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壟斷法律責任
Ⅰ 限制競爭行為要負什麼法律責任
限制競爭行為是指妨礙甚至完全阻止、排除市場主體進內行競爭的協議和行為。在我國，限制競爭行為的實容施者通常為兩類主體，一是公用企業或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二是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限制競爭行為，是指經營者單獨或者聯合實施的妨礙或者消除市場競爭，排擠競爭對手或者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限制競爭行為，既包括具有經濟優勢力量的經營者濫用其經濟實力限制他人競爭的行為，又包括政府及其部門濫用行政權力所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限制競爭行為與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關系。限制競爭行為、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均是競爭帶來的消極產物。它們不僅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而且也嚴重地損害了其他競爭者、消費者和整個社會的經濟利益，三者相互聯系、互有交叉，並沒有絕對的界限，本質上同屬破壞競爭的行為；但是，在行為方式、目的、程序等方面又存在著區別和差異。
Ⅱ 行政壟斷主要有那些例子
「行政壟斷」是中國特有的一個概念。
在標准經濟學中，只有兩個術語，一個是「政府壟斷」，一個是「政府授予壟斷」。前者是政府直接行使壟斷權力（比如酒類專賣、煙草專賣），後者是政府將壟斷經營權授予某一個企業。
中國所說的「行政壟斷」實際上就是包括了經濟學的「政府壟斷」和「政府授予壟斷」。
「行政壟斷」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一位經濟學者在討論社會經濟現象的時候，使用了「行政壟斷」的概念。後來法學界一些學者感覺中國的社會經濟現象有別於西方國家的經濟壟斷，於是借用了行政壟斷的概念，將行業壁壘、地區壁壘、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強制交易、政府專有交易看作是行政壟斷。其實在計劃經濟時代，條塊分割不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必然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憲政體制不同，各個國家都或多或少地都存在著行業壁壘、地區壁壘、政府限制交易的情形。解決這些問題主要依靠完善民主憲政體制，通過建立更加有序合理的憲政關系，解決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乃至不同部門之間的貿易障礙問題。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之前，美國各個州的商事法律規則並不一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朝野設立了一系列商事法律規則統一機構，通過起草並且向美國各個州推銷統一的商法典，來消除貿易規則障礙。換句話說，美國聯邦國會並不因為各州存在著阻礙貿易發展的不同規則，便用反壟斷法（或者反托拉斯法）來代替各個州的商業規則。各州都有權根據聯邦憲法的規定製定貿易規則，不能因為各個地方制定不同的貿易規則，而是適用反壟斷法加以制裁。 中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法律的制定權歸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各個地方機關無權制定民商事基本規則，更無權阻礙全國各地貨物的流通。如果地方部門制定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阻礙商品流通，那麼只能有一種解釋：地方權力機關已經違反了國家的法律。對地方部門的違法行為，完全可以按照現行法加以制裁，沒有必要在《反壟斷法》中具體作出規定。 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政府機關合法壟斷現象。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政企合一的體制下特殊產品或者服務專營、專賣行為，譬如郵政局的郵政專營行為、煙草專賣局的煙草專賣行為等，這些帶有壟斷性質的行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會產生變化。對這一方面的問題，可以通過修改專門法，譬如《郵政法》、《煙草專賣法》等來加以解決。 第二，國務院各部委機構改革後，設立的行政性控股公司。這一類公司的設立具有歷史特殊性。事實證明，在完善法人治理結構之後，這類公司應當盡快改造，要麼變成行業協會，成為真正的民間組織；要麼成為真正的集團控股公司，承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責任。 第三，國務院各部委設立的傳統國有公司。這類公司往往具有特定的經營范圍，在計劃經濟時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公司由於缺乏壟斷經營的法律依據，所以絕大部分成為了真正的市場主體。只要這些公司不利用行政權力參與市場競爭，那麼就應當允許它們繼續存在。 第四，地方權力機關為了發展特色經濟，促進某些產業或者某個企業的發展，利用紅頭文件的方式，限制外地產品進入，或者阻止本地企業實行跨區域的聯合。對這類現象，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已經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今後只要行政機關依照《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地方部門限制競爭行為加以處理，就可以減少甚至避免此類現象發生。 第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行為。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特有經濟現象。由於國務院將主要國有公司歸並之後，統統交給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所以，國資委擁有資產調撥、企業撤並、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重大權利。將國有資產監督委員會的行為看作是一種行政壟斷，似乎有些牽強。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作為出資人，當然可以行使股東的一切權利。但如果不對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權利加以限制，那麼有可能會出現新的行政性公司，破壞市場競爭秩序。