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森殺妻一案法律知識

① 辛普森殺妻案的審理和判決反映了英美法系的哪些特點

從辛普森殺妻案看英美法系司法制度的特點
辛普森殺妻案是指1994年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O.J.Simpson)謀殺其妻子和另一男子的刑事案件。此案當時的審理很具有戲劇性，由於警方的幾個重大失誤導致有力證據的失效，從而使辛普森逃脫了法律制裁案件簡介1994年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O.J.Simpson)殺妻一案成為當時美國最為轟動的事件。
此案當時的審理一波三折，最後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辛普森逃脫法律制裁，在用刀殺前妻及其男友兩項一級謀殺罪的指控中以無罪獲釋，僅被民事判定為對兩人的死亡負有責任。本案也成為美國歷史上無罪推定的最大漏洞案件。
警方辦案三大失誤:
1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2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3警官攜帶血樣返回現場
英美司法制度的特點：
一、充分尊重意思自治，十分注重和解。
二、堅持嚴格的庭審程序，彰顯司法的嚴肅性
三、堅持陪審團制度，彰顯司法的公開與公信
英美法系司法制度的缺陷：
（1）大陪審團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2）金錢了影響法律審判的公正性。
（3）法律技術超越了法律的正義。
（4）美國法律規范之間的相互沖突使得當事人往往無所適從，並導致整個司法活動，甚至整個司法制度過於依賴於律師
（5）辛普森案反映了美國種族歧視問題還很嚴重，走向種族平等之路還很漫長。
辛普森案一出來就被稱之為「世紀大審判」。主角是名人，美國一流的律師團，檢方也擺出決一死戰的最強陣容。法官的確定都必須同時被雙方所接受，經過雙方再三討論同意，由日裔法官伊藤出任。伊藤的公正無私是出了名的，他的妻子恰好是承辦此案的洛杉機警察局的警官，他居然還能被極其挑剔的辯方律師所接受，可見其聲譽好到什麼程度。
第二輪的陪審團的刪選進行了近兩個月，可見其困難和慎重的程度。候選人首先要接受法官的審查，比如，有一名女候選人曾經有過被丈夫虐待的經歷，由於辛普森曾經打過他的前妻，所以，這名候選人的資格立即被法官取消了，以免她在作判斷時觸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公報私仇」。「除了法官的審查，候選人還要接受辯方律師和檢方的審查。由於最終的判決將出自這些陪審員之口，雙方誰也不敢掉以輕心，他們都有否決權，所以稍有疑惑就被刪除了。這也是初選選出了三百多人的原因。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雙方的律師團都只有否決權，而沒有「絕對錄取權」。這就是說，任何一方都只能說不要哪一個，而不能說非要哪一個做陪審員的。任何一名入選的陪審員都必須同時得到雙方的認可，這很不容易。尤其在這個案子里，被告是黑人的體育英雄，而他被害的前妻是一個白人，你很難說陪審員種族成分就完全不影響他的判斷。另外，由於被告和一名被害者之間是離異的夫妻，因此，普遍認為，陪審團的性別比例也可能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因素。不管怎麼說，到去年11月，陪審團終於建立起來了。其中大多數是黑人。
在美國，各個州對於是否允許電視台進入法庭是有不同規定的。有些州是絕對不允許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庭上既不準錄像，也不準錄音，甚至也不可以拍照。因此，電視觀眾就只能在新聞節目中聽到一些簡單介紹。這也為一批畫畫的提供了一種專門的職業，因為新聞媒體為了彌補電視觀眾對法庭審理的視覺了解，總要雇一些藝術家畫現場速寫。有些州的法律使現場的電視傳播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須考慮辯方和檢方的意見，最後，由法官裁決。加利福尼亞州就屬於此列。好在伊藤法官批准了辛普森案的電視轉播，使所有的人都有了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去了解這個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如何運轉的。但是，電視轉播有一個非常嚴格的規定，就是不可以「暴露」陪審員。
法庭的四大要素，檢方、辯方、法官、陪審團都好不容易齊全了，但是還不能開庭，因為要由法官先決定哪些證據可以呈堂，也就是說，並不是所有的證據都可以真的算證據。這話可怎麼說呢？實際上，這個問題在我以前的信中已經提到過了，你還記得在阿巴拉其山區受到地方治安警察無理搜捕的那對年輕夫婦的故事嗎？在那個故事裡，我已經提到過憲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最高法院依據這個修正案所定出的「排斥原則」。我又一次體會到，美國的權利法案中的每一個字都不是白寫的。只要你能夠找到條文對得上號，你就可以切切實實地用它來保護自己的自由和權利。
這一個過程叫審前聽證。在審前聽證開始的時候，被告也必須先回答法官提出的是否認罪的問題。如果承認有罪，一般都可以事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作一些有限的討價還價。在電視機前，我們看到辛普森無精打採的地回答說，不認罪。於是，聽證開始。辛普森的辯護律師一開頭就提出，在辛普森案發的當天晚上，警察在他家裡所找到的一大堆證據，都不能作為合法證據在法庭上提供給陪審團。他們的依據證是憲法修正案的第四條：「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物的安全，不受無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權利；此項權利，不得侵犯；除非有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願保證，並具體指明必須搜索的地點、必須拘捕的人，或必須扣壓的物品，否則一概不得頒發搜捕狀。」
當警察接到報案，查看現場之後，很快就去了辛普森的家。他當時已經離家去了芝加哥，警察在他的家裡，發現了一些證據，然後才據此取得搜捕狀，這確實是非常規的做法。在美國，一般來說，沒有非常確定的理由（猜測、推理和懷疑都根本不是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狀的。許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無策。那麼，如果警察違規作業，在無搜捕狀的情況下私闖民宅進行搜查，並且成功地如願拿到了證據，這時怎麼辦呢？鐵證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就可以得到懲罰，警察的違規在成功破案的事實面前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計了呢？這在美國是絕對行不通的。我以前的信中曾經提到過，權利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國政府剝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如果以「成敗論英雄」，豈不是鼓勵警察違反憲法。如果出現製造借口為非作歹的警察，老百姓還有什麼力量可以把他們抵擋在門外呢？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狀進行搜查和逮捕，那就是違憲，即使拿到天大的證據，也只是一個結果，證據作廢，放案犯回家。
所以，在開庭之前，法官首先要判定，警察在案發當晚第一次進入辛普森的家是不是合法，如果不合法的話，那麼所有在他家發現的證據都不能在審判的時候在法庭上出現，這就是「排斥原則」。也就是從理論上講，「非法證據」被「排斥」掉之後，在整個案子里唯一有權決定辛普森是否有罪的陪審員們，就不會知道曾經在辛普森家裡找到過什麼東西，這樣，這些找到的東西也就等於不存在，如山的鐵證也就在頃刻之間化整為零了。你是否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我當時盡管已經知道這個憲法修正案和「排斥原則」，但是還是覺得很新鮮，因為這畢竟是一個謀殺的刑事案件。在我的想像之中，對於一個重大殺人案，真是唯恐證據不足，天底下哪有這號事兒，逮著證據還讓它作廢的呢？對於被害者的家屬，這一點顯然也是難以接受的。在整個案子的審理過程中，最使美國公眾在感情上無法平靜的，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被害年輕人高德曼的雙親。出現在電視機前的老高德曼完全是一個心碎而有尊嚴，強忍悲痛尋求正義的父親形象。他長得很高，顯得清瘦憔悴，他的妻子，被害者的繼母，靠在他的一邊，看上去非常弱小和無助。她看上去是在竭力剋制自己，他們在巨大的喪子之痛面前所表現的互相支撐幾乎打動了所有的人。
在辯護律師提出警察取證非法、證據不應呈堂之後，高德曼的父親發表了短短的講話，他指責讓陪審團看到所有的證據。所有的人都對被害家屬的憤怒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是所有的人也都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如果法官判決警察為非法取證，那就只有讓證據作廢。美國人只認憲法，因為憲法是整體人民的自由保障。他們已經習慣於為此支付代價。還要向你介紹的是，辛普森的陪審團從宣誓就任開始，就隔離了。一般的案子，如果影響不是太大的話，陪審員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轟動，新聞界無孔不入的報道會使陪審團受到極大的干擾。一般在挑選陪審員的時候，就最好挑選那些對案情毫無所知的人，這樣，他們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許呈堂的證據，在判斷時不會受到新聞界的推測和不合法證據的影響。這也是辛普森案挑選陪審團特別吃力的地方，因為在陪審團被選定和隔離之前，證據和輿論已經漫天都是了。你幾乎已經找不到一個人說是沒有大量看過有關報道的。但是，被選中的陪審員都會被告之，只有呈堂的證據才是算數的。至於在他們隔離之後公布的證據，如果被法官宣布為非法的話，陪審員根本就不會知道。所以，自從陪審員宣誓就任之後，他們所能夠知道的信息遠遠少於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也遠遠少於被告。他們被允許知道的東西只限於法官判定可以讓他們聽到和看到的東西。即使在法庭上發生的事情，只要遇到法官認為還需要進一步了解之後才能決定的情況，都會先把陪審員請出法庭。但是作為被告，他有憲法所保證的面對一切與他有關證據的權利。因此，被告是始終在場的。陪審員不可以看報紙、不可以看電視新聞，所以那些庭外發生的事情，比如辯護律師舉行的記者執行會、被害者家屬的聲明等等，他們都一無所知。而被告卻有權知道這一切。
陪審員在這一段時間里，上食品店買吃的，都有法警跟著，以保證他們不與外界接觸。在整個案子結束並移交給他們決定之前，陪審員不可互相交流和討論案情。總之，一切都為了使他們不受到各界的情緒和非證據的影響，以維持公正的判決。因此，你可以這樣說，在這一段時間里，陪審員的自由比該案的嫌疑犯還要少得多。因為受到憲法修正案的保護，被告有權面對全部證據和整個審理過程，因為他是當事人，沒有人可以瞞著他什麼東西，而使他糊里糊塗地就給判了。陪審團卻只可以面對非常有限的合法證據。這個案子實在是比較特別，由於雙方的激烈角逐，審理過程特別長，導致陪審員被隔離的時間居然長達九個月。

