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爾協議的法律效力

⑴ 求巴塞爾協議老版、新版全文，十分感謝

找對人了，我來回答。
巴塞爾委員會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倡議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代表。自成立以來，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重 要的銀行監管規定，如1983年的銀行國外機構的監管原則（又稱巴塞爾協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Accord）。這些規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一致同意在規定時間內在十國集團實施。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鑒於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可操作 性，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也自願地遵守了巴塞爾協定和資本協議，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高的國家。1997年，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的問世是巴塞爾 委員會歷史上又一項重大事件。核心原則是由巴塞爾委員會與一些非十國集團國家聯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並已構成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銀行 監管國際標准。至此，雖然巴塞爾委員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修改資本協議建議的最新版，同時開始新一輪調查（第三次定量影響測算，QIS3），評估該建議對全世界銀行最低資本要求的可能影響。從 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到1999年6月《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或稱「新巴塞爾協議」）第一個徵求意見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協議的正式實施，時間跨度長達30年。幾十年來，巴塞爾協議的內容不斷豐富，所體現的監管思想也不斷深化。

1 早期的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協議的出台源於前聯邦德國Herstatt銀行和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閉。這是兩家著名的國際性銀行。它們的倒閉使監管機構在驚愕之餘開始全面審視擁有廣泛國際業務的銀行監管問題。
從外部效應和信息的不對稱來看，銀行業務的特性決定了銀行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其外部負效應不僅體現為債權 債務鏈條的斷裂，從而給工商企業和社會公眾帶來巨大損失。而且這些又反過來造成銀行體系的混亂，並殃及社會的穩定；信息的不對稱對銀行而言則是一把雙刃 劍，它既可以掩蓋銀行儲備不足和資產質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喪失而破產倒閉。銀行困境的解脫取決於清償能力尤其是流動性的大小。解決這一問題的 傳統做法一是資產變現，二是市場介入，但是這兩種做法的劣勢非常明顯。除了要損失大量的交易費用之 外，還要受到市場資金可供量的嚴格制約，從而產生巨大的市場風險。因此，各國中央銀行一方面充當最終貸款人，在商業銀行面臨流動性危機時對其施以援手，另 一方面則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對受損公眾進行補償。這類亡羊補牢式的舉措都是立足於銀行的外圍，沒有對銀行的經營過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僅未能有效地遏 止銀行的倒閉，反而可能增大了銀行破產的風險，故而遭到經濟學家的批評。由於最終貸款人的存在（最終貸款人通常以低於市場的利率放貸）以及存款保險制度的 建立，商業銀行一方面有通過增加高風險投資轉嫁保險成本、獲取高額利潤的慾望。另一方面也有擴大債務依存度的沖動和便利，破產風險因此不斷累積。正是在這 樣的背景下，發達國家以及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巴塞爾委員會才逐步將銀行的監管從外圍修補轉到內部調控，並對影響銀行風險的主要因素進行詳細的剖析。
Herstatt銀行和富蘭克林銀行倒閉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出台。這個協議極為簡單，核心內容就是針對國際性銀行監管主體缺位的現實，突出強調了兩點：1、任何銀行的國外機構都不能逃避監管；2、母國和東道國應共同承擔的職責。1983年5月，修改後的《巴塞爾協議》推出。這個協議基本上是前一個協議的具體化和明細化。比如明確了母國和東道國的監管責任和監督權力，分行、子行和合資銀行的清償能力、流動性、外匯活動及其頭寸各由哪方負責等，由此體現「監督必須充分」的監管原則。兩個巴塞爾協議因 此也就沒有實質性差異：總體思路都是「股權原則為主，市場原則為輔；母國綜合監督為主，東道國個別監督為輔」。但是兩者對清償能力等監管內容都只提出了抽 象的監管原則和職責分配，未能提出具體可行的監管標准。各國對國際銀行業的監管都是各自為戰、自成體系，充分監管的原則也就無從體現。
巴塞爾協議的 實質性進步體現在 1988年7月通過的《關於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簡稱《巴塞爾報告》）。該報告主要有四部分內容：1、資本的分類；2、風險權重的 計算標准；3、1992年資本與資產的標准比例和過渡期的實施安排；4、各國監管當局自由決定的范圍。體現協議核心思想的是前兩項。首先是資本的分類，也 就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對各類資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點進行明確地界定。其次是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報告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 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和表外項目劃分為0%、20%、50%和100%四個風險檔次。風險權重劃分的目的是為衡量資本標准服務。有了風險權重，報告所確定的資本對風險資產8%（其中核心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重不低於4%）的標准目標比率才具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可見，《巴塞爾報告》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的分類。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人直接就將《巴塞爾報告》稱為規定資本充足率的報告。
《巴塞爾報告》反映出報告制定者監管思想的根本轉變。首先是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此前的協議都注重如何為銀行的穩定經營創造良好的國內、國 際環境，強調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間的分工協作，對銀行體本身尤其是對銀行防範風險屏障的資本沒有作出任何有實際意義和可行標準的要求。而《巴塞爾報 告》則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資本標准及資產風險兩個方面對銀行提出明確要求，從而解脫了監管當局勞而無獲或收獲甚微的尷尬；其次，監管重心從 母國與東道國監管責權的分配轉移到對銀行資本充足性的監控。《巴塞爾報告》規定銀行必須同時滿足總資本和核心資本兩個比例要求，總資本和核心資本都必須按 明確給定的標准計量和補充。這既是對以往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也表明報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質。第三，注重資本金監管機制的建設。資本金監管的生命力在於它突破了單純追求資 本金數量規模的限制，建立了資本與風險兩位一體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機制。這表明報告的制定者真正認識到資本是防範風險、彌補風險損失的防線，因而必須將其與 風險的載體（即資產）有機相聯。而資產的風險程度又與資產的性質相關。報告以不同的風險權重將不同風險的資產加以區分，使得同樣規模的資產可以對應不同的 資本量，或者說同樣的資本量可以保障不 同規模的資產。資本的保障能力隨資產風險權重的不同而異，體現出報告的動態監管思想。針對以往銀行通常以金融創新方式擴大表外業務以逃避資本監管的現象， 報告認識到監管表外資產的必要，因而首次將表外資產納入監管。
盡管巴 塞爾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超越成員國政府的監管機構，發布的文件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各國的監管當局都願意以報告的原則來約束本國的商業銀行。