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制定《國有資產法》，明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地位，削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撥國有企業資產的權利，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變成一個純粹的監事會，在全國人大授權的范圍內，依法對國有企業進行監督管理。 行政壟斷這個概念在多數情況下已經成為行政違法的遮羞布。如果不盡快拋棄行政壟斷的概念，繼續將違法行為看作是中性的行政壟斷行為，或者把已經違法的行為看作是將要違法的行為，那麼必然會削弱法律的價值。筆者曾經使用過行政壟斷的概念，但在進行了認真分析研究之後，認為應當盡快讓「行政壟斷」成為歷史，將行政機關的行為明確界定為合法行為和不合法行為。凡是按照憲法和行政法規定，行政機關可以行使的權力，那麼行政機關應當充分行使這些權力，確保市場競爭有序開展；凡是憲法和法律沒有授權的行為，行政機關不能越雷池半步，侵犯市場主體的權利。 極個別的學者認為行政法從正面授予了行政機關權力，反壟斷法從反面規范行政機關的權力，所以行政壟斷仍有存在的必要。在我看來，我國行政法不僅規定了行政機關權力的邊界，而且對行政機關及其官員違法應當承擔的法律後果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反壟斷法不需要對行政機關的行為作出規定。 在起草《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過程中，針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行政機關限制競爭行為和公用企業利用優勢地位阻礙競爭的行為，立法機關已經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反壟斷法》（草案）針對這兩種行為重新作出規定，似乎是為了回應社會各界對《反壟斷法》（草案）的批評。這樣的立法方式未嘗不可。今後可以修改《反不正當競爭法》，取消其中關於政府限制競爭行為和公用企業濫用優勢地位的規定，進一步理順我國競爭法律體系，建立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競爭法律制度。 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促進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全國市場自由流動」，其中並沒有提到行政壟斷的概念。行業壟斷的產生，既可能是由於市場競爭的結果，也可能是由於行政機關違法插手干預所造成的。解決行業壟斷問題，應當更多地藉助於修改法律，發揚民主等手段，而不應該寄希望於通過反壟斷法解決問題。譬如，關於我國的郵政企業的專營范圍問題，完全可以通過修改郵政法，打破郵政企業壟斷，促進我國郵遞業務的市場競爭。《反壟斷法》應當成為反壟斷的基本法，但是要想徹底解決壟斷問題，必須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性法規或者專門性法律，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反壟斷法》的作用。如果希望畢其功於一役，而沒有考慮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處的特殊階段，那麼立法進程就會延誤，立法難度就會增加。當然，筆者希望通過制定《反壟斷法》，將各種壟斷因素都能考慮進去，但在憲法體制尚需完善的今天，規范各種阻礙競爭因素的《反壟斷法》可能永遠無法出台。所以，將《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局限於經濟壟斷的領域，才是正確的選擇。
Ⅲ 行政壟斷的原因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競爭也在逐步成熟。但是，由於長期的歷史原因，原有體制中的行政化、官本位權力機制，也在變異中開始尋求新的環境土壤。加之由於中國尚處於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探索時期，相關的法律規制還很不完善。於是，原有的行政壟斷權力依託極不健全的市場機制，尋找到了新的生存機會和條件。綜合起來，造成行政性壟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中國的政企分離還不夠徹底。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的政府與企業長期聯系在一起，政府管企業、企業同時依賴政府這種落後的模式是中國過去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的產物。進入市場經濟以來，中國推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其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實行政企分離制度。但是，在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時期，中國的政企分離是不夠徹底的。企業經營機制及經營觀念尚未徹底改變，部分企業熱衷於對政府的依賴，習慣於聽從政府的指揮和安排，遇到問題不是按市場經濟的要求自己處理，而是找政府，這無疑給政府濫用權力找到了適當的借口。而且，在改革中，雖然政府開始轉變職能，但政府職權的重新界定和政府部門間的許可權分工一時還難以讓人准確把握，這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脫節或相互沖突，也給行政權力的濫用造成了可乘之機。
2、現有的財政政策造成了地區、部門利益的強化。
任何扭曲的社會現象都是和經濟利益相關聯的。改革開放後，地區、部門利益日趨突出，尤其在實行財政分灶吃飯後，本地、本部門企業的經營好壞，直接影響到財政收入的高低，而本地區財政收支的狀況，直接與本地管理者的經濟收入相關。這種企業效益與財政收入高低的關連性，使企業的生產經營成為政府必須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實踐中，當企業在競爭中缺乏競爭力、經濟效益受到威脅，政府、部門往往不是幫助企業通過正確的市場決策增強競爭能力，盡快適應市場，而是直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排斥或阻礙外地同類企業或外部門企業參與競爭。為達到較好的地方財政狀況而追求地方、部門利益的慾望，是行政性壟斷產生的內在動力，是行政性壟斷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如今，地區、部門利益的強化更是出現了分散化的趨勢。這種狀況不改變，將會導致更為復雜的行政混亂和壟斷態勢。
3、產業結構不合理。
原有的高度集中統一領導的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所造成的影響依然存在，加之改革開放後曾經出現經濟過熱現象，國家宏觀調控一時又無法跟上，從而導致重復布局、重復生產，使各地的產業結構呈現出較為嚴重的趨同現象。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原材料、成品的供需矛盾趨向尖銳，競相抬價、競相壓價、競相搶購的現象時常發生。在此過程中，為了保護地方、部門利益，政府或政府部門通過行政命令或制定地方政策等手段，保護本地的原材料、產成品，保護本地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經濟利益，最終形成地方封鎖或部門封鎖。所以，這也是造成行政性壟斷的一個重要原因。
