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法律法規進行修正
㈠ 如何完善我國物流法律法規
運輸、倉儲、裝卸、配送等環節構成了物流系統，隨著現代化水平的提高，物流業從傳統的倉儲、運輸等功能性環節朝著系統化、綜合化的方向發展，以整體經濟效益為追求目標，其受到交通、內貿、外貿等部門的影響，因此，必須要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
一、當前我國物流法律法規的現狀分析
從法律的效力來看，我們可以將當前的物流法律分為三種：首先是由國家制定的現行物流法律，或者與其相關的法律法規，鐵路法、海商法等;其次是涉及到物流的行政法規，主要包括公路、水路、鐵路、航空貨運合同的實施細則、或者是航道管理條例及海港管理的暫行條例、公路的管理辦法等等，還有就是聯合運輸問題的暫行規定等，總之，與公路、海港、航道相關的管理條例均屬於行政法規;最後是由中央各部委頒布的與物流有關的規章制度，例如對貨物搬運的規定，對商品包裝的暫行規定，商業運輸管理辦法、國際鐵路貨物聯運的規定、鐵路運輸管理辦法等等，這些都屬於我國的物流法律。
從當前我國的法律法規現狀來看，其彌補了過去的「法律空白」，大大提升了法律的效率，對物流業的高速有序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功效。
二、我國物流法律法規存在的漏洞
盡管近年來我國的物流法律法規不斷完善，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其仍需要不斷地調整，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其主要存在以下幾點不足：
(一)相關法律法規建設滯後
從我國現行的物流法律法規來看，其主要是來自傳統的經濟環境下產生的法律，其在那種形勢下產生，與當時的環境相適應，推進了當時的物流業發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科技的進步，傳統的法律明顯已經無法滿足今天物流系統發展的需求，一些法律出現交叉，一些新興的行業也缺少與之對應的法律，無法滿足物流行業的發展需求，更無法適應物流國際化發展的需求，因此，非常有必要對傳統的物流法律進行修訂、補充甚至是廢除。從技術上來看，我國的物流法律技術性較差，缺乏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在宏觀調控與微觀約束力上力度不夠。
(二)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有待完善
1.流通基本法亟待建立
當前，我國的物流法律仍分屬於不同的法律部分，缺乏自己獨立的體系，沒有基本的保障，物流的法律法規分布在各類的法律淵源中，對物流的相關行為約束力不夠，因此，必須要建立健全物流基本法，奠定堅實的基礎。
2.市場的准入機制不夠健全
從西方的物流系統管理經驗來看，現代物流業的發展必須要依賴標準的制定及實施，要想進入到這個行業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也就說必須要有完善的准入機制，這是物流發展的基礎。建立健全物流市場的准入機制，加強管理，改善行業的整體水平。
(三)層次不夠，效力不足
從當前我國的物流法律法規現狀來看，其主要是由中央的部委、地方部門進行制定的，相較之下，其規范性較差，沒有法律的制約作用，其主要以條例、法規、辦法及規定的形式出現。從其內容來看，部分內容與國際慣例相違背，實際的管理匯總運用難度較大，無法產生法律效力，在法律糾紛中其一般只可作為參照性依據存在，沒有實際的效力，調整主體間的關系功效較差，制約作用不夠明顯。
三、改進我國物流法律法規的對策
從上文的分析中，對我國的物流法律法規發展情況有了初步的認識，因此，必須要採取必要的措施改進我國物流相關法律法規，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規的體系
首先，增強與市場的適應性。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物流體系建立與健全迫在眉睫，從過去的發展歷史及客觀環境來看，我國要建立健全物流法律法規體系，關鍵是確立主體資格，建立物流主體法，做到權責分明，同時必須要明確規定行業的准入機制，制定與之相對應的法律規范;同時要加強行業的行為規范，制定與之對應的行為法，對物流主體所從事的行為進行有效規范，這是行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另外要加強國家與物流主體間的調控的宏觀調控法，使其與市場發展相一致;最後是保障國家、物流主體及勞動者與消費者的權益的保障法。只有法律法規體系的不斷完善，行業才能健康的發展。
其次，建立行業的技術規范及市場准入標准。隨著電子信息行業的發展，各行各業開始應用其提升行業發展水平，但是從物流業的發展形勢來看，其還沒有建立完整的物流電子認證體系，而且電子簽名出台仍顯落後，這對其長遠發展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建立物流行業的准入標准，提升技術水平，改善行業的整體素質。
(二)提高物流法律法規的層次水平
從法律的構建到實施，其有自己的目標，而物流法律法規體系的構建是為了完善相關法律，補充缺失，改進不足，實現各行業間的法律溝通，形成一個層次分明，結構嚴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物流法。提升物流行為的規范性，同時也提高物流的運作效率。
(三)建立健全地方性法規
中國地大物博，地域差別較大，因此其物流發展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就要求在建立物流法律的時候考慮到當地的具體環境，近期內建立健全全國的物流法律法規體系，根據自身的基礎與條件，制定出符合當地物流發展的法律。同時，要考慮到物流發展的區域性，加強區域間的溝通，更好地推進物流行業的發展。
四、結束語
總之，當前我國的物流法律法規還有諸多有待改進的地方，對此，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問題外，還必須要加強行業人員素質的培養，人是發展的根本，因此，要想發展，必須要加強人員的綜合素質，使其遵守法律，促進法律的完善，推進行業的發展。
㈡ 法律法規的修正是什麼意思
我國法律的修改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修正，另一種是修訂。法律的修正與修訂主要有以下區別：第一，修改的內容不同法律的修正是指法定機關對法律的部分條款進行的修改，是局部的或者個別的修改。如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於2005年10月27日通過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只對個人所得稅法的兩條內容作了修改。當然有時法律的修正條款不少，但從總體上來看還是局部的，不是全局的修改，只能是修正，不是修訂。法律的修訂則是指法定機關對法律進行全面的修改，是整體的修改。如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於2005年10月27日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對該法進行了全面修改，產生了一部新的公司法。
