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是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對於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司法現實中，對於案件是五花八門的，而我國的法規是粗線條、也不可能面對每一個具體主導性細節的；所以就要請示具有法定權力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依法對具有普遍性案件細節、對下屬法院、法官審理進行指導性、具有司法效力的解釋。
廣義上是指，每一個法官審理每一起案件，都要對法律做出理解，然後才能夠具體適用。因此，必須對法律做出解釋，才能做出裁判。由最高法院對具體適用法律的問題，作出的解釋就是司法解釋。中國的司法解釋有時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對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釋。
❷ 司法解釋的效力問題
司法解釋也具有法律效力，當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相抵觸時，立法解釋優先。
❸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的效力
司法解釋在司法實踐中可以說是很大程度上比某些具體法條還靠得住，專所以司法解釋必然是有法律屬效力的，因為司法解釋本身就是最高院對於各級法院判案的一個規定，所以各級法院在審判案件是當然會依照其解釋進行。
另外，國務院的意見，只能算作一般規范性文件，是不具備法律效力的，或者你的意思是國務院的規定，這個算行政法規，這是國務院行政立法權的一項，是具備法律效力的。從法律效力上講，行政法規高於部門行政規章，部門行政規章高於一般行政規范性文件。由於法律效力的差異，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也採取了不同的處理原則：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參照國務院部、委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制定、發布的規章，至於規章以下的一般規范性文件在行政訴訟中僅具有參考意義。
❹ 最高院研究室「司法解釋的逐條解讀」是否具備法律效力
得看發布時間，有沒有被廢止，也可能是以前的司法解釋性質的文件，2007後司法解釋就四種形式。當然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說的話法官總是可以聽的，但不能作為判決書里的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
第四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應當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第五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
第六條 司法解釋的形式分為「解釋」、「規定」、「批復」和「決定」四種。
對在審判工作中如何具體應用某一法律或者對某一類案件、某一類問題如何應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釋，採用「解釋」的形式。
根據立法精神對審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規范、意見等司法解釋，採用「規定」的形式。
對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就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請示制定的司法解釋，採用「批復」的形式。
修改或者廢止司法解釋，採用「決定」的形式。
❺ 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意見法律效力如何
這個問題在實踐中經常令很多法官和律師困惑，一較真誰也說不好答案。
關於回司法指導文答件、司法解釋的定義的問題。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最高院對司法解釋的形式沒有統一的規定，在這之前凡屬於對應用法律、法令解釋的，不論形式，不管是通知、紀要、決定、答復等等，全部歸於司法解釋。比如最高院關於民法通則的意見就是司法解釋。其餘的除去行政管理、人事管理之外的，涉及到法律適用問題的，屬於司法指導文件，即你所指的「意見」一類。
關於司法指導文件的法律效力問題。最高院的司法指導文件不能作為裁判依據，即不能在裁判文書的裁判依據部分寫「依據最高院×××的意見之第××條之規定」。但是，可以在裁判理由部分用於說理，也就是說司法指導文件在實際上法律效力還是很高的，因為它是最高院用於統一裁判的規定。
本答案的依據：由周強院長主編的《司法解釋匯編》（迄今為止周院長唯一掛名主編的書）一書中，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全面梳理司法解釋，作出了以上說明，絕對權威。
❻ 最高院司法解釋的效力
復函不屬於司法解釋，但是同樣具有法律效力，不過不及司法解釋廣泛。內
因為司法解釋相當於最高容法院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及規范性文件在司法實務領域中具體含義的闡述和下級法院在對法律理解性問題及具體操作中請示的批復，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普遍適用性，各級法院必須執行。
❼ 司法解釋有法律效力嗎
法律分析：司法解釋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法律行使司法解釋權。司法解釋權與法律本身效力相同。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 第三十二條 最高人民法院對於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
❽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可以作為判決的法律依據嗎，希望具體點
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在於憲法、法律、全國人大的法律解釋和最高檢的法律解釋不相沖突的情況下可以作為判決的法律依據。如果上位法有明確的規定，優先適用上位法
❾ 如何理解司法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的效力
根據198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第二條規定：「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由此可見，我國實行的是「二元一級」的司法解釋體制 。「二元」指的是有權制定刑法司法解釋的機關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兩高」）；「一級」指的是最高司法機關。故以上「二元一級」的刑法司法解釋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但我國各地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尤其是東西部差距明顯，「兩高」所作出的刑法司法解釋難以兼顧各地實際情況，有些情況下只能作出具有一定彈性的規定（如數額犯），然後授權各地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具體「意見」，這些意見對案件的處理發揮著司法解釋的作用。比如，相同的犯罪數額，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在經濟發達地區所表現的社會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分子所承擔的刑事責任也應不同，即對犯罪分子的處罰應有所區別，這一區別就反映在各地的「意見」中。而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制定的「意見」又分兩種：一是根據「兩高」的明確授權所制定的「實施意見」，因該意見的效力源於「兩高」的刑法司法解釋，故當然具有刑法司法解釋的效力；二是根據刑法和「兩高」刑法司法解釋的精神，結合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社會治安狀況制定的「指導性意見」，筆者認為，從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出發，在轄區范圍內具有「准刑法司法解釋」的效力。
❿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不應具有造法的權力，為什麼司法解釋卻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國司法實務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之間張力作用的結果。一定條件下的造法職能的存在，也是我國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就可以不斷地擴張其造法職能，侵入立法領域。司法權的性質決定了其基本的職責是裁判案件、解決法律糾紛，造法不過是特殊情況下的一種權宜之計而已。