4、相關法律制度不夠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個方面得法律制度趨於健全和完善。但是，不應忽視的是，中國現行的法律對政府的約束力是非常有限的。還有，中國缺乏對行政性壟斷的法律規制。在諸多已頒布的法律中，政府都不是行為的主體。現行法律對政府的行為模式、法律責任的規范嚴重不足，對於政府濫用職權、發布壟斷命令等行為缺乏必要的監督和懲治措施。一些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往往要求別人嚴格守法，而自己卻不能起到守法的模範作用。民主法制化程度不高、現行法律規范不足為政府部門凌駕於法律之上，實施行政性壟斷提供了客觀上的條件。
Ⅳ 政府與壟斷之間的關系
一、充分認識《反壟斷法》規制行政性壟斷的意義
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為行文方便，將「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簡稱為「行政性壟斷」)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消除行政性壟斷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國家不斷改善政府調節經濟職能、實現和維護經濟民主的過程。因此，在政府行政干預和市場競爭機制之間設立一道防火牆不僅必要，而且可行。而以反壟斷法對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行為進行直接規制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它已成為各國競爭法治的共同趨勢。認識這些有利於法律的具體實施並彌補立法的不足。中國《反壟斷法》以專章形式規制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的行為，創立了反壟斷立法史上較為獨特的模式。這不僅是我國深化市場經濟體制、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立法選擇，也是經濟民主制度走向更加健全的必要法治保障。
根據《反壟斷法》的規定， 行政性壟斷的主體被規定為是「政府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行政性壟斷的行為是上述主體「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其中既包含具體的行政行為，也包括抽象的行政行為。行政性壟斷的主要表現形式包括：政府通過濫用行政權力，以設定歧視性資質要求、評審標准或者不依法發布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參加本地的經營活動；採取與本地經營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在本地投資或者設立分支機構；強制經營者從事本法所規定的壟斷行為。《反壟斷法》重點列舉的行政性壟斷以地方保護為最甚。這種行為大多是通過政府制定和發布不公平的文件實施的。地方政府採取貿易壁壘阻止外地商品進入本地市場進行競爭。以行政權力分割市場、設置障礙，利用稅收、價格、信貸、工商管制、質量監督等行政手段，對商品流通的地域、資金、技術、人員的流動和企業跨地區聯合進行限制。政府行政權力大量進入市場層面，使得原本並不利於企業自主經營的行政干預，這時卻成了本地企業的保護神。政府機關以合法擁有的投資權、資源權、財政許可權制外地經營者的活動，使其支持的企業得以壟斷經營，並獲取高額利潤。 這種行政性壟斷給社會經濟秩序和消費者帶來的損害與市場壟斷沒有什麼兩樣。
由此可見，《反壟斷》法上規定的行政性壟斷其實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行政行為，而是一種與地區或部門的經濟利益緊密相連的、帶有行政性質的市場行為。只要仔細觀察我們身邊濫用行政權力限制排除競爭的現象就可看到，凡是行政性壟斷肆虐的地方和部門，就一定存在政府庇護下的利益集團私利的膨脹，否則就不會存在行政性壟斷。 某市舊車回收市場壟斷的案例就是典型。 行政性壟斷表面上是政府的行政行為，但公權力的行使帶有明顯的經濟目的，為了實現一定利益團體(地方或部門)的私有利益，政府的行政權力超越了其應有的界限，向市場進行行政性壟斷實質上是政府不當干預市場經濟的典型表現，是為了一定的私利而動用公權的一種異化的行政行為。從本質上講，行政性壟斷是一種公權力與私權利結合謀取不當利益的反競爭行為，它肇始於私權獲取壟斷利益的需要，卻藉助了公權的力量得以實現。在「形式合法」、「程序正當」的掩蓋下所出台的具有限制競爭和排除競爭效力的政府法規、行政命令或措施，使市場競爭機制受到了遠比經濟性壟斷更甚的損害，對於這些看似行政，又非行政的壟斷行為，人們沒有理由不懷疑隱藏其形式背後的真實目的。
上述情況表明，政府行政行為已深深滲透到市場經濟領域，這種行政行為不能通過簡單的行政命令方式予以制止，但又非依靠市場競爭的機制可以自行消除。正由於它兼有公權力和市場力量的雙重性能，才必須要以維護市場競爭機制為宗旨的法律——現代競爭法對其進行規制才最為有效，也具實際意義。
二、《反壟斷法》規制行政性壟斷是市場經濟的客觀需求
曾經有人主張，行政性壟斷只是經濟轉型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特有的現象，以此質疑《反壟斷法》規定「行政性壟斷」的必要性。以筆者的研究表明，政府公權力和市場力量在限制競爭方面相互結合的現象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所共有的。即使是市場經濟相當成熟的國家，也同樣不可避免地出現這種公權力與私權利結合產生的政府限制競爭行為(即我們所說的行政性壟斷)。日本在地方建築項目的招投標中頻頻出現政府指定招標，或者政府與某些投標者勾結的事件，遭到公平交易委員會(JFTC)的制裁已經不是偶爾的現象。由於政府官員的行為被認為構成了「在操縱投標過程中的限制或防止行為」定義下的操縱投標行為，JFTC要求市長依據《獨占禁止法》的規定，採取必要措施來確定並防止所涉限制競爭的行為。 美國在反托拉斯法訴訟中概括了公權力和市場力量結合限制競爭的幾種類型，如：私人引誘政府作出的限制競爭的行為、政府部門制定限制競爭的政策和制度的行為以及經政府批准同意的由私人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它們都被納入了反托拉斯法的規制范圍。 歐共體對政府權力濫用的規制更加凸顯，在《歐盟競爭法(羅馬條約)》第86條中，規定成員國不得對其國有企業以及其他享有特權或者專有權的企業採取背離歐共體條約，特別是背離歐共體競爭政策的任何措施。 從國際競爭的角度來看，國家的公權力和私人壟斷結合的壟斷行為更是受到密切的關注，私人企業游說政府通過有利於少數利益集團的政策就是這種權力結合的典型， 國際社會出現以競爭法律約束濫用政府權力和私人權利結合限制競爭的發展趨勢。 在WTO談判中對於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下建立競爭規則的提議，正是對這種趨勢的回應。
