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立法規劃

㈠ 電子商務有法律保護嗎

電子商務是有法律保護的。
2013年底正式啟動立法工作的《電子商務法》已經列入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今年兩會期間，《電子商務法》走完多數程序已經上交全國人大，等待審議，最快有望今年出台。
國家從2005年起就已經對電子商務的規范和監管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規：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2005年1月）
商務部：《關於網上交易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2006年6月）
商務部：《關於網上交易的指導意見（暫行）》（2007年3月）
商務部：《關於促進電子商務規范發展的意見》（2007年12月）
商務部：《電子商務模式規范》（2008年4月）
商務部：《關於加快流通領域電子商務發展的意見》（2009年11月）
國家工商總局：《網路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2010年6月）

網路購物類法規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993年10月）
全國人大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2001年10月）
商務部商業改革司：《網路購物服務規范》（2008年4月）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網路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2010年5月）

電子支付類政策
中國人民銀行：《支付清算組織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2005年6月）
中國人民銀行：《電子支付指引（第一號）》（2005年10月）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加強銀行卡安全管理預防和打擊銀行卡犯罪的通知》（2009年4月）
中國人民銀行：《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2010年6月）

㈡ 全國人大立法程序大致包括哪幾個環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一般要經過四個階段：

1、提出立法議案。

2、審議立法議案。

3、表決和通過立法議案。

4、公布法律。

(2)5年立法規劃擴展閱讀

地方性法規的制定程序是：享有立法提案權的有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舉行會議時的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本級人民政府和代表（3人以上附議），由主席團提請大會討論，並經全體代表過半數通過。

通過的地方性法規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立法原則的指導和規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立法工作，是一項規模巨大的社會工程。

如何保證不同種類、不同立法部門所制定的法律、法規在目標方面具有一致性，在調整范圍方面互相配合協調，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法規系統，充分發揮其系統的整體功能。

如何避免各級各部門的立法機構或參與立法的機構為本地區或本部門的利益而爭奪權利，逃避義務，如何保證立法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性，具有預測性和相對的穩定性，有一些指導思想和普遍遵循的原則是必要的。

一些學者曾從理論上對此進行過探討和研究。

例如有人認為中國的立法的指導思想應該是五個有利於：即有利於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有利於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有利於發揮各立法主體的積極性；有利於法律的貫徹實施；有利於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

有的學者認為，立法的原則應包括民主、公開、公正、權力義務相一致等。

也有的學者認為，立法原則還應包括中央和地方分工負責、配合協調、新法優於舊法、上級法優於下級法、立法監督等。

但是目前這些討論還限於研究階段，到作為普遍遵循的原則還有相當的距離，還需要作大量的工作。

㈢ 「全國人大法工委」和「憲法和法律工作委員會」有何不同

一、 全國人大法工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工作機構。
法工委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下開展有關法律案的起草、修改、研究及審議服務工作，全面承擔常委會立法工作的規劃、組織、協調、指導和服務職能，對報送備案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司法解釋進行合法性審查，承辦憲法實施監督具體工作，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提供服務保障、當好參謀助手。
具體工作包含：
1．受委員長會議委託，擬訂有關法律方面的議案草案。
2．承擔推動憲法實施、開展憲法解釋、推進合憲性審查、加強憲法監督、配合憲法宣傳等方面的具體工作。
3．負責制定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工作。
4．為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草案服務。對提請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有關法律草案進行調查研究，徵求意見，提供相關資料，提出修改建議稿；在法律草案交付表決前，負責法律用語的規范和文字方面的工作。
5．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及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提出的有關法律方面問題的詢問進行研究予以答復，同時報人大常委會備案。
6．研究、處理並答復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有關立法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以及全國政協委員的有關提案。
7．開展法規、司法解釋的備案審查工作。
8．進行與人大工作有關的法學理論、法制史和比較法學的研究。
9．負責法工委發言人辦公室日常工作，開展法制宣傳，人權理論研究等工作。
10．負責匯編、譯審法律文獻的有關工作。
11．負責法律信息數據的開發、維護和管理工作。
12．負責法工委黨建和紀檢工作。
13．辦理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交辦的其他事項。
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簡稱」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原名「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專門委員會之一。
主要工作職責：
1.統一審議列入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
2.提出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范圍內同本委員會有關的議案；
3.對於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范圍內同本委員會有關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建議；
4.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五年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有關立法項目的建議；
5.檢查監督有關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決定的實施情況；
6.辦理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交付的代表議案；
7.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交付的被認為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
8.審議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交付的質詢案；
9.與外國議會相關專門委員會和法律界進行交流；
10.法律規定的其他職責或者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交辦的其他事項。
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依法承擔推動憲法實施、開展憲法解釋、推進合憲性審查、加強憲法監督、配合憲法宣傳等工作職責。

