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乘沖突中的法律責任認定

Ⅰ 人為故意阻擋有乘客的公交車行駛犯罪嗎怎麼樣處罰

近年來，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的違法犯罪時有發生，有些還釀成車毀人亡重大事故，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產生惡劣社會影響，例如2018年重慶市萬州「10·28」公交車墜江事件。從司法實踐來看，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案件中，多數僅僅是因車費、補票、找零、路線變更、錯過站點、要求隨意停車等瑣事引發，出現爭吵、推搡、廝打、毆打司機、搶奪方向盤等行為，觸犯的罪名主要涉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尋釁滋事罪等。本期刊登的4篇案例，有的事實涉及搶奪公交車方向盤，有的事實涉及毆打、拖拽司機，法院均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此外，實踐中也存在乘客干擾駕駛的情節較輕，主要由於司機違規操作導致嚴重事故發生的案件。理論和實踐中，對類似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的案件如何定罪及量刑，仍然存在爭議。
一、關於乘客針對公交車司機實施的妨害安全駕駛行為
刑法分則第二章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條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屬於空白罪狀，未對行為模式予以明確，如何界定其他危險方法的范圍一直困擾著司法實踐。對妨害公交車駕駛行為是否屬於其他危險方法，罪質上如何判斷是否危害公共安全，爭議較大。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害的客體是公共安全，但現實生活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越來越多，並不是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在刑法分則第二章沒有可以直接適用的相關罪名時，都可以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其他危險方法。其他危險方法是一種列舉式立法的兜底性條款，一方面具有罪狀模糊等弊端，但同時也兼具應對風險來源復雜多變、有效防衛社會等優勢。立法機關將危害公共安全罪作為僅次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二章中，並為其配置了較高的法定刑，說明立法認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種嚴重犯罪。因此，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狀模糊的情況下，對其他危險方法進行解釋，一般應當遵循嚴格解釋的原則，才符合立法精神，這是我們判斷妨害公交車駕駛行為是否符合該罪罪質應當堅持的前提。
根據同類解釋規則，作為在同一條文中列舉的罪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其他危險方法應當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具有危險的相當性。實踐中，可以從危險方法的同質性和危險結果的相當性兩個方面進行把握。從方法的同質性角度考慮，放火、決水、爆炸等大多屬於攻擊性很強的行為，行為的危險具有擴散性，足以使公眾難以抵禦防範而行為人本身又難以預測和控制，一旦實施，即具有廣泛的殺傷力、破壞性，只有類似這種危險方法的行為才能定性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從危險結果的相當性角度考慮，必須是一種高概率的危險，具體危險正常發展後，如果沒有意外因素的阻止或者在事物正常的發展邏輯狀態下，不特定多數人重大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結果一般都會發生，即一種危害方法的實施導致的具體危險必須達到與犯罪結果具有合乎邏輯和日常經驗的引起與被引起關系的程度，這種危險方法才可以認定屬於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險方法。反過來講，即使沒有意外阻卻事由，一般也不會造成重大損害結果，則行為人所使用的方法就不是成立該罪所要求的其他危險方法。
妨害公交車駕駛是一個概括性的概念，既包括情節、程度相對輕微的爭吵、辱罵等非身體接觸性行為，也可能涉及推搡、拉拽、毆打司機，還可能涉及搶奪方向盤等行為，不同的妨害方式對公交車安全行駛的影響是不同的。鑒於司乘糾紛案件復雜多樣，為准確適用法律和把握政策，2019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發布了《關於依法懲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駕駛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實踐中幾類常見的乘客妨害駕駛的方法進行了明確。《意見》規定，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過程中，搶奪方向盤、變速桿等操縱裝置，毆打、拉拽駕駛人員，或者有其他妨害安全駕駛行為，危安全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對該規定，如下幾個關鍵點需要注意:
其一，強調犯罪場所是正在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這是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前提條件。
其二，行為方式包括搶奪方向盤、變速桿等操縱裝置，毆打、拉拽駕駛人員等，其他妨害安全駕駛的行為方式則未逐一列舉。從實踐中的案例來看，有的行為人朝駕駛人員突然投擲雜物、潑灑熱水，也有的行為人闖入駕駛室，故意干擾駕駛人員視線。
其三，行為性質及後果方面，強調行為要妨害安全駕駛，危害公共安全，這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質所要求的。
就《意見》明確列舉規定的搶奪方向盤、毆打、拉拽司機等行為類型而言，單純考察行為的暴力性、劇烈性程度，似與放火、決水、爆炸等行為類型不能相提並論。但如果同時考慮公共交通工具搭載不特定乘客，正在道路上行駛，其安全行駛關繫到車內及車外道路上不特定人員的人身、財產安全的特殊因素，那麼，對司機進行毆打、拉拽等人身攻擊，或者搶奪方向盤，其危險性就遠遠超出行為本身的危害，而具有擴散性、不可控性，司機、公眾難以抵禦防範和控制其危害范圍，直接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如果沒有司機果斷處置，或者其他意外因素等阻止，通常會合乎邏輯地引發安全事故。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封某某乘坐從重慶市沙坪壩區中梁鎮向雙碑行駛的公交車，車上載客二十餘名，當公交車行駛至茅山峽公路松鶴陵園上出口的彎道時，封某某在未到站點處時要求下車被拒後，右手用力抓公交車的方向盤和駕駛員吳某某的右手臂，致使公交車失控滑行，碰到公路邊護欄阻擋後停車，公交車右側多處與護欄擦掛損壞，車內乘客受到驚嚇。經勘查，公交車撞擊的護欄下方系十幾米高的懸崖。被告人封某某的行為雖然沒有導致嚴重事故發生，但如果不是公交車被護欄阻擋這一意外因素作用，很可能會墜落懸崖，導致車毀人亡，其搶奪公交車方向盤等行為顯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嚴重危害性。
