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法系中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嗎
⑴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什麼區別
1、法的淵源不同。
在大陸法系國家，正式的法的淵源只是指制定法，法院的判例、法理等，沒有正式的法律效力。
在英美法系國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淵源，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的一個重要原則，承認法官有創製法的職能，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法的分類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法的基本分類是公法和私法，私法主要指民法和商法，公法主要指憲法、行政法、刑法、訴訟程序法，進入20世紀後又出現了社會法、經濟法、勞動法等有公私法兩種成分的法。
英美法系國家無公法和私法之分，法的基本分類是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是在普通法院判決基礎上形成的全國適用的法律，衡平法是由大法官法院審理的申訴案件的判例形成的。
3、法典編纂的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一般採用法典形式，而英美法系國家通常不傾向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單行法律、法規。
即使後來英美法系國家逐步採用法典形式，也主要是判例法的規范化。
4、訴訟程序和判決程式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採用審理方式，奉行干涉主義，訴訟中法官居於主導地位；法官審理案件除了案件事實外，首先考慮制定法如何規定，隨後按照有關規定來判決案件。
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對抗制，實行當事人主義，法官一般充當消極的、中立的裁定者的角色；法官首先要考慮以前類似案件的判例，將本案的事實與以前案件事實加以比較，然後從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適用於本案的法律規則。
⑵ 判例制度是什麼
判例制度，就是選擇典型的案例判決作為判例，為法官審理案件提供借鑒和指導，對於類似事實的案件，在適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都可參照相關判例進行判決。在英美法系中，判例是法律的主要淵源之一。在大陸法系中，過去並不看重判例的作用。然而無論立法多麼成熟和發達，都無法解決其滯後性問題，更不能將社會所有的問題都囊括在內，這是任何一個大陸法系國家都無法迴避的問題。於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二十世紀以來，大陸法系紛紛引入判例制度。
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一直採用的是成文法的法律形式。在這些成文法無法應付實踐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時，司法解釋應運而生。漸漸地，司法解釋開始成為保障法律正確適用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成為了我國法的重要淵源，並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司法解釋本身的缺陷又註定了它不能解決法律實踐中出現的任何問題。
⑶ 我國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屬於成文法，因此判例不作為法律淵源。判例是什麼
所謂判例法，就是基於人民法院的判決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這種判定對以後的判決具有法律規范效力，能夠作為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據。
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國家的主要法律淵源，它是相對於大陸法系國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而言的。判例法的來源不是專門的立法機構，而是法官對案件的審理結果，它不是立法者創造的，而是司法者創造的，因此，判例法又稱為法官法或普通法。
判例法的基本思想是承認法律本身是不可能完備的，立法者只可能注重於一部法律的原則性條款，法官在遇到具體案情時，應根據具體情況和法律條款的實質，作出具體的解釋和判定。其基本原則是「遵循先例」，即法院審理案件時，必須將先前法院的判例作為審理和裁決的法律依據；對於本院和上級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所處理過的問題，如果再遇到與其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在沒有新情況和提不出更充分的理由時，就不得做出與過去的判決相反或不一致的判決，直到將來某一天最高法院在另外一個同類案件中做出不同的判決為止。
判例法制度最早產生於中世紀的英國，目前美國是最典型的實行判例法的國家。美國法院對判例的態度非常靈活，即如果先例適合於眼下的案例，則遵循；如果先例不適合眼下的案例，那麼法院可以拒絕適用先例，或者另行確立一個新的法律原則而推翻原來的判例。那麼美國判例法的約束力何在呢？可以概括為兩句話：在同一法律系統，下級服從上級，如果涉及另一系統的問題，則要互相尊重。
⑷ "判例法"在當今中國適行嗎"判例法"的依據又是什麼
所謂判例法（Case Law)，就是基於法院的判決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這種判定對以後的判決具有法律規范效力，能夠作為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據。
⑸ 大陸法系中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嗎
您好，你是向文判例是不是屬於大陸法系的法源（法律淵源）嗎？
主流觀回點判例不大陸法系的淵源答，屬於一種非正式的法律淵源（僅僅有指導作用，而不能直接引用）
在我國大陸地區，判例法不是法源，在我國港澳地區判例法卻是法源，因為歷史淵源其屬於英美法系。
⑹ 討論：判例在我國是有法律效力好，還是無法律效力好講訴原因。
沒有好
一個是歷史,我國是大陸法系,沒有這個傳統(有些人認為我國是社會主義法系,這個除了政治意義,在法學上沒有任何意義)
一個是現實原因,我國法官素質參差不齊,錯案率居高不下
不過判例在我國也越來越得到最高院的重視
⑺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嗎我國有判例法嗎
1. 該判斷題正確, 因為大陸法系國家以制定法為主,判例法為輔.如在法國和德國，法院判例實際上豐富了《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內容，促使法典不斷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荷蘭法院在處理具體的涉外民事案件時，如果沒有成文的沖突法規定，可以援引最高法院的判例作為判決依據。
2. 我國法律是大陸法系, 又叫羅馬-日耳曼法系(相對海洋法系,又叫英美法系).我國的現代法律是從清末改革開始的,如欽定憲法大綱,主要參照的是日本的法律體系,而日本的法律是借鑒德國的法律,就是我們日常所說的羅馬-日耳曼法系即大陸法系,經過北洋軍閥時期和民國時期的發展,逐步形成了我們現在的法律體系.
