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運動傷害法律法規

❶ 打籃球的時候碰撞對方意外受傷，需要賠償嗎

打籃球把別人撞傷了的，如果屬於合理的身體沖撞導致的傷害的，則不需要給予傷者賠償；因為籃球這種人體直接接觸的對抗性體育運動，完全有可能發生人身損害後果，自願參加這種具有風險性的競技運動，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合理的身體沖撞導致的傷害屬於意外，撞人的一方沒有賠償責任。
但是如果是由於個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導致另一方被撞受傷的，則撞人的這一方需要承擔賠償責任。
【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還應當賠償輔助器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

❷ 打籃球意外受傷責任怎麼來承擔

籃球活動深受年輕人的喜愛，在運動過程中既可以增強體質，也可以增進友情。但競技運動也存在一定的風險隱患，如果在打球途中受傷，責任該如何承擔呢？
網友咨詢：
打籃球意外受傷責任怎麼來承擔
律師解答：
籃球運動作為一項具有群體性、高強度對抗性及人身危險性的競技體育運動，存在潛在的運動傷害風險，對於因籃球運動導致身體對抗造成的傷害，每個參與者都有可能是損害的製造者或者風險承受者，運動參與者自願參加這種帶有一定風險的競技體育運動，應認為參與運動者默視他人在符合運動規則的情況下，願意承受對抗運動中由此而生的損害，即同意自甘風險，而損害後果除因其他參加者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外，一般應由受害人自行承擔。
律師補充：
自甘風險行為的構成要件：
1、受害人作出了自願承受危險的意思，比如參加對抗性的體育競技比賽；
2、這種潛在的危險不是法律、法規所禁止的，也不是社會公序良俗所反對的，且這種危險通常被社會所認可存在或者難以避免的。
3、造成損害的其他參加者的行為沒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法律法規】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
自願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因其他參加者的行為受到損害的，受害人不得請求其他參加者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其他參加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除外。活動組織者的責任適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條的規定。