從這個意義上看，《意見》所規定的搶奪方向盤等妨害駕駛行為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險方法的質的規定性。當然，妨害駕駛行為是否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僅要從行為類型方面進行判斷，根據《意見》的規定，還要綜合考慮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速度、通行路段情況、載客情況、妨害駕駛行為本身的嚴重程度及對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等情況，對行為人妨害駕駛行為的現實危險及其程度，作出全面、客觀、准確的評判。換言之，不僅要考察妨害駕駛行為，也需要同時考察行為實施的時空條件。《意見》規定妨害駕駛不構成犯罪但違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也體現了准確區分一般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政策精神。要避免不加區別，將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的不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輕微司乘沖突作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打擊。在本期刊登的被告人譚宜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譚宜明在乘坐公交車過程中與公交車司機發生口頭糾紛，當公交車行駛至重慶市萬州區江南新區大石衛生院附近的繁忙路段時，譚宜明搶奪公交車方向盤，導致公交車闖入逆向車道，與正常行駛的小轎車發生碰撞，造成兩車損壞。譚宜明妨害駕駛的行為已經產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具體危險，並最終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故法院認定譚宜明的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正確的。
需要指出的是，妨害公交車駕駛危害公共安全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要求造成嚴重後果，但從實踐中的案例來看，多數都會存在車輛失控、突然改變行駛方向、導致車輛發生碰撞受損或者人身傷害等實際後果，這可以作為判斷妨害駕駛行為是否足以危害公安安全的一個輔助因素。在本期刊登的4篇案例中，均存在導致車輛發生碰撞受損或乘客受傷等實際損害後果。其中，被告人田世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田世清搶奪公交車方向盤，導致公交車失控撞上被害人駕駛的小轎車，兩輛車均受損，公交車上一名乘客多處肋骨骨折構成輕傷，該實際危害後果系被告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危險進一步具體化的現實表現。
有一種觀點認為，考慮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低法定刑即3年，入罪門檻應設置的高一些，對那些妨害司機駕駛的毆打、辱罵行為，通常手段、情節不是很嚴重，也不會造成嚴重後果，可考慮以尋釁滋事罪或者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認為，公交車司機不同於普通人員，其肩負的是保障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駛的重大職責，對司機進行人身攻擊或者搶奪方向盤等妨害行為，直接危及公眾的人身、財產安全，不同於單純擾亂社會秩序或者傷害公民身體健康的犯罪。因此，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危害公共安全構成犯罪的，即應當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例外情形下，如果妨害駕駛的行為確屬輕微，不影響安全駕駛也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可不予定罪。換言之，考慮毆打、拉拽等妨害行為針對的是司機這一特殊對象，又系發生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過程中，與公共交通安全息息相關，如果行為本身論罪可構成尋釁滋事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其危害性必然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無疑。因此，對類似行為不宜認定為尋釁滋事罪或故意傷害罪。
二、關於乘客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從重處罰情形和緩刑適用的把握
對於乘客妨害公交車駕駛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從調研梳理的案例來看，多數存在未造成人員重傷、重大財產損失，也有相當比例的被告人具有自首、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等情節，一些法院據此對被告人從寬處罰，包括宣告緩刑，呈現出一定寬緩化傾向。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規定的一種重罪，最低法定刑即為3年有期徒刑，故對論其行為已構成該罪，同時又具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如何確定在總體上從嚴還是從寬處罰，以及從嚴、從寬的幅度，實踐中存在一定爭議。有鑒於此，《意見》明確規定，要深刻認識維護公共交通秩序對於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與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意義，充分發揮刑罰的震懾、教育作用，充分彰顯強化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價值導向，並詳細列舉了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過程中七項應當從重處罰的妨害駕駛情節，即在夜間或者惡劣天氣條件下（如冰雪天氣），在臨水、臨崖、急彎、陡坡、高速公路、橋梁隧道等易發生危險路段，在人員、車輛密集路段，載客人數達10人以上或者車速達60公里等特殊情況下實施妨害駕駛的；持械襲擊駕駛人員，或者經勸阻無效仍然實施妨害等情形。