㈣ 中國立法的詳細流程

中國立法的詳細流程：
(一)法律案的提出
1．有權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體。有權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關國家機關，即全國人大主席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列入會議議程。二是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聯名，也可以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是否列人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議程。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法律規定上述兩類主體可以直接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在實踐中，屬於全國人大立法許可權范圍的基本法律的制定，一般都是在全國人大舉行會議之前，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過常委會審議後，再提請大會審議。實踐證明，這一做法對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法明確規定，向全國人大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以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審議。
2．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的主體。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的主體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關國家機關，即委員長會議、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報告，再決定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如果委員長會議認為法律案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可以建議提案人修改完善後再向常委會提出。二是常委會組成人員十人以上聯名，可以向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不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應當向常委會報告或者向提案人說明。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二)法律草案的形成過程
法律案是指依法享有提案權的機關或個人向立法機關提出的關於制定、修改、廢止某項法律的議案。根據立法法的規定，提出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其中，法律草案文本是法律案中最重要的內容，它以條文的形式體現立法目的、指導思想、原則和所要確立的法律規范。起草法律草案，是立法工作的基礎性環節。
根據中央國家機關起草法律草案的實踐，法律草案的形成過程，一般包括以下幾個環節：
1．立項，作出立法決策。自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來，每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五年立法規劃，每年還制定年度立法計劃。通過制定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將需要制定法律的項目列入規劃和計劃，並列明提出法律草案的大致時間。立項是作出立法決策的重要形式。五年立法規劃經反復討論、徵求意見後報中央批准實施。如果沒有列入規劃和計劃，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和論證，認為需要制定法律的，也可以作出立法決策，組織起草。在作出立法決策時，應當初步明確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立法目的，立法應當把握的主要原則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2．建立起草班子，開展起草工作。立法列項後，根據提出法律案的時間要求，承擔起草任務的機關或部門即著手起草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建立或指定專門的起草人員，組成固定或相對固定的起草工作班子。起草班子一般由來自於與立法事項有關的領導、專家和實際工作者組成。
3．進行調查研究。開展調查研究，是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的重要方面。調查研究的形式包括召開各種座談會、專題研討會、到基層調查、收集各方面的資料等。調查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現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對立法事項的規定；二是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相關規定和做法；三是立法事項的理論研究情況；四是實踐中的主要做法、成功經驗和存在的問題；五是實際工作部門、專家學者對立法事項的意見和建議等。
4．形成草案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研究，進一步明確立法目的，並按照邏輯結構擬出法律框架以及對主要問題的意見，確立起草思路。確定法律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是草擬法律條文的前提和基礎。為了使法律草案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基本可行，有時還要在一定范圍徵求意見和進行論證，並報起草機關的領導審定，以確保起草工作建立在良好的基礎上。
5．起草條文。確定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解決方案後，在研究明確法意的基礎上，著手起草法條，即運用立法技術，科學地表達需要確立的法律規范。起草出來的法律草案，最初一般稱「試擬稿」，供在一定范圍內研究討論。「試擬稿」經起草部門或單位初步討論同意，有的報送有關主管機關批准同意後，形成為「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發各方面徵求意見。對於起草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復雜和敏感的問題，起草班子還要及時向上級請示報告，以作出正確決策和判斷。
6．徵求各方面意見。「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形成後，通常廣泛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將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印發有關方面書面徵求意見，二是召開座談會、論證會和聽證會徵求意見。
7．形成送審稿並對送審稿進行審查。徵求意見稿經反復討論修改後，形成送審稿，報提案機關討論通過。形成送審稿前，起草單位通常要就法律草案中的重大問題，向上級機關請示報告或正式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提案機關不同，對送審稿的審查程序也有所不同。比如，由國務院部門起草的法律案，在送審稿形成之後、國務院決定提出議案之前，先交國務院法制辦審查修改。經國務院法制辦審查修改，協調各方面的意見後，報國務院決定。軍隊各總部起草的法律案，報中央軍委決定前，交中央軍委法制局審查修改。
8．由提案機關討論決定，形成正式的法律案。國務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中央軍委提出法律案，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討論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審判委員會或檢察委員會討論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和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提出法律案，分別由委員長會議或專門委員會討論通過。提出的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如修改現行法律的議案，一般附有修改前後的條文對照表。
(三)法律案的審議
審議法律案，是立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過程，實質是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
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會議舉行前一個月將法律草案發給代表，以便代表進行認真研究，准備意見；二是在大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作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三是各代表團全體會議或小組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四是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對法律草案進行統一審議，向主席團提出審議結果的報告，並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全國人大審議法律案，一般經過一次會議審議後即交付表決。法律案在審議中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經主席團提出，由大會全體會議決定，可以授權常委會進一步審議，作出決定，並將決定情況向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報告；也可以授權常委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提出修改方案，提請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審議決定。這種情況，實踐中曾發生過幾次。比如，1987年4月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審議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後，由於代表對村民委員會的性質等重大問題有較大不同意見，會議決定原則通過該草案，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關於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規定，參照大會審議中代表提出的意見，進一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審議修改後予以頒布試行。據此，1987年11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在對草案進行審議修改後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