② 辛普森殺妻案反映什麼樣的法律理念

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前提，程序違法實體公正將無從談起。希望可以幫到你

③ 辛普森殺妻案的案件疑點

檢方呈庭的重要證據之一是血跡化驗和DNA檢驗結果。刑事專家一致同意，血跡化驗和DNA檢驗的結果不會撒謊，但是，如果血跡受到污染、不當處理、草率採集或有人故意栽贓，那麼它的可信度則大打折扣。在辛普森案中，這些毛病全都存在。
檢驗結果表明，所有疑點都聚集在辛普森一人身上。兇殺現場兩處發現辛普森的血跡；現場提取的毛發與辛普森的頭發相同；警方在現場和辛普森住宅發現的血手套是同一副，兩只手套上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跡；在辛普森住宅門前小道、二樓卧室的襪子和白色野馬車中都發現了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跡。這樣，檢方證據堪稱「血證如山」，辛普森涉嫌殺人似乎已是無法抵賴的事實。
但是，辯方陣營認為這些「血證」疑點極多，破綻百出。首先，襪子上的血跡非常奇怪。辯方專家指出，這只襪子兩邊的血跡竟然完全相同。根據常識，假如襪子當時被穿在腳上，那麼襪子左邊外側的血跡絕不可能先浸透到左邊內側，然後再穿過腳踝浸透到右邊內側。只有當血跡從襪子左邊直接浸透到右邊時，兩邊的血跡才會一模一樣。換言之，血跡很有可能是被人塗抹上去的。在庭審時，檢方出示了幾張發現血襪子的現場照片，可是照片上的時間順序卻自相矛盾。案發之日下午4點13分拍照的現場照片上沒有這只血襪子，可是4點35分拍的照片卻出現了血襪子。那麼，血襪子究竟是原來就在地毯上？還是後來被警方移放到地毯上？對此問題，警方的答復顛三倒四，前後矛盾。另外，辯方專家在檢驗襪子上的血跡時發現其中含有濃度很高的螯合劑（EDTA），辯方律師提醒陪審團，案發之日，警方在抽取辛普森的血樣之後在血樣中添加了這種螯合劑。
其次，從現場勘查報告看，身高體壯的戈德曼曾與兇犯展開了一場血戰，他的隨身物品——一串鑰匙、一個信封、一張紙片以及一個呼叫機——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這說明打鬥的范圍很大，搏鬥很激烈。戈德曼的牛仔褲上有血跡向下流的形狀，說明他不是在極短時間內死亡，而是在負傷之後仍然挺身而斗，拚死抵抗。他被刺中了30餘刀，最後因頸部靜脈斷裂和胸腹腔大出血致死。據此推斷，兇犯渾身上下肯定也沾滿了血跡。可是，為什麼在白色野馬車上只發現了微量血跡？更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兇手下車後，卻在圍牆前門車道和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上留下了很多明顯血跡？還有，假設辛普森穿著血衣血鞋沿前門小道進入住宅大門，又穿著血襪子走上二樓卧室，為什麼在門把、燈光開關和整個住宅內的白色地毯上沒發現任何血跡？
再次，根據血跡檢驗報告，在現場兩處地方發現了辛普森的血跡。一處在從被害人屍體通向公寓後院的小道上，警方發現了五滴被告血跡，大小均勻，外形完整。但辯方認為，假設辛普森在搏鬥中被刺傷，按常理，應該在起初大量流血，過一會兒血量才會逐漸減少，所以，血滴絕對不可能大小均勻。另外，血滴應是在搏鬥或走動中被甩落，以撞擊狀態落地，因此，血滴的外形不可能完整。另一處，是在公寓後院圍牆的門上警方發現了三道血痕。可是，檢方專家在檢驗這些血痕時再次發現了濃度很高的螯合劑（EDTA）。
最後，辯方專家指控，洛杉磯市警署刑事實驗室設備簡陋，管理混亂，檢驗人員缺乏訓練，沒有按照正常程序採集現場血跡。由於證據樣本處理不當，所以檢驗結果令人生疑。比如，按照正常程序，在採集血跡樣本進行DNA分析時應當先用棉花沾起血跡樣本，待自然風干之後才能放入證據袋中，可是，警方檢驗人員在血跡尚未風干時就已將樣本放入證據袋。據此，辯方律師舍克毫不客氣地表示：警署的刑事化驗室簡直就是個「污染的糞坑」。 檢方呈庭的重要證據之二，是福爾曼在辛普森住宅客房後面搜獲的黑色血手套。可是,這只血手套同樣疑雲密布。
首先，根據福爾曼的證詞，當他發現血手套時其外表的血跡是濕的。辯方專家認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兇案大約發生在1994年6月12日深夜10點半左右，而福爾曼發現手套的時間是1994年6月13日早晨6點10分，時間跨度在7個小時以上。辯方用模擬實驗向陪審團演示，在案發之夜那種晴轉多雲和室外溫度為攝氏20度的氣象條件下，事隔7小時後手套上沾染的血跡肯定已經幹了。那麼，福爾曼為何一口咬定是濕的呢？辯方提供的解釋是：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福爾曼來到兇殺案現場後，悄悄地把血跡未乾的手套放入了隨身攜帶的警用證據保護袋之中，然後，他千方百計尋找機會進入辛普森住宅，趁人不備偽造證據，這樣，盡管時間跨度很長，但血跡仍然是濕的。
其次，假設辛普森是殺人兇犯，當他滿身血跡、驚惶失措地從殺人現場逃竄回家，把凶器和血衣藏匿得無影無蹤之後，根本沒必要多此一舉，單獨溜到客房後面藏匿血手套。另外，辛普森對自己住宅的旁門後院、地形道路了如指掌，按常理，他不太可能撞在空調上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並且在遺失血手套之後不聞不問。從各方面情況分析，撞在空調上並丟失手套的主兒顯然是一個對住宅內地形和道路不太熟悉的人。另外，如果兇犯在黑暗中慌不擇路，瞎摸亂撞，丟三落四，為什麼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
再次，雖然在警方在兇案現場和辛普森住宅搜獲了一左一右兩只手套，並且在手套上發現了兩位被害人和辛普森的血跡，但是，這兩只手套的外表沒有任何破裂或刀痕，在手套裡面也沒發現辛普森的血跡。這說明，辛普森手上的傷口與血手套和兇殺案很可能沒有直接關系。
最後，為了證實辛普森是兇手，檢方決定讓他在陪審團面前試戴那隻沾有血跡的手套。在法庭上，辛普森先帶上了為預防污損而准備的超薄型橡膠手套，然後試圖戴上血手套。可是，眾目睽睽之下，辛普森折騰了很久卻很難將手套戴上。辯方立刻指出這只手套太小，根本不可能屬於辛普森。檢方請出手套專家作證，聲稱手套沾到血跡後可能會收縮一些。但辯方專家認為這是一種經過預縮處理的高級皮手套，沾血後不會收縮。控辯雙方各執一辭，爭論不休，但是，在一些陪審員眼中這只血手套的確有點兒太小了。 辛普森案審判期間，最令辯方陣營生疑的人物是檢方的「明星」證人福爾曼警官。案發之夜這位警官並不當差，既然如此，他為何不辭辛苦深更半夜趕到現場？為何自告奮勇帶隊前往辛普森住宅？更令人疑惑的是，為何白色野馬車上的血跡、客房後的血手套、二樓卧室的血襪子等重要證據湊巧都被他一人單獨發現？他究竟是一個神通廣大的超級警探，還是一個劣跡累累的警方敗類？
在此背景下，福爾曼自然成為辯方律師調查和盤詰的重點對象。為此，辯方特意設立了一個免費舉報熱線電話，希望各界人士提供線索。結果，辯方了解到，這位警官曾有過很多極為惡劣的種族歧視言論。比如，根據一位名叫拜爾（Kathleen Bell）的證人舉報，在1985到1986年期間福爾曼曾揚言，如果他在街上發現一個黑人男性和一位白人女性同在一車，他就拉響警笛，勒令停車。假如沒有勒令停車的理由，他也會憑空捏造。他甚至狂言：希望看到所有「黑鬼」聚成一堆，一把火燒死或用炸彈炸死。還有一位證人舉報，福爾曼崇拜希特勒，他收藏了大量的納粹德國黨衛軍的軍功章。
但是，福爾曼本人堅決否認火燒「黑鬼」的指控。於是，辯方陣營請求伊藤法官下令，要求允許律師盤詰福爾曼，質問他在過去10年中是否使用過「黑鬼」這種侮辱性詞彙。辯方企圖以此為突破口徹底詆毀福爾曼的證人資格。辛普森案後，各界人士口誅筆伐，對辯方這種打「種族牌」的訴訟策略嗤之以鼻、痛加抨擊。值得一提的是，在爭議性極大的「種族牌」問題上，「看熱鬧」的外行人士紛紛指責辯方律師，「看門道」的內行專家則怪罪主審法官。
可能有人會納悶，福爾曼在過去10年之中是否說過「黑鬼」一詞與辛普森是否涉嫌殺人究竟有何關系？按常理，即使福爾曼在「黑鬼」一事上撒了彌天大謊，那並不能直接證明他在世紀大案中的證詞是瞎編偽造；即使這位警官曾有過一些種族歧視的言論，那同樣不能證明他故意栽贓和陷害被告。這是一個審判辛普森的世紀大案，為何一不留神變成了審判福爾曼警官的案子？在庭審過程中，伊藤法官為何不顧檢方反對，竟然允許辯方採用這種濫打「種族牌」和「扭轉斗爭大方向」的辯護策略呢？
信不信由你，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盡管爭議性極大，但辯方的「種族牌」策略和伊藤法官的裁決完全合乎法律。受英國普通法中「品格證據」傳統的影響，美國聯邦和加州的證據法和判例都規定，如果出庭證人的品格被證明有缺陷，則證人呈庭的某些證詞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在法庭審判時，檢辯雙方律師都會在證人個人品格上大作文章。此外，在法庭宣誓之後，如果一位證人在一部分證詞中故意撒謊，那麼，陪審團可以將這位證人的其它證詞也視為謊言。
法官開綠燈後，辯方律師李·貝利一上來就質問福爾曼：「在過去10年之中，你曾使用過『黑鬼』一詞嗎？」福爾曼答：「就我所記得，沒用過。」為撒謊留下了一點兒迴旋餘地。但律師豈能輕饒他，立刻抓住答復中的含糊之處追問：「你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叫過某人黑鬼，你也早就忘了？」這個反問簡直蓋了帽兒了！福爾曼只得故作糊塗：「我不確定我是否能回答你用這種方式提出的問題。」律師步步緊逼：「我換句話說吧，我想讓你承認，自1985或1986年以來，或許你曾在某一時刻稱呼某位黑人是黑鬼，可能你自己已經忘了吧？」福爾曼只好硬著頭皮答復：「不，不可能。」律師趁熱打鐵：「你是否就此宣誓？」警官只好回答：「那正是我的意思。」律師換了個角度追問：「如果任何一個證人出庭作證，說你曾用『黑鬼』一詞形容黑人，這個人就是在撒謊？」福爾曼被迫承認：「沒錯，他們是在撒謊。」這樣，辯方律師以密不透風的邏輯和出色的盤詰技巧把福爾曼警官逼進了無路可退的絕地。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這次盤詰結束後不久，辯方從舉報電話中獲悉，一位女劇作家為了收集警察破案的生活素材，在案發前近10年期間曾多次采訪福爾曼，並錄制了14個小時的采訪錄音。辯方律師審聽錄音後發現，在錄音談話中，凡是提到黑人的地方，福爾曼警官一律使用了「黑鬼」這一侮辱性用語，共達41次之多。此外，在1994年7月28日的采訪中，福爾曼自吹自擂：「我是世紀大案的關鍵證人，如果我不幫助檢方撐住，他們就會輸掉這個大案。血手套決定一切，如果沒有手套，拜拜別玩了。」他還聲稱：「你他媽的就是搞不懂，幹警察這一行用不著規矩，全是憑感覺。去他媽的規則吧，我們到時候瞎掰就足夠了。」在錄音談話中，福爾曼還明目張膽地吹噓誣陷無辜的經歷，他說：「我曾拘留了不屬於這一地區的閑雜之人，如果一定要我講出理由，我就楞說此人有盜竊嫌疑。」「我們警察不是好惹的。我們就是殺了人，也知道該怎麼說。」
福爾曼錄音磁帶的發現堪稱世紀大審判的轉折點
檢方爭辯說，談話錄音只是文學創作的素材，難免有自吹和誇大之嫌，根本不能視為合法證據。但伊藤法官仍然裁決陪審團可以審聽部分錄音。
在法庭盤詰時，辯方律師烏爾曼聲色俱厲，重炮猛轟福爾曼：「你在預審時的證詞是否完全真實？」「你是否捏造警方的刑事勘查報告？」「你在此案中是否栽贓和偽造證據？」面對這些不容迴避的法律問題，福爾曼竟然答復：「我希望維護我的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特權。」換句話說，他憑借最高法院1966年在著名的米蘭達案中規定的嫌犯沉默權，拒絕答復辯方針對呈庭證據提出的合理質疑。在總結陳詞中，辯方律師卡克倫指出，福爾曼是「一個擁護種族滅絕政策的種族主義者、一個作偽證的傢伙、美國最令人可怕的惡夢和魔鬼的化身」。
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證據的可信度是打贏官司的關鍵性因素之一。警方作為刑事案件的偵破機關，在第一時間掌握的證據最多，所以，美國法律明文規定，警察必須就搜查和檢驗證據等法律問題出庭作證，這是法庭審判和程序公正的重要環節。警察不同於一般的證人，執法者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們回答辯方律師質疑的必要性。即使是普通的交通違規罰款案，涉案警察仍然有義務准時出庭，手按聖經宣誓作證。西方司法界有句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僕」。因此，福爾曼要求保持沉默、拒絕回答辯方質疑之舉絕對是荒唐之至，這實際上相當於不打自招，變相承認涉嫌偽造證據，陷害被告。從法理上說，福爾曼的證詞已失去了法律效力。檢方幾乎輸定了。
辛普森案結束後，洛杉磯市地區檢察官毫不留情，正式立案起訴福爾曼警官。結果，他因偽證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獄外監管。這樣，有殺人嫌疑的辛普森被無罪開釋，執法者福爾曼警官卻因為人生污點淪為重罪案犯。
美國法律中有一條著名的證據規則：「面條里只能有一隻臭蟲」。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任何人發現自己的面碗里有一隻臭蟲時，他絕不會再去尋找第二隻，而是徑直倒掉整碗面條。同樣，即便洛杉磯警方獲取了大量能證明辛普森有罪的證據，但只要其中有一樣（襪子）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證據就都不能被法庭採信。於是，盡管控方女檢察官克拉克在總結發言中慷慨陳詞，打動了大量觀眾，卻並未讓陪審團動心。他們在近4個小時的討論之後，一致作出被告無罪的判決。
談起辛普森一案，無論黑人白人都承認，假如辛普森是個雇不起一流律師的窮光蛋，那他非進大獄不可。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個理兒。
