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責任案例

A. 什麼樣的案例屬於行政責任

簡單的說，國家單位在處罰，管理某些行政職權內的職務行為，給他人造成了侵害，就要承擔責任。也就是民告官，官出現了失職，就要承擔行政責任。案例[1]2004年11月，西麗街道地政監察中隊負責人因對該街道違法搶建行為監管不力被撤職。案例[2]2005年4月，大磡小學在沒有辦理任何報批手續的情況下，興建教工單身宿舍，頂風違建。該校校長肖某、總務主任賀某被有關部門撤職。案例[3]2005年4月29日，龍崗區對違法建築搶建現象比較嚴重的12個社區負責人進行「告誡」。6月10日，龍崗區10個制止搶建行為不力的居委會被通報批評。9月13日，區監察局還對制止搶建行為不力的4個街道辦發出了《監察建議書》。案例[4]2005年10月，觀瀾街道辦對大水坑社區大三居民小組出現4棟搶建違法建築實行責任倒查：招聘的2名巡查員解除勞動合同，開除出隊；國土所的2名工作人員退回原單位，並對該居民小組通報批評。案例[5]2006年1月25日，寶安區監察局對公明街道合水口社區發生嚴重違法搶建事件進行了嚴肅處理。公明街道辦原副主任、街道查違辦主任林某某對公明合水口社區違建搶建問題負有直接領導責任，因其還涉嫌貪污受賄等嚴重犯罪問題正受司法追究。街道查違辦、合水口社區居委會多名負責人也分別受到了通報批評、書面檢討以及黨內警告等處分，街道查違辦工作人員林某作辭退處理。案例[6]2006年2月27日，公明街道辦東坑社區一私宅業主在拆除私宅過程中，發生牆體坍塌，造成一死一傷。查處中，該社區支部書記黃某被黨內警告，社區基建辦管理人員被撤職，街道城建辦、查違辦、駐社區工作部門組織人事辦、東坑社區被通報批評；警方以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將俞某、楊某、鍾某依法刑事拘留。

B. 具幾個行政法律關系的例子，法律關系的例子

公安機關作出的拘留、罰款決定；
工商局作出的吊銷營業執照決定；
縣政府作出的土地權屬確認決定；

C. 行政法案例分析

1、本案的被告是市國稅局，理由如下：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權責一體專，按稅務機關查處屬案件管轄規定，本案由市稅務局管轄，即市稅務局有「權」對本案中的偷稅行為進行處理，同時市稅務局也必須客觀、公正的依法進行處理，這是其「責」的體現。本案的原告與市稅務局查處的這一偷稅行為有利害關系，故市稅務局為被告。
2、本案應作如下判決：判決被告支付原告獎金：2.4萬元，賠償實際工資損失及路費，對於精神損害20萬元及賠禮道歉不予支持。
理由：國家稅務局《稅務違法案件舉報獎勵辦法》規定，原告應得的獎勵為2.4萬元；原告的賠償責任由國家承擔，賠償義務機關是市稅務局，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只賠償直接損失，無精神賠償的規定，故賠償實際工資損失及路費，不賠償精神損失；本案中被告不履行支付獎勵的義務，並不造成對原告名譽的損害，所以對原告要求的賠禮道歉不予支持。
以上分析同時也請各位高手批評指正。

