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反腐敗條例附件

㈠ 外國對腐敗懲罰的措施

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歷史起點，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既要認真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規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又要按照十七大積極「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的要求，注重研究和借鑒國際反腐敗有益的經驗和做法。這既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落實中央頒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的重要舉措。 當前，腐敗已成為全球性問題，而腐敗發生較多較頻的地域國家，往往是新舊體制並存交錯，制度不完善，腐敗的滋生、蔓延繁殖空間較大的國家。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這些年我們不斷加大反腐力度，為什麼仍然形勢嚴峻？這就說明過去我們的一些做法肯定存在著自身的弊端。因此，學習吸收國外反腐成功經驗十分必要，對比那些反腐比較成功國家的做法，在比較中借鑒吸納，在比較中發現剔除。國外反腐成績突出的國家，都經歷過市場經濟初期腐敗頻發高發期，相應地，他們在上層建築領域的政治管理思想、政治治理制度上進行了長時間的反復摸索，並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形成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理念，如「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以權力制約權力」等；並建成了一套反腐敗的預防、教育和懲罰的比較完善的制度機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做法，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一、注重教育預防的基礎作用。 國外在反腐倡廉中，把教、防、懲三項措施互相結合，並特別注重教育預防,並且積累了一些成功經驗。俄羅斯把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律從業人員專業水平作為《俄羅斯聯邦國家反腐敗計劃》的重要措施，重點是完善教育培訓機制，提高法學領域的教育質量；在實行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聯邦國家教育機構內，在遵紀守法和精神道德教育中增加反腐敗教育的內容；整體提高社會法制文化水平等。芬蘭的年青人進入公務員系統，第一項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從政的清廉，弄清腐敗的界限，即接受禮品或請吃的上限。德國的法律細到官員15歐元以上的禮品必須上報都有明確規定。澳大利亞監察機關用20多種語言下發各種小冊子與卡片，向群眾宣傳什麼是受賄，如何舉報，並公布舉報電話，使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在腐敗犯罪的預防體系構建上，頒布預防性反腐敗政策；構建預防性反腐敗機構；制定公共部門、檢察機關、私營部門的反腐敗措施；統一公職人員的行為守則等。在美國， 每名公務員進入政府部門時,由部門廉政官員進行至少1個小時的廉政規定培訓,使其明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及為其提供反腐敗的有關信息、咨詢、聯系方式,針對不同行業、單位和不同崗位、職位提供相應的反腐敗措施以及廉政忠告。政府廉政辦公室負責對各部門廉政官員的培訓,並對各部門開展廉政教育進行指導。對民眾廣泛的進行道德價值標准和廉政文化的培養，北歐國家普遍認為「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視廉政文化的培養，尤其是對國家雇員首先強調的是內在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然後才是外在的法紀約束。芬蘭最高檢察院總檢察長馬蒂.庫西馬基認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敗的最有效手段，在這個連續五年被「透明國際」組織評為世界上最廉潔國家裡，貪污受賄、侵吞社會財富等如同盜竊一般，被視為卑鄙骯臟的不義之舉。丹麥這個基本上沒有窮人的國家，「終身學習」不是口號，在這個國家裡，身份平等、機會平等、社會安全又透明，每個丹麥人都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瑞典重視公民的誠信建設，社會誠信體系完備。在這些國家裡，以廉為榮、貪污為恥的道德傳統和社會氛圍，對公民廉潔自律有極大的影響力。新加坡連續十三年成為透明國際組織的廉潔排行榜前十名的亞洲唯一經濟體，在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功地避免了由於集權和缺少監督而引發的權力濫用及腐敗問題，其重要的一點是十分重視廉政文化建設，高層領導率先垂範，對黨員和整個社會培養廉潔意識，對黨員灌輸危機感，避免了由於自我放鬆而導致腐敗。培養儒家價值觀，注重儒家所倡導的品德，主張以儒家思想治國和強調君子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特別重視維護自己的道德權威。 二、建立完善的反腐廉政制度。 堅持依靠「立法建制」反腐敗，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體制相適應的權力運行和監督制約法制體系，是許多國家反腐敗的成功經驗。黨的十六大以來，隨著《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等一系列法規和文件的陸續頒布，反腐法規制度超過1200件，已逐步構建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但制度的完善和協調有許多地方值得借鑒國外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要加強立法。國際反腐敗經驗證明，除在體制機制上需要不斷創新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加強反腐敗立法，這種立法越完善、越規范，就越能有效預防、遏制和治理腐敗。例如，許多發達國家已建立起完備的政治公開透明制度、新聞獨立和新聞監督制度、官員責任追究和彈劾制度、規范政黨籌款制度、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離制度、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公共采購招投標制度、金融實名制度、議會、司法、審計、公眾的監督制度等。而且法律法規制定非常詳盡，盡量不留死角。美國自1883年以來就先後出台了《政府行為道德法》、《聯邦貪污對策法》、《有組織勒索、貪污賂賄法》等數部法律，形成完備的廉政法律體系。美國反腐機構認為,陽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劑。為此,美國制定了許多法律來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最著名的就是出台《政府陽光法案》,要求行政機構的會議除特殊情況外,應公開進行。還出台了《信息自由法》,並通過《廉政改革法》,完善了財務公開制度,要求政務官員必須公開財產情況,包括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來源、金融投資、擁有股票、房子以及債權債務等情況。1974年美國國會就通過《聯邦選舉法》,對個人、政黨等組織捐助聯邦競選款項及開支作了嚴格限制,禁止超過100美元的現金捐款,捐款額不能存入自己賬戶,使用情況必須公開,進一步凈化了競選資金。新加坡制定的《公務員行為與紀律條例》、澳大利亞出台的《公務人員行為准則》、墨西哥推出的《公務員職責法》、韓國制定的《公職人員道德法》、菲律賓制定的《公共官員與雇員品行和道德標准法》，等等，都對規范公職人員行為，遏制和治理官員和公務人員腐敗，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一些國家還在實行財務審計監督、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限制「金錢政治」、嚴格對公務員選任與管理等諸多方面進行專項立法，從而防止公職人員腐敗、便於公民依法舉報腐敗罪行、確保執法機關依法查處腐敗行為等，收效良好。我們借鑒這方面的立法經驗，拿來有用的東西，並按照「於法周延、於事簡便」的原則，努力使法律制度更加科學、管用，就能進一步推進我們的反腐敗法制建設，使反腐倡廉工作走上法治化軌道。另一方面注意制度的相互配套支持。如新加坡公布《防止貪污法令》打擊貪污腐敗，又制定中央公積金制度，圍繞公積金制度，又完善了國家公務員個人與家庭申報制度，再相應完善了股票帳戶檢查制度，金融實名制度，公務員行為日誌制度等，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同時，重視制度規定的執行與落實，杜絕那種長期以來的人大於法、權大於規的現象，維護制度的尊嚴。 三、加大權力運行的監督作用。 西方發達國家監督公權行使的措施給予我們很好的啟示。一是注重以權力監督權力。西方發達國家在加強權力監督的實踐中，形成了公民、民間組織、利益集團和新聞輿論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公民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如西方國家的「普選制」，公民享有的舉辦、申訴等權力。民間組織如德國的「透明國際」，利益集團通過對公共權力的監督維護各自的特殊利益，使公共權力完成了對各方面利益的考慮而失去了濫用權力的機會。「議會監督」，議會對政府施政、財政、人事等事項進行監督審查，利用質詢、調查、同意、糾正、不信任投票、彈劾、審判等形式將行政部門與國家高級公務員置於其嚴密監督之下。以憲法為依據的議會監察，是西方現代監察體制的核心，最具權威性與代表性。二是突出反腐機構獨立性與制度的權威性。沒有獨立於被監督對象的地位，則沒有真正監督權威，也沒有公正的監督，這在國外已成為一條公理。一些國家往往通過立法賦予承擔監督懲處職責的反腐機構極大的權力，並規定直接對議會或行政最高首長負責，使其具有法定權威與地位。如英國的羅倫委員會、澳大利亞的行政監察委員會、芬蘭的政府內部審查官、新加波的反貪污調查局、法國的行政法院等都具有實際意義的獨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專門反腐機構都直接對議會負責；新加坡、韓國等則直接對最高行政長官負責。它們可以獨立地享有調查權、偵察權、詢問權、帳戶財產凍結權、警戒提醒權、官員評議建議權、傳訊權等，有些還有逮捕權、檢控權。而各國懲治腐敗官員的司法機構則完全獨立依法地行使偵察起訴、司法審判職權，只對法律負責，從而有效地排除了人為干擾，對腐敗份子的懲處能做到毫不手軟，確保了反腐敗的實際成效。另外，在機構獨立的基礎上，反腐敗機構還有較高的層次和較廣的工作范圍。如聯邦調查局是專職調查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機構,調查范圍極其廣泛,且不受地域限制,有權調查200多種犯罪案件,其中包括政府官員貪污、挪用公款、國際間販毒、洗錢案以及其他影響較大的腐敗案件。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獨立調查委員會法,設立了獨立檢察官制度。獨立檢察官是調查美國政府舞弊案的專設職位,具有獨立調查並起訴政府官員的權力,只要不犯明顯的重大過失,任何人無權罷免。這個制度實施以來,先後查實了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以及柯林頓與萊溫斯基不正當關系案件等。三是真正啟動對相關官員問責、彈劾、罷免程序。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問責制中,以美國最為典型,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運行機制和法律體系,行政問責制已成為通行的政府管理機制。在憲法中有明確對總統問責的具體規定，除此之外，許多聯邦、州法令和地方條例也對政府與官員的責任作出了直接的規定，包括財產申報的規定、公職人員行為准則的規定，等等。四是為監督提供有效的物質保障。國外研究認為，公職人員個人收入的高低，與涉足或抵禦腐敗有一定的關聯性。提高其工薪水平，使其保持體面的生活，對增大腐敗成本、抑制腐敗的動機，具有現實意義。新加坡政府讓大多數普通公務員的工資保持社會中上水平，並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相應調整。將政府政務官員和行政服務公務員的工資與私人其餘部門正式掛鉤，使公務員的工資市場化，是他們的工資接近市場價格。高薪一方面使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得以將社會上絕大部分最優秀的人才納入黨和政府的體制中，更重要的是使黨員有豐厚的物質基礎，沒有必要貪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許多發達國家以現貨、期貨等形式高薪養廉，並且薪金隨著任職的年限、功績而不斷增加，即使退休後也有足夠的生活保證，從而為反腐倡廉奠定起重要的物質基礎。 反腐倡廉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和突出任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應借鑒國外反腐敗成功的經驗和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預防機制，不斷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制度體系，理順權力結構，建立獨立的反腐組織系統，強化教育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全面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㈡ 德國檢察制度是怎樣的