2 協議的補充完善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國際化浪潮的涌動，金融領域的競爭尤其是跨國銀行間的競爭日趨激烈，金融創新日新月異使銀行業務趨於多樣化和復雜化，銀行經營 的國內、國際環境及經營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銀行規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為提高。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爾報告》難以解決銀行實踐中出現的諸多新情 況、新問題。為應對這些挑戰，巴塞爾委員會對報告進行了長時期、大面積的修改與補充。
第一，1991年11月，在認識到准備金對銀行經營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條件下的性質差異後，重新詳細定義了可計入銀行資本用以計算資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備金與壞帳准備金，以確保用於彌補未來不確定損失的准備金計入附屬資本，而將那些用於彌補已確認損失的准備金排除在外。
第二，初步認識到除OECD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存在國別風險之外，OECD成員國之間同樣也存在國別風險，因而一改《巴塞爾報告》中對所有經合組織成 員國均確定零主權風險權重這一極其簡單化的衡量方法，於1994年6月重新規定對OECD成員國資產的風險權重，並調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韓國等國家的信 用等級。
第三，作為金融快速國 際化的反映，開始提升對市場風險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金融市場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國際銀行業的迅速擴張，加上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得國際金 融市場間的聯系空前緊密，世界金融形勢錯綜復雜；隨著衍生金融品種及其交易規模的迅猛增長，銀行業越來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種的交易，或是以資產證券化和控 股公司的形式來逃避資本金管制，並將信用風險轉化為市場風險或操作風險，銀行與金融市場的交互影響也越發顯著。這使巴塞爾委員會認識到，盡管《巴塞爾報 告》的執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信用風險，但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主的市場風險卻經常發生。這說明僅靠資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範金融風險。最典型的 案例是巴林銀行。這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1993年底時遠遠超過8%，1995年1月還被認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這家老牌銀行便宣告破產。
鑒於這些情況，巴塞爾委員會在1995年4月對銀行某些表外業務的風險權重進行了調整，並在1996年1月推出《資本協議關於市場風險的補充規定》。該規 定認識到，市場風險是因市場價格波動而導致表內外頭寸損失的風險，包括交易帳戶中受到利率影響的各類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風險、銀行的外匯風險和商品（如貴 金屬等）風險，它們同樣需要計提資本金來進行約束。
1997年7月 全面爆發的東南亞金融風暴更是引發了巴塞爾委員會對金融風險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從巴林銀行、大和銀行的倒閉到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人們看到，金融業存在的 問題不僅僅是信用風險或市場風險等單一風險的問題，而是由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外加操作風險互相交織、共同作用造成的。1997年9月推出的《有效銀行監管 的核心原則》表明巴塞爾委員會已經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該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銀行監管7個方面的25條核心原則。盡管這個文件主要解決監管原則問題， 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監管辦法和完整的計量模型，但它為此後巴塞爾協議的完善提供了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監管框架，為新協議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寬廣的空間。新協議所重頭推出並具有開創性內容的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及市場約束，都在《核心原則》中形成了雛形。
4 新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委員會徹底修改資本協議的工作是從1998年開始的。1999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為主要特點的新資本監管框架草案第一稿，並廣泛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
新 協議將對國際銀行監管和許多銀行的經營方式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首先要指出，以三大要素(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為主要特點的新協議代 表了資本監管的發展趨勢和方向。實踐證明，單靠資本充足率無法保證單個銀行乃至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性。自從1988年資本協議問世以來，一些國家的監管部 門就已在不同程度上，同時使用這三項手段強化資本監管，以實現銀行穩健經營的目標。然而，將三大要素有機結合在一起，並以監管規定的形式固定下來，要求監 管部門認真實施，這無疑是對成功監管經驗的肯定，也是資本監管領域的一項重大突破。
與1988年資本協議所不同的是，從一開始巴塞爾委員會希望新協議的適用范圍不僅局限於十國集團國家，盡管其側重面仍是國家的「國際活躍銀行 」（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爾委員會提出，新資本協議的各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全世界的所有銀行，並預計非十集團國家的許多銀行都將使用標准法計算最低資本要求。 此外，巴塞爾委員會還希望，經過一段時間，全世界所有的大銀行都能遵守新協議。客觀上看，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很可能會採用新協議來分析 各國銀行的資本狀況，而有關國際組織也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的國際標准，協助巴塞爾委員會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新協議，並檢查其實施情況。因此，發展中 國家需要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
與1988年資本協議相比，新資本協議的內容更廣、更復雜。這是因為新協議力求把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面臨的主要 風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力求反映銀行風險管理、監管實踐的最新變化，並為盡量為發展水平不同的銀行業和銀行監管體系提供多項選擇辦法。應該說，銀行監管制 度的復雜程度，完全是由銀行體系本身的復雜程度所決定的。十國集團國家的銀行將在規定時間內實施新協議。為確保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非十國集團國家也會 力爭在規定時間內全面實施新協議。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育程度和監管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實施新協議的難度不可低估。在此，還必須提出，就 目前的方案來說，新協議首先是十國集團國家之間的協議，還沒有充足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國情。
新資本協議提出了兩種處理信用風險辦法：標准法和內 部評級法。標准法以1988年資本協議為基礎，採用外部評級機構確定風險權重，使用對象是復雜程度不高的銀行。採用外部評級機構，應該說比原來以經合組織 國家為界限的分類辦法更客觀、更能反映實際風險水平。但對包括中國在內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用該法的客觀條件並不存在。發展中國家國 內的評級公司數量很少，也難以達到國際認可的標准；已獲得評級的銀行和企業數量有限；評級的成本較高，評出的結果也不一定客觀可靠。若硬套標准法的規定，絕大多數企業的評級將低於BBB，風險權重為100%，甚至是150%（BB-以下的企業）。企業不會有參加評級的積極性，因為未評級企業的風險權重也不過是100%。此外，由於風險權重的提高和引入了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採用這種方法自然會普遍提高銀行的資本水平。
將內部評級法用於資本監管是新資本協議的核心內容。該方法繼承了1996年市場風

三、借鑒意義
巴塞爾協議變化向我們展示了國際銀行監管發展的最新趨勢，這對於我們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下的銀行監管可供借鑒。
1．充分考慮各行差別
巴塞爾協議十分注重監管制度的靈活性和針對性。巴塞爾委員會充分考慮了各個銀行經營業務特點、風險管理能力以及技術水平等方面的差別，對有關風險的衡量和定量盡量避免整齊劃一的方法，而是區別對待。我國正處於轉軌時期市場化金融體系構建進程，國有銀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銀行、地方銀行以及外資銀行等在資本結構、經營狀況和風險管理能力各異。這就要求我們在相關風險監管指標的制定和監管某些選擇方面，要根據各個銀行所處的具體情況，提出針對性強、靈活度大的方案，進行分類監管。
2．綜合考慮各種風險
有關風險的范圍在協議中不斷擴充：從信用風險到市場風險，進而又涵蓋了操作風險、法律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名譽風險等其他風險。這是監管當局對日趨復雜的國際金融環境的必要應對，是走向全面而准確監管的步伐。在逐步融入國際金融大環境的中國銀行業，面臨的風險也不再僅限於信用風險，而是要迎接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法律風險等來自各方的考驗。因此，在制定監管指標時應具有預見性，充分考慮到現階段及今後一段時期內銀行可能面臨的各種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以及其他風險，為未來銀行業經營環境的變化留有足夠空間，不至於使監管法規陷入被動的境地。
3.建立內部風險模型
外部監管與銀行內部風險管理相結合，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關系由對抗型向協作型的轉變，是銀行監管的一大趨勢。內部風險模型的建立不僅是銀行自身經營的必要，也是確保監管有效實施的重要保障。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與國際銀行業相比十分落後，內部風險模型幾乎處於空白階段。因此，迫切需要制定有效的激勵機制引導並配合商業銀行建立自己的內部風險模型。
4．注重金融創新因素
金融創新既可能化解並降低銀行經營中的風險，也可能使銀行暴露出巨大的風險，甚至將其推入破產的困境。對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衡量與測定已經成為國際銀行監管的重要課題。目前我國銀行業有關的金融創新業務處於初級階段，數量和品種有限，但是不應低估其業務推廣的速度。應及早著手進行相關監管法規的制定。
5．強化市場約束作用
監管當局對銀行的監管只是監管體系的一部分，作為視信用為生命的商業銀行，必然十分重視其市場評價。市場約束是一服強大的監督力量。新框架首次納入市場約束，反映了對市場約束力量的重視。轉軌時期我國金融市場對商業銀行的市場約束不強，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為了保證市場約束力量69充分發揮，應強化對商業銀行信息披露制皮的管理，對違反者的嚴厲懲治，應制定更為具體可行的方法，使銀行處於嚴密的監管網路。
本文關鍵：巴塞爾協議的新框架與我國銀行監管
三、操作風險國際案例比較
案例一：巴林銀行。1995年2月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宣布了一條消息：巴林銀行不得繼續從事交易活動並將申請資產清理。10天後，以1英鎊的象徵性價格被荷蘭國際集團收購。巴林銀行總損失為13億美元；資本損失100%；從違規到災難發生的時間為三年；違規內容是未經授權及隱匿的期權和期貨交易、隱匿虧損；違規者為新加坡附屬機構交易員；操作風險發生的原因在組織因素上，治理、管理、文化多元、溝通失敗；在政策因素上，違反政策、不合規、職責不清；在人員因素上，雇員不當、僱主判斷失誤。
具體分析巴林銀行倒閉的原因，首先，巴林銀行沒有將交易與清算業務分開，允許里森既作為首席交易員，又負責其交易的清算工作。在大多數銀行，這兩項業務是分立的。因為讓一個交易員清算自己的交易會使其很容易隱瞞交易風險或虧掉的金錢。這是一種制度上的缺陷。其次，巴林銀行的內部審計極其鬆散，在損失達到5，000萬英鎊時，巴林銀行總部曾派人調查里森的賬目，資產負債表也明顯記錄了這些虧損，但巴林銀行高層對資產負債表反映出的問題視而不見，輕信了里森的謊言。里森假造花旗銀行有5，000萬英鎊存款，也沒有人去核實一下花旗銀行的賬目。監管不力不僅導致了巴林銀行的倒閉，也使其3名高級管理人員受到法律懲處。
，《巴塞爾協議》的內容及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我國的金融監管。在這方面，作為「改革開放窗口」的特區走在了最前面。1993年5月25日，深圳市人民銀行頒布了《深圳特區銀行業資產風險監管暫行規定》，對設在深圳市的金融機構實行資產風險管理。因其與協議的基本精神一致，這一規定又被譽為我國銀行業的「巴塞爾協議」。到了1994年2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於對商業銀行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通知》，同時發布《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暫行監控指標》和《關於資本成份和資產風險權數的暫行規定》，在全國范圍內借鑒實施協議的標准。此外，協議的精神還體現在我國《商業銀行法》第39條的規定中。
當然，對照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我國的有關規定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資本項目組成規定得過於簡單，現行規定的核心資本包括實收資本、資本公積、盈餘公積和未分配利潤；而附屬資本僅指貸款呆帳准備。第二，在確定資本構成的具體條件時，沒有考慮到國有銀行之外的股份制銀行的實際需要，也沒有為銀行將來業務拓展後可能出現的新情況留下餘地，甚至有些規定已因新法律的施行而失去了意義。第三，僅規定了對銀行表內資產的測算，對表外項目缺乏應有的考慮，難以達到現代金融監管的要求，也未能完整地體現《巴塞爾協議》的精神。第四，貫徹協議標準的具體措施似顯薄弱，更沒能象美國那樣在協議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供更完善的安全保障。第五，個別規定，比如深圳市的規定，帶有某些地區歧視的色彩。在確定風險權數時，對本地和外地企業採取了差別待遇，為向後者提供的貸款融資規定了較高的權數，這一方面限制了其本地銀行資產的向外擴張，另一方面也明顯違背了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這種在地區之間設置資金壁壘的做法應當盡量避免。此外，現實中還有相當多銀行的資本達不到協議或規定要求的水平，國家對此也相當重視，去年就曾專門採取降低存款准備金要求、發行國債轉增資本的措施，以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

