與學校交涉田永的學籍問題，故在向學校報送田永所在班級的授予學士學位表時，暫時未給田永簽字，准備等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再簽，學校也因此沒有將田永列入授予學士學位資格名單內交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證據有：1．原告田永於1996年2月29日寫下的書面檢查和兩位監考教師的書面證言，這些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考試中隨身攜帶了寫有與考試科目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沒有發現其偷看的事實；2．原國家教委《關於加強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校發(94)第068號《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原國家教委有關領導的講話，這三份材料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可以參照的規章范疇；3．北京科技大學教務處關於田永等三人考試過程中作弊按退學處理的請示、期末考試工作簡報、學生學籍變動通知單，以上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於1996年4月10日做出過對田永按退學處理的決定，但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直接送達給田永，也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實際執行；4．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考試作弊一事復查結果的報告，這些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部分教師、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對田永被處分一事的意見，以及北京科技大學在得知這兩方面意見後的態度；5．北京科技大學的《關於給予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王斌勒令退學處分的決定》一份、《期末考試工作簡報》7份，以上書證與本案沒有必然聯系，不能成為本案的證據。此外，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期間，未經法院同意自行調取了唐有蘭等教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1998屆學生畢業資格和學士學位審批表、學生登記卡、學生檔案登記單、學校保衛處戶口辦公室書證、學籍變動通知單第四聯和第五聯、無機94班人數統計單等書證交給法院，這些證明由於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33條關於「在訴訟過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規定，不能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
原告田永提交的證據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的學生證(學號為9411026)，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不僅從1996年9月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並且還逐學期為田永進行了學籍注冊，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本科學生學籍的事實；2．獻血證、重修證、准考證、收據及收費票據、英語四級證書、計算機BASIC語言證書、田永同班同學的兩份證言、實習單位書證、結業費發放書證，以上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學的管理下，以該校大學生的資格學習、考試和生活的相關事實；3．學生成績單，能夠證明田永在該校四年的學習成績；4．加蓋北京科技大學主管部門印章的北京地區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推薦表，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已經承認田永具備應屆畢業生的資格；5．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的證明，證實田永已經通過了全部考試及論文答辯，其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已具備了畢業生的資格，待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就為其在授予學位表上簽字的事實。