德國檢察制度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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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7日 點擊：1374次 來源:首都女檢察官網

2003年8月16日至日，我有幸跟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組織的政工幹部研修團共14人赴柏林進行了十天的學習。在這十天里，柏林市司法官員認真嚴謹的研討講座和熱情周到的接待服務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認真聽課，踴躍提問，積極觀察和思考，注意與德方的交流，介紹我國的有關情況，獲得了接待方的普遍好評。通過聆聽司法官員、檢察官、法官、警察局官員的講座，進行座談交流，參觀柏林市檢察院、總檢察院、柏林市警察局刑事犯罪部、看守所、青年監獄，旁聽區法院審理案件等，對德國的司法制度特別是檢察制度、德國檢察官的權利義務和選拔任免制度等有了比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這次學習考察一方面增進了北京市檢察院與德國柏林市政府及檢察機關的交流，使我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另一方面也促使我們在比較中認清我國檢察制度的特點，發現可供學習借鑒之處，可謂是收獲頗豐。僅用這樣一篇文章來概述我所了解到的以柏林為模板的德國法律制度和蘊含其中的法律原則是遠遠不夠的，同時因為時間的關系，很多問題沒有學深學透，留下了不少疑問。在此，筆者只能就學習中印象和感受最為深刻的部分進行粗淺介紹，與同志們交流探討。

一、 德國司法制度概況

應當說，德國的司法制度是構建在聯邦憲政的基礎上的。德國是聯邦制國家，聯邦和各州均有自己的立法機構、行政和司法機構，他們依據基本法（即憲法）確定的權力分別履行自己的職能。在德國，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別由參議院、內務部和司法部執掌，但司法部和內務部都設立在政府之下，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與我國的三權分立含義不同。德國警察局作為行政機關，由內務部主管。涉及司法機構的事項，包括檢察院、法院的組織機構和人事管理、各項司法預算、司法協助、執行和監督、培訓進修等，則由聯邦和州的司法部分別主管，聯邦與州的部門之間沒有行政上的隸屬關系。法院是審判機關，實行三級兩審制，分聯邦法院、州法院、地方法院，並設立專門法院，有著復雜的法院體系，法官享有較充分的獨立自主權。檢察院的設置由《法院組織法》規定，在法院內設立相應級別的檢察院，但各自獨立，不存在隸屬關系，檢察機關對刑事案件有調查權。警察應當在檢察官的領導下開展偵查工作，警察局無權作出處罰決定，所有處罰均應由法官作出或經法官認可。

德國是大陸法系國家，以成文法為主，採取法官為主的糾問式審判。德國還實行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尊重法官的判決；注重保障人權；雖未以法律明文規定廢除死刑，但現有刑法中沒有死刑的規定。近年來，隨著歐盟一體化的進程加快，歐盟各國家都加快了司法改革的腳步，以期逐步實現在歐盟范圍內統一立法、司法。柏林市司法部和柏林市總檢察院也都設有專門的研究與歐盟法接軌、辦理相關案件的部門。

二、 德國的檢察制度概況

1、德國檢察制度的特點

德國檢察制度的主要特點是：檢察院的職能主要限於刑事訴訟方面：一是負責對刑事犯罪和違法行為進行偵查，有權指揮司法警察；二是提起公訴；三是對刑罰的執行進行監督。因其實行起訴法定主義，因此只有檢察院才有權提起訴訟。德國的檢察院代表國家和政府利益，不僅有權提起公訴，並參與訴訟全過程包括負責刑罰的執行，而且有責任保證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確性和合法性。

2、檢察機構的設置和職責分工

德國檢察院的組織機構和職能設置由《法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予以規定。每個法院設一個相應級別的檢察院，包括聯邦檢察院、州檢察院和地方檢察院，個別地方有地區檢察院。檢察院與法院只是對應設置，並無從屬關系。上級檢察機構與下級檢察機構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關系，但聯邦檢察院不能領導州檢察院，兩者之間只是協調關系。各級司法行政部門對所屬檢察院進行監督，各級檢察院的首席檢察官對本院檢察官進行領導。如柏林市各級檢察院由柏林市司法管理局進行管理。柏林市總檢察院由總檢察長領導。

德國聯邦最高檢察院只負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毒品犯罪、稅收方面的犯罪等少數特定犯罪的偵查起訴工作。其它案件完全由州檢察院及其下屬的地方檢察院負責。據柏林市總檢察院和市檢察院的高級檢察官的介紹，柏林市作為德國的首都，具有與州相同的地位；設立了柏林市總檢察院（相當於州檢察院）和市檢察院，還設立了動物園區檢察院，區檢察院的案件管轄范圍由市檢察院確定。市檢察院辦理大部分刑事案件，對輕微刑事案件，則指定由區檢察院辦理，但既涉及刑事又涉及民事的案件以及涉及到專業法律的案件如毒品犯罪、有組織犯罪、青少年犯罪案件等都由市檢察院辦理。柏林市總檢察院對市檢察院的工作進行監督和管理，辦理下級檢察院上交的疑難案件，直接受理國家機密案件、國家安全、恐怖活動等案件，處理對下級檢察院的投訴和上訴案件，其業務工作內容還包括：辦理原民主德國間諜或特工侵犯人權的案件；對重大案件的跨國協調；與歐盟法律接軌的案件；有組織犯罪案件；反腐敗；對下級檢察院發出指令和協調各檢察院之間的合作等。

3、檢察機構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

德國的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是案件調查工作的領導者，決定是否提起公訴，代表國家出庭進行公訴，監督刑罰執行，在認為必要時提起上訴和申訴。在德國，檢察官被稱作「司法界的國王」，警察是檢察官的輔助官員。德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檢察官進行出庭前的調查工作，警察應當盡快將受理的案件移交檢察官，但實踐中由於檢察機關缺乏足夠的人員、專門的偵查設備和技術，事實上往往由檢察官委託或授權警察進行大部分偵查工作。

在檢察官認為案件調查工作完成後，需要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如果決定起訴，則進入刑事訴訟的中間程序，即法官審查檢察機關移送的起訴書，決定是否受理案件。如果受理，就開始刑事訴訟的主要程序——庭審程序。法官通知被告人，並確定日期開庭審理，這期間還可以提出補充偵查的建議。如果法官不受理案件，則要詳細說明理由。檢察官認為理由不充足還可以向上一級法院投訴。據柏林市檢察院的檢察官介紹，每年檢察機關向法院提交的案件只有20％被法官接受，其中又有50％會作出無罪判決。

在庭審中，法官起主導作用，檢察官除宣讀起訴書外，還要做最後發言。檢察官認為庭審程序不合法，可以拒絕審理。不過據介紹，檢察官因程序不合法而拒絕審理的情況在柏林還從未發生過。法官判決後，負責監督執行的檢察官要與其它部門合作，保證判決被執行。但是檢察官並不直接進駐看守所、監獄進行監督。近年來，為了保證判決執行，在罰金刑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檢察官提出要加強計算機聯網，掌握被告人的帳號，便於直接劃走罰金，降低執行成本。