⑵ 誰知道1988年的巴塞爾協議的內容

巴塞爾協議的實質性進步體現在 1988年7月通過的《關於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簡稱《巴塞爾報告》）。

該報告主要有四部分內容：
1、資本的分類；
2、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
3、1992年資本與資產的標准比例和過渡期的實施安排；
4、各國監管當局自由決定的范圍。體現協議核心思想的是前兩項。

首先是資本的分類，也就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對各類資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點進行明確地界定。其次是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報告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和表外項目劃分為0%、20%、50%和100%四個風險檔次。風險權重劃分的目的是為衡量資本標准服務。有了風險權重，報告所確定的資本對風險資產8%（其中核心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重不低於4%）的標准目標比率才具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可見，《巴塞爾報告》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的分類。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人直接就將《巴塞爾報告》稱為規定資本充足率的報告。

《巴塞爾報告》反映出報告制定者監管思想的根本轉變。首先是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此前的協議都注重如何為銀行的穩定經營創造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強調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間的分工協作，對銀行體本身尤其是對銀行防範風險屏障的資本沒有作出任何有實際意義和可行標準的要求。而《巴塞爾報告》則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資本標准及資產風險兩個方面對銀行提出明確要求，從而解脫了監管當局勞而無獲或收獲甚微的尷尬；其次，監管重心從母國與東道國監管責權的分配轉移到對銀行資本充足性的監控。《巴塞爾報告》規定銀行必須同時滿足總資本和核心資本兩個比例要求，總資本和核心資本都必須按明確給定的標准計量和補充。這既是對以往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也表明報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質。報告出台以前，各國雖然也對資本金規定了規模要求，但並沒有對資本的內涵和外延做出明確規定，這使銀行可以輕易地通過會計處理增加銀行帳面資本金，並實際加大資產與負債的落差，進而加大銀行的經營風險；此外，由於資本金的管理還處在原始的靜態管理狀態，無法形成根據資產和負債的性質及其變動相應調整的機制，因而使這種資本金管理形同虛設，發揮的作用也極其有限。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此前協議的監管重心只能簡單地放在監管責權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資本金監管機制的建設。資本金監管的生命力在於它突破了單純追求資本金數量規模的限制，建立了資本與風險兩位一體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機制。這表明報告的制定者真正認識到資本是防範風險、彌補風險損失的防線，因而必須將其與風險的載體（即資產）有機相聯。而資產的風險程度又與資產的性質相關。報告以不同的風險權重將不同風險的資產加以區分，使得同樣規模的資產可以對應不同的資本量，或者說同樣的資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規模的資產。資本的保障能力隨資產風險權重的不同而異，體現出報告的動態監管思想。針對以往銀行通常以金融創新方式擴大表外業務以逃避資本監管的現象，報告認識到監管表外資產的必要，因而首次將表外資產納入監管。由於當時表外業務的種類、規模及其破壞力有限，報告只能簡單地將期限種類各異的表外資產套用表內資產的風險權數來確定其風險權重，並相應提出了資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過渡期及各國當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報告真正認識到國際銀行體系健全和穩定的重要，各國銀行的監管標准必須統一。而這種安排則充分考慮到了銀行的國別差異，以防止國際銀行間的不公平競爭。

《巴塞爾報告》的推出意味著資產負債管理時代向風險管理時代過渡。由於監管思想的深刻、監管理念的新穎、考慮范圍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學合理，這個報告成了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監管准則。此後圍繞銀行監管產生的核心原則或補充規定等，都是在報告總體框架下對報告的補充和完善。盡管巴塞爾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超越成員國政府的監管機構，發布的文件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各國的監管當局都願意以報告的原則來約束本國的商業銀行。

⑶ 巴塞爾協議如何規定銀行資本的構成

一類是核心資本，又稱一級資本；另一類是附屬資本，又稱二級資本。

1、核心資本（一級資本）。核心資本是銀行資本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應占銀行全部資本的50%以上。主要由兩部分組成。

(1）實收資本。實收資本是指已發行並完全繳足的普通股和永久性非累積優先股，這是永久的股 東權益。

(2）公開儲備。包括股票發行溢價、保《巴塞爾協議》將銀行資本分留利潤、普通准備金和法定準備金的增值等。

2、附屬資本（二級資本）。具體包括以下五項內容。

（1）未公開儲備，又叫隱蔽儲備。是指雖未公開，但已反映在損益賬上並為銀行監管機構所接受的儲備。

（2）重估儲備。重估儲備一是房產業重估儲備；二是證券重估儲備。

（3）普通准備金。普通准備金是指為防備未來可能出現的一切損失而設立的，在損失一旦出現時可隨時用之彌補。

（4）混合資本工具。混合資本工具是指帶有一定股本性質又有一定債務性質的資本工具。

（5）次級長期債務資本。次級長期債務資本包括普通的、無擔保的初級債券和到期年限五年以上的次級債券資本工具以及不許贖回的優先股。

(3)巴塞爾協議的法律效力擴展閱讀：

一、簽訂意義：

《巴塞爾報告》的推出意味著資產負債管理時代向風險管理時代過渡。由於監管思想的深刻、監管理念的新穎、考慮范圍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學合理，這個報告成了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監管准則。

此後圍繞銀行監管產生的核心原則或補充規定等，都是在報告總體框架下對報告的補充和完善。盡管巴塞爾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超越成員國政府的監管機構，發布的文件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各國的監管當局都願意以報告的原則來約束本國的商業銀行。

二、實施方案：

國內商業銀行在資產規模、業務復雜性、風險管理水平、國際化程度等方面差異很大，因此，對不同銀行應區別對待，不要求所有銀行都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中國銀監會規定，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含香港、澳門等)設有業務活躍的經營性機構、國際業務占相當比重的大型商業銀行，應自2010年底起開始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如果屆時不能達到中國銀監會規定的最低要求，經批准可暫緩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但不得遲於2013年底。

這些銀行因此也稱為新資本協議銀行。而其他商業銀行可以自2011年起自願申請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⑷ 《巴塞爾協議》的內容及影響是什麼

巴塞爾協議的實質性進步體現在 1988年7月通過的《關於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簡稱《巴塞爾報告》）。 該報告主要有四部分內容： 1、資本的分類； 2、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 3、1992年資本與資產的標准比例和過渡期的實施安排； 4、各國監管當局自由決定的范圍。體現協議核心思想的是前兩項。 首先是資本的分類，也就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對各類資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點進行明確地界定。其次是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報告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和表外項目劃分為0%、20%、50%和100%四個風險檔次。風險權重劃分的目的是為衡量資本標准服務。有了風險權重，報告所確定的資本對風險資產8%（其中核心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重不低於4%）的標准目標比率才具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可見，《巴塞爾報告》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的分類。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人直接就將《巴塞爾報告》稱為規定資本充足率的報告。 《巴塞爾報告》反映出報告制定者監管思想的根本轉變。首先是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此前的協議都注重如何為銀行的穩定經營創造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強調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間的分工協作，對銀行體本身尤其是對銀行防範風險屏障的資本沒有作出任何有實際意義和可行標準的要求。而《巴塞爾報告》則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資本標准及資產風險兩個方面對銀行提出明確要求，從而解脫了監管當局勞而無獲或收獲甚微的尷尬；其次，監管重心從母國與東道國監管責權的分配轉移到對銀行資本充足性的監控。《巴塞爾報告》規定銀行必須同時滿足總資本和核心資本兩個比例要求，總資本和核心資本都必須按明確給定的標准計量和補充。這既是對以往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也表明報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質。報告出台以前，各國雖然也對資本金規定了規模要求，但並沒有對資本的內涵和外延做出明確規定，這使銀行可以輕易地通過會計處理增加銀行帳面資本金，並實際加大資產與負債的落差，進而加大銀行的經營風險；此外，由於資本金的管理還處在原始的靜態管理狀態，無法形成根據資產和負債的性質及其變動相應調整的機制，因而使這種資本金管理形同虛設，發揮的作用也極其有限。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此前協議的監管重心只能簡單地放在監管責權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資本金監管機制的建設。資本金監管的生命力在於它突破了單純追求資本金數量規模的限制，建立了資本與風險兩位一體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機制。這表明報告的制定者真正認識到資本是防範風險、彌補風險損失的防線，因而必須將其與風險的載體（即資產）有機相聯。而資產的風險程度又與資產的性質相關。報告以不同的風險權重將不同風險的資產加以區分，使得同樣規模的資產可以對應不同的資本量，或者說同樣的資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規模的資產。資本的保障能力隨資產風險權重的不同而異，體現出報告的動態監管思想。針對以往銀行通常以金融創新方式擴大表外業務以逃避資本監管的現象，報告認識到監管表外資產的必要，因而首次將表外資產納入監管。由於當時表外業務的種類、規模及其破壞力有限，報告只能簡單地將期限種類各異的表外資產套用表內資產的風險權數來確定其風險權重，並相應提出了資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過渡期及各國當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報告真正認識到國際銀行體系健全和穩定的重要，各國銀行的監管標准必須統一。而這種安排則充分考慮到了銀行的國別差異，以防止國際銀行間的不公平競爭。 《巴塞爾報告》的推出意味著資產負債管理時代向風險管理時代過渡。由於監管思想的深刻、監管理念的新穎、考慮范圍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學合理，這個報告成了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監管准則。此後圍繞銀行監管產生的核心原則或補充規定等，都是在報告總體框架下對報告的補充和完善。盡管巴塞爾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超越成員國政府的監管機構，發布的文件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各國的監管當局都願意以報告的原則來約束本國的商業銀行。