可是，如果細琢磨一下，這個理兒好像又有點兒說不通。原因在於，若是論有錢，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比淡出體壇多年的辛普森有錢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強奸遭到起訴後，盡管他同樣花費天文價格聘請了一幫名律師出庭辯護，但仍然無法擺脫被定罪的命運，在大獄里結結實實地蹲了好幾年。
那麼，何以泰森落入正義之網，而辛普森卻能逍遙法外呢？有一種解釋是，泰森案陪審團以白人為主，而辛普森案陪審團成員多為黑人。黑人特別抱團，自然會偏向黑人球星。
但是，這個說法同樣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審員中雖然有9名是黑人，但其中卻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審團的專家認為，這一構成對辛普森特別不利。根據美國學者對「黑人女性最討厭啥樣兒的黑人男性」這一社會學課題的統計和調查，最讓黑人女性來氣的黑人爺們兒有兩種：一種是出名發財後立馬就娶一個白妞兒當老婆的燒包，一種是動不動就對媳婦拳打腳踢的粗漢。而辛普森恰好把這兩種壞樣兒全佔了。 這個世紀大案由美籍日裔法官伊藤（Lance Ito）主持審理——他的父母在二戰時曾被關入日裔集中營。這位法官博才多學，一向以精通法律和嚴謹公正著稱。
檢辯雙方陣營都有黑人律師，日裔法官主持審判，陪審團成員多數是黑人，一旦被告被判有罪，黑人就是想鬧事也沒啥理由。在九個月的審訊過程中，有沉悶枯燥普通人不易明白的血液化驗證據，也有意想不到的發展。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非常有戲劇性。
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死者被發現後，西區警察分局局長布歇決定派幾位刑警趕赴相距約4公里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無恙的消息，並讓辛普森著手把兩個受驚的孩子帶回家。這時，一位名叫福爾曼的白人刑警自告奮勇要求帶隊前往。在1985年的一次家庭糾紛中，妮可被辛普森毆打後報警，福爾曼曾上門處理過他們的家庭暴力案件，知道辛普森住宅的准確地址。於是，主持調查兇殺案的瓦納特警長便率領福爾曼等四名警探驅車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長的這一決定鑄成了警方的第一個重大失誤，因為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進入過血跡遍地的第一殺人現場勘察，他們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跡。照常理，布歇局長應當派幾位壓根兒就沒進入過第一現場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一現場的血跡與後來被警方宣布為第二現場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跡發生交叉沾染，這是刑事案現場勘查的基本常識。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卻完全忽視了這種常識。
在採集證據和保護現場方面警方也出現了很多忽視常識的重大失誤。案發之後，大批刑警和刑事檢驗人員迅速來到現場，但法醫卻姍姍來遲，在案發10小時後才到達現場，錯過了准確地鑒定被害人死亡時間的最佳時機。法醫在解剖屍體時，不但沒對屍體進行X光檢查和採集妮克的右手指紋，而且對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醫學鑒定，致使破案線索大大減少。為了「保護」現場，警方人員順手從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幾條白被單，小心翼翼地蓋在了屍體之上。可是，由於辛普森與妮克離婚後仍然藕斷絲連，案發數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過夜，並經常來公寓看望孩子，被單上難免會有他的頭發或皮屑，結果致使檢方呈庭的DNA證據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據案發現場照片，辯方專家發現妮可屍體裸露的肩膀上有七點血滴，從這些血滴的形狀和滴落方向看，它們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根據常識推理，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後有人流著血從她屍體旁走過時滴落的，因此，如果這些血滴不是來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兇手滴落的。這樣，如果能證明這些血滴屬於辛普森，那麼他的嫌疑便倍增。可是，當辯方專家向警方檢驗人員提出查驗這些血滴時他們深感驚訝，因為警方完全忽視了這些血滴的重要性。妮可的屍體在解剖前已進行沖洗，這些血滴永遠消失了。
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1994年6月13日清晨5點，四位白人刑警來到建有圍牆的辛普森住宅。他們在前門按了很久電鈴，但一直無人應門。這時，福爾曼獨自一人沿圍牆搜索了一圈，發現圍牆後門的路上停著一輛白色福特野馬型越野車。經細心觀察後，福爾曼高聲叫瓦納特警長過來察看，說在駕駛員位置的車門把手上發現了微小血跡。溫納特和另兩位警官看到血跡後大驚失色，他們擔心住宅內的人有生命危險，便決定進入住宅進行緊急搜查。
在辛普森案中，從當時福爾曼發現血跡和長時間無人應門的情況看，四位警官擅闖民宅之舉勉強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 。但是，警官們進入住宅後一旦發現辛普森及其家人沒有生命危險就應停止搜查，只有當與法官取得聯系申請到搜查許可證後才能對辛普森住宅進行合法搜查。但令人費解的是，在沒有面臨迫在眉睫危險和非緊急情況下，福爾曼警官獨自一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內繼續搜查，結果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個重大失誤。
決定進入住宅後，福爾曼自告奮勇搶先翻越圍牆，從裡面打開前門，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可是，按了很久的電鈴仍然無人應門，於是他們繞行到住宅後邊去三間獨立客房敲門。在第一間客房，有一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來應門，他自稱是辛普森的哥們兒，名叫凱林。凱林稱，大約在晚上10時45分左右他聽到客房背後一聲巨響，牆壁上的掛畫都被震動得搖晃起來，他當時以為是輕微地震，沒放在心上。福爾曼疑心大起，立即單槍匹馬到客房後搜查。大約18分鍾後，福爾曼高聲叫來其他刑警，說在屋後懸掛式空調機下的走道上發現了一隻沾有血跡的右手黑色皮手套，這只手套與在兇殺案現場發現的另一隻手套相配。但是，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福爾曼解釋說，估計在半夜三更、黑燈瞎火之時，兇犯潛逃在屋後，一不留神撞在了空調上，在驚慌失措中遺落了手套。
發現血手套後，刑警們又找到了更多線索。他們發現，在圍牆前門車道以及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跡。這樣，警方認為已有足夠理由懷疑辛普森是兇殺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為兇殺案第二犯罪現場，正式向法官申請搜查許可證。在後來的搜查中，福爾曼在二樓卧室的地毯上發現了一雙沾有血跡的襪子，它成為指控辛普森涉嫌殺人的重要證據之一。
可是，在沒有搜查許可證和非緊急情況下福爾曼獨自一人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給警方造成了涉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嚴重問題。依照美國法律，在某些人命關天的特殊情況下警官可以用電話或其它現代化通訊手段與法官取得聯系，法官了解現場情況後可以口頭授權警察進行搜查。只有在面臨生命危險或罪證可能被銷毀的緊急情況下警察才能破門闖入民宅搜查。可是，警官們進入辛普森住宅後的境遇並非如此。
在預審時，辯方指控4位白人警官心懷偏見、先入為主，早在案發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內定為主要嫌犯，然後故意尋找借口闖入民宅非法搜查。這樣，假如法官判決警方違憲，則搜獲的血跡和血手套都會成為「壓下不用的證據」，不能在審判時呈堂。但法官聽取了警方的辯解後裁決搜查行為合法。盡管如此，在庭辯期間，面對辯方律師的窮追猛打，福爾曼死活也解釋不清，作為一個有多年刑事偵察經驗的老手，在非緊急情況下，明知沒有搜查許可證，為何仍然獨自一人在住宅內搜查？辯方藉此懷疑，福爾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闖入搜查，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用栽贓手法嫁禍被告。
警官攜帶血樣返回現場
1994年6月13日中午12點，當辛普森從芝加哥匆忙趕回洛杉磯時，警方已封鎖了他的住宅。主持調查的瓦納特和蘭吉警官讓他到警署總部來一趟，澄清一些疑點，辛普森便隨口答應了。這時，辛普森的私人律師要求隨同前往，但辛普森堅持說自己與兇殺案絕對無關，用不著律師。
在盤問開始之前，瓦納特向辛普森宣讀了「米蘭達告誡」，提醒他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請律師在盤問時在場。但辛普森同意放棄沉默權，獨自一人與兩位刑警談了半個多小時，希望能給警方提供一些破案線索。
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殺人兇手，沾有血跡的手套和襪子還遺留在客房後和卧室地毯上，殺人時刺破的手指傷口未愈，就是借他十個膽，恐怕他也不敢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地與經驗豐富的刑警周旋。在案發當天那種心緒激盪、大受刺激的情況下，如果他在盤問過程中顛三倒四、自相矛盾、謊言連篇、破綻百出，他的口供將成為檢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在美國社會中，犯罪嫌犯擁有沉默權的「米蘭達告誡」家喻戶曉，如果心懷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絕審問，或者至少要求律師在審問時坐鎮壓驚。但是，辛普森並沒這樣做。
在審問過程中，瓦納特告訴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內發現了一些可疑血跡。辛普森當即表示願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樣品，以便澄清真相。於是，警署的護士便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樣品。按常規，為了防止血樣凝固和變質，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樣中添加了螯合劑（EDTA）。這時，瓦納特注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綳帶扎住，且有腫脹跡象。辛普森解釋說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對於弄破的具體時間他解釋得含含糊糊、前後矛盾。徵得辛普森同意後，瓦納特指揮攝影師將傷口拍攝下來。值得一提的是，辛普森此時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雖已頒發搜查許可證，但尚未正式頒發逮捕令，辛普森如果心裡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絕與警方合作，拒絕抽取血樣和拍攝傷口照片。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樣後瓦納特警長並未將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遙的警署刑事化驗室，反而攜帶血樣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兇殺案現場。說出來可能沒人敢信，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瓦納特那天手持血樣在血跡遍地的兇殺現場遛達了三個小時之後，才磨磨蹭蹭地將血樣交給正在現場取樣勘查的刑事檢驗員丹尼斯·馮（Dennis Fung）。在庭審時，面對辯方律師的質問，瓦納特解釋說，根據工作條例，所有證據必須先登記編號，然後才能送交刑事化驗室存檔，而丹尼斯·馮正是負責登記編號的警員，所以他才攜帶血樣回到了犯罪現場。可是辯方死死抓住這個重大疑點大加渲染，辯方律師卡克倫把瓦納特和福爾曼貶稱為一對大騙子，使陪審團對警方涉嫌違法亂紀、栽贓陷害的疑慮大大加深。 瓦納特身攜血樣返回第一犯罪現場，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個重大失誤。在庭審時，警署護士出庭作證時說，他那天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約7.9至8.1毫升血液樣品。可是，辯方專家在警方實驗室只發現了6.5毫升的血樣。換言之，大約1.4至1.6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樣品竟然不翼而飛。辯方藉此懷疑，瓦納特攜帶血樣回到第一犯罪現場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