❸ 體育運動傷害法律法規

‍刑法介入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應以促進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宗旨，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其介入范圍應分類而定，對於與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應全面「入罪」，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應部分「入罪」，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應全面「入罪」。其刑事責任的承擔也應區別對待。
幾乎每一場體育競技運動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傷亡事故，從危害後果來看，與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的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過失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等造成的危害結果並無二致，但絕大多數的體育競技傷害行為被行業內部規范所「消化」，並未進入刑法規制的射程圈，從而免受刑事責任的追究。盡管體育競技傷害行為不同於現行刑法中的普通傷害行為，有其自身特殊之處。然而，體育競技不是法外之地，從事體育競技運動並不等於取得刑事責任的豁免權，體育競技場也不是犯罪的避難所[1]，這已在體育學界和刑法學界得到應有的認同。刑法到底應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圍內介入對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規制，使之既能夠助推體育競技運動的健康發展，又能夠懲治和預防體育競技傷害的犯罪行為，以尋求兩者的完美平衡，這無疑需要高超的立法技術。如何把控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和范圍是一個困擾學界的疑難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1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
11以促進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為宗旨
應該清楚，寄希望於體育競技參賽人員的「自我救贖」或通過向其輸送「道德凈化」來解決體育競技傷害違法犯罪問題，簡直是不切實際的賭注。體育競技領域不能成為犯罪的「世外桃源」，刑法對此不能熟視無睹。但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應審時有度，必須以促進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宗旨。為此目的，必須防止「兩極化」現象。
第一，刑法介入不能過度。讓刑法干預體育競技的各種違法犯罪傷害行為，期望依靠刑法手段解決所有體育競技的傷害問題，同樣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妄想。一方面，它可能會忽視體育競技行業內部的管控。針對體育競技傷害行為，一般要遵循行規制裁前置原則，依靠預設的比賽規則、體育各專業協會的行規習慣以及體育主管部門的法律法規來解決[2]，如禁賽、罰款等。但行規制裁亦不能排斥法律，只有當行規制裁不足以預防和威懾此類行為的滋生時，並且當這種行為具有違法的可罰性時，刑法方可介入。刑法作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能作為一種「不得已」的輔助手段出現。
另一方面，刑法過度介入將會阻礙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如果刑法不顧及人們對體育技競傷害行為的容忍范圍或程度，與社會上的普通傷害行為一視同仁，必將導致體育競技運動的頹廢或消弭。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施以過分嚴厲的刑罰處罰，無異於給參賽運動員的競爭行為帶上「緊箍咒」。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總擔心自己的競爭行為會超出「紅線」，不敢進行身體對抗而畏手畏腳、小心翼翼地處理好各種身體對抗行為，很大程度上壓制了參賽運動員的鬥志或激情，這直接影響到體育競技的精彩程度和可欣賞性，而缺少激烈對抗和熱情激揚的體育運動將會索然無味。那麼，刑法就變異為遲滯競技體育精彩的「減速帶」，也成了阻礙競技體育的「軌條砦」。因此，刑法對體育競技的管控應以不阻礙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要件，同時考慮社會倫理道德的容許范圍，進而給人們預留一個合理的行為空間，並放任人們在這一空間之內進行此類行為，一旦在刑法給予的這個范圍被濫用並危害到人們可容忍的限度時，刑法才得以干預。
第二，刑法介入亦不能鬆弛。將體育競技的傷害行為都訴諸於行業內部處理，使體育競技領域成為脫逸於刑法管控的一片「凈土」，同樣也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如此，體育競技就真的會變異為犯罪的「避風港」，這會縱容大量嚴重違規違法行為橫行，甚至於一些惡意傷害現象滋生不斷。從現今亂象叢生的體育競技比賽就可見一斑。近幾年來，體育界「黑哨」「賭球」「假球」「群毆」以及「興奮劑」等丑惡現象層出不窮，而對其追究刑事責任的卻寥寥無幾，這不得不說與刑法手段管控體育競技領域的疲軟有一定關系。正如有學者認為，對於類似在運動競賽中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都使其逍遙法外，極不利於運動競賽的健康發展，只會徒增或助長賽場上的野蠻粗魯，甚至下黑手，不正賽風泛濫，而又不承擔法律責任，這對於體育競技運動簡直是場災難。
第三，刑法介入應寬嚴有度。公平正義是法律永遠的價值追求，法律對人們的行為做出普遍調整，在維護理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也要保障人們的自由權利，從而彰顯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是因為法律蘊含的公平正義，所以立法者在創設一項刑事法律制度時既要考慮法益保護，同時也要考慮權利保障。反映在體育競技領域，刑法介入既不能過度而不顧及參賽人員的自由權利，也不能過於鬆弛而忽視了體育競技秩序的維護，關鍵在於如何在保障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和懲治預防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滋生之間尋求一個法益保護的最佳結合點，這個最佳結合點就是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使所受到的法益損失相對最小化，而法益保護達到最大程度化。
12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
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還要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刑法干預最低限度原則要求刑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最後手段性而出現，這是由刑法制裁手段的嚴厲性和高成本性所決定的。如果不管行為侵害法益的嚴重程度與否，而任意進行刑罰制裁，這不但會發生侵害公民權利的現象，而且國家亦難以承擔無謂的高額司法成本，既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又給社會造成極大危害。因此，刑法對體育競技的介入，只有窮盡行業規范以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規手段的情況下才予以啟動。
第一，這是由體育競技的自身特殊性所決定的。由於體育競技自身具有對抗性、激烈性或競爭性等特徵，蘊涵著巨大天然危險，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員傷亡在所難免。其一，體育競技更加鍾愛「激情」，而「激情」常促使人犯錯。試想，在體育競技比賽中，運動員個個精神狀態異常亢奮，或狂奔或跳躍，動作千變萬化，輕重緩急往往很難控制，碰撞、傷害不可避免。其二，體育競技運動通常在大型場地舉行，環境開放，人流涌動，歡呼雀躍，運動員不免會受到外界環境的不良干擾，進而影響其判斷力，造成動作失誤或誤差，很容易變異為傷害對方行為，即使一些經驗豐富的運動員也無法避免，而初出茅廬的新手尤甚。其三，現今體育競技越來越充斥著商業玄機和功利色彩，盛行以成敗論英雄，利益機制觸動運動員獲勝的動機不斷強化，相應地運動場上不僅是技術的比拼，而且使激烈對抗更加白熱化。其四，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一些更為刺激、危險更大的體育項目不斷上演，這無疑增加了競技傷害的概率。盡管如此，人們卻不以為然，心曠神怡。
第二，刑法介入要遵循行業規范前置原則。眾所周知，法律不理會「瑣碎之事」，法律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具體規范，而僅僅基於規范目的對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項予以規定，可謂「法有限而情無窮」。那麼，在法律調整范圍之外的空白地帶，一般由職業道德或行業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予以調整，這些社會規范只要不與法律的基本原則或精神相沖突，為社會通念所接受，那麼它就屬於「軟法」的組成部分。競技體育運動需要藉助於行業規范來調整，參與人員首先必須遵循體育競技的具體規則，它是任何形式的體育比賽必須遵循的「鐵則」，也是判斷體育競技行為是否正當化的重要依據。這種制度設計主要基於體育競技具有較強的規則性和職業性，而行業規范的職能性質決定較之司法程序更富有行動效率，並有能力對所有的體育競技行為予以監管。但行業監管也有缺陷。其一，它對較為嚴重的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沒有實質性的威懾力。其二，行業內部監管機構由於與體育競技比賽的參與者存在主體身份或經濟利益的勾連，可能會使監管出現乏力或流於形式。其三，行業監管的有效實現要受多種因素制約，像制度的規范性、制度的執行力以及群體心理認同等，這些制約因素在不能有效協調運行的情勢下，行業監管的漏洞就無法避免。這也給刑法的介入留下空間。
第三，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屬於事後預防，謹防法益預防提前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源自於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各種社會風險以不可阻擋之勢正悄無聲息地撲面襲來，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前所未有的潛在危險或嚴重威脅。這激起世界各國不大不小的震動。在西方，自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理論以來，「風險社會」以及「風險刑法」理論便成為德日刑法學界研究的主要陣地，對刑法如何應對現代社會逐漸猛增的各種風險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國內，刑法學界也對風險社會及其風險刑法有著濃厚的理論熱情。的確在風險社會漸行漸近的情勢下，風險源的復雜性、風險滋生的不可預測性以及風險波及范圍的不確定性，使得社會的公共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脅[5]。越來越多的國家面對這日益增大的風險，尤其在嚴重影響人們社會生活的交通事故領域、環境污染領域以及食品安全領域，逐漸在刑法中設置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使法益保護提前化，以防患於未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由於競技體育領域本身蘊涵巨大風險，而這種風險不會危及到廣大民眾的最基本社會生活，刑法在競技體育領域的介入切不能「與時俱進」，仍然要堅守事後預防的矜持。
2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范圍
21與體育競技關聯的傷害行為
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方式復雜多樣，形式不一而足。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既可能發生在對抗性競技中，也可能發生在非對抗性競技中，前者像拳擊、足球等，而後者如F1賽、馬拉松賽等。由於非對抗性競技體育只有一方，自然不存在對另一方刑法規制的問題。因此，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范圍問題只存在於對抗性競技中。在對抗性競技運動中，在賽前、賽後或賽中休息時而發生的關聯傷害行為，不管是運動員對運動員，還是運動員對裁判員、教練員或其他在場人員，抑或裁判員、教練員或其他在場人員之間而發生的傷害行為，我們稱之為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此類傷害行為不是發生在比賽過程中，與競技比賽遵守規則無關，跟刑法規定的普通傷害行為並無區別，可以直接依據現行刑法的相關規定，可能涉及到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過失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等罪名予以追究刑事責任。盡管此類傷害行為的主體運動員、裁判員、教練以及現場觀眾等往往受到比賽場景的刺激或感染而實施，往往因激情或沖動以及情緒和感情的投注而爆發，犯罪學理論上稱之為激情犯。但對於激情犯與其他普通犯罪相似，並無法定從寬處罰的依據。因此，對於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應全面「入罪」。
22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