在庭審中，法庭對雙方當事人提交的上述證據均進行了質證。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在我國目前情況下，某些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的資格，但是法律賦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這些單位、團體與管理相對人之間不存在平等的民事關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關系。他們之間因管理行為而發生的爭議，不是民事訴訟，而是行政訴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25條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機關，但是為了維護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監督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法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將其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適用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它們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21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准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22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8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是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的法人，原告田永訴請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正是由於其代表國家行使對受教育者頒發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行政權力時引起的行政爭議，可以適用行政訴訟法予以解決。
㈦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一）案例分析題歸納
案例分析題
（一）惠州市轄下龍門縣化工廠未經批准擅自向本縣一河流內設置排污口，排放大量工業廢水，造成嚴纖純重環境污染，縣環保局責令化工廠迅速糾正違法行為，並報經市環保局批准，對該化工廠處以9萬元的罰款；縣化工廠認為，省政府頒布的《防治水污染條例》規定：「縣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管理部門決定的罰款以不超過1萬元為限；超過1萬元的，應當報上一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批准」。而縣環保局卻對化工廠處以9萬元的處罰，明顯違法，欲申請行政復議。
問題：龍門縣化工廠可以向哪些機關申請復議？
1.本案的行政復議機關是龍門縣人民政府或縣環保局的上一級部門機關即惠州市環保局；
2.根據《行政復議法》第12條規定，對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工作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可選擇向本級人民政府或上一級別主管部門申請復議。
（二）A縣發生旱災，從外地運到一批救災物資，該縣B鄉民政所委託各村發放救災物資，C村在發放救災物資時把李某遺漏，李某不服想提起行政訴訟。
問題：李某應以誰為被告？為什麼？
1.李某應以鄉政府為被告，因鄉政府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實際實施者，C村只是被委託的組織；
2.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對被委託的組織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以委託的行政機關為被告。
（三）青年朱某在街上行走時，被警察王某截住帶至公安派出所，原因系王某隨行的賣*女田某指認朱某為嫖客；其間該警察多次毆打朱某，致使其被迫承認自己有嫖娼行為；警察王某及該派出所未作任何調查取證；遂將朱某行政拘留；後在有關督促、調查下，證明朱某確系無辜。
1.警察王某的行為是否違反了行政程序？
答：是；因其對朱某進行非法毆打，且在未作任何取證的情況下，將朱某行政拘留，違反《中華人搜消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2.哪種規范性法律文件可以設定行政拘留處罰？其直接法律依據是什麼？
答：法律；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可以設定行政拘留處罰；
3.朱某如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答：朱某可以提出行政賠償要求，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四）在2003年10月15日，A縣政府根據《發展A縣經濟的實施規劃》，以紅頭文件形式作出了一項《關於對A縣幾家工業企業進行調整的措施》的決定，其中決定將屬於集體所有制的A縣機床附件廠與屬於國有企業的A縣機械廠合並為A縣機械總廠；A縣機床附件廠不服縣政府的這一決定，認為合並決定實現未徵得他們的同意，侵犯了企業的自營自主權，遂向A縣法院提起行政訴訟，A縣政府有關領導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告訴縣法院，這一合並決定是為了改革和發展A縣經濟、解決縣機械廠的經濟困難作出的，縣機床附件廠應當顧全大局，服從縣政府的決定，同時，縣政府要求縣法院應與縣政府態度一致，維持縣政府的改革措施，對縣機床附件廠的起訴不予以受理。