④ 從辛普森殺妻案中如何體現兩大法系的不同特點

1、辛普森殺妻案體現兩大法系對偽造證據的處理方式不同：大陸法系（以我國為例）若一部分證據偽造，則這部分證據無效，而在英美法系（美國為例），所有的證據都無效，這也是辛普森能無罪最主要的原因
2、判例地位不同，英美法系的判例是主要的法律淵源，可以作為判案依據，且判例不是立法者創制的，而是法官（司法者）適用法律過程中產生，大陸法系以成文法為主，判例沒有絕對拘束力不能作為判案依據
3、英美法系開庭采對抗制，當事人主導辯論，而大陸法系傾向糾問制，整個程序在法官主導下進行
4、總的來說英美法更靈活，法官自由裁量權更大，律師起的作用更大

⑤ 辛普森殺妻案的案件分析

實際上，判決公布之前，由於檢方呈庭證據破綻百出和福爾曼警官作偽證，辛普森無罪獲釋已成為可以預料的結局。
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刑事案採用的定罪標準是「超越合理懷疑」。具體而言，在法庭審判時，檢方若要指控被告有罪，一定要提出確鑿可信的證據來證明被告的罪行。毫無疑問，任何證據都會存在某種疑點，但陪審團只有在確信證據已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標准時，才能判決被告有罪。
那麼，什麼是「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呢？美國證據法權威衛格莫 教授認為，這個法律術語的含義「難以捉摸，不可定義」。但是，這個術語包含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由於刑事案人命關天，所以陪審團在裁決無罪時不一定非要確信被告清白無辜，只要檢方呈庭證據破綻較多，沒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嚴格標准，盡管有很多跡象表明被告涉嫌犯罪，但陪審團仍然可以判決被告無罪。有人說，美國司法制度的特徵之一是「寧可漏網一千，不可冤枉一人」，此語極為傳神。
通過辛普森一案，人們會注意到，美國司法制度對程序公正和確鑿證據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尋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繩之於法。假如美國司法制度的目的是尋求案情真相，那麼犯罪嫌犯壓根兒就不應該擁有沉默權。實際上，整個美國憲法和司法制度的核心是防止「苛政猛於虎」，是注重保障公民權利和遵循正當程序。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精闢地指出：「權利法案的絕大部分條款都與程序有關，這絕非毫無意義。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隨心所欲或反復無常的人治之間的大部分差異。堅定地遵守嚴格的法律程序，是我們賴以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要保證。」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認為：「罪犯逃脫法網與政府的卑鄙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在霍姆斯看來，政府濫用權力和司法腐敗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整體危害，遠遠超過了普通犯罪分子，因此，憲政法治的核心和重點絕非一味不擇手段、從重從快打擊犯罪分子，而是應當正本清源，注重對政府權力予以程序性約束和制衡，防止執法者和當權者凌駕於法律之上，利用手中特權和國家專政機器胡作非為、巧取豪奪、為害一方，任意欺壓無處申冤的小民百姓。防官府惡政遠甚於防犯罪刁民，防止「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和統治者隨心所欲、逍遙法外的虛偽「法制」的弊端，正是美國憲政「法治」制度設計的重要特點。 在刑事審判結束4個月後，高曼的父母弗雷德·高曼（Fred Goldman）和莎倫·魯弗盧（Sharon Rufo）以非正常死亡為由起訴辛普森，而由布朗之父盧·布朗（Lou Brown）代表布朗的遺產與辛普森打起「遺產大戰」。案件在法官的要求下，沒有在電視上播出。高曼家的律師是丹尼爾·彼得羅切利（Daniel Petrocelli），辛普森的律師為鮑勃·貝克（Bob Baker）。辯控雙方律師都受到在場律師的高度評價。辛普森在案件中的辯護費用估計為1百萬美元，由他所屬公司Orenthal公司的一項保險政策埋單。
貝克一度允許彼得羅切利呈上辛普森沒有通過關於謀殺案的測謊證據，這成為他的失誤。福爾曼沒有被傳喚作證，而辛普森則被傳喚為自己作證。民事審判陪審團裁決，作為布朗和辛普森的孩子，西德尼和賈斯汀將從布朗財產繼承人辛普森那裡得到1250萬美元。受害者家庭則得到3350萬美元的補償性及懲罰性損害賠償金。辛普森因其在陪審團做出不利的裁決後，以藏匿資產試圖規避裁決遭到批評。
十多年前著名的「辛普森案」的民事訴訟在宣判之後，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聽證，主要就是對辛普森財產進行估算。對此，雙方的估算相差非常大。辛普森的律師宣稱，辛普森在接連三場官司（包括他爭奪子女撫養權的官司〕打下來之後，早已經債台高築，而原告律師則連辛普森的現有財產，還加上假定他的名氣可以在將來再掙上兩千四百萬美元，認為他依然具備支付巨額賠償的能力。對此，被告還特地請來了商人作證，證明案發後以辛普森為標志的商品已經賣不出去，他的「名氣」已經一錢不值。很多中國人以為「辛普森案」是典型的「有錢就能脫罪」，展現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實際上，雖然辛普森可以聘請強大的夢幻律師團來對抗檢控方並贏得了勝利，但半年後的民事賠償，卻把辛普森從有錢的大明星賠成了一個窮光蛋。（本文部分內容來自旅美作家林達作品《辛普森案續集》） 通過電視轉播而家喻戶曉，人們對司法程序和法治的具體制度也有了直觀的了解，成了一種普及法律知識的最大課堂。電視台是依靠收視率而生存的。報道的東西越有刺激性和爭議性，收視率便越高。名人涉嫌殺妻，電視台大肆宣揚，唯恐有人不知。各大電視網均不遺餘力地派出最強的記者現場采訪，而各種肥皂劇、喜劇和脫口秀也以法官、被告、控方、證人中的一些著名角色為題材大加發揮，熱鬧非凡，竭盡推波助瀾之能事。