以比賽為目的且犯規致人傷害行為其情況最為復雜。筆者認為，此種情形並非全面「入罪」，而是有的放矢地部分「入罪」，這里可分為兩種情形：
第一，輕罪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出罪」。基於比賽目的且違規造成輕傷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屬於排除犯罪化事由，不追究刑事責任。一方面，犯規是體育競技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體育競技中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是，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必須遵守體育競技預設的具體規則。但違反比賽規則且造成傷害後果的行為並不一定就是體育犯罪。因為比賽中的犯規並造成傷害行為往往屬於體育競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比賽秩序之下的「合理碰撞」。犯規行為增加了比賽的刺激性和精彩程度。無犯規行為的比賽則索然無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比賽[6]。實際上，犯規在比賽中不僅無法避免，而且一方為了獲得比賽勝利目的基於比賽策略的考慮，常常故意利用犯規行為來消解對方的優勢。另一方面，由於體育競技本身所具有的對抗性、激烈性、近距離接觸性或高風險性，預示著在比賽中必然會存在人身安全危險，因犯規而造成輕傷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更是不可避免，這是參加體育競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造成輕傷以下的危害後果鑒於具有比賽目的的正當性，造成的危害結果不大，可責性相對較小，仍屬於體育比賽的正常范圍，並沒有超出人們所容許的危險預測可能性。而且這種傷害行為沒有必要啟動刑法予以干預，由體育行業採取行業制裁方式予以解決就可以達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第二，重傷以上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入罪」。基於比賽目的違規而造成重傷以上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已經超出人們對此所容許的社會倫理范圍，完全具有刑罰可責性。
其一，此種行為客觀上造成了重傷以上的嚴重後果，具有入罪化的罪質基礎。根據刑法典第95條的規定，重傷害一般是指使人肢體殘廢或毀人容貌的、使人喪失聽覺、視覺或其他器官機能的以及其他對於人身健康有重大傷害的情形。不難看出，致人重傷害往往使人生理器官殘疾或機能喪失，使之很長一段時期甚至終生不得恢復，這無疑是對人身權利的極大摧殘，直接侵犯了運動員的健康生命權，給運動員造成了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和煎熬。不僅如此，這種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嚴重踐踏了公平競賽的基本原則，制約了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阻礙了體育競技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嚴重影響到國家的良好聲譽和形象。
其二，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間接故意或過失，具有入罪化的主觀惡性。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其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可概括為間接故意和過失。對於前者指的是運動員出於比賽目的在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實施的犯規行為，而對於後者指的是運動員應當預見自己的犯規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情況下，由於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狀態。這樣就可以得出，行為人基於比賽目的，在其間接故意和過失的心理態度支配下而實施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犯規行為，可能以故意傷害罪或過失重傷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而造成死亡結果的，可能以故意傷害罪甚至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特別注意的是，這里行為人不可能存在直接故意的主觀心理態度，因為它與基於比賽目的的主觀目的相沖突，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行為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發生，那麼，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就變異為非比賽目的，超出了這里所論述的類型，而應直接依據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的情形處理。
其三，具有入罪化的罪量基礎。如上所述，體育競技運動首先遵循其行業規范，體育協會作為國家體育行業的行政管理機構，其制定的行業規范雖然不具有絕對的強制力，但仍然有著一定的約束和規范作用。而對於造成重傷或死亡嚴重後果的傷害行為超出了體育行業自治許可權可管控的射程圈，行業規范對此類行為的管控疲軟，即使管控其效果也適得其反。只有刑法的介入，運用刑法利器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才能夠有力懲治和預防體育賽場上頻頻上演的體育暴力行為。這對於維護運動員的人身權利，促進體育比賽的公平競爭，保證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大有裨益。
23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
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完全是隱藏其背後的不法行為，已經不能再視為比賽的一部分，無論其危害後果是輕傷，還是重傷抑或致人死亡，都應該全面「入罪化」。一方面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其他目的，具有傷害他人的主觀故意。例如個人恩怨的報復目的、發泄憤懣、起鬨鬧事以及其他擾亂比賽秩序目的等除比賽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這充分暴露出行為人在主觀心態上出於惡意，有違反比賽規則傷害他人的直接故意，也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積極追求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另一方面，行為人在客觀上違反了比賽規則，實施了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並造成了輕傷以上的危害後果。可見這種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已經背離了體育競技的基本精神，與刑法中規定的普通傷害行為並無不同，完全超出了社會所容許的危險范圍，具有刑事可罰性。
如果刑法容忍這種行為的發生而不加以干預，將會縱容此種不法行為的滋生，使體育競技走向畸形發展的不歸路。因此，刑法應當積極介入對此種行為的處罰。誠然，比賽過程中情形復雜多變，體育競技傷害行為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雖然從實質的角度看，以非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具有違法性，但此種行為發生在比賽過程中，行為人往往以合法的形式掩飾非法的目的，一旦進入訴訟程序，行為人會辯稱自己是基於比賽勝利目的的失誤所造成的傷害行為，因為同樣的競技傷害行為可能是出於比賽目的，也可能出於其他報復等目的。因此，如何判斷競技比賽中行為人的主觀心態是司法程序中的一大難題。解決這一難題的出路就是貫徹刑法中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因為主觀見之於客觀，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往往表徵出客觀的具體行為，從傷害的手段、方式或傷害的程度、部位抑或傷害的時間點以及行為人的違規程度、頻率等一系列的客觀狀況，來認定罪與非罪的界限。那麼，通過這些情況認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仍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時，從疑問時做有利於被告人的解釋，應貫徹疑罪從無原則。
3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刑事責任的承擔
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畢竟不同於刑法規定的普通傷害，其可責性相對較低，具有一定的社會相當性。因此有學者主張，對這種行為原則上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即使追究也要從寬處罰。但筆者並不予認同，文明進步的現代法治社會不允許以人的重大健康生命權做賭注以換取體育競技的精彩和刺激。對於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刑事責任的承擔同樣不能搞「一刀切」，一味地從寬處理，這里需要做分類處理。
其一，不可以從寬處理的情形。對於賽前、賽後或賽中暫停休息時的競技傷害行為以及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譬如，在比賽休息時，因運動員不滿或發怒，將球猛踢到觀眾身上而導致輕傷以上的傷害行為。由於這些傷害行為與遵行比賽規則無聯系，不再視為比賽的一部分，可責性較大，無論從法理和情理上都缺乏從寬處罰的正當性。
其二，可以從寬處理的情形。對於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盡管造成被害人身體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的嚴重後果，由於該行為是發生在競技體育比賽過程中，行為人的犯規傷害行為並無「惡意」，因此對該行為應當與惡意傷害行為做以區分，對該行為人可以從寬處理。其立論理由簡要歸納如下：1）從心理學角度來說，在比賽過程中，當運動員在遭受外部刺激時，會產生神經緊張、情緒激動或心跳急促等諸多身心反應。在這些心理狀態下，運動員往往對外界事物的判斷力或自我控制力會急劇下降，甚至短時間喪失。加之在比賽過程中，運動員需要根據外界的刺激而迅速做出反應，動作千變萬化。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行為的失誤或誤差，碰撞與傷亡在所難免。這些傷害行為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手段不同於普通傷害，有些傷害為社會可允許的危險，即使超出人們可預設的危險范圍，其可責性相對降低。2）從規范刑法學角度來說，在體育競技比賽過程中，完全期待運動員在激烈對抗狀態中做出合乎比賽規則的動作顯然是強人所難，在這一點上也蘊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所謂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適法行為[7]。也就是說，如果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適法行為就無法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責難，相應地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責任。試想，法律要求運動員在緊張激烈對抗的緊迫狀態下，以理性冷靜地判斷自己的行為並做出完全合乎規則的動作，顯然是強人所難。而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價值意蘊就是法律不強人所難。法律不僅是對司法人員的裁判規范，而且也是對人們的行為規范。法律以禁止和命令為內容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人們的日常行為要合乎法律的要求，否則將遭致法律的制裁。然而，法律不是隨心所欲而設定規范的，必須反映人們的實際情況。也即是說，法律設定的禁止規范和行為規范應以人們在行為當時可以不違反禁止規范和命令規范為前提條件的。從「法律不強人所難」和法律規范的設定規則都要求立法者在設定刑事責任承擔時必須充分考慮運動員在體育競技比賽這一特殊場景極為容易做出違規行為，進而造成他人人身傷害而觸犯刑律，這屬於事出有因，自然其可責性相對較低，對其從寬處理具有法理存在的正當性。
其三，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罰的情形。在競技體育比賽中很多參賽運動員為未成年人，那麼，他們一旦實施犯罪進入司法程序同樣嚴格遵循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就我國刑法而言，針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特點，我國刑法劃分了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年齡制度，還規定了一些特殊處遇原則：一是從寬處理原則，對於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二是不適用死刑原則和不成立累犯原則。三是從寬適用緩刑原則和免除前科報告義務[9]。針對這些從寬處理原則，不論行為人是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還是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只要是犯罪主體為未成年人，都應當遵循上述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處遇原則。