同時為簡化程序、節約執行費用，刑事訴訟法還規定，檢察官可以對輕微罪行直接下達一個類似判決的處罰令，對被告人進行經濟處罰或不超過一年的監禁。這種情況下，檢察官也要向法官提交類似起訴書的報告，寫明處罰內容，由法官簽字認可後交被告人。被告人在兩星期內決定是否接受處罰，接受則直接執行。如果不接受可以提出抗訴，法院會收回判罰令重新審查。如果是被告人認為自己無罪要向法院上訴，則進入主要程序進行開庭審理；如果被告人只是認為罰金太重可以提出申訴，法官可以直接在判罰令上做出修改，送達被告人執行。

4、柏林檢察院的內部機構和職務、人員設置

通過參觀和座談，我們初步了解了柏林市各級檢察院的內部機構和職務設置。檢察院內部主要根據不同的業務工作內容設立不同的部門和部門領導。以柏林市檢察院為例，該院有人員963人，365名檢察官。在檢察長直接領導下有三個部門，即管理部（包括物證處、後勤處和物流處）、主要業務部門（設立了從A到G七個部門）和刑事判決監督執行部。主要業務部門是開展調查、決定案件是否向法庭起訴、作出相應處理的部門。下設的七個部門按照辦理案件的性質有不同的分工，如B部主要辦理惡性、有組織的刑事犯罪案件；C部主要辦理經濟犯罪案件，E、G辦理青少年犯罪案件和進行青少年犯罪預防，F部是反毒品犯罪部等。每個部門有部門領導，一般經過競爭產生，並不一定是高級檢察官。部門下設處，每個處有10－15人，其中有6－7名檢察官，其它是高級官員（是公務員但不是檢察官）和聘任的職員（非公務員），協助檢察官開展工作。各個部門的結構、人員數量可以由部門領導根據其工作任務確定，但需要經過司法局批准。區檢察院只有2－3名真正意義上的檢察官，其餘的被稱作「地區檢察官」，並不是專業的司法工作者，而是其它部門的公務員，通常在工作兩年後，經過15個月司法培訓就可以上崗，承擔輕微案件的審理工作。

在講座中，檢察官們不止一次地提到，近年來，隨著政府財政緊張，精簡機構，檢察官面臨著待遇不高、工作十分繁重的問題，增加崗位和人員很困難，檢察官隊伍在萎縮。如何在人員不足的情況下完成工作任務，也是柏林市檢察機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為了提高工作效率，節省人力資源，柏林市各級檢察院正在嘗試網路辦公，並設想將來與警察局、法院能夠實現聯網。在這方面，北京市檢察機關已經普及了網上辦公系統，相比之下，我們在採用高新技術方面還是走在前面的。

三、 檢察官的權利義務以及選任和考核

德國檢察官是公務員，權利義務由《公務員法》規定（法官則由專門的《法官法》規定）。聯邦總檢察長和各州高等檢察院的檢察長由聯邦司法部部長提名，由聯邦總統任命；州和地方的檢察官由州司法部部長任命。檢察官可以晉升為高級檢察官。檢察官一旦任命，是終身制，65歲退休，非因法定事由、經法律程序，不能免職。

從柏林市司法管理局提供的統計數字看，到2002年底，柏林市總檢察院和市檢察院各有人員近千名，其中柏林市檢察院有檢察官312名，女性193名，總檢察院有檢察官300餘名，女性佔三分之一強。同時各級檢察院還擁有大量的司法協助人員和其它非公務員職員。

1、 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

檢察官要履行公務員的義務，遵守公務員的法律法規，同時享有公務員的權利，薪水和退休金、醫療保險和社會福利都得到保障，同時保證享有職位升遷的權利。檢察官的義務包括：履行自己的職責；服從上級領導，向上級作出工作匯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保持公正；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狀態，以勝任工作，否則應書面說明；廣泛收集信息，不斷學習和自己工作相關的知識；忠於法律；保持中間性，在公開場合的言論不能有黨派性；不允許罷工；工作時必須符合公務員形象和身份。此外，檢察官還具有其職責決定的特殊權利和義務：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履行職責，即行為必須完全合法；必須把工作過程全部用文字記錄下來，以便監督行為的合法性；上級檢察官可以向下級檢察官發出命令，但必須符合公務員規定；向被調查對象進行司法告知（即告知其權利）；統一工作原則：即上級檢察官向下級檢察官發出指令時必須協調好，統一意見，不能讓下級違背自己的意願進行調查；業務能力原則：任命時業務能力應達到相應要求。

2、檢察官的選任和晉升

在德國，對檢察官規定了嚴格的考試制度和升遷程序，因而普遍素質較高，但因選拔嚴格，所需時間長，也使得檢察官的平均年齡偏高。同時司法機關增加職位和人員需要經過財政部核准，因而司法隊伍的擴大受國家經濟狀況的影響很大。

柏林市高等法院的法官馬丁先生和市司法部的克勞斯博士為我們勾畫了成為一名檢察官（或者法官）要走的路：首先應當是司法專業畢業，接受完全的司法教育（約3至4年），並通過閉卷考試合格，畢業後要通過國家一級司法考試。之後到司法部登記申請實習，經過3－5年的實習期（實習期間開始半年內要接受司法部組織的3個月的職業培訓，並按照司法部的安排在法院、檢察院或者司法部實習，一年後可自由選擇實習機構和部門），認為自己具備條件的，可以申請報名參加國家二級司法考試（從事檢察官、法官職業的考試與從事律師職業的考試不同）。考試前需要參加司法部組織的培訓，參加8門閉卷考試之後，6個月內接受進一步培訓，培訓中還有可能申請到另一司法機構或國外實習；8門考試通過後參加一門口試，全部通過後職業教育培訓即宣告結束，被稱為「司法專家」，可以選擇具體職業和工作地點。如果選擇成為一名檢察官，需要提出申請並參加崗位競爭，經過司法部、法院、檢察院的代表三方考核，共同決定是否錄用，錄用後就被任命為檢察官，但還需要有3年左右試用期，需要至少在三個不同的工作崗位工作。根據試用期的表現才能最終決定是否錄用和在什麼工作崗位。正是由於司法部門、檢察機構和法院都從相同的渠道選任人員，在司法部、檢察院和法院之間的人員流動也比較方便和頻繁。

成為檢察官以後，培訓主要內容是司法輔助知識，如經濟、金融知識，培訓由民間機構組織，如法官檢察官學會，每年會組織一至兩個月的專題學習，檢察官法官可以向司法局申請參加，得到同意後，學習費用由政府負擔。

檢察官晉升，需要經過考試和競爭。晉升為高級檢察官，需要司法部的官員進行考察，高級檢察官與普通檢察官的比例約為1：9，一般需要任普通檢察官達到一定年限才可以競爭高級檢察官。在晉升時，要公布職位和錄用條件。參加競爭的檢察官的考試成績、學歷水平、日常工作評定等都是重要的依據。如果檢察官表現特別突出，也會破格晉升，但可以有一年的試用期。

3、對檢察官的考核和監督

檢察官在工作期間，每半年要由檢察長作出一份評定，對其工作表現作出評價。每五年還要進行一次綜合評定，對檢察官的表現打分，作為是否繼續留任和晉升的依據。柏林市檢察院還有人事任免委員會，由有經驗的檢察官和司法官員組成，並非常設機構。委員會設有主席，每四年選舉一次，不得連任。檢察長不能競選主席。主席選出後，挑選委員，組成高級和普通兩個委員會，分別對高級和普通人員的任免、部門設置和人員調配提出建議。委員會每月開會討論有關問題和人事任免，代表著全院的工作人員，在考核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對於檢察官的監督則主要依據《公務員法》的有關規定，司法官員在就任前和任職中都會受到職業道德教育。正如上文所說，德國司法官員普遍素質較高，柏林市總檢察院去年只接到兩起投訴。通常如果有針對檢察官的投訴，司法部會轉到州檢察院調查處理。如果被投訴的是檢察院的高級官員，則由司法部任命官員進行調查。另外，檢察機構內部也設有紀律委員會，通過專門的紀律訴訟程序，對公務員的執法行為進行監督，對違規行為進行懲罰，必要時召開有司法議員、檢察機構和法院的代表參加的表決會罷免檢察官。處罰過程往往是由檢察長任命一個獨立調查員進行調查，搜集證據，調查屬實後報告檢察長，作出處罰決定，告知人事部門，並報司法部確認批准，記錄歸檔。處罰的類型大致有：寫檢查、罰款、減工資、調低崗位級別、調離現有崗位等，當然各州的規定並不完全一樣。如果被處罰的人有異議，可以向法院起訴，由司法部任命一個法官來進行獨立調查，經過行政法庭下設的紀律法庭審理作出最終判決。

公務員自己發生的犯罪同樣由刑事法庭審判，如被判刑一年以上就不能再做公務員。判刑一年以下的，由司法部門決定是否繼續擔任職務。

四、 學習期間的幾點感受

1、處處堅持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學習中，我們所接觸到的司法界專家和司法官員都很注重堅持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特別是德國經歷了希特勒獨裁時代，個人意志左右了國家命運，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災難。因此，二戰後的德國非常注重嚴格意義上的法治原則，有著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在管理和執法方面嚴格依法辦事，堅持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在德期間，從我們所接觸的人和事可以看出，法治原則已經深深地根植於執法者的心中。從事司法工作的人首先要到柏林市總檢察院保留的當年希特勒授意下違反憲法審判的法庭接受教育，了解歷史，吸取教訓，捍衛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