第二，審議的內容不同
法律的修正通常提出修正案草案，審議機關的審議是針對修正案草案進行的，未作修改的部分不審議。如2005年9月30日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修正案（草案）〉的議案》，2006年2月25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第二十次會議，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向常委會作《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修正案（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常委會對審計法修正的條款內容進行了審議。
法律的修訂通常提出全面的修訂草案，審議機關的審議是針對草案文本的全部內容，而不是針對修改內容進行審議，如公司法的修訂。
第三，表決的內容不同
法律的修正，在表決通過時，通過的是修改某某法律的決定或者修正案，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的決定》。
法律的修訂，表決通過的是整個修訂草案，如公司法的修訂。
第四，公布的方式不同
法律的修正，其公布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公布修改決定，即國家主席發布主席令公布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修改決定，再由有關部門根據修改決定將修正後的法律予以重新公布。如2006年2月28日第48號國家主席令公布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的決定，在該修改決定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根據本決定作相應修改並對條款順序作相應調整，重新公布」，據此，有關部門重新公布了審計法，並寫明「根據2006年2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的決定》修正」。另一種是公布法律修正案，即國家主席發布主席令公布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修正案，法律文本不重新公布，原法律條文保持不動，引用法律時可直接引用法律修正案的條文。如1997年刑法頒布實施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六個刑法修正案，刑法條文仍保持不動。
法律的修訂，沒有修改決定，國家主席令直接公布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通過的法律文本全文，如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
第五，生效日期不同
採用修正方式修改的法律，只對修正的條款規定一個新的生效日期，原法律的生效日期不變，即未修正的條款的生效日期仍為原法律的生效日期。如審計法的修正就是如此。審計法修正的條款自 2006年6月1日起施行，審計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施行日期仍是原審計法規定的「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未作任何修改，也不能作出修改。
採用修訂方式修改的法律，對原法律規定的生效日期必須作出修改，另行規定新的生效日期。如原公司法是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2005年修訂後的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本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㈢ 對法律有不足之處或者增加內容，如何提出修改或者建議，方法和步驟
你可以先寫成論文，然後與政府立法機關相應辦公室聯系，提交你的建議。
但是從實踐而言，應該等你有所成就，成為政協委員之後，在政協會議期間，正式提交較為合適。
而且應該是法律法學方面有極高水平和極大建樹，比如法學博導，來提出這方面的建議。
㈣ 如何矯正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局限性問題是自法律產生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人類且至今尚難有定論的社會課題。秦國榮在《法學》二○○五年法律局限性矯正：基本思路與對策
由於法律及其運作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諸多局限性，因而我們在肯定和強調法律乃是現代社會最具權威和效率的社會調控手段的同時，需要注意理順法律運作過程中的各種社會關系，注意運用社會綜合控制手段矯正法律的局限性。具體而言：
第一，在建設法治社會過程中，應特別重視道德、教育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社會控制手段功能的充分發揮。
法律及其調整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性，決定了僅靠法律運行是難以對整個社會系統進行有效調控的。所以，對於過去那種摒棄法治、否定法治功能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我們固然要從根本上予以批判，但那種認為有了法律就可以萬事大吉，只要實行了法治就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思想同樣是非常幼稚和有害的。事實上，過分依賴法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社會病態已引起了西方社會深刻的反思。比如海外學者余英時就曾指出，西方法治觀念已經給西方社會帶來了「過度發展的個人主義、漫無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復的訴訟制度、輕老溺幼的社會風氣、緊張沖突的心理狀態」等不良影響，他理智而深刻地指出，上述現象均屬社會病態而決非現代社會所要追求的目標。