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律責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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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倫理視野中的環境法
【摘 要】倫理性無疑是現代環境法的重要基本特徵之一，但以往對環境法倫理性的研究多限於在環境倫理領域內。本文在分析以往環境法研究以環境倫理為單一視野而導致的某些不足，從而試圖突破傳統的研究範式，將環境法置於更為寬廣的倫理視野之中，以多元化的倫理視角解讀環境法，經過逐一分析最後初步構建起一個比較完整的環境法的倫理體系，以期能為環境法理論的成熟與發展提供某些新的啟示。
【關鍵詞】倫理性 環境法 多元化 倫理視野 啟示
法學界普遍認為部門法之所以存在差異是它們的調整對象與調整手段不同，但若從法哲學的視角分析，調整對象與調整手段不同其實是源自它們之間有著彼此不同的價值本位。環境法不同於傳統私法、公法以及近代興起的社會法，是以生態環境為價值本位的新興法律部門。環境倫理（或生態倫理）是環境法產生和發展最重要的起點之一，環境法領域的許多研究都是以環境倫理為基礎而展開的，因此涉及環境倫理的環境法論著也特別豐富。但「保護對象的廣泛性和保護方法的多樣性，決定了環境法是一個極其綜合化的法律部門」⑴。由於環境法涉及的方面眾多，決定了研究環境法的倫理視角本應是多元化的，環境倫理並非環境法理論的唯一來源；況且環境倫理本身也存在不少不足之處，無法為環境法提供充足的理論支持，某些環境倫理難以回答的環境法問題需要由倫理學的其它分支學科來完成，因此對環境法進行多元化的倫理分析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筆者在此試圖選取幾個與環境法關系較為密切的倫理學分支學科展開論述，希望能為豐富和發展環境法的理論貢獻一點綿力。
一、環境倫理⑵
「環境倫理乃是環境法治的基礎，是環境法治的價值核心」⑶。環境倫理是環境法的理論之源，在環境法中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環境倫理對環境法的興起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依次可歸納為三個方面：首先，環境倫理是環境法產生的法哲學基礎。「法學始終受著哲學的巨大影響。這突出地表現為哲學上的每一更新，每一種新的較有影響的哲學流派的出現，都會引起法學方法論的更新或法學價值定向的改變，並推動著新的法學流派的出現或既有法學流派的分化、變態或消滅」⑷。環境法的產生以環境倫理的出現為其哲學背景。環境倫理源於人們對自身與生態環境之間道德關系的深刻思考，它要求人們從哲學的深度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人對生態環境以及各種生物的道德責任。誠然，現實的環境問題是環境法產生的內在原因，但環境倫理的出現為人類保護環境提供了重要的哲學依據，從而解決了環境法產生中從可能到現實的關鍵問題，因而成為環境法產生所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其次，環境倫理為環境法的獨立提供了依據。環境法之所以能構成獨立的部門法，環境倫理功不可沒。環境法以生態環境為特有價值本位，因此環境法中有著許多不同於其它部門法的特有理念、原則和制度，它們在產生和發展中無法或難以在其它部門法或其它學科中獲取太多養分。它們只能被還原到環境倫理這一哲學層次，並在其中尋找理論淵源。只有在得到環境倫理的理論支撐下，環境法才有可能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以及經濟法的巢臼，成為真正意義上獨立的法律部門。再次，環境倫理是環境法變革的原動力。「中國環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論的革命」⑸，而這個革命首先是由其哲學基礎——環境倫理推動的。環境法的法域變遷歷經了從私法到公法再到社會法的轉型，並最終定格在生態法之上⑹，推動這一進程的強大動力就是以強調人與自然平等與和諧共處為己任的環境倫理。不僅如此，環境倫理的影響透過環境法還波及到其它部門法和法學理論，從而導致了「對各傳統部門法的揚棄和整合」和「對傳統法學理論的超越和創新」⑺。
盡管環境倫理對環境法的貢獻不可取代，但畢竟也只是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環境法涉及到經濟、行政和科技等諸多方面，這就決定了環境倫理不能替代環境法理論，環境法還必須從其它學科中汲取營養。就是在倫理學的視野里，環境倫理也並非環境法理論的唯一來源，倫理學其它分支學科的理論成果對環境法的發展也具有一定影響。況且，自身不太成熟的環境倫理也無法全面支撐起環境法理論，環境倫理在某些環境法問題前顯得無能為力。因此這就需要突破範式的束縛，以多元化的倫理視角全面審視環境法，也只有如此環境法才能實現發展上的超越，而這也是本文要著重論述的。
二、法律倫理
環境法中雖蘊涵著豐富的環境倫理但終歸還是一門法律部門。盡管其在幼稚期難免要靠吸收環境倫理的理論而維持存續，但它一旦發展成熟必然會形成自己獨有的理論體系，實現由「環境倫理」到「環境法理」的飛躍，從而最終回歸到法律科學的序列當中。如果說環境倫理的法律化是環境法發展的第一次飛躍，那麼環境法律的倫理化就是環境法發展的第二次飛躍，而在這兩次飛躍之間及第二次飛躍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的就是法律倫理。法律倫理是「研究法的倫理蘊含和法的運作過程中的各種倫理關系和道德問題，揭示其本質和規律性，從而為法律的創制和實施過程提供價值評價的依據和標准，並對社會發展所引法的法律關系和道德水準的總體變化趨勢進行戰略分析和預測」⑻的倫理學分支學科。以法律倫理的視角研究環境法，其重要意義可以主要概括為四個方面：首先，法律倫理雖在本質上側重於倫理，但其所研究的畢竟是環境法律現象中的倫理問題，而非環境倫理現象中的倫理問題，因而避免了環境倫理在邏輯上「就倫理論倫理」的循環論證模式，將對環境倫理的研究突破到法律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環境法中引入法律倫理是環境法擺脫環境倫理束縛、實現自我回歸的必然趨勢。其次，在環境法中引入法律倫理，彌補了環境倫理的某些理論不足，解答了環境倫理的某些難解之題，從而為完善環境法的理論另闢了蹊徑；同時也使環境法理論擺脫了環境倫理的抽象性和說教性，而更能為人們所實際接受。再次，在環境法中引入法律倫理，可以為環境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特有的價值評斷依據，對現行環境法中的不足進行法律倫理上的批判，從而避免了以往環境倫理既為立法基礎又為評價標準的種種尷尬。最後，在環境法中引入法律倫理，使環境倫理和法律倫理的價值得以同一，使保護環境既成為道德義務又成為法律要求，從而解決了環境法的實現性問題。由此可見，應當對環境法中的法律倫理予以足夠重視、加以充分研究，但這並不表明法律倫理能解決環境法中的所有問題，因此還需要將環境法置於更寬廣的倫理視野中進行研究。
三、經濟倫理
任何法都源於一定的經濟基礎，環境法亦不能例外。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長期沿襲了西方國家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存在著管理費用過高、經濟效率低下、科技發展緩慢、障礙公平競爭和助長不正之風等多種弊端⑼，許多有識之士因此而提出了進行市場化的環境保護並為之立法的初步構想⑽。環境問題是在經濟生活中產生的，也只有在經濟生活中才能得以真正解決，這就必然會涉及到經濟倫理問題。「經濟倫理實際上是一種以人類社會實踐中某一特殊類型的道德問題，即經濟生活中的道德倫理問題為主題對象的倫理價值研究⑾。」以經濟倫理的視角研究環境法，得到的新啟示可概括為四個方面：首先，在環境法中講求經濟倫理，反映了「德必然得」的道德理想主義，即講究環境道德並遵守環境法律的終極目標是為滿足人類需要，從而彌補了環境倫理在環境立法目的上的不切實際和虛幻。其次，在環境法中講求經濟倫理，反映了「得必須德」的道德合宜主義，即盡管經濟活動是以營利為目的的，但也必須遵守經濟道德和環境道德，或至少是作為經濟道德或環境道德的最低要求的經濟法律或環境法律。再次，「效率與公平是人類經濟生活中兩個最基本的價值原理（原則），也是經濟倫理的兩個基本的道德價值尺度或標准」⑿，因此在環境法的立法、執法和司法等環節中講求效率與公平也成為了在環境法中講求經濟倫理的題中應有之義。最後，環境法的發達必須根植在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土壤之中，而這種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實質上就是理性經濟，即講求倫理的經濟。綜上所述，環境法與經濟倫理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但盡管這種聯系是極其密切的但始終也只是其中的一個側面，經濟倫理同樣也不能解決環境法中所有的問題，因此還需要在更寬廣的倫理視野中繼續探詢。
四、生命倫理
