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志剛案件法律效力沖突

㈠ 什麼是法的價值沖突

法的價值沖突概念

法的價值是一個多元、多維、多層次的體系。其中包含自由、正義、平等、秩序、利益、效率等各種法的價值，不同法的價值的相互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價值之間的相互抵觸，就是法的價值沖突例如，要保證社會正義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就必須以犧牲效率作為代價；同樣，在平等和自由之間、正義與自由之間也都會出現矛盾，甚至某些情況下還會導致「舍一擇一」局面。

㈡ 孫志剛事件涉及的法律問題

一、違憲審查機制能否真正啟動 「孫志剛事件」和三博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事件，也許將被記入中國依法治國的歷史之中：這是中國公民首次行使違憲審查建議權，由此引發的關於全國人大應當盡快啟動違憲審查制度的討論，也將對中國依法治國的進程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由「孫志剛事件」引發的三位公民上書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是否違憲，許多人認為此舉可能促進違憲審查機制的啟動。那麼三位公民的建議書命運會如何？最終能否真正啟動違憲審查機制呢？ 在現有法律的框架下，公民的建議書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專門委員會認為被提請審查的行政法規同憲法或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制定機關（本案中是國務院）提出書面審查意見；也可以由法律委員會與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召開聯合審查會議，要求制定機關到會說明情況，再向制定機關提出書面審查意見。 制定機關應當在兩個月內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見，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反饋。如果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查認為行政法規同憲法或法律相抵觸而制定機關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員長會議提出書面審查意見和予以撤銷的議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提請常委會會議審議決定。但中國目前還沒有法律對公民建議書的反饋渠道和程序、回復時間等作出規定，應通過立法對此予以明確規定，使違憲審查機制具有更強的操作性。 綜合分析各種因素，事情的結果可能是：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法律委員會審查後，若認為《收容遣送辦法》同憲法或法律相抵觸，即可向國務院提出書面審查意見，由國務院自行決定撤銷或修改。《收容遣送辦法》被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然後被撤銷的可能性不大。 鑒於中國的現實情況和城市穩定發展的需要，現實的選擇是：在剝離收容遣送制度的強制人身自由的權能，恢復其救濟、教育和安置的初始功能後，收容遣送制度（這一制度的名稱可以探討）也許仍將繼續存在。這也是上書的三位公民所希望的。 要實現這一目的，無論是選擇撤銷或廢止該辦法，重新制定相關法規，還是選擇徹底修改該辦法，有兩點必須堅持：一是必須排除其強制人身自由的權能。對違法行為可以適用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進行處理，必要時可以修改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使其包含原收容遣送辦法的某些內容。二是對適用對象和執法程序要做嚴格規定。比如執法時必須履行一定的手續，必須聽取行政相對人的申辯，收容對象只能限於流浪乞討人員，不能包含民工等，使這一制度真正起到動員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力量共同救助流浪乞討人員的作用。 二、中國違憲審查制度 所謂違憲審查，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對某項立法或某種行為是否合憲所進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審查和處理。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裁定並處罰違憲行為，尤其是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制定違憲的法律和法律性文件的行為，以制約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保證憲法的有效實施。 違憲審查制度是監督憲法實施的重要制度之一。憲法是一國的根本大法，憲法既需要有完善的規定，更需要有效的保障實施的措施。 違憲審查制度就是監督憲法實施的有力措施之一。 世界各國的違憲審查制度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立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如英國。二是普通法院通過受理公民的訴訟來行使違憲審查權，這種模式也稱為司法審查，典型代表是美國。但這種模式下，法院即使宣布該項法律、法規違憲，效力也僅及於本案，並不等於宣布該法無效。三是由專門的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如法國的憲法委員會和德、俄等國的憲法法院。 現代國家通過兩種方式對法律及法律性文件的合憲性進行審查。一是事先審查，即在法律、法律性文件頒布生效之前所進行的合憲性審查，一旦被確認違憲，該項法律、法律性文件便不得頒布實施。二是事後審查，即法律、法律性文件頒布實施之後，在執行和適用過程中進行的合憲性審查，這種審查或由公民以訴訟方式提起，或由行使違憲審查權的有權機關主動進行。中國的法規備案審查制度就是事後審查的一種方式。 中國也有違憲審查機制，但還不完善。中國的違憲審查從模式上說，是由立法機關進行審查；從審查方式上說，是事先審查和事後審查兼而有之。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並監督憲法的實施，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立法法》中也有相應的更加具體的規定，這就明確了違憲審查的主體。 中國違憲審查制度的問題在於：一是還不完善，比如沒有規定審查的期限和審查後可能產生的法律責任，二是在實踐中，本來非常重要的事後審查權未被真正行使過。 無論如何，「孫志剛事件」與三博士上書事件引發的討論，充分反映了全社會對依法保障人權、依法治官治權和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的高度關注，充分反映了中國公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充分反映了中國依法治國的不斷進步。