⑥ 辛普森殺妻案

偵查學角度－證據不足
刑事訴訟法角度－－程序違法
法理學－英美法系重視程序；大陸法系重實體

⑦ 請簡要敘述一下辛普森案件，並談論一些自己對法律的認識。

辛普森成名之後，一向有「花花公子「和「外黑內白」的名聲。與空中飛人喬丹（Michael Jordan）和魔術師約翰遜（Magic Johnson）等著名黑人球星不同，辛普森對贊助黑人貧民區的活動和投資項目毫無興趣，卻熱衷於躋身富有白人的高爾夫球俱樂部。除了幼年好友柯林斯外，他的哥們兒無一例外都是白人。同時，他也只對白人性感女郎感「性趣」。為了「脫黑」，他甚至不惜重金聘請語音校正專家，反復練習，改掉了一口濃重的黑人貧民區口音。1977年，辛普森在一家高級餐廳與漂亮迷人、金發碧眼的白人女侍者妮可·布朗（NicoleBrown）一見鍾情（註：妮可當年十八歲），不久便與第一任黑人妻子離異。1985年辛普森與妮可結婚後，因妮可懷疑他在外面有「二奶「，兩人關系開始出現裂痕。妮可曾多次打電話報警，指控辛普森對她拳打腳踢。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深夜，洛杉磯西部一豪華住宅區里，一隻小狗在不停地狂吠，引起了鄰居家的注意。人們在一住宅門前發現兩具血淋淋的屍體。女死者後來證實是妮克·布朗·辛普森，而她身後是餐館的侍生郎·高曼。兩人渾身血痕，而且被利器割斷喉嚨而死。死亡時間是晚上十點多。 案發當晚黃昏，妮克同孩子到高曼所在的餐館吃飯。離開後曾打電話說遺留下了一副太陽鏡，高曼找到後對同事說下班送還給妮克。 案發後凌晨，四名警察部偵探來到死者前夫即著名的 黑人美式足球（橄欖球）明星辛普森住所，在門外發現其白色的不朗哥型號汽車染有血跡，車道上也發現血跡。按鈴無人回應，偵探爬牆而入，其中一個偵探福爾曼在後園找到一隻染有血跡的手套和其它證據。 案件主要證人是當時住在客房的朋友基圖，他作供說客房牆外有像地震一樣的響聲。此外一個被電話預約的接辛普森去機場的司機說：十時左右他到辛普森家按門鈴無人回應，接近十一點時，發現一高大黑人（與辛普森相似）匆匆從街外跑回屋，再按門鈴後辛普森回應了，出來說他睡著了，然後坐車到機場去芝加哥。
逮捕
案發後凌晨，辛普森在芝加哥酒店接到警方通知前妻死訊，清早趕回加州。回來辛普森在律師極力反對下單獨接受了警察一小時的問話。當時警察發現辛普森受傷。他解釋說，接到前妻死訊過於激動打破鏡子而受傷的。警察經過幾天調查後，決定將辛普森列為主要疑犯准備逮捕。 六月十七日，辛普森的律師准備陪同辛普森回警察局時，發現本來在樓上休息的辛普森已不知去向。隨後全國觀眾在電視上看見了難忘的鏡頭：天上直升機隊，地上巡邏車隊全面出動，幾小時終於發現辛普森的白色小車。幾十輛警車在洛杉磯公路上展開飛車追逐。最後辛普森被逮捕。
審理
正式審判開始後，在開庭陳詞時檢方指控辛普森預謀殺妻，作案動機是嫉妒心和佔有欲。離婚之後，辛普森對妮克與年輕英俊的男人約會非常吃醋，一直希望破鏡重圓，但希望日益渺茫。案發當天，在女兒的舞蹈表演會上妮克對辛普森非常冷淡，使他萌動了殺機。戈德曼則屬於誤闖現場，偶然被殺。法醫鑒定表明，被害人死亡時間大約在晚上10點到10點15分之間。辛普森聲稱，當晚9點40到10點50之間他在家中獨自睡覺，無法提供證人。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根據律師的建議，辛普森依法要求保持沉默，拒絕出庭作證。 但是，檢方關於預謀殺人的指控似乎不合情理，主要原因是：辛普森當晚要趕飛機，他已預約了豪華計程車送自己去機場。這一安排實際上堵死了他本人作案的後路，因為他必須在短短1小時10分鍾之內驅車前往現場，選擇作案時機，執刀連殺兩人，逃離兇案現場，藏匿血衣凶器，洗凈殘留血跡，啟程前往機場，整個環節稍有差錯閃失就會耽誤飛機起飛的鍾點，這時，計程車司機便會成為重要證人。另外，對辛普森這種缺乏訓練和經驗的「業余殺手」來說，使用槍支是最佳選擇，根本沒必要用利刃割喉殺人。這種作案方式不僅弄得自己滿身血跡，而且會在兇殺案現場、白色野馬車和自己住宅中留下難以抵賴的「血證」。 辨方認為，妮克有可能被販毒集團或黑手黨殺害，因為妮克有吸毒歷史，如果她大量購買毒品之後未能按時支付，就有可能被黑手黨暗下毒手，而割喉殺人正是黑社會慣用的兇殺手段。另外，戈德曼與妮可之間也不是一般關系，有人曾看見他駕駛妮可那輛價值15萬美元的白色法拉利牌高級跑車在街上兜風。更令人生疑的是，1993年到1995兩年期間，在戈德曼打工的那家義大利餐廳竟然有四位雇員被謀殺或神秘失蹤。 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僅僅依賴間接證據就把被告定罪判刑絕非易事。這是因為，僅憑個別的間接證據通常不能准確無誤地推斷被告人有罪，必須要有一系列間接證據相互證明，構成嚴密的邏輯體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才能准確地證實案情。此外，間接證據的搜集以及間接證據和案情事實之間的關系應當合情合理、協調一致，如果出現矛盾或漏洞，則表明間接證據不夠可靠，不能作為定罪的確鑿根據。比如，在辛普森案中，檢方呈庭的間接證據之一是在殺人現場發現了被告人的血跡，可是，由於溫納特警長身攜辛普森的血樣在兇殺案現場遛噠了三個小時之久，致使這一間接證據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辛普森案中，由於檢方證據全都是間接證據，因此，辯方律師對這些「旁證」進行嚴格鑒別和審核，是這場官司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令人失望的是，檢方呈庭的證據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使辯方能夠以比較充足的證據向陪審團證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殺人兇手。 1995年10月3日，美國西部時間上午10點，當辛普森案裁決即將宣布之時，整個美國一時陷入停頓。柯林頓總統推開了軍機國務；前國務卿貝克推遲了演講；華爾街股市交易清淡；長途電話線路寂靜無聲。數千名警察全副武裝，如臨大敵，遍布洛杉磯市街頭巷尾。CNN統計數字表明，大約有1億4千萬美國人收看或收聽了「世紀審判」的最後裁決。 陪審團裁決結果：辛普森無罪。
13年後的審判
2009年10月3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克拉克縣地區法院的陪審團做出裁決，辛普森的綁架、武裝搶劫等12項項指控全部成立。法庭定於12月5日作出宣判。現年61歲的辛普森可能面臨終身監禁。巧合的是，13年前的這一天，辛普森接受「殺妻案」庭審裁決，並在這場堪稱「世紀審判」的漫長司法審理落幕時無罪開釋。 這樁案件發生在2007年9月13日，包括辛普森在內的6人闖入體育紀念品商人布魯斯·弗洛門在拉斯維加斯一家酒店的房間內，總共奪走700餘件體育紀念品，其中大部分都和辛普森有關。辛普森在三天後被捕。後來他聲稱，這些體育紀念品都是在1994年他的妻子被殺後失竊的。 根據法庭宣讀的裁決，辛普森所受綁架、武裝搶劫等12項罪名指控成立，立即轉入羈押狀態，等候最終宣判。同案被告人克拉倫斯·斯圖爾特所受多項罪名指控也全部成立。
編輯本段案件疑點
血跡證據
檢方呈庭的重要證據之一是血跡化驗和DNA檢驗結果。刑事專家一致同意，血跡化驗和DNA檢驗的結果不會撒謊，但是，如果血跡受到污染、不當處理、草率採集或有人故意栽贓，那麼它的可信度則大打折扣。在辛普森案中，這些毛病全都存在。 檢驗結果表明，所有疑點都聚集在辛普森一人身上。兇殺現場兩處發現辛普森的血跡；現場提取的毛發與辛普森的頭發相同；警方在現場和辛普森住宅發現的血手套是同一付，兩只手套上都有被害人和被告的血跡；在辛普森住宅門前小道、二樓卧室的襪子和白色野馬車中都發現了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跡。這樣，檢方證據堪稱「血證如山」，辛普森涉嫌殺人似乎已是無法低賴的事實。 但是，辯方陣營認為這些「血證」疑點極多，破綻百出。 首先，襪子上的血跡非常奇怪。辯方專家指出，這只襪子兩邊的血跡竟然完全相同。根據常識，假如襪子當時被穿在腳上，那麼襪子左邊外側的血跡絕不可能先浸透到左邊內側，然後再穿過腳踝浸透到右邊內側。只有當血跡從襪子左邊直接浸透到右邊時，兩邊的血跡才會一模一樣。換言之，血跡很有可能是被人塗抹上去的。在庭審時，檢方出示了幾張發現血襪子的現場照片，可是照片上的時間順序卻自相矛盾。案發之日下午4點13分拍照的現場照片上沒有這只血襪子，可是4點35分拍的照片卻出現了血襪子。那麼，血襪子究竟是原來就在地毯上？還是後來被警方移放到地毯上？對此問題，警方的答復顛三倒四，前後矛盾。另外，辯方專家在檢驗襪子上的血跡時發現其中含有濃度很高的防腐劑（EDTA），辯方律師提醒陪審團，案發之日，警方在抽取辛普森的血樣之後在血樣中添加了這種防腐劑。 其次，從現場勘查報告看，身高體壯的戈德曼曾與兇犯展開了一場血戰，他的隨身物品——一串鑰匙、一個信封、一張紙片以及一個呼叫機——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這說明打鬥的范圍很大，搏鬥很激烈。戈德曼的牛仔褲上有血跡向下流的形狀，說明他不是在極短時間內死亡，而是在負傷之後仍然挺身而斗，拚死抵抗。他被刺中了30餘刀，最後因頸部靜脈斷裂和胸腹腔大出血致死。據此推斷，兇犯渾身上下肯定也沾滿了血跡。可是，為什麼在白色野馬車上只發現了微量血跡？更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兇手下車後，卻在圍牆前門車道和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上留下了很多明顯血跡？還有，假設辛普森穿著血衣血鞋沿前門小道進入住宅大門，又穿著血襪子走上二樓卧室，為什麼在門把、燈光開關和整個住宅內的白色地毯上沒發現任何血跡？ 再次，根據血跡檢驗報告，在現場兩處地方發現了辛普森的血跡。一處在從被害人屍體通向公寓後院的小道上，警方發現了五滴被告血跡，大小均勻，外形完整。但辯方認為，假設辛普森在搏鬥中被刺傷，按常理，應該在起初大量流血，過一會兒血量才會逐漸減少，所以，血滴絕對不可能大小均勻。另外，血滴應是在搏鬥或走動中被甩落，以撞擊狀態落地，因此，血滴的外形不可能完整。另一處，是在公寓後院圍牆的門上警方發現了三道血痕。可是，檢方專家在檢驗這些血痕時再次發現了濃度很高的防腐劑（EDTA）。 最後，辯方專家指控，洛杉磯市警署刑事實驗室設備簡陋，管理混亂，檢驗人員缺乏訓練，沒有按照正常程序採集現場血跡。由於證據樣本處理不當，所以檢驗結果令人生疑。比如，按照正常程序，在採集血跡樣本進行DNA分析時應當先用棉花沾起血跡樣本，待自然風干之後才能放入證據袋中，可是，警方檢驗人員在血跡尚未風干時就已將樣本放入證據袋。據此，辯方律師舍克毫不客氣地表示：警署的刑事化驗室簡直就是個「污染的糞坑」。
手套證據