生命倫理可以說是環境法研究中一個獨特的倫理視角。法律意義上的生命是指法律主體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的整個過程，而此處所稱的生命則主要是指哲學意義上的生命。恩格斯曾對生命的物質基礎和本質特徵作過精闢的論述：「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就在於這些蛋白體的化學組成部分的不斷自我更新」。生命倫理原「是以生命存在的價值為其全部理論的中心」⒀，只是當代學術界普遍將生命倫理等同於生命科學中的倫理，從而將生命倫理的內涵局限在醫學或生命科學領域。本文主要是從生命倫理的原意展開的。環境法產生的客觀基礎是現實中的環境問題。人類之所以關心生存環境，究其根本是源於人類對自身生命價值的另類思考，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對生存環境的看法其實就是生命倫理研究內容的一部分。將對環境法的研究深化到生命倫理層次，是環境法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首先，生存是生命的首要價值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要滿足人的生存需要必須具備一定物質，而物質的供給無一不來源於環境，因此可以說保護環境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維護人的生命價值。這在無形中就提升了環境法立法目的的層次，突顯了環境法在現實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運用倫理學中「推己及人」的特有方法⒁，由人類的生存需要、願望和追求推想到其它物種的生存需要、願望和追求，從而在體察和理解的基礎上自覺地調解人類和其它物種的關系。這就為以法律形式保護其它物種的生存提供了合理的倫理依據。再次，尊重生命價值的倫理理念將自然視為人有機身體的無機延伸⒂，強調要如同愛護自己身體一樣愛護自然環境，從而避免了環境倫理中「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論戰。最後，生命存在是人的最基本價值，環境法確認了維護生命存在的法律本位，提高了其在眾多部門法中的地位，同時也突出了自身存在的重要性。生命倫理本身比較抽象且容易給人以某種「玄學」的錯覺，因此生命倫理只能是環境法研究的基點，而對環境法的深入研究還需要倫理學的其它分支學科來完成。
五、科技倫理
「由於環境法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尤其是生態基本規律和環境要素的總體演化規律作為自己的立法基礎之一，因而環境法中便含有大量的反映這些規律要求的技術性規范，使環境法具有較強的科學技術性」⒃。科學技術性是當代環境法的基本特徵之一，科學技術與環境法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無論是人類環境問題還是作為解決環境問題手段的環境法，它們的產生與發展都是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以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為己任的環境法是建立在人類對自然規律一定認識的基礎上的，它必須體現自然規律特別是生態學規律的基本要求；運用科學技術將有利於環境法律規定的執行、違法行為的認定和爭議糾紛的解決⒄。科學技術在環境法中的作用如此之巨大，因此對環境法進行倫理研究時必須思考其中的科技倫理問題。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已經滲透到了環境法領域，並對傳統環境法理論提出了嚴重挑戰：首先，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在環境立法時，必須對那些需要通過法定形式和程序上升為法律的生態科學規律和環境保護技術進行道德分析，要充分考慮其道德可能性和道德現實性。其次，科學技術成果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可能一方面有利於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但同時也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現實倫理問題，對此環境法必須進行兩難選擇。再次，環境立法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預見性，它不僅要對現有環境問題做出應對，而且還要對未來的環境風險進行預測和評價。某些未來可能具有環境危害科技成果是否能在現今使用，這將涉及到世代的公平和發展的可持續性，因而將成為環境法和科技倫理所共同關注的問題。最後，科技在發展中可能呈現出造福於人或危害人類的兩極狀態，如何趨利避害、揚長避短，調整和規范好科技發展與人類利益之間的關系，將成為環境法和科技倫理共同的任務。科學技術在環境保護中雖然作用巨大但畢竟不是萬能，因此環境法的倫理視野也不能僅局限於科技倫理范疇，而應拓展到倫理學的其它領域。
六、國際政治倫理
國際政治倫理問題主要存在於國際環境法之中。在環境法還未形成獨立的法律部門之前，國際環境法是從屬於國際公法體系之下並以其重要組成部分形式出現的。造成這一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國際環境法的主要淵源是以與環境問題有關的條約、國際習慣、一般法律原則、司法判例、國際法學說、「公允善良」原則和國際組織的決議等國際公法性規范。「國際環境法是國際法主體，其中主要是國家在因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而發生的國際交往中形成的，體現它們之間由其社會經濟結構決定的在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方面的協調意志的，調整國際環境法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體」⒅。有關環境事務的國家間交往、協調，是國際政治交往的主要組成部分；而在國際政治交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國際政治倫理問題，因此研究國際環境法必須高度重視國際政治倫理。「國際政治倫理的研究對象為國際政治中的道德現象，其核心理論問題是國際政治中的權力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⒆。國際政治倫理的某些內容為國際環境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首先，國際環境法中的人類共同利益原則以及建立在其基礎上國際環境合作原則，要求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負有為人類的共同利益而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責任和義務，都應當並有權參與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國際合作行動。倫理學研究有關道德和利益關系的基本原理為以上兩原則的可行進行了最好的註解，即人類只有在具有共同的環境利益基礎上，才可能產生共同的國際環境倫理（道德），才有可能進行環境保護的環境合作，也才可能以此為基礎構建起國際環境法的體系。其次，國際環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差別原則，要求在保護和改善全球環境方面所有國家都負有共同責任，但相對於發展中而言，發達國家應當承擔更大或更主要的責任。無論從歷史考察還是從現實考察，發達國家生產方式上的畸形發展和生活方式上的享樂主義是導致全球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而且它們佔有全球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最豐富的財力資源，所以發達國家理應對全球環境問題承擔更多或主要的義務。這種義務是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的統一，而且由於國際上並沒有能真正凌駕於任何國家之上司法組織，所以認為其是一種道德責任可能比認為其是一種法律責任更加切合實際。最後，國際環境領域始終貫穿著霸權與道德的斗爭，即在經濟、政治等領域處於強權地位的部分發達國家總是試圖逃避自己應當承擔的環境責任，並企圖在環境問題上控制其它國家，這勢必會遭到倡導國家主權與地位平等的國際道德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反對，而國際環境法就是這種霸權與道德斗爭的產物。顯然，在國際政治倫理視野中僅能對國際環境法進行研究，而對環境法（特別是國內環境法）的研究應當有更寬的倫理視角。
七、行政倫理
在環境法領域中之所以要研究行政倫理，是由於我國的環境保護目前仍然主要採用行政管理模式。行政倫理主要研究的是在行政管理以及行政權力運用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種道德問題，它存在於包括了環境管理在內的各種行政管理活動之中。我國環境現狀出現「局部地區得到控制、總體狀況仍在惡化」的局面，行政管理體制存在著種種弊端是其主要原因之一。當前我國的環境管理普遍存在著管理部門職權范圍不清、機構法律地位不明、行政執法力度不夠⒇，甚至某些地方、某些部門出現了相互推諉、相互爭利的惡性局面。這種困境的形成有環境法的自身原因，也有行政管理的體制缺陷；要擺脫這種困境不僅需要完善環境立法，而且需要改革目前的環境管理體制。並且我國的環境管理體制主要是通過環境保護的基本法——《環境保護法》加以規定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環境法與環境行政管理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在環境法研究中應當重視行政倫理問題，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環境法是環境管理機構工作的基本准則和執法依據，但完善的環境法律還需要健全的管理機構來執行，因此加強環境法制建設應當與加強管理者個人的職業道德、管理機構的行政倫理建設並重。其次，在環境管理機構中強化行政倫理，有利於改進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從而有利於充分發揮環境法的作用。最後，在環境行政管理機構中重視行政倫理、強調職業道德，與完善環境法中有關環境行政管理機構、管理人員職責的法律規定一起，同為防止和限制環境行政權力濫用機制的不同側面。但「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善的法律和健全的機制仍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對環境法的倫理研究還應當繼續深化下去。