㈢ 孫志剛事件的判決結果是什麼

判決結果：

2003年6月27日，廣東省高院對該案作出終審判決: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喬燕琴(救治站護工)死刑;李海嬰(被收容人員)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鍾遼國(被收容人員)無期徒刑。其他9名被告人分別被判刑。

㈣ 孫志剛案件中的行政主體有那些違法行為

孫志剛案件屬於故意傷害致死。

案例——孫志剛被故意傷害致死案一審宣判

孫志剛被故意傷害致死案一審宣判 主犯被判死刑 其他被告人分別被判死緩、無期徒刑、有期徒刑 ６名涉案瀆職犯罪人員被判有期徒刑 另有２３名責任人分別受到開除黨籍、行政開除、撤職等處分
據新華社廣州６月９日電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６月５日至６月６日公開審理喬燕琴、李海嬰、鍾遼國等故意傷害原廣州市達奇服裝公司職員孫志剛致死案，於９日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喬燕琴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李海嬰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鍾遼國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周利偉、張明君、呂二鵬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判處被告人李龍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判處被告人韋延良、何家紅、李文星、喬志軍、胡金艷有期徒刑三年至十年。 同日，孫志剛案涉及的原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輝，原廣州市腦科醫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張耀輝，原廣州市收容人員救治站負責人彭紅軍，醫生任浩強，護士鄒麗萍、曾偉林等６人，以玩忽職守罪，被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和白雲區人民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 法院經審理查明，３月１７日晚，被害人孫志剛因未攜帶任何證件外出，被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錯誤收容。３月１８日晚，孫志剛稱有心臟病被送至廣州市收容人員救治站診治。３月１９日晚，因孫志剛大聲呼叫，引起救治站護工喬燕琴不滿。喬遂與呂二鵬、喬志軍、胡金艷等人商量，授意李海嬰等８名被收治人員毆打孫志剛。３月２０日凌晨，被告人李海嬰、鍾遼國、周利偉、張明君、李龍生、韋延良、何家紅、李文星等先後兩度對孫志剛輪番毆打，致使孫志剛於３月２０日上午經搶救無效死亡。後經法醫鑒定，孫志剛系因背部遭受鈍性暴力反復打擊，造成大面積軟組織損傷致創傷性休剋死亡。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喬燕琴、李海嬰、鍾遼國、周利偉、張明君、呂二鵬、李龍生、韋延良、何家紅、李文星、喬志軍、胡金艷無視國法，共同故意傷害他人身體，並致人死亡，其行為均已構成故意傷害罪，應依法懲處。公訴機關指控上述被告人故意傷害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罪名成立。其中，被告人喬燕琴指使、糾合其他被告人對孫志剛實施傷害行為，系本案主犯，應予從嚴懲處；被告人李海嬰、鍾遼國、周利偉、張明君、呂二鵬等兩度輪番毆打致死被害人，罪行嚴重，應從重處罰；被告人李龍生、韋延良、何家紅、李文星、喬志軍、胡金艷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次要作用，是從犯，應依法懲處。但鑒於被告人李文星在犯罪時未滿１８周歲，依法從輕處罰。 另據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和白雲區人民法院審理認定，原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輝，原廣州市腦科醫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張耀輝，原廣州市收容人員救治站負責人彭紅軍，醫生任浩強，護士鄒麗萍、曾偉林等６人，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受國家機關委託行使公務的人員，不認真履行職責義務，嚴重不負責任，導致孫志剛被錯誤收容並在救治站遭受傷害致死，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構成玩忽職守罪。為此，有關法院分別作出前述判決。 本報北京６月９日電 （記者 程鵬）據廣東媒體報道，為嚴肅黨紀、政紀，堅決落實責任追究，經廣東省廣州市委、市政府同意，廣州市紀委、市監察局和有關單位已對孫志剛案涉及的有關責任人員作出了黨紀政紀處分（見圖表）。 一、市監察局研究決定，對在孫志剛案件中負有領導責任的市公安局副局長林培坤、市衛生局副局長盧彥德給予行政記過處分，市民政局副局長唐啟暢給予行政警告處分。 二、市紀委、市監察局經研究，同意市公安局、市衛生局、市民政局和天河區、白雲區紀委、監察局對孫志剛案件中有關責任人員的處分意見： （一）對市公安系統１２名違紀責任人的處分意見 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單梅葉，不履行職責，違反規定，對孫志剛被錯誤收容負有失職責任，給予開除黨籍、行政開除處分。 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譚穗渝，不履行職責，違反規定，對孫志剛被錯誤收容負有失職責任，給予開除黨籍、行政開除處分。 