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新聞法規

1. 我國建國所有以來有關新聞的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壓縮整頓音像單位的通知

新聞出版署、國家計劃委員會、建設部關於圖書發行網點建設若干問題的通知

重申出版黨中央會議學習輔導材料的有關規定新聞出版署關於認定、查禁非法出版物的若干問題的通知

新華書店圖書發運工作辦法

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新聞出版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廣播電影電視部關於禁止在宣傳品出版物及有關商品卜

使用人民幣、外幣和國家債券圖樣的通知

關於出版黨代會、黨中央全會和全國人代會文件

及學習輔導材料的暫行規定

關於縮小協作出版范圍的規定

國營報社成本核算辦法

圖書總發行管理的暫行規定

關於加強國營書店多種經營管理的暫行規定

新聞出版署科學技術進步獎勵辦法實施細則（試行）

科學技術期刊管理辦法

新聞出版署、海關總署關於頒發音像製品進口出版許可證的通知

國家版權局關於加強音像版權管理的通知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個人攜帶和郵寄印刷品及音像製品進出境管理規定

新聞出版署關於轉發國家測繪局《關於調整地圖上表示香港、澳門地區有關技術規定的通知》的通知

國家版權局關於報刊社聲明對所發表的作品享有專有出版權的意見

關於出版社自辦發行圖書的暫行規定

新聞出版署關於重申制止濫編濫印中小學復習資料的規定的通知

新聞出版署關於出版社不得要求作者個人包銷圖書的通知

關於圖書發行浮動折扣的試行辦法

新聞出版署關於加強新華書店門市部圖書宣傳和陳列工作的通知

新聞出版署關於不得擅用中央和國家機關名義編書和推銷圖書的通知

國家版權局關於當前報刊轉載摘編已發表作品付酬標準的通知

新聞出版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新華書店經營音像製品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