D. 行政權力的案例

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責任 ——江都市照相館業主訴江都市教育局不正當競爭案 〔案情簡介〕 1994 年5 月27 日，江都市教育局下發江教（1994）字第70 號《關於統一拍攝中學生學籍照片的通知》，要求從該年起，今後全市普中、職中一年級新生學籍照片按統一尺寸、統一色彩、統一背景的要求拍攝。該教育局將此項工作委託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統一組織巡迴上門服務。該通知發出後，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按照通知要求編制印發了拍攝日程表，實際拍攝了40 余所學校新生學籍照片。在拍攝遇到阻力的情況下，江都市教育局及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的有關工作人員聲稱：不按「三統一」標准拍攝的照片不能辦理新生學籍卡。在該通知下發之後，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組織拍攝過程中，全市各地學校附近的照相館紛紛以其正常 的經營活動受到嚴重干擾為由，先後向江都市工商局、信訪部門、人大反映情況，要求江都市教育局撤回該通知，但一直未果。1994 年11 月，38 家照相館業主、承包人、負責人聯名起訴到江都市人民法院，請求宣布江都市教育局的該通知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7 條的 規定，並判令江都市教育局、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處理〕 江都市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是江都市教育局開辦的經濟實體，雙方訂有承包協議，協議約定甲方（教育局）向乙方（實業公司）的經營活動提供方便，並在本系統內（局機關及學校）的業務上盡可能給予幫助。乙方經營所獲利潤由雙方按比例分成。江都市教育局只將使用標有「94 江都市教育局」漢語拼音縮寫背景授權給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從未表示其他照相館可以使用相同背景。據統計，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代拍攝了學籍卡照片 1 萬多份，每份收費4.95 元，獲純利潤2 萬多元。 江都市人民法院認為，江都市教育局通過行政手段將新生學籍卡照片的拍攝限定給其下屬公司獨家經營，而把其他照相館排斥在拍攝新生學籍卡的市場之外，其行為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7 條第1 款的規定，應認定為不正當競爭行為。根據該法第30 條的規定，江都市教育局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應由其同級人民政府或者上級教育管理機關制止和糾正。因而不屬於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圍。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11 條第3 項規定，法院應告知原告向有關機關申請處理。鑒於原告堅持起訴，法院亦已立案管理，應裁定駁回原告對江都市教育局的起訴。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是江都市教育局所屬單位，其拍攝行為是基於該通知委託而進行的，在江都市教育局的上級機關對其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認定之前，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賠償責任不明確。因此，在江都市教育局上級機關處理之前，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不能單獨成為民事侵權主體，故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的賠償與否應視上級機關對江都市教育局的處理結果而定。如果單純處理原告的賠償問題，就可能造成審判權代替行政權。因此，原告對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的起訴應同時駁回。據此，江都市人民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11 條第3 項的規定，裁定駁回原告永春照相館等38 人的起訴。 永春照相館等38 人不服一審判決，向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 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江都市教育局下發通知的行為是否屬於不正當競爭行為，依照《反不正當競爭法》第30 條的規定，應由其上級機關予以確認並糾正，因而不屬於人民法院主管。江都市教育實業公司的經營行為是基於江都市教育局下發的通知而產生，賠償與否應視有關部門對江都市教育局的處理結果而定。據此，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評析〕 本案一、二審法院的處理是正確的。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30 條規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違反本法第七條規定，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經營者正當的經營活動，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區之間正常流通的，由上級機關責令其改正；情節嚴重的，由同級或者上級機關對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行政處分。被指定的經營者藉此銷售質次價高商品或者濫收費用的，監督檢查部門應當沒收違法所得，可以根據情節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因此，上級機關對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行為享有行政處理權，或者說行政處理權專屬於上級行政機關。 有的人認為，對於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行為也能夠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20 條的規定，由行政機關對受損害的經營者給予民事賠償。這是不正確的。因為，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行為的實施主體不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0 條規定的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主體的范圍，我們知道，《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0 條規定的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的主體必須是經營者。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 條第3 款之規定：「本法所稱的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而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行為的實施主體被明確限定為「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屬於經營者的范圍

E. 行政違法案例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94級學生。

委託代理人：馬懷德，北京市大通？？正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孫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