❹ 中學生體育課意外傷害如何賠償

近年來，國內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研究成為熱點問題之一，我就如何建立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保障體系以及如何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研究進行研究。

一、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特點

學校體育傷害事故屬於一般人身傷害的范疇，但又不同於社會上發生的人身傷害，學校體育中學生傷害事故屬於學生傷害事故中的一個特殊類型。

中學體育課安全事故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1.在學校正常的體育教學活動中發生的傷害事故;2.非授課時間(即課間休息或課外活動時)學生在校園內進行身體活動時受傷的事故;3.由於學校管理不善造成的學生身體傷害事故;4.由於教師的不當教育行為對學生身體造成的傷害事故。

二、中學體育課意外傷害產生的原因

(一)學生因素

學生是體育課的活動主體，是體育課的授課對象。在中學體育課教學中，有些事故是受傷害者自己所造成的。因為體育課不同於一般的文化課，體育課的參與對學生的身體素質有著一定的要求。有些學生由於身體素質差或有生理缺陷而未通知教師，參加超過自身負荷的體育教學活動而引起的;中學生處於叛逆期，個性突出，渴望展現自己，在體育課上由於自身因沒有遵循運動技能規律或遵守組織紀律，不聽從教師的指揮，擅自行動或和同學打鬧等而造成的體育意外傷害也數不勝數。因此，中學體育課要加強對學生的運動安全、組織紀律性的教育，提高學生的安全意識。

(二)教師因素

在所有的學校課程中，體育課無疑是危險系數最高的一門必修課程。體育教師作為體育教學課的教授者和組織者，在上課、訓練期間承擔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教師在學校體育教學中是發揮著主導作用的角色，對學生的學習行為是起著指點跟引導的作用的。但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有的教師違反教學規律，不按教學步驟教學;有的教師缺乏責任心，上課以放羊式教育為主，學生的活動范圍擴大，不易控制，造成了不必要的安全傷害事故;還有的教師自身道德素養低，在教學中體罰、謾罵學生，導致學生產生叛逆心理。這些都是由於教師的原因而發生的意外傷害事故，教師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三)學校因素