2．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常委會會議舉行的7日前將法律草案發給常委會組成人員，以便常委會組成人員進行認真研究，准備意見；二是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作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由提案人委託的人對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以及法律草案的主要內容作出說明；三是常委會分組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在此基礎上，必要時可以召開聯組會議進行審議；四是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常委會組成人員、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見，對法律草案進行統一審議，向常委會提出審議意見的匯報或者審議結果的報告，並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3．關於三審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一般實行三審制，即一個法律案一般應當經過三次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才能交付表決。實踐證明，實行三審制，對於充分發揚民主，保證常委會組成人員有充分的時間對法律案進行深入審議，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根據實際情況，立法法又規定了三種例外情況：一是，如果各方面對法律案的意見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二是，對屬於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如果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也可以經一次會議審議後即交付表決；三是，如果法律案經常委會三次會議審議後，仍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由委員長會議提出，經聯組會議或者全體會議同意，可以暫不付表決，交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一步審議。
根據立法法規定和實踐做法，三次審議之間的主要分工是：
一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草案進行初步審議。一審著重審議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法律的框架結構是否合理等問題。
二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修改情況和主要問題的匯報，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委員會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稱「二次審議稿」)進行全面、深入的審議。二審重點審議法律草案二次審議稿對若干主要問題的規定是否合適、可行。
三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委員會提出的新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稱「三次審議稿」)再次進行深入的審議。三審的審議重點是，各方面提出的對法律草案中若干主要問題的意見是否得到妥善解決，對沒有採納的意見是否有充分、合理的解釋和說明。根據常委會的分組審議意見，法律委員會在當次會議中再次召開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必要的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交分組會議作最後的審議。如果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建議表決稿沒有大的不同意見，則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全體會議表決，以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過半數通過。
4．關於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制度。在立法過程中，除了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參加審議討論、提出意見外，還要廣泛聽取各個方面的意見，是我國立法工作必須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和基本經驗。立法法總結實踐經驗，對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制度，作出了比較全面的規定。主要包括：書面徵求意見、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等幾種制度。
書面徵求意見和座談會簡便易行，可以根據法律草案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有針對性地確定書面徵求意見和參加座談會的機關、組織和專家，便於對有關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因此是我國立法實踐中最經常運用的兩種方式。
論證會，是就法律草案中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問題，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從科學性、可行性角度進行研究，提出論證意見。論證會制度主要是解決立法的科學性問題，論證意見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對立法具有重要影響。為了保證論證意見的客觀、公正，舉辦單位在邀請論證會參加人員時．應當使持各種不同意見的專家都有代表參加，發表意見。論證結論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由同意論證結論的人員簽署，並附少數人的不同意見及其理由，以供立法機關作出全面判斷。
聽證會，是面向社會公開舉行聽取意見會的一種方式。聽證會的主要特點：一是公開、透明。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內容一般事先向社會公布，如果公民有意願出席聽證會發表意見，可以報名參加。聽證會一般公開舉行，允許公眾旁聽和新聞媒體采訪、報道。但如果公開舉行會損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則可以不公開舉行。二是充分、客觀。聽證會的組織者應當在報名參加聽證會的公民中選擇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參加聽證會，以使各種不同意見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反映和表達。三是程序性強。聽證會參加人員往往比較多，為了使參加人員都有平等的機會發表意見，也為了提高聽證會效率，聽證會一般都要制定聽證規則，對聽證會的發言順序、發言時間、會場紀律等作出規定，以保證聽證會有秩序地進行。聽證會結束後，應當將聽證記錄整理成聽證報告書，提交常委會作為參閱資料。
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是立法發揚民主的又一重要方式。對於一些重要的法律案，特別是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案，除採取以上幾種方式徵求意見外，還採取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的方式，公開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實踐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好辦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先後向社會公布了憲法修改草案、民法通則草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婚姻法修改草案等十多部法律草案，公開徵求各方面的意見，收到了很好效果。
(四)法律案的表決
列人全國人大會議審議的法律案，經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各代表團進行審議，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由主席團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律案，經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常委會進行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
所謂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是指實有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不是指代表名額或常委會組成人員名額，也不是指到會的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所謂過半數，是指贊成票超過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半數，贊成票剛好是半數，不是過半數。
(五)法律的公布
法律的公布，是立法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法律生效的必要條件。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簽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載明該法律的制定機關、通過和施行日期。
法律簽署後，及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和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登。在常委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准文本。所謂標准文本，就是凡發現各種法律文本之間不一致的，均以常委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准，以維護法制統一，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