3.我國法律規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也就是說我們國家目前沒有判例法,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刊載的相關案例發揮著類似判例的作用，而且我國的法學人士也正在為實現判例法與成文法的並行這一目標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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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系（civil law system），一般是指以羅馬法為基礎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的總稱。由於大陸法系首先是在歐洲大陸出現和形成的，它具有法典的特徵，因此，大陸法系又稱為法典法系。
法國在19世紀初編纂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19世紀末編纂的《德國民法典》，它們對大陸法系的發展都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以至於大陸法系又稱之為民法法系。大陸法系是與英美法系並列的當今世界兩大重要法系之一，覆蓋了當今世界的廣大區域，德國、法國、日本、中國大陸、台灣等均為大陸法系地區。
判例法（Case Law），就是基於法院的判決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這種判定對以後的判決具有法律規范效力，能夠作為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據。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國家的主要法律淵源，它是相對於大陸法系國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而言的。
⑻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不應具有造法的權力，為什麼司法解釋卻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國司法實務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之間張力作用的結果。一定條件下的造法職能的存在，也是我國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就可以不斷地擴張其造法職能，侵入立法領域。司法權的性質決定了其基本的職責是裁判案件、解決法律糾紛，造法不過是特殊情況下的一種權宜之計而已。
司法解釋「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長期以來法制的不健全與立法的粗陋、缺乏預見性，是導致司法解釋泛立法化的客觀基礎。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幾乎是從零開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要求以蔑視和批判的精神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7條也明確要求：「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舊法已去，新法卻未隨之而立。除建國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後的20餘年裡基本上未進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法律糾紛卻並不因此而不發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為了因應審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過發布一些具有規范性文件性質的司法解釋來填補立法上的欠缺與不足。盡管這些文件嚴格地說可能不屬於司法解釋的范疇，而是屬於「政策性」解釋——以司法機關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國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經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釋替代立法機關代行立法權的習慣性做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1978年以後，國家對立法的重視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應使這種「權宜之計」逐步消失，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由於長期以來法制建設「欠賬」太多，也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正處於轉型期的劇烈變動之中，立法機關為了回應各個領域內立法的要求，不得不採取「宜粗不宜細」、「先制定、後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從其制定時起就具有粗陋、滯後於社會發展等不足之處，法律規范不能適應社會生活變化需要的情況大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系統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釋自然也就成為彌補法律漏洞以因應一時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說立法機構長期的虛位導致法律的空白進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釋的訴求是司法解釋「立法化」產生的客觀根源的話，那麼，當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內容的簡單化、立法技術的粗劣則是導致在法制相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解釋立法化現象不斷強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轉型期非持續性社會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沖擊和改變著建國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化的政治體制，社會開始進入了劇烈變動的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項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下形成的社會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審視、重新構建。問題的復雜性與經驗的不足，決定了新體制的建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其間必然有失誤、有反復。法律的穩定性與嚴格的立法過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無法適應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也就成為推進這一進程的最好手段。為了順應政策的需要，法律隨政策劇烈變動也就日益彰顯，本來就沒有真正確立的國家立法的穩定性、權威性明顯減弱。「由於政策具有靈活性，而法律具有穩定性，在政策變動時，很多法律條文不可能得到及時的修改。這種現象使人們產生一種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視甚至被突破的」，認為「國家機關的一些舉措雖然違背當時憲法的個別條文，但卻是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屬於「良性違憲」，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對於忽視或突破現有法律而言，通過司法解釋也就不失為一種較為穩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權宜之計，並得到理論界的普遍認同。