2、立法執法講求法律信用。在學習期間，我們注意到，幾位司法官員都提到了法律信用的問題。即在立法中，要充分考慮人民對法律的了解，法律變更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保持法律的信用度。立法必須事先告知，對因新的立法造成公民損失的，要有相應的補償措施；法官只能引用公布了的法規。在立法中如果發現將要訂立的條款與已經實行的法律有沖突或重合之處，必須在法律中明示在適用中哪一部法優先，並特別告知公眾，以保證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度，從而更好地執行法律。

3、在執法中特別注重人權保障。在參觀過程中，我們深切體會到德國有著良好的人權保障觀念和制度。在看守所和監獄，被關押的人可以選擇單間或雙人間，參加勞動要按規定領取勞動報酬，可以要求接受心理治療，有多種途徑可以投訴。法院法庭的設置也考慮了人權的需要，如動物園區法院與看守所僅一街之隔，在押人出庭要通過專門的暗道進入法庭，以避免被其他人看到而影響今後的生活。兒童作為證人時有專門的休息室，由專人陪護，可以通過攝像鏡頭作證而不必直接面對被告人等等。當然，充分保障人權需要強大的經濟支撐，司法官員幾次指出，即使是在德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因為財政緊張而造成監獄經費緊張所導致的保障措施不到位、管理人員不足等問題。

4、對青年人犯罪適用特殊的法律規定和教育手段。在學習期間，我們專門了解了青年犯罪的法律規定，參觀了青年監獄，直接感受到這個國家對未成年人和青年人保護的重視。德國有專門的《青少年刑事犯罪法》，專門規定了針對青少年（指14—18歲的未成年人和18—21歲的青年人）以教育為主的法律程序和懲戒手段。庭審前後都十分注重對青少年犯罪原因的調查和對青少年的心理矯正，有專門的教育援助工作者和司法援助工作者參與調查，幫助法官量刑，提供司法幫助。開庭時公訴人甚至不一定著制服，以減少對未成年人心理上的影響，對青少年更多地適用緩刑和社區勞動等刑罰方式，在監禁執行中也更多地考慮如何使他們適應社會，提供多樣的技能培訓和教育。據介紹，柏林市政府一年給青年監獄的經費高達2000萬歐元，足見政府對青年改造的重視。

5、注重對環境的保護和完善法律規定。在德國同樣經歷過工業高度發達對環境破環很大的時期。如今，環境保護佔有重要地位，相關的法律也是多而細。凡是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和產品，都要預先徵收環保稅，電池、塑料瓶等都有專人回收和處理。隨意丟棄垃圾也是違法行為，要受到法律懲罰。在市檢察院的物證室我們還看到了球迷丟棄在草坪上的毛巾、標語，也作為違反《環保法》的證據保存。在德國，處處都體現出保持自然的風格，不追求整齊劃一，保留了路邊樹林的原有風貌。我們所參觀的中世紀的皇宮和花園都保持了砂土地，據說這是《土壤滲透法》專門規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雨水滲入地下，從而保持地下水位。

五、 通過學習給我們的啟示

1、對檢察官的培養納入司法大體系中，有利於統一司法隊伍的素質，便於人員在司法機關內流動。

2、弱化行政管理，突出業務特徵，合理配備司法官員和輔助官員，實行分類管理，有利於提高工作效率。

3、實習期間的輪崗對全面培養和發展司法官員的素質非常有益。

4、運用高科技手段進行案件管理和偵查是大勢所趨，也是我們今後科技強檢的努力方向。

5、充分重視心理矯正和與社會的教育銜接對我國的罪犯改造也有著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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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檢察制度簡介
德國檢察機關的設置體製表現為「審檢合署」和「雙軌制」的特點。德國檢察機關不是由國家單獨設立，它屬於司法部，附設於同級的法院系統之中，合署於法院體系之內，由司法行政機關領導。德國檢察機關分為聯邦檢察機關和州檢察機關。聯邦最高法院檢察院由總檢察長領導，總檢察長對司法部長負責並接受其領導。州高級檢察院檢察長是州檢察機關的最高首長，統領州的檢察工作。根據聯邦分權原則，聯邦檢察機關和州檢察機關之間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它們之間只是一種訴訟程序上的關系。
德國檢察機關是主要的偵查機關。德國的檢察機關和警察機關共同行使偵查權，而且前者領導後者。對於一些及到專門技術的案件，則由警察機關執行偵查，然後將結果移送檢察機關，由檢察機關決定是否提起公訴。德國檢察機關對各種刑事案件既可以直接偵查，又可以交警察機關偵查，警察機關既要執行檢察機關的委託和命令，又要在偵查結束時將證據一井移交檢察機關。所以，這里即體現了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又體現了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權。可見，德國檢察機關的這種偵查權，比其他國家顯得更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
德國檢察機關享有獨立的起訴權。德國和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相類似，對於刑事案件的起訴，是以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為主，公民個人提起的自訴為輔。按照法律的規定，除了輕罪和顯著輕微之罪以外，檢察機關應對案件事實進行主動調查，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可採納的證據查明事實，如果充分證實某種犯罪行為確已實施，則檢察官必須提起公訴，無須經任何人認可或否定，即時普通罪行實行「起訴法定主義」。對於輕罪和顯著輕微之罪，如果行為人責任輕微，造成的後果也顯著輕微，則檢察官可以採取「起訴便宜主義」，即由檢察官自由裁量——其結果多為不予追訴。無論是否提起訴訟或中止訴訟，檢察機關都可以獨立自主地決定，這就是德國檢察機關的獨立起訴權。
德國檢察機關享有對刑事審判和判決執行的監督權。德國檢察機關有權通過「聲明異議」和「抗告」的方式監督法庭審判活動。「聲明異議」主要是對調查證據的異議和對審判官當庭做出處分的異議，「抗告」是對裁定、審判長的決定聲明不服的救濟手段。德國檢察機關是法定的上訴機關，而且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屬於法律明確授權的法律救濟權力人，即檢察機關為了維護被指控人可以開展法律救濟活動，而在隨之進行的訴訟活動中仍要兼任公訴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德國檢察院一身兼二職。《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德國檢察機關享有對判決執行的監督權，對於刑事判決的執行，由檢察官指揮司法人員來完成。

㈢ 歐盟的反腐做法

歐盟國家的反腐合作受多重國際條約規制
與很多領域的國際合作一樣,在機會主義驅使下,反腐合作面臨各種博弈論困境,即一個國家可能不會按照最有利於整體利益的規則辦事,而採取有利於自己眼前利益的行動。為避免這一問題,確保反腐國際合作取得預期效果,一方面需要合作方各國對反腐有強烈的政治意願和堅決的政治意志,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則和機制去落實這種政治意願和政治意志。腐敗是一種社會公害,這已經是歐盟各國的共識。目前,歐盟成員國的反腐合作主要在以下幾個國際法律框架下進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7年制定的《在國際商業交易中打擊賄賂外國官員公約》、歐洲委員會1999年制定的《反腐敗刑法公約》、聯合國2003年制定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歐盟2003年制定的《私營領域反腐框架決定》以及一系列歐盟刑事司法合作框架決定(腐敗犯罪是這些決定中被明確列明的合作領域)等。在制定這些國際公約的過程中,各國展現了比較明確的反腐政治意志,例如,歐洲委員會《反腐敗刑法公約》的前言中強調,「腐敗威脅法治、民主和人權,損害良治、公平和社會公正,扭曲競爭,阻礙經濟發展,威脅民主制度的穩定和社會的道德基礎」。2010年歐洲理事會發布「斯德哥爾摩計劃」,歐盟各國領導人表示歐盟成員國將繼續加強反腐合作,並明確了合作的領域和具體計劃,歐盟各成員國也高度重視反腐工作,比如英國政府於2014年制定了詳細的反腐計劃。
反腐敗國際法律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促進各國實體法律規則統一。這些法律對行賄、受賄、向外國官員行賄、洗錢、會計犯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私人領域腐敗、公司責任、反腐專門機構等法律術語和概念進行了界定,並要求各國將其吸收為國內法,為國家間合作奠定了實體法基礎。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國際商業交易中打擊賄賂外國官員公約》和歐洲委員會《反腐敗刑法公約》比《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對歐盟國家的約束力更強,後者很多條款是非強制性的,具有選擇性,而且涉及國家眾多,也面臨執行困難,因而地區性反腐公約和規則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
二是推動構建完善的合作機制。這些法律在國家間司法協助、確立「或起訴或引渡」規則、公約執行監督和爭議解決機制等方面都有具體規定。需要強調的是,歐盟近年來在刑事司法合作領域頒布了一系列規定,從跨國偵查、取證、逮捕、犯罪所得追回到判決執行等都有了相當超前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同樣適用於反腐跨國合作,因而對於歐盟各國而言,其反腐國際合作已經突破和超越了這幾份早期訂立的公約確立的規則。當然,「羅馬非一日建成」,這些公約仍然是歐盟國家間反腐合作的重要基石,例如歐盟也在整體上加入了歐洲委員會的《反腐敗刑法公約》。
▊▊反腐敗評估機制對推動反腐合作起重要作用