法定代表人：楊天鈞，校長。

委託代理人：張鋒，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委託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認為自己符合大學畢業生的法定條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給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是違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參加學習和學校組織的一切活動，完成了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並且學習成績和畢業論文已經達到高等學校畢業生水平。然而在臨近畢業時，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備學籍為由，拒絕給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辦理畢業派遣手續。被告的這種作法違背了法律規定。請求判令被告：一、為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二、及時有效地為我辦理畢業派遣手續；三、賠償我經濟損失3000元；四、在校報上公開向我賠禮道歉，為我恢復名譽；五、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辯稱：原告田永違反本校《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068號通知）中的規定，在補考過程中夾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被監考教師發現，本校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通知校內有關部門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給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經通過校內信箱送達到田永所在的學院。至此，田永的學籍已被取消。由於田永不配合辦理有關手續，校內的一些部門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職工不了解情況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學後仍能繼續留在學校學習的事實。但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默許田永繼續留在校內學習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證明田永的學籍已經恢復。沒有學籍就不具備高等院校大學生的畢業條件，本校不給田永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不辦理畢業派遣手續，是正確的。法院應當依法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下屬的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取得本科生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中途去廁所時，紙條掉出，被監考教師發現。監考教師雖未發現田永有偷看紙條的行為，但還是按照考場紀律，當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試。北京科技大學於同年3月5日按照「068號通知」第三條第五項關於「夾帶者，包括寫在手上等作弊行為者」的規定，認定田永的行為是考試作弊，根據第一條「凡考試作弊者，一律按退學處理」的規定，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永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田永繼續在該校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學生證丟失，未進行1995至1996學年第二學期的注冊。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其後，北京科技大學每學年均收取田永交納的教育費，並為田永進行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還安排田永參加了大學生畢業實習設計，並由論文指導教師領取了學校發放的畢業設計結業費。田永還以該校大學生的名義參加考試，先後取得了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應用水平測試BASIC語言成績合格證書。田永在該校學習的4年中，成績全部合格，通過了畢業實習、設計及論文答辯，獲得優秀畢業論文及畢業總成績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學對以上事實沒有爭議。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部分教師曾經為原告田永的學籍一事向原國家教委申訴，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於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該校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一事處理過重，建議復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學復查後，仍然堅持原處理結論。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有關部門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學籍為由，拒絕為其頒發畢業證，進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門呈報畢業派遣資格表。田永所在的應用學院及物理化學系認為，田永符合大學畢業和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由於學院正在與學校交涉田永的學籍問題，故在向學校報送田永所在班級的授予學士學位表時，暫時未給田永簽字，准備等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再簽，學校也因此沒有將田永列入授予學士學位資格名單內交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證據有：1、原告田永於1996年2月29日寫下的書面檢查和兩位監考教師的書面證言，這些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考試中隨身攜帶了寫有與考試科目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沒有發現其偷看的事實；2、原國家教委《關於加強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校發（94）第068號《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原國家教委有關領導的講話，這三份材料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可以參照的規章范疇；3、北京科技大學教務處關於田永等三人考試過程中作弊按退學處理的請示、期末考試工作簡報、學生學籍變動通知單，以上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於1996年4月10日作出過對田永按退學處理的決定，但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直接送達給田永，也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實際執行；4、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考試作弊一事復查結果的報告，這些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部分教師、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對田永被處分一事的意見，以及北京科技大學在得知這兩方面意見後的態度；5、北京科技大學的《關於給予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王斌勒令退學處分的決定》一份、《期末考試工作簡報》7份，以上書證與本案沒有必然聯系，不能成為本案的證據。此外，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期間，未經法院同意自行調取了唐有蘭等教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1998屆學生畢業資格和學士學位審批表、學生登記卡、學生檔案登記單、學校保衛處戶口辦公室書證、學籍變動通知單第四聯和第五聯、無機94班人數統計單等書證交給法院，這些證明由於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關於「在訴訟過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規定，不能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

原告田永提交的證據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的學生證（學號為9411026），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不僅從1996年9月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並且還逐學期為田永進行了學籍注冊，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本科學生學籍的事實；2、獻血證、重修證、准考證、收據及收費票據、英語四級證書、計算機BASIC語言證書、田永同班同學的兩份證言、實習單位書證、結業費發放書證，以上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學的管理下，以該校大學生的資格學習、考試和生活的相關事實；3、學生成績單，能夠證明田永在該校四年的學習成績；4、加蓋北京科技大學主管部門印章的北京地區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推薦表，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已經承認田永具備應屆畢業生的資格；5、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的證明，證實田永已經通過了全部考試及論文答辯，其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已具備了畢業生的資格，待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就為其在授予學位表上簽字的事實。