問題：
1.A縣法院是否有權受理此案，並說明理由？
答：A縣法院有權受理此案，因為A縣政府的紅頭文件面向企業的對象特定，是具體行政行為，且該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企業縣機床附件廠經營自主權，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2.A縣法院是否必須服從縣政府的意見，並說明理由？
答：A縣法院無須服從縣政府的意見，以為作為國家審判機關的縣法院，獨立行使行政案件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其他組織及公民的干涉。
（五）某日，村民姚夏在下棋過程中與本村村長朱窘發生口角；姚把村長摔倒在地，朱的家屬將朱送至醫院治療，同時向轄區公安派出所報案；派出所所長嚕蘇派幹警將姚夏戴上手銬押到派出所，並押在該派出所私設的「留置室」內，兩天後，派出所作了兩條處理決定：第一，姚夏賠償朱醫葯費560元；第二，在該鎮集市貿易中午12時許，姚夏將朱用班車送回家；姚夏對此處理決定不服，並提出派出所的關押是違法的，他將向人民法院起訴，派出所嚕蘇聽後此言，要給姚夏一些「教訓」；姚夏祈求世豎知三名幹警饒命不成後，便借空跳入派出所院子的水井中，打撈後，經搶救無效死亡，後來，該三名幹警被追究刑事責任。姚夏的配偶李霞多次向縣公安機關提出行政賠償要求，縣公安機關以——三名幹警都被追究刑事責任，此案應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為由拒絕承擔行政賠償責任。
問題：本案中公安機關應否承擔姚夏死亡的行政賠償責任？為什麼？
1.本案中公安機關應承擔姚夏死亡的行政賠償責任；理由是：
1）根據《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行政賠償責任的行為范圍是：執行職務過程中的具體行政行為和事實行政，這是前提。
2）派出所限制姚夏的人身自由並對姚夏施行暴力的行為是客觀事實，很清楚；3）派出所的上述行為盡管是由個別幹警所為，但是是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的與行使職權有關的行為（毆打等），而不屬於與職務無關的個人行為。
4）派出所幹警限制姚夏人身自由以及後來的毆打行為是造成姚夏死亡的法律原因，而且是明顯違法的執行職務行為；5）三名幹警被追究刑事責任，並不能取消或取代公安機關的行政賠償責任，因為刑事責任在此是個人責任，而行政賠償責任則是公安機關的責任。
（六）朱某於2002年11月被縣人民代表大會決定任命為縣教育局局長。2003年4月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免去朱某縣教育局支部書記和教育局局長的職務。朱某對縣委常委會議決定不服，欲訴諸法律解決。
問題：
1）朱某與縣教育局、縣委之間是否屬於行政法律關系？為什麼？
A：朱某與縣教育局之間是行政關系，歸行政法調整，因而屬於行政法律關系；B：理由：縣教育局屬於行政機關，朱某所擔任之職屬於行政職務，與縣教育局之間形成了行政職務關系。
2）朱某與縣委之間的問題能否適用行政法解決？為什麼？
A：朱某與縣委之間不是行政關系，不歸行政法調整，因而不屬於行政法律關系；B：理由：縣委既非行政機關，也非法律、法規授權組織，不是行政主體，雙方之間不存在國家行為職務關系。
3）朱某與縣委之間問題不能適用行政法予以解決的理由在於：
A：縣委常委會免去朱某支部書記職務，屬於黨內職務任免關系，不受行政法調整范圍；B：由於縣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和地位，其免去朱某教育局局長之決定不是行政行為，既不具有行政效力，也不受行政法支配。
（七）在1991年6月，某區公安分局大江路派出所以「造謠惑眾，煽動呵事」為由，對張某實施罰款200元的行政處罰。根據《公安派出所條例》規定，公安派出所是縣級公安局和城區公安分局設立的派出機構，代表縣級公安機關行使職權和履行職責；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縣級公安局和城區公安分局是治安管理處罰的實施機關，但公安派出所可以實施警告、50元以下罰款的治安管理處罰權。
問題：
1）該公安派出所是否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為什麼？
A：該公安派出所具有行政主體資格；B：理由：公安派出所作為公安機關派出機構，其行政主體資格的取得應經法律、法規授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屬於法律，並明確授權公安派出所行使警告、50元以下罰款的治安處罰權。
2）該公安派出所實施的治安處罰行為屬於越權違法還是主體資格違法？為什麼？
A：屬於越權違法；B：理由：
其一：主體資格違法是指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而實施的行為；而越權違法是指已具備行政主體資格前提下實施了超越其法定許可權的行為；其二：該公安派出所已通過法律授權取得行政主體資格，但其實施的200元罰款已超過了其法定許可權。