檢方呈庭的重要證據之二，是福爾曼在辛普森住宅客房後面搜獲的黑色血手套。可是,這只血手套同樣疑雲密布。 首先，根據福爾曼的證詞，當他發現血手套時其外表的血跡是濕的。辯方專家認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兇案大約發生在6月12日深夜10點半左右，而福爾曼發現手套的時間是6月13日早晨6點10分，時間跨度在7個小時以上。辯方用模擬實驗向陪審團演示，在案發之夜那種晴轉多雲和室外溫度為攝氏20度的氣象條件下，事隔7小時後手套上沾染的血跡肯定已經幹了。那麼，福爾曼為何一口咬定是濕的呢？辯方提供的解釋是：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福爾曼來到兇殺案現場後，悄悄地把血跡未乾的手套放入了隨身攜帶的警用證據保護袋之中，然後，他千方百計尋找機會進入辛普森住宅，趁人不備偽造證據，這樣，盡管時間跨度很長，但血跡仍然是濕的。 其次，假設辛普森是殺人兇犯，當他滿身血跡、驚惶失措地從殺人現場逃竄回家，把凶器和血衣藏匿得無影無蹤之後，根本沒必要多此一舉，單獨溜到客房後面藏匿血手套。另外，辛普森對自己住宅的旁門後院、地形道路了如指掌，按常理，他不太可能撞在空調上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並且在遺失血手套之後不聞不問。從各方面情況分析，撞在空調上並丟失手套的主兒顯然是一個對住宅內地形和道路不太熟悉的人。另外，如果兇犯在黑暗中慌不擇路，瞎摸亂撞，丟三落四，為什麼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 再次，雖然在警方在兇案現場和辛普森住宅搜獲了一左一右兩只手套，並且在手套上發現了兩位被害人和辛普森的血跡，但是，這兩只手套的外表沒有任何破裂或刀痕，在手套裡面也沒發現辛普森的血跡。這說明，辛普森手上的傷口與血手套和兇殺案很可能沒有直接關系。 最後，為了證實辛普森是兇手，檢方決定讓他在陪審團面前試戴那隻沾有血跡的手套。在法庭上，辛普森先帶上了為預防污損而准備的超薄型橡膠手套，然後試圖戴上血手套。可是，眾目睽睽之下，辛普森折騰了很久卻很難將手套戴上。辯方立刻指出這只手套太小，根本不可能屬於辛普森。檢方請出手套專家作證，聲稱手套沾到血跡後可能會收縮一些。但辯方專家認為這是一種經過預縮處理的高級皮手套，沾血後不會收縮。控辯雙方各執一辭，爭論不休，但是，在一些陪審員眼中這只血手套的確有點兒太小了。
現場警官
辛普森案審判期間，最令辯方陣營生疑的人物是檢方的「明星」證人福爾曼警官。案發之夜這位警官並不當差，既然如此，他為何不辭辛苦深更半夜趕到現場？為何自告奮勇帶隊前往辛普森住宅？更令人疑惑的是，為何白色野馬車上的血跡、客房後的血手套、二樓卧室的血襪子等重要證據湊巧都被他一人單獨發現？他究竟是一個神通廣大的超級警探，還是一個劣跡累累的警方敗類？ 在此背景下，福爾曼自然成為辯方律師調查和盤詰的重點對象。為此，辯方特意設立了一個免費舉報熱線電話，希望各界人士提供線索。結果，辯方了解到，這位警官曾有過很多極為惡劣的種族歧視言論。比如，根據一位名叫拜爾（Kathleen Bell）的證人舉報，在1985到1986年期間福爾曼曾揚言，如果他在街上發現一個黑人男性和一位白人女性同在一車，他就拉響警笛，勒令停車。假如沒有勒令停車的理由，他也會憑空捏造。他甚至狂言：希望看到所有「黑鬼」聚成一堆，一把火燒死或用炸彈炸死。還有一位證人舉報，福爾曼崇拜希特勒，他收藏了大量的納粹德國黨衛軍的軍功章。 但是，福爾曼本人堅決否認火燒「黑鬼」的指控。於是，辯方陣營請求伊藤法官下令，要求允許律師盤詰福爾曼，質問他在過去10年中是否使用過「黑鬼」這種侮辱性詞彙。辯方企圖以此為突破口徹底詆毀福爾曼的證人資格。辛普森案後，各界人士口誅筆伐，對辯方這種打「種族牌」的訴訟策略嗤之以鼻、痛加抨擊。值得一提的是，在爭議性極大的「種族牌」問題上，「看熱鬧」的外行人士紛紛指責辯方律師，「看門道」的內行專家則怪罪主審法官。 可能有人會納悶，福爾曼在過去10年之中是否說過「黑鬼」一詞與辛普森是否涉嫌殺人究竟有何關系？按常理，即使福爾曼在「黑鬼」一事上撒了彌天大謊，那並不能直接證明他在世紀大案中的證詞是瞎編偽造；即使這位警官曾有過一些種族歧視的言論，那同樣不能證明他故意栽贓和陷害被告。這是一個審判辛普森的世紀大案，為何一不留神變成了審判福爾曼警官的案子？在庭審過程中，伊藤法官為何不顧檢方反對，竟然允許辯方採用這種濫打「種族牌」和「扭轉斗爭大方向」的辯護策略呢？ 信不信由你，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盡管爭議性極大，但辯方的「種族牌」策略和伊藤法官的裁決完全合乎法律。受英國普通法中「品格證據」傳統的影響，美國聯邦和加州的證據法和判例都規定，如果出庭證人的品格被證明有缺陷，則證人呈庭的某些證詞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在法庭審判時，檢辯雙方律師都會在證人個人品格上大作文章。此外，在法庭宣誓之後，如果一位證人在一部分證詞中故意撒謊，那麼，陪審團可以將這位證人的其它證詞也視為謊言。 法官開綠燈後，辯方律師李·貝利一上來就質問福爾曼：「在過去10年之中，你曾使用過『黑鬼』一詞嗎？」福爾曼答：「就我所記得，沒用過。」為撒謊留下了一點兒迴旋餘地。但律師豈能輕饒他，立刻抓住答復中的含糊之處追問：「你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叫過某人黑鬼，你也早就忘了？」這個反問簡直蓋了帽兒了！福爾曼只得故作糊塗：「我不確定我是否能回答你用這種方式提出的問題。」律師步步緊逼：「我換句話說吧，我想讓你承認，自1985或1986年以來，或許你曾在某一時刻稱呼某位黑人是黑鬼，可能你自己已經忘了吧？」福爾曼只好硬著頭皮答復：「不，不可能。」律師趁熱打鐵：「你是否就此宣誓？」警官只好回答：「那正是我的意思。」律師換了個角度追問：「如果任何一個證人出庭作證，說你曾用『黑鬼』一詞形容黑人，這個人就是在撒謊？」福爾曼被迫承認：「沒錯，他們是在撒謊。」這樣，辯方律師以密不透風的邏輯和出色的盤詰技巧把福爾曼警官逼進了無路可退的絕地。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這次盤詰結束後不久，辯方從舉報電話中獲悉，一位女劇作家為了收集警察破案的生活素材，在最近10年期間曾多次采訪福爾曼，並錄制了14個小時的采訪錄音。辯方律師審聽錄音後發現，在錄音談話中，凡是提到黑人的地方，福爾曼警官一律使用了「黑鬼」這一侮辱性用語，共達41次之多。此外，在1994年7月28日的采訪中，福爾曼自吹自擂：「我是世紀大案的關鍵證人，如果我不幫助檢方撐住，他們就會輸掉這個大案。血手套決定一切，如果沒有手套，拜拜別玩了。」他還聲稱：「你他媽的就是搞不懂，幹警察這一行用不著規矩，全是憑感覺。去他媽的規則吧，我們到時候瞎掰就足夠了。」在錄音談話中，福爾曼還明目張膽地吹噓誣陷無辜的經歷，他說：「我曾拘留了不屬於這一地區的閑雜之人，如果一定要我講出理由，我就楞說此人有盜竊嫌疑。」「我們警察不是好惹的。我們就是殺了人，也知道該怎麼說。」 福爾曼錄音磁帶的發現堪稱世紀大審判的轉折點。檢方爭辯說，談話錄音只是文學創作的素材，難免有自吹和誇大之嫌，根本不能視為合法證據。但伊藤法官仍然裁決陪審團可以審聽部份錄音。 在法庭盤詰時，辯方律師烏爾曼聲色俱厲，重炮猛轟福爾曼：「你在預審時的證詞是否完全真實？」「你是否捏造警方的刑事勘查報告？」「你在此案中是否栽贓和偽造證據？」面對這些不容迴避的法律問題，福爾曼竟然答復：「我希望維護我的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特權。」換句話說，他憑借最高法院1966年在著名的米蘭達案中規定的嫌犯沉默權，拒絕答復辯方針對呈庭證據提出的合理質疑。在總結陳詞中，辯方律師卡克倫指出，福爾曼是「一個擁護種族滅絕政策的種族主義者、一個作偽證的傢伙、美國最令人可怕的惡夢和魔鬼的化身」。 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證據的可信度是打贏官司的關鍵性因素之一。警方作為刑事案件的偵破機關，在第一時間掌握的證據最多，所以，美國法律明文規定，警察必須就搜查和檢驗證據等法律問題出庭作證，這是法庭審判和程序公正的重要環節。警察不同於一般的證人，執法者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們回答辯方律師質疑的必要性。即使是普通的交通違規罰款案，涉案警察仍然有義務准時出庭，手按聖經宣誓作證。西方司法界有句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僕」。因此，福爾曼要求保持沉默、拒絕回答辯方質疑之舉絕對是荒唐之至，這實際上相當於不打自招，變相承認涉嫌偽造證據，陷害被告。從法理上說，福爾曼的證詞已失去了法律效力。檢方幾乎輸定了。 辛普森案結束後，洛杉磯市地區檢察官毫不留情，正式立案起訴福爾曼警官。結果，他因偽證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獄外監管。這樣，殺人嫌犯辛普森被無罪開釋，執法者福爾曼警官卻淪為重罪案犯。這真不知是美國司法的驕傲，還是它的恥辱？或許兩者兼而有之吧！ 美國法律中有一條著名的證據規則：「面條里只能有一隻臭蟲」。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任何人發現自己的面碗里有一隻臭蟲時，他絕不會再去尋找第二隻，而是徑直倒掉整碗面條。同樣，即便洛杉磯警方獲取了大量能證明辛普森有罪的證據，但只要其中有一樣（襪子）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證據就都不能被法庭採信。於是，盡管控方女檢察官克拉克在總結發言中慷慨陳詞，打動了大量觀眾，卻並未讓陪審團動心。他們在近40個小時的討論之後，一致作出被告無罪的判決。 談起辛普森一案，無論黑人白人都承認，假如辛普森是個雇不起一流律師的窮光蛋，那他非進大獄不可。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個理兒。 可是，如果細琢磨一下，這個理兒好像又有點兒說不通。原因在於，若是論有錢，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比淡出體壇多年的辛普森有錢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強奸遭到起訴後，盡管他同樣花費天文價格聘請了一幫名律師出庭辯護，但仍然無法擺脫被定罪的命運，在大獄里結結實實地蹲了好幾年。 那麼，何以泰森落入正義之網，而辛普森卻能逍遙法外呢？有一種解釋是，泰森案陪審團以白人為主，而辛普森案陪審團成員多為黑人。黑人特別抱團，自然會偏向黑人球星。 但是，這個說法同樣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審員中雖然有9名是黑人，但其中卻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審團的專家認為，這一構成對辛普森特別不利。根據美國學者對「黑人女性最討厭啥樣兒的黑人男性」這一社會學課題的統計和調查，最讓黑人女性來氣的黑人爺們兒有兩種：一種是出名發財後立馬就娶一個白妞兒當老婆的燒包，一種是動不動就對媳婦拳打腳踢的粗漢。而辛普森恰好把這兩種壞樣兒全佔了。
編輯本段警方辦案三大失誤
這個世紀大案由美籍日裔法官伊藤（Lance Ito）主持審理——他的父母在二戰時曾被關入日裔集中營。這位法官博才多學，一向以精通法律和嚴謹公正著稱。 檢辯雙方陣營都有黑人律師，日裔法官主持審判，陪審團成員多數是黑人，一旦被告被判有罪，黑人就是想鬧事也沒啥理由。在九個月的審訊過程中，有沉悶枯燥普通人不易明白的血液化驗證據，也有意想不到的發展。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非常有戲劇性。
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⑧ 辛普森案件的原因