新聞出版署重申《關於徵集圖書、雜志、報紙樣本辦法》的通知

關於建立出版企業發展專項資金的規定

新聞出版署轉發《關於民族貿易縣貿易貸款實行優惠利率的通知》的通知

關於加強農村圖書發行工作的意見

新聞出版署關於出版曾任和現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著作的補充通知

新聞出版署關於調整向北京圖書館繳送雜志樣本數量的通知

新聞出版署關於音像出版單位不得出版圖書的通知

國家版權局關於維護出版社出版外國作品專有出版權的通知

新聞出版署關於期刊出版增刊有關事項的通知

關於加強計劃財務工作的意見

關於調整少數民族省（區）圖書發行折扣的若干規定

新聞出版署關於建立新聞、出版三資企業審批程序的通知

新聞出版署關於貫徹執行國務院《法規匯編編輯出版管理規定》的通知

2. 清政府制定了哪些新聞法規，清末新聞法律制度的特點是什麼

近代報刊的蓬勃發展是清末新聞法規①出台的重要背景。盡管報刊古已有之，但新聞法的誕生卻是近代以後的事情。由於以邸報為代表的古代報刊，主要由朝廷獨家掌控，所載內容無非是詔令章奏、官吏升降，既無時論，也無社會消息。其內容既無涉平常百姓，與國家政治更無針砭，因此，對於這類報刊很少有管制的必要，更不可能出現專門的法律。在清代，對報刊的管理大都援用「大清律例」中禁止「造妖書妖言」的條款。其中規定：「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斬監侯」，「各省抄房，在京探聽事件，捏造言語，錄報各處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1](P6)而舶來的近代報刊其主要特徵在於傳播新聞信息和發表時事評論。隨著近代報刊功能的轉變，加之近代新聞事業的迅猛發展，迫使清政府改變了視報紙為洪水猛獸的態度，轉而開始關注和創辦近代報刊，使之為政府所用。
這個時候，清政府一方面開始官辦報紙，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將陳寶琛，黃遵憲所辦的強學會改為官書局，並由總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主事出版《官書局報》、《官書局匯報》。籌備立憲期間，更有不少的大臣官員紛紛提議籌設官報或者上奏談論官報，如御史趙炳麟請令會議政務處籌設官報局；憲政編查館大臣奕劻等奏辦理政治官報酌擬章程；湖南試用道李頤陳言安內攘外非整治報館不可；福建布政使尚其享請於京師及各大通商口岸設立報館；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奏創辦黑龍江官報等[2](P12)。另一方面清政府開始關注新聞法的設立，「報律」一詞首次在政府的官文書中出現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孫家鼐因籌辦《上海時務官報》事奏稱：「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為轉傳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將籌辦官報事宜與孫家鼐說』。……至報律，由康有為譯采各國律例，交臣送呈御覽，恭候欽定，臣以為康有為所籌，事尚可行，請俯如所請，謹具摺奏明。」[3](P28)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康有為上《請定中國報律折》，明確地提出了設立新聞法的要求，「臣查西國律例中，皆有報律一門，可否由臣將其譯出，凡報單中所載，如何為合例，如何為不合例，酌采外國通行之法，參以中國情形，定為中國報律。……並由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領事，凡洋人在租界內開設報館者，皆當遵守此律令。各奸商亦不得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黃議論，於報務及外交，似不無小補。」[4](P334)針對康有為的奏摺，六月二十九日(1898年8月16日)光緒上諭：「所著論說，總以昌明大意，決去壅弊為要義，不必拘牽忌諱，致多窒礙。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應由康有為詳為譯出，參以中國情形，定為報律，送交孫家鼐呈覽。」 [3](P28)由此，這就成為了中國著手制定新聞法的開始。不過因同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發生戊戌政變，主張變法維新的人士或被捕或流亡，翻譯泰西報律，以應研訂中國報律的計劃自然也就成了水中之月。但根據上述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光緒指定康有為定報律的主要目的非為管制新聞，而是欲仿照西方報律，制定近代的新聞法。在之後新聞法規的實質制定過程中也說明了這一點。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民政部與法部的會奏稱：「報館之設，原以開通風氣，提倡公論為主，其言論所及，動與政治風俗相關，東西各國，主持報務者，大都為政界知名人士，而政府亦復重視報紙，籍以觀眾意之所歸，惟是言論過於自由，則又不能免越檢逾閑之慮，故各國皆有新聞條例之設，用以維持正義，防制訛言，使輿論既有所發抒，而民聽亦無淆惑，意至善也。」「中國報業，萌芽伊始。京外各報，漸次增設，其間議論公平，宗旨純正者，固自不乏，而發行漸多，則不免是非雜出。若不詳定條規，申明約束，深恐啟發民智之樞機，或為籍端牟利惑世誣民者所波累，而正當之報紙，轉不足以取信於士民。」[3](P32)
再次呼籲新聞法規的制定，已經是到了清末新政的前夕，清末新政為開啟近代新聞立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也使新聞法的制定成為了現實。光緒二十六年(1900)，鄭觀應將其名作《盛世危言》修訂為八卷本，第三次印行。他在《日報上》一文中增添了一段有關新聞法制的闡述，並明確提出了報律問題：「中國現無報律，而報館主筆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當道因噎廢食，則外國報顛倒是非，任意毀謗，華人竟無華報與其爭辯也。故將英國、日本報律譯呈盛杏蓀京卿，奏請選定頒行，准人開設，俾官商各有所遵守。」[5](P347)其後，汪康年在給瞿鴻潟的信中也建議：「近來風氣趨變，宜速定報律。令准民間開設報館，如有不協，皆以報律從事。」「如此則報館多，多則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析而愈明。」「知照各國各使，無論任何人在我國界內辦報，皆照報辦理。」「欲設日報者可以不必掛洋牌，而忠於國家之論日益多。」 [6](P64)次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將制定新聞法規的呼聲傳輸到朝廷之上，在其應詔上疏中要求清廷「粗定報律」：不得輕議宮廷；不得立論怪異；不得有意攻訐；不得妄受賄賂。此外，「宜少寬禁制，使得以改革立論，風聞紀事；不然，則恐徒塞銷售之徒，不足問讒慝之口。」[7](P227)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回國後所呈遞的《奏請以五年為期請行立憲政體折》中，更為明確地提出應迅速制定集會、言論、出版三項法律，「集會、言論、出版三者，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為幸福。然集會受警察之稽查，報章聽官吏之檢視，實有種種防維之法。非若我國空懸禁令，轉得法外之自由。與其漫無限制，益生厲階，何如勒以章程，咸納軌物。宜採取英、德、日本諸君現行條例，編集會律、言論律、出版律、迅即頒行，以一趨向而定民志。」與此相呼應，報界也發出了要求制定新聞法規的呼聲。1903年10月上海《申報》發表社論，擁護清廷制定報律：「考東西洋各國所出各報，必經官吏核明，始行刊布，其於謗議泄露，亦皆懸為厲禁。中國未有報律，故終無法以處之。必欲整頓各報，非修訂報律不可。」[8]1905年8月12日到23日，香港《有所謂報》發布鄭貫公撰寫的長篇論說《拒約須急設機關日報議》，內雲： 「報律不能不先以定也。立憲之國，固有公同認可之報律，舉凡報社，莫不珍重而恪守之。吾國自來無所謂報律者，只有官場勢力而已。今言報律，將從何起?曰：由吾報社自采其合於文明公理者，定其方針。查報律之大要，最重道德，而道德有公私之分，公德有害，報可聲罪以除之也，無論政界、學界、農工商界、及種種社會，皆可評論也。惟個人私德，無關於世者，不能誣捏妄揭也。記者又監督政界及代民鳴不平之特權，惟不能煽亂以壞治安也，又不能造謠以惑人心也，又不能侈譚猥褻以誨淫也，此其要略大綱也。今辦拒約之報，尤當以最文明之引導，以為一般社會之警鍾。歷觀外強自帝國主義之政術發明，專伺野蠻之暴動，以插其藉端償欲之足，而施其酷腕，強權世界，公理泯然，此不可不慎之又慎也。矧今日不銷美貨以為抵制之舉，實逼於強權而無可如何之策，上下社會，共表同情，公憤所在，激變最易。若報紙而不以文明善法為鼓舞，誠恐暴動一起，則大局不可收拾，而抵制之前途，必陷於恐怖之悲境，揆諸理固不合，對於勢又不宜。故曰：報律不能不先認定也。」[9](P52-53)

