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法律知識

㈠ 亞里士多德的良法的標準是指什麼

亞里士多德所推崇與追求的良法之內涵，簡言之，即體現正義。他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基礎，由這種正義衍生出法律，以判斷人間的是非曲直，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所產生的一種美德。應該說，他繼承和發展了自蘇格拉底以來不懈追求正義的傳統，其法律思想恰是以其正義思想為基礎的。他所說的正義含有兩種意思：事物和應該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認為相等的人就該配給到相等的事物。他對正義內容的詮釋可理解為：一是人們應該接受並服從作為事物的規章；二是指一個人分配所得的東西正是他應當得到的。
在亞氏看來，法律是規章，應得到普遍的服從，執政者要受它約束，被統治者要受它管束，並藉以監察和處理城邦一切違法失律的人們。在法律的權威性這一問題上，與他的老師柏拉圖提出的「哲學王」的統治相比，亞里士多德更注重法律的地位，為了避免重蹈柏拉圖描繪「最完美的」以及「次優的」國家藍圖的覆轍，他把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視為達致「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更強調法治的完美並力陳人治的弊端。
他所講的正義是同平等連在一起的，甚至可視為同一個概念。他所講的平等有兩類：「一類為數量相等，另一類為比值相等。『數量相等'的意義是你所得到的相同事物在數目和容量上與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義是根據各人的真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衡稱的事物。……現在的人們大家都承認政治權利的分配應該按照各人的價值為之分配這個原則是合乎絕對的正義的。」可見，根據亞氏的觀點，正義的享有不是數量上的絕對平等，而是根據價值進行分配的相對平等。他所說的正義兼有兩種性質：其一他用於作為統治者而表現其為主人的正義，另一用於作為從屬而又自由的被統治者的時候，表現為從屬的正義。他認為這兩種正義有著明顯的差異，統治者即品質高的人可以享有多些的政治權利，被統治者即品質低劣的人則享有少一些的政治權利。但倘若品質高的人期望得到更多些的政治權利，亦或品質低的人期望得到多一些的政治權利，這又變成不正義了。
正義又可分為「普遍的正義」和「個別的正義」兩種。其中「個別的正義」可再分為「分配的正義」和「平均的正義」兩類。「分配的正義」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這種正義是從人的不平等性出發的，而這種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變的。至於「平均的正義」就是指人們之間的平等關系，這種正義是以人的等價性為依據，使相互利益等同。
顯然，受亞氏所處時代的限宥，他所稱頌的正義觀並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的平等，而恰恰是一種因人而異的不平等。當然，盡管亞氏之正義存在諸多矛盾，但他對正義的推崇與追求是無可辯駁的。以此為基礎建立的法律思想，雖然不為現代人所接受，但在當時的希臘人看來是無可非議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裡，人們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視得多。如果認為希臘人和野蠻人、自由民和奴隸、公民和被保護民、羅馬的公民和羅馬的臣民（指廣義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這在古代人看來必定是發了瘋。」因此，我們在考察他的法律思想的時候，不應脫離其所處的歷史時期和階級立場，要辨證地思考借鑒其思想中蘊涵的合理內核與精神實質。