（八）在1997年2月，某縣道德鄉人民政府批給馬道村村民王某宅基地0.5畝。同年4月，王某在此宅基地上建起正房四間。此後幾年間，王某未經批准，不斷擴占集體土地，並相繼建起豬圈、廂房、門樓、院牆等違章建築。2003年4月7日，道德鄉人民根據該縣縣委的（2001）45號文件對王某的違章建築做出「限2003年4月8日早8點前拆除；到期不拆，鄉政府強制執行」的處罰決定。4月8日上午，道德鄉政府組織人員去該村落實、督促有關工作時，見只有王某一人執行處罰決定，認為是消極抵抗鄉政府決定的執行，便用鏟車將違章建築推倒。
問題：道德鄉人民政府的處罰行為及行政強制執行行為是否合法？為什麼？
1）該鄉人民政府的處罰行為和行政強制執行行為均不合法。
2）理由：
A：處罰行為依據錯誤，該縣縣委（2001）45號文件不是法律規範文件，不能作為執法依據；B：鄉政府做出拆除決定，沒有法律、法規授權的職權來源依據，屬越權違法行為；3）行政強制執行行為不符合法定條件：
A：強制執行前提條件是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本案當事人不具有此種情形；B：認定當事人消極對抗缺乏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C：鄉政府無行政強制執行的法律或法規特別授權；D：要求當事人於第二天早8點以前拆除，屬於客觀上不可能；（十）某縣一集體企業原本生產本制傢具，縣政府為了調整產業結構和發展林業生產，制定了有關支持、扶持林業生產的優惠措施，同時也發布了一些對木製傢具生產企業的限制性措施，鼓勵木製傢具生產企業適度減少生產量，壓縮生產規模或轉產，等等。
問題：
1）縣政府的以上措施是否屬於行政指導？為什麼？
A：縣政府有關支持、扶持林業生產的優惠措施，有關限制性措施以及鼓勵性措施等都屬於行政指導范疇。
B：因為：
其一，行政指導行為具有非強制性、引導性、限制性的特點；其二，本案中縣政府的優惠措施、限制措施和鼓勵措施都具有以上特點。
2）縣政府關於鼓勵木製傢具生產企業減少生產規模或轉產的優惠措施，對該集體企業是否有強制性的直接法律結果？為什麼？
A：鼓勵性措施對該集體企業不產生強制性、直接法律後果。
B：因為：
其一，這些措施雖有誘導性，但仍以被指導相對方同意為條件，不具有強制性；其二，這些措施不直接產生法律後果，不能直接約束該企業；
（九）某高校學生李某，在考試中嚴重違紀被發現，學校因此對他做出了開除學籍的處理決定。但實際上李某一直沒有離學校，仍與其他同學一樣在學校學習，學校也同樣收取李某的學費及其他同學須交的費用，而且每年給李某注冊。但到畢業時，學校以李某被學校開除為由，拒絕發給李某畢業證書及學士學位證書。李某不服，向主管教育機關提出復議，主管教育機關審理後維持了學校的決定。李某因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問題：
（1）李某提起行政訴訟，應以誰為被告？為什麼？
1）李某起訴應以某高校為被告，訴其拒絕發證書的具體行政行為；2）因為高校是我國法律、法規授權頒發學位證書的特定行政主體，依法享有行政主體和權利和義務，是行政訴訟識格被告。
3）本案雖經教育主管機關復議，但復議並未改變學校的決定，因此，依據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復議機關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機關是被告。
（2）人民法院能否受理李某的行政訴訟請求？為什麼？
1）能受理；2）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的規定，行政管理相對人認為行政主體頒發證照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訴訟。
3）高校是我國法律、法規授權實施高等學歷教育並代表國家頒發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學歷資格證明）的行政主體，其行為性質具體行政行為。管理相對人對此種行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依法應予受理。
（十）司機田某駕車行至某縣某鎮時，遇到一婦女馮某請求搭車，田某表示同意。當日夜晚，田某駕駛的汽車被該縣公安局巡邏人員攔住。因搭車婦女馮某過去曾有過賣*行為被該縣公安局查獲，縣公安局便認定，田某與馮某晚上同車行進，其行為構成了嫖娼、賣*，故對田某處以罰款5 000元，對馮某處以罰款500元，田某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請行政復議，市公安局裁決維持縣公安局的處罰裁決，田某仍不服，於是向法院提起訴訟。
問題：
（1）如果法院通知馮某參加訴訟，她將以何種資格參加訴訟？
答：第三人。
（2）如果田某不經復議直接向法院起訴，法院該如何處理？
答：法院應在七日內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並告知田某可以申請行政復議。
（3）如果你是本案法官，應當如何判決？
答：判決撤銷罰款5 000元的行政處罰。
（十一）原告劉某和其鄰居李某因瑣事爭吵起來，繼而互相扭打，二人都有輕微傷，但李某受傷稍重。縣公安局在得到李某報案後，偏聽偏信，即對劉某處以行政拘留15天的處罰，劉某不服，向市公安局（其所在地是東城區）申請復議。經復議，市公安局作出了將拘留15天改為拘留5天的復議裁決，劉某仍不服，准備向法院提起訴訟。
問題：
1）如果劉某提起訴訟，應以誰為被告？為什麼？
答：應以市公安局為被告，因為作為復議機關的市公安局改變了縣公安局的具體行政行為；2）如果劉某提起訴訟，應向哪個地方的法院起訴？為什麼？
答：應向東區人民法院起訴，因為東城區是作為被告的市公安局住所地。
