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泊船隻的法律法規

❶ 禁海令的主要內容

清朝的禁海令及其實施

劉惠君

中國的禁海政策始於明朝，由於政治需要，從朱元璋起，除允許部分國家或部族通過「朝貢」方式進行貿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直至明末，這種禁阻私人從事海外貿易的政策時張時弛，但卻始終不曾撤銷。清朝始建，由於明末鄭成功等人雄踞海上，進行反清復明斗爭，清朝無力海上制勝，於是承繼明朝法令，進一步申嚴海禁，以封鎖沿海水陸交通聯系來遏制鄭成功等的反清力量。限制民眾出海遷移成為清朝總政策的重要部分，從順治四年七月開始，清政府頒布《廣東平定恩詔》，明確規定「廣東近海，凡系飄洋私船照舊嚴禁，」以對「其海寇則嚴禁接濟，設法提防」，（順治六年六月，福建巡撫張學聖:《為恭陳閩省近日情形事本》，載於《鄭檔》，第116頁。）禁海令先在廣東實行。
十三年六月，清廷全面頒布禁海令，敕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地督撫，嚴厲禁止商民船隻私自出海，一旦有人「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家產盡給告發之人。其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緝者，俱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者，皆論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船隻及可泊船舟之處，嚴敕防守，「不許片帆入口，一賊登岸」。（《清世祖實錄》卷102，順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敕諭實行了五年多，卻未能割斷海內外聯系，沿海各地對鄭成功等「糧、餉、油、鐵、桅船之物，靡不接濟」。（江日升:《台灣外記》卷5。）因此十八年（1661）起，清政府又採納鄭成功叛將黃梧建議，推行遷界令，它是禁海政策的重要擴大和補充。為了孤立鄭成功，清政府將江、浙、閩、粵、山東、北直六省等沿海居民內徙，要求必須在10-15日內遷離海邊30-50里，寸板不許入海，界外房屋村舍一律拆毀焚燒，以暴力製造出了一個無人居住區作為隔離帶。「至是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阮聞錫《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對於近海島嶼也同樣堅壁清野，不留人跡，「(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令定海總兵牟大寅率兵巡海，見島嶼而木城草屋者，悉焚毀搜斬。」（《李之芳傳》，載於《清史列傳》卷6。）同時又在法律上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境貿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官吏庇縱者同罪。「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地語·遷海。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清廷使用全副力量禁海、遷界，其中廣東等地「凡三遷而界始定」，「功令既嚴，奉行者惟恐後期，於是四省瀕海之民，老弱轉死溝壑，少壯者流離四方。」（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地語·遷海。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禁海、遷界給六省特別是江、浙、閩、粵四省的沿海居民帶來了巨大痛苦。
沿海居民世代依海而居，以出海捕撈和貿易為生，禁海已斷絕了他們生計，而遷界令則更剝奪了其生存基礎。「被遷之民流離盪析，又盡失海上魚蜃之利」，（錢儀吉:《姚啟聖傳》，載於《碑傳集》卷15。）大量人口流離失所，「謀生無策，丐食無門，賣身無所，輾轉待斃慘不堪言」，（陳鴻、陳邦賢:《莆變小乘》。）「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僅粵東8郡死亡人數就達數十萬。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沉痛寫道：「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嚴重摧殘和破壞了沿海地區生產發展，由此海外貿易萎縮，商民出洋難以為繼。
二十二年（1863），清軍攻取台灣，康熙終於次年下諭各省，認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處分條例盡行停止，海禁遂開。然而康熙雖以「船隻出海，有裨民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冊，第588頁。中華書局版。）開海可使「窮民易於資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冊，第592頁。中華書局版。）但是出於政治考慮，卻長期以「海禁不可輕開」為念，（《清聖祖實錄》卷77，康熙十七年九月丙寅。）又以「朕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憂慮，（《清聖祖實錄》卷270，第16頁。）擔心漢人與外相通，概不批准任何放寬奏請，一再「詔如順治十八年例，遷界守邊」。（《鄭芝龍傳》，《清史列傳》卷80。）