㈤ 我國電子商務法最早是從2000年的關於盡快制定"電子商務法"的議案開始的嗎

2000年12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2004年8月通過了《電子簽名法》；2012年12月份，通過了《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
2013年12月7號，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人民大會堂上召開了《電子商務法》第一次起草組的會議，正式啟動了《電子商務法》的立法進程。12月2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電子商務法起草組成立暨第一次全體會議，正式啟動電子商務法立法工作。根據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電子商務法被列入第二類立法項目，即需要抓緊工作，條件成熟時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 [3-4]
2013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召開《電子商務法》起草組成立暨第一次全體會議，首次劃定中國電子商務立法的「時間表」。
2014年11月25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全國人大會議中心召開電子商務法起草組第二次全體會議，此次會議從起草組成立至，進行專題調研和課題研究並完成研究報告，形成立法大綱。將就電子商務重大問題和立法大綱進行研討。起草組已經明確提出，《電子商務法》要以促進發展、規范秩序、維護權益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2]
2015年1月~2016年6月開展並完成法律草案起草。 [2]
2016年3月10日，兩會期間，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烏日圖透露，電子商務立法已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目前法律草案稿已經形成，將盡早提請審議。 [5]
2016年12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對電子商務立法進行常委會一審。
2016年12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在中國人大網向全國公開電子商務立法徵求意見。