《意見》所列這些情形的危險程度相對較高，此時妨害駕駛人員安全駕駛，更加危險，一旦釀成後果，就會造成車毀人亡，甚至造成群死群傷的重特大事故，故應體現從嚴懲處。當然，《意見》所列七種從重處罰的情形，對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並不完全相同，有時也需要結合路段、車速、妨害手段等因素綜合考慮。例如，在載客人數達10人以上的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實施妨害駕駛行為，當車速較高、路段較為危險時，與車速相對緩慢、路段狀況良好的情形下實施，對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就存在差別。在實際執法辦案中，要實事求是，綜合把握是否從重處罰及從重的幅度。
緩刑不是獨立的刑種，而是刑罰的執行方式，其適用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犯罪分子依法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需要滿足犯罪情節較輕、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等條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嚴重後果，即應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的嚴重性可見一斑。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駕駛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沒有造成嚴重後果，情節不是十分嚴重的，雖可能會判處3年有期徒刑，符合宣告緩刑的前提條件，但鑒於該類犯罪屬危害公共安全的嚴重性質，《意見》要求從嚴把握緩刑適用，一般不適用緩刑，這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也是發揮刑罰震懾、教育作用、充分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價值導向所要求。當然，鑒於妨害駕駛情況的復雜性，對確屬情節較輕、宣告緩刑更有助於體現罪刑相適應的，也不排除適用緩刑的可能，但要嚴格把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妨害駕駛導致車輛發生碰撞等一定實際損害後果，被告人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的，對被告人是否從寬處罰包括適用緩刑，宜從嚴掌握，因為該犯罪行為侵害的是公共安全，被告人於案發後取得特定被害人的諒解，仍不能改變其犯罪性質。在本期刊登的4篇案例中，法院根據4起案件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性質及情節、後果，對各被告人均判處實刑，在量刑把握方面是得當的。
三、關於乘客針對公交車司機以外的其他人員實施的犯罪行為
對正在行駛過程中的公交車需要予以特殊保護，如果發生隨意毆打其他乘客，追逐辱罵他人，情節惡劣，或者起鬨鬧事造成公交車上秩序嚴重混亂，符合尋釁滋事罪構成特徵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情節顯著輕微，不構成犯罪的，可予以治安處罰。如果上述行為同時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駛，危害公共安全的，應當按照從一重罪的原則，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趁公交車行駛至路口等紅燈時，無故毆打公交車司機致輕微傷，並搶奪公交車鑰匙、松開車輛手剎試圖強行駕車，在與司機爭執中被旁邊其他公交車司機上車及時制止，被告人實施的行為雖未危及公共交通安全，但情節惡劣，法院對被告人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四、關於司機妨害公交車安全行駛的行為
司機在駕駛公交車過程中肩負高於普通人的安全保障職責，遇到突發情況也需要遵循從業要求的處置流程。實踐中，有些乘客因不文明行為與司機發生爭執、廝扯，如果乘客的干擾行為較為輕微，尚未妨害到車輛安全駕駛危及公共安全，但司機不能正確、理性處置，違規操作，如胡亂打方向盤，甚至擅離職守，如離開駕駛室與乘客廝打、互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那麼，這種情形下，對公交車司機就可以考慮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使野蠻駕駛行為受到應有制裁。
對司機因受到干擾妨害而違規操作導致安全事故發生的案件，要注意區分此罪與彼罪。交通肇事罪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區別，不僅在於主觀方面故意與過失的不同，還在於行為本身的危險性及由此引發不特定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的因果關系緊密程度不同，相對而言，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滿足更高的條件。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陳某駕駛大型普通客車在公路上行駛，因與乘客發生爭吵，其突然向左側打方向盤，致使與公路東側對面駛來的被害人李某駕駛的小客車相撞，致李某和小客車內乘客張某死亡，陳某大客車內5名乘客不同程度受傷。經交通管理部門認定，被告人陳某負事故全部責任。在該案中，被告人陳某僅因與乘客爭吵，即違規向左側打方向盤，致與對面正常行駛的車輛發生碰撞，導致二人死亡及本車內多名乘客受傷的嚴重後果。陳某的行為顯然危害到了公共交通安全，並已造成嚴重後果，對陳某違規亂打方向盤的行為，是評價為其他危險方法，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評價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不當駕駛行為，存在一定爭議。此外，從主觀方面來看，雖不排除陳某具有氣憤之下不計後果的放任心態，但也很有可能是出於過於自信的過失。再次，從兩項罪名的刑罰後果來看，如果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鑒於已造成2人死亡的嚴重後果，即應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認定為交通肇事罪，則可認定為具有刑法規定的特別惡劣情節，並考慮其惡意違規操作的酌定情節，在有期徒刑3至7年之間幅度內從重判處。類似該案，如何選擇罪名，首先受制於案件事實、情節，但顯然也會受到價值導向權衡、刑罰後果與罪行是否相稱的影響，答案、標准可能並非唯一，最終確保裁判結論的實質合理性與更廣泛的公眾認同或許更為重要。