腐敗可能存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因而反腐是一項綜合性的社會治理工作,准確評估社會腐敗狀況和反腐措施實施效果,為進一步預防和打擊腐敗提供指引,是推動反腐國際合作決策的重要方式。目前,在歐盟,有多種評估機制承擔著這樣的角色。為監督落實《在國際商業交易中打擊賄賂外國官員公約》和《反腐敗刑法公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歐洲委員會分別設立了國際商業交易中反賄賂工作組以及反腐國家工作組。這些機構的主要職責是跟蹤、監督公約執行,其中一項重要監督方式是要求各成員國定期提交實施報告,工作組進行評估,作出結論並給出改進建議。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跟蹤評估已經進行到了第三階段。以德國為例,2013年德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反賄賂工作組提交了實施報告,對德國就上一階段的建議落實情況進行了評估,並指出了不足,提出了進一步建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反賄賂工作組也會發布分析報告,對國際商業交易領域的腐敗狀況和反腐工作進行評估。例如2014年12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了《海外賄賂報告》,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反腐公約生效以來的427個跨國腐敗案件為數據支撐,對跨國腐敗進行了評估分析。歐洲委員會的反腐國家工作組也遵循類似的工作機制,目前已經進行了多輪跟蹤評估。
為落實「斯德哥爾摩計劃」,歐盟委員會在2011年向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和歐洲經濟和社會委員會提交的關於歐盟反腐工作的通報中,提出了建立「歐盟反腐報告」制度的設想。在這份通報中,歐盟委員會認為腐敗造成歐盟各國每年至少1200億歐元損失,各國反腐工作需要繼續加強。歐盟反腐報告制度實際上是一個指示系統,通過它來反映歐盟各國的腐敗狀況,反腐取得的成效、不足,明確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而來監督和推動各國反腐工作。該報告每兩年發布一次。2014年歐盟委員會發布了第一份歐盟反腐報告,該報告事實上借鑒和吸收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洲委員會的腐敗評估機制和一些具體數據,內容非常詳實。該報告首先公布了歐洲民意調查機構對歐洲民眾的腐敗感知度的調查結果。例如根據該項調查,丹麥、芬蘭、盧森堡和瑞典受訪者很少被期待去通過行賄達成某些目的,在英國1115個人中只有5個人被期待去行賄,在歐洲各國中比例最低。但是受訪者普遍認為腐敗在本國的存在比較廣泛(自己未必就經歷過腐敗),這一比例平均高達74%。在行賄經歷方面,匈牙利、斯洛維尼亞和波蘭受訪者行賄經歷最多,比例分別達到13%、14%和15%。平均26%的受訪者認為賄賂影響到他們的生活,67%的受訪者認為政治選舉資金不透明,需要監督。該報告還從政治維度、控制機制和預防、懲治、風險領域等四個方面介紹了歐盟各國的反腐整體狀況,重點分析了諸如政治選舉中的腐敗、官員財產公開、利益沖突避免機制、反腐機構的運行效果、微小腐敗、地方腐敗、海外賄賂等問題。該報告重點闡述了政府采購領域存在的腐敗問題,這反映出政府采購腐敗被歐盟認為是各成員國面臨的最嚴重的腐敗領域。最後,該報告對各成員國的反腐狀況分別進行了概括分析,指出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並提出了建議,比如歐盟建議英國加強軍工產業領域的反腐和銀行業責任監管,再比如歐盟指出腐敗仍然是義大利面臨的一大挑戰,建議義大利加強國家反貪局的建設,等等。
事實上,反腐報告、評估機制對推進國家間反腐合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它將國際組織的垂直審查、縱向監督、總體協調與政府間的雙邊審查、多邊監督、平行施壓相結合,促使各國遵守規則並進行改革,實現共同目標。在這一過程中,通過一再重申反腐政治意願,持續跟進反腐措施落實,反腐國際合作走上了常態化、制度化、規范化的道路。
▊▊歐盟反腐合作的落實最終通過法治化機制實現

法治不僅是國內治理的最佳方式,也是國際治理的重要方式。歐盟在刑事司法領域的合作已經基本實現了「去政治化」,走上「法治化」道路,開創了國家間司法合作的新局面。反腐合作最終也要落實在法治化機制上,而且,非常關鍵的一點是,通過法治化,任何爭議都可以通過理性平和的司法渠道得到充分論證、辯論和裁決。例如,一國腐敗犯罪嫌疑人外逃,對他的追捕應該有明確、高效和可操作的規則,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拖延、資源消耗,甚至外交和政治紛爭。
目前在歐盟層面,有多個組織和部門致力於推動歐盟反腐司法合作。除了歐洲司法組織、歐洲司法網、歐洲警察辦公室以及籌備中的歐洲檢察官辦公室等一般性司法合作組織外,還有諸如歐洲反腐夥伴組織和歐盟反腐聯絡網等專門性組織。這些機構更多的是發揮協調、溝通和組織作用,他們通過召集會議、制定標准、發布操作手冊、提供司法培訓等「軟性」措施來推進反腐國際合作。例如歐洲反腐夥伴組織和歐盟反腐聯絡網2012年聯合發布了反腐機構標准手冊,對各成員國反腐機構的建設提出標准化的建議,涉及堅持法治、獨立性、負責任原則,保持廉潔、公正性、親民性,確保透明度和保密,加強資源保障,加強人員招聘與職業培訓,加強機構間與跨國間合作,堅持防止和打擊腐敗的整體化路徑等方面。而根據歐洲司法組織2014年年度報告顯示,腐敗犯罪已經成為歐盟司法合作的重點和優先領域,歐洲司法組織參與協調處理的成員國間跨國反腐司法合作案件2012年為30件,2013年為52件,2014年為55件,數據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在這些司法合作請求中,主要請求國包括西班牙、希臘、克羅埃西亞、義大利和拉脫維亞,而主要被請求國集中於英國、奧地利、德國和荷蘭等國。
下面,筆者以伊利亞訴雅典上訴法院案為例,說明歐盟反腐合作的法治化圖景。伊利亞原本是雅典初審法院一名法官,因行為不端,於2005年7月被解職。在被解職前數日,她離開希臘前往英國,並用假身份定居英國。伊利亞在希臘遭到檢方多項調查和指控(包括腐敗、濫用職權、洗錢、詐騙等),部分輕罪(失職罪和掩飾迴避事由罪)在其缺席的情況下已經作出定罪判決。希臘檢察官先後向英國檢方簽發5份歐洲統一逮捕令,請求英國司法機關逮捕並移交伊利亞。英國檢方執行了相關逮捕令,於2011 年5月將伊利亞逮捕。英國檢方將案件移送威斯敏斯特治安法院審理,初審法官駁回了伊利亞的各項抗辯,批准了引渡決定。伊利亞不服裁決,上訴到英國高等法院行政分庭,上訴法院駁回了伊利亞的各項上訴請求,維持了引渡決定。在該案中,英國檢方代表希臘檢方出庭支持逮捕令請求,伊利亞聘請了律師並提出多項抗辯。案件主要爭點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逮捕令中的「失職罪」和「掩飾迴避事由罪」是否是可引渡罪名的問題;逮捕令所涉及的腐敗重罪是否成立的問題;如果將伊利亞引渡回國是否會受到公正審判和公正待遇的問題等。在該案審理中,涉及到雙重犯罪原則適用、對請求國人權狀況的評估等方面,從判決說理和結果看,英國的司法機關對希臘司法決定表現出了最大程度的認可和信任。由於腐敗犯罪是《歐盟成員國之間實施歐洲統一逮捕令及其移交程序的框架決定》等司法合作規則明確的合作領域,不受雙重犯罪原則審查,因此英國司法機關並不會在伊利亞涉嫌的腐敗行為在英國法上是否實質地構成犯罪進行論證。換句話說,英國檢方不需要去證明請求國提交的證據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相反地,在「失職罪」等罪名上,因適用雙重犯罪原則,請求國提交的證據必須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在英國法上也構成犯罪,因而其證明標準是不一樣的。總之,各種爭議都可以通過法治途徑得到妥善解決。
歐盟各國的反腐合作表明,反腐作為一項重要而敏感的國際治理工作,需要堅決的政治意志、充分的政治互信、完善的國際規則和健全的實施機制,需要堅持預防和打擊並重,而無論如何,最終都需要建立一種制度化、法治化的反腐合作機制。當然,反腐司法合作對國家間法律規則的趨同、各國人權司法狀況改善等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這意味著,合作必須建立在一定的制度基礎上。