通過將環境法分別置於不同的倫理視野之中並對其進行了逐個分析，筆者初步勾畫出一個以生命倫理為思維原點、環境倫理為理論架構、法律倫理為基本特徵、經濟倫理為實際基礎、科技倫理為前瞻導向、行政倫理為實施保障、國際政治倫理為重要補充的比較完整的環境法倫理體系。當然筆者的論述不可能窮盡倫理學的所有領域，一些對環境法能產生重要影響的倫理領域，如個體的環境道德心理、傳統的宗教倫理、中西方傳統環境倫理思想及其比較，筆者由於學識有限和篇幅限制還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本文所進行的研究還相當粗淺，僅僅是在不同倫理領域對環境法進行了簡單概述，還未深入到環境法的基本理論、原則、制度以及整個體系當中。所有這些不足都將成為筆者繼續進行深入研究的起點，同時也歡迎學界同仁不吝賜教。
C. 04、試述國際法與國內法關系的幾種理論與實踐。
理論： （1）一元論：同屬於一個法律體系，但分國際法優先和國內法優先兩派。① 國內法優先：國際法效力低於國內法，是國內法的一個部門。弊端：結果導致取消國際法。② 國際法優先：國際法效力高於國內法，國內法效力是國際法賦予的，國際法效力來源於「約定必守」、「法律良知」。 （2）兩元論：國家法與國內法都是法律，都是國家法的主權意識行為。但是，國際法和國內法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體系，國內法是國家的主權意志的對內表現，其對象是國家之內的人民，而國際法是國際的主權意志的集體表現，其對象是國家的關系中的國家本身。 實踐：①英國：國際法是本國法的一個部分，國際習慣法規則在英國具有法律的效力，如果對於國內法與國際法有沖突的疑義時，則推定國內法沒有改變國際法的意思，不過，在英國，法院如果遇到與國際法明顯沖突的國內法，則只能適用國內法，這種情形則構成國家責任問題。③ 美國：國際習慣法規則在美國具有法律的效力。美國實踐將條約分為自動執行的條約和非自動執行的條約，前一類條約在國內無須通過國內立法就有效力，而後一類條約則必須經過國內立法才有效力。④ 法國：國際習慣法在法國國內是有法律效力的，確定條約在國內的高於法律的效力，但是相互實施的條件的效力處於不確定的地位。⑤ 德國：適用於國際習慣法規則，規定德國的政治關系或涉及聯邦立法的事項的條約應由聯邦法律加以規定。⑥ 義大利：條約在國內的效力通常需要有立法或行政行為，將條約的規定納入義大利法律之內，特別是涉及更動義大利立法的條約，要有法律對條約的批准予以授權。⑦ 荷蘭：如果有法律的規定並與國際習慣法發生沖突，則法院將適用法律的規定，荷蘭國會對於「法律規定」的解釋是包括憲法規定在內的。⑧ 日本：國際習慣法和條約在日本國內都有法律的效力，但是，它們是否與日本法律具有同等的地位或是有高於日本法律的效力，則不明確。⑨ 俄羅斯：對於國際法以及條約在國內的效力沒有明文的規定。⑩ 中國：對於國際法和條約在國內的效力沒有明文的規定。條約和法律一樣在中國法律體制內有著同等的效力。
D. 論述國家的刑事責任
國家能否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並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問題，在國際法學界存在著三種理論學說，一種觀點認為，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在一定場合下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上述二種學說，混淆了國家責任與國際刑事責任的區別，也無法闡明對國家的刑事制裁方式。第三種觀點認為，國家不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也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這種觀點否定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資格，與現有的國際法習慣規則相悖。
一、我國國家刑事責任的理論述評
我國關於國家刑事責任的理論學說，深受西方學說的影響。絕大部分學者認為，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筆者稱之為「國家刑事責任承擔說」。根據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特定場合，又分離出另一種學說，即「國家刑事責任特定場合承擔說」。此外，也有部分學者主張，國家不是國際犯罪的主體，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即「國家刑事責任否定說」。
（一）國家刑事責任承擔說
這種學說主張，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譬如，有的學者認為，國際法上所說的刑事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的刑事責任，二是個人的刑事責任。國家刑事責任是國家責任的一種特殊形態，國家應負國家刑事責任已經為國際司法實踐和學者的意見所證實。 也有的學者認為，根據現代國際法，國家也可以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而且，國家必須為其所犯的國際罪行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國家刑事責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權，包括軍事佔領、軍事管制、限制國家武裝力量等；賠償；國際制裁，即聯合國安理會根據憲章第41條和第42條採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還有的學者認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1979年提出的《關於國家責任的條文草案》中，規定了國家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 因此，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
綜上觀點，簡言之，就是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但是，這種學說卻同樣不能闡明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方式。應當指出，上述學者錯誤地認為，國家刑事責任是國家責任的一種特殊形態，國家應負國家刑事責任已經為國際司法實踐和學者的意見所證實。事實並非如此，其一，國家刑事責任不是國家責任的一種特殊形態，因為，國家責任的承擔方式與國際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其二，至今為止，尚無國際司法實踐證實，國家刑事責任是國家責任的一種特殊形態，更沒有證實國家能夠承擔國家刑事責任；其三，綜觀當代國際法，沒有一項條約和習慣法規則規定國家可以承擔國際刑事責任。還有的學者錯誤地認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1979年擬定的《關於國家責任的條文草案》中，規定了國家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其實不然，該草案僅僅規定了國家因其國際不當行為而構成國際犯罪的問題，在該草案的全部50個條文中，沒有一個條款規定或涉及到國家的國際刑事責任。至於有的學者所列舉的國家刑事責任形式，根本沒有刑罰處罰的性質，實際上都不是國家刑事責任的形式，也不全是國家責任的形式。
（二）國家刑事責任特定場合承擔說
「國家刑事責任特定場合承擔說」，與上述「國家刑事責任全部承擔說」的觀點基本相同，無非是強調了「在一定場合」作為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條件。這種學說主張，國家因為實施了特定的國際犯罪行為而構成國際犯罪，從而使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譬如，有的學者認為，當一個國家犯了從事侵略戰爭的國際罪行時，這個國家就應負國際刑事責任。 也有的學者認為，國家在兩種情況下可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一種是在戰爭犯罪的場合；另一種是在國家不履行公約規定的國際義務從而以其不作為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據此，國家在一定場合下可能成為承擔刑事責任的主體。