第三，司法體制的影響。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種親歷性的活動，只有親自參加全案的審判工作，才有可能對各種證據，特別是對證人證言做出准確、合理的判斷，而個案的特殊性與復雜性、解釋方法的多樣性以及事物本身屬性的多樣性決定了對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釋的可能性。審判委員會、個案監督、錯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於它無視司法裁判的特點，抑制了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所理應發揮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主觀上斬斷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努力，法官獨立解釋法律文本既不被認同和允許，更不被提倡。盡管法官完全可以基於自身對憲法文本（甚至不需要藉助對憲法文本的解釋）的理解而得出大體相同的結論，卻仍不得不尋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釋」。
第四，司法職業平民化的影響。司法職業的平民化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和運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將法律的解釋權進行高度的集中，以試圖維護法律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建國初期，在全面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同時，舊司法機構中的一大批專門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中被逐出司法隊伍，代之以大批既無法律專門知識又缺乏法律職業訓練的「國家法律工作者」。本來應當加強的法學教育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法學知識的傳播與法律技能的訓練也被政治運動所取代。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機關時「無將可用」，不得不從其他機關或事業單位抽調大批非法律專業的人才充實司法隊伍。另一方面，由於過分強調法律的階級性與工具性，法律並不被視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而是解決失業問題、安置復轉軍人乃至精簡政府機構的分流人員等的途徑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為我國當前並將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繼續成為法官、檢察官人員結構的基本特徵。司法職業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嚴重的司法腐敗問題的重要根源，也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法律、正確適用法律的能力，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增長了法官希望權威機構對法律進行系統解釋的需求。即使法官偶爾在個案處理中對法律文本進行解釋也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荒謬的結論，而這又反過來導致決策層對法官解釋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並成為不斷強化司法解釋的作用與地位的心理基礎與理論依據。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理論上對司法解釋的肯定和認同，也是司法解釋日益擴張、越來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綜觀近年來關於司法解釋的討論，大多數學者都傾向於贊同。例如，孫笑俠先生將我國的司法解釋分為三類：（1）最高人民法院按規范性形式所進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釋，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針對地方特點對法律、法規進行規范性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也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法規；（3）法官個人依主觀意志針對具體案件所做的個別性司法解釋。孫先生認為：「前兩種情況應當認為是可行的。後一種情況就不屬於法官造法的范圍，應予否定。」孫先生還明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力在今天並沒有產生什麼副作用……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法院是否應當享有較自由的解釋權，而是在於如何促使司法解釋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學者認為，新刑法中的許多條文僅屬「引申性解釋」而沒有刑罰規定，因而理應在相關條文中「以適當文字概括進去」或者「以司法解釋處理」。鄭戈在評論我國的司法解釋體制時曾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法理學教科書上所稱的『法律解釋』，都是一種創製法或試圖創制新規則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法律規則或者說人的理性不斷擴大其疆域，將其原先所未及的與法律有關的事實納入其中。」理論上的這種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會對實務上的操作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當理論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關當局的需要時，它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有關當局積極行動的根據，強化其業已存在的某種操作習慣或做法。
⑼ 中國法院和判例制度
中國法院是不承認判例的，即判例並沒有法律效力，這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內系最大的區別容之一。
在英美法系，判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即是「法官造法」。先前的判例，生效之後，可以作為後來的類似案件的比照判決。
中國法院則只承認法律，也即是根據相關的法律來裁判案件。如果法律沒有相關規定，則參照法規，沒有法規則參照規章，沒有規章，應當參照國家政策和相關文件，如果都沒有，那就要依風俗習慣和法官的自由裁量來判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