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律責任的發展與演變

A. 國際法律責任的特徵

法律分析：國際法律責任的特徵為：1.國際法律責任的主體是國際法主體；2.國際法律責任的起因是國際不當行為或損害行為；3.國家不法行為及其構成要件。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五條 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第十七條 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對依照前三款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的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依法進行專門矯治教育。第十七條之一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B. 現代國際法的發展表現在哪些方面

現代國際法的發展表現在：

1、 國際法主體的增加；主體包括：國家、爭取獨立的民族，以及政府間的國際組織。

2、 國際法調整對象和范圍的擴大；國際私法調整各個國家間自然人法人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

3、 國際法的領域和內容的新變化；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使國際法的適用范圍大大擴展， 也使國際法產生了許多新內容；

4、 國際法的全面系統編纂。

(2)國際法律責任的發展與演變擴展閱讀：

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具有下列特徵：

1、各國公認：這一特點使其區別於僅為少數或部分國家承認的原則。

2、具有普遍意義：這種原則適用的范圍是國際法律關系的所有領域。國際法基本原則超出了個別領域而具有普遍意義的，適用於國際法一切效力范圍的，關繫到國際關系全局性的原則，它可以貫穿於國際法的各個方面並具有指導作用。

3、適用於國際法一切效力范圍：在國際社會中公認的必須絕對執行和嚴格遵守的，不得任意拋棄、違反或更改的國際法規范。

4、構成國際法的基礎：體現為一般原則產生的基礎、一般原則有效的基礎、國際法存在的基礎。

C. 簡述國際法律責任的形式

1、終止不當行為：當不當行為是一個持續行為時，責任國首先應當停止該不當行為。

2、恢復原狀：恢復原狀是要求把被侵害的事物恢復到不當行為發生前存在的狀態。

3、別國或國際組織交與一國支配的機關的行為。一國或國際組織將某個機構交與另一國支配，則在行使該支配權范圍內的行為，視為該支配國的國家行為。

4、上述可歸因於國家行為的國家機關和國家授權人員的行為，一般地也包括他們以此種資格執行職務內事項時的越權或不法行為。

5、叛亂運動機關的行為。在一國領土上的被承認為叛亂運動的機關自身的行為，根據國際法不視為該國的國家行為。已經和正在組成新國家叛亂運動的行為，被視為已經或正在形成的新國家的行為。

6、一個行為可以歸因於幾個國家時，相關國家對於其各自相關的行為承擔單獨或共同的責任。

(3)國際法律責任的發展與演變擴展閱讀：

國際法律責任的發展：

國際法律責任的主體發生了變化。近代國際法只確認國家是國際法主體，因而國家是國際法律責任的唯一主體。在現代，國際法主體不僅是國家，還有政府間國際組織和爭取獨立的民族，從而，使得國際法責任的主體也從國家擴展到政府間國際組織和爭取獨立的民族。

國際法律責任的范圍和內容發生了變化。近代國際滇池中，國際法律責任多指國家違反對外國人待遇方面的義務的後果。

國際法律責任的根據也擴大了。在近代國際法中，國際法律責任的定義一般表述為：國家對其國際不法行為所承擔的責任這一定義強高了不當行為是國際法律責任的唯一根據。

最後，國際法律責任的形式和方法也發展了。在近代國際法中，國際法律責任的形式或方法有限制主權、恢復原狀、賠償和道歉等，在現代國際法中，除保留了對國際滇池中合理的追究責任的措施外，雙確定了對國家的國際犯罪行為和負有責任的國家領導人和團體機關的國際犯罪行為追究國際刑事責任制度。

D. 國際法律責任中的個人問題

國際刑事責任分為個人的刑事責任和國家的刑事責任。個人因為實施了主要由個人才能構成的國際犯罪行為而承擔刑事責任，這是沒有問題的；另一方面，國家因實施了主要由國家構成的國際犯罪行為而承擔刑事責任也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個人國際刑事責任和國家國際刑事責任似乎就是兩個界定得涇渭分明的概念領域了。但實際上，這兩個看似涇渭分明的領域卻存在著一個主體上暗合的交匯點，從而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引發了一個廣泛爭議的問題：個人是否可以因主要由國家實施的國際犯罪（例如侵略罪，戰爭罪等）而承擔刑事責任。
http://tieba..com/f?kz=100284131
國際法上的個人刑事責任是指個人因其所犯國際罪行依據國際法應承擔的刑事責任。
國際法上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的確立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宣稱：「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人而不是抽象的實體所犯下的，因此，只有通過懲治犯下此類罪行的個人，才能使國際法的規則得到實施。」1950年，國際法委員會編纂了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和法庭判決中所承認的國際法原則，其中包括「從事構成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的人承擔個人責任，並因此應受懲罰」。此後，國際社會簽訂了一系列國際條約，既重申了國際犯罪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也擴大了要求個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國際罪行的范圍。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個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又有了新的進展。2002年7月，國際刑事法院正式成立。