近年來，隨著學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 參加體育課內外活動和鍛煉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同時，社會的飛速發展和學校體育改革的不斷完善使體育選項課日漸增多，學校體育教學活動日趨豐富，而體育教學經費投入卻相對不足，導致了學校體育場地、設施缺乏、器械陳舊，難以滿足教學的需求。

(四)由於意外事件和外界的特殊侵權行為而造成

意外事件指非當事人的故意或過失而偶然發生的不可預見的傷害。體育活動本身具有對抗性和競爭性，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傷害事故，客觀上具有一定的不可預見性而造成學生人身意外傷害事故。另外，在體育教學中，由於其活動的環境是半開放式的，因此外界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學生傷害事故的發生。

三、學校體育意外傷害事故中的責任認定

學生傷害事故的責任主體主要有學校責任、學生與監護人的責任、第三方責任。在責任方式上，主要有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三類。對於作為和不作為地導致學生傷害事故發生的行為主體，都可能涉及這三類法律責任的承擔。對學校，在責任關繫上涉及更多的是職務責任和個人責任。

(一)處理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依據的法律法規

主要有：《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學校體育工作條例》《學校衛生工作條例》等國家有關法律、法規。

(二)學校不是學生的監護人

《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7條規定：學校對未成年學生不承擔監護職責，特殊情況除外。學校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護工作。由此規定可以看出，學校對未成年人履行的是教育管理和保護的義務，不承擔未成年學生的監護義務。但其中也有例外的情況。另外，我國《民法通則》也未把學校列入未成年人監護人的范圍。從現實看，它為處理學生安全事故作了一個統一規定，有其積極意義。

(三)責任認定的原則及責任認定

1.責任認定的原則

學校體育傷害事故及其他學校傷害事故是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一種侵犯，是一種侵權行為。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任何侵犯社會公共財產、侵犯他人財產和人身權利的行為，都是社會主義法律所不允許的，在刑法上可能構成犯罪，在民法上則構成侵權行為。所謂過錯責任原則，也稱為過失責任原則，是以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為承擔民事責任的基本條件的歸責原則。所謂無過錯責任原則，指行為人與受害人都沒有過錯，但依照法律規定，以已發生的損害結果為價值判斷標准，無過錯行為人也要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公平責任原則也稱為平衡責任，指當事人雙方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在不能根據法律適用無過錯責任，又不能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法院即可根據雙方當事人的實際情況，按公平合理負擔的原則判定，由雙方分擔損失的一種確定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2.學校體育事故的責任認定

中學學生體育課意外傷害事故在學生傷害事故中占的比例較大，這是由體育活動本身的活動性、對抗性、冒險性等特點決定的，具有不可避免性。根據《民法通則》和《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的有關規定，我們把學校體育意外傷害事故的責任歸屬分為以下三種：

直接責任：由學生自身原因造成的傷害事故，學生應該承擔直接責任。由於體育教師未按教學要求和規定，採用不正當的教學行為造成學生的意外傷害，教師應該承擔直接責任。在體育教學中，由於學校設備場地問題而造成的意外傷害，或學校在知情情況下，並未予以必要的注意時發生意外傷害，由學校承擔直接責任。 間接責任：間接責任事故一般發生在學生之間或者學生本人，或其他一些非學校因素等。但是在事故發生過程中，學校有某些過錯或措施不力。客觀上為事故的發生或傷害程度的加重提供了條件，學校可視具體情況承擔相應的責任。

無責任：主要是針對學校而言，在發生體育意外傷害事故時，學校履行了相應的職責，並且行為得當的，學校不承擔責任。例如：學生特殊疾病復發，學校老師事先並未得到家長和學生的通知的;體育活動中不能預見，不能克服或不可避免的;學校及老師組織教學合理，教學方法完全正確時學生發生自傷行為的等。

四、中學體育課意外傷害事故的保障措施

中學生體育課傷害事故的有效防範，是中學體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體育教學改革和發展的基本要求。建立規范的中學生體育課人身安全保障制度關系重大，制定和實施相應的中學體育意外事故處理程序和法律法規，是依法治校、依法執教的必然要求。

學生傷害事故已成為世界上各個國家通存的現象。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因考慮到體育課各項目的危險性和當前中學生較差的身體素質狀況而放棄了很多有益的教學手段。正因為如此，所以體育課也就很難達到其預期的效果，學生體質下降問題也就很難通過學校體育課程來實現改善。因此就形成了一個隱性的惡性循環圈。所以作為體育工作者，作為教育者，我們必須採取行動，提出相應的措施，來解決當前的問題。

(一)大力普及安全教育知識，提高學生的自我保護意識

學校要定時開展安全知識教育，在日常教學管理工作中，普及安全教育知識，讓學生意識到安全問題的重要性，掌握自我保護的技能，從而降低意外傷害事故的發生。

(二)提高體育教師的教學管理能力

教師在設計體育課程時，對於教材、教具、器材及設備的選擇應適當，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身體狀況充分了解;要求學生遵守教學秩序和游戲及比賽規則;教師在體育課時應安排足夠的熱身運動，學生應認真執行;教師應明確清楚地強調運動技巧及技術，及時糾正錯誤動作;教師應因材施教，學生應根據自己的能力參與;學活動中避免大學生出現過度疲勞。