（十二）A縣農民李某因犯盜竊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刑滿釋放後，想在B縣開辦一家飯店，各項准備工作就緒後，當他向B縣工商局申請營業執照時，B縣工商局認為此人過去有劣跡，雖然刑滿釋放，尚需要繼續教育，因而經請示市工商局同意後，明確拒絕為其頒發營業執照。李某不服，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問題：
（1） 李某對工商局的上述行為能否提起行政訴訟？為什麼？如果能提起行政訴訟，本案的被告是誰？
1）可以提起行政訴訟；2）因為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1款第4項規定，認為申請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不予答復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3）本案的被告是「市工商局」。
（2）本案應由何級何地人民法院管轄？
答：本案應由B縣人民法院管轄；（3）如何評價縣工商局拒絕頒發營業執照的行為？
答：縣工商局拒絕頒發營業執照的行為屬違法行政行為。
（十三）某居民區共有居民480戶，2003年共發生入室盜竊案30餘起。2004年1月20日縣公安局決定向每戶居民徵收治安費100元，由居委會代收。因絕大部分不服縣公安局的決定，遂委託居委會主任於2004年3月5日向市公安局申請行政復議。經復議，市公安局將縣公安局的決定改為治安費安每月每人1元的標准收取。之後仍有350戶居民不服復議決定，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其他居民認為掏點錢保平安也值得，居委會主任考慮同公安局的關系，不再出面。
問題：（1）上述復議申請是否超過復議期限？為什麼？
1）不超過；2）根據《行政復議法》規定，申請人申請復議的期限為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
（2）如何確定本案的管轄法院？
1）本案可以由縣公安局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也可以由市公安局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2）根據《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性質能夠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也可以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3）如何確定本案的當事人？人民法院對人數眾多的行政訴訟如何解決？
1）原告為350戶居民，被告為市公安局，第三人為餘下的130戶居民。
2）根據司法解釋規定，人民法院對人數眾多的當事人訴訟通過推選訴訟代表人方式進行。
（十四）某行政機關科長王某，出國考察返回大陸某海關例行檢查時，被某海關查獲黃色光碟若干，被某海關依法處以罰款200元，並沒收全部光碟，後其所在單位給予王某記過處分。王某對此均不服。准備提起行政訴訟。
問題：（1）王某能否提起行政訴訟，為什麼？
1）對海關的罰款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對其所在單位的處分不能提起行政訴訟；2）依據行政訴訟第11條，處罰款200元和沒收光碟等行政處罰訴訟受案范圍，依據行政訴訟法第12條，記過處分等內部行政行為不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2）如果能提起行政訴訟，本案被告是誰？由哪個人民法院管轄，為什麼？
1）本案被告是海關，由海關所在的市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2）依據行政訴訟法第14條第2款第1項規定，確認發明專利的案件，海關處理的案件一審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十五）在2003年7月27日，西城煙草管理站按群眾舉報當場查獲王某擅自收購的煙葉2352公斤，予以扣押。7月28日，煙草站對查獲的煙葉分級過磅後收購，收購款為5826元。7月30日，煙草站交給王某自製的實物罰沒收據一份。8月25日，又向王某送達處罰決定書，決定沒收全部煙葉和收購款，並處罰款人民幣5000元，落款為該煙草站。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草專賣法》第30條：「擅自收購煙葉的，又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處以罰款，並按國家規定的價格收購違法收購的煙葉，數量巨大的沒收違法收購的煙葉和違法所得。」《煙草專賣法實施條例》規定，數量巨大指擅自收購煙葉1000公斤以上。
問題：
（1）本案行政處罰的主體是否正確，為什麼？
1）本案中煙草站以自己名義作出行政處罰是錯誤的；2）因為，行政處罰必須由享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主體實施；（2）請指出本案處罰程序的違法之處。
1）先實施了沒收煙葉的行政處罰行為，後製作送達處罰決定書；2）應當先出具省級財政部統一印製的實物罰沒收據，而非自行製作的收據；3）作出處罰決定之前沒有告知相對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沒有告知相對人依法享有的陳述權、申辯權。
（3）本案是否違反了一事不再罰的原則，為什麼？
1）本案沒有違反一事不再罰的原則；2）一事不再罰的原則是指行政主體對違法行為人的同一違法行為，不得以同一事實和同一依據，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