天河區公安分局民警羅僑安，不履行對收容人員進行甄別的職責，對孫志剛被錯誤收容負有失職責任，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 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副所長劉敦樹，對孫志剛被錯誤收容負有失職責任，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 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所長許偉浚，對本所幹警管理不嚴，對孫志剛被錯誤收容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 天河區公安分局民警陳建華，不認真履行對收容人員進行甄別的職責，對孫志剛被錯誤收容負有失職責任，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 天河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韓立平對收容遣送工作管理不到位，對孫志剛被錯誤收容失察，負有領導責任，給予行政撤職處分。 天河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大隊長吳小明，對分局收容遣送工作管理檢查不到位，對孫志剛被錯誤收容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給予行政撤職處分。 天河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副大隊長楊東勝，對收容待遣所的管理工作不到位，對孫志剛被錯誤收容，負有直接責任，給予行政撤職處分。 天河區公安分局副局長付強，在接待孫志剛親屬上訪時，對其親屬反映孫志剛非正常死亡問題未引起重視，沒有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對反映的重大警情提出准確的處理意見，工作失職，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 市公安局指揮中心辦公室信訪科副科長鄒琨，在處理孫志剛家屬來訪反映重要線索的材料時，沒有認真審核材料並作為重要問題向領導呈批，延誤了對該案的查處，給予行政記過處分。 白雲區公安分局江高鎮派出所副所長楊炳坤，對孫志剛親屬上訪材料中反映的孫志剛非正常死亡問題，沒有認真履行職責，未採取積極措施進行調查，工作失職，給予行政記過處分。 （二）對市衛生系統３名違紀責任人的處分意見 市腦科醫院江村住院部科主任林建榮，對市收容救治站管理不嚴，造成嚴重後果，負主要領導責任，給予撤職處理。 市腦科醫院江村住院部護士長劉兆江，對市收容救治站護理工作管理不嚴，造成嚴重後果，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 市腦科醫院副院長鄧河晃，對市收容救治站管理混亂失察，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給予行政記過處分。 （三）對市民政系統５名違紀責任人的處分意見 市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遣送科副科長葉建華，未認真履行職責，負直接領導責任，給予行政撤職處分。 市收容遣送中轉站站長馮紹裘，對收容遣送中轉工作管理不力，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給予行政記過處分。 市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員梅廣平、李愛榮、謝志勤工作責任心不強，違反工作紀律，分別給予行政記過處分。
姓 名 原 職 務 處 分
林培坤 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 行政記過
盧彥德 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 行政記過
唐啟暢 廣州市民政局副局長 行政警告
單梅葉 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 開除黨籍、行政開除
譚穗渝 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 開除黨籍、行政開除
羅僑安 天河區公安分局民警 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
劉敦樹 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副所長 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
許偉浚 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所長 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
陳建華 天河區公安分局民警 行政記大過
韓立平 天河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行政撤職
吳小明 天河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大隊長 行政撤職
楊東勝 天河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副大隊長 行政撤職
付強 天河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行政記大過
鄒琨 市公安局指揮中心辦公室信訪科副科長 行政記過
楊炳坤 白雲區公安分局江高鎮派出所副所長 行政記過
林建榮 市腦科醫院江村住院部科主任 撤職處理
劉兆江 市腦科醫院江村住院部護士長 行政記大過
鄧河晃 市腦科醫院副院長 行政記過
葉建華 市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遣送科副科長 行政撤職
馮紹裘 市收容遣送中轉站站長 行政記過
梅廣平 市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員 行政記過
李愛榮 市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員 行政記過
謝志勤 市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員 行政記過