1994年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O.J. Simpson)殺妻一案成為當時美國最為轟動的事件。此案當時的審理一波三折，最後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辛普森竟逃脫法律制裁，在用刀殺前妻及其男友兩項一級謀殺罪的指控中以無罪獲釋，僅被民事判定為對兩人的死亡負有責任。
震驚世界的「辛普森殺妻案」

辛普森被控雙重謀殺案
1994年6月12日洛杉磯警方接到報案，隨即趕到現場，在別墅內發現一男一女兩具屍體，躺在安全門內台階上的女性是房主尼科爾·布朗。美國著名體育明星幸普森的前妻，她的喉管已被割斷了。人行道上躺著的男子是二十五歲的羅納德·戈爾德曼，他身上有二十處刀傷，死前有搏鬥的痕跡。法醫對屍體解剖後斷定：他們是在12日晚上11時左右被人用利器殺害。
從謀殺現場分析，不像是謀財害命案，因尼科爾家財產沒有丟失，尼科爾與辛普森所生的兩個孩子當時在室內睡覺，未受到任何驚動，警方初步斷定是一樁室內情殺案。幸普森被列為頭號嫌疑犯。幸普森1947年4月9日生於美國舊金山波特里奧的康涅迪格大街的黑人居住區，曾是全美最著名的橄欖球運動員，現為全國廣播公司體育節目評播員，是美國最受歡迎的人，1977年，辛普森與十八歲的尼克爾相識，1978年二人發展為情人關系，1979年，幸普森與妻離婚，與尼科爾同居，1985年正式結婚，生有一兒一女，婚後二人關系緊張，經常吵架，辛普森因毆打尼科爾曾被洛杉磯地方法院以虐待婦女罪判處三十天監禁，緩期兩年執行，罰金7000元，公益服務120小時，接受心理咨詢六周，每周二次，1992年，二人離婚，但幸普森仍經常找尼科爾，意圖重歸於好，但尼科爾與戈爾德曼來往密切。警方懷疑辛普森有殺人嫌疑。
追捕殺人犯
94年6月12日1時左右，辛普森在家中等待送他去洛杉磯的司機，11時45分，乘飛機飛往芝加哥，到達芝加哥奧哈羅拉廣場旅館是6時15分，7時40分，警察通知他，前妻被殺，速回洛杉磯。9時41分，辛普森乘機飛往洛杉磯。辛普森離開旅館後，警察搜了他住過的915房間，在毛巾、床單上發現了血跡和碎玻璃，洛山磯警察也搜了辛普森的別墅，發現了一隻帶血的手套。這只手套與兇殺案發現場被發現的另一隻手套正好相配。
辛普森抵達洛杉磯場後，被警察帶回警署，被戴上手銬，在其律師魏茨曼的抗議下，手銬被除掉，在警署受審時，辛普森拒不承認謀殺一事。辛普森聘請著名律師羅伯特·夏皮羅為其辯護律師，6月17日8時30分，洛杉磯檢察官通知夏皮羅，警方准備逮捕辛普森，要他上午11時帶辛普森自首，夏皮羅向辛普森傳達了檢察官的決定，11時30分，夏皮羅發現辛普森和其友考林斯不見了，及時通知了警方，警方連續出動了幾架飛機，十幾輛警車追捕辛普森，新聞機構也出動直升機。此時，辛普森正坐在考林斯的汽車里，用搶頂著腦袋，企圖自殺，考林斯用電話與警方取得了聯系，在警方和朋友的勸說下，辛普森同意不再逃跑，下午7時57分，抵達辛普森住所，8時45分，被警方帶到了洛杉磯看守所，辛普森被控兩個一級謀殺罪。即殺害尼科爾和戈爾德曼，如果罪名成立，將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控方與辨方
辛普森請了全美最著名的律師組成辯護團為其辯護，有夏皮羅、貝利、德肖維茨、科克倫－傑爾曼、李昌鈺等，起訴方檢察官為加斯蒂－克拉克、霍奇曼等八人。雙方陣容強大，舉世矚目。1994年6月30日，開始預審，7月7日，經預審辯論，法官裁決：「現存證據已經表明下列罪行，且有足夠理由相信，被告犯下了被控的罪行。」1994年7月22日，洛杉磯最高法院伊藤法官正式宣布受理辛普森案，由陪審團審判。11月3日，12名陪審員組成陪審團。1995年1月24日，正式開庭審理。
控方主要證據有：
（1）在辛普森羅金漢別墅發現一隻帶血的手套，該手套系辛普森常用的牌號，與犯罪現場發現的另一隻是一對，檢驗分析，手套上有戈爾德曼身上襯衫的纖維物質；有布朗和戈爾德曼的頭發；有野馬車上的纖維物質及具有黑人特徵的體毛，手套上的血跡經化驗分析系布朗－戈爾德曼和辛普森的血液；
（2）在辛普森家中卧室床下發現襪子上有血跡。經DNA分析，符合辛普森和布朗的基因特徵；
（3）在犯罪現場後門發現的血跡，因不在發案現場，系干凈純潔未受污染的血液，經DNA分析，這些血液是辛普森的；
（4）在辛普森的野馬車里發現多處血跡，在車門上、車內地板上、儀表盤上有血跡。車門上的血跡符合辛普森的DNA特徵；在儀表盤上的血跡系辛普森、布朗－戈爾德曼的；在車內地毯上有布朗的血跡；
（5）在犯罪現場發現的血跡，經分析，符合辛普森的DNA特徵，其中對辛普森的一滴血用常規血清分析，證明系辛普森的血跡；
（6）在犯罪現場發現頭發和衣服纖維，犯罪現場的一隻針織滑雪帽上有辛普森的頭發和其野馬車車廂地毯的纖維，在戈爾德曼的襯衫上發現的深藍色纖維與在辛普森羅`金漢別墅里搜到的血手套及辛普森卧室發現的襪子相符；
（7）在犯罪現場發現帶血的腳印，尺寸為12號，與辛普森鞋號相同，出售該鞋的百貨公司正是辛普森常購物的商店；
（8）在羅金漢別墅的車道、門廳、浴室洗練池及浴盆內都發現少量血跡。