E. 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哲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為維護人類和平、安全與發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雖然這些努力遠沒有達到人類所期望的結果，但畢竟在維護和平的進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績，如常設國際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國際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國際性特殊機構，以及一些區域性機構，如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和歐盟（European Union）等機構的建立。特別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洗劫之後，國際社會懲治國際犯罪的意識更為濃烈，國際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國際法委員會在起草編纂國際刑法典草案的同時，國際社會及時組織審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種危害人類的犯罪行為，並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範效應的國際刑法基本原則，如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國家之間刑事司法合作與協助條約及協議原則等，這些原則至今仍有其現實作用。由此觀之，國際刑法的發展歷程實際上是國際刑事實體法和國際刑事程序法的演進史，或者是國際刑事法典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發展的演進史。這一歷史進程總體上沿著一條從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線發展，在總體發展趨勢下分析，國際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兩者的發展又非同步進行。

（一）國際刑法發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

從實體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犯罪的認識肇始於17世紀習慣國際法對海盜罪（Piracy）的認識，「海盜一直被認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種『違反人類的罪行者』。按照國際法，海盜行為使海盜喪失了其本國的保護，因而喪失其國家屬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飛機，雖然過去可能具有懸掛某一國家旗幟的權利，也喪失了這種權利。國際法上的海盜行為是一種『國際罪行』；海盜被認為是一切國家的敵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轄權的任何國家』加以法辦」。2自1841年至1982年國際社會制定了一系列可適用於海盜罪的國際性法律文件，雖然當時海盜罪行少有發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協議》（Nyon Arrangement）認為「海盜」是一種「恐怖主義」的行為，並將該罪行列入國際犯罪種類之內，使之成為國際社會最早認同的典型的國際犯罪。因此，在以後界定國際犯罪種類時常以海盜罪作為藍本，即考察犯罪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和國際譴責性。3此後，販賣奴隸行為4和戰爭行為5應受國際譴責的特徵逐漸顯露出來，因而成為國際社會譴責的對象。這些罪行不僅危及國家利益，而且威脅著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寧，然而，這一時期國際社會尚未考慮從事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

從程序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刑法的認識可以追溯到1474年，當時27名聖羅馬帝國法官審理了皮特。馮。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許其軍隊實施強奸、殺害和掠奪無辜平民財產的行為，並因這種行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認定其有罪。6這次審判嘗試被國際社會視為國際刑事審判的序幕。然而，由於當時國際刑事審判機構以及其他國際性審判或司法機構均未誕生，所以這項審判屬於在「非正式」場所中進行的審判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個唯一具有國際特色的非政府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調查1912年第一次巴爾干戰爭和1913年第二次巴爾干戰爭中針對平民和戰犯實施的那些應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爾干戰爭開始時，為了向西方國家提供一個「受影響地區正在發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畫面」，該委員會調查了沖突的整個過程及個人行為。巴爾干委員會組織了幾個事實調查團，在事後根據他們發現的事實作出了實質性的報告，並於1914年7月遞交了這些報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該報告的作用便成為歷史的縮影。7

因此，從形式上看，國際社會對國際刑事程序法的認識似乎早於實體法。盡管實體意義上的國際刑法或程序意義上的國際刑法都沒有進入規范化的過程，即既沒有進行國際罪行實體法的編纂，也沒有從事正規的國際性刑事審判，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雛形已露端倪，特別是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國際刑法完全呈現出一種獨立發展的態勢，並且努力試圖形成一種集中立法和審判機構的模式。這種發展態勢顯示了基於國家調查和執行的多邊法律文件或機構的增長，與國際領域犯罪作斗爭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這一領域的獨立發展已經有力地說明一般國際刑法的發展。8多邊公約的增長賦予國際刑法廣泛的內涵，使國際刑法擺脫了僅適用於危害人類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國際公約已經涉及非普通的國際犯罪、長期存在的焦點問題、引渡制度等，特別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國際政治寓意的國際犯罪。