㈤ 孫志剛事件體現的法理學

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與法律發生沖突，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行政法規沖突的部分無效

㈥ 孫志剛案件對我國的法治建設有何啟示意義

孫志剛案件在我國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當年，就是因為孫志剛在收容所死於非命，事件見諸媒體，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和法律工作者對「收容制度的合法性」的強烈質疑。當時在法律界引發一場空前絕後的大討論。
同時，在法律工作者的促動下，我國取消了收容制度。

㈦ 孫志剛事件反映了我國法治建設方面存在什麼問題

第一，通過真正公開的審理，揭露與案件有關的制度性罪惡，揭露異化的制度如何縱容乃至強制釋放人性中的邪惡，以此促成全民的反思、推動制度的未來變革。盡管制度性的罪惡並非刑法意義上的罪，法院在刑事訴訟中也沒有法律上的義務去揭示之，但一個負責的司法體系、一個公開的審理過程、一個不避諱制度醜陋的權力部門，應當把對制度性罪惡的思考與對當下被告的定罪量刑勾連在一起。
第二，結合罪行發生的具體情境，調查每個被告不同的主觀惡性，從而懲罰甚或加重懲罰當罰者，減輕對制度受害者的懲罰。制度性罪惡的存在，絕對不是具體犯罪的理由，尤其對於那些有能力、有選擇餘地不去從事犯罪的人；「制度受害者」也不是一個大帽子，讓每個犯罪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戴上它。二戰以後，盟國組成的國際法庭在德國的紐倫堡對納粹的戰爭罪犯進行審判，確立的紐倫堡原則是：「奉命行事的個人不能免責。但是，只有那些有很大的選擇自由的人所犯下的罪行，才可能受到懲罰；只有那些有很大的選擇自由的人，才應該被傳喚來為自己的行為作辯解。在起訴戰爭罪犯的過程中，私人、未被任命的人或職位較低的官員，是不會因為其執行命令而被判犯有戰爭罪的。」借鑒這一折射人性關懷的原則，我們也可以對像喬艷清那樣有選擇自由而故意行凶的人，施以重罰；也可以對像張明君那樣被強迫犯罪的人，減輕懲罰。當然，在技術上，我們沒有「制度受害者」的法律術語，但刑法上關於脅從犯可以減輕或者免於處罰的規定，也是可以為判決提供法律支撐的。
擺脫仇恨、報復的情結，擺脫以重刑掩蔽制度醜陋的遮羞心態，在道德倫理上譴責異化的具體制度，在定罪量刑上懲罰主觀惡性深重的人、適當地寬宥被迫犯罪的人，讓我們擁有博大、寬仁的胸襟，讓我們直接或間接締造的、也生存其中的制度環境在整體上放射人文關懷的光芒。我所嚮往的，不會是一個善良、美好的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