本文原文
清末籌備立憲期間，新聞法規的制定進入了實質性的階段，從1906年至1911年清政府先後制定了一系列專門適用新聞事業、或與新聞事業有關的、或含有調整和規范新聞事業條款的法律，其中專門適用新聞事業的有《大清印刷物專律》(1906年7月頒布)、《報章應守規則》(1906年10月頒布)、《報館暫行條規》(1907年9月頒布)、《大清報律》(1908年3月頒布)、《欽定報律》(1911年1月頒布)。這些新聞法規是在清政府全面變法修律，吸收西方法律理論，引進西方法律原則，通過移植、重新構建中國新型的法律體系的背景下進行的。當時刑律民律以及商律等主要法案，都是經由沈家本、伍廷芳所主持的法律修訂館，聘請專家進行編纂。晚清的法案主要由各部院、法律修訂館、憲政編查館起草，同時憲政編查館對於草案具有核訂權，是實質意義上的立法機關。從現有掌握的資料來看，起草法案最多的法律修訂館沒有參與新聞法規的制定過程。《大清印刷物專律》由商部、巡警部、學部會定；《報章應守規則》由巡警部擬定；《報館暫行條規》由民政部擬定；《大清報律》由商部擬具草案，巡警部略加修改，由民政部、法部會奏，交憲政編查館議復。從這點看這些新聞法規多屬部訂專章，只有《大清報律》是經過了比較繁復的立法程序，最後交由憲政編查館核訂。這一方面說明了清政府在制定《大清報律》的審慎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除《大清印刷物專律》之外其他幾部新聞法規在制定過程中的倉促。
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初二，光緒帝就《御史王步瀛奏請速訂報律頒行》諭令商部擬具報律草案，妥籌辦理，商部提出草案後，由巡警部酌為修改。當時法律修訂館正式開館(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才半年多，其主要工作重在刪削舊律，內容分為刪除、修改、修並、續纂，清末大規模的修律工作並沒有完全展開。而這個時候光緒就諭令部院制定報律，說明其對報律的認識和重視。
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清政府頒布了作為中國歷史上關於新聞出版的第一個專門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由於當時中國的整個立法修律工作都是在岡田朝太郎、松岡義正、岩谷孫藏等一大批日本法學家的協助下依日本法律為藍本完成的。故該專律取法於日本明治二年(1869)先後頒布的出版條例和新聞紙印行條例。該專律雖然包括了對新聞事業的管理，但重點並不在新聞事業。另外，在《大清印刷物專律》頒布的3個月後就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這一點也說明《大清印刷物專律》重在對一般出版物的管理，而對於報業管理則需要單獨的立法。