（註：參見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對於法律局限性以及單純依靠法治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此有著自己的獨到理解。強秦因法制完備而致興盛，也因法律過於殘苛而致敗亡的教訓，給了後世歷代統治集團以深刻的思想啟迪。漢代以後，經過儒法之爭，主張「禮法」並舉的儒家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而成為古代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應當說並不是偶然現象。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重視「法治」的同時特別注重「德治」，強調「德法並舉」、「出禮入刑」，諸種社會控制手段綜合運用的做法早為實踐證明為高明理智之舉，它對於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內部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歷史與現實均已證明，這是在東方國傢具有普適性的治國之道，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對人性與法治本質的深刻領悟，反映了中國古代政治家們經過世代傳承所積累的治理多民族大國的成熟經驗和高超技巧。我們說，古代中國之所以能夠長期領先世界，保持其文化上的先進性，甚至在近現代仍然能對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在內的東方國家的法制文明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應當說與此不無關系。
事實上，法律與道德以及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與相互促進的關系，法律只有與包括道德在內的各種社會調整手段有機結合，形成彼此協調互動的運行機制，才能真正有效地發揮其內在功能。因為人類社會畢竟是由每個活生生的個體所組成的有機集合體，人類在需要物質生活維系生存的同時，更需要精神生活維系社會有機體的存在。那種離開了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內涵的社會則決不是人類社會，只能是「動物世界」。而盡管法律與道德在內容上是相互包容涵蓋的，但再完善的法律都並不能自動提升社會的精神風尚與人們的道德水平。所以，要保證法律得以良性運作，我們就要在提高公眾法律意識的同時，著力提高公眾的道德素質。因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公眾整體素質與文明狀況往往並不僅僅取決於該民族、該社會的法律意識情況，而恰恰在於整個社會的道德素養水平。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說，道德素養較好的人，雖然法律知識欠缺，但因其恪守內心的價值信念和道德底線，往往能夠做到嚴守自己的做人准則，其違法的概率一般相對較低。而那些法律意識較強但道德素質很差的人，由於沒有起碼的道德防線和規則意識，不能用道德信念來克制與約束自己的行為，往往難以抵制誘惑，容易滋生犯意和邪念，其違法犯罪的概率一般相對較高。比如那些窮凶極惡的刑事犯罪分子，其實施故意犯罪時應當說完全知道自己的行為後果，其不僅有很強「法律意識」，而且懂得如何鑽法律的漏洞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要建設現代法治文明社會，我們就應當要將社會公眾法律意識和道德素質的同步提高作為基本標尺，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反映社會進步的價值觀念，提升社會公眾的道德水準，形成積極健康向上的社會道德環境和良好社會風氣氛圍；必須將法治與道德等社會控制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將法律和道德所內蘊的價值理念轉化為社會公眾內心牢固的思想信念，使之自覺以此來反省、判斷和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縮小乃至消除法治理想與法律運作效果之間的落差，實現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既要重視法律的形式理性，更要重視法律的價值理性，在保證法律形式正義實現的同時，實現法律的實質正義。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強調「德主刑輔」的同時，雖然建構起了龐大的行政司法體制，但其法律的內在精神和功能在於維護皇權專制統治，而不是維護普通民眾的基本權益，因而中國傳統法制充滿了殘暴、腐敗和黑暗。新中國建立後，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法律虛無主義盛行。「文革」期間，法制更是遭到嚴重破壞，使得包括國家主席和開國元勛在內的公民基本人權都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任務特別繁重艱巨。這就要求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首先應當要按照法治運作的要求架構體系完備的現代法制模式，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在立法上建構概念科學、邏輯嚴密、內部結構相互和諧統一的法律體系；在司法上建立程序嚴格、運作規范、各司法機構相互制約與配合的司法機制；在執法上建構嚴格執法、依法辦事，既保證國家公權力的有效運作，又使這種權利能得到有效監督的執法體制；等等。只有建立起形式合理完備的法律機制，才能為現代法治社會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建構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是確保法律能夠實現平等與規則正義的前提，而要使法律能夠實現良性運作，我們還必須對立法進行價值選擇與定位，實現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歷史反復證明，法治既可以正向價值為依歸，成為維護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正義，保障社會公眾福祉及其正當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的有效手段；也可以負向價值為取向，成為推行專制和壓制、維護特權和私利、實行暴政和法西斯專政的工具。只有實現了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法律才能真正成為社會安定的保障器，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器，社會文明的推進器。