這里的「在一定場合」或特定場合，是指國家實施了特定的國際犯罪的場合，特指最嚴重的侵略戰爭犯罪，以及不作為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這種觀點與上述《奧本海國際法》的觀點非常相似。然而，這種學說同樣不能闡明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方式。還應當指出，所謂「在一定場合」或特定場合，即國家可以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並不是理論上隨意特定的，而必須根據國際公約的規定來衡量其犯罪構成，必須具有國際法上的依據。因為，國際犯罪的認定同樣也適用「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一般法律原則和國際法習慣。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以上關於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理論觀點，之所以認為國家能夠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或在一定場合下能夠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並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是因為基於這樣的一個推理：因為，國家可以構成國際犯罪，所有，國家就是國際犯罪的主體；既然國家是國際犯罪的主體，那麼，國家當然也是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因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其實不然，首先，國家能否構成國際犯罪，應當根據國際法來確定，應當有國際公約的明文規定。因為，國際犯罪具有構成要件，在沒有國際公約規定的情況下，國家又何以能夠構成國際犯罪呢？其次，上述學說最終仍然不能闡明對國家如何適用刑罰的問題。因為，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國家是不能承受任何刑事制裁的。再次，國家責任的習慣法規則已經為國家設定了其犯罪行為的一般國際責任。對於國家而言，即使構成國際犯罪，其承擔法律責任的方式是國家責任，而不是國際刑事責任。這二種法律責任及其承擔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三）國家刑事責任否定說
這種學說主張，國家不能構成國際犯罪，也不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更不能追究國家的國際刑事責任。國家不能承受國際刑事責任，只有個人才是國際犯罪的主體。譬如，有的學者認為，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但不是國際犯罪的主體。國家是抽象的實體，沒有意識，根本不存在故意或過失的問題，所以它不具備國際犯罪構成的要件，因此，國家不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 由此論斷，國家不能承受國際刑事責任。還有的學者認為，國家作為由其全體人民組成的社會，根據「社會不能犯罪」的格言，指控包括整體意義上的人民在內的國家犯罪並承擔刑事責任是令人懷疑的；而且，即使國家罪行的概念成立，國際社會也尚無審判和懲罰犯罪國家所必需的基本機制。在這樣的現實下，國際刑事法院不應該也不能夠把國家作為國際罪行的刑事責任主體來行使管轄權和進行審判。
綜上所述，這種學說，不僅否定了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資格；而且還否定了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資格。該理論學說的基礎是：因為國家不具備犯罪構成的要件，所以，國家不能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因為國家不是國際犯罪的主體，所以，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
應當指出，該學說否定國家刑事責任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闡述這一結論的理論基礎卻有失偏頗，與現有的國際法習慣規則相悖，因為，國際法習慣已經證實，國家可以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1979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擬定的《關於國家責任的條款草案》，雖然不是一項國際法條約，但是，這個草案創設了國家責任的國際法習慣規則，並為世界各國所接受。該草案第19條第2項規定：「一國所違背的國際義務對於保護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至關緊要，以致整個國際社會公認違背該項義務是一種罪行時，其因而產生的國際不當行為構成國際犯罪」。可見，國家可以構成國際犯罪而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否定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資格，並不符合現有的國際法習慣規則。但是，必須指出，即使在國家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按照草案的規定，國家應當承擔的是國家責任，而不是國際刑事責任。國家責任也是一種法律責任，但是，國家責任根本不同於國際刑事責任。
二、國家不能承受國際刑事責任
筆者認為，西方學者和我國學者關於國家刑事責任的學說，均不能完整地闡明國家能否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以及國家能否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問題。國家作為國際法的主體，應當能夠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反之，國家作為國家責任的主體，卻無法成為、也不可能成為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因為，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表現形式――刑罰處罰。
（一）國家不能承受刑罰而缺乏刑事責任能力
各國刑事立法的一般法律原則表明，刑罰處罰是刑事責任的表現形式。所謂刑事責任，是指行為人對其犯罪行為引起的法律後果的承擔，主要是國家審判機關依據刑法及其他刑事法律規范對犯罪人及犯罪行為的制裁。刑事責任是對違反刑事法律義務的行為（犯罪）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後果（刑罰）的一種應有的承擔。 刑事責任是國家依據刑事法律對實施犯罪的人判處的刑罰。
刑事責任與犯罪和刑罰的關系是緊密聯系的。刑事責任介於犯罪和刑罰之間，對犯罪和刑罰的關系起著調節作用。用公式來表示：犯罪→刑事責任→刑罰處罰。犯罪行為是負刑事責任的基礎和前提，當犯罪行為負有刑事責任的時候，就應當處以刑罰。刑事責任的表現形式就是刑罰。當然，在我國，刑事責任也並不是絕對地伴隨以刑罰，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處以刑罰的，也可以免於刑罰處罰。
在前蘇聯，關於刑事責任的原理，普遍的結論是：就其本質來說，刑事責任歸根結底是一種表現為刑罰的法律關系。刑事責任就是刑罰。刑事責任就是適用和實現刑罰的過程。就其實質而言，正是適用和實現刑罰而體現了刑事責任。刑罰就是刑事責任的體現。 甚至還有許多學者認為，「刑事責任」和「刑罰」這兩個概念是同義詞，二者之間沒有差別。
綜觀世界各國的一般法律原則和已有的國際法實踐，作為刑事責任表現形式的刑罰，具體表現為：剝奪生命刑（死刑）、剝奪自由刑（無期徒刑和有其徒刑，或稱終生監禁和監禁）以及罰金。其中，剝奪生命刑和剝奪自由刑是最主要的刑罰方法，在許多國家，罰金則是作為附加刑適用的。如此而言，作為國家，除了罰金以外，又如何能夠承受剝奪生命和剝奪自由的刑法處罰呢？國家作為抽象的實體，其本身沒有意識，根本不可能承擔剝奪生命刑（死刑）、剝奪自由刑（終生監禁和監禁）的刑罰處罰。
國家唯一能夠承受的刑罰處罰就是罰金。有的學者以此認為，這是國家能夠承擔刑事責任的依據。 但是，眾所周知，在國家構成了嚴重國際犯罪的場合，例如，戰爭犯罪，罰金的刑罰處罰根本就不能體現「罪刑相適應」的原則。「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是各國法律體系中普遍規定的國際法的一般法律原則，具有國際法淵源的性質。對國家在構成嚴重國際犯罪的場合僅處以罰金，根本無法體現這一刑法原則。因此，對國家而言，顯然不具備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能力。反之，在國家因構成國際犯罪而承擔國家責任的場合，賠償損失是國家承擔國家責任的形式，而「賠償損失」作為一種國家的法律責任形式，其本身已經足以替代罰金刑。
（二）國家責任與國際刑事責任的區別
在國際法上，國家責任和國際刑事責任都是國際法律責任。但是，二者具有本質的區別。首先，從國際法淵源來看，國家責任的國際法規則，雖然已經具有了國際法實踐，但是，至今仍然還是國際法習慣規則。而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制度，是國際條約明文規定的成文法，在國際法上具有明確的犯罪構成要件及其承擔方式，是有法可依的。其二，從行為方式來看，國家責任的前提是實施了二種行為：違背國際義務的國際不當行為或不行為可歸因於國家，或者，國家實施了國際罪行。而國際刑事責任，則是以單一的國際犯罪為前提，必須具有國際法明文規定的國際犯罪行為。其三，從責任的性質和方式來看，國家責任，在國際法上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質，其責任形式表現為：限制主權，恢復原狀，賠償損失和道歉等。而國際刑事責任則具有刑事制裁的性質，是一種刑罰懲罰，表現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罰金。最後，從承擔責任的主體來看，承擔國家責任的主體必須是國家，個人不能成為國家責任的主體。而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在現有的國際刑法條約或條款中均規定是由個人承擔其責任的。在國家因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國家承擔責任的方式是國家責任的形式，而不是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刑罰方法。