（二）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

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的同時，也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這一期間是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國際刑法進入發展高潮的直接誘導因素。此時，國際刑法在實體和程序上的發展並駕齊驅。從實體上講，人類社會認識到戰爭罪行和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嚴重危害結果，進一步明確戰爭罪和違反人道主義罪屬於嚴重的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英國、美國、義大利等戰勝國經過多方妥協最終達成《凡爾塞條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正式的戰爭發起者責任與刑罰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895名應受指控的戰爭罪犯名單，並希望通過協約國軍事法庭進行一次較為正式的國際刑事審判，即根據1907年《海牙公約》序言中馬頓斯條款的規定，起訴1915年在土耳其境內實施大規模屠殺亞美尼亞人的土耳其官員以及其他實施「違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個人。9 盡管由於當時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協約國的審判活動沒有成為現實，特別是萊比錫的審判。10因此，有學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家們的目光短淺和對陌生事物的恐懼傾向，已經使國際刑法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阻礙。11但這一時期國際社會所作的努力已經表明國際社會懲治嚴重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犯罪的強烈願望，從而使國際刑法呈現急速發展的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國際刑法的發展達到第一個顛峰，同時也為國際刑法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石。這一時期，實體法上除了強調戰爭罪、反人道罪、危害人類罪及侵略罪等嚴重國際犯罪以外，還肯定了滅絕種族罪等其他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紐倫堡審判12和東京審判13不僅在社會意識上獲得了成功，而且滿足了民眾企盼和平與懲治戰犯的渴望。紐倫堡法庭憲章及其審判活動，以革新的方法創制了解決武裝沖突的法律，創設了新的國際法原則-紐倫堡原則（其中包括著名的個人責任原則）。14盡管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屬於事後的立法行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沒有依據當時國際社會廣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則（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紐倫堡審判的合法性卻毋庸質疑。因為在紐倫堡審判之前，國際社會已於1928年訂立了旨在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即《凱洛格—白里安條約》（或稱《巴黎條約》）。在簽署條約的63個國家中包括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作為締約國對條約的內容及宗旨顯然有明確的認識。雖然《凱洛格—白里安條約》中沒有刑事罰則的規定，但紐倫堡審判恰好彌補了該公約的這一缺陷，這也正是紐倫堡審判發展國際法的功績所在。雖然東京審判略晚於紐倫堡審判，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傳統國際法基礎上審判那些違反戰爭法規或習慣的普通戰爭犯罪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相同，而且還確立了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審判實例，然而，這些原則的確立是對紐倫堡原則的擴展，特別是有關「共同陰謀」進行侵略的理論，東京審判較紐倫堡審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不僅把國際刑法的發展推向高峰，其深遠意義還表現在另外兩個方面：一是促使聯合國將注意力轉移到建立一個常設國際刑事法院問題。1948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要求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價值性和可行性，聯合國大會在審查了該委員會的報告後得出結論，建立這樣一個法院既值得又可行，並決定由聯合國17個成員國組成一個國際刑事司法協會，籌備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具體事宜，該協會於1951年提交了一份規約草案，1953年委員會第二次修訂這一草案。1953年規約草案規定建立一個常設法院，法院將對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國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機構人員所犯「國際法公認」的罪行具有管轄權（這些罪行通常認為是在《懲治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簡稱《法典草案》）中規定的具體犯罪）。17法院將根據罪行發生地國家以及罪犯的國籍國根據「公約、特殊協定或根據單方聲明」授予法庭的管轄權來行使屬人管轄。二是促進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有學者指出，歷史上編纂罪行法典的設想總是與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設想相伴而行，但是在兩個設想之間卻沒有必要的聯系。假如國際刑事法院沒能建立，那麼國際刑法典沒有法院的建立便無處施行。通過國家之間合作或依賴地方訴訟的「間接執行」，很難化解公眾對嚴重違法行為的憤慨。18