㈥ 三大訴訟法近三年有哪些重大修改或調整的地方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作為我國重要的三大訴訟法,已經連續兩次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5年立法規劃。近日,有消息透露,三大訴訟法即將進行修改完善。
三大訴訟法涉及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保障人民權利、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利劍,此次修改的側重點何在?對於推動我國的民主法治進程有何影響?《法制日報》記者采訪了相關領域的權威專家和參與法律修改討論的權威人士，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修改行訴法有望解「民告官」之難
盡管行政訴訟法已實施20餘年,但「民告官」之路走得並不順暢。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人士透露,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啟動對行政訴訟法的修改工作。
行政訴訟法應在哪些方面進行修改?《法制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
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關於行政訴訟的目的和功能,需要重新定位。增加化解行政爭議、解決行政糾紛的有效辦法。」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據了解,我國在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出於多方面考慮,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了較為嚴格的限制。行政訴訟法採用了兩種方法規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一是概括式,即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作出原則、統一的規定；二是列舉式,即對法院應該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從行政行為的角度加以列舉。行政訴訟法界定行政訴訟范圍的標准有兩項:一是具體行政行為標准,二是人身財產權標准。
馬懷德認為,實踐證明,採用上述方式和標准規定行政訴訟的范圍,在客觀上限制了法院的受案范圍,也限制了原告的訴權,對保障公民、組織的正當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維護行政法治秩序均很不利,有必要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規定作必要調整。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
事實上,在現實中,一些以規范性文件(紅頭文件)侵犯公民權益的事情時有發生。
「起草行政訴訟法時,考慮到訴訟對象如果不受任何限制不現實,所以用了一個概念——具體行政行為,規定只有具體行政行為才可以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為,比如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政府規章等不可訴。」馬懷德說。
馬懷德認為,按照現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人對抽象行政行為不得提起訴訟,只能通過其他監督途徑解決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問題。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目前其他的監督機制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隨著抽象行政行為逐漸增多,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問題日趨嚴重。而且抽象行政行為是針對普遍對象作出的,適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復性,加之層次多、范圍廣的特性,其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具體行政行為。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對違法抽象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並予以撤銷,就有可能導致不當抽象行政行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圍內連續發生,使更多的相對人蒙受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說,抽象行政行為比具體行政行為更具有危險性和破壞力,因此,更有理由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范圍。
除抽象行政行為外,馬懷德提出,還有兩類行政行為也需要納入立案標准:內部行政行為。因為內部行政行為針對的對象比較廣泛,公務人員都是受內部行政行為約束和規范的對象,如果這類行為一旦發生違法或者錯誤,可能造成公務員合法權益的損害,所以有必要納入訴訟范圍進行監督。還有就是行政機關的其他行為,包括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
「現在亂發紅頭文件的現象比較普遍,也很少受到有效的法律約束。20年前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可能並沒有意識到紅頭文件可能成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合法權利的載體和形式,而且當時認為很多紅頭文件是行政執法的依據,也不宜納入訴訟范圍。但現在看來,中國法制建設經過20年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意識的增強,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已經基本上受到各方面法律的約束。但是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監督約束制度並不健全和完善。所以亂發紅頭文件的現象還比較普遍,人大監督、社會監督以及新聞媒體的監督還都不夠常態化,沒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所以,我主張盡快建立對抽象行政行為可以提起訴訟的制度,以此來約束紅頭文件。」馬懷德說。
修改行政訴訟法方便起訴
不久前,媒體報道的一則消息引起社會關注。湖北省的一位老人發現,在無任何法律依據條件下,自己的檔案被湖北省黃岡市糧食局於2006年12月轉移至該市勞動保障事務代理服務中心「死亡人」檔案,宣告其死亡。這位老人將相關單位告上法院。
庭審中,黃岡市糧食局並不否認這位老人被打入「死亡檔案」一事,但該局以糧食局不是侵害主體和構成侵害名譽權民事責任要件缺失為由,請法院駁回該老人的訴訟請求。
據此,黃岡市黃州區人民法院認為這位老人起訴證據不足,一審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馬懷德認為,由於我國行政機關林立、層次復雜,存在大量的內部機構、臨時機構、聯合執法機構、派出機構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如何確定這些主體的訴訟地位是一大難題。
「應該通過行政訴訟法修改,完善行政案件的審判體制和管轄制度,依法保證人民法院能夠依法獨立行使行政審判權。現在行政訴訟中出現了立案難、訴訟難、審理難等一系列問題。作為行政機關的被告可能會對法院實施干預,會出現拒不答辯、不提交答辯狀、拒不出庭、不應訴或者通過各種方式給法院施加壓力等情況。所以要通過改革行政審判體制或者從技術上作改動,比如地方上探索的交叉管轄、異地管轄等措施,也都可以在修改行政訴訟法中加以體現。」馬懷德說。
修改程序利於化解執行難
據了解,除了起訴難外,執行難也是讓許多人把「民告官」視為畏途的原因之一。
馬懷德認為,長期以來,行政判決裁定的執行難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被告作為行政機關敢於抗拒法院的裁判。目前法律規定「罰款」和「向行政機關提出司法建議」等執行方式遠不能解決所有執行難問題。為此,這需要通過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方式予以解決。
「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應該不斷完善行政訴訟程序。其一,根據行政訴訟法實行20多年的經驗,將有些制度做一些反思並加以有效處理。比如行政訴訟可以通過協調來解決爭議。其二,提高審判效率,對一些爭議不大的案件可以通過簡易程序進行。其三,判決方式的種類需要在修改法律時進一步明確。其四,增加行政判決的執行力。我們主張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增加相關追究行政機關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的法律責任。過去,如果拒不執行法院判決,會對行政機關進行罰款,我認為應該將這個罰款轉移給行政機關的首長。」馬懷德說。
如何走出「民告官」困境
馬懷德認為,行政訴訟法實行20年來即將面臨第一次修改,這是走出「民告官」的諸多困境、促進法治政府建設的一大契機。
「上述提到的行政訴訟法修改的幾大方面就是為了讓原告在行政訴訟案件的起訴中能夠更加便捷,法院在審理中能夠排除一些障礙、更加公正地審理這些案件,使得判決能夠執行,都是為了讓『民告官』逐步走出困境。」馬懷德說,行政訴訟是在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司法監督途徑,也是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重要訴訟渠道。
「從行政訴訟法實行20年的歷史看,行政訴訟法對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完善的行政訴訟制度,特別是將所有爭議都納入行政訴訟解決途徑這一有效渠道的話,可以化解大量的官民爭議,同時也可以提高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最重要的是能夠救濟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對於受到行政行為侵害的原告而言,能夠通過行政訴訟獲得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獲得權益的保障。」馬懷德說。
刑訴法修改或涉及銜接律師法
對話人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
《法制日報》記者 趙 麗
對話動機
刑事訴訟法到底怎麼修改、要遵循怎樣的原則修改才能真正完善刑事訴訟制度,推進法治進步,是問題的關鍵。為此,《法制日報》記者與曾多次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討論的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律師進行對話。