3）本案的對同一當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給予沒收非法財物、違法所得以及罰款的處罰，並不是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
（十六）龍泉鄉人民政府委託龍泉鄉派出所（系子陵縣公安局在龍泉鄉設立的派出機構）對繳納「上繳」任務確有困難的貧困戶王某施行行政拘留。拘留期間，王某於夜間*逃離，被值班人員潭某發現，潭某速喊人開車追趕王某，潭某與同事李某、吳某在路上攔截王某，欲將王某抓回，王某反抗，吳某將王某抱住後，潭某氣急，狠踢王某要害，致其死亡。王某之妻早死，有一母親85歲，眼瞎耳聾，有一子，患痴呆症，對王某的拘留決定後被子陵縣公安局確認違法。
問題：
（1）本案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是誰？為什麼？
1）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是龍泉鄉人民政府；2）因為，本案中拘留王某的行政處罰實質上是由鄉政府作出的，派出所是受委託實施的，受委託的組織在行使委託的行政職權時侵犯相對方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委託的行政機關為行政賠償義務機關。
（2） 本案的行政賠償請求人是誰？
本案的行政賠償請求人為王某之母及其子，為共同的行政賠償請求人。
（3）賠償義務機關可否追償？如果可以，應當向誰追償？為什麼？
1）賠償義務機關可以追償；2）應當向潭某追償，因潭某在行使職權過程中，對王某死亡之損害有重大過失。
（十七）某日，李賓騎車橫穿交通十字路口，險些造成交通事故，執勤民警因李賓違反交通規則依法給予罰款5元；李賓對自己的違章行為完全承認，也願意繳納5元罰款；但李賓發現該交警開出的罰款5元的收據是一張普通的「收款收據」，除有交警大隊公章以外，並無任何財政部門制發的標記或印章。李賓以此「收款收據」不是正規罰款收據為由拒絕當場繳納5元罰款。該交警解釋說，2003年度統一使用的罰款收據現在還沒有發到交警大隊，先用交警隊自己制發的「收款收據」替代，並強調說，這幾天都是用此「收款收據」在開罰單。
問題：李賓拒絕繳納罰款的行為是否合法？理由是什麼？
1）李賓以罰款收據不符合規定為理由而拒絕繳納罰款的行為是合法的，交警的解釋於法無據。
2）理由是：《行政處罰法》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當場收繳罰款的，必須向當事人出具省一級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而且，不出具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的，當事人有權拒絕繳納罰款；本案中，交警開出的罰單無任何財政部門制發標記或印章，不符合法律規定，李賓拒絕理所當然。
3）當場收繳罰款行為的強制性行為方式之一，就是出具省級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否則，該收繳行為無效；法律賦予相對人拒絕的權利。據此，交警的行為因違反強制性而當然無效；拒絕繳納罰款也是李賓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
（十八）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第20條規定，納稅人未按期限繳納稅款的，稅務機關除責令限制補繳納外，從滯納稅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滯納稅款「千分之二」的滯納金。某公司滯納稅款5萬元60天。稅務機關查證核實後，依法做出如下決定：其一，限該公司在5日內繳納全部滯納稅款5萬元；其二，以60天滯納稅款日計，加收滯納1萬元；該公司不服，申請稅務復議，復議機關維持了原決定第一項的內容，改變了第二項的內容，即改為加收滯納金6000元。
問題：
（1）本案中有那些行政責任的具體形式？
1）限期補繳滯納之稅款；2）加收滯納金的行為，改變1萬元為6000元的決定；（2）稅務機關做出的加收1萬元滯納金的決定屬於違法還是屬於不當？為什麼？
1）稅務機關做出的加收1萬元滯納金的行為屬於違法行政行為，不屬於不當行政；2）因為：
其一，違法與不當的區別在於前者違反羈束性規定；而後者是在合法幅度的不合理行政；其二，法律規定滯納金應為每日「千分之二」，屬於羈束性規定，應為6000元；稅務機關做出1萬元決定，違反了該羈束性規定，應當屬於違法無疑。
㈧ 符合行政法的原則 案例
【裁判要旨】
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管理權，相關法律、法規裁量有不同規定時，行政機關應充分考慮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從更有利於行政相對人的利益保護角度選擇處理方式，行政裁量不得違反比例原則。
【案例索引】
一審：諸暨市人民法院（2008）諸行初字第15號行政判決（2008年7月3日）
二審：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紹中行初字第37號行政判決（2008年11月25日）
【案情】
原告：郭建軍
被告：諸暨市國土資源局