我們認為，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段較短的期間之所以被譽為國際刑法發展的一次高峰，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國際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發展相輔相成。國際社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國際刑事審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刑事審判實際操作，進而轉入呼籲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這種思維變遷業已表明國際刑法在程序上的行進步伐，在此期間進行的國際刑法典編纂工作同樣說明國際刑事審判對實體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來，國際刑法學協會一直致力於籌建國際刑事法院和編纂國際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紐倫堡審判時，方始加快實現這種願望的進程。1946年第一屆聯合國大會期間，確認了「紐倫堡憲章和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所承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191947年聯合國大會指令國際法編纂委員會（即國際法委員會的前身）20制定一部總的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21決議授權進行工作的內容包括：（1）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和法庭判決中所承認的國際法的一些原則；（2）起草一部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確指出與第（1）部分提及的內容相一致的地方。22 兩年後，國際法委員會遵照決議的精神開始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中的基本原則」，並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員會下設一個附屬委員會，任命一名專門的報告起草人，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擬的法典草案雖然僅有5個條款，列舉了13種獨立的國際罪行，但是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積極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的成功進行共同構築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繁榮景象。

（三）國際刑法發展的低谷（1955—1992）

如果說是國際性歷史事件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那麼自國際社會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戰犯之後，國際社會似乎度過了一段虛假平和時期。然而，由於這一時期沒有所謂巨大的歷史事件發生，所以國際刑法的發展亦隨之處於低迷階段。

在此期間，國際社會基本上沒有進行任何國際性的刑事審判，國際法委員會仍在繼續從事一些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正如國際法委員會在1984年的報告中所說，「委員會編纂國際刑法試圖遵循的程序是：詳審認為構成國際犯罪的違反國際制度（公約、宣言、決議等等）的行為，選擇其中一些最為嚴重的行為，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國際犯罪都會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產生危害。」25而且國際法委員會還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將「offence」易為「crime」，26目的在於增強對犯罪行為嚴重程度的認識；由於侵略罪的定義遲遲沒有定論，乃至影響了整個法典的編纂進程。

這幾十年中，盡管國際社會在編纂國際法和創建國際法院方面的興趣較低，但有關國際犯罪種類的界定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逐漸從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等極其嚴重的國際犯罪轉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諸如侵略罪、種族滅絕罪、種族隔離罪、國際恐怖主義罪行以及非法販運毒品罪等。1990年，國際社會已經著手處理出現的兩類新型的國際犯罪，即環境犯罪27和盜竊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這一時期，聯合國仍在認真努力編纂國際罪行法典，並積極籌劃國際刑事法院建立進程，盡管「冷戰」阻礙了這一進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來國際刑法的發展已逐漸走出低谷。

（四）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

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發生了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國際性武裝沖突，1994年盧安達境內的武裝沖突中也出現了滅絕種族罪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再次推動國際刑法朝著一個新的峰值邁進。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顯著特點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其一，國際刑事特設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會正式通過第780號決議建立前南斯拉夫調查戰爭罪行專家委員會，這個專家委員會負責對前南斯拉夫沖突中的「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和其他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的調查和取證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繼專家委員會遞交第一份臨時報告後，30安理會第808號決議明確規定，「設立一個國際法庭來起訴應對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犯的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負責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國際刑事法庭（ICTFY，以下簡稱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繼前南法庭建立之後，1994年7月安理會通過第935號決議，旨在調查盧安達內戰期間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並建立了盧安達調查違反國際人道法專家委員會，其中包括調查可能實施種族滅絕行為的專家委員會。同時安理會第995號決議批准了盧安達法庭規約和審判機制。

我們認為，前南法庭和盧安達法庭的建立及運作是國際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發展，這兩個法庭的建立從本質上鞏固和發展了紐倫堡、東京審判中確立的國際法基本原則。這些進展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法律淵源上的進展。兩個法庭都是聯合國安理會依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並根據安理會決議設立的國際特設法庭，因而兩個法庭對及時有效地解決當時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嚴重違反人道主義法行為發揮了積極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國際法原則。兩個法庭在紐倫堡法庭和遠東法庭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將只由沖突一方承擔刑事責任的理論擴展為不受限制，只要行為人實施了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無論其為沖突任何一方均應承擔刑事責任。三是進一步糅合國際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論。在訴訟活動中，兩個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則沿展了國際刑法基本原則的內涵，諸如並行管轄權的行使問題、32一罪不二審原則的明確適用、33強調司法獨立的原則、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權利保障和國際司法協助等。