㈣ 有誰知道關於「商業賄賂」的國外文獻綜述啊急求。。。「賄賂」相關的也行

一、國外立法分析
商業賄賂是市場經濟中常見且危害性較大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因此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通過立法予以規制。國外有關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將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內容規定在反不正當競爭法或者反壟斷法中，如德國、美國;也有個別國家針對某一類商業賄賂行為進行特別規定，如日本。
1.德國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
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同時該法也是世界上最早對商業賄賂行為做出懲罰規定的相關法律。該法第十二條即是關於禁止商業賄賂的規定，涉及商業企業職員的行賄和受賄兩方面的內容:(1)在商品交易中，行為人以競爭為目的而給商業企業的職員或受任人提供、許諾或授予一種利益，以此作為在取得商品或工業給付時以不正當之方式給自己或第三人換取優惠的相應給付，於此情形，應對行為人科以最高為一年的徒刑或罰款;(2)商業企業的職員或受任人在商業交易中要求、讓人許諾或接受一種利益，以此作為在取得商品或工業給付時以不正當之競爭方式給他人換取優惠的相應給付，應對該職員或受任人同等處罰。而其反腐敗的主要法律依據是《德國刑法典》。刑法對賄賂等涉及腐敗行為的制裁有兩個：有期徒刑和罰金。有期徒刑最短3個月，最長10年。對於罰金的規定更體現了可操作性的特點。如把受賄處罰金額定為5歐元，連續三次受賄5歐元就要被開除公職，並且對行賄與受賄者的處罰是對等的。此外，公務員法律還專門規定，任何公務員接受禮品包括公務禮品都必須申報上交，徵得上級同意才能留給個人。如果所收禮品涉及金錢，50至80歐元之內的，必須交由所在部門內部處理，超過這一限額的必須交上級組織和人事部門處理。1997年8月13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的《反腐敗法》，提高了賄賂罪的量刑幅度；對公職人員的賄賂罪從重處理。1998年德國聯邦政府頒布了《聯邦政府關於聯邦管理部門反腐敗的行政條例》，對聯邦政府部門制定反腐敗措施進行了指導性的規定。2004年聯邦內政部頒布了新的《聯邦政府關於在聯邦行政機構防範腐敗行為的條例》，在條例的附件中將可能發生腐敗的跡象概括為中性跡象和報警性跡象兩類。中性跡象包括：公務員有不合理的高水準生活；對變換職務或者調動工作表示出令人費解的抵制；在未獲得批准或未進行說明的情況下從事其他兼職工作；出現酗酒吸毒或賭博等社會問題；同一些企業之間有不同尋常的私人交往；特別誇獎和照顧一些企業以及獲得企業方面的慷慨贊助等現象。報警性跡象包括：公務員無視有關規定；不斷發生「小過錯」；做出不同尋常且令人費解的決定；濫用裁量空間；有意迴避檢查；隱瞞某些事件和情況；試圖對不屬於自己管轄范疇的決策施加影響；以沉默的方式容忍違法行為；對可疑的現象或事件沒有反應等現象。
值得說明的是，在1999年以前，德國國內企業間的賄賂行為以及企業在國外的賄賂行為並不受德國法律的約束和制裁。隨著1999年《OECD防腐敗公約》的生效，德國國內企業間的賄賂所得以及企業在海外的賄賂所得要被一並沒收，且當事人要被追究刑事責任或被處以罰款。加上1997年通過的《反腐敗法》和2004年頒布的《聯邦政府關於在聯邦行政機構防止腐敗行為的條例》以及聯邦內政部頒布的其他幾項針對治理賄賂等腐敗行為的法令，德國治理商業賄賂的大網正全面張開，且越來越密。
2.美國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
美國是世界上非常重視反商業賄賂的國家之一，建立了嚴密的法律規制的體系，保障美國的市場競爭秩序的良性運轉，極大的促進美國經濟在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超過英國，並保持直到今天在全球領域的領先地位。
19世紀70年代中葉，美證監會調查發現，400多家美國公司在海外有賄賂行為，涉及3億多美元的資金，117家問題公司是《財富》雜志500強企業。這次調查成為《海外腐敗行為法》的起因。1977年，美國制定《海外腐敗行為法》，適用於美國公司在海外的腐敗行為，適用於任何公司以及為公司效力的高管人員、董事、雇員或代理，旨在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行賄，其規定的受賄人，並不按照其行政身份確定，而是看其是否實際行使政府公共權力。這樣，所有使用公共權力的人員都可以成為受賄主體，比如受委託為政府進行設計的私人設計師以及受政府控制的商業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同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通過了《打擊賄賂國際商務活動中外國官員行為公約》(美國以及主要發達國家都是會員國)。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反賄賂與公平競爭法》，修訂了《海外腐敗行為法》。該法主要有兩部分內容：其一是要求公司根據《海外腐敗行為法》加強公司的財務制度；其二即是關於反賄賂的規定。其中對「公關費」和賄賂之間的區別做了明確的界定：前者是為了得到某位官員的接見或確保貨物能通過海關而支付的費用，後者則是為了影響別人的決定或為了得到相對於競爭對手的優勢而支付的費用。
《海外腐敗行為法》主要針對美國公司海外賄賂行為，就其國內來看，美國通過《羅賓遜一帕特曼反價格歧視法》《克萊頓反托拉斯法》等形成的公平競爭機制與反壟斷機制促進了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從而使商業賄賂在美國難以興風作浪。首先就公平競爭機制而言，在近乎白熱化而又很規范的市場競爭環境下，把成本控制在最合理狀態成為決定公司經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這一機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現公司采購和營銷人員通過商業賄賂舍棄低價產品和服務轉而購買高價商品和服務的情況，因為這樣的結果將導致公司的產品和服務無人問津和公司無法生存，無論公司領導層還是股東都不會允許這種情況出現。這是商業行賄和商業受賄沒有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就反壟斷機制而言，壟斷行為是市場不公平競爭的最大體現。為了從壟斷者手中獲得產品和服務或者向壟斷者出售產品和服務，不正當的幕後交易由此產生，從而也很容易導致商業賄賂行為的發生。為此，美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採取措施大力打擊市場壟斷行為，其市場反壟斷已經深入到各行各業。由於美國幾乎沒有任何產品和服務是被少數一兩家公司把持的，交易雙方面對的是公平的市場。因此，企圖通過商業賄賂來獲得非正當利益的行為自然沒有什麼市場。 由此，也可以看出商業賄賂與其他不正當競爭手段相互糾纏在一起，治理商業賄賂不能只單純狹隘的進行，整個市場大環境的改善應該是同步的。
3.日本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
商業賄賂是日本各種賄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它不僅對經濟問題本身產生影響，而且還時常涉及到政治領域，比如20世紀70年代日本曾出現的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行賄案 。當前，日本已經在法律上築起反商業賄賂的重要防線，構築起一整套比較有效的制約機制，嚴厲打擊商業賄賂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商業賄賂問題的發生。
首先日本刑法將商業賄賂統一為行賄罪和受賄罪，無論在商業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賄或者受賄行為必須承擔相同的法律責任。並且，日本界定的賄賂范圍相當廣，凡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者慾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賄賂，包括提供性服務以及高規格的宴請和接待等。利用手中掌握的許可權，在經濟活動中要求他人給予金錢、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處的，以及接受或者約定接受利益和好處的屬於受賄行為，必須承擔刑事責任。日本有關部門對行賄受賄罪的查處十分嚴格。在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行賄案，田中角榮身邊工作人員利用首相的影響力，為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牽線搭橋，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推銷一批大型客機。在接受好處費的「洛克希德」事件中，首相田中角榮被逮捕，並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日本還制定了《公益舉報人保護法》，努力保護揭發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員違法舞弊行為的舉報人。規定要為舉報人嚴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舉報人的真實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僱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擊報復舉報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將按有關法律嚴肅處理。另外，日本大企業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嚴密的防止和制約商業賄賂的機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實施嚴格的招投標制度，只要超過一定數量的建設工程或者采購項目均採用真實的招投標制度，企業的最高領導人不直接參與招標工作，具體的招標工作由具體部門組成的招標小組進行。還有人對招標小組有無違反招標程序進行檢查監督，防止個別人在招標中營私舞弊，接受賄賂。如果企業發現工作人員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賄賂，給企業造成損失的，除了賠償損失之外，有關人員還必須承擔刑事責任。