法律價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有機統一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有效途徑。法律形式理性指向的是法律自身的結構或程序意義，它著眼於法律的操作功能，注重法律的邏輯嚴謹性，從技術層面說明了法治是一種「真法之治」。法律價值理性指向的是法律所內蘊的價值目標，它著眼於法律的精神理想，注重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和普遍性。它從客觀的角度，從社會的層次上，說明了法治是一種「良法之治」。現代社會中的法律只有實現了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和諧統一，才能真正贏得全體民眾從內心深處對法律心悅誠服的信任和信仰，真正使法律成為令人信服的社會理想信念和社會民眾自覺遵行的行為規則。
法律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是法律具有權威性的保證，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在進行法律制度設計時，應當要注意從古今中外吸取既適合於我國現實國情，又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制運作的成功經驗，精心架構結構精巧、程序完善細備、運作精良的法律機器；應當能夠敏銳洞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與要求，准確把握社會前進的脈搏和主線，將那些反映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氣質，反映中華民族特有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反映人類文明發展的共通要求和一般道德觀念，反映世界各國所共同接受的通行規則和一般價值理念的內容納入到立法之中，真正使立法能夠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時俱進」地注意防止法律出現「時滯」現象，及時改良法制運作中存在的弊端，剔除與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內容，始終保持法律的先進性與科學性。
第三，既要重視法律的制度建設，更要重視司法執法人員素質的提高，做到法治的「硬體」與「軟體」相配套。
建國以來，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執政黨以及黨的領導人失去了有效的法律監督與制約，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害並直接導致了「文革」浩劫的發生，小平同志對此透闢地分析道，「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繼續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趨向反面。」（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他認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繫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這就告訴我們，我們能否真正有效地防止權力濫用，能否真正做到保障公民合法權益，能否最終建立井然規范的社會秩序，關鍵在於能否建立完善、系統、嚴密的法律制度體系及其運作機制。
更應看到的是，再完美無缺的法律制度畢竟都是人所設計出來並靠具體的人去推動和實施的。法律地位越重要，它對立法、司法和執法者的素質要求就越高。從某個角度說，「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註：《荀子·君道》。）實踐證明，法律的實際運行狀況與法律操作者素質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了高素質法律人的操作，必然能充分發揮其強大的「善法」功能。而如果沒有素質良好的法律操作者，則再好的法律制度都可能會或形同虛設，或變形走樣。
在建構現代法制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硬體」法律制度建設，形成完整配套的對公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監督與制約的權力制衡機制、對權力行使者進行問責落實的責任追究機制、對非法公權力行使對社會主體侵權造成損害時予以賠償的司法救濟機制、對法律操作者進行遴選、考評、提拔、監督、獎懲、淘汰的組織用人機制，將公權力行使嚴格限制在法定范圍內，確保法律操作者能夠按照法律規定的內容和程序嚴格依法辦事；另一方面，我們更應注重法律人才的「軟體」建設。必須在思想意識上加強對法律操作者的道德素質教育，使其養成忠於法律，信仰法律，願為神聖的法律獻出一切的意志品質；在業務素質上加強對使其進行業務素質教育，使其能夠做到精通法律、熟諳法律的正當程序和操作技巧，成為法律實務上的行家裡手，等等。只有使法製做到制度「硬體」精良精巧，人才「軟體」優品高質，法制才能得到良好的實施與運作。
第四，既要加強法制建設，更要重視法制運作的社會環境和基礎條件建設。
近現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脫離社會現實基礎和客觀條件的法制變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對於法律與現實社會生活條件的內在關系，馬克思指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恣意橫行。」（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頁。）所以，盡管法制變革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具有推動作用，但從根本上說，法律的內容和性質是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所決定的，法制變革能否成功也往往取決於後者。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其關鍵之處並不在於變法者的態度是否堅決，也不在於變法的內容是否先進，而在於這種變法具不具備必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眾支持等現實社會條件。