二、良法的延伸
除了法律應當符合正義的基本標准外，亞里士多德還從政體、人口、地理環境等方面對良法進行了引申和延展。
（一）他認為良法應是有利於實現立法目的的法律。「凡訂有良法而有志於實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惡行。所以，要不是徒有虛名，而真正無愧一「城邦」者，必須以促進善德為目的，」
這就是說，凡是有利於養成公民良好習慣的法律便是良法，否則就是惡法。因為「立法者是憑借使公民養成習慣而使他們好的，而這乃是每一個立法者所希望的，那些沒有做到這一點的人，就沒有達到目的，而正是這一點使得一個好的法制有別於一個壞的法制。」
（二）他指出良法應為相對穩定性與適時變更性的完美結合。為了捍衛法律的權威，必須首先立足於其相對穩定的本性，「人們倘使習慣於輕率的變革，這不是社會的幸福，要是變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則法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點還是姑且讓它沿襲的好；一經更張，法律和政府的威信總要一度降落，這樣，變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許不足以抵償更張所受的損失。上述政治和其他技藝間的比擬並不完全相等；變革一項法律大不同於變革一門技藝。」 但這並不是說法律應是一成不變的。相反，法律應具有靈活性，可以隨條件的發展變化而作相應地修改。這些必要的修改不僅不會影響法律的權威，相反會由於它的日益健全而更為人們所信仰。正如他所說：「法律也允許人們根據積累的經驗，修訂或補充現行各種規章，以求日臻完善。」但他同時又提醒人們，即使已經承認法律應該變革時，仍須研究這種變革是否需要全面進行抑或局部進行，而且還應考慮變革是可以由任何有志革新的人來執行還是只能由某些人來辦理。
在此，亞里士多德看到了維護法律穩定的重要性，同時又強調了法律變更的必要性，這無疑是他的法律思想中的又一精髓所在。
（三）他闡述了良法應當具備的其他因素。
第一，良法應適合於正宗的政體。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優良的立法家在創制（法律）時必須考慮到每一因素，怎樣才能適合於其所構成的政體。」換言之，人們制定的法律是否是良法應根據政體來判定，凡是正宗政體下制定的法為良法；反之，凡是變態政體下制定的法律就是惡法。因為法律是要根據政體制訂的，法律不同於政體但又決定於政體，法律是政體宗旨的體現，也是政體在法律上的表現。這無疑反映了政體對法律優良與否的評判功能。
可見，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從政體的角度看，法律是有好壞、良惡之分的，而且區別好壞、良惡法律的標准，就是看它所依附的政體是否是優良和正宗的。這就清楚地看出，亞里士多德的良法標准同政體性質也是連在一起的。
第二，良法的制定還應考慮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因素。他認為，「制訂法律時，立法家應注意到國境的大小和境內的居民兩個要素，但一個城邦的政治生活既不能同四鄰隔離，立法家也不可遺忘鄰邦關系這個問題。」他還講道：「凡以政治修明著稱於世的城邦無不對人口有所限制。」「倘使子女生育過多，家產不足以贍養，根據均產原則而製作的法律就不得不被毀棄。」因此他要求，就國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積來說，應當以足以使它的居民能夠過閑暇的生活為度，使一切供應雖然寬裕但仍需節制。
可見，亞里士多德當時已經認識到了國境大小、居民多寡以及國際環境對國家立法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這些觀點與現在人們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相呼應，同時暗含了經濟基礎決定法律等上層建築的原理。此外，他還談及了另外一些因素，如財產、居民的品性及民族的特徵等對法律的影響，時至今日，他的這些法律思想仍然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參考價值。
他的這些說法，從不同角度闡釋了良法的不同標准和特徵，尤其可貴的是，他把正義視為法律的化身和生命，體現了良法的終極目標和價值追求。由此可見，正義與法律的關系即是亞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核心。這一點他顯然受到了柏拉圖的影響，因為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曾說過：「人在達到完美境界時，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離開了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
當然，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由於受到其所處的歷史時代和階級地位的局限，他不可能科學地概括法律的本質特徵，即法律是國家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這一點在奴隸制城邦國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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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判斷一國法律是否是良法的主要指標

答：所謂良法,就是法律的制定要有正當性的理論基礎,即所制定的法律要遵循正義、道德、公平、正當程序、個人權利和尊嚴的理念,並且在現實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加以貫徹。
良法的指標主要有：
1）良法應是有利於實現立法目的的法律.
2）良法應為相對穩定性與適時變更性的完美結合.為了捍衛法律的權威,必須首先立足於其相對穩定的本性,同時法律應具有靈活性,可以隨條件的發展變化而作相應地修改.
3）良法的制定還應考慮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因素.是因時因地因人的不同而制定的。
4）良法必須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礎之上。即法律必須尊重和保護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各種民主權利、政治自由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等。

㈢ 民法典被稱為良法的原因是什麼

  作為一部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法典，民法典的概念與知識大多來源於生活現實，即便是一些相對復雜抽象的概念與規范，其語言也體現出平易近人的特質。
  「平易近人的特點會讓人覺得民法典『好懂』『好用』，有助於民眾增強法律意識，也體現出立法為民的理念。」青年商事律師、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林耀說，「有理由相信民法典將為老百姓安居樂業提供更多法治保障。」
  此間接受采訪的法學專家普遍表示，新通過的民法典體現了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過程，反映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必將推動中國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進更高質量的「中國之治」。

㈣ 何謂良法何為善治如何將法律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

亞里士多德說過:「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質。

「良法善治」,意味著要立良法、謀善治。良法應該是能促進社會活力和進步的，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限制社會活力。就行政機關而言，應當恪守依法行政的原則，嚴格依法辦事，禁止濫用權力隨意設置行政許可，並做到行政權的行使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既不失職也不越權，切實盡到熱心服務民眾、維護公平正義的責任。

具缺乏正當性的規定往往很難得到普遍遵守,「立法如林、執法如零」,最終將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因此,規章制度要重在可行、管用,重在可實施、可操作。要廣開言路、集中民智立良法,杜絕一拍腦袋、急功近利立惡法。而也只有尊重和反映民意的良法才能得到有效地貫徹落實，從「紙面」轉變為「地面」,只有在良法的框架內,在法治的軌道上，堅持法治理念和法治方法，才能規范政府權力運行，實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平衡、協調好各方面社會利益關系,奠定社會和諧穩定的民意基礎。