諸暨市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郭建軍系諸暨市暨陽街道東三村趙四自然村村民。2001年3月開始，郭建軍在拆除老房的基礎上，未經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擅自重建東面一間40.96平方米的住宅。2002年11月16日，諸暨市人民政府向郭建軍頒發了諸暨集用（2002）字第1—13279號《集體土地使用證》。2006年2月7日，諸暨市人民政府以郭建軍未經批准、擅自重建東面一間面積為40.96平方米的住宅，提供的房屋權源證明失實為由，對郭建軍作出諸政行決字（2006）第1號行政決定，撤銷諸暨集用（2002）字第1—13279號《集體土地使用證》，由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依法辦理更正登記。郭建軍不服，向紹興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2006年5月28日，紹興市人民政府作出維持諸暨市人民政府行政決定的復議決定。郭建軍於2006年6月19日向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院於2006年8月3日作出（2006）諸行初字第22號行政判決：維持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決定。郭建軍不服，提起上訴，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06年10月27日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07年3月22日，諸暨市國土資源局對郭建軍未經審批、非法佔地建房行為進行立案查處。2007年9月11日，諸暨市國土資源局向郭建軍送達行政處罰告知書。2007年11月28日，諸暨市國土資源局認為郭建軍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第三款和《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之規定，屬非法佔用土地的行為。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對郭建軍作出責令其退還在暨陽街道東三村郭庄處非法佔用的40.96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的諸土資監罰（2007）第169號行政處罰決定書。郭建軍不服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於2008年1月28日向諸暨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復議。2008年4月20日，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維持諸土資監罰（2007）第169號行政處罰決定的復議決定。
郭建軍不服，訴至法院。
【審判】
諸暨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統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土地的管理和監督工作。諸暨市國土資源局是諸暨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其對郭建軍擅自建房行為進行查處，主體適格。《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農村村民住宅用地，經鄉（鎮）人民政府審核，由縣級人民政府批准。《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規定，已建的建築物、構築物，需要重建、擴建的，應當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和城市規劃、村莊和集鎮規劃，並依法重新辦理規劃、用地審批手續。郭建軍從2001年3月開始，未經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在暨陽街道東三村土名為郭庄處，將原平房拆除後重新建造佔地40.96平方米三層住宅。諸暨市人民法院（2006）諸行初字第22號和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紹中行終字第55號行政判決書，分別確認郭建軍違反法律法規，擅自建造40.96平方米住宅的事實。諸暨市國土資源局根據郭建軍非法佔地、擅自建房的行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關於農村村民未經批准或者採取欺騙手段騙取批准，非法佔用土地建住宅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退還非法佔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佔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的規定，對郭建軍作出責令其退還非法佔用的40.96平方米土地；限郭建軍在處罰決定書接到之日起十日內自行拆除非法佔用的40.96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的處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據此判決：
維持諸暨市國土資源局於2007年11月28日作出的諸土資監罰（2007）第169號行政處罰決定。
郭建軍不服，提出上訴。