求採納

⑸ 請問：中國是否已經加入《巴塞爾協議》新的資本協議中多謝

中國已經加入《巴塞爾協議》新的資本協議中。

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此前的協議都注重如何為銀行的穩定經營創造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強調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間的分工協作，對銀行體本身尤其是對銀行防範風險屏障的資本沒有作出任何有實際意義和可行標準的要求。

過渡期及各國當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報告真正認識到國際銀行體系健全和穩定的重要，各國銀行的監管標准必須統一。而這種安排則充分考慮到了銀行的國別差異，以防止國際銀行間的不公平競爭。

(5)巴塞爾協議的法律效力擴展閱讀：

《巴塞爾報告》的推出意味著資產負債管理時代向風險管理時代過渡。由於監管思想的深刻、監管理念的新穎、考慮范圍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學合理，這個報告成了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監管准則。

此後圍繞銀行監管產生的核心原則或補充規定等，都是在報告總體框架下對報告的補充和完善。盡管巴塞爾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超越成員國政府的監管機構，發布的文件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各國的監管當局都願意以報告的原則來約束本國的商業銀行。

⑹ 巴塞爾協議具備法律效率嗎

巴塞爾協議是各締約國簽字確認生效的國際法律文書，具備法律效力。

⑺ 巴塞爾協議的正確描述是國際條約嗎

《巴塞爾協議》不是國際法或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約束力或法律效力

⑻ 巴薩爾協議

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委員會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倡議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代表。自成立以來，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銀行監管規定，如1983年的銀行國外機構的監管原則（又稱巴塞爾協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Accord）。這些規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一致同意在規定時間內在十國集團實施。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鑒於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也自願地遵守了巴塞爾協定和資本協議，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高的國家。1997年，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的問世是巴塞爾委員會歷史上又一項重大事件。核心原則是由巴塞爾委員會與一些非十國集團國家聯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並已構成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銀行監管國際標准。至此，雖然巴塞爾委員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
1 早期的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協議的出台源於前聯邦德國Herstatt銀行和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閉。這是兩家著名的國際性銀行。它們的倒閉使監管機構在驚愕之餘開始全面審視擁有廣泛國際業務的銀行監管問題。
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將管制理論運用到銀行領域，並逐步取得了共識。他們認為，在追逐論、社會利益論及管制新論三種最有影響的管制理論當中， 「捕獲論」（The Capture Theory）將管制者與被管制者視為博弈中的貓與鼠，最終是管制對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張放棄管制。這種理論顯然忽視了社會公眾能從管制中受益的事實； 「管制新論」（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則將管制視為管制集團與被管制集團間錙銖必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團提出要求、管制集團滿足這種要求並從中獲利的一種商品。由於管制這一商品供求雙方的數量函數難以確定，因而降低了這一理論的實踐價值；只有「社會利益論」(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最具理論和實踐意義。該理論將管制視為消除或減少市場破產成本進而保護公眾利益的手段，市場破產成本根源於自然壟斷、外部效應及信息的不對稱。與前兩種理論明顯不同的是，這種理論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據，也明確了管制的意義和努力方向。
有必要對銀行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應和信息的不對稱。盡管Benton和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論證過，銀行業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規模經濟，但多數金融學家都否認銀行的自然壟斷性質。從外部效應和信息的不對稱來看，銀行業務的特性決定了銀行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其外部負效應不僅體現為債權債務鏈條的斷裂，從而給工商企業和社會公眾帶來巨大損失。而且這些又反過來造成銀行體系的混亂，並殃及社會的穩定；信息的不對稱對銀行而言則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掩蓋銀行儲備不足和資產質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喪失而破產倒閉。銀行困境的解脫取決於清償能力尤其是流動性的大小。解決這一問題的傳統做法一是資產變現，二是市場介入，但是這兩種做法的劣勢非常明顯。除了要損失大量的交易費用之外，還要受到市場資金可供量的嚴格制約，從而產生巨大的市場風險。因此，各國中央銀行一方面充當最終貸款人，在商業銀行面臨流動性危機時對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則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對受損公眾進行補償。這類亡羊補牢式的舉措都是立足於銀行的外圍，沒有對銀行的經營過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僅未能有效地遏止銀行的倒閉，反而可能增大了銀行破產的風險，故而遭到經濟學家的批評。由於最終貸款人的存在（最終貸款人通常以低於市場的利率放貸）以及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商業銀行一方面有通過增加高風險投資轉嫁保險成本、獲取高額利潤的慾望。另一方面也有擴大債務依存度的沖動和便利，破產風險因此不斷累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達國家以及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巴塞爾委員會才逐步將銀行的監管從外圍修補轉到內部調控，並對影響銀行風險的主要因素進行詳細的剖析。
Herstatt銀行和富蘭克林銀行倒閉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出台。這個協議極為簡單，核心內容就是針對國際性銀行監管主體缺位的現實，突出強調了兩點：1、任何銀行的國外機構都不能逃避監管；2、母國和東道國應共同承擔的職責。1983年5月，修改後的《巴塞爾協議》推出。這個協議基本上是前一個協議的具體化和明細化。比如明確了母國和東道國的監管責任和監督權力，分行、子行和合資銀行的清償能力、流動性、外匯活動及其頭寸各由哪方負責等，由此體現「監督必須充分」的監管原則。兩個巴塞爾協議因此也就沒有實質性差異：總體思路都是「股權原則為主，市場原則為輔；母國綜合監督為主，東道國個別監督為輔」。但是兩者對清償能力等監管內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監管原則和職責分配，未能提出具體可行的監管標准。各國對國際銀行業的監管都是各自為戰、自成體系，充分監管的原則也就無從體現。
巴塞爾協議的實質性進步體現在 1988年7月通過的《關於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簡稱《巴塞爾報告》）。該報告主要有四部分內容：1、資本的分類；2、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3、1992年資本與資產的標准比例和過渡期的實施安排；4、各國監管當局自由決定的范圍。體現協議核心思想的是前兩項。首先是資本的分類，也就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對各類資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點進行明確地界定。其次是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報告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和表外項目劃分為0%、20%、50%和100%四個風險檔次。風險權重劃分的目的是為衡量資本標准服務。有了風險權重，報告所確定的資本對風險資產8%（其中核心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重不低於4%）的標准目標比率才具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可見，《巴塞爾報告》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的分類。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人直接就將《巴塞爾報告》稱為規定資本充足率的報告。
《巴塞爾報告》反映出報告制定者監管思想的根本轉變。首先是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此前的協議都注重如何為銀行的穩定經營創造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強調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間的分工協作，對銀行體本身尤其是對銀行防範風險屏障的資本沒有作出任何有實際意義和可行標準的要求。而《巴塞爾報告》則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資本標准及資產風險兩個方面對銀行提出明確要求，從而解脫了監管當局勞而無獲或收獲甚微的尷尬；其次，監管重心從母國與東道國監管責權的分配轉移到對銀行資本充足性的監控。《巴塞爾報告》規定銀行必須同時滿足總資本和核心資本兩個比例要求，總資本和核心資本都必須按明確給定的標准計量和補充。這既是對以往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也表明報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質。報告出台以前，各國雖然也對資本金規定了規模要求，但並沒有對資本的內涵和外延做出明確規定，這使銀行可以輕易地通過會計處理增加銀行帳面資本金，並實際加大資產與負債的落差，進而加大銀行的經營風險；此外，由於資本金的管理還處在原始的靜態管理狀態，無法形成根據資產和負債的性質及其變動相應調整的機制，因而使這種資本金管理形同虛設，發揮的作用也極其有限。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此前協議的監管重心只能簡單地放在監管責權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資本金監管機制的建設。資本金監管的生命力在於它突破了單純追求資本金數量規模的限制，建立了資本與風險兩位一體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機制。這表明報告的制定者真正認識到資本是防範風險、彌補風險損失的防線，因而必須將其與風險的載體（即資產）有機相聯。而資產的風險程度又與資產的性質相關。報告以不同的風險權重將不同風險的資產加以區分，使得同樣規模的資產可以對應不同的資本量，或者說同樣的資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規模的資產。資本的保障能力隨資產風險權重的不同而異，體現出報告的動態監管思想。針對以往銀行通常以金融創新方式擴大表外業務以逃避資本監管的現象，報告認識到監管表外資產的必要，因而首次將表外資產納入監管。由於當時表外業務的種類、規模及其破壞力有限，報告只能簡單地將期限種類各異的表外資產套用表內資產的風險權數來確定其風險權重，並相應提出了資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過渡期及各國當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報告真正認識到國際銀行體系健全和穩定的重要，各國銀行的監管標准必須統一。而這種安排則充分考慮到了銀行的國別差異，以防止國際銀行間的不公平競爭。
《巴塞爾報告》的推出意味著資產負債管理時代向風險管理時代過渡。由於監管思想的深刻、監管理念的新穎、考慮范圍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學合理，這個報告成了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監管准則。此後圍繞銀行監管產生的核心原則或補充規定等，都是在報告總體框架下對報告的補充和完善。盡管巴塞爾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超越成員國政府的監管機構，發布的文件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各國的監管當局都願意以報告的原則來約束本國的商業銀行。
2 協議的補充完善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國際化浪潮的涌動，金融領域的競爭尤其是跨國銀行間的競爭日趨激烈，金融創新日新月異使銀行業務趨於多樣化和復雜化，銀行經營的國內、國際環境及經營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銀行規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為提高。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爾報告》難以解決銀行實踐中出現的諸多新情況、新問題。為應對這些挑戰，巴塞爾委員會對報告進行了長時期、大面積的修改與補充。
第一，1991年11月，在認識到准備金對銀行經營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條件下的性質差異後，重新詳細定義了可計入銀行資本用以計算資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備金與壞帳准備金，以確保用於彌補未來不確定損失的准備金計入附屬資本，而將那些用於彌補已確認損失的准備金排除在外。
第二，初步認識到除OECD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存在國別風險之外，OECD成員國之間同樣也存在國別風險，因而一改《巴塞爾報告》中對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均確定零主權風險權重這一極其簡單化的衡量方法，於1994年6月重新規定對OECD成員國資產的風險權重，並調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韓國等國家的信用等級。