反對行政性壟斷之所以是世界性的共同話題，其原因在於現代國家職能轉變過程中出現的「政府失靈」——政府不當干預經濟。雖然在「市場失靈」之後，人們看到政府可以成為調節經濟的力量，但政府職能的全面轉變造成的另外一個後果就是直接導致行政權力有機會進入市場。一旦政府的公權力普遍且深度介入市場時，政府(或其授權的組織)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誇大和促進與它有著利益關系的經濟單位的發展。 這就「潛在地存在著嚴重擾亂經濟生活和扭曲資源配置的可能性，造成市場經濟的效率降低」。 正如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選民總是把選票投給能為他們帶來最大預期利益的人」。 因為他們懂得，獲得政府的政策援助要比得到某些直接的經濟支持更為重要。因此，不管在哪個國家，經營者都具有這種向政府靠攏的意願和實踐。同時由於政府決策者與市場決策者一樣，也是由「理性人」組成的經濟人，政府官員同樣會運用他們的權力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經濟學理論看來，政府的公共選擇與私人選擇並沒有實質性的差別。那種把政府及其官員視為完美無缺的假設是錯誤的，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向利益集團靠攏的傾向也十分明顯。當雙方的利益互相吸引並達成一致時，就會出現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地方保護主義等行政性壟斷現象。表面上看，政府通過某些形式合法的「法令」等促進某些地區(或行業)企業的發展，但「實際上可以將它看作是政府官員和私人團體之間達成的限制競爭的協議」。
與我國相似的經濟轉型國家普遍把行政性壟斷納入《反壟斷法》的規制范圍，其根本原因也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產生的。把這種公權與私權結合的壟斷方式規定進去，直接明確行政主體濫用公權力限制市場競爭的法律，
而不必僅因關注行政行為程序和形式的合法性導致難以確定其限制競爭性質的違法性， 這是具有時代性意義的必然選擇，絕非權宜之計。我們注意到俄羅斯、匈牙利、烏克蘭等國家的《反壟斷法》中把聯邦政府和部門都納入了法律規制的范圍，表明了這不僅是深化體制改革的需要，更是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的需要。正如著名競爭法專家、美國紐約州立大學FOX教授所評價的，反壟斷法規制行政性壟斷體現了法律發展的趨勢，中國規制行政性壟斷的立法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反壟斷法。
我們的結論就是：只要一個國家的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就有可能存在政府失靈。而當這種「政府失敗」與「市場失敗」一樣嚴重影響市場的競爭秩序時， 政府機關、國有企業以及各種授權承擔管理職能的公共組織就應當順理成章地成為競爭法的調整對象。 這是政府幹預經濟造成的行政行為經濟化對法制的客觀需求。在政府幹預和市場運行之間砌起一道防火牆是必不可少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有效規制行政性壟斷，事實證明，反壟斷法是規制行政性壟斷的有效途徑。 因此，中國在《反壟斷法》中專章規制行政性壟斷無疑是必然的選擇，從而也是一種明智和正確的選擇。
三、有效規制行政性壟斷的制度訴求
由於立法傳統和國情不同，各國對行政性壟斷採取的規制方式也不同。可分為「統一規制型」和「分別規制型」。前者並不區分行政性壟斷與其他壟斷之間的差異，一並適用反壟斷法，因為他們認為政府的限制競爭措施和私人限制競爭措施在性質和後果上完全一樣；後者設定專門章節或條款，單獨規制行政性壟斷。大多數經濟轉型國家幾乎一致地採用後者，這表明在這些國家由於體制的原因，在現有憲法與行政法律框架內尚不足以有效約束行政權力在經濟領域中的擴張而引起的限制市場競爭行為，對行政性壟斷的規製成為共同而迫切的任務。把行政性壟斷單獨列出進行規制，是因為它是實現經濟轉型、建立市場競爭機制的最大障礙， 有理由在《反壟斷法》中設計直接對應的條款，以該行為對市場競爭造成的實質性影響為標准來判斷該行政行為的性質，從而對限制競爭的政府行為(包括政府文件)進行審查和處理。競爭法要比以「授權和控權」為核心的行政法律更加有效地判斷行政權力是正當行使抑或濫用。毫無疑問，通過分別立法規制行政權力濫用的模式對中國反行政性壟斷具有重要意義。把《反壟斷法》作為反行政性壟斷最直接的制度依託，通過對權利義務、法律責任、訴訟程序、賠償制度等設計，激勵社會公眾抵抗行政權力不當進入市場的熱情，有效遏制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如美國著名競爭法學者艾琳娜教授認為，「當制訂者對限制行政權力濫用的規則應該放在法律體系中的什麼位置不很確定的話，那麼將該條款放在反壟斷法中可能是最有效的做法」。
要有效實施《反壟斷法》對行政性壟斷的規制，在制定實施細則和未來的執法和司法中還存在需要彌補和完善的地方。
(一)關於確定行政性壟斷的適用范圍
《反壟斷法》規定了兩類主體適用行政性壟斷：一是行政機關；二是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但是從中國社會經濟的實踐來看，實施行政性壟斷的主體似乎還要復雜些。
第一，自然壟斷行業與行政壟斷的關系。《反壟斷法》規定了「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可以得到豁免；同時，法律又規定了該等企業「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損害消費者利益」，「國家對其經營活動進行監管」。 眾所周知，自然壟斷行業大多屬於上述豁免范圍，而且普遍政企不分。國家的行業監管部門監管並不奏效。不僅因為監管者與經營者存在著直接的利益關系，還因為市場化的改革使得它們比私人企業具有更強烈的壟斷趨勢。這里行政性壟斷和市場壟斷交織在一起，不易區分。當壟斷行為發生時，是實施豁免還是作為行政性壟斷處理?是由監管部門處理還是由反壟斷執法部門處理?如果是共同管轄，又以哪個為主?這些在未來法律實施中需要進一步明確。
第二，行業協會與行政壟斷的關系。《反壟斷法》規定「行業協會不得組織本行業的經營者從事本章禁止的壟斷行為」，可見對行業協會限制競爭的負面功能保持了足夠的警惕。但目前大部分行業協會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是國家職能部門的延伸或其組成部分。行業協會大多採用「內部決議」、「不服從將受行業處罰」的方式實施統一行為，對成員企業具有很強的約束力。這種與行政性壟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性質，實際上應當列入行政性壟斷的主體，即「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以不能「濫用行政權力，強制經營
者從事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的名義對之加以規制，有利於預防行業協會組織限制競爭行為的發生。
(二)關於行政壟斷行為的法律責任
《反壟斷法》第51條規定，違法者將被上級機關責令改正這種行為，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顯然，這僅僅是在行政系統內的自我監督責任形態，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的經驗表明了這種責任形態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採用更加有效的責任形式。