主張國家可以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觀點，總是將國家刑事責任混同於國家責任。將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刑罰方法混同與國家責任的形式。例如，有的學者將國家刑事責任的方式表述為：終止國際犯罪行為，賠禮道歉並保證不再重犯，賠償，罰金、沒收財產，國際制裁，剝奪國際社會成員身份以及限制主權。 有的學者認為，國家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包括刑罰處罰：罰金，限制主權和撤銷聯合國席位；也包括非刑罰處罰方式：經濟制裁，命令終止犯罪行為，賠償和道歉。 還有的學者認為，國家刑事責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權，包括軍事佔領、軍事管制、限制國家武裝力量等；賠償；國際制裁，即聯合國安理會根據憲章第41條和第42條採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以上所謂的刑事責任的方式，除了罰金之外，都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質，都不是刑罰處罰，根本就不是國際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可見，這種隨意擴大國際刑事責任范圍的觀點，混淆了國家刑事責任與國家責任的本質區別。
（三）國家是國家責任的承擔者
國際犯罪由個人承擔刑事責任，國家不承擔刑事責任；但是，並不免除國家的一般國際責任。國家承擔國際責任的國際法規則，從19世紀後期開始，通過許多國際仲裁裁決而形成了習慣國際法，但是，至今仍然處於習慣法的支配之下。 當然，國家的國際責任，作為國際法上的一項制度，它也是一種國際法律責任。為了與國際刑事責任相區別，筆者將這種國家責任稱為一般國際責任。在國際法上，「國家責任」，「國際責任」和「國際法律責任」是經常通用的，並無特別的不同之處。
根據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1979年擬定的《關於國家責任的條文草案》規定，筆者認為，所謂國家責任，是指一國因其違背國際義務的國際不當行為或不行為可歸因於國家，或者，國家實施了國際罪行所應當承擔的國際法律責任。
關於國家責任的行為，根據草案的規定，包括二個方面：一是國際不當行為或不行為（即指不作為）。這種行為不一定直接以國家的名義作出，符合草案規定的其它機關或代表國家的個人的行為，均可以歸因於國家而成為「國家行為」（草案第2章）。二是國際罪行，即必須以國家的名義實施的國際犯罪（草案第19條）。國家由於以上行為而承擔國際法律責任。
關於國際責任的形式，草案第1條的規定，「一國對於該國的每一國際不當行為需負國際責任」，但是，草案並沒有具體規定「國際責任」的具體表現形式，更沒有規定所謂國家的國際刑事責任。因此，國際責任的形式，只能從國際法實踐中加以歸納。具體可以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限制主權。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盟軍對德國和日本所實行的軍事佔領和管制。其二，恢復原狀。例如，1977年1月19日，關於利比亞政府與外國公司得克薩克－卡拉西亞斯蒂克爭端案的仲裁裁決。該裁決稱，恢復原狀是對不履行合同的正常制裁。 其三，賠償損失。1928年，關於霍茹夫工廠案的判決指出，責任形式以恢復原狀為原則，如不能恢復原狀，則以金錢賠償代替。其四，道歉。作為最輕的一種國際責任形式，道歉，在國家之間經常發生。
綜上所述，國際法發展到今天，在國家刑事責任與國家責任的問題上，已經形成了世界各國所公認的國際法規則：國家及其代表國家的個人，在實施了國際犯罪的場合，該國家及其代表國家的個人均可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但是，代表國家的個人對其國際犯罪行為直接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具體表現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罰金等刑罰處罰；同時，該個人的國際犯罪行為還可以歸因於國家，而被視為是國家的行為，使國家承擔國際責任。但是，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國家承擔國家責任的方式，具體表現為限制主權、恢復原狀、賠償損失和道歉等責任形式。
三、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原則及其國際法實踐
雖然，國家和個人都是國際犯罪的主體，然而，無論是國際法實踐還是國際法立法均已證實，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而只有個人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因為，只有個人才有能力承受刑罰處罰。代表國家的個人對其國際犯罪行為直接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同時，該個人的國際犯罪行為還可以歸因於國家，而被視為是國家的行為。因此，國家作為國際責任的主體，承擔國家責任。
（一）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原則的確立
最早規定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規范和實踐，可以追溯到《凡爾賽和約》。根據《凡爾賽和約》第227條的規定，協約國及其參戰各國公開控訴前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破壞國際道義和條約尊嚴的嚴重罪行，並成立了一個由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等五國組成的特別法庭。特別法庭有權決定其應當適用的刑罰。《凡爾賽和約》第228條和第229條還規定，德國承認協約國有權以戰爭罪審判德國國民並承擔將罪犯交給由協約國組成的軍事法庭的義務。然而，由於威廉二世逃亡荷蘭，並得到荷蘭政府的庇護，致使對戰爭罪犯的審判最終沒有實現。 但是，《凡爾賽和約》正式確立了個人承擔的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原則，即，個人作為國際罪行的實施者，在實施國際犯罪行為時，無論其身份如何，也無論是以國家的名義或以國家代表的名義所作的行為，都應當承擔與其犯罪行為相適應的刑事責任。
（二）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實踐
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建立和審判實踐，再次重申並證實了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原則。
1945年8月8日，美國、前蘇聯、英國和法國簽署了《關於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以下簡稱「協定」）及其附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下簡稱「憲章」）。在德國紐綸堡設立了歐洲國際軍事法庭，並對德國法西斯戰爭罪犯進行審判。根據憲章第6條的規定，法庭有權審判及懲罰一切為軸心國利益以個人身份或團體成員身份犯有罪行的個人，犯罪人應負個人責任。1946年10月1日，國際軍事法庭作出判決，其中，12名戰犯被判處絞刑，3名戰犯被判處無期徒刑，4名戰犯被判處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3人被宣告無罪，另有2人在審判中死亡。
1945年7月26日，中國、美國和英國發布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隨後，前蘇聯也作了附署。波茨坦公告規定了日本投降時必須接受的各項條件，並決定對日本戰爭罪犯處以嚴厲的法律制裁。1946年1月19日，盟軍最高統帥總部發布了《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特別通告》（以下簡稱「通告」）及其附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下簡稱「憲章」），在日本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法西斯戰爭罪犯進行審判。根據憲章第5條規定，法庭有權審判及懲罰以個人身份或團體成員身份犯有的各種罪行，犯罪個人應單獨承擔責任。1946年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受理了對東條英機等28名戰犯的起訴，並於同年5月3日開始審判。結果，在受審的28人中，除2人在審判期間死亡，1人喪失行為能力外，其餘25人中，有7人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2人被分別判處20年和7年有期徒刑。
上述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其判決書中，一致作出結論：個人可由於違反國際法而受到懲罰。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由個人而不是由抽象的實體實施的，因此，只有懲罰實施這些犯罪的個人，才能使國際法的規定得到執行。 1946年12月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95（1）號決議，確認了《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所包括的國際法原則。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於1950年編篡了《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及其判決書中所包含的原則。其中有一項就是個人承擔的國際刑事責任的原則。