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與草案的通過。經過國際法委員會、國際刑法學協會等國際性機構積極努力，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和頒行工作順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聯合國綜合各方提出的意見不斷對草案進行分析修訂，並於1996年正式通過了《法典草案》。該《法典草案》是歷史上確定國際犯罪種類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種國際性犯罪。35這部法典的製作擺脫了原有國際公約不含刑罰特徵的弊端，吸收了現代國際公約及國際刑法發展中逐步形成的有關刑罰適用的規定和特點，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以及應受到國際刑事審判的國際犯罪等。同時，該法典還充分展示了國際犯罪行為的固有特徵：（1）構成國際罪行禁止性行為的明確規定，或依照國際法構成的國際犯罪；（2）通過確立禁止、預防、起訴和懲罰及類似的義務，來間接認可行為的刑罰性；（3）禁止性行為的犯罪化；（4）起訴的義務；（5）懲罰實施禁止性行為的義務；（6）引渡的義務；（7）在起訴、懲罰（包括刑事訴訟程序的司法協助）方面的合作義務；（8）刑事管轄根據的建立（刑事管轄的理論或刑事管轄的優先）；（9）國際刑事法院或國際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級命令的辯護理由。36《法典草案》的編纂與通過不僅滿足了國際刑事審判活動的法治需求，而且還為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屬物管轄的選擇空間。

其三，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誕生。1992年11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國際法委員會開始根據1992年國際法委員會組成的工作組的建議，起草國際刑事法院規約。1994年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出台，國際社會於是加快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進程，1995年聯合國成立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籌備委員會，1996年10月28日籌備委員會向聯合國第51屆大會遞交了報告，請求擴大籌備委員會的工作范圍，並決定於1998年完成統一的公約文本、規約和附加議定書。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義大利羅馬舉行的世界外交官大會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是國際刑法發展的里程碑。這一方面是國際社會各學術機構和國際法委員會積極努力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國渴望和平、安全與發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種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之間的差別，求大同存小異的結果。從規約制定的過程及其內容上看，國際法委員會希望盡可能地體現不同的法律文化和價值觀念。作為創立國際刑事法院依據的主要法律文件，規約確立了嚴格的訴訟機制和行政機制，其細微之處囊括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各個環節。這不僅為國際刑事法院的有效運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且是國際法在實體和程序上有效結合的典範。

罪行法典草案和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足以表明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豐碩成果。那麼，此後國際刑法將如何發展，是平穩直線發展，抑或有所振盪，則取決於國際關系格局以及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

F. 國際法的具體內容

國際法雖然是法律專業的一門基礎課。《國際法》反映新的時代特點和要求，體現國際政治形勢變化的特點以及我國當前的外交方針和政策，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准確闡述國際法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並注重理論和實踐結合，有助於培養創新性人才。
《國際法》共分十六章，具體內容包括國際法概述，國際法上的國家，國際法上的個人，國際法上的領土，條約法，國際爭端的解決，國際法律責任，外交和領事關系法，戰爭與武裝沖突法，戰爭犯罪及其責任，國際組織法，空間法，海洋法，國際環境法，國際人權法，國際發展法，國際刑法等。
《國際法》適於法律專業本專科學生，國際政治、外交學等專業本科生，法律、國際關系相關從業人員及愛好者。

G. 國家責任和國際責任

1、所謂國家責任,即一個國家不僅要為其國民的生存、發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續發展承擔和履行責任，同時，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員，出於道義和社會責任，應為全人類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續發展承擔和履行責任。
2、廣義的國家責任分為國際責任和國內責任兩大類。狹義的國家責任就是國際責任。
3、國際責任是國家違反國際義務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或者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所承擔的責任。�
4、國家責任包括侵犯損害外國人的人身和財產等一般國際不法行為，也包括侵犯他國主權、從事侵略戰爭、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等嚴重國際罪行。