在庭審中，法庭對雙方當事人提交的上述證據均進行了質證。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

在我國目前情況下，某些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的資格，但是法律賦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這些單位、團體與管理相對人之間不存在平等的民事關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關系。他們之間因管理行為而發生的爭議，不是民事訴訟，而是行政訴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機關，但是為了維護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監督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法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將其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適用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它們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准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八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是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的法人，原告田永訴請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正是由於其代表國家行使對受教育者頒發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行政權力時引起的行政爭議，可以適用行政訴訟法予以解決。

原告田永沒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頒發的畢業證、學位證，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學認為田永已被按退學處理，沒有了學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的權利中，第（四）項明文規定：「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由此可見學籍管理也是學校依法對受教育者實施的一項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審查田永是否具有學籍，是本案的關鍵。

原告田永經考試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錄取後，即享有該校的學籍，取得了在該校學習的資格，同時也應當接受該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對受教育者實施管理中，雖然有相應的教育自主權，但不得違背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田永在補考時雖然攜帶寫有與考試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其偷看過紙條，其行為尚未達到考試作弊的程度，應屬於違反考場紀律。北京科技大學可以根據本校的規定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進行處理，但是這種處理應當符合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於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國家教育委員會1990年1月20日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規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試作弊者，該課程成績以零分計，不準正常補考，如確實有悔改表現的，經教務部門批准，在畢業前可給一次補考機會。考試作弊的，應予以紀律處分。」第二十九條規定應予退學的十種情形中，沒有不遵守考場紀律或者考試作弊應予退學的規定。北京科技大學的「068號通知」，不僅擴大了認定「考試作弊」的范圍，而且對「考試作弊」的處理方法明顯重於《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的規定，也與第二十九條規定的退學條件相抵觸，應屬無效。另一方面，按退學處理，涉及到被處理者的受教育權利，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原則出發，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應當將該處理決定直接向被處理者本人宣布、送達，允許被處理者本人提出申辯意見。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照此原則辦理，忽視當事人的申辯權利，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學實際上從未給田永辦理過注銷學籍，遷移戶籍、檔案等手續。特別是田永丟失學生證以後，該校又在1996年9月為其補辦了學生證並注冊，這一事實應視為該校自動撤銷了原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此後發生的田永在該校修滿四年學業，還參加了該校安排的考核、實習、畢業設計，其論文答辯也獲得通過等事實，均證明按退學處理的決定在法律上從未發生過應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北京科技大學辯稱，田永能夠繼續在校學習，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鑒於這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都是北京科技大學的職務行為，北京科技大學應當對該職務行為產生的後果承擔法律責任。

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在田永接受正規教育、學習結束並達到一定學歷水平和要求時，北京科技大學作為國家批准設立的高等學校，應當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三十五條的規定，給田永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明，以承認其具有的相當學歷。

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學本科生，在其畢業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四條的規定，可以授予學士學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作為國家授權的學士學位授予機構，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五條規定的程序，組織有關人員對田永的畢業成績、畢業鑒定等材料進行審核，以決定是否授予其學士學位。

關於高等院校畢業生派遣問題。《畢業生就業派遣報到證》，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主管畢業生調配的部門按照教育行政部門下達的就業計劃簽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根據《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暫行規定》第九條的規定，應當履行將畢業生的有關資料上報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以供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和頒發畢業派遣證。原告田永取得大學畢業資格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理應履行上述職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的行政賠償范圍，只包括違法行政行為對受害人人身權或者財產權造成的實際侵害。目前，國家對大學生畢業分配實行雙向選擇的就業政策，並非學生畢業後就能找到工作，獲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證書的行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與同學同期就業的機會，並未對田永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造成實際損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學未按時頒發畢業證書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損害為由提出的賠償經濟損失主張，不能成立。

原告田永在考試中有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據此事實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雖然不能成立，但是並未對田永的名譽權造成損害。因此，田永起訴請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學在校報上向其賠禮道歉，為其恢復名譽，不予支持。

綜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於1999年2月14日判決：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原告田永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書；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召集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原告田永的學士學位資格進行審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履行向當地教育行政部門上報原告田永畢業派遣的有關手續的職責；