第三，作為金融快速國際化的反映，開始提升對市場風險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金融市場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國際銀行業的迅速擴張，加上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得國際金融市場間的聯系空前緊密，世界金融形勢錯綜復雜；隨著衍生金融品種及其交易規模的迅猛增長，銀行業越來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種的交易，或是以資產證券化和控股公司的形式來逃避資本金管制，並將信用風險轉化為市場風險或操作風險，銀行與金融市場的交互影響也越發顯著。這使巴塞爾委員會認識到，盡管《巴塞爾報告》的執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信用風險，但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主的市場風險卻經常發生。這說明僅靠資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範金融風險。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銀行。這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1993年底時遠遠超過8%，1995年1月還被認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這家老牌銀行便宣告破產。
鑒於這些情況，巴塞爾委員會在1995年4月對銀行某些表外業務的風險權重進行了調整，並在1996年1月推出《資本協議關於市場風險的補充規定》。該規定認識到，市場風險是因市場價格波動而導致表內外頭寸損失的風險，包括交易帳戶中受到利率影響的各類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風險、銀行的外匯風險和商品（如貴金屬等）風險，它們同樣需要計提資本金來進行約束。值得注意的是，《補充規定》已經改變了《巴塞爾報告》中將表外業務比照表內資產確定風險權重並相應計提資本金的簡單做法，提出了兩種計量風險的辦法：標准計量法和內部模型計量法。標准計量法是將市場風險分解為利率風險、股票風險、外匯風險、商品風險和期權的價格風險，然後對各類風險分別進行計算並加總；內部模型法也就是基於銀行內部VaR（Value-at- Risk）模型的計量方法，這是將借款人分為政府、銀行、公司等多個類型，分別按照銀行內部風險管理的計量模型來計算市場風險，然後根據風險權重的大小確定資本金的數量要求。內部模型法的推出是一大創新，引起了銀行界的廣泛關注。但鑒於當時條件的限制，所提出的計算方法又不夠具體和完善，因而並未得到廣泛運用，以至於銀行對此法的運用還需滿足諸如要有足夠的高水平模型運用人員、要認真執行風險管理等等條件並得到監管當局的批准。
1997年7月全面爆發的東南亞金融風暴更是引發了巴塞爾委員會對金融風險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從巴林銀行、大和銀行的倒閉到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人們看到，金融業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信用風險或市場風險等單一風險的問題，而是由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外加操作風險互相交織、共同作用造成的。1997年9月推出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表明巴塞爾委員會已經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該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銀行監管7個方面的25條核心原則。盡管這個文件主要解決監管原則問題，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監管辦法和完整的計量模型，但它為此後巴塞爾協議的完善提供了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監管框架，為新協議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寬廣的空間。新協議所重頭推出並具有開創性內容的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及市場約束，都在《核心原則》中形成了雛形。
3 對舊巴塞爾協議的反思
從發展歷程來看，巴塞爾協議經歷了一個內容不斷更新、方法不斷改進、思想不斷成熟的深化過程。該協議實際上沒有一個明確的新舊分界點。學術界一般將1988 年的《巴塞爾報告》稱為舊巴塞爾協議，將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徵求意見稿（第一稿）稱為新巴塞爾協議。其實，1988年的舊巴塞爾協議經過多次修改補充後，已將新巴塞爾協議的基本框架搭建就緒，因此才有了新巴塞爾協議第一稿。而2001年推出的兩個新巴塞爾協議徵求意見稿更直接就是對第一稿的充實與完善。因此本報告以《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徵求意見稿（第一稿）為分水嶺，此前的所謂舊巴塞爾協議實際上包括1988年的《巴塞爾報告》及其後的補充規定和核心原則；而新巴塞爾協議則統指三個徵求意見稿。
盡管1988年的《巴塞爾報告》歷經修改與補充，但學術界和銀行界還是對其中的許多原則以及舊協議的市場適應性提出了批評和質疑。
首先是國家風險問題。舊巴塞爾協議只是重新確定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資產風險權重，但對非OECD成員國的風險權重歧視仍未解除。這一方面造成國與國之間巨大的風險權重差距（多為100％），這種差距不僅在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存在，而且在成員國與成員國之間也存在，致使信用分析評判中的信用標准扭曲為國別標准；另一方面則容易對銀行產生誤導，使其對OECD成員國的不良資產放鬆警惕，而對非OECD成員國的優質資產畏葸不前，從而減少銀行的潛在收益，相應擴大銀行的經營風險。此外，這一規定仍然因循靜態管理理念，未能用動態的觀點看待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信用變化。
其次是風險權重的靈活度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企業風險權重歧視問題，且與國家風險權重歧視交織在一起。對於非OECD成員國對銀行、政府超過一年的債權，對非公共部門的企業債權，無論其信用程度如何，風險權重均為100％；而由OECD成員國對金融機構擔保的債權，則一律為20％。此外是風險權重的級次過於簡單且不合理，僅有 0％、20％、50％、及100％等四個檔次，沒有充分考慮同類資產的信用差別，也就難以准確反映銀行面臨的真實風險。美國經濟學家俄特曼（2001）根據美國非金融機構所發債券的數據，運用蒙特卡洛模擬實證研究後得出的結論也證實了這一點。
再次是對金融形勢的適應性問題。舊協議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表外業務的潛在風險，也提出了對照表內項目確定表外資產風險權重的做法，但隨著金融新業務的推出和銀行組織形式的更新，舊協議的涵蓋范圍和監管效果都難以讓人滿意。最典型的是銀行資產證券化和銀行持有債券，金融控股公司的廣泛建立以及銀行全能化等，由此不僅引發逃避或繞開資本金管束的問題，而且引發了信用風險以外的市場風險。
最後是全面風險管理問題。舊協議已經在1997年形成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和基本框架，但並未對其內容作詳盡的闡釋，更未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因而對於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分析的全面管理還停留在理論上論證、方法上探索的階段，至於這三類風險的計量應建立哪些模型、模型中應選擇哪些參數，以及相應的資本金要求又如何設計等問題，幾乎都沒有涉及。此外，在舊協議中，銀行始終處於被動地位，銀行危機的產生主要由借款人的風險引起，銀行風險的規避取決於監管當局對其資本金計提方法和計提數量的監督，並不注重當事人主體能動作用的發揮，也沒有對銀行提出如何適應市場以及如何主動接受市場約束的問題。
4 新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委員會徹底修改資本協議的工作是從1998年開始的。1999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為主要特點的新資本監管框架草案第一稿，並廣泛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
新協議將對國際銀行監管和許多銀行的經營方式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首先要指出，以三大要素(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為主要特點的新協議代表了資本監管的發展趨勢和方向。實踐證明，單靠資本充足率無法保證單個銀行乃至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性。自從1988年資本協議問世以來，一些國家的監管部門就已在不同程度上，同時使用這三項手段強化資本監管，以實現銀行穩健經營的目標。然而，將三大要素有機結合在一起，並以監管規定的形式固定下來，要求監管部門認真實施，這無疑是對成功監管經驗的肯定，也是資本監管領域的一項重大突破。
與1988年資本協議所不同的是，從一開始巴塞爾委員會希望新協議的適用范圍不僅局限於十國集團國家，盡管其側重面仍是國家的「國際活躍銀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爾委員會提出，新資本協議的各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全世界的所有銀行，並預計非十集團國家的許多銀行都將使用標准法計算最低資本要求。此外，巴塞爾委員會還希望，經過一段時間，全世界所有的大銀行都能遵守新協議。客觀上看，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很可能會採用新協議來分析各國銀行的資本狀況，而有關國際組織也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的國際標准，協助巴塞爾委員會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新協議，並檢查其實施情況。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
與1988年資本協議相比，新資本協議的內容更廣、更復雜。這是因為新協議力求把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力求反映銀行風險管理、監管實踐的最新變化，並為盡量為發展水平不同的銀行業和銀行監管體系提供多項選擇辦法。應該說，銀行監管制度的復雜程度，完全是由銀行體系本身的復雜程度所決定的。十國集團國家的銀行將在規定時間內實施新協議。為確保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非十國集團國家也會力爭在規定時間內全面實施新協議。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育程度和監管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實施新協議的難度不可低估。在此，還必須提出，就目前的方案來說，新協議首先是十國集團國家之間的協議，還沒有充足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國情。
新資本協議提出了兩種處理信用風險辦法：標准法和內部評級法。標准法以1988年資本協議為基礎，採用外部評級機構確定風險權重，使用對象是復雜程度不高的銀行。採用外部評級機構，應該說比原來以經合組織國家為界限的分類辦法更客觀、更能反映實際風險水平。但對包括中國在內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用該法的客觀條件並不存在。發展中國家國內的評級公司數量很少，也難以達到國際認可的標准；已獲得評級的銀行和企業數量有限；評級的成本較高，評出的結果也不一定客觀可靠。若硬套標准法的規定，絕大多數企業的評級將低於BBB，風險權重為100%，甚至是150%（BB-以下的企業）。企業不會有參加評級的積極性，因為未評級企業的風險權重也不過是100%。此外，由於風險權重的提高和引入了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採用這種方法自然會普遍提高銀行的資本水平。
將內部評級法用於資本監管是新資本協議的核心內容。該方法繼承了1996年市場風險補充協議的創新之處，允許使用自己內部的計量數據確定資本要求。內部評級法有兩種形式，初級法和高級法。初級法僅要求銀行計算出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其它風險要素值由監管部門確定。高級法則允許銀行使用多項自己計算的風險要素值。為推廣使用內部評級法，巴塞爾委員會為採用該法的銀行從2004年起安排了3年的過渡期。
5 定量影響測算
根據新協議，銀行系統資本要求的計算將與銀行資產的風險密切相關，其影響的衡量必定十分復雜。單個銀行所得到的結果依賴於他們的風險概況和資產組合，不同地區的不同銀行會有很大差別。為考察新協議對銀行資本要求的沖擊，巴塞爾委員會面向全世界的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著手開展數次所謂定量影響測算（QIS）的問卷調查，請這些機構就實施新協議可能給本地區和本機構帶來的影響做定量測算。參加測算的銀行可以應用不同的方法——基於外部評級的簡單方法（標准法）和基於銀行自己評級的IRB法。在所進行的一系列測算過程中，來自不同國家的眾多銀行提供了數據，用於估計新協議對他們當時的資產組合所要求的最低資本。
第一次定量影響測算（QIS1）於2000年第四季度展開，如同所預料到的，測算結果顯示銀行之間的差異明顯，但調查中存在很多數據問題，嚴重限制了有效樣本的數量。
新資本協議草案第二稿（CP2）發表後，進行了更深入的調查QIS2，以了解資本協議的修改建議所帶來的具體影響。25個國家137家銀行參與了這次調查。測算再一次表明標准法和IRB法在不同國家產生的截然不同的結果，而應用IRB法的效果更是千差萬別。如圖1所示，對於QIS2考察的銀行，應用 IRB法者預期最低資本最多增幅為125%左右，是現行協議下最低資本要求的兩倍以上，最多減少30%以上。
QIS2證明CP2的提議導致整體最低資本水平高於巴塞爾委員會的目標。採用標准法的銀行最低資本平均增加18%，採取基礎IRB法平均增加24%。少數銀行（22家）能夠完成高級 IRB法，自行計算LGD和EAD，但銀行最低資本整體上只增加了5%，接近巴塞爾委員會的目標。
基於QIS2的結果，為了不讓基礎IRB法所導致的資本要求大幅增加打消銀行業的積極性，巴塞爾委員會對其進行了修正，並展開了一次附加的定量影響測算（QIS2.5）。銀行需要估計新巴塞爾協議中一些可能改動的影響。這些改動包括：
·調整IRB法中各種資產組合的風險權重函數；
·在IRB法中，專項准備金（specific provisions）可以用於沖低違約貸款資本要求中的預期損失（EL）部分；
·一般准備金（in excess of the amount included as Tier 2 capital）可以沖抵EL；
·可能取消IRB法中的集中性（granularity）調整；
·去掉處理信用風險緩解技術時的w因子；
·承認更多的抵押品。
由於時間有限，且焦點集中在基礎IRB上，所以巴塞爾委員會將調查的對象限定為第一組銀行（規模大、業務分散、一級資本超過30億歐元的國際活躍銀行）。最終的參與者為38家銀行，其中35家參與了QIS2。
在QIS2.5中，大部分銀行的資本要求相對於現行方法有所降低。38家中有24家發現資本要求將降低，所估計的最大降幅為35%。
新巴塞爾協議也在我國銀行界產生了很大的回響。考慮計算信用風險標准法存在的許多問題，國內銀行普遍認為，內部評級法能更加准確地反映資本與銀行風險之間的內在關系，有利於加強銀行內部對風險資產的評定和管理，對於簡單地劃定風險權重或根據外部機構的評級結果確定風險權重的確是一大進步，所以與其花費時間等待外部評級公司發展起來，還不如現在就動手開發內部評級法。但是在我國實行內部評級法的難度較大。我國目前仍在實行「一逾兩呆」的貸款分類法，貸款五級分類法才剛剛試行。內部評級法對各類數據的要求很高，而我國銀行尤其缺乏對信用風險進行量化的分析能力。然而，數年之後，眾多國際大銀行紛紛採用內部評級法，若我國不能跟上，將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因此目前國內銀行對開發內部評級法熱情很高，新協議對國內銀行的風險管理推動很大。
關於巴塞爾協議的最新進展，2002年10月1日，巴塞爾委員會開始新一輪調查（第三次定量影響測算，QIS3），評估該建議對全世界銀行最低資本要求的可能影響。同時巴塞爾委員會加強了對操作風險管理和監管規程的制定，並與2003年2月再次更新了「操作風險管理與監管有效措施（Sound Practic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Operational Risk）」，對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提出具體的計算辦法。巴塞爾委員會計劃於2003年第二季度發表最後一次徵求意見稿，同年年底通過新協議，2006年底在十國集團（G10）國家全面實施。