緊接著，清政府又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該規則只是對報紙所登內容做了原則性的規定，基本是禁止性條文，其主旨在於八個「不得」，僅僅149個字。共9條。[10](P30)關於《報章應守規則》的頒布時間，一般認為是1906年10月16日[11](P406)。但根據1906年10月13日的《申報》的《本館接警部頒發報律九條專電》②來看，頒布時間應該是1906年10月12日。假如是1906年10月16日頒布，那就是說巡警部提前4天就將未頒布的《報章應守規則》交由報館，對於頒布法律這樣十分嚴肅的事情，巡警部絕少可能這樣做，因此10月16號之說不大合理。而如果該規則在10月12日公布，於10月13日登載在報紙上，還是較為合理的。
之後，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由民政部擬定的《報館暫行條規》在《報章應守規則》的基礎上做了許多具體性的補充。第三條至第六條概括了《報章應守規則》的八個「不得」，而其餘條款主要是就報紙的開設批准事項，以及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等做出規定，還有就是對違犯條規者的處罰規定。但仍如其第十條所說的那樣，「以上所定系暫行條規，俟報律編成奏准後，應照該律辦理。」[12]
在《大清報律》正式頒行之前，報律尚未制定完成的情形下，即先行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暫行條規》。這都是為了適應當時新聞事業迅猛發展，加強新聞事業管理的需要而做的臨時之舉。從《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暫行條規》這兩部新聞法規的內容上看也反映了這種臨時性。
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九日頒布的《令民政部、法部會同妥訂報律之上諭》：「諭軍機大臣報律關系緊要，前據民政部具奏僅系《報館暫行條規》，所有應行編纂之報律，著民政部，法部迅速會同妥訂，奏明辦理，毋再延緩，經憲政編查館嚴定，厘為四十五條，請通敕各省一體遵行。」[13](卷8，P706)十二月，民政部與法部會奏：「查此項報律，先經原設商部擬具草案，由原巡警部酌為修改，共成四十六條。當以事關法律，非詳加討論，不易通行。」會奏還對當時外報占報業中很大比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分析和考察，並特別強調報律的制定工作應當咨商外務部。「京外報館，由洋商開設者，十居六七，即華商所辦各報，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間，若編定報律，而不預定施行之法，俾各館一體遵循，誠恐將來辦理分歧，轉多窒礙，迭經咨商外務部，體察情形，妥為核覆。」當然，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在外強面前奴顏婢膝的嘴臉。會奏還建議：「各項法律正在修訂之際，尚未悉臻完備，若將此項報律遽為訂定，一時恐難通行，擬應暫從緩議。」同時，還對《報館暫行條規》的頒行做了解釋說明，「報章流弊漸滋，不可不亟為防閑之計，故先將該律草案，摘要刪繁，擬成暫行條規。奏明試辦。」會奏主張對報律的制定工作應當採取慎之再慎的態度，以期達到「務其寬嚴得中，放之皆準，以為推行盡利之地」[3](P32)的目的。
由於光緒帝毋再延緩的訓示以及不少大臣的條陳催促，民政部與法部將擬訂的報律草案由原來的四十六條修改成四十二條，附則三條，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十三日即交憲政編查館進行覆議。兩天之後，憲政編查館便將議核報律之事上奏光緒帝。奏章中首先強調了報紙的地位和作用，「環球各國，莫不注重報紙，凡政府之命令，議院之裁決，往往經報紙之贊成，始得實行無阻。」比較俄羅斯，瑞士，挪威等國運用刑律來鉗制報業發展，中國則主張「符合言論自由之通例」。奏章總體肯定了報律草案，「檢閱原案四十二條，蓋折衷於日本新聞條例，酌加損益，尚屬周密」。但因「逆黨會匪……籍報紙之風行，逞狂言之鼓吹」，奏章認為：草案中對違反第十四條第一款詆毀宮廷、第二款混淆政體、第三款擾害公安的行為，僅以二十日至二年監禁、附加二十元至百元罰款的處罰尤顯輕縱，主張對其情節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從該奏章可以看出，雖然憲政編查館認為報律草案「尚屬周密」，但由於革命黨人籍報紙鼓吹革命，其勢正盛，故主張對原報律加以修正，即行奏請公布實施[10](P35)。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大清報律》正式奉旨頒布實施。
當時的報刊對報律制定等相關內容的報道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報律的制定情況。1908年2月26日，《東方雜志》第五卷第一號的一段記述「先於光緒三十一年准商部咨送擬報律會商具奏，當經原設巡警部酌為增改，以租界外埠多相關涉，咨送外務部會覆在案。嗣以拿辦中華報館主事彭貽孫等一案，臣部以報律關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而報章流弊漸滋，又不可不亟為防閑之際，是以一面酌定約束報館規則，行令內外城巡警總廳遵照辦理；一面復經請旨飭下修律大臣纂訂報律於三十二年九月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這說明早在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時，就已完成了報律(《大清報律》)草案的制定工作，之所以沒有頒布實施，是因為清政府注意到「報律關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常與租界外埠多相關涉，因此在制定報律時尤為慎重。