(三)學校要加強立法工作，完善中學學校體育法制建設

學校是教學活動的重要場所，在學校體育教學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學校在降低意外傷害風險，保護學生安全方面也要採取相應的措施。要增強法制建設，規范和保護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的合法權益，盡早制定和實施相應的學校體育課意外傷害事故處理的原則的法律法規。在出現意外傷害事故時，有理、有據、依法解決，更好地規范和保護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的合法權益，對學校體育工作予以法律保障，提高依法治教和依法管理的水平。同時，加強法制宣傳，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

五、小結

隨著體育的蓬勃發展，我們無法否認體育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人們對體育世界的利益的期待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高，而且越來越高。毫無疑問，體育世界對法律的尊重正在增強。體育法逐漸發展起來。雖然如此，但體育法的發展還處於剛起步階段，各個方面都還不完善。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責任認定，目前尚無專門法律、法規規定而只有教育部《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這只屬於部門規章，在法的效力及適用范圍上遠不及法律法規有效，並且也存在著一些與民法原理相抵觸的地方。我們也企盼著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認定的法律盡快出台。希望國家政府能夠重視體育法的發展，大力投入人力、物力，不斷完善體育領域的法律，使人們在從事體育活動中能夠有法可依，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從而促進我國體育事業健康、健全的發展。

❺ 學校體育比賽受傷誰負責

你好，可以參考一下。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今年5月20日，在房山某中學組織的一場足球比賽中，足球直飛球門，門將張彬撲上前抱球倒地，但被隨後趕到的對方前鋒李黎補射的一腳踢中腹部，導致「腹部損傷、脾破裂、失血性休克」。醫院為張彬做了脾切除及脾移植手術。經有關部門鑒定，張彬為7級傷殘。張彬家長要求學校及李黎支付9萬元傷殘補助費。協商未果，張彬告到法院討說法。房山法院作出調解，學校與李黎的家長賠償守門員醫療費及傷殘補助共計8．6萬元。

法院認為，張彬、李黎是初二學生，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二人在校學習、活動期間，學校負有一定監護職責。學校組織足球比賽，在制訂比賽規則並要求學生遵守時，還應預見比賽中可能發生隊員受傷情況，學校雖採取了措施盡力避免意外，但若出現意外，推定學校負有過錯。李黎在比賽中應當而且能夠意識到守門員抱住足球後，仍起腳去踢可能踢傷守門員。李黎在主觀上有過錯並在客觀上造成了對張彬的傷害，應當承擔責任。

■議題一：

學生校內踢球發生傷害，誰負責任？

主持人：在體育比賽中發生傷害的事非常多，但很少聽到加害一方為此要向受到傷害一方進行賠償。對房山法院調解的結果，應該怎麼看待？

李雁軍（國家體育總局政策法規司）：我首先表明個人態度，盡管體育項目的高風險性顯而易見，由此帶來的潛在致損因素也顯而易見，但不能因為體育項目的特殊屬性就可以對抗公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也不能因此排除和對抗公民求償的權利，問題在於誰來承擔責任，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具體到房山的這個案子，我認為有兩個特殊背景；第一，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第二，受害人和他所在學校之間有一個特殊關系，不應屬體育部門法規調整范圍，而是適用於教育和其它法律法規。我認為，學校與學生之間存在著法律關系，學校絕對要承擔起維護學生在校期間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的義務，因此學校承擔賠償責任沒有問題。

加害人因為技術失誤造成另一方受到傷害，我認為不應按過錯原則進行追究，而應承擔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因此對房山法院調解結果我認為可以接受。

尹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就這個案子，我認為加害人的過錯應當是存在的。但學校應當承擔責任的依據是什麼？法院調解中認定學校承擔責任的根據是推定過錯。一般情況下，在追究賠償責任時有三個根據，一是過錯責任，二是無過錯責任，三是公平責任。過錯推定責任不能包括在無過錯責任當中，從現行法律中也找不到學校應負的推定過錯責任的根據。道義上如果學校承擔責任的話，那麼學校的足球場可能會被撤掉，因為學校不可能對學生的所有活動進行非常嚴密的監督。因此，在受害人利益和學校利益之間，哪個更符合更多數人的利益，我們要進行選擇。

劉雙玉（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南磨房法庭庭長助理）：不管是違約責任還是侵權責任，責任人承擔責任的前提是違犯了法定的、約定的責任或公民應普遍遵守的道德規范。

就房山這個案例來說，學校是比賽的組織者，如果學校在組織的過程中存在欠缺和不周密，那麼學校就應承擔法定責任；如果學校盡到了組織義務，學校就不存在侵權責任或違約責任，我想更多的是從公平角度承擔責任。

公平責任的出發點是在沒有過錯也不是特定的無過錯的情況下，承擔的是道義上的責任。

主持人：作為加害一方的中學生有沒有過錯，應不應當承擔責任？

姚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著眼點不是有沒有過錯，而是有沒有損害，法律要求有損害就應該去填補這個損害。中學生沒有責任能力，自然由他的父母來承擔。

樊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學校期間，孩子的監護權就由父母轉移到了學校，因為他的父母這時已沒有辦法實施監護權了。

張雯（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法官）：我認為學校應承擔責任。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學校應當承擔監護責任。

尹田：在民事賠償問題上，是不考慮故意還是過失的。在加害人、受害人的關繫上，我認為體育活動中與一般正常活動中過失致人損害沒有本質區別。

實際上民事賠償中很多原則都可適用，比如混合過錯，撞碰導致損害雙方都有責任時，按過錯大小分擔責任。

魯智勇（國地律師事務所律師）：在技術犯規的情況下造成傷害，行為人的免責我想應該是約定俗成的，大家都能接受。如果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在法院被強行倒轉過來，我想可能需要通過立法才行。在足球運動或活動中可以借鑒這個原則。正常狀態下，比如合理的碰撞導致傷害，即便很嚴重，也不應考慮行為人的具體責任。但對受害人來說，可能損害巨大，就需要社會分擔一部分連帶責任，但分擔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有過錯而是道義上的支持。