⑼ 巴塞爾協議是什麼

《巴塞爾協議》是巴塞爾委員會制定的在全球范圍內主要的銀行資本和風險監管標准。

巴塞爾委員會由來自13個國家的銀行監管當局組成，是國際清算銀行的四個常務委員會之一。

由巴塞爾委員會公布的准則規定的資本要求被稱為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要求。

1988年7月，頒布第一個准則文件，稱「1988資本一致方針」，又稱「巴塞爾協議」。

主要目的是建立防止信用風險的最低資本要求。

1996年，巴塞爾協議I作了修正，擴大了范圍，包括了基於市場風險的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要求。

1998年，巴塞爾委員會討論了操作風險作為潛在金融風險的重要性，並在2001年公布了許多准則和報告來解決操作風險。

2004年6月，頒布新的資本要求准則，稱「巴塞爾協議」。

目的是通過引入與銀行所面臨風險更加一致的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要求，來對巴塞爾協議I進行改進。

巴塞爾協議鼓勵銀行不僅要識別當前的風險，而且要識別將來的風險，並且改進現有的風險管理體系來管理這些風險，即巴塞爾協議力求建立一個更為前瞻性的資本監管方法。

巴塞爾協議的三個支柱包括：最低風險資本要求、資本充足率監管和內部評估過程的市場監管。

(9)巴塞爾協議的法律效力擴展閱讀：

簽訂背景

巴塞爾協議的出台源於前聯邦德國Herstatt銀行和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閉。這是兩家著名的國際性銀行。它們的倒閉使監管機構在驚愕之餘開始全面審視擁有廣泛國際業務的銀行監管問題。

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將管制理論運用到銀行領域，並逐步取得了共識。他們認為，在追逐論、社會利益論及管制新論三種最有影響的管制理論當中， 「捕獲論」（The Capture Theory）將管制者與被管制者視為博弈中的貓與鼠，最終是管制對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張放棄管制。

⑽ 關於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委員會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倡議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代表。自成立以來，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銀行監管規定，如1983年的銀行國外機構的監管原則（又稱巴塞爾協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Accord）。這些規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一致同意在規定時間內在十國集團實施。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鑒於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也自願地遵守了巴塞爾協定和資本協議，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高的國家。1997年，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的問世是巴塞爾委員會歷史上又一項重大事件。核心原則是由巴塞爾委員會與一些非十國集團國家聯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並已構成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銀行監管國際標准。至此，雖然巴塞爾委員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修改資本協議建議的最新版，同時開始新一輪調查（第三次定量影響測算，QIS3），評估該建議對全世界銀行最低資本要求的可能影響。從 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到1999年6月《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或稱「新巴塞爾協議」）第一個徵求意見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協議的正式實施，時間跨度長達30年。幾十年來，巴塞爾協議的內容不斷豐富，所體現的監管思想也不斷深化。