H. 法律的歷史和發展

法的歷史發展
一、法的歷史類型
法的歷史類型是向前發展變化的，其原因在於人類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基本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生產力具有活躍性、革命性，當其向前發展變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生產關系發生與之相對應的變化。生產關系的總和就是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變化也就是經濟基礎的變化，當生產力變化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變化出現了一定量的變化時，那麼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在內的上層建築就會發生局部的變化。當生產力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從而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也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時，則會導致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在內的上層建築發生歷史類型的更替。
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即是法的發展的一種特殊形式。
2、(1)法的歷史類型是按照法所據以產生和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性質和體現的階級意志的不同，對人類社會的法所作的分類。
(2)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凡是建立在相同經濟基礎之上、反映相同階級意志的法，就屬於同一歷史類型。
(3)劃分法的歷史類型，有助於認識和揭示法的階級本質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規律。
3、(1)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與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社會形態的劃分相一致，人類社會存在四種歷史類型的法，即奴隸製法、封建製法、資本主義法、社會主義法。
(2)前三種法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社會的法，體現少數剝削者的利益和意志，通稱為剝削階級類型法。社會主義法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是新的、最高歷史類型的法。
4、(1)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並不是每一個國家、民族的法都一定經過法的這四種歷史類型。
(2)但法的歷史發展的總體過程表明，從奴隸製法到封建製法，繼而發展為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是法的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法的歷史類型也由低級類型的法向高級類型的法依次更替。
5、(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的必然，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築的矛盾)的運動是法的歷史類型更替的根本原因。
(2)但是，這種更替不是自發進行的，而是必須通過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來實現的。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先進階級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推翻腐朽的統治階級，奪取政權並實現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
二、關於法的歷史階段的其他劃分方式
英國的梅因 「身份」的法和「契約」的法 2
美國的龐德 原始的法，嚴格的法，17、18世紀的衡平法和自然法，成熟的法，社會化的法，以及下一階段的世界法 5+1
德國的馬克斯•韋伯 形式不合理的法、實質不合理的法、實質合理的法、形式合理的法 4
美國的昂格爾 習慣法、官僚法、法秩序(法治) 3
日本的田中成明 自治型法、普遍主義型法、管理型法 3
我國的不少學者 自然經濟類型的法與商品經濟類型的法 2
義務本位的法與權利本位的法 2
人治的法和法治的法 2
專制的法與民主的法 2
三、資本主義法
(一)資本主義法的產生
資本主義法的產生有幾種典型的模式：英國式模式、法國式模式;
1、在封建社會中後期，逐步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法：
(1)商法的興起：這些商法淵源於習慣法，最為典型的是海商法，以後又有一些票據、保險、公司、破產等方面的法規。
(2)羅馬法復興：羅馬法原先是統一的、擁有世界霸權的帝國的法律;羅馬法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簡單商品生產關系極為發達基礎上的，對這方面的法律關系作了詳盡規定;羅馬法代表了相當高的法律文化水平。
(3)資本原始積累的法律的出現：
(4)憲法性法律的開始制定：限制王權，試圖以政治契約形式確立國王與臣民的權利義務關系。如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
2、總的來看，資本主義法主要有這樣一些基本特點：
(1)維護以剝削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過錯責任」等原則。
(2)維護資產階級專政和代議制政府，規定資產階級民主制、政黨制、代議制等法律制度。
(3)維護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和人權，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保障資產階級法治。
(二)資本主義法的發展
1、除法西斯時期這樣的特殊發展外，資本主義法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從自由競爭時期到壟斷時期的變化。
2、從自由競爭時期發展到壟斷時期，特別是進入20世紀後，資本主義法從「個人權利本位」變化為「社會本位」
(1)法律原則有了許多變化，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加入了「所有權的限制」的內容，並制定了不少調整經濟、文化關系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出現了「法的社會化」的趨勢。
(2)但資產階級法的本質並沒有根本改變。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法的發展表現為：
(1)法律基本原則的變化，私有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契約自由原則等有不少限制的內容。
(2)法與政府、社會的關繫上，政府不僅僅只是「看守人」、「守夜人」，國家、政府通過法律來干預經濟。同時，出現了法的社會化趨向。
(3)法的運行方面的變化，如委託立法、授權立法的出現，行政機關權力日益擴大;准法院組織的出現。
(4)兩大法系逐步靠攏，國際立法增多，出現了像歐盟法律那樣的超國家組織的法律。

四、社會主義法

1、(1)社會主義法是在推翻舊政權、摧毀舊法體系基礎上創建起來的，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

(2)社會主義法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廣大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體現，是維護社會秩序、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

2、(1)新中國的法是在摧毀國民黨法律的基礎上創立的，是革命根據地法的繼承和發展。

(2)中國社會主義法的建立還經過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

五、法的繼承與法的移植

法的繼承是指不同時間條件下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法的移植指不同空間條件下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一)法的繼承的含義與根據

1、法的繼承是不同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之間的延續和繼受，一般表現為舊法對新法的影響和新法對舊法的承接和繼受。