《大清報律》頒布實施後，「各報館不遵行，外人所設者尤甚。」[14](P265)宣統元年(1909)九月十七日，《民政部上奏請修正報律條文折》對《大清報律》第七條和第四十二條提出了修改意見。主張實行事後追懲制，以及認為京城報館的違法事宜不應當由巡警廳辦理，因為巡警廳既然是行政機關，對於報館的違法事宜就只有行政檢查權，而沒有審判權，審判權應當歸屬各級審判廳[15](P1039-1040)。民政部的這兩條修改意見，後又由民政部會同法部和修訂法律大臣，交由憲政編查館再行考核，憲政編查館在覆核後，於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奏，交由資政院議決。後由軍機處再行議覆，憲政編查館在覆核後，「於文義未協之處逐條釐正」[10](P37)，將民政部會奏的四十一條，附條四條，改為律文四十條，附條五條，在經過軍機大臣、資政院就該律第十一條和第十二條展開了一場舌戰之後，於宣統二年(1910)十二月二十九日將修正後的《大清報律》更名為《欽定報律》頒布實施。
通常認為：清末這五部新聞法規的制定頒行是一個前後更替的過程，然通過對報律制定期間的上諭和奏摺，以及當時報刊對報律制定相關內容的報道分析對比，發現清末新聞法規制定的代表之作——《大清報律》雖然頒布時間較晚，是清末頒布的第四部新聞法規，但是其制定時間卻早於第一部新聞法規《大清印刷物件專律》。從商部於1905年提交《大清報律》草案，至1908年《大清報律》頒行，《大清報律》的制定歷時近三年，這主要源於清政府對於制定一部較為成熟實用的新聞法規的審慎態度。而清政府之所以採取這樣一種態度：一是由於當時外人在中國辦報十分普遍，為了避免以後產生過多過分的糾紛爭執，在制定過程中須反復徵求各部門的意見，並參考多國新聞法規；二是由於當時其他各項法律都還處於修訂階段，還未頒行，為了使新聞法規與其它法規不致發生沖突，只好留待其他各項法律制定完備，再行頒布《大清報律》。以《大清報律》為代表的清末新聞法規的制定頒行，它標志著中國近代新聞法律制度在封建統治的末年建成，同時也標志著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初步法制化。