Ⅱ 法律基礎案例分析

1、醫療費用，相關交通住院伙食費用，營養費，護理費，誤工費，如果有殘疾的要根據傷殘等級賠償傷殘費，殘疾輔助器具費。
<br>2、如果按照侵權來告，可以列商場為被告，營業員的侵權行為是在履行職務過程中作出的。商場應當承擔職務侵權責任。
<br>3、本案可以認為是兩者的競合。是明顯的侵權，也是在消費合同過程中的合同糾紛，商場沒有履行保障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的安全之義務。

實踐當中，一般都將單位和個人都起訴在內。並且現在法院也通常會判商場和營業員共同承擔責任。

最近有一個很類似的案例，共享一下：

「北京公交售票員掐死少女案」告一段落：法院判定公交車上司乘人員均負有責任，與公交公司共同賠償死者家屬55萬余元。此前，肇事售票員已被判處死緩，死者家屬提出337萬余元的賠償要求。
本報訊 （記者 傅沙沙）曾引起廣泛關注的「公交售票員掐死少女案」的民事索賠部分近日有了結果——海淀法院認定，726公交車的司機韓某與另一售票員吳某對小晏的死也負有一定責任，故判決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與售票員朱玉琴共同賠償死者小晏的父母55萬余元，其中包括精神損失費10萬元。

2005年10月，13歲的小晏與父母到新街口買衣服，隨後搭乘726路公交車回家。 途中，她因票務糾紛與售票員朱玉琴發生爭執，被朱玉琴掐住脖子昏死過去。去年5月，肇事售票員朱玉琴因犯故意傷害罪，被市一中院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半年後，小晏父母向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及事發車上該公司3名司乘索賠損失337萬余元。

小晏母親說，女兒與朱玉琴發生沖突後，司機韓某立刻停車，但並未制止朱的暴行，反而上前推搡小晏。小晏暈倒後口吐白沫，盡管老兩口苦苦哀求司機與售票員送女兒去醫院，但遭拒絕，司機還稱要拉他們去總站罰款。當他們在其他乘客幫助下打車將女兒送到醫院時，已錯過最佳救治時機，小晏經搶救無效死亡。

庭審中，一名來自遼寧的證人證實了小晏母親的說法，並稱司機韓某當時還在車上拉偏架，對小晏實施了人身侵害。二人的律師也當庭向小晏父母道歉，表示兩名司乘人員才工作一年，對意外的預見和處理經驗不足。

法院審理後認為，朱玉琴直接實施侵害行為致小晏死亡，車上其他的司售人員未能及時制止，還拒不協助將小晏送往醫院救治，對小晏形成了共同侵權，由於二人當時舉動屬職務行為，故巴士公司應承擔相應責任。來源：京華時報

Ⅲ 物價局可以對用滴滴打車引起的司乘糾紛進行處罰嗎

物價局不可以對用滴滴打車引起的司乘糾紛進行處罰。
滴滴打車引起的司乘糾紛屬於民事糾紛，也是生活瑣事，不屬於行政部門處理范圍內，但是行政部門可以調解。
物價局的處罰是行政處罰，行政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或其他行政主體依法定職權和程序對違反行政法規尚未構成犯罪的相對人給予行政制裁的具體行政行為。但是滴滴打車引起的司乘糾紛並沒有違法，也沒有強制性的處罰措施，因此不屬於物價局行政職能范圍。