（三）當代國際法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最新實踐
當代國際法的審判實踐和國際立法，再一次重申了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原則。《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法庭規約》第7條第1款和《盧安達問題國際法庭規約》第6條第1款都明確規定，凡計劃、教唆、命令、犯有或協助或煽動他人計劃、准備或進行規約所涉犯罪的個人，應該為其犯罪行為承擔個人責任。
1991年6月，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爆發了一場民族間的武裝沖突。為此，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宣布國際人道主義法對各參戰方均有拘束力，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個人應承擔刑事責任。1993年2月22日，安理會通過決議，決定建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法庭」。根據法庭規約的規定，對人的管轄權范圍是自然人；排除了對法人、實體和國家的管轄權。
1962年7月1日盧安達宣告獨立後，圖西族和胡圖族多次發生民族沖突。盧安達國內爆發全面內戰。1994年11月8日，安理會通過決議，決定設立「盧安達問題國際法庭」，負責起訴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間，盧安達境內滅絕種族和其它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行為責任者，以及對這一期間鄰國境內滅絕種族和其它這類犯罪行為負責的盧安達公民。根據法庭規約的規定，對人的管轄權范圍是自然人，即盧安達公民；個人負擔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
1998年7月17日，國際社會在義大利羅馬召開的外交大會上通過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現已生效。《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25條明確規定，法院對實施了法院管轄權范圍內的國際犯罪的自然人有管轄權；犯罪的個人根據規約的規定承擔個人責任，並受到刑罰…。規約同時還規定，關於個人責任的任何規定，並不影響國家根據國際法所承擔的責任。可見，《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明確規定了個人承擔國家刑事責任的原則，而沒有涉及任何國家犯罪和國家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
綜上所述，國際犯罪的主體，是指實施了國際犯罪並依照國際刑法規范應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個人或國家。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也是國際犯罪的主體。國家的行為總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劃並具體實施的，在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的情況下也是如此。但是，國家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因其代表國家的個人構成國際犯罪的，其個人的行為應歸因於國家。據此，國家應當承擔國際責任；國家因為不能承受刑罰而沒有能力承受國際刑事責任。個人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在其構成國際犯罪的情況下，應當由其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但是，個人只能作為國際犯罪和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而並不能成為國際法的主體。
E. 法的基本理論和法的一般原理
一、法學基礎理論
又稱「法學理論」、「法的一般理論」。是指中國自1980年以後使用的關於法的一般理論的學科、教科書和課程的名稱。建國以後直至50年代後期，法律院系的法的基本理論課程學習蘇聯模式，
稱作「國家和法的理論」，1980年以後改為「法學基礎理論」，其學科的內容和體系也有了很大變化，主要研究法的一般理論問題，而國家問題專門由政治學研究。
法學基礎理論是法學體系中研究法的一般性問題的導論性的基礎理論學科，對其它具體法學學科具有方法論性質的指導意義。
二、法原理
法律原則是為法律規則提供某種基礎或根源的綜合性的、指導性的價值准則或規范，是法律訴訟、法律程序和法律裁決的確認規范。
在用語上，法律原則與法律原理（Doctrines of Law，或簡稱「法理」）是有一定區別的：前者是被確認為法律規范內容一部分的准則；後者是對法律上之事理（拉丁文naturalis ratio，德文Natur der Sache）所作的具有說服力的、權威性闡述，是法律的公理或法律的教義、信條。
法律原理可以構成法的非正式淵源，但只有被實在法接受為法律規范內容的法律原理，才屬於法律原則。另外，法律原則中包含的政策性原則未必全都屬於或符合法律原理。
導論。主要辨析了法哲學的概念，法和自由意志的關系。黑格爾認為法按其本質而言是精神之物，出發點應該是意志，而意志又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是法的實體和規定性。
抽象法。即抽象的權利，是自由意志藉助外物（主要是財產）實現本身。該篇又包括三章內容：所有權（包括取得、佔有、使用、轉讓）、契約（分為贈與、交換、擔保）、不法（包括無意識的不法、欺詐、犯罪）。
道德。黑格爾認為道德是自由意志在內心的實現，所以道德是一種特定內心的法。該篇又包括故意和責任、意圖和福利、善和良心三章。
倫理。黑格爾認為倫理就是自由意志既通過外物，又通過內心得到充分的現實性。該篇又分為家庭（包括婚姻、家庭財富、子女教育和家庭解體）、市民社會（包括需要及滿足的方式、勞動方式及財富三要素）、國家（包括國家法、國際法及世界歷史）。
(5)國際法律責任原理擴展閱讀
法的形式特徵
一、調整行為關系的規范
行為關系是法律的調整對象。法律通過對行為的作用來調整社會關系。法律的調控對象既是社會關系又是行為。對於法律來說，不通過行為控制就無法調整和控制社會關系。法律是以行為關系為調整對象的規范。
法律的規范性。法律的概括性。法律的構成要素中以法律規范為主。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中包括行為模式、條件假設和法律後果；這是法律的規范性最明顯的標志。法律的規范性決定了它的效率性。
二、由國家專門機關制定和認可
制定和認可是法律創制的主要方式。法律的國家性。法律的普遍性。
三、以權利義務雙向規定為調整機制
法律以權利和義務為內容。法律的利導件。法律的利導性取決於：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是雙向的。
四、通過程序而強制予以實施
法律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法律的強制力以法定的強制措施和制裁措施為依據。法律的強制力具有潛在性和間接性。法的程序性。近現代法律只是對法的程序標准加以正當化，使法律實施的方式更科學、更理性。
法的本質特徵
一、如何認識法的本質
鑒別「本質」與「現象」；界定「內容」與「形式」；區分「實然」與「應然」。
二、法的意志性與規律性
法律是意志與規律的結合。但我們卻不能把法律與規律等同起來。
三、法的階級性與共同性
法律是階級統治和社會管理的手段。
四、法的利益性與正義性
從應然意義上講，法律是為實現社會正義而調整各種利益關系的工具。
基礎
法理的基礎是由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在現代中國，凡是，違背法理基本核心原理的法律規定，都是錯誤的，都是必須糾正的。
這些錯誤，往往是在管理方法上的失誤，這些失誤的糾正，是無法被用來否定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所以，在法律專業，法理課與各政治理論課，為最重要的課程，可以塑造一個可應萬變的政法工作人員。
F. 一道歷史題
摘 要：對「人道主義干涉」從正當性和合法性兩個角度進行了論述。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既不具有正當性，也找不到能證明其合法性的法律依據，而只會給國際社會帶來更多不安定因素，並不能真正實現保護人權的目的。
關鍵詞：人道主義干涉；正當性；合法性
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原來在兩極格局掩蓋下的民族矛盾、種族沖突和宗教斗爭一再涌現，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不安定因素開始加劇，於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大國利用這一難得的契機，開始打著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HumanitarianIntervention）的幌子來隨意干涉別國內政。西方學者為了迎合其霸權主義的野心，也大肆渲染「霸權平衡論」及「人道主義干涉合法論」等理論，力圖證明「人道主義干涉」的現實正當性和合法性，一時間，「人道主義干涉」問題也成了國際法學界爭論的焦點之一。筆者擬就從國際法的原理角度對「人道主義干涉」進行分析，並結合有關國際實踐來對「人道主義干涉」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進行剖析。