吳勇（國地律師事務所律師）：《民法通則》的解釋上有一條，在共同事件中，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有的人受損害了，有的人得到了利益，法律沒有規定受益人一定要按照具體的原則給受損害的人進行補償，但如果受害人要求受益人進行補償，受益人應該適當補償。

我認為具體到房山這個案子，不能表面上看誰應負什麼責任，如果以後類似案子都據此案調解結果作為參照，是不恰當的。

姚輝：在探討民法上的損害賠償時，有些前提要界定。比如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是有組織的還是純粹自發的，是職業化的還是非職業化的，情形不同，請求權的依據也不相同，相應地導致的責任基礎也不一樣。如果是兩支職業化球隊的比賽，無論是加害者還是受害人，都與俱樂部有僱傭合同，產生的是合同責任，損害後果都由俱樂部承擔。

■議題二：

體育規則與

法律原則的關系？

李雁軍：在法理上，任何一個行業技術規范都不能高於法律。但行業技術規范與法律關系並非簡單的一句話能說清楚。比如在足球比賽中，一個沒有違反足球專業技術規范的動作致人傷害，被提起公訴或訴訟，那麼法院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呢？

針對這個問題，1995年《體育法》33條中已寫明，體育活動中的糾紛適用體育仲裁，仲裁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制度未能建立起來。

體育具有特殊性，在其他領域被認為違法的，在體育行業就沒人追究，比如體操運動員有的8歲就算工齡了，沒有人說是使用童工。比如足球比賽中的合理沖撞，這個「理」肯定不是法理，但法律不能斷然拒絕這個「理」。用個不太恰當的詞，法律應當對此作出繞讓，但繞讓到什麼程度值得探討。如果球場上裁判判運動員行為是合理沖撞，場下法院卻判故意傷害，那體育比賽就沒法進行了。

歐盟國家在處理類似事情時，法院與體育爭端解決機制有個默契，糾紛未經爭端解決機構調解或仲裁，法院不受理，如當事人對仲裁不服，法院還可以受理。

樊文：這對法院來說存在一個技術鑒定問題。

劉雙玉：我認為歸根結底要看是什麼類型的體育活動。國家體育總局李先生的意見更適用於職業性、有組織的競技比賽中，對於學生踢足球等社會中的體育活動應適用過錯責任、無過錯責任，最後落實到社會對受害人實施公平救濟。因此，處理個案時適用原則是不一樣的。

張雯：任何法律、法規都有適用范圍，首先要明確什麼是競技體育，其次社會生活中的體育活動是否要受競技體育規則的約束，在立法時應有明確的體現。

尹田：體育規則肯定有其合理性，第一，比如合理沖撞的合理性中肯定包含這種沖撞在職業球員相互之間的接觸中不會產生嚴重後果，否則不在合理范圍。作為職業球員，撞人的人與被撞的人都應知道如何應對合理沖撞，如果合理沖撞情況下發生損害情況，我認為損害的發生是由於被撞人自己的過失。如果合理沖撞本身導致當然損害別人的後果，那我認為合理沖撞的標准就有問題。

第二，職業競技情況下，形成訴訟的可能性很小。職業體育關系調整中必然有相關規定。當然，我認為在危險性很高的體育比賽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保險作為支撐點。

■議題三：

娛樂性體育冒險活動意外傷害責任誰負？

李雁軍：我們目前對體育的理解還是定位在競技體育和全民健身。對挑戰人類極限的活動，比如溶洞潛水要求帶氧氣瓶，有人就不帶，這些活動能否算部門法規要調整的體育項目？這值得商榷。我注意到張健游完渤海海峽之後，做客網站時就說，像他的這種行為不應該無條件提倡。

樊文：冒險活動責任自負，但個人冒險行為與有組織冒險行為是不同的。

主持人：比如從事蹦極活動有身體要求，一般蹦極經營者也會告知，哪些病的患者不能蹦極，但有的人，比如有心臟病，但他隱瞞了，結果出現意外，責任在誰？

李磊（國家旅遊局政策法規司法規處副處長）：如果設備、人員、操作符合要求，作為經營者履行了明示義務，出現意外應個人承擔責任。

即使是有組織的、商業性的冒險活動，個人也是利用別人給他提供條件達到自己的某種需求，也應由冒險者個人承擔責任。

旅遊活動中，如果從事高風險活動，比如漂流，旅行社盡到了充分照顧的義務，就可以減輕或免除責任。

尹田：涉及到盈利性的經營活動，一般是通過契約關系建立，只不過是出現了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的競合。根據新合同法的規定，如果發生損害，要側重保護弱者一方的利益。

李磊：旅遊過程中，從事帶有風險的體育娛樂項目，比如漂流、蹦極，出現意外，有幾種情況：如果是散客，景區肯定要負責任，從合同法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或民法一般原則來說都可以找到根據。

如果是隨旅行社組織的旅行團旅遊中出現這些問題，由於旅行社與旅遊者簽訂了合同，旅行社肯定要負責任。現實的情況也大多是旅遊者直接向法院起訴旅行社，但旅行社賠償能力有限，甚至有的小旅行社在出事之後散夥走人，能賠的就是留在旅遊管理部門的30萬保證金，因此我主張，一旦發生類似情況，受到傷害的一方可將旅行社和直接侵權者，也就是所謂項目經營者作為共同被告，讓其承擔連帶責任。

樊文：經營者的告知義務類似於合同中的格式條款。不能根據事先自己制訂的對消費者不利的格式條款來為自己免責。

張雯：公平責任的適用是有嚴格限制的。作為經營一方，應該提供十分安全的設施和服務；出現事故後，免責的前提是你的告知義務非常周到和具體。蹦極場上貼有一個告示說患心臟病者不能跳，我覺得這種告知是遠遠不夠的。