「良法善治」需要讓民眾對法律有信心。盧梭曾經說過的,「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體系。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㈤ 一個國家的法治為什麼需要良法

法治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中文名
法治
外文名
rule of law
拼音
fǎ zhì
基本解釋
依法治國
對稱
人治
快速
導航
重要論述

歷史演變

必要性

其它相關
詞語概念
基本含義
(1 [rule of law]∶依法治國[1]
(2)[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學 法治學的是獨立的學科，是社會政治法律發展的結果，是一種全新的系統化社會價值體系。
引證解釋
法治，謂根據法律治理國家。與「人治」相對。《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淮南子·氾論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鄒韜奮 《抗戰以來》六二：「在此種慘酷壓迫之情況下，法治無存，是非不論。」亦指依法處治。《史記·蒙恬列傳》：「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法治」一詞很早就出現在古書中。
但有時並非作為一個片語，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與儒家的「德治」相對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而所謂的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內」、「治民不治官」。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在我國立法的權力屬於人大，而不屬於所謂的「上」、「外」、「官」，因此這樣說並不符合實際情況。這種情況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過程中也體現的淋漓盡致，並不會因為違法者身份而縱容其違法。行政機關並沒有立法權，但是行政權力確實在影響司法，通過各種行政權力對司法權的影響，來擴大其職能和實現其效用。在近一段時間內，輿論以第四權的身份出現，掌握輿論資源的人通過各種輿論壓力，對於司法權的影響也日益增大，使得輿論資源所有者與行政權力所有者一道成為影響司法權的人。這種片面的、出於「官本位」或「輿論第四權」思想的「依法治理」嚴重悖離了法治精神和原則。而廣大民眾則處於「被動」的地位，既在客觀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確信息、行動上介入國家法治實踐，又在主觀上無法正確判斷，更不用提參與和對之加以評價。其深層原因在於人治思想與權力本位思想還在相當的領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之後，各級黨委和政府先後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號。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使得依法治國的法治內涵與精神逐步喪失，結果最後演變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觀。在他們眼裡，仍然認為依法治國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見，認為法律只是專管老百姓的，從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層現象，其真正內涵沒有深刻理解並內化為堅實的信念和外化為行動。

㈥ 為什麼說"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摘要 從根本上說，「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質，也是法治精神的基本特徵和內在屬性。

㈦ 法理學中的論良法

法有良法和惡法之分，法治是良法之治。良法必須保證法律的實體內容良，還要保證程序內容良。良法的實體內容指法律必須保障自由、平等、體現公平和正義以及保護人權等，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靈魂。良法的程序內容是指，良好的法律不但要求內在價值善，也要求有善的形式。良法的形式通常指：法不溯及既往、法的明確性、公開性、法律的普遍性（不得制定針對具體個人的立法）、不矛盾性（法律不得相互矛盾）、法律的可操作性、法律的穩定性等。
什麼是良法 這個問題的論域可分為廣狹二義。從狹義上說，良法主要回答的是某一實在法是否具有道德性或正義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說，某一法律的好與不好還有個合理性的問題。即：其一，法的合道德性是指法律與人們公認的政治理想和價值觀念是否相一致；其二，法的合理性是從另一角度對法律進行價值判斷。

良法怎樣獲得 對這一問題有兩種對立的回答。一種觀點認為，法律非人的自覺活動的產物，它是在社會發展中自發產生的，是個人之間在相互交往中逐漸形成的，哈耶克所持的就是這一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法律來自人的有意識的活動，是由人制定出來的，是人的理性活動的產物，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大都持此觀點。如果法律是由人制定出來的，進一步的問題是：法律是由誰制定出來的？對此也有兩種不同的回答：一種認為法律是靠神明或賢達們昭示的，或是由社會精英們制定的；另一種認為法律來自群眾，是他們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通過簽定社會契約的辦法獲得的。我們認為，法治社會的法律是良法，而良法一定是體現公意和保護公益之法，是全體社會成員集體智慧的結晶，真正好的法律必須來自社會，必須有廣大社會成員的參與，必須建立在廣大社會成員平等自願的基礎上。從此出發，法治社會法律的產生應遵循以下原則：一是自律原則；二是平等參與原則；三是協商一致原則；四是尊重人權原則。

㈧ 什麼是良法善治九年級上冊

良法善治：良法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符合公平正義要求，促進人與社會的共同發展。法治還要求實行善治，法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上，通過賦予公民更多的參與公共活動的機會和權利，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法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發展市場經濟、實現強國富民的基本保障，是解決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正義的有效方式。走法治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兩者都強調了靜態的法律制度以及將這種靜態的法律制度運用到社會生活當中的過程。兩者最大的不同表現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

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由此可見，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和基礎。

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僅僅強調法律的形式化方面，還並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實質意義的法治）的更深一層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