(1)法的繼承是客觀存在的，法就是在繼承中發展的。

(2)法作為文化現象，其發展表現為文化積累過程，其繼承是不可避免的。

(3)法的階級性並不排斥法的繼承性，社會主義法可以而且必然要借鑒資本主義法和其他類型的法。

2、法的繼承的根據和理由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社會生活條件的歷史延續性決定了法的繼承性。

(2)法的相對獨立性決定了法的發展過程的延續性和繼承性。

(3)法作為人類文明成果決定了法的繼承的必要性。

(4)法的發展的歷史事實驗證了法的繼承性，如資產階級的《法國民法典》即是以奴隸制的羅馬法為基礎制定的。

3、法的繼承的內容：

(1)法律術語、技術、形式。基本的法律概念、術語;立法、執法和司法程序;法律解釋方法;法律體系的結構、形式，法律機構的設置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2)有關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規定。其中有許多屬於技術性規范或者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規范是可以繼承的。

(3)反映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律原則和規范。

(4)反映法的一般價值的原則，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二)法的移植

1、法的移植是指在鑒別、認同、調適、整合的基礎上，引進、吸收、採納、攝取、同化外國法，使之成為本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本國所用。

(1)法的繼承體現時間上的先後關系，法的移植則反映一個國家對同時代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鑒，

(2)法的移植的范圍除了外國的法律外，還包括國際法律和慣例。

(3)法的移植以供體(被移植的法)和受體(接受移植的法)之間存在著共同性，即受同一規律的支配，互不排斥，可互相吸納為前提。

2、法的移植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1)社會發展和法的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比較落後的國家為促進社會的發展，有必要移植先進國家的某些法律。

(2)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和根本特徵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要性，市場經濟要求沖破一切地域限制，一個國家借鑒和引進別國的法律，特別是世界各國通行的法律原則和規范是非常必要的。

(3)法制現代化既是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內容，也是社會現代化的動力，而法的移植是法制現代化的一個過程和途徑，是法制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的必然需要。

(4)法的移植是對外開放的應有內容。

3、法的移植有以下幾種類型：

(1)經濟、文化和政治處於相同或基本相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國家相互吸收對方的法律，以至融合和趨同;

(2)落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直接採納先進國家或發達國家的法律;

(3)區域性法律統一運動和世界性法律統一運動或法律全球化。

4、法的移植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

(1)要注意國外法與本國法之間的同構性和兼容性，

(2)注意法律體系的系統性，

(3)同時法的移植要有適當的超前性。

I. 國際法的發展歷程有哪些

一、國際法產生
作為獨立的法律體系的國家之間的法律──國際法，是近代歐洲的產物。這樣的國際法是以 獨立主權的國家為基礎的。在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訂立以後，在歐洲出現了為數眾多的獨立主權國家。這個公約標志著近代國際法的產生，使國際法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帝國主義階段國際法
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國際關系中充滿著強國欺侮弱國、掠奪別國領土、爭奪殖民地的現象，帝國主義國家對外實行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武裝侵略的政策，國際法中進步的原則、規則和制度遭到破壞，產生了一些與帝國主義政策相適應的原則、規則和制度。盡管如此，國際法在某些方面還是有發展的：
①它的領域從歐洲擴大到美國和整個美洲，擴大到土耳其、日本以及亞、非的其他一些國家。
②國家之間的關系增加了，多樣化了，出現了一些專門化問題有待處理，開始簽訂了一系列的國際公約，建立了不少的國際行政聯合。
③戰爭的連續不斷發生及其殘酷性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對於制訂戰爭法規的要求。從1856年《巴黎海戰宣言》，經過1899年和1907年兩次海牙和平會議，到1909年倫敦《海戰法規宣言》，戰爭法規的人道主義化有所發展，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和制度也有所改進（見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
三、現代國際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日法西斯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使國際法又一次遭到大規模的破壞。但是，在國際關系中，國際法仍然沒有失去它的意義。相反,甚至大戰結束之前，國際法在維護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戰後，《聯合國憲章》簽訂了；依據憲章，成立了聯合國組織。特別是在戰後，新的民族獨立國家紛紛成立，使國際法的領域擴大了，包括了全世界所有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推動下，國際法的原則、規則和制度得到了新的發展。在國際關系中，層出不窮地出現新問題，如核武器（見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國際海底（見國際海底制度）、外層空間、環境保護等等，都要求國際法加以調整，使現代國際法有了顯著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