4.其他國家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和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
英國在治理醫葯市場的商業賄賂現象很有成效，分別於1968年頒布《葯物法》和1994年頒布的《葯品廣告法》，其中就規定:如果醫葯公司為了推銷其產品給購買葯品的單位或醫生提供免費旅遊、免費飲料、食品及其他物品和代金券，其負責人將被處以最高額為5000英鎊的罰款以及最高2年的監禁;受賄人也將受到同樣的處罰。
奧地利《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競爭對手和雇員行賄與受賄給予刑事制裁。該法第十條規定:禁止為獲取商品或者服務供應上的優勢，通過不正當的行為向企業的雇員或者代理人提供、許諾或者給予禮品或其他利益。該禁止性規定同樣適用於雇員或者代理人為不公平的商品或服務的供應，而接受禮品或其他利益。這些禁止性規定只適用於經營過程的行為，既包括購買，又包括銷售。盡管法律對商業賄賂行為規定了刑法制裁，但還會依照民法產生民事後果，如停止侵權行為和損害賠償。按照該國最高法院判例，允諾在特定商品銷售成功時給予對方雇員禮品或者獎金的行為，屬於禁止之列。
國際上，1997年在美國極力推動下，世界經濟合作組織(OECD)發表了《反行賄受賄公約》，在該公約的序言中指出:行賄行為已是國際商業活動中，包括貿易與投資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引起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嚴重憂患，破壞了良好的管理與經濟的發展，扭曲了國際競爭條件。到2002年已經有32個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根據該公約通過了新的反賄賂法案，將反商業賄賂范圍從國內公司擴大到國外公司。2003年10月31日聯合國第58屆大會全體會議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我國政府是該公約的創始締約國，積極參與了該公約的起草過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5年10月完成了對加入該公約的批准程序。
5.境外立法總體評價
從上述列舉說明中可以看出，以上各國以及國際條約在規制商業賄賂上的立法都有各自的特色。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立法歷史比較悠久，並且與刑法、公務員法等結合緊密，有利的打擊了德國商業賄賂行為。美國有十分完備的競爭法體系，其中《海外反腐敗法》是最具影響力的，其立法理念在全球范圍內被接受，推動了國際反腐敗的進程。並且其立法能隨著經濟形式的變化和各公約的簽訂與生效，不斷得到修訂，使商業賄賂的治理取得了積極地成效。而日本對商業賄賂范圍界定相當廣泛，凡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慾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賄賂，連微小的商業賄賂事件也決不放過。對行賄受賄罪的懲處也十分嚴格，對國家公務員、國有公司、私營部門的賄賂行為都分別有單獨的法律予以規制。經合組織與聯合國的立法近年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反商業賄賂的國際合作得到進一步加強。總體上來講，國外立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對商業賄賂內容的界定十分寬泛
在西方許多國家的法律中，對商業賄賂的內容的界定十分寬泛，不局限於財物，而是把作為交換的利益好處都算作賄賂。如加拿大相關法律中規定商業賄賂涵蓋「金錢、兌價物品、職務、住所或僱傭、貨款、獎賞或任何利益」，也就是說包括所有物質利益和非物質利益。芬蘭明確規定，國家公職人員不準接受商界的任何吃請和遊山玩水，否則，均被視為受賄行為。日本也將受賄行為的形式分為事前受賄、事後受賄、斡旋受賄和第三者受賄。
(2)以損害競爭的公平性作為商業賄賂犯罪的認定標准
國外立法大多未在具體法律條文中羅列商業賄賂行為類型，而是以是否實質損害競爭、影響公平性原則為標准對回扣、折扣、傭金進行規定的。如美國《羅賓遜一帕特曼法反價格歧視法案》規定，不管是回扣、還是折扣，如果對競爭有損害，都是非法的。英國對賄賂的定義體現出影響公平這一標准，規定賄賂是指為影響公職人員工作行為，向公職人員提供或公職人員接受任何不適當的報酬，使其做出有悖於誠實和正直原則的舉動。
一些發達國家對商業賄賂犯罪的認定相對較「寬」，不是以「好處」兌現與否作為認定標准，而是把有約定或許諾給予「好處」的行為即認定為商業賄賂。這種認定標准對於預謀犯罪很有威懾力。如日本法律規定，利用手中掌握的許可權在經濟活動中要求他人給予金錢、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處的，以及接受或者約定接受利益和好處的屬於受賄行為，必須承擔刑事責任。新加坡《預防腐敗法》規定，代理人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非法接受、索取或同意接受、意圖索取他人作為誘金或酬金的報酬，從而以作為或不作為的形式，實施與其委託人的事務相關的行為，或者就與其委託人有關的事務給予或不給予某人好處或不利之處；任何人非法給予、同意給予或提供給代理人報酬作為誘金或酬金，從而使之以作為或不作為的形式，實施與其委託人的事務有關的行為，或者就與其委託人有關的事務給予或不給予某人好處或不利之處，不管目的是否實現，均構成腐敗性交易罪。
（3）建立了健全的防治商業賄賂法律體系
在境外立法層面，各國除了制定有關防治商業賄賂的專門法律外，還將治理商業賄賂與反腐敗結合起來，將治理商業賄賂納入反腐敗的法律體系中。如為了規范和監督經濟活動和政府及其公職人員的行為，美國於1921年頒布了《政府行為道德法》，1978年又頒布了《獨立檢察官法》，將任命獨立檢察官來調查政府公職人員腐敗行為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法國的《資產透明法》規定，政府官員上任後就必須向有關部門提交個人及其家屬的財產狀況清單。韓國2002年制定了《反腐敗法》，將政府官員收受商業賄賂的行為列為重點反腐敗對象之一。
二、國外研究現狀
由於商業賄賂是經濟社會中的伴生物，它存在於各國經濟生活和法律規范之中。鑒於各國政治經濟體制、價值取向、利益訴求、文化傳統、社會現實以及公約宗旨等不同因素的影響，故對商業賄賂的研究又各有差異。
1．對商業賄賂概念的研究
有關商業賄賂的概念，國外學界主要存在兩種定義模式。第一種為單向性定義模式，即僅指「商業行賄」，根據《元照英美法詞典》， 商業賄賂是指在不公平的商業活動中，買賣一方以給付對方雇員或代理人利益的方式擊敗其他競爭對手的行為。《布萊克法律詞典》對商業賄賂的解釋是：行賄潛在買方的代理人或雇員以在商業競爭中取得優勢。這種定義盡管概括性強，但卻無法擺脫模糊性的嫌疑。第二種雙向性定義模式，即商業賄賂包括行賄和受賄。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賄賂的定義為：在商業交易中，以競爭為目的，對企業的職員、受任人提供、允諾或授予一定的利益，或企業的職員或者受任人在商業交易中接受他人給予的利益，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人在購買商品或營業商的競爭中受到優惠。較之第一種定義，此種定義更為全面、周延。
2．對商業賄賂行為主體的研究
國外的研究中，一方面，對商業行賄主體並沒有進行過多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商業行賄主體。例如，韓國在《公司法》中將對商業行賄主體界定為向受賄者承諾、提供利益或者作出提供的意思表示者，沒有限定主體的性質及經營資格。另一方面，國外商業賄賂的相關立法對受賄主體未有「交易相對人」之限制。例如，美國對商業受賄主體范圍的規定比較寬泛，包括交易當事人、代理人、中間人、公職人員和政黨等能對交易產生影響的主體。這種觀點是十分值得我國立法研究學習和借鑒的。
3．商業賄賂行為的相關研究界定
國外對商業賄賂手段的界定十分寬泛，把用來交換的利益好處都認定為賄賂。例如，日本將凡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者慾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賄賂，包括提供性服務以及高規格的宴請和接待等；新加坡對商業賄賂手段的規定更為詳盡。《新加坡預防腐敗法》第2條對作為引誘或酬金的「報酬」界定為：(a)金錢或者任何禮物、貸款、費用、酬金、傭金、有價證券或者其他財產或任何形式的財產性利益，不論是動產還是不動產；(b)任何職位、就業或者合同；(c)任何貸款、合同債務或其他債務的部分或全部支付、免除、清償或清算；(d)任何其他服務、好處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護使之免受任何刑罰、褫奪資格的處分或逮捕，……還包括行使或放棄行使某種權利、職權或職責等。而在商業賄賂表現形式方面的研究，歐美國家則無疑走在了我國的前面。美、德等國家很早便將傭金、折扣等行為納入商業賄賂的研究范圍內，並予以進一步的立法限制，如額度限制。對於附贈問題，日本的研究則又十分具有借鑒意義，《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的相關規定正是其成功研究成果的顯現。
4．對跨國商業賄賂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商業賄賂行為也呈全球化蔓延。國外對商業賄賂的研究工作，已經擴展至跨國商業賄賂行為。美國《海外反腐敗法》是一部將反商業賄賂延伸到境外的法律，這部法律實施以來，由於美國政府執法有力，成效顯著，形成了很多著名的案例。其在治理本國商業賄賂犯罪的同時，注意到商業賄賂跨國發展的趨勢，關注以他國人員為對象的商業賄賂行為。這是十分值得我國立法研究予以學習的。