在中國以現代法治社會為建構目標的法制現代化進程，有著極為特殊而復雜的國情背景和阻礙因素。中國古代社會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和落後封閉的小農經濟，嚴重窒息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生長發育，「官本位」、「義務本位」等傳統觀念則時時侵蝕著現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形成。這就決定了在中國建設現代法治模式將是一個極為漫長艱難的過程，我們決不能企望僅靠法制變革就能一蹴而就地實現現代法治社會，而必須要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使已經建構起來現代法制模式能夠獲得良性運行和實施的社會基礎條件。
我們所說加強法律制度建設，是指要加強對立法、司法及執法的內在規律研究，在立法上應當要革除現有立法體制中的弊端，促進立法活動本身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公開化，推動高度透明、高效運作的現代立法體制模式的建立，從而迅速提高我國立法的科學性、先進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並使我國的相關立法實現與國際先進立法和通行規則相接軌；在司法上應當要在法律上和體制上真正賦予司法機關以司法獨立權，堅持司法運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同時要完善對司法機關的法律監督機制，從而有效地遏制和防止司法腐敗，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在執法上要使各級政府部門養成嚴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辦事的習慣，遵循政府行為「法無授權即非法」的理念，堅決擯棄過去那種不按法律法規和程序規定，而只按上級「紅頭文件」、「會議紀要」甚至是「領導批示」來辦事的做法，做到行政行為的適法、公開和透明。
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是指要按照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改革和完善現有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形成良好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現代文化氛圍，從而為現代法制運行提供強大的社會力量支持。具體而言，要做到：
要加快現代民主政治建設，形成和完善權力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先進的對公務員進行遴選、考核、評價、迴避、升降、淘汰等管理制度，以及形成相對完備的對公務員非法行政行為進行責任追究與處罰的法律制度；應當要通過法律明確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的權力范圍、義務內容和角色定位，在賦予其行使公共行政權力的同時，要明確其應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和服務的義務與責任，切實改變行政機關存在的「官僚主義」、「衙門作風」等惡習，使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牢固樹立服務公眾的「公僕」意識；應當要求形成高效順暢和法治化的政府運作機制，建立廉潔精乾的公務員隊伍，培養行政機關注重行政行為的公開合法性和依法行政的習慣，從而能夠做到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制約，以確保一切權力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才能作出，任何社會主體的正當權益因行政權力的非法行使而致損害的都能依法得到救濟，一切違法違紀的官員都應受到法律追究。
要加快市場經濟建設，建立能夠對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市場管理和市場秩序等進行有效調控的現代市場運行機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證券金融監管體系、市場管理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法律制度，將一切市場主體的營利行為都納入法律所設定的規則范圍內，使其在享有法定范圍內最大限度的經營自主權和自由競爭權的同時，能夠做到公平競爭和守法經營。如果其行為擾亂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侵害了其他市場主體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就必須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與制裁，並使受害當事人能夠依法得到補償，從而確保市場經濟的健康安全運行，使市場主體的正當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此外，還要在社會民眾中培育和普及現代法律意識，大力建設與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法律文化。從根本上說，法制改革與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改革之間既互為內容與目標，也互為手段與途徑。因為現代文明社會乃是法治社會、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高度和諧統一，而現代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建設乃是傳統法制實現向現代法治嬗變的最重要保證，是中國最終建成現代法治文明社會的最深刻或最根本的標志。惟有大力推動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以及法治文化建設，現代法制才真正得以建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真正得以建成。
㈤ 如何完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具體措施舉例
建立健全各項制度（法律），做到有法可依。
激勵制度
利益相關制度
分工制度
規則制度
懲罰制度
決策制度：包括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專家咨詢制度、決策的論證制和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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