對話
記者:現階段執行的刑事訴訟法實行多年,法律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討論對其進行修改的?
田文昌:大概是在三四年前,不論是專家學者還是實務界人士,都提出現階段執行的刑事訴訟法需要修改。所以,應該可以說關於刑訴法的修改工作近年來一直在進行,屬於在修改的過程中,只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直沒有出台。
記者:因為什麼原因沒有出台?
田文昌:主要是其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一直沒有定下來,有些是存在爭議的問題,有些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據我了解,今年刑訴法的修改是被列入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中,表示修改的刑訴法今年要正式出台,所以現在有關部門又開始加緊步驟進行討論和起草。
記者:此次刑訴法修改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田文昌: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有一點就是為了和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師法相銜接。其實在律師法起草、出台之前,律師法的法律法規中所主要體現的問題,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討論過程中都涉及到了。但是,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並沒有像預期那樣先於律師法出台,反而是律師法先出台。從而導致原本想在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體現的部分問題,在律師法中體現出來了。
記者:有些問題既然在律師法中已經做出了相應規定,為何又要在刑事訴訟法中進行修改?
田文昌:因為律師法在很多方面和刑事訴訟法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另外,律師法出台後,本身也存在一些爭論。所以,下一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將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相協調,也就是說,律師法中的一些相關內容應該體現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去。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目前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討論的各方主要關注哪些問題?
田文昌: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是現在大家關注得比較多的問題,這個問題與沉默權有關系。另外,證人出庭的問題、律師會見與閱卷的問題、關於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辯護人偽證罪的問題、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也比較受關注。
記者:去年,兩高三部出台關於排除非法證據的「兩個規定」。最近,有報道稱,此次刑訴法修改可能將「兩個規定」上升為正式的法條。
田文昌:兩高三部的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規定出台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實踐中,還有一些問題很難落實,比如排除非法證據的舉證責任還不明確。現在需要解決的是,怎樣進一步落實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因為這將直接影響案件的正確判決。
記者:除了備受關注的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外,還有哪些問題是此次刑訴法修改亟待解決的問題?
田文昌:目前,專家學者們都認為證人出庭問題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在全世界范圍內均存在,如果證人不出庭,那麼證據就屬於傳聞證據,傳聞證據是沒有辦法質證的。還有一個就是二審開庭的問題。現在二審只是進行書面審理。我們認為,如果二審不開庭審理,就不能稱之為審判,是屬於審查活動。因為審判有幾個最基本的要素,比如質證、辯論、交叉訊問等,如果這些環節都不存在,那就失去了法庭審理的基本特徵。同時,大家討論很多的,還有訊問嫌疑人(被告人)時代理律師在場權問題。
記者:您對此次刑訴法修改有什麼建議?
田文昌:關於司法鑒定的啟動權問題是我在上次刑訴法修改討論時特別提出來的。現階段,我國只有控方公訴機關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被告人方面沒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所以,作為律師,我們呼籲也要給辯護方司法鑒定的啟動權。
如果控辯雙方都做出了自己的司法鑒定,那麼司法鑒定人在庭審過程中就必須出庭進行質證,最後由法庭來認定司法鑒定的准確性等相關問題。
民訴法修改應注重製度協調
對話人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潘劍鋒
《法制日報》記者 任雪
《法制日報》實習生 趙晨熙
對話動機
據了解,2007年,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首次修改,那麼,此次修改將側重哪些方面?可以解決哪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與參與此次民訴法修改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潘劍鋒進行對話。
對話
記者:據了解,在2007年,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首次修改,但修改內容不多。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再次啟動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請談談您對此次修改的看法。
潘劍鋒:總體來說,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有點兒落伍,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因此對其進行相應的修改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對公益訴訟和小額標的、小額資金的訴訟沒有進行相應的規定,但是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公益訴訟、小額標的案數量較多,因此必須對此進行相應的規定,才能更好地解決此類訴訟問題。
此外,現行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大多比較概括,而且在操作制度方面也有些落後,比如像簡易程序和證據方面的規定都比較籠統,但實際情況是有大量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因此,2003年出台了有關簡易程序的司法解釋。此次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對其進行細化,簡易程序判決書的製作、調解工作的進行以及簡易程序的審理過程等問題都應加入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
記者:此前有消息稱,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的核心是強化對當事人的訴權保障,強調解決當事人起訴難、收集證據難、申訴難等問題。對此,您如何看待?
潘劍鋒:我比較關注起訴難、取證難和執行難等問題。拿起訴來說,這次的修改要降低起訴門檻、降低起訴的難度。現行民事訴訟法中的起訴要件,在一些方面其實等同於裁判要件,而實際上,裁判要件的規定比起訴要件高,所以說現在起訴的門檻較高。因此,此次修改要對這部分內容進行修正,分清起訴要件和裁判要件,降低起訴門檻。
記者:還有人提出,應該在民事訴訟法中體現救濟的內容。
潘劍鋒:在2007年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時,就已經重視、加強救濟問題了。我個人認為,在修改中增多救濟和注重對救濟的修改是很好的。我認為,此次對救濟作進一步修改,應該細化申請復議程序,比如對申請復議的條件、法院的決斷等,都要做出明確細致的規定。
記者:在您看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中,有哪些是迫切需要修改的?
潘劍鋒:我認為迫切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加入防止惡意訴訟的制度。從目前來看,惡意訴訟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有些當事人不夠誠信,通過訴訟損害國家、社會或者第三方的利益；還有一些人實際並不以訴訟為目的,而是通過訴訟來為自己牟利。這些行為都屬於惡意訴訟行為。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作任何規定,因此不利於處罰、制止這種行為。
另外,現行的民訴法對於證據運用的程序規定還不夠細致,因此,此次修改應對證據取得、證據的審查、證據的判斷等方面進行細化、完善。
記者: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是否存在一些難點?
潘劍鋒:我認為難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就是像惡意訴訟這樣的新制度,比較難出台。因為我們以前並沒有明確的規定,也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在制定方面會存在一些難度。還有一個難點,就是要做好制度與制度之間的銜接、協調。單單完善和修改一個制度並不難,但是要想做好制度間的相互融合、協調比較有難度。比如像一審、二審和再審的關系,一審是必要性程序,而再審則是補定性程序。現在規定應該是一起訴訟如果進行了再審,就不應該再回到一審。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再審發現問題後,還是打回到一審程序,這其實是不合理的。這就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總結經驗,並參考和結合其他的制度法規。
記者:您希望民事訴訟法修改應遵循怎樣的原則進行?
潘劍鋒:我希望對民事訴訟法進行整體地、細致地修改,讓原有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富操作性；對原來沒有的制度,也要增加進去,豐富內容,並且要做到制度間的協調,不要出現相互矛盾的地方。
記者:目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進行到什麼階段?
潘劍鋒:現在還只是最初的階段,草案還沒有出來。我認為最早也是在今年10月提交草案,之後逐步進行。(記者杜曉
實習生李媛)