Ⅳ 交通事故責任判定

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原則
交通事故，是指車輛在道路上因過錯或者意外造成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事件。交通事故認定，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檢驗、鑒定結論，對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作出的具體認定。公安機關在處理道路交通事故糾紛方面有人力、有經驗，由公安機關現場處理糾紛，有利於及時解決糾紛、方便群眾和降低訴訟成本。公安交通管理部門的責任認定實際上是對交通事故因果關系的分析，是對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確認，要避免將公安交通管理部門的責任認定,簡單等同於民事責任的分擔，應將其作為認定當事人承擔責任或者確定受害人一方也有過失的重要證據材料。《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規定「公安 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認定交通事故責任，必須依法確認事故中各方當事人的法定義務；依法確認各方當事人法定義務的優先原則；確認各方當事人的行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過錯的嚴重程度；根據各方當事人的行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過錯的嚴重程度確認不同的交通事故責任。交通事故認定應掌握行為責任原則、因果關系原則、路權原則和安全原則。
（一）行為責任原則
如果當事人對某一起交通事故負有責任，則必定因其由行為引起，沒有實施行為的當事人不負事故責任。
交通事故認定是確定當事人行為在事故中所起作用程度的技術認定，在認定交通事故責任時，應實事求是地表述當事人行為在事故中所起作用的程度，不須考慮法律責任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規定「公 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過錯認定原則。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即指有因果關系的行為在事故中的所起的作用；過錯的嚴重程度。其中「過錯的嚴重程度」是以「當事人的行為」為前提的。在認定交通事故責任時，先看「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然後，確定該行為過錯的嚴重程度」。
（二）因果關系原則
根據《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四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認定交通事故責任時，必須認定哪些行為在事故中起作用及作用的大小。關於那些行為在事故中起作用，與事故有直接因果關系的行為才起作用。
1、 因果關系原則
當事人存在有違法行為，是否一定在事故中起作用，違法的嚴重程度與在事故中的作用並不成「正比」，有些行為並不違法，但在事故中也起到了作用，也有些違法行為很嚴重，但在事故中並未起作用。行為與該事故的發生沒有因果關系，也沒有加重事故後果。同樣，交通事故當事人的某些違法行為也不一定是導致事故的原因。要確定交通事故當事人的責任，其行為必須與事故有因果關系。交通事故認定是技術認定，在確定行為與事故因果關系時，只需要確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事實上屬於事故的原因即可。事實上原因的檢驗方法，可以借鑒侵權行為法中的因果關系理論，採取必要條件規則。按照必要條件規則，凡構成後果發生之必要條件的情況，均為事實上的原因。其檢驗方法有：
第一、「如果沒有」檢驗法，即：如果沒有行為人的行為，交通事故及損害結果仍會發生，行為人的行為就不是事故的原因；反之，如果沒有行為或事件的出現，就不會有損害事實的發生。行為或事件是交通事故發生的必要條件，凡屬於損害事實發生的必要條件的行為或事件均系事實因果關系中的原因。
第二、剔除法，即：如果將行為人的行為從交通事故事實中剔除出去，事故仍會按原來的因果序列和方式發生，則行為人的行為與事故的發生和損害結果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反之，則構成事實上原因。
第三、代換法，即：如果把行為人的行為換成一個無過錯的行為，或者把他的不作為換成一個適當的作為以後，交通事故及損害結果仍然會發生，則行為人原來的行為就不是事故發生的原因；反之則構成事實上的原因。必要條件規則最顯著的缺點是「即使行為不發生，結果無論如何都會發生，那麼行為就不是結果的事實原因。」這源於由果追因的思維邏輯。
第四、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在某些情況下，運用通常的規則無法證實事實因果關系，法律規定了特殊的認定規則，這里包括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該規則要求責任人舉證證明應當由其承擔責任的行為或事件不是造成損害結果發生的原因，如果不能舉證的，則認定有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的規定也是採用了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認為「…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機動車駕駛人已經採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機動車一方不承擔責任」。除了能夠證明損害是由於受害人自己故意造成的，否則就認為行為與結果具有因果關系，侵權人或相關事件及行為的責任人即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2、直接原因原則