㈤ 各國廉潔奉公的做法

制定法律 規范行為

反腐敗是當前各國普遍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為了防範、遏制和懲處公職人員的腐敗行為，各國政府大都制定了嚴格的規章制度，以此來確定公職人員的廉政義務，防止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和營私舞弊，嚴厲懲處公職人員的違法亂紀行為。

美國在1978年修訂的《文官制度改革法》中，對政府雇員的義務作了明確規定，要求公職人員必須奉公守法、廉潔自律、不得貪贓枉法、不得以權謀私、不得營私舞弊、不得參加政治捐款等政治性金錢收受活動。新加坡政府先後出台了《公務員法》、《公務員紀律條例》、《防止貪污法》、《財產申報法》。《現行反貪污法》、《沒收非法利益條例》等。還有一套五卷本《指導手冊》。這些法規和條例對公職人員的工作、生活、言論和行為一一作了規范。韓國相繼制定了《腐敗防止法》、《反洗錢法》和《政治資金法》。菲律賓在1989年推出《公共官員與雇員品行和道德標准法》，以立法形式規范公職人員的從政道德，並以法制的力量保證其有效實施。英國、瑞典、德國、加拿大、馬來西亞等國家都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和法規。

這些法規和條例主要對公職人員經商、兼職、受賄等行為進行明確規范。

關於限制公職人員經商和兼職，許多國家的公務員法都有專門章節作出明確規定。瑞士《聯邦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不得兼營副業與工商業，其家屬也不得開辦餐館、咖啡館等。法國《公職總法典》規定：「公務員有義務把全部職業活動用於完成所賦予他的使命，因此，禁止公務員兼任其他有利可圖的工作」，「在行使職權或在任職期間如犯有過失，給予懲戒制裁」。

日本《國家公務員法》對公職人員的行為有更為詳細的規定。如該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款規定：「職員不得兼任商業、工業、金融業等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企業公司和其他團體的負責人、顧問或評議員，也不得自辦營利性企業。」第二款規定：職員離職後兩年內，不得在營利企業中應允或擔任與國家機關有密切關系的職務。該法第九十六條規定：「所有職員必須做全體國民的服務員，為公共利益進行工作，工作時應竭盡全力，專心致志。」

美國1989年修訂的《道德改革法》規定，國家公職人員不得在外兼任與其職責利益相沖突的工作或從事與其職責相沖突的事務，包括不得利用職權謀求工作。

關於禁止公職人員索賄和受禮，許多國家在立法中要求所有公職人員不得接受來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饋贈和捐贈。奧地利《公務員法》規定，不許索賄、受賄和隨便受禮，即使是名譽性禮品。美國《道德改革法》規定，公務員接受價值300美元以上的禮品必須作出說明，並將禮品上交。

韓國2003年2月18日公布的《公務員保持清廉行動綱領》規定，國家公職人員一年之內接受與本人業務無關的禮品的總數不得超過15萬韓元；公職人員可以接受茶水、咖啡、公共聚餐等一般性招待，但不能接受與本人職業有關的禮金和禮品；公職人員贈送紅白喜事的禮金不能超過規定的范圍，並需向「公職人員道德委員會」如實申報。

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證明，獨立、有權威、體系完備、強有力的國家廉政機構，是廉政建設不可缺少的。為了保證廉政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許多國家都是成立了相應的廉政機構，對公職人員腐敗行為進行防範和打擊。美國有「公務員風紀署」，法國有「懲戒委員會」，日本有「政治倫理審查會」，奧地利有「紀律委員會」，韓國有「反腐敗委員會」，新加坡有「腐敗行為調查局」。這些都是國家級廉政工作機構。為了強化廉政法制的權威性，各國對廉政機構賦予了很大權力，並從工作機置、人員配備、領導體制等方面加以規定。與此同時，芬蘭、丹麥、奧地利、法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荷蘭等80多個國家建立了行政監察官制度，主要目的是監督公職人員遵守法律，履行職責，確保公民的自由權利不遭侵害。

加強防範 遏制腐敗

世界上許多國家通過預防性立法，制定了迴避制度、財產申報制度和輪換制度，以防止公職人員以權謀私，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迴避制度是為了防止公職人員利用地位和職務之便為其親屬謀取好處或優惠。國外立法一般都規定，不允許官員僱用、提升或推薦自已的親屬到該官員執掌或控制的任何機構及部門工作。奧地利《官員法》規定，凡夫妻關系、直系親屬或不超過三代的旁系親屬關系以及有過繼、連襟、聯姻或承嗣等關系的公職人員，遇到管理錢賬或一方對另一方有直接指揮權或監督權的情況，不得安排在一個具體單位工作。瑞士規定，有聯姻關系或有父子、兄弟、叔侄等近親屬關系的人，不得擔任有隸屬關系的職務。法國規定，當公務員的配偶以職業身份從事一項有利可圖的私人活動時，該公務員必須向其所屬的行政部門或公共事業單位聲明。

財產申報制度已成為一項世界性反腐敗舉措。這一舉措的目的在於確定和分清其取得財產的手段是否合法。許多國家都制定和頒布了要求政府官員申報財產的法律。財產申報制度一般都包括財產申報對象、財產申報時間、財產申報內容、對財產申報違法處罰等方面，既全面，又明確，便於操作和執行。美國《道德改革法》規定：「總統、副總統、國會議員、聯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機構的工作人員，必須在任職前報告並公開自己以及配偶的財務情況，包括收入、個人財產等，以後還須按月申報。對財產申報資料的接受、保管辦法、保存期限、公開方式、查閱手續、審查以及對拒絕申報和虛假申報的處罰辦法也都作了詳細規定。此外，美國《廉政法》也規定政府有關官員必須填寫財產和收人申報單，逾期不報，將被司法機構起訴。申報單由廉政辦公室審查，一旦發現有違法收人，立即處理。申報單可供新聞機構和公眾查閱。法國1988年出台的《政治家生活資金透明度法》規定，公職人員必須依法對其擁有的財產狀況，包括財產數量、來源、增減等情況向指定的監察機關作出報告，以接受審查和監督。一旦發現公職人員所擁有的財產與其合法收入不相符，而該官員又不能說明其正當來源的，即視為非法所得予以懲處。墨西哥2002年在互聯網上建成「政府公務員個人財產申報接受和處理系統」。公務員可通過網路向該系統發送個人財產資料完成申報，那些不具備上網條件的公職人員，可提交附有個人簽名的列印文本。2002年，墨西哥國家審計局對1萬名沒有按時在政府指定的網站上申報財產狀況的國家公務員作出了停薪留職15天的處罰。

輪換制度主要是培養公務員適應各類工作場合的能力，積累更多的工作經驗，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減少公職人員貪污腐敗的可能性，使政府官員很少有機會通過長期控制某個部門，得以結成營私舞弊的關系網。日本政府規定，國家高級公務員一般兩年左右調動一次工作；中初級公務員，一般3年左右調動一次工作，這些調動主要在不同科室之間進行。除此之外，日本政府的各機關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政府與國營企業之間，也相互進行公務員崗位輪換、交流。這已經成為一種制度，十分普遍。美國每4年政府換屆時，都有3000名至5000名聯邦政府官員易職。易職的方式是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間人員交流。這種交流為期一年或一年以上。

觸犯法律 嚴肅查處

對於公職人員違反有關法律以權謀私行為，在各國的公務員法中，都明確規定了懲戒措施。許多國家將以權謀私作為廉政法制的主要內容，對這種行為實行嚴厲制裁。一般除了規定比較重的剝奪人身自由權利的刑罰外，同時還要在經濟上給予處罰。

美國聯邦刑法法典規定，任何政府官員如果收受的財物價值超過7000美元，就要處以相當於其收受財物價值3倍的罰金，或者判15年以下的監禁，或者取消其政府官員的資格。里根政府中擔任白宮辦公室副主任的迪佛曾為美國政府官員和議員拉大筆生意，從中謀取私利，最終被判處15年監禁。

德國規定，公務員接受禮品不能超過50馬克，否則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紀律處分，其中包括警告、嚴重警告和開除公職。此外，德國政府從刑法角度制定條例，嚴厲處罰在經濟活動中違法的官員，例如公職人員在政府招標過程中違反自己的職責，讓給自己好處的某投標方中標，這種受賄行為就要受到刑法的制裁。處罰的第一個等級是坐牢3年（如果當事者是法官就要坐牢5年），第三個等級是坐牢10年，同時還要罰款。罰款數額根據情況從公務員一個月的工資額至10年的工資額之內判定。英國規定，公務員有貪污受賄、濫用政府基金行為的即被開除，並喪失領取退休金資格，構成犯罪則予以刑事處罰。

在各國的有關法律和法規中，對公職人員的住房、用車、醫療、公務接待等待遇一般都有嚴格的規定。一旦違反就要受到相應的處罰。例如，在公務員用車方面，許多國家按照官員的級別，提供專車或公務車。專車只能用於公務，不能用來辦私事。配備專車的官員辭職或退休後，立即取消其使用專車的資格。德國各級官員辦理公務時，用車一般不受限制，但限定用車范圍。比如，柏林的官員一般只可在柏林市范圍及其附近地區履行公務時使用專車。如果到外地出差，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芬蘭專車只限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使用，正常上下班和個人私事都不得無償使用專車。使用專車上下班也可以，但這屬於額外的待遇，等於增加了個人收人，應該照單納稅，如果隱瞞不報，將視情況受到輕重不一的處罰。

為了防止公職人員親屬利用不正當途徑謀取私利，許多國家在制定有關法律時專門就此作出了相應的預防性規定，其中包括親屬迴避制度。同時，各國還對公職人員親屬的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打擊。韓國總統金泳三之子因貪污於1997年被捕人獄。在金大中任韓國總統期間，其兩個兒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為公司和企業疏通關系為名，大肆收受錢財，被韓國檢察機關以違反「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 中的「斡旋獲利」 條款進行起訴，最終雙雙被判刑，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