首先，當行政機構對經濟活動實施了不當干預時，應當借鑒俄羅斯的經驗，賦予反壟斷法執法機構有直接提起訴訟的權力，通過司法糾正行政行為。尤其是對於政府抽象行政行為的撤銷更為重要， 因為行政壟斷「賦予」某些經營者的「市場地位」是通過行政程序進行的，具有永久(至少是長久)性和不可替代性。它無法隨市場機制的成熟而消除。因此，必須在行政性壟斷訴訟中，通過司法審查制度加以消除，才能有效制止和防範。
其次，處罰依靠行政性壟斷獲益的經營者。設定對「受益者」的罰沒違法所得和行政罰款的責任， 有利於使那些已經或者企圖依傍行政權力的庇護或指定交易進行不公平交易，從而獲取高額利潤的經營者受到足夠的阻卻，起到制止行政性壟斷的效果。
再次，建立受害者的民事賠償制度。依照《反壟斷法》第50條規定，「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實施細則可以當然的解釋為該條適用於行政權力濫用限制競爭的行為。如果可以這么解釋的話，消費者和被排擠的生產者就有動力去檢舉違法行為並且訴諸《反壟斷法》的保護，這會大大提高救濟的效率。
(三)關於《反壟斷法》執法機構的處罰建議權
《反壟斷法》對行政性壟斷行為規定了反壟斷執法機構的處罰建議權，「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向有關上級機關提出依法處理的建議」。但反壟斷執法機構如何運用權力來鑒別認定對市場競爭進行排除和限制的違法行政行為需要明確。在界定限制競爭後果時，建議應根據受惠方與受害方(即獲得行政庇護的行業企業與受到排擠的行業企業)之間的損益關系進行確定。對限制競爭後果的消除方式應以撤銷行政規定為主。
四、結束語
《反壟斷法》的頒布，為規制行政壟斷提供了明確的界限和可行的手段，但是，《反壟斷法》實施的任務相當繁重。要有效實施這一法律，尚需建立一系列配套的制度。筆者認為，有兩個方面是需要加強的：一是對於政府行政行為的事前檢查審議制度，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運用競爭法原則作為工具，對政府文件和產業政策等進行審查的經驗值得借鑒；另一個就是競爭文化的建設與普及，努力培育政府和企業公平競爭的理念，消除經濟特權。如果缺失對行政壟斷加以約束和制裁的社會文化認同，行政性壟斷的規制是不會有效的。
Ⅳ 行政壟斷主要包括什麼經濟法多選答案產品質量發生損害賠償
（1）行抄政責任：責令停止違法行襲為、沒收違法所得、罰款、限期恢復原狀等形式；（2）民事責任：停止侵害、賠償損失（最主要）；（3）刑事責任：要注意《反壟斷法》本身未對壟斷行為規定刑事責任，僅對阻礙、拒絕反壟斷執法機構審查、調查行為以及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或者泄露執法過程中知悉的商業秘密兩種，規定了刑事責任。
禁止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1）.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價購買商品
（2）.沒有正當理由，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
（3）.沒有正當理由、以間接方式拒絕交易
（4）.沒有正當理由，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或者只能與其指定的經營者
進行交易
（5）.沒有正當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時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條件
（6）.沒有正當理由，對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在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差別待遇
（7）.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認定的其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Ⅵ 為什麼地方封鎖行為又叫行政壟斷行為
經濟體制改革是規制行政性壟斷行為的動因之一，法律制度的完善是解決行政性壟斷行為的重要措施，行政性壟斷行為的最終解決還要依託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完成。
行政性壟斷行為在我國《反壟斷法》中被稱為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其中「濫用行政權力」是指該行為既不屬於政府為維護社會經濟秩序而進行的正常經濟管理活動，也不屬於政府為實現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而採取的產業政策、財政政策等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排除、限制競爭」則是這種濫用行為的後果。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的構建和完善與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與我國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競爭法的產生與發展進程同步。經濟體制改革是規制行政性壟斷行為的動因之一，法律制度的完善是解決行政性壟斷行為的重要措施，行政性壟斷行為的最終解決還要依託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完成。
一、以政策、文件為主規范行政性壟斷行為的調整階段（1978~1992）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1978年到1984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啟動，局部試驗階段；1984年到1992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探索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的啟動使地方政府具有獨立的利益，而這個獨立利益的出現使地方政府有了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初的動機。例如，我國在財政體制上實行了財政分權和行政分權，擴大了地方和行業的行政權力，本地區、本部門企業經營的好壞，也直接影響到地方財政收入的高低。當本地區的企業競爭乏力，經濟效益下降，政府和部門往往不是用市場的手段增強企業的競爭力，而是用行政命令，排斥、限制、阻礙外地或者部門外企業的進入。這種地方部門利益強化帶來的追求本地本部門利益的慾望，是產生行政壟斷，特別是地方保護主義的重要動力。