1 早期的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協議的出台源於前聯邦德國Herstatt銀行和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閉。這是兩家著名的國際性銀行。它們的倒閉使監管機構在驚愕之餘開始全面審視擁有廣泛國際業務的銀行監管問題。
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將管制理論運用到銀行領域，並逐步取得了共識。他們認為，在追逐論、社會利益論及管制新論三種最有影響的管制理論當中， 「捕獲論」（The Capture Theory）將管制者與被管制者視為博弈中的貓與鼠，最終是管制對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張放棄管制。這種理論顯然忽視了社會公眾能從管制中受益的事實； 「管制新論」（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則將管制視為管制集團與被管制集團間錙銖必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團提出要求、管制集團滿足這種要求並從中獲利的一種商品。由於管制這一商品供求雙方的數量函數難以確定，因而降低了這一理論的實踐價值；只有「社會利益論」(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最具理論和實踐意義。該理論將管制視為消除或減少市場破產成本進而保護公眾利益的手段，市場破產成本根源於自然壟斷、外部效應及信息的不對稱。與前兩種理論明顯不同的是，這種理論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據，也明確了管制的意義和努力方向。
有必要對銀行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應和信息的不對稱。盡管Benton和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論證過，銀行業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規模經濟，但多數金融學家都否認銀行的自然壟斷性質。從外部效應和信息的不對稱來看，銀行業務的特性決定了銀行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其外部負效應不僅體現為債權債務鏈條的斷裂，從而給工商企業和社會公眾帶來巨大損失。而且這些又反過來造成銀行體系的混亂，並殃及社會的穩定；信息的不對稱對銀行而言則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掩蓋銀行儲備不足和資產質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喪失而破產倒閉。銀行困境的解脫取決於清償能力尤其是流動性的大小。解決這一問題的傳統做法一是資產變現，二是市場介入，但是這兩種做法的劣勢非常明顯。除了要損失大量的交易費用之外，還要受到市場資金可供量的嚴格制約，從而產生巨大的市場風險。因此，各國中央銀行一方面充當最終貸款人，在商業銀行面臨流動性危機時對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則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對受損公眾進行補償。這類亡羊補牢式的舉措都是立足於銀行的外圍，沒有對銀行的經營過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僅未能有效地遏止銀行的倒閉，反而可能增大了銀行破產的風險，故而遭到經濟學家的批評。由於最終貸款人的存在（最終貸款人通常以低於市場的利率放貸）以及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商業銀行一方面有通過增加高風險投資轉嫁保險成本、獲取高額利潤的慾望。另一方面也有擴大債務依存度的沖動和便利，破產風險因此不斷累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達國家以及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巴塞爾委員會才逐步將銀行的監管從外圍修補轉到內部調控，並對影響銀行風險的主要因素進行詳細的剖析。
Herstatt銀行和富蘭克林銀行倒閉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出台。這個協議極為簡單，核心內容就是針對國際性銀行監管主體缺位的現實，突出強調了兩點：1、任何銀行的國外機構都不能逃避監管；2、母國和東道國應共同承擔的職責。1983年5月，修改後的《巴塞爾協議》推出。這個協議基本上是前一個協議的具體化和明細化。比如明確了母國和東道國的監管責任和監督權力，分行、子行和合資銀行的清償能力、流動性、外匯活動及其頭寸各由哪方負責等，由此體現「監督必須充分」的監管原則。兩個巴塞爾協議因此也就沒有實質性差異：總體思路都是「股權原則為主，市場原則為輔；母國綜合監督為主，東道國個別監督為輔」。但是兩者對清償能力等監管內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監管原則和職責分配，未能提出具體可行的監管標准。各國對國際銀行業的監管都是各自為戰、自成體系，充分監管的原則也就無從體現。
巴塞爾協議的實質性進步體現在 1988年7月通過的《關於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簡稱《巴塞爾報告》）。該報告主要有四部分內容：1、資本的分類；2、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3、1992年資本與資產的標准比例和過渡期的實施安排；4、各國監管當局自由決定的范圍。體現協議核心思想的是前兩項。首先是資本的分類，也就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對各類資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點進行明確地界定。其次是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報告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和表外項目劃分為0%、20%、50%和100%四個風險檔次。風險權重劃分的目的是為衡量資本標准服務。有了風險權重，報告所確定的資本對風險資產8%（其中核心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重不低於4%）的標准目標比率才具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可見，《巴塞爾報告》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的分類。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人直接就將《巴塞爾報告》稱為規定資本充足率的報告。
《巴塞爾報告》反映出報告制定者監管思想的根本轉變。首先是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此前的協議都注重如何為銀行的穩定經營創造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強調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間的分工協作，對銀行體本身尤其是對銀行防範風險屏障的資本沒有作出任何有實際意義和可行標準的要求。而《巴塞爾報告》則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資本標准及資產風險兩個方面對銀行提出明確要求，從而解脫了監管當局勞而無獲或收獲甚微的尷尬；其次，監管重心從母國與東道國監管責權的分配轉移到對銀行資本充足性的監控。《巴塞爾報告》規定銀行必須同時滿足總資本和核心資本兩個比例要求，總資本和核心資本都必須按明確給定的標准計量和補充。這既是對以往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也表明報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質。報告出台以前，各國雖然也對資本金規定了規模要求，但並沒有對資本的內涵和外延做出明確規定，這使銀行可以輕易地通過會計處理增加銀行帳面資本金，並實際加大資產與負債的落差，進而加大銀行的經營風險；此外，由於資本金的管理還處在原始的靜態管理狀態，無法形成根據資產和負債的性質及其變動相應調整的機制，因而使這種資本金管理形同虛設，發揮的作用也極其有限。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此前協議的監管重心只能簡單地放在監管責權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資本金監管機制的建設。資本金監管的生命力在於它突破了單純追求資本金數量規模的限制，建立了資本與風險兩位一體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機制。這表明報告的制定者真正認識到資本是防範風險、彌補風險損失的防線，因而必須將其與風險的載體（即資產）有機相聯。而資產的風險程度又與資產的性質相關。報告以不同的風險權重將不同風險的資產加以區分，使得同樣規模的資產可以對應不同的資本量，或者說同樣的資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規模的資產。資本的保障能力隨資產風險權重的不同而異，體現出報告的動態監管思想。針對以往銀行通常以金融創新方式擴大表外業務以逃避資本監管的現象，報告認識到監管表外資產的必要，因而首次將表外資產納入監管。由於當時表外業務的種類、規模及其破壞力有限，報告只能簡單地將期限種類各異的表外資產套用表內資產的風險權數來確定其風險權重，並相應提出了資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過渡期及各國當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報告真正認識到國際銀行體系健全和穩定的重要，各國銀行的監管標准必須統一。而這種安排則充分考慮到了銀行的國別差異，以防止國際銀行間的不公平競爭。
《巴塞爾報告》的推出意味著資產負債管理時代向風險管理時代過渡。由於監管思想的深刻、監管理念的新穎、考慮范圍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學合理，這個報告成了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監管准則。此後圍繞銀行監管產生的核心原則或補充規定等，都是在報告總體框架下對報告的補充和完善。盡管巴塞爾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超越成員國政府的監管機構，發布的文件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各國的監管當局都願意以報告的原則來約束本國的商業銀行。