四、駁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訴訟請求。

第一審宣判後，北京科技大學提出上訴。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學籍，原判認定我校改變了對田永的處理決定，恢復了其學籍，是認定事實錯誤；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規、校紀及依據該校規、校紀對所屬學生作出處理，屬於辦學自主權范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預；3、我校向一審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提取的證據，不屬於違法取證，法院應予採信。請求二審撤銷原判，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當維持。上訴人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被上訴人田永已不具有該校學籍，與事實不符，不予採納。學校依照國家的授權，有權制定校規、校紀，並有權對在校學生進行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但是制定的校規、校紀和據此進行的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必須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必須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按退學處理，有違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是無效的。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中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調取的證據，雖然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被告不得在訴訟過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情況，但是由於無法證明這些證據是在作出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時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認定。據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於1999年4月26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F. 行政法基本原則 案例題

對王某的行政處罰是明顯的不適當。個人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行政處罰適用法回律、法規不當，根據《行答政處罰法》第十四條「 除本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以及第十三條的規定外，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行政處罰。」
（1）「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其營業執照」應該是由法律或者行政法規作出，而不是政府部門的規范性文件；
（2）「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可以在法律、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作出具體規定。」，個體飲食業監督管理辦法（試行）》規定是違反上位法設定的行政處罰
2、工商部門對「王某曾因傷害罪而被判刑3年，一年前剛出獄，因此要重罰，又處以王某1150元得罰款」是超越職權作出的行政行為，應負法律責任。
故，上述工商部門的行政處罰行為不適當，違法了《行政處罰法》的法定原則。

G. 行政法案例及案例分析 1500字

訴訟時效中斷的認定——山東日照中院判決韓幫峰與聖公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 發布時間：2009-09-25 08:30:48裁判要旨 債權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向債務人住所地送達債權催收通知，債務人處無人簽收能否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應當從訴訟時效的立法目的來理解。 ■案情 山東省日照市聖公實業有限責任公司（下稱「聖公公司」）分4次向農行日照市東港區支行借款50萬元，第一筆20萬元期限自1997年1月8日至同年12月8日，第二筆10萬元自1997年2月27至同年12月27日，第三筆10萬元自1997年5月30日至1998年11月30日，第四筆10萬元自1997年9月28日至1999年3月28日。 第一、第二筆借款到期後，雙方協商展期至1998年11月8日。東港支行於1998年12月10日對上述兩筆借款進行了催收；1998年11月30日，對第三筆借款進行了催收；1999年11月20日，對第四筆借款進行了催收。2001年4月21日、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東港支行三次向聖公公司送達了公證借款催收通知書。2002年12月，聖公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2005年12月,農行嵐山支行（由東港支行嵐山辦事處變更）與第三人韓幫峰簽訂債權轉讓協議,將50萬元債權轉讓給韓幫峰。2006年2月，嵐山支行向聖公公司送達了債權轉讓通知。 因聖公公司未還款，債權人韓幫峰起訴至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人民法院，要求聖公公司償還借款50萬元。聖公公司辯稱，被訴主體已不存在,且原告的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應駁回訴訟請求。 ■裁判 日照市嵐山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東港支行與聖公公司簽訂的四份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聖公公司應按借款合同約定履行還款義務。嵐山支行將債權轉讓給韓幫峰並履行了通知義務，該轉讓行為有效。在債權轉讓前，原債權人均在兩年內進行了催收，未超過訴訟時效。聖公公司系被吊銷營業執照，仍具備法人資格，應承擔民事責任。遂判決：聖公公司償還韓幫峰借款50萬元。 聖公公司不服，提出上訴，請求駁回韓幫峰的訴訟請求。 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前三筆借款到期後，債權人的催收行為均已超過兩年訴訟時效。第四筆借款於1999年3月28日到期，債權人於1999年11月20日、2001年4月21日進行了催收，引起訴訟時效中斷。聖公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後，未辦理注銷工商登記手續，此後該公司的經營處於非正常狀態，債權人於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向聖公公司送達催收通知書，說明其有主張權利的意思表示，因該公司無人簽收致使意思表示未到達聖公公司的責任不應由債權人承擔，應當認定債權人該兩次催收行為能夠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2006年2月，嵐山支行及韓幫峰將債權轉讓通知送至聖公公司法定代表人，引起訴訟時效中斷，自此時至韓幫峰起訴，該筆債權未超過訴訟時效。遂判決：撤銷（2007）嵐民二初字第306號民事判決；聖公公司償還韓幫峰第四筆借款10萬元；駁回韓幫峰其他訴訟請求。 ■評析 債權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向債務人住所地送達債權催收通知，債務人處無人簽收能否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應當從訴訟時效的立法目的來理解。訴訟時效制度設計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督促權利人積極行使自己的權利，進而加速社會經濟流轉，促進經濟社會生活的便捷、高效；另一目的是保護義務人，考慮歷時很長的請求權所產生的舉證困難的問題，因此賦予義務人以時效抗辯，允許其在法定期間之後可以拒絕履行。 應當看到，後一立法目的的實現是建立在權利人怠於行使自己權利的基礎上，從而以時效制度來促進權利義務關系的穩定。本案中，韓幫峰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到聖公公司住所地進行債權催收，足以表明其並未怠於行使自己的權利。聖公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後，經營處於非正常狀態，對債權人2003年4月15日和2004年4月28日送達的催收通知書，因無人簽收該致使意思表示未到達該公司這一事實，韓幫峰既無過失，也非故意，其主張權利的意思表示未到達聖公公司的責任不應由債權人承擔。故二審法院認定，債權人該兩次催收行為能夠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第四筆借款應予償還。 本案案號為：（2007）嵐民二初字第306號；（2008）日商終字第77號 案例編寫人：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 張寶華 李 紅