由於行政性壟斷行為是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國家所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國務院關於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1980年7月1日）就作出了「要尊重企業的自主權，不要搞不合理的行政干預」的規定。而《國務院關於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1980年10月7日）更是首次提出了反壟斷特別是反對行政壟斷的任務，認為開展競爭必須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在此以後，國務院以不同的形式頒布了一系列反對行政性壟斷行為的法規和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1984年12月3日）反對權力經商。再如，國務院《關於打破地區間市場封鎖進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1990年11月10日）也明確指出，「各地區、各部門應自覺制止和糾正地區封鎖的錯誤做法，集中力量抓好經濟結構的調整。……在本通知發布後仍繼續搞地區封鎖的，要追究有關領導者的責任。」
在這一階段，盡管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已經開始初步形成，但主要是通過通知和規定的方式來反對地方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由於這些法律文件的效力層次絕大多數較低，欠缺應有的權威性，沒有提升到法律的高度，也沒有具體的關於法律責任條款，在適用中可操作性很差。因此，盡管國務院在這個階段多次下達文件，反對地方保護主義，可是行政性壟斷行為在我國仍很普遍。
二、以《反不正當競爭法》為主規范行政性壟斷行為階段（1993~2007）
1993年到2001年是我國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以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為標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2002年到2007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則進入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我國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同時，也大力推進法治建設的步伐。在1993年到2007年這一時期，國家制定了大量的與規制行政性壟斷行為有關的法律、法規。為了推行依法行政，先後出台了國家賠償法（1994年）、行政處罰法（1996年），行政復議法（1999年）、行政許可法（2003年）等；為了對特定領域的行政性壟斷行為進行規制，出台了《招標投標法》（2000年）、《葯品管理法》（2001年）等。特別是1993年出台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7條和第30條把行政壟斷行為作為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了專門規定，《國務院關於禁止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的規定》（2001年4月21日）也明確禁止典型的地區封鎖行為，國務院《關於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決定》（2001年7月16日）規定要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行業壟斷。在這個階段，我國形成了以《反不正當競爭法》為主，其他法律、法規、文件配合，對行政性壟斷行為進行規制的格局，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也由政策調整階段過渡到法律調整階段。
我國這一階段的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上述規則零散在眾多的《暫行規定》、《決定》、《通知》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沒有形成一個專門和完整的法律制度，甚至有些規定僅僅是表達了政府的一種意向，沒有法律責任的規定，法律適用中沒有可操作性。在這一時期，我國《反壟斷法》的立法工作就被提上議事日程，而對於如何規制行政性壟斷行為問題爭議頗多，幾經反復。
三、以《反壟斷法》為主規范行政性壟斷行為階段（2007~）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的要求，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仍處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為第6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並具體指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著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規范行政行為，加強行政執法部門建設，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
2007年，我國《反壟斷法》的出台則標志著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進入到新的階段，《反壟斷法》對行政性壟斷行為以專章的形式對行政性壟斷行為進行具體列舉並禁止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盡管我國《反壟斷法》關於行政性壟斷行為的處理模式問題，一直是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的。例如有觀點認為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根本沒有必要規定在《反壟斷法》中，因為這不是《反壟斷法》能夠解決的問題；有觀點認為，當行政主體濫用行政權力消除或限制競爭時，《反壟斷法》應將其與其他市場主體一樣看待；還有學者認為《反壟斷法》設計的行政性壟斷行為的法律責任沒有威懾性和實質作用，是立法的一種妥協。但無論如何，我國《反壟斷法》以專章的形式對行政性壟斷行為進行了列舉式的規定，已經從目的、原則、具體行為表現和法律責任等方面構建起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我國《反壟斷法》實施後，作為行政性壟斷行為的執法機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又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程序規定》（2009年7月1日施行），使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日漸完善。當然，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本身和實施還存在諸多問題亟需解決。
四、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演進歷程的幾點啟示