一、「人道主義干涉」的界定
早在17世紀，近代國際法學說的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Hugo·Grotius）提倡過「愛的萬國法律」，即通過武力限制戰爭，因為「正確的理性原則和社會本質並不禁止一切暴力行動，所禁止的只是那些反社會的暴力行動」。①捷克總統哈維爾在北約對科索沃開戰後就是利用格老秀斯的學說來證明「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性的，他認為，曾經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不幹預」觀念必須壽終正寢，因為它和「國家利益」一樣自私，即自私地認為發生在別國的事情與自己無關，無論那裡的人權是否受到踐踏，因此有西方學者認為：主權者合理而公正地行事有一定的限度，「人道主義干涉」就是為使別國人民免遭超出這種限度的專橫和持續的虐待而正當使用的強制。結合當今的國際實際及已經實施了的「人道主義干涉」所具有的特徵，筆者認為，所謂「人道主義干涉」是指當一國「對它的國民施行虐待或加以迫害到了否定他們的基本人權和使人類良心震驚的程度」，在未得到被干涉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基於人道主義原因對該國實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脅。它包括兩類行為：一是出於人道主義目的而實施的強制行動，它出現在有大規模侵犯人權發生的情形下，根據《聯合國憲章》第7章，由全球性地區或區域性國際組織實施的或由其授權而進行的集體干涉；另一類是沒有授權的單方面的或由多國進行的干涉，這種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的行為既沒有事先得到聯合國有關機構的授權，也沒有得到被干涉國合法政府的同意。筆者主要對後者進行論述。
二、對「人道主義干涉」的正當性與否的分析
一種行為，要獲得法律的承認，首先應具有正當性（legitimacy），所謂「正當」，指某種行為在倫理上、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在實踐層面上是必須的、可行的或至少是無需禁止的，同時此種行為還不會危及其他既存的利益，或至少能將危害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簡而言之，行為的正當性必須具有倫理道德上的可接受性、實踐上的必要性、效果上的無害性或最小危害性。
首先，我們從倫理道德角度來考察「人道主義干涉」的正當性問題。就干涉行為本身而言，大規模侵害人權確實違背了人類社會基本的倫理道德觀，甚至可能對全人類安全構成威脅，對於這些行為的制止和干預當然是很有必要的，因此限制侵害者的自由並對其進行制裁，在理論上似乎具有倫理道德的可接受性。但從實際看，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都共有某些最根本的倫理信念但也必須肯定它們互相間存在形形色色具體的倫理准則和道德慣例，那麼是否所有民族從其固有的倫理准則和道德慣例來對「人道主義干涉」的倫理上之可接受性來進行評價，無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其次，從實踐上的必要性角度來看，大規模侵犯人權行為波及到一定范圍時，為保護基本人權而進行干預當然是必要的。但在現實中，對於基本人權的國際保護存在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真正實質意義上的國際保護，即在聯合國體制下的保護，這種方式是在聯合國授權下的行動，是符合國際法的行為，是真正出於維護和實現人權的合法行為；另一種是沒有經過合法授權的個別國家的所謂人道主義的「干涉」，而後者之中不乏打著「保護人道主義」的旗幟而實質上卻是為達到其他目的的干涉的情況。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聯合國體制下的國際人權保護在實踐中當然是必要的，並對實現和平安定的國際秩序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沒有經過合法授權的單方面的所謂人道主義干涉的「保護」卻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具有一定的潛在危害性。實踐已經證明，多數方面的人道主義干涉並非真正出於保護人權的目的，而是為少數國家推行霸權主義服務的。
最後，關於「人道主義干涉」在效果上是否具有無害性問題，筆者認為需從兩方面來進行考察：既無損於國際秩序，也無害於被干涉國的獨立及其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但在實踐中，一些大國往往通過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來獲取各種經濟、軍事及政治利益。在這種復雜的干涉動機之下，要保證效果的無害性也就相當困難了。具體而言，人道主義干涉對國際社會秩序之害可從以下方面分析：其一，人道主義有可能會打破原有國際政治體制的相對平衡格局，會使世界政治格局的一極化發展趨勢更加明顯，因此，人道主義干涉試圖在現有國際安全和爭端法律體制外創設一個「超權利」的作法，這對國際社會穩定和秩序無疑會產生消極的影響；其二，人道主義干涉會打破數百年來形成的以國家主權原則為理論基石的國際法體系，使國際法失去原有的公平、正義、安全和秩序價值。同時，人道主義干涉所倡導的「人權高於主權」的法律理念會誘導國際法向有利於大國霸權主義的方向變異。
另外「人道主義干涉」對被干涉國之利益也是有害的，比如，會在國際政治和外交方面孤立被干涉國，扼殺被干涉國的經濟發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加劇被干涉國的災難，以北約對南聯盟的人道主義干涉為例，北約的干涉不但在南聯盟地區造成新的直接戰爭災難，而且因干涉而扶植的阿族部隊又成為在該地區製造災難的新根源。正如學者所指出，在人權政治的前提下，即使北約在南斯拉夫的人道主義干涉可以有條件地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但它在南斯拉夫造成了無辜平民的重大傷亡和生態環境的被破壞，這種不人道的後果事實上瓦解了它起先的人道合理性。
因此，國際上的「人道主義干涉」的實踐已經反復證明了「人道主義干涉」的不正當性，忽視「人道主義干涉」所帶給人們的痛苦及其對國際秩序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盲目的認為「人道主義干涉」已經被各國文化傳統涵納，或者僅因看到其短期的表面效果就認定其具有正當性，這只是少數為某種目的實施干涉的大國的一面之辭。
三、對「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性與否的分析
「人道主義干涉」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就是指在國際法律體系中能否找到既存的法律依據。依照Reisman所提出的合法性的標准，判斷某一單方面行為是否合法，要考慮：1.在有關法律系統中是否有合法的單方面行動之存在可能性；2.如果有，再考慮該具體行動是否符合了合法行為的本質要件。因而，一個合法的單方面行動，需要具備：1.相關的法律制度在一定條件下允許採取單方面行動；2.該單方面行動的環境是適當的；3.盡管存在程序上的瑕疵，該單方面行動的目的符合相關法律規范的本質要求。
從國際法的法律淵源看，為各國所普遍接受的法源有國際習慣和國際條約。
首先，我們可以考查「人道主義干涉」是否符合國際習慣。所謂國際習慣是「國家在互相交往中長期實踐形成的不成文的行為規則」。②而國際法上習慣的構成，須有兩個要素：
一是各國有重復類似行為，二是被各國認為有法律約束力。但從這兩方面來看，「人道主義干涉」都不具備國際習慣的要素：首先，盡管人道主義干涉作為一種思潮在西方一些國家學界里較早存在，但並未形成國家在相當長時間內「反復」「持續」和「前後一致」的實踐，而且聯合國成立以來國際實踐表明，很少有真正法律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干涉的例子，因為真正法律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干涉」必須是干涉者沒有「相關利益」，單純的人道主義關心應構成「干涉」最主要的動機，而沒有與人道主義同樣重要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或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
其次，人道主義干涉從發端於思潮到形成於實踐，一直遭到國際社會的抨擊和反對，更不要說「被一致認為這種做法是為現行國際法所要求的或是與現行國際法相符合的觀念」；再次，一直以來，人道主義干涉不僅遭到被干涉國的堅強抵抗，而且遭到其他大多數國家的反對，至於其他國家對這種做法的一致默認是無從談起的，其他國家從未也決不會對這種行為予以認同，這明顯地表明國際社會對干涉者的干涉行為缺乏信任。最後，從國際習慣的證據方面看，人道主義干涉無論是在國家之間的條約、宣言、聲明等各種外交文書中，還是在國際組織的判決、決議實踐中，或者在國內法規、判決、行政命令等形式中，不能找到支持人道主義干涉以成為國際習慣的規則證據。