辯方認為：
（1）警察發現謀殺事件後，並未按規定辦理搜查證就徑直前往辛普森家中搜查，取證方式嚴重違法；
（2）警察在後來補辦的搜查證上竟然寫錯了理由，說明警察的辦案能力低下和嚴重的失職；
（3）警察調查人員未能把犯罪現場完整地保護下來，他們從布朗家中拿來一塊毛毯將受害人屍體遮蓋住，受害人身上發現的毛發及纖維物質究竟是誰的成了疑問；在從屍體上提取頭發纖維物質樣品之前，曾把屍體在院內拖動搬移，增加了屍體沾染他人頭發和纖維物的可能；
（4）在現場調查的警官未能按洛杉磯警察局規定的工作章程及時通知驗屍官和法醫前往屍檢，現場提取的證據的可信性有疑問；
（5）在現場搜查的洛杉磯警察法醫當時並未在犯罪現場後門反吸大量血跡，也未在辛普森襪子上發現血跡，他們是在幾個星期後，從辛普森身上取了血樣後，才發現這些血跡的；
（6）洛杉磯警方法醫在現場並未計算收集到的血液和血跡數量，進行乾燥處理後也未計算數量，每次化驗分析也不計數量；
（7）警察證人福爾曼對黑人有偏見，經常罵黑人為黑鬼，且曾向房客要過辛普森汽車的鑰匙，有栽贓陷害的可能。
（8）控方證人丹尼斯－方出庭證明搜集證據的有效性，但辨方經過法庭質證，使其不得不承認：取毛毯蓋尼科爾屍體使一個致命的錯誤；警察沒有及時招集犯罪學家到現場；未用警帶圍住辛普森的野馬車；將在辛普森家發現的手套帶到了發作現場；提取證據未戴乳膠手套；辛普森汽車旁的四滴血未進行記錄，且少了血滴。物證受到污染；
（9）控方證人塞爾馬公司實驗室主管洛賓－克頓出庭證明DNA的檢驗的科學性DNA血樣與辛普森血樣的相似性，指出現場發現的血樣的提供者是辛普森。辨方首先指出DNA分析統計方法並非完全可信，血樣在6月天很熱的卡車里長達7小時可能變質。舉出塞爾馬公司曾檢驗DNA出現的例子，說明現有檢驗結果的可信度值得懷疑。
陪審團審判

辛普森案件中選中的陪審團由8名非裔美國人、2名西班牙裔美國人，一名美國印第安人和一個白種人。4男4女。陪審團中的兩個人有高中以上文化背景。根據調查問卷，辛普森案件的陪審團成員都基本上認為DNA證據是不可靠的。
辛普森案件中，辯方在挑選陪審團成員上首先勝出一籌。陪審團陪審的時間越長，出現誤判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當陪審團被隔離時。每次出現誤判時，對於辯方來說都是一場勝利，即使控方能在下一輪中證明被告是有罪的。
當法官Ito決定採用12名替代陪審員而非通常的8名時，他很可能在考慮審判的時間以及陪審團被媒體誤導的潛在可能性。法官Ito很可能意識到Kelly-Frye聽證會會比預想的時間要長，審判本身也會比預計的時間要長的多。因為雙方都相信本案中替代陪審員將會發生作用，因此他們在挑選替代陪審員時也比挑選最初的陪審團花費了更長的時間。
1995年10月1日，辛普森案在歷時一年多的審理後，終於臨近尾聲。在最後的法庭總結陳述中，起訴方的克拉克檢察官、道爾頓檢察官和辯護方的科克倫律師、謝克律師各自施展辯才，把己方的意見作了歸納。他們的發言充滿感情，充滿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這是一場馬拉松式審判的終點沖刺。
10月2日9時16分，12名陪審員進入評議室，開始了對案件的討論。下午3時，隨著三聲蜂鳴器的輕響，意味著陪審員作出了一致的裁決。很快12名陪審員回到了法庭。首席陪審員告訴法官，他們的裁決已被簽名、加註日期，封在一個信封內。法官告訴雙方律師，裁決結果將在第二天西部時間上午10點宣布。
在西部時間上午10點到10點10分（東部時間下午1點到1點10分）之間。人們全停止了工作。沒有人去教室上課。沒有人去打電話。沒有人去洗澡。也沒有人去遛狗散步。民航班機在等待。金融活動停了下來。他們全在凝神聽取對O·J·幸普森的最後裁決。柯林頓總統在12點58分放下手中的工作，離開橢圓形辦公室，和助手們一起到秘書辦公室里收看宣布裁決的實況。
整個國家的期待下，司法官羅伯森女士宣讀裁決，宣布辛普森無罪。「陪審員女士們先生們，這是你們的裁決嗎？你們每個人的？你們所有人的？」羅伯森女士問。「是的。」他們紛紛說道。法庭立刻沸騰起來……。
辛普森自由了。他被當庭釋放。
13年後的裁決
2008年10月3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克拉克縣地區法院，克拉克縣地區法院的陪審團做出裁決，辛普森所受的12項指控全部成立。法庭定於12月5日作出宣判。現年61歲的辛普森可能面臨終身監禁。
不同的結局：民事審判
1994年7月27日和1995年6月12日，兩名受害人戈爾德曼和尼科爾的親屬分別向法院提起非法致人死亡而要求賠償的民事訴訟，從而又將辛普森推到民事訴訟的被告席。在經過交換訴狀、證據開示、選定陪審團等有關程序後，民事審判於1996年9月17日正式開始。該案件由加州的聖塔莫尼卡民事法院（Santa Monica，California Civil Court）受理，法官希諾詩·富基薩肯（Hiroshi Fujisaki）作為獨任法官主審此案。在審判一開始，富基薩肯法官即禁止電視記者們在法庭拍攝並作出裁定限制雙方代理律師就案件公開發表言論，從而將案件置於相對獨立平靜的審理氛圍中。與該刑事案件不同，民事訴訟的氣氛非常職業化，訴訟進程更快捷。雖然在此民事案件中，大部分證據只是刑事訴訟時的證據的再現和重復。然而，一方面富基薩肯法官不允許任何來自刑事訴訟的可能有利於辛普森的有關種族歧視的證言進入民事訴訟程序；另一方面，也確有一些重要的新證據的展示更有利於原告一方。例如，原告方傳喚了數名早在馬克·福爾曼之前就已經到達案發現場的洛杉磯警員證實，所有重要的證據在福爾曼到達現場之前就已經被收集，所以福爾曼不可能偽造現場和證據。他們同時還證實，只有一隻帶血的手套留在現場。在刑事訴訟時，辨方曾主張福爾曼在現場發現了兩只帶血手套並將其中一隻移至辛普森家中從而誣陷辛普森。上述證人的證言推翻了刑事訴訟辨方的這一主張。再有，警方認定辛普森有一雙與案發現場足跡相符的鞋子，而辛普森卻矢口否認。原告方向法庭出示了二十七張照片十分清楚地顯示辛普森穿的正是與現場足跡相符的鞋子。原告律師指出，正是由於辛普森作了案，他才否認自己有同樣的鞋子。在陪審團就民事案件作出最後裁決前，要求再次聽辛普森有關不在現場的證據，毆打尼科爾的證詞以及去他住宅接送他去機場的司機有關按門鈴無人應答的情況及時間的證詞，顯示出陪審團對辛普森的懷疑。1997年2月4日，民事陪審團終於作出裁決。他們一致認定辛普森對兩名受害人之死負有責任，並裁決辛普森賠償原告方850萬美金，另外還裁決辛普森向兩名受害人家庭各支付1250萬美金的懲罰性賠償金共計3350萬美金。

⑨ 辛普森殺妻案體現了美國的哪些法律程序

限期拆除、恢復土地原地貌、沒收在非法佔用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和其他設施

⑩ 辛普森殺妻案到底誰是兇手

辛普森案件的最終兇手是辛普森。

1994年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殺妻一案成為當時美國最為轟動的事件。此案當時的審理一波三折，辛普森在用刀殺前妻及餐館的侍應生郎·高曼兩項一級謀殺罪的指控中，由於警方的幾個重大失誤導致有力證據的失效，以無罪獲釋，僅被民事判定為對兩人的死亡負有責任。本案也成為美國歷史上疑罪從無的最大案件。

辛普森自傳坦承殺妻真相

2006年，辛普森寫了一本自傳《如果我幹了》，講述如果他是殺人兇手，他是如何殺死自己的前妻的。不過，根據美國法律「不可雙重追訴」的原則，一個人不能因同一罪名被兩次起訴，辛普森如今即使坦白殺人，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也拿他無可奈何。

不管輿論如何嘩然，批評辛普森的自傳令美國人對司法制度失去信心、對言論自由的價值觀產生懷疑，誠如出版商里甘所言，這仍然是人們「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徑」。

這一真相，基於當事人尼科爾和羅納德已經永久地關閉了講述之門，就要由唯一掌握這個秘密的辛普森第一次用他自己的語言，向公眾揭開隱藏在「假設」之下的謎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