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行政處罰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不予行政處罰。說明行政執法中行政裁量必須遵循執法成本和執法收益的均衡，應當符合比例原則。從行政執法目的和手段關系而言，手段對目的應當是適當的，雖然行政目的是正確的，但也必須選擇是合適的手段。行政機關必須選擇相對成本最小的執法手段，選擇對行政相對人最小侵害的方式，從而使行政執法的成本與執法收益相一致。
本案上訴人郭建軍在拆除60多平方米老房的原宅基地上，重建一間40.96平方米的住宅,並未多佔其他土地面積，也未改變土地用途和性質，從庭審調查情況及雙方提交的證據看，上訴人所建房屋是否違反城市規劃及所在村區域是否有具體的規劃要求，被上訴人未提供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而且從實際狀況看，上訴人的重建房屋與其他房屋在結構上已聯為一體。可見，上訴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於其他未經審批非法佔地行為相對輕微。
《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規定「已建的建築物、構築物，需要重建、擴建的，應當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和城市規劃、村莊和集鎮規劃，並依法重新辦理規劃、用地審批手續。不改變土地用途並在規定的佔地面積范圍內重建的，應當簡化手續，及時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農村村民未經批准或者採取欺騙手段騙取批准，非法佔用土地建住宅的，由縣級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退還非法佔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佔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被上訴人在《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規定的補辦手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拆除選擇中，應當考慮上述特定的基本情況，首先選擇最小侵害的方式，在此方式不具備條件時，可再考慮更嚴厲的制裁措施。也就是，農村村民宅基地原拆原建，不改變土地利用性質，不擴大土地利用面積，不違反城市規劃、村莊和集鎮規劃，雖未經審批，但其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於其他未經審批非法佔地行為相對輕微處理方式，應有所區別。否則行政裁量不符合比例原則。因此，被上訴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屬於適用法律錯誤。原審判決維持不當。關於上訴人提出的行政處罰的時效問題，對非法佔用土地的違法行為，在未恢復原狀之前，應視為具有繼續狀態，因此本案未超過行政處罰追訴時效。據此判決：
一、撤銷浙江省諸暨市人民法院（2008）諸行初字第15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作出諸土資監罰（2007）第169號行政處罰決定。
【評析】
行政法的基本使命就是要確保政府官員對裁量權的行使負責。如果不對行政自由裁量決定實質內容進行適度的司法審查，那麼行政訴訟的合法性審查制度也會暗淡無光。所謂行政自由裁量就是指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對作為或不作為，以及怎麼樣作為在方法、種類、幅度、結果、程序等進行選擇的權力。對自由裁量的司法審查就是審查裁量決定是否合理，裁量權有沒有不適當地行使。法院在什麼層面，依據什麼標准控制對行政裁量行為司法審查的深淺？如何才能保證行政裁量是適度的，不會為目的而不擇手段，不會採取總成本高於總利益的行為。在大陸法系中，是通過手段與目的之間的衡量來實現，即藉助比例原則來進行有效控制。行政機關的裁量行為，既要保證行政管理目標的實現，又要兼顧保護相對人的權益。應以達到行政執法目的和目標為限，盡可能使用相對人的權益遭受最小的侵害，這就是行政法比例原則的核心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從文義上看，該條款有明確而詳細的規定屬於羈束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必須嚴格依照法律不具有主觀判斷而進行選擇的空間。但是，行政主體在選擇適用法律過程中是無法迴避自身的主觀參與及價值判斷的。更何況在本案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在行政處罰中同時引用了《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四十條規定。該《辦法》明確已建的建築物在符合相關規劃時，不改變土地用途並在規定的佔地面積范圍內重建的，存在重新辦理審批手續並且應當簡化手續及時批准。顯然，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理方式有明顯的不同，行政主體對處理的結果存在裁量的選擇。上訴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於其他未經審批非法佔地行為相對輕微，諸暨市國土資源局作出拆除處罰，顯然與其違法程度不相適應，違反了行政裁量的比例原則。筆者認為，紹興法院作出撤銷判決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