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規制邊界
❶ 高空拋物是怎麼定義的是否出道了法律，觸犯了什麼法律
高空拋物是指故意在高空將物品向下拋的行為，惡意高空拋物造成嚴重損害或者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是會構成犯罪的。
高空拋物，造成他人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的，是民事侵權的違法行為，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造成他人死亡的，可以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是犯罪行為，要承擔刑事責任及民事賠償責任。
法律依據：
《侵權責任法》第八十七條，拋擲墜落物品致害責任，從建築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築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給予補償。
此外共同侵權情況下，即加害人為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情況，加害人除應承擔一般高空拋（墜）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外，還應承擔共同侵權所負的連帶責任。
❷ 田笑：網路欺凌、性侵害未成年人行為的刑法規制
田笑，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的專業律師，深入剖析了2019年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報告中關於網路欺凌和性侵害的嚴峻挑戰。報告揭示，盡管75.3%的網民懂得維護網路權益，但令人擔憂的是，66.0%的未成年人並未經歷過網路安全事件。網路欺凌和性侵犯的頻發，呼喚著對網路素養教育、監管和行業自律的迫切需求。
在網路欺凌方面，媒介的隱蔽性使得其對青少年的影響尤為深遠。據統計，頻繁接觸游戲和短視頻可能加劇問題的嚴重性。刑法對此有所規制，如尋釁滋事罪，《網路誹謗司法解釋》規定，對未成年人進行辱罵、恐嚇或散播虛假信息，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若達到一定程度，可構成尋釁滋事罪。然而，如何界定「公共秩序嚴重混亂」至關重要，以避免過度打擊。
侮辱罪和誹謗罪的界限也需明確。對未成年人的網路侮辱和誹謗，情節嚴重者可分別構成侮辱罪和尋釁滋事罪。值得注意的是，單純轉發虛假信息也可能觸犯誹謗罪，司法解釋減輕了自訴人的舉證責任，但對網路犯罪的證據獲取仍需關注。
侵犯個人隱私的犯罪行為，如未經同意公開個人信息，若達到嚴重標准，將構成犯罪。網路空間中的性侵害案件，如「新城控股」和「某上市公司高管」事件，表明利用網路實施的性侵行為日益增多。最高法院案例強調，非接觸型網路性侵犯罪對未成年人的傷害尤其嚴重，法律對這類行為的打擊力度不容忽視。
在網路犯罪的嚴重案例中，如被告人王某被判處死刑，其暴力脅迫網路強奸14名受害者，其中包括多名幼女，這一判決彰顯了法律對網路犯罪的零容忍態度。另一案例，駱某因網路猥褻兒童被判有期徒刑二年，進一步警示了網路空間的法律邊界。
為了有效保護未成年人，司法系統強化了網路強制報告和從業禁止制度，互聯網企業如抖音、快手需實施青少年沉迷系統，家庭和學校也在《保護法草案》中加強了對留守兒童的監護。同時，網路素養教育成為關鍵，包括網路安全教育和文明網路行為的培養，旨在降低沉迷風險，提升青少年自我保護和信息鑒別能力。
田笑的研究借鑒了周書還關於媒介風險與網路素養影響的研究，劉憲權和林雨佳的青少年網路欺凌法律規制，以及桑本謙對網路色情與國家競爭力的深入分析。同時，《2019年全球互聯網法律政策觀察》報告為這一領域的法律實踐提供了重要參考。
❸ 民法界和形法界的區別
民法和刑法從概念上，區別當然在於規制對象的不同。民法或許還有些邊界不明（輕微的刑事案件可能轉化為民事案件辦理），刑法卻是極明確地，只管傷天害理的大事，殺人放火、給社會發展造成極大障礙、做了人民公敵的、會造成極大社會影響的事。換官話說，民法調整的是人身財產權利關系，刑法規制的是危害社會的行為。
而這背後的原因則是二者的玩家和玩法不同。民法是私對私，起訴方和應訴方平等站在法官左右，各說各的理，到頭來判出了結果，也是輸的人自己向贏的人付出應有的代價，或給錢，或做事，或道歉。但刑法卻是公對私，起訴方永遠只有公訴人（在咱們國家也就是檢察院），身後站著的是強力無匹的國家機器，應訴方卻是個人或者集體，再厲害也就是老百姓，乃廟堂與江湖之爭，雖然也是平等地站在法庭兩邊，平等地跟法官講自己的理，但誰也能看出來一強勢一弱勢，實力懸殊。而且刑法法庭判了結果出來，可就不是兩位玩家自行解決了，公訴人玩輸了還罷，應訴的那邊玩輸了直接就被國家機器押進大牢或者送登極樂了。
所以在我看來，民法和刑法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民法是個補充性質的游戲規則，兩個小朋友玩游戲鬧矛盾了拿出來講講理，刑法卻是這個幼兒園說一不二的懲罰規則，是小朋友之外的權威，是幼兒園阿姨拿著來批評你，打屁屁的。
用官話說，我覺得兩者在創設上最大的差別是，民法的根本原則是私法自治原則，也就是只要您自己願意，不礙別人的事兒，基於民主自由平等，法律都支持您自己隨便來。民法只管你太自由太放飛，礙著別人的自由的時候。至於刑法，就不能自治了，因為已經傷天害理了，國家作為你的母親必須出來管管你，不能一個人害了一家子，所以即使有人付錢請你殺了他，立好了字據，說「我自找的，就是不想活了，別追究殺我的好心人」，你殺了他也是犯罪。刑法是原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