行為人的行為是實實在在地足以引起交通事故及損害後果發生的因素， 它就構成事實上原因， 即直接原因。交通事故認定作為技術認定，應載明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交通事故認定只是證據之一，在認定交通事故責任時，應從技術的角度出發，認定直接行為人的責任，而不須考慮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人的事故責任。
（三）路權原則
路權原則即各行其道原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車輛、行人應當按照交通信號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現場指揮時，應當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揮通行；在沒有交通信號的道路上，應當在確保安全、暢通的原則下通行」。各行其道原則是交通安全的重要保證，是交通參與者參與交通的基本原則。現代化交通設施給所有的交通參與者規定了各自的通行路線，行人、不同類型的非機動車和機動車都有各自規定的通行路線。然而，在當前的交通環境中，極少有絕對的「專用道路」，「借道通行」必然存在。在強調交通參與者各行其道的同時，也要規范交通參與者使用非其法定優先使用道路的行為，即「借道通行」的行為。在科學的管理制度下，交通參與者在使用非其法定優先使用的道路時，必須遵守一定的原則，這樣才能確保安全。在交通事故認定中如何體現各行其道的原則，應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借道避讓原則
各行其道要求交通參與者必須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各行其道。為了合理利用交通資源，在法律法規允許的情況下，交通參與者可以借用非其專用的道路通行。當然，法律法規明令禁止的除外，如高速公路禁止非機動車和行人通行。交通參與者實施借道通行時，有可能與被借道路本車道的參與者產生沖突點，為保證安全，必須明確誰有義務主動防止沖突的發生。借道避讓原則在調整交通行為和交通事故認定中仍應起到規范性作用。2、行人在沒有交通信號控制的路段橫過道路與機動車發生事故的特殊原則。既然確定了借道避讓原則，對此類事故的認定思路已經有一定的概念，即借道通行者應較本道通行者承擔更多的安全義務。但此原則存在特殊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機動車行經人行橫道時，應當減速行駛；遇行人正在通過人行橫道，應當停車讓行。機動車行經沒有交通信號的道路時，遇行人橫過道路，應當避讓。」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行人通過路口或者橫過道路，應當走人行橫道或者過街設施；通過有交通信號燈的人行橫道，應當按照交通信號燈指示通行；通過沒有交通信號燈、人行橫道的路口，或者在沒有過街設施的路段橫過道路，應當在確認安全後通過」。人行橫道是保護行人橫過道路的通行區域，機動車遇行人通過人行橫道時，負有避讓行人的義務。行人在沒有交通信號的路段橫過機動車道時，雖屬借道通行，但在此情況，機動車有避讓行人的義務，同時行人也有確保安全的義務。這是行人在沒有交通信號控制的路段橫過道路的特殊通行規定，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人為本指導思想的具體體現，充分表現出重點保護弱者的特點，這是新法的重大突破。在新法施行前，路權原則是認定交通事故責任的理論依據，認定行人在沒有交通信號的路段橫過道路與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時，以機動車在機動車道相對行人有先行權這一指導思想來劃分事故責任由於行人橫過道路時存在沒有主動避讓機動車的過錯，認定此類事故責任時往往先確定行人侵犯機動車的路權，再看機動車有無違章行為，如果機動車存在與事故有因果關系的違章行為，再根據違章在事故中的作用大小不同程度地減輕行人的責任。此類事故以行人負主要或全部責任的佔多數。各行其道原則認定交通事故責任，其本質就是認定事故當事人在通行規定上應承擔的安全義務大小，如借道通行者應承擔確保安全的義務應大於本車道正常通行參與者的義務，在劃分責任時，應承擔較大義務的參與者也應負主要及以上的責任，反之負次要及以下責任。確保安全義務是衡量當事人交通事故責任的標尺，這也是各行其道原則的本質。那橫過道路的行人和機動車誰應承擔的義務大呢？機動車和橫過道路的行人應承擔同等的安全義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新法既然已經明確規定了機動車應避讓橫過道路的行人，就不能簡單地將行人橫過道路的情形等同於其他借道通行的行為，即不能認為行人應承擔比機動車更大的安全義務。二是行人和機動車承擔同等的安全義務。行人應當受到保護，但行人也應當維護交通安全。個體的利益需要法律保護，但社會的利益需要每個人共同維護。行人橫過道路與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行人固然是受害者，但社會的利益也受到了侵害，行人同樣有義務維護社會的利益。在認定機動車與行人橫過道路發生的交通事故責任時，還應考慮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行人橫過道路與機動車發生事故的特殊原則的使用僅限於《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的情形，即行人在沒有交通信號的路面上橫過道路與機動車發生事故的情形，並非適用於所有行人與機動車發生的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所規定的，機動車與行人或非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後所承擔的責任，僅限於民事責任，並非交通事故責任。
第二、客觀對待不同交通參與者的交通特性。《道路交通安全法》著重保護行人和非機動車等交通環境中的弱者，同樣也強調交通參與者遵守交通法律法規。在分析機動車與行人發生的交通事故時，不但要立足於法律法規，還要客觀、具體地分析機動車與行人的交通特性。機動車相對行人來說，速度快，但操作不靈活，駕駛員在行車過程中如遇險情，控制能力低。行人則速度慢，但行動靈活，控制能力強。行人在橫過道路時，其觀察交通環境的能力強於機動車在運行中觀察行人動態的能力，在認定機動車與行人的交通事故時，不能一味強調法律條文而忽視機動車和行人的交通特性。既不能要求機動車象行人那樣靈活控制，也不能要求行人象機動車那樣行動迅速。