司法解釋「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長期以來法制的不健全與立法的粗陋、缺乏預見性，是導致司法解釋泛立法化的客觀基礎。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幾乎是從零開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要求以蔑視和批判的精神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7條也明確要求：「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舊法已去，新法卻未隨之而立。除建國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後的20餘年裡基本上未進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法律糾紛卻並不因此而不發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為了因應審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過發布一些具有規范性文件性質的司法解釋來填補立法上的欠缺與不足。盡管這些文件嚴格地說可能不屬於司法解釋的范疇，而是屬於「政策性」解釋——以司法機關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國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經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釋替代立法機關代行立法權的習慣性做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1978年以後，國家對立法的重視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應使這種「權宜之計」逐步消失，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由於長期以來法制建設「欠賬」太多，也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正處於轉型期的劇烈變動之中，立法機關為了回應各個領域內立法的要求，不得不採取「宜粗不宜細」、「先制定、後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從其制定時起就具有粗陋、滯後於社會發展等不足之處，法律規范不能適應社會生活變化需要的情況大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系統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釋自然也就成為彌補法律漏洞以因應一時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說立法機構長期的虛位導致法律的空白進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釋的訴求是司法解釋「立法化」產生的客觀根源的話，那麼，當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內容的簡單化、立法技術的粗劣則是導致在法制相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解釋立法化現象不斷強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轉型期非持續性社會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沖擊和改變著建國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化的政治體制，社會開始進入了劇烈變動的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項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下形成的社會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審視、重新構建。問題的復雜性與經驗的不足，決定了新體制的建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其間必然有失誤、有反復。法律的穩定性與嚴格的立法過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無法適應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也就成為推進這一進程的最好手段。為了順應政策的需要，法律隨政策劇烈變動也就日益彰顯，本來就沒有真正確立的國家立法的穩定性、權威性明顯減弱。「由於政策具有靈活性，而法律具有穩定性，在政策變動時，很多法律條文不可能得到及時的修改。這種現象使人們產生一種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視甚至被突破的」，認為「國家機關的一些舉措雖然違背當時憲法的個別條文，但卻是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屬於「良性違憲」，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對於忽視或突破現有法律而言，通過司法解釋也就不失為一種較為穩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權宜之計，並得到理論界的普遍認同。
第三，司法體制的影響。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種親歷性的活動，只有親自參加全案的審判工作，才有可能對各種證據，特別是對證人證言做出准確、合理的判斷，而個案的特殊性與復雜性、解釋方法的多樣性以及事物本身屬性的多樣性決定了對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釋的可能性。審判委員會、個案監督、錯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於它無視司法裁判的特點，抑制了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所理應發揮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主觀上斬斷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努力，法官獨立解釋法律文本既不被認同和允許，更不被提倡。盡管法官完全可以基於自身對憲法文本（甚至不需要藉助對憲法文本的解釋）的理解而得出大體相同的結論，卻仍不得不尋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釋」。
第四，司法職業平民化的影響。司法職業的平民化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和運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將法律的解釋權進行高度的集中，以試圖維護法律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建國初期，在全面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同時，舊司法機構中的一大批專門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中被逐出司法隊伍，代之以大批既無法律專門知識又缺乏法律職業訓練的「國家法律工作者」。本來應當加強的法學教育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法學知識的傳播與法律技能的訓練也被政治運動所取代。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機關時「無將可用」，不得不從其他機關或事業單位抽調大批非法律專業的人才充實司法隊伍。另一方面，由於過分強調法律的階級性與工具性，法律並不被視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而是解決失業問題、安置復轉軍人乃至精簡政府機構的分流人員等的途徑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為我國當前並將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繼續成為法官、檢察官人員結構的基本特徵。司法職業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嚴重的司法腐敗問題的重要根源，也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法律、正確適用法律的能力，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增長了法官希望權威機構對法律進行系統解釋的需求。即使法官偶爾在個案處理中對法律文本進行解釋也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荒謬的結論，而這又反過來導致決策層對法官解釋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並成為不斷強化司法解釋的作用與地位的心理基礎與理論依據。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理論上對司法解釋的肯定和認同，也是司法解釋日益擴張、越來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綜觀近年來關於司法解釋的討論，大多數學者都傾向於贊同。例如，孫笑俠先生將我國的司法解釋分為三類：（1）最高人民法院按規范性形式所進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釋，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針對地方特點對法律、法規進行規范性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也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法規；（3）法官個人依主觀意志針對具體案件所做的個別性司法解釋。孫先生認為：「前兩種情況應當認為是可行的。後一種情況就不屬於法官造法的范圍，應予否定。」孫先生還明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力在今天並沒有產生什麼副作用……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法院是否應當享有較自由的解釋權，而是在於如何促使司法解釋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學者認為，新刑法中的許多條文僅屬「引申性解釋」而沒有刑罰規定，因而理應在相關條文中「以適當文字概括進去」或者「以司法解釋處理」。鄭戈在評論我國的司法解釋體制時曾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法理學教科書上所稱的『法律解釋』，都是一種創製法或試圖創制新規則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法律規則或者說人的理性不斷擴大其疆域，將其原先所未及的與法律有關的事實納入其中。」理論上的這種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會對實務上的操作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當理論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關當局的需要時，它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有關當局積極行動的根據，強化其業已存在的某種操作習慣或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