H. 行政法律案例

回答： 1、關於被申請人。因該案中罰款決定是由縣環保行政主管部門的上一級主管部門批內準的，根據容行政復議被申請人的實質標准， 該上一級主管部門為被申請人。

2、關於被告。該案中被告是作出該處罰決定中署名蓋章的行政機關，此外，個人認為該案中沒有符合列為第三人的對象，因被告型第三人分為三類：
（1）作出矛盾行為的其他行政機關
（2）在行政決定中署名的非行政主體
（3）原告起訴時遺漏的行政主體——針對共同行政行為，而本案中並非此類。

I. 請分別舉幾個典型的案例：1、行政違法行為；2、民事違法行為；3、刑事違法行為；4、違憲行為。

1、行政違法

職務過錯，即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這類失職行為使國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遭受損害，但還沒達到瀆職罪的程度。行政過錯，即公民和法人違反行政管理法規的行為。如司機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有的學者認為行政違法在許多情況下，專指行政過錯，主張把職務過錯稱為紀律違法。

2、民事違法行為

朱某在工廠浴室撿到蘇某的進口手錶，先說第二天歸還，後來又說自己把手錶弄丟了。蘇某向人民法院起訴，法院判決朱某限期歸還手錶。我國民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拾得遺失物應當歸還失主。

3、刑事違法

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軍人違反職責罪。

4、違憲行為

如1978年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只能「解釋憲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第25條第3項），沒有制定法律的權力，但由於改革開放要求制定大量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未經修憲，也未作憲法解釋的情況下，自行行使立法權，1979年至1982年間共制定了11個法律，這都是違背當時憲法規定的。

(9)行政法律責任案例擴展閱讀

行政違法的主體必須是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不是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不可能構成行政違法；行政違法違反的是行政法律規范，侵害的是受法律保護的行政關系；行政違法對社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但尚未構成犯罪；行政違法依法應當承擔行政責任。

民事違法行為的構成條件主要有兩條：侵犯他人受到民事法律保護的權利和利益；行為具有違法性，即違反民事法律的規定。民事違法行為分為違反合同行為和侵權行為兩大類，前者指合同當事人沒有合法事由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後者指合同以外的，非法侵犯他人民事權利的行為。

J. 行政違法行為案例

行政違法行為案例太多了，你可以查閱一些資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