第一，行政性壟斷行為的產生及規制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的研究要有宏觀的視角。行政性壟斷行為是計劃經濟之後政府部門仍然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志統治市場的表現，是計劃經濟的一種殘留形式。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由於適應市場經濟的政府管理體制在建成和完善之中，計劃經濟中政府幹預微觀經濟活動的做法也不能完全消失。盡管我國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但是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的路徑依賴性質和意識形態剛性，地方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職能沒有完全釐清，地方政府應該干什麼，怎麼干不太明確。政府決策中，傳統計劃經濟管理方式比較普遍。政府常常越位，替代市場，干預市場微觀主體決策。因為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沒有準確的定位，而地方政府又不可能主動削弱自己的權利，反而會利用這種模糊性強化已有的權利。錯位的權利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導向下，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性壟斷行為就不可避免。因此，與其將行政壟斷歸為壟斷問題,毋寧歸為體制問題，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嚴格說來還需要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加以解決。當前我國《反壟斷法》
對行政性壟斷行為的禁止既是國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手段，也是推動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催化劑，而政治體制改革對政府管制的遏制，則可以減少行政壟斷產生的基礎。
第二，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的完善從某個角度使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經濟法與行政法的互動性與協調性。行政性壟斷行為是「行政權的濫用」，行政法對其必然會加以治理與防範，同時，行政性壟斷行為造成的結果是對公平、自由競爭的限制和消除，也必然受到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己任的經濟法的規制。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協調與互動對於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行政性壟斷行為在實施中經常會通過地方各級政府行政機關或經濟行業部門行政管理機關發布的或明或暗的自上而下的在一定區域內或在一定行業部門內有約束力的經濟命令的方式而實現，這種具有制度性壟斷特徵的濫用行政權力限制或阻礙競爭的抽象行政行為雖在《反壟斷法》中受到禁止，但是如何對這種抽象行政行為進行規范還有賴於我國行政法的發展和《行政訴訟法》的修改。在法學與社會學、經濟學的聯系日漸緊密的今天，法學領域里各個學科一定會呈現出互動甚至融合的趨勢，某一個法律部門是否獨立，或某一個行為歸屬哪一個學科調整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應該是規制目標是否能夠實現。事實上，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需要經濟法與行政法的互動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這種互動也當然還包括經濟法與憲法、訴訟法等法律部門的互動。只是由於行政法與經濟法在調整對象等問題上長期存在的爭執，其互動性反而往往容易被忽略，而對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的梳理和構建則明顯地表明這兩個學科的互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第三，行政性壟斷行為的根除不是《反壟斷法》一部法律所能完成的任務。行政性壟斷行為的成因非常復雜，與財政管理體制、政府職能定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產業政策、區域發展政策、幹部人事制度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密切相關。我國反壟斷法對行政性壟斷行為的規制是從維護競爭的視角展開的，其規制本身並不排斥甚至需要其他法律和其它調控手段對行政性壟斷行為的規制。根治行政性壟斷行為這一頑疾,需要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各個相關部門法的綜合運用,是憲法、行政法、經濟法以及訴訟法的共同任務和共同課題。只有樹立一個綜合的法律治理理念,破除用單一方法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思路,才可能最終消除行政性壟斷行為。因此，對於行政性壟斷行為的規制不是《反壟斷法》一部法律的出台和實施就能解決的。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在《反壟斷法》出台後仍然面臨許多挑戰，這些挑戰可能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而新出現的，也可能是原來一直存在而仍未解決的。例如，無論試圖通過行政訴訟還是反壟斷訴訟來制止行政性壟斷行為，都面臨著如何設計行政性壟斷行為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問題。我國現有對行政性壟斷行為的規制方法是沿襲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但責令改正和行政處分兩種方法明顯過於簡略和無力，基本未起到威懾違法者的作用，實施效果不容樂觀。而依據《國家賠償法》和《反壟斷法》第50條，受害人的民事賠償制度是否能夠構建起來，依據《行政訴訟法》和《反壟斷法》，經營者能否直接提起行政訴訟等都還是待定的問題。這些挑戰的存在意味著我國禁止行政性壟斷行為制度雖然已經歷經了漫長的三十多年歷程，但是我國法律對行政性壟斷行為的規制仍是任重而道遠。
Ⅶ 行政壟斷的概念和特徵
「行政壟斷」是中國特有的一個概念。
在標准經濟學中，只有兩個術語，一個是「政府壟斷」，一個是「政府授予壟斷」。前者是政府直接行使壟斷權力（比如酒類專賣、煙草專賣），後者是政府將壟斷經營權授予某一個企業。
中國所說的「行政壟斷」實際上就是包括了經濟學的「政府壟斷」和「政府授予壟斷」。