㈦ 房地產稅推進定調穩妥，隻字之差有深意 賈康：可能會遲到 但不會缺席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近年來樓市上空一直懸著一隻 「靴子」——房地產稅。每年兩會，房地產稅的進程都引發各界關注，今年亦不例外。

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加快建立現代財稅制度一項中，《意見》提出要「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

這與2018年相關表述相同，而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關於房地產稅的表述則是「穩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從「穩妥」到「穩步」，一度被解讀為房地產稅立法工作或已有推進步驟。

如今，從「穩步」再回到「穩妥」，一字之差卻別有深意。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向時代財經表示，「穩妥是一個更謹慎的詞，（原因）還是感覺比較棘手、難度比較大，但是方向不變，改革的確定性和勢在必行是沒有變的。」

調控樓市不是立法初衷

房地產稅的立法工作在艱難中推進。2013年，房地產稅立法首次被提上日程，2015年被列入預備項目，2016年被列入第一類立法項目。到了2017年，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傅瑩表示，沒有把房地產稅草案提請常委會審議的安排，但把制定房地產稅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規劃。

隨後，從2018年的「穩妥推進」到2019年的「穩步推進」，房地產稅的落地似乎越來越近了。2019年，繼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穩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後，3月8日的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再次提到房地產稅法，稱要集中力量落實好黨中央確立的重大立法事項，制定房地產稅法等多項立法的調研、起草都要加緊工作，確保如期完成。

中國城市房地產研究院院長謝逸楓對時代財經指出，房地產稅包括房產開發、流通、保有等諸多環節，涉及房產稅、土地增值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諸多稅種，其實施目標是為了完善房地產稅收體系。