（四）安全原則

1、合理避讓原則。交通事故的形態千變萬化，事故原因多種多樣，交通參與者在享受通行權利的同時，如遇他人侵犯己方的合法通行權，必須做到合理避讓，主動承擔維護安全的義務。如果發生了交通事故，應怎樣分析雙方的行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呢？事故責任的劃分，先確定一方已違反了通行規定，後分析另一方如何處置，再以事故發生時雙方是否盡到了安全義務來衡量雙方行為的作用並劃分責任。
第一、一方存在過錯，其行為影響了另一方的交通安全,這是運用合理避讓原則的基本條件，如果一方沒有過錯或即使有過錯但行為沒有影響另一方的交通安全，則不適用此原則。
第二、被妨礙安全一方應該發現危險的存在卻未發現。未盡到符合其交通參與者身份的一般注意義務為標准，在盡到了一般注意義務，能夠發現危險存在的，視為應當發現，反之視為不應當發現。
第三、被妨礙一方盡到了符合其身份的義務能夠採取有效的避讓措施但沒有採取或沒有採取正確的措施。如果被妨礙方盡到了符合其身份的一般義務要求，能夠採取正確措施而沒有採取的，則適用本原則，反之不適用。
第四、被妨礙方雖有條件採取措施避讓妨礙方，但其所採取的措施不妨礙第三方的 交通安全，如果會對正常參與交通的第三方產生危險的，不適用本原則。一般來說，以各行其道原則劃分事故責任相對比較簡單，因為此類事故的路面痕跡及車輛停放位置通常能夠相對客觀地反映當事人的行為。而根據合理避讓原則，直接證據取證比較困難。雖然大多數交通事故都是民事侵權案件，但與其他民事侵權案件存在著不同，交通事故多在動態運行中發生，交通事故中各方當事人的相互作用性較其他民事侵權案件強，為使每一個交通參與者都建立維護交通安全的意識，用合理避讓原則劃分交通事故責任有其合理性。
2、合理操作原則。合理操作原則為：交通參與者在參與交通運行時，為了保證交通安全，應主動杜絕一些法律法規未禁止，但有可能存在危險隱患的行為。如果實施了上述行為且造成了交通事故，應負事故責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機動車駕駛人應當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規的規定，按照操作規范安全駕駛、文明駕駛」。首先，每個交通參與者在參與交通運行時，都有自己的操作習慣，一些習慣存在著危害交通安全的隱患，而法律不可能列舉在參與交通時可能出現的所有行為。其次，再完善的法律也難以對全部交通行為做出無遺漏的規定。在法律實施後，社會上會出現新的事物參與到道路交通運行中，這些新事物也許存在危害交通安全的隱患。適用合理操作原則認定交通事故責任，應著重考慮「雖未違法，但存在交通過錯」的行為。

（五）結果責任原則。行為人的行為雖未造成交通事故的發生，但加重了事故後果，應負事故責任，即結果責任原則。確定該原則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
第一、技術認定的客觀性。從技術的角度出發，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可分為發生原因和結果原因兩種，這兩種原因共同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結果。嚴格來說，這兩類原因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一定的區別。發生原因是主動打破交通平衡環境的因素，有一定的主動性。結果原因是在外在因素的作用下，才能造成結果的因素，有一定的受動性。這兩類原因並不是完全孤立的，有時一種原因既含有發生因素也含有結果因素。比如，貨車超載運輸硫酸，車輛在轉彎時，駕駛員因車輛超載而不能有效控制，致使車輛佔用對向車道，與對向車輛碰撞，此時超載表現為發生原因。由於車輛超載，捆綁不牢固，硫酸罐落下地面後摔裂，硫酸泄露腐蝕車輛和路面，超載在此表現為結果原因。一般認為，發生原因的作用大於結果原因，但]發生原因和結果原因在一起事故中的作用方式不盡相同，在事故中的作用大小也不能一概而論，必須從實際出發，在充分調查取證的情況下綜合考慮。交通事故認定是全面、客觀反映交通事故成因的技術認定，應該客觀、科學、公正地表述事故成
因。作為證據，當事人的過錯客觀地造成了事故後果或是造成後果的原因之一，有過錯的當事人就應該負事故責任。
第二、增強交通參與者維護交通安全的意識。 交通環境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交通參與者是其中的子系統，為了維護大系統的正常運轉，子系統必須要正常運轉，這要求每一個交通參與者都必須自覺遵守交通法律法規。任何一個違反交通法律法規的行為，都存在影響交通環境正常運轉和導致交通事故的隱患。為了保障交通安全，任何人在參與交通時都要自覺遵守交通法律法規。同時，對違反交通法律法規，違法行為是加大事故後果原因的違法者認定事故責任是非常必要的。
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經過調查後，應當根據當事人的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對導致交通事故的作用及其行為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過錯時，還應注意以下兩點：
（1）應強調駕駛人員職業上的注意義務，避免 對行人、非駕駛方的苛刻要求，留給其精神和身體以適度的自由空間。判斷駕駛人員責任時，不應僅看其是否違章（不違章不意味著已盡注意義務），還應看其是否遵守一般安全義務，因為任何發達的交通規則都不能完全概括現實交通的復雜狀況；
（2）如果雙方均未報案，一般應認定駕駛方有條件報案而未報案，使其承擔賠償責任；

如何審查事故認定書

由於事故認定過程是一項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它涉及到運動力學、刑事偵查學等多方面的知識，對認定書的審查應堅持以下原則：

（一）全面審查的原則。1．審查事故認定的程序是否合法。作出責任認定的主體資格是否適合、是否向當事人送達等。2．審查事故認定的事實與其他證據間是否存在矛盾。責任的認定應當建立在公安機關依法調查收集的證據基礎之上，也就是事故認定的事實應當與證據證明的事實是同一的。如果存在矛盾則必須對事故的責任作出重新判定。3．審查事故認定的責任是否得當。