海外貿易重開之後，康熙對此仍不放心，又以荷蘭等國請與中國地方互市，一些地方官員奏請准許中國與西洋、東洋、日本等國出洋貿易，直言「海寇未靖，舡只不宜出洋。」（《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第657頁。中華書局版。）「外國人不可深信，在外官員奏請互市，各圖自利耳。」（《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第666頁。中華書局版。）對海船和出洋嚴加限制，其律令逐年嚴密，不許民間建造雙桅以上海船，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和運載違禁貨物出洋貿易者皆處斬梟示，全家發邊衛充軍。（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樣刑典，律令部匯考三十七，1934年影印雍正銅活字本。）後雖允許打造雙桅船，但卻有著種種限制，民間使用的漁船商船，嚴格限制在五百石以下。
海禁重開後，深受海禁之苦的沿海人民紛紛出國謀生，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居留南洋。清政府因擔心漢人出洋日多會危及統治，並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清聖祖實錄》卷270，第16頁。）於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頒布南洋禁海令，規定內地商船不準到南洋呂宋（今菲律賓）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等處貿易，南洋華僑必須回國，澳門夷船不得載華人出洋。同時加強海路限令，嚴令沿海炮台攔截前往船隻，水師各營巡查，禁止民人私出外境。禁航令頒布後，東南沿海民生凋敝。福建士紳藍鼎元道，「閩粵人稠地狹，田園不足耕，望洋謀生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游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飢寒，竊劫為非之患。既禁之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沿海居民，富者貧，窮者困。」（藍鼎元：《鹿州初集》卷三，論南洋事宜書，《鹿州全集》，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直到雍正初年，福建、廣東等省才陸續開禁，但清廷同時下諭稱，貿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後外出應定期限，免除輕去其鄉而漂流外國者日眾。若逾期不回者，是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之後不許再回內地。
與禁海政策相一致，清朝亦長期限制海外貿易，並對外國人嚴加防範。尤在乾隆期間，由於擔心「民俗易囂，洋商雜處，必致滋事」，懼怕外國人支持漢人反抗清朝的活動，因而清政府一再嚴申「華夷之別」，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正式發布諭令，僅限廣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國船隻僅在廣州停泊、交易，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之前。
禁海令是清政府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和封建專制日益加強的反映，它通過一種自我封閉和摧殘，最終成為了閉關鎖國。統治者從以農為本的思路出發，對工商業充滿了恐懼，亦很少考慮沿海居民出海貿易的需求。清朝正值世界貿易迅猛發展時期，而禁海令則嚴重隔阻了中外之間的商品、文化交流，以及國內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它構築了人們彼此並中外隔絕的一道堤牆，嚴重破壞了沿海經濟，也造成了民眾長期生活在一種閉目塞聽、孤陋寡聞的狀態中，為近代中國貧窮落後埋下了許多悲慘的禍根，其教訓是極為深刻的。

《光明日報》2009年6月23日

❷ 船舶可否在航道上停泊，有無相關法律依據

不可以
依據《物權法》、《航道管理條例》、《航標條例》等法律與法規，航道版設施是國家重要的水運交通權基礎設施，是國家財產受法律保護。「破壞了航道條件，影響其他船舶正常航行，致使航道部門為恢復該航道航行條件增加大量維護成本，是一種侵權行為，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航道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三十一條規定：船舶、排筏在內河淺險段航行，因違章、超載或走偏航道，發生擱淺，造成航道堵塞，航道條件惡化，航道主管部門採取疏浚、改道等應急措施，其經費由船舶、排筏所有人或經營人承擔。因而，船舶「超吃水」航行破壞航道，應依法承擔賠償等民事責任。此外，還需承擔行政法律責任，《航道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侵佔、破壞航道及航道設施的，由縣以上交通主管部門或其受委託的航道管理機構處以不超過損失賠償費40%的罰款。構成犯罪的，還要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條、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承擔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