注釋：
①本文使用的「清末新聞法規」的概念是一個泛稱，它主要包括光緒三十二年(1906)《大清印刷物件專律》、光緒三十二年 (1906)《報章應守規則》、光緒三十三年(1907)《報館暫行條規》、光緒三十四年(1908)《大清報律》、宣統二年(1911)《欽定報律》。
②該稿件內容：「北京專電雲警部現頒應禁報律九條：一詆毀宮廷。二妄議朝政。三妨害治安。四敗壞風俗。五內政外交秘密者，不得揭載。六詞訟未經定案，不得妄下斷語，庇護犯人。七發人私隱，毀人名譽。八錯誤失實，即需改正。九欲開報館，須呈報總廳批准再開。按九條中除三四五及八九等條，為報館所理應遵守外，余條均與立憲國言論自由之意大相刺謬，容著論以發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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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民政部奏請修正報律條文折[A].大清法規大全(二)[C].台北：考正出版社，19

3. 關於新聞法規的一些案例

我國著名化學工程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家鏞，年逾八十但身體尚好。2005年1月26日，《中華讀書報》刊載文章及照片報道陳家鏞已於2004年8月15日逝世。隨後2005年2月2日《中華讀書報》刊登《致歉聲明》後，《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又在2005年第3期第75頁《2004：隕落的巨星(續)》一文中以文字配發照片報道陳家鏞去世。陳家鏞認為此事完全擾亂了他全家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也給自己帶來極大的精神痛苦，為此他以《中華讀書報》和《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兩家媒體為被告分別向北京市崇文區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恢復名譽、消除影響並賠償其精神撫慰金5萬元。
備受關注的陳家鏞院士因被誤報逝世狀告《科學中國人》雜志社案，今天一審有了結果。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向陳家鏞賠償精神撫慰金3萬元，駁回陳家鏞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訴訟請求。
法院認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科學中國人》雜志社作為《科學中國人》的出版發行單位負有對文章內容進行審核的義務，其未經審核即刊文報道陳家鏞去世，並配有陳家鏞的照片，該報道嚴重失實，足以造成對陳家鏞人格利益的侵害。

相關鏈接

近年來，媒體及記者頻頻同法院「親密」接觸，北京市海淀法院僅今年上半年就審理了15件新聞侵權案，其中針對「新聞失實」原因提起的侵權訴訟達80%以上。而在這15件案件中，除了兩件被撤訴和調解外，作為被告方的媒體全部敗訴。

名詞解釋

新聞侵權：是指新聞報道主體違反新聞法規和其他法律規范，通過新聞傳播媒介，在新聞采訪、寫作、編輯、發表過程中，以故意捏造事實或過失報道等形式，向公眾傳播內容不當或法律禁止的內容，從而侵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人格權，造成不法侵害的行為。

4. 新聞法律法規與新聞政策的關系

法制是新聞傳播活動的重要規范，但並不是唯一的規范。黨的政策和新聞職業道德都專對新聞傳播屬活動起著規范作用。黨的政策，一般指的是執政黨制定與頒布的政策，在我國，就是中國共產黨制定與頒布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總政策、基本政策與具體政策。黨在新聞事業方面的總政策是：新聞事業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
我國的新聞法制尚不健全。但是黨的政策決定我國的新聞法制。我國的新聞媒體是黨，人民和國家的耳目喉舌，黨性原則是我國新聞媒體的首要原則，政治家辦報也是要求，黨要求新聞媒體為人民服務，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務，貼近群眾，貼近實際，貼近生活。因此，黨的政策決定了我國的新聞法制。
新聞法制與黨的政策的關系體現在：
一方面，黨是人民利益的代表，黨的政策是在集中全國人民共同意願、反映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產生的。
另一方面，黨對國家法律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黨的政策是新聞立法的指導思想，在意識形態這個特殊領域，黨的政策是新聞法制的靈魂，黨的政策既為新聞法制的制定提供依據，又對新聞法制的實施起到直接的指導作用，在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可以按照黨的政策辦事。