■議題四：

在高風險運動項目中，

如何理解保險的作用？

李嘉（江泰保險經紀有限公司非壽險客戶部經理）：事故發生後造成了傷害，按照民法規定，賠償有兩種職能，一個是懲戒，另一個是經濟責任轉嫁。作為後一種職能，保險比民事判決更有效。從保險角度看，只要不存在很強的故意傷害的成分，都屬於保險公司的賠償范圍。

說到笨豬跳，有一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在大部分保險合同的短期人身保險條款中，都有明顯的除外責任：被保險人在從事潛水、跳傘、攀岩、探險、武術比賽、摔跤、特技表演、賽馬、賽車等高風險運動過程中，發生人身意外傷害，是保險人的免責范圍。

主持人：當受害人獲得保險賠償之後，如果保險金不足以彌補他的損失，可不可以向法院要求追加賠償？

李嘉：意外事故的受害人在獲得保險賠償後，他仍然有無限求償權，仍然可以就不足部分向加害人或者組織者求償。如果加害人或者組織者購買了責任險，那麼這部分責任就可以通過風險轉嫁方式處理。

樊文：法律責任和保險責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誰是承保人、誰來交保險費，這是問題的根源。

劉雙玉：即使按保險合同條款給付了保險賠償金，訴權仍然受法律保護。如果落實到損害數額，在保險金賠償數額之內，再起訴要求除保險金以外的經濟賠償，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實際受損達20萬，保險賠償金僅10萬，超出的部分又有合法依據，那麼超出部分致害方應予賠償。因為法律救濟的原則實際是對損害的補償原則。

姚輝：對風險很高的體育或娛樂活動，發生意外又不能適用過錯原則確定當事人的責任時，可以說民事責任的救濟作用比不上保險的救濟作用。我想強調的是法律不是萬能的，人們總誤解為什麼事交給法律就會解決得圓圓滿滿，其實法律僅是解決方案中的一種，而且未必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好的方案。

❻ 在上體育課時學生造成傷害，教師是否要負責任

第二章
事故與責任
第八條學生傷害事故的責任；應當根據相關當事人的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依法確定。
因學校、學生或者其他相關當事人的過錯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相關當事人應當根據其行為過錯程度的比例及其與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承擔相應的責任。當事人的行為是損害後果發生的主要原因，應當承擔主要責任；當事人的行為是損害後果發生的非主要原因，承擔相應的責任。
第九條：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學校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一)學校的校舍、場地、其他公共設施，以及學校提供給學生使用的學具、教育教學和生活設施、設備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標准，或者有明顯不安全因素的；
(二)學校的安全保衛、消防、設施設備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顯疏漏，或者管理混亂，存在重大安全隱患，而未及時採取措施的；
(三)學校向學生提供的葯品、食品、飲用水等不符合國家或者行業的有關標准、要求的；
(四)學校組織學生參加教育教學活動或者校外活動，末對學生進行相應的安全教育，並未在可預見的范圍內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五)學校知道教師或者其他工作人員患有不適宜擔任教育教學工作的疾病，坦未採取必要措施的；
(六)學校違反有關規定，組織或者安排末成年學生從事不宜末成年人參加的勞動、體育運動或者其他活動的；
(七)學生有特異體質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參加某種教育教學活動，學校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但末予以必要的注意的；
(八)學生在校期間突發疾病或者受到傷害，學校發現，但未根據實際情況及時採取相應措施，導致不良後果加重的；
(九)學校教師或者其他工作人員體罰或者變相體罰學生，或者在履行職責過程中違反工作要求、操作規程、職業道德或者其他有關規定的；
(十)學校教師或者其他工作人員在負有組織、管理未成年學生的職責期間，發現學生行為具有危險性，但未進行必要的管理、告戒或者制止的；
(十一)對未成年學生擅自離校等與學生人身安全直接相關的信息，學校發現或者知道，但末及時告知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導致未成年學生因脫離監護人的保護而發生傷害的；
(十二)學校有末依法履行職責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條：學生或者未成年學生監護人由於過錯，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學生傷害事故，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一)學生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違反社會公共行為准則、學校的規章制度或者紀律，實施按其年齡和認知能力應當知道具有危險或者可能危及他人的行為的；
(二)學生行為具有危險性，學校、教師已經告誡、糾正，但學生不聽勸阻；拒不改正的；
(三)學生或者其監護人知道學生有特異體質，或者患有特定疾病，但末告知學校的；
(四)未成年學生的身體狀況、行為、情緒等有異常情況，監護人知道或者已被學校告知，但末履行相應監護職責的；
(五)學生或者末成年學生監護人有其他過錯的。
第十一條：學校安排學生參加活動，因提供場地、設備、交通工具、食品及其他消費與服務的經營者，或者學校以外的活動組織者的過錯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有過錯的當事人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第十二條：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學校已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並無不當的，無法律責任：
(一)地震、雷擊、台風、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
(二)來自學校外部的突發性、偶發性侵害造成的；
(三)學生有特異體質、特定疾病或者異常心理狀態，學校不知道或者難於知道的
(四)學生自殺、自傷的；
(五)在對抗性或者具有風險性的體育競賽活動中發生意外傷害的；
(六)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
第十三條：下列情形下發生的造成學生人身損害後果的事故，學校行為並無不當的，不承擔事故責任；事故責任應當按有關法律法規或者其他有關規定認定：
(—)在學生自行上學、放學、返校、離校途中發生的；
(二)在學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離校期間發生的；
(三)在放學後、節假日或者假期等學校工作時間以外，學生自行滯留學校或者自行到校發生的；
(四)其他在學校管理職責范圍外發生的。
第十四條：因學校教師或者其他工作人員與其職務無關的個人行為，或者因學生、教師及其他個人故意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造成學生人身損害的，由致害人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