2 協議的補充完善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國際化浪潮的涌動，金融領域的競爭尤其是跨國銀行間的競爭日趨激烈，金融創新日新月異使銀行業務趨於多樣化和復雜化，銀行經營的國內、國際環境及經營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銀行規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為提高。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爾報告》難以解決銀行實踐中出現的諸多新情況、新問題。為應對這些挑戰，巴塞爾委員會對報告進行了長時期、大面積的修改與補充。
第一，1991年11月，在認識到准備金對銀行經營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條件下的性質差異後，重新詳細定義了可計入銀行資本用以計算資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備金與壞帳准備金，以確保用於彌補未來不確定損失的准備金計入附屬資本，而將那些用於彌補已確認損失的准備金排除在外。
第二，初步認識到除OECD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存在國別風險之外，OECD成員國之間同樣也存在國別風險，因而一改《巴塞爾報告》中對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均確定零主權風險權重這一極其簡單化的衡量方法，於1994年6月重新規定對OECD成員國資產的風險權重，並調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韓國等國家的信用等級。
第三，作為金融快速國際化的反映，開始提升對市場風險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金融市場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國際銀行業的迅速擴張，加上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得國際金融市場間的聯系空前緊密，世界金融形勢錯綜復雜；隨著衍生金融品種及其交易規模的迅猛增長，銀行業越來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種的交易，或是以資產證券化和控股公司的形式來逃避資本金管制，並將信用風險轉化為市場風險或操作風險，銀行與金融市場的交互影響也越發顯著。這使巴塞爾委員會認識到，盡管《巴塞爾報告》的執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信用風險，但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主的市場風險卻經常發生。這說明僅靠資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範金融風險。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銀行。這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1993年底時遠遠超過8%，1995年1月還被認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這家老牌銀行便宣告破產。
鑒於這些情況，巴塞爾委員會在1995年4月對銀行某些表外業務的風險權重進行了調整，並在1996年1月推出《資本協議關於市場風險的補充規定》。該規定認識到，市場風險是因市場價格波動而導致表內外頭寸損失的風險，包括交易帳戶中受到利率影響的各類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風險、銀行的外匯風險和商品（如貴金屬等）風險，它們同樣需要計提資本金來進行約束。值得注意的是，《補充規定》已經改變了《巴塞爾報告》中將表外業務比照表內資產確定風險權重並相應計提資本金的簡單做法，提出了兩種計量風險的辦法：標准計量法和內部模型計量法。標准計量法是將市場風險分解為利率風險、股票風險、外匯風險、商品風險和期權的價格風險，然後對各類風險分別進行計算並加總；內部模型法也就是基於銀行內部VaR（Value-at- Risk）模型的計量方法，這是將借款人分為政府、銀行、公司等多個類型，分別按照銀行內部風險管理的計量模型來計算市場風險，然後根據風險權重的大小確定資本金的數量要求。內部模型法的推出是一大創新，引起了銀行界的廣泛關注。但鑒於當時條件的限制，所提出的計算方法又不夠具體和完善，因而並未得到廣泛運用，以至於銀行對此法的運用還需滿足諸如要有足夠的高水平模型運用人員、要認真執行風險管理等等條件並得到監管當局的批准。
1997年7月全面爆發的東南亞金融風暴更是引發了巴塞爾委員會對金融風險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從巴林銀行、大和銀行的倒閉到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人們看到，金融業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信用風險或市場風險等單一風險的問題，而是由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外加操作風險互相交織、共同作用造成的。1997年9月推出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表明巴塞爾委員會已經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該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銀行監管7個方面的25條核心原則。盡管這個文件主要解決監管原則問題，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監管辦法和完整的計量模型，但它為此後巴塞爾協議的完善提供了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監管框架，為新協議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寬廣的空間。新協議所重頭推出並具有開創性內容的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及市場約束，都在《核心原則》中形成了雛形。

3 對舊巴塞爾協議的反思
從發展歷程來看，巴塞爾協議經歷了一個內容不斷更新、方法不斷改進、思想不斷成熟的深化過程。該協議實際上沒有一個明確的新舊分界點。學術界一般將1988 年的《巴塞爾報告》稱為舊巴塞爾協議，將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徵求意見稿（第一稿）稱為新巴塞爾協議。其實，1988年的舊巴塞爾協議經過多次修改補充後，已將新巴塞爾協議的基本框架搭建就緒，因此才有了新巴塞爾協議第一稿。而2001年推出的兩個新巴塞爾協議徵求意見稿更直接就是對第一稿的充實與完善。因此本報告以《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徵求意見稿（第一稿）為分水嶺，此前的所謂舊巴塞爾協議實際上包括1988年的《巴塞爾報告》及其後的補充規定和核心原則；而新巴塞爾協議則統指三個徵求意見稿。
盡管1988年的《巴塞爾報告》歷經修改與補充，但學術界和銀行界還是對其中的許多原則以及舊協議的市場適應性提出了批評和質疑。
首先是國家風險問題。舊巴塞爾協議只是重新確定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資產風險權重，但對非OECD成員國的風險權重歧視仍未解除。這一方面造成國與國之間巨大的風險權重差距（多為100％），這種差距不僅在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存在，而且在成員國與成員國之間也存在，致使信用分析評判中的信用標准扭曲為國別標准；另一方面則容易對銀行產生誤導，使其對OECD成員國的不良資產放鬆警惕，而對非OECD成員國的優質資產畏葸不前，從而減少銀行的潛在收益，相應擴大銀行的經營風險。此外，這一規定仍然因循靜態管理理念，未能用動態的觀點看待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信用變化。
其次是風險權重的靈活度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企業風險權重歧視問題，且與國家風險權重歧視交織在一起。對於非OECD成員國對銀行、政府超過一年的債權，對非公共部門的企業債權，無論其信用程度如何，風險權重均為100％；而由OECD成員國對金融機構擔保的債權，則一律為20％。此外是風險權重的級次過於簡單且不合理，僅有 0％、20％、50％、及100％等四個檔次，沒有充分考慮同類資產的信用差別，也就難以准確反映銀行面臨的真實風險。美國經濟學家俄特曼（2001）根據美國非金融機構所發債券的數據，運用蒙特卡洛模擬實證研究後得出的結論也證實了這一點。
再次是對金融形勢的適應性問題。舊協議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表外業務的潛在風險，也提出了對照表內項目確定表外資產風險權重的做法，但隨著金融新業務的推出和銀行組織形式的更新，舊協議的涵蓋范圍和監管效果都難以讓人滿意。最典型的是銀行資產證券化和銀行持有債券，金融控股公司的廣泛建立以及銀行全能化等，由此不僅引發逃避或繞開資本金管束的問題，而且引發了信用風險以外的市場風險。
最後是全面風險管理問題。舊協議已經在1997年形成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和基本框架，但並未對其內容作詳盡的闡釋，更未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因而對於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分析的全面管理還停留在理論上論證、方法上探索的階段，至於這三類風險的計量應建立哪些模型、模型中應選擇哪些參數，以及相應的資本金要求又如何設計等問題，幾乎都沒有涉及。此外，在舊協議中，銀行始終處於被動地位，銀行危機的產生主要由借款人的風險引起，銀行風險的規避取決於監管當局對其資本金計提方法和計提數量的監督，並不注重當事人主體能動作用的發揮，也沒有對銀行提出如何適應市場以及如何主動接受市場約束的問題。

4 新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委員會徹底修改資本協議的工作是從1998年開始的。1999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為主要特點的新資本監管框架草案第一稿，並廣泛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
新協議將對國際銀行監管和許多銀行的經營方式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首先要指出，以三大要素(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為主要特點的新協議代表了資本監管的發展趨勢和方向。實踐證明，單靠資本充足率無法保證單個銀行乃至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性。自從1988年資本協議問世以來，一些國家的監管部門就已在不同程度上，同時使用這三項手段強化資本監管，以實現銀行穩健經營的目標。然而，將三大要素有機結合在一起，並以監管規定的形式固定下來，要求監管部門認真實施，這無疑是對成功監管經驗的肯定，也是資本監管領域的一項重大突破。
與1988年資本協議所不同的是，從一開始巴塞爾委員會希望新協議的適用范圍不僅局限於十國集團國家，盡管其側重面仍是國家的「國際活躍銀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爾委員會提出，新資本協議的各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全世界的所有銀行，並預計非十集團國家的許多銀行都將使用標准法計算最低資本要求。此外，巴塞爾委員會還希望，經過一段時間，全世界所有的大銀行都能遵守新協議。客觀上看，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很可能會採用新協議來分析各國銀行的資本狀況，而有關國際組織也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的國際標准，協助巴塞爾委員會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新協議，並檢查其實施情況。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
與1988年資本協議相比，新資本協議的內容更廣、更復雜。這是因為新協議力求把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力求反映銀行風險管理、監管實踐的最新變化，並為盡量為發展水平不同的銀行業和銀行監管體系提供多項選擇辦法。應該說，銀行監管制度的復雜程度，完全是由銀行體系本身的復雜程度所決定的。十國集團國家的銀行將在規定時間內實施新協議。為確保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非十國集團國家也會力爭在規定時間內全面實施新協議。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育程度和監管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實施新協議的難度不可低估。在此，還必須提出，就目前的方案來說，新協議首先是十國集團國家之間的協議，還沒有充足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國情。
新資本協議提出了兩種處理信用風險辦法：標准法和內部評級法。標准法以1988年資本協議為基礎，採用外部評級機構確定風險權重，使用對象是復雜程度不高的銀行。採用外部評級機構，應該說比原來以經合組織國家為界限的分類辦法更客觀、更能反映實際風險水平。但對包括中國在內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用該法的客觀條件並不存在。發展中國家國內的評級公司數量很少，也難以達到國際認可的標准；已獲得評級的銀行和企業數量有限；評級的成本較高，評出的結果也不一定客觀可靠。若硬套標准法的規定，絕大多數企業的評級將低於BBB，風險權重為100%，甚至是150%（BB-以下的企業）。企業不會有參加評級的積極性，因為未評級企業的風險權重也不過是100%。此外，由於風險權重的提高和引入了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採用這種方法自然會普遍提高銀行的資本水平。
將內部評級法用於資本監管是新資本協議的核心內容。該方法繼承了1996年市場風險補充協議的創新之處，允許使用自己內部的計量數據確定資本要求。內部評級法有兩種形式，初級法和高級法。初級法僅要求銀行計算出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其它風險要素值由監管部門確定。高級法則允許銀行使用多項自己計算的風險要素值。為推廣使用內部評級法，巴塞爾委員會為採用該法的銀行從2004年起安排了3年的過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