我國目前現行的房產稅於第二步利改稅以後開征，以房屋為征稅對象。1986年9月15日，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該《條例》從1986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

「房產稅和房地產稅，兩者有一定的替代關系，但是不完全一樣。房產稅只針對商業性房產征稅，對於自主物業暫時免徵；房地產稅一旦開征，則面向所有的房產，無論其是否屬於商業性質。2016年5月我國全面推行營改增之後，地方稅的主體稅種消失了，需要新的主體稅種取而代之，房地產稅就成為首選。」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教授林江對時代財經稱。

在金杜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葉永青律師看來，調控樓市並不是房地產稅的立法初衷，其主要立法目的是為地方政府籌集財政收入、健全地方稅體系，及通過對普通房產不征稅、對大部分房產徵收輕稅、對少量奢侈性房產徵收重稅的方式調節和促進社會公平。

但房地產稅還是多被認為是房產行業的重大利空。2019年3月8日的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再次提到房地產稅法後，港股、內房股於當日全線大跌，恆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跌5.17%，多家龍頭房企股價跌幅超5%。

「靴子」還難落地

關於房地產稅的討論已超過十年，而無論從立法層面還是執法層面，房地產稅的落地或許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房地產稅立法工作由全國人大預算工作委員會會同財政部牽頭起草草案。對於重要稅種的立法，在草案起草階段、最遲在提交人大形成徵求意見稿後，會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通常全國人大還會通過中國法學會組織法學專家論證、提出修改建議。融合公眾和專家修改意見後的文本會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三次審讀。」 葉永青律師對時代財經介紹到。

「理論上，房地產稅法不屬於基本法律，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審議通過，但考慮到社會關注程度很高，也不能完全排除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的可能性。」

他認為，房地產稅一旦開征，由於整體稅負上升對房地產產業鏈的利空、部分閑置房產被集中釋放等原因，短期內可能導致房價下挫。但如果開征時間節點把控得精準，房地產稅不會長期地、顯著地對樓市造成不利影響。

在林江看來，房地產稅一旦開征，短期內不一定會直接對樓市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房地產稅出台後，會合並或取消原來徵收的部分房地產相關稅收，如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從總體稅負上說，房地產稅的開征不一定會直接增加房產持有人的負擔。

「但其影響是長期的，特別是目前我們還沒有辦法確定房地產稅推出後的具體細節，如果不是簡單地把現在徵收的房產稅及其他相關稅種平移到房地產稅，就可能增加稅負。但稅負增加是否一定導致房價下跌，答案也不確定，主要還是得看供需關系。如果購房者眾多，持有房產的人並不擔心房子賣不出去，賣房者會把房地產稅負轉嫁給購房者，從而導致房價不跌反升；反之，房價會下跌。」

而房地產稅面臨征稅范圍、稅率、計稅依據等諸多技術性問題，在葉永青律師看來，即便通過立法，房地產稅在實施中也將面臨兩大難點，一是全面、透明的產權登記，二是房地產評估機制。

「這兩點可謂是實行房地產稅的基礎性制度環境要素。特別是後者，由於目前以房地產評估值作為房地產稅計稅依據基本成為房地產稅立法的共識，如何對全國不同地域的房地產進行估值，由哪一機構負責發布估值，以什麼頻率或周期進行重新估值等等，都是需要解答的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曾表示2020年要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目前來看，房地產稅大概率不受此時間節點的倒逼。林江認為，今年人大會否討論房地產稅法的可能性皆為50%。

「應該推出的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比較大，急需通過開征房地產稅這個地方稅主體稅種來增加財政收入來源；但同樣，如果疫情使購房者收入不穩定甚至下降，房地產稅會讓他們倍感供樓壓力增大、購房意願下降，進而導致房價下跌。因此我認為，應該在疫情基本結束、經濟反彈跡象比較明顯的時候再通過房地產稅的立法。」

葉永青律師則表示，房地產依然在宏觀經濟中扮演重要作用，基於當前內外宏觀經濟形勢，2-3年內房地產稅不會真正落地。但3-5年內，不論是出於抑制資金進一步流向房地產市場的目的，還是出於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優化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的目的，房地產稅都應當落地。

而在賈康看來，作為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中構建健康長效機制必須解決的基礎性制度建設問題，房地產稅並不存在法理上的硬障礙，一旦條件具備，還是應該積極地考慮推出它的立法程序。「『穩妥推進』並不代表在本屆人大任期內不考慮這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