5. 為什麼要學習《新聞法規與職業道德》這門課程

本書是我國第一部集體編寫的新聞法與新聞職業道德教材，十位作者來自九所專高校的新聞院屬、系，均己從事新聞法與新聞職業道德教學與研究多年，其中黃瑚、顧理平等五位作者還先後出版過十部有關新聞法與新聞職業道德的個人專著或教材。
大量汲取了近年來國內外新聞法與新聞職業道德研究的重要成果，比較系統、全面地闡述了新聞法與新聞職業道德的理論與實踐，其中不乏獨到的學術見解。在撰述方法上，以述為主、述論結合。本書的第一至六章為新聞法規部分，分別闡述了新聞法制的基本理論、歷史發展，各類信息發布的法律規定，以及新聞傳播活動中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公民權益，防止與避免新聞泄密、新聞侵權等各類新聞違法乃至犯罪行為的有關法律規定。第七至十章為新聞職業道德部分，分別闡述了新聞職業道德的基本理論和中外新聞職業道德的歷史發展，新聞職業道德的原則與規范，新聞職業道德境界的涵養。

本書既可用作高校新聞傳播學專業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用作新聞、宣傳從業人員以及其他新聞傳播愛好者的自學或進修讀物。

6. 我國有關新聞傳播的法律法規有哪些

《傳媒政策與法規》
《傳媒政策與法規》介紹了相關法律專規范的過程中，對於屬在實務操作中可能用到的法律文書、文件等實務操作資料進行了梳理並收錄於附錄中。同時注重案例教學，每一章都由案例導入，並且在每章的思考與練習中都必有一道案例題，從而一方面幫助讀者掌握相關法律知識，另一方面提高其實踐技能。

7. 目前中國有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新聞法律法規

1、中國沒有系統的新聞法部門。2、相關記者法律、法規有《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報刊記者站管理辦法。3、國外的新聞法在國內無效。

8. 為什麼我國的新聞法現在不能很快制定和出台

中國目前主要有《版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世界版權公約》《 民法通則》等方面關於新聞媒體方面的法律法規。
新媒體采編相關法律法規 ，在國內新媒體發展的過程中，政策法規的出台以及管理體系的調整可以說是在匆忙之中啟動的。特別是互聯網的跨媒體特徵，給原來按照行業界限劃分的管理體制帶來了挑戰。新媒體面臨的法律環境是比較復雜的，僅僅針對互聯網的相關法律法規就有數十個，其中有憲法與法律，有司法解釋，有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部門通知，還有地方法規和行業規范。而面對新媒體不斷涌現的新應用，已有政策法規還將繼續調整、修改，新的法規還會不斷頒布。作為新媒體從業人員，需要對這些政策法規有面上的了解，樹立相應的法律意識，這也是避免觸碰管理和法規紅線。

9. 中國真的沒有《新聞法》嗎

現在新聞法規與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聯系比較緊密，大部分的新聞爭議案件都是依靠這版個來判。
目前權阻礙我國新聞立法進程的兩大矛盾
1、公眾人物的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的矛盾
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若干問題解答》是這樣保護隱私權的：「對未經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或者以書面、口頭形式宣揚他人隱私、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按照以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這說明我國對隱私權的保護還沒有納入正規，目前僅是把隱私權歸入名譽權中加以保護。
2.記者的采訪權與監督自由的矛盾
眾所周知，中國的媒體是由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直接控制的，是官方媒體。在西方，記者常被人們貫以「無冕之王」的頭銜，是社會監督和社會正義的守望者，是社會輿論的引導者。記者如此的重任，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然而，在中國目前的社會條件下，媒體是否能實現它的監督職能存在著很大的折扣。
另外，《新聞法》一旦出台，是不是也就意味著黨和政府必須放棄對媒體的直接控制呢？對已經擁有一項莫大的控制權的政黨和政府來講，誰會將這種權利輕易地拱手相讓呢？

肯定沒有記者法,記者是公民,當然要服從法律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