其次，我們從現存的國際條約中也難以發現「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依據。從現有的國際條約來看，沒有任何一條款規定一國可對另一國實行「人道主義干涉」。相反，還有一些條約禁止此類干涉：如《美洲波哥大憲章》就有禁止個別的人道主義干涉的規定。由此看來，在現行的條約體系內，找不到「人道主義干涉」法律上的依據。雖然，一些學者企圖從《聯合國憲章》中找到「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性依據，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聯合國憲章》也難以為「人道主義干涉」提供充分的合法性依據，比如「人道主義干涉」的支持們援引《聯合國憲章》第42條：安理會如認為第41條所規定之辦法為不足或已經證明為不足時，得採取必要之陸海空軍事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得包括聯合國會員國之陸海空軍軍事演習、示威、封鎖及其其他軍事行動。但是很顯然，要動用武力必須先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批准。如果人道主義干涉在事前獲得了安理會的授權或批准，則其合法性無可質疑（比如美國在索馬里的軍事行動）；但如果未經授權，這樣的干涉行動至少在字面上肯定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但一些學者為了論證未經授權的即單方「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性提出了「默認說」或事後追認說，認為只要安理會默認或在事後認可了干涉行動，則干涉行動就是合法的。這種觀點其實是不科學的，筆者認為，所謂「默認」或「事後追認」恰恰說明了安理會在是否要採取干預行動上在事前並未達成一致，如果意見一致，直接授權有關國家實施即可，也就不必要默認或進行事後追認。由於人道主義干涉行動往往會導致不可避免的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因此在認定其是否合法的問題上一定要慎重，不能僅憑安理會的一些涵義不明確的決議、聲明就確定其具有合法性。概言之，除非安理會作出了明白無誤的意思表示即直接授權有關國家動武，否則不能認定人道主義干涉為合法。總之，參照現有的國際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人道主義干涉」找不到其存在的合法依據。既然人道主義干涉在國際條約法體系和國際習慣中都找不到其存在的法律依據，那麼人道主義干涉便不具合法性。
綜上所述，「人道主義干涉」的存在既不符合當性的要求，也沒有國際法上的合法性依據，在實中它往往成為西方大國藉以干涉他國內政，謀取治軍事戰略利益的一種手段，因此對「人道主義涉」大唱贊歌並企圖使其合法化的傾向的觀點是分錯誤的，而種種打著「保護人權」旗幟進行「人道義干涉」的行為，無論是對國際秩序的穩定，還是於被干涉國的利益，都是有著不小的負面影響的，並非對人道主義危機的合法與正當的解決之道。
注釋：
①劉全德等《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國政法大出版社，1996第50頁。
②朱奇武《中國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法律版社，1998年版第7頁。
G. 關於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理論上有幾種學說
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理論上可分為三種學說。
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問題，是國際法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基於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認識，形成了一元論和二元論兩種理論。其中，一元論又分為國內法優先說和國際法優先說，而二元論似乎是現代國際法學界的主流觀點。
（一）一元論。一元論主張國際法和國內法同屬於一個法律體系，但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誰優先的問題，進而又有國際法優先說和國內法優先說兩種學說。
1、國際法優先說主張，國際法和國內法都是調整個人之間關系的法律，兩者屬於同一個法律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法律規范被分為各種不同的等級，每一級規范的效力都來自於上級規范，國際法是高於國內法的法律規范，國內法的效力來源於國際法，國內法必須服從於國際法。這種學說強調國際法的效力，保證國際法具有無條件的優先地位，但卻否定了國家意志和國家主權，否定國內法的效力。另外，這種學說主張國際法和國內法都是以個人之間的關系為調整對象，這就完全否定了國際法作為「國家之間的法」的基本屬性，根本改變了國際法的性質和方向。
2、國內法優先說理論產生於德國。它主張，國際法作為法律，與國內法同屬於一個體系，國際法是從屬於國內法的次一等的法律，國際法的效力來源於國內法，它只有依靠國內法才有法律效力。國內法優先說實質上是強權政治在法律上的表現，通過把國家意志絕對化來否定國際法存在的意義，以達到把一個國家的意志強加於國際社會，實現統治世界的目的。國內法優先說在理論上是否定和取消國際法的，在實踐中是不利於甚至是破壞國際法律秩序的，因而在國際上少有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逐漸衰落。
（二）二元論。二元論的觀點被稱為國際法和國內法「平行說」或「對立說」，產生於19世紀末的德國。二元論主張，國際法和國內法各具特點，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體系，兩者是平等或對立的關系，它們各自有自己的適用范圍，國際法不能適用於國內法，若要使國際法在國內適用，必須通過某種國家行為將其「轉化」為國內法。二元論比較正確地分析了國際法和國內法的特點，認為國際法和國內法都是法律，都是國家主權意志的表現，兩者分屬於獨立平等的法律體系，這是對國際法理論的一個發展。但二元論只是論述了國際法和國內法在形式上的對立，沒有看到或忽視了它們在實質上的聯系。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H. 國際法和國際商法有什麼區別 他們一樣嗎 如果不一樣 分別都是什麼
不一樣。
相關區別：
一、概念不同：
1、國際法：
國際法是適用主權國家之間以及其他具有國際人格的實體之間的法律規則的總體。
2、國際商法：
國際商法是國際視野下法學與商科知識交叉的復合型學科，是專門研究國際間商事交易活動過程中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學學科。
二、用途不同：
1、國際法：
國際法的功能體現在社會作用和規范作用兩個方面，國際法的社會作用在於通過體現各國的協調意志來為各國統治階級在國際交往中的需要服務，國際法的規范作用體現在指引、評價、教育、預測和強制五個方面。
2、國際商法：
國際商法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涉及不同法系下以營利為目的的國際商事主體參與的商業交易關系。
(8)國際法律責任原理擴展閱讀
國際法隨著國際關系的不斷發展而發展，重大的歷史變動總是影響國際法的變化。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就曾對國際法的發展發生巨大的影響，它提出了國家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概念，強調了國家主權原則既包括國家對領土的主權，也包括對在國外的公民的管轄權。
它宣布民族自決的權利（見民族自決權），申明了以獨立為基礎的不幹涉內政原則；它廢除了一些關於戰爭的舊規則和制度，主張在戰爭法上貫徹人道主義精神。這些原則在當時反映著資產階級國家的利益，但它們本身具有進步的意義，所以直到現在仍然構成國際法的一部分。
關於國際商法的地位問題，實質上就是國際商法與相關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問題，即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部門分類問題。依法學的一般理論，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標准為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其次為法律的調整方法，後者主要是刑法與其他法律部門間的區分標准。
I. 國際法學的內容簡介
「國際法」是法學專業的一門專業課程。其任務是使學生掌握有關國際法的基本知識，增強對國際關系、國際法律原則和規則的認識和理解，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書內容共包括十五章。第一章為導論，第二章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第三章為國際法的主體，第四章為國際法律責任，第五章為國際法上的居民，第六章為國際人權法，第七章為國家領土，第八章為海洋法，第九章為空間法，第十章為國際環境法，第十一章為外交與領事關系法，第十二章為條約法，第十三章為國際組織，第十四章為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第十五章為武裝沖突法。
理論是為實踐服務的。如何使得理論與實踐有機結舍，一直是作者著重思考的問題。本教材在編寫體例上，為增強學習興趣，加深對理論的認識，每章之前一般都特設案例，其內容涉及本章之基本原理，在每章之後的思考題中除問答題目之外，也設置案例分析題目，以使得學生能夠運用所學知識進行歸納、整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