（二）質證原則。「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必須經過庭審質證」。事故認定書作為一種證據也不例外，只有事故認定賴以成立的證據經過庭審質證無誤，才能評判責任認定的合法性、合理性。

（三）不對等原則。控辯雙方在對事故認定書的證明責任上是不對等的，事故認定書一旦被檢察機關作為證明被告人有罪的依據，在庭審過程中控方比辯方承擔更大的舉證責任。因為檢察機關作為控訴機關，不僅具有控訴職責，更具有查清案件事實的法定職責，其取得的證據也是證明案件的主要證據。因此，控方在法庭必須提供支持責任認定成立的證據。

Ⅳ 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原則1、行為責任原則，如果當事人對某一起交通事故負有責任，則必定因其由行為引起，沒有實施行為的當事人不負事故責任；2、因果關系原則；3、路權原則；4、安全原則；5、結果責任原則。
【法律依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規定承擔賠償責任：（一）機動車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雙方都有過錯的，按照各自過錯的比例分擔責任。（二）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沒有過錯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有過錯的，根據過錯程度適當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賠償責任；機動車一方沒有過錯的，承擔不超過百分之十的賠償責任。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故意碰撞機動車造成的，機動車一方不承擔賠償責任。

Ⅵ 司機跟貨拉拉屬於什麼糾紛

摘要 1.先明確司乘之間的法律關系，應該是交通運輸服務合同 。

Ⅶ 簡述法律責任的認定與歸結

1.責任法定原則。其含義包括:（1）違法行為發生後應當按照法律事先規定的性質、范圍、程度、期限、方式追究違法者的責任；作為一種否定性法律後果，它應當由法律規范預先規定。（2）排除無法律依據的責任，即責任擅斷和「非法責罰」。（3）在一般情況下要排除對行為人有害的既往追溯。

2.因果聯系原則。其含義包括:（1）在認定行為人違法責任之前，應當首先確認行為與危害或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系，這是認定法律責任的重要事實依據。（2）在認定行為人違法責任之前，應當首先確認意志、思想等主觀方面因素與外部行為之間的因果聯系，有時這也是區分有責任與無責任的重要因素。（3）在認定行為人違法責任之前，應當區分這種因果聯系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直接的還是間接的。

3.責任相稱原則。其含義包括:（1）法律責任的性質與違法行為性質相適應。（2）法律責任的輕重和種類應當與違法行為的危害或者損害相適應。（3）法律責任的輕重和種類還應當與行為人主觀惡性相適應。

4.責任自負原則。其含義包括:（1）違法行為人應當對自己的違法行為負責；（2）不能讓沒有違法行為的人承擔法律責任，即反對株連或變相株連；（3）要保證責任人受到法律追究，也要保證無責任者不受法律追究，做到不枉不縱。

Ⅷ 嘀嗒出行再現司乘糾紛，女乘客被丟在高速應急車道，目前雙方協調情況如何

目前雙方協調的情況並不是特別的滿意，因為當時乘客還有司機都主動關閉了行程錄音保護的功能，所以沒有辦法還原這件事情的全貌。不管是乘客的說法還是司機的說法，都是站在自己角度的一個片面之詞。當天具體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只有雙方知道，所以大家也沒有辦法能夠得知事情的真相。畢竟他們肯定都會站在自己的角度為自己說話的，不管是誰對誰錯，外人沒有辦法准確的知道。

其實這也不是這個公司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了，在之前也有受到過多起的投訴，也是因為被司機辱罵並且推下車。對於這樣的問題，他們公司其實早就應該要妥善的處置了，但是他們卻一直都沒有進行一個好的處理，所以名聲才這么差。

Ⅸ 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法律法規有哪些

關於多方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具體規定為：因兩方或者兩方以上當事人的過錯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一般根據其行為對事故發生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劃分其責任，即分別承擔主要責任、同等責任和次要責任。
【法律依據】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六十條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一）因一方當事人的過錯導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擔全部責任；（二）因兩方或者兩方以上當事人的過錯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據其行為對事故發生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分別承擔主要責任、同等責任和次要責任；（三）各方均無導致道路交通事故的過錯，屬於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無責任。一方當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無責任。

Ⅹ 法律責任的認定與歸結原則

法律責任的認定與歸結的原則：
1、責任法定原則：（1）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2）不得溯及既往。
2、因果聯系原則：（1）行為與損害之間的關系(2）主觀意志與行為之間的關系。
3、責任與處罰相當原則： （1）責任的性質與違法行為的性質相當 （2）責任輕重與違法行為情節相當 （3）責任輕重與主觀惡性相適應。
4、責任自負原則：禁止株連。《刑法》
第三條_ 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