「行政壟斷」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一位經濟學者在討論社會經濟現象的時候，使用了「行政壟斷」的概念。後來法學界一些學者感覺中國的社會經濟現象有別於西方國家的經濟壟斷，於是借用了行政壟斷的概念，將行業壁壘、地區壁壘、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強制交易、政府專有交易看作是行政壟斷。其實在計劃經濟時代，條塊分割不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必然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憲政體制不同，各個國家都或多或少地都存在著行業壁壘、地區壁壘、政府限制交易的情形。解決這些問題主要依靠完善民主憲政體制，通過建立更加有序合理的憲政關系，解決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乃至不同部門之間的貿易障礙問題。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之前，美國各個州的商事法律規則並不一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朝野設立了一系列商事法律規則統一機構，通過起草並且向美國各個州推銷統一的商法典，來消除貿易規則障礙。換句話說，美國聯邦國會並不因為各州存在著阻礙貿易發展的不同規則，便用反壟斷法（或者反托拉斯法）來代替各個州的商業規則。各州都有權根據聯邦憲法的規定製定貿易規則，不能因為各個地方制定不同的貿易規則，而是適用反壟斷法加以制裁。
中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法律的制定權歸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各個地方機關無權制定民商事基本規則，更無權阻礙全國各地貨物的流通。如果地方部門制定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阻礙商品流通，那麼只能有一種解釋：地方權力機關已經違反了國家的法律。對地方部門的違法行為，完全可以按照現行法加以制裁，沒有必要在《反壟斷法》中具體作出規定。
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政府機關合法壟斷現象。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政企合一的體制下特殊產品或者服務專營、專賣行為，譬如郵政局的郵政專營行為、煙草專賣局的煙草專賣行為等，這些帶有壟斷性質的行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會產生變化。對這一方面的問題，可以通過修改專門法，譬如《郵政法》、《煙草專賣法》等來加以解決。
第二，國務院各部委機構改革後，設立的行政性控股公司。這一類公司的設立具有歷史特殊性。事實證明，在完善法人治理結構之後，這類公司應當盡快改造，要麼變成行業協會，成為真正的民間組織；要麼成為真正的集團控股公司，承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責任。
第三，國務院各部委設立的傳統國有公司。這類公司往往具有特定的經營范圍，在計劃經濟時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公司由於缺乏壟斷經營的法律依據，所以絕大部分成為了真正的市場主體。只要這些公司不利用行政權力參與市場競爭，那麼就應當允許它們繼續存在。
第四，地方權力機關為了發展特色經濟，促進某些產業或者某個企業的發展，利用紅頭文件的方式，限制外地產品進入，或者阻止本地企業實行跨區域的聯合。對這類現象，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已經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今後只要行政機關依照《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地方部門限制競爭行為加以處理，就可以減少甚至避免此類現象發生。
第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行為。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特有經濟現象。由於國務院將主要國有公司歸並之後，統統交給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所以，國資委擁有資產調撥、企業撤並、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重大權利。將國有資產監督委員會的行為看作是一種行政壟斷，似乎有些牽強。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作為出資人，當然可以行使股東的一切權利。但如果不對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權利加以限制，那麼有可能會出現新的行政性公司，破壞市場競爭秩序。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制定《國有資產法》，明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地位，削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撥國有企業資產的權利，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變成一個純粹的監事會，在全國人大授權的范圍內，依法對國有企業進行監督管理
Ⅷ 所有的壟斷行為都是違法的嗎
不一定，要看情況而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三條 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包括：
（一）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
（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
如果經營者能夠證明所達成的協議具有法定正當性，這些協協則不受反壟斷法禁止。所謂法定正當性，是指符合法律規定的豁免情形。根據我國《反壟斷法》規定，具有法定正當性的情形有：
(1)為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
(2)為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增進效率，統一產品規格、標准或者實行專業化分工。
(3)為提高中小經營者經營效率.增強中小經營者競爭力。
(4)為實現節約能源、保護環境、救災救助等社會公共利益。
(5)因經濟不景氣，為緩解銷售量嚴重下降或者生產明顯過剩。
(6)為保障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中的正當利益的。
(7)法律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情形。上述(1)～(5)種情形，經營者還應當證明所達成的協議不會嚴重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並且能夠使消費者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才能夠滿足法定正當性要求。
(8)行政壟斷法律責任擴展閱讀
國家對壟斷行為的控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九條 國務院設立反壟斷委員會，負責組織、協調、指導反壟斷工作，履行下列職責：
（一）研究擬訂有關競爭政策；
（二）組織調查、評估市場總體競爭狀況，發布評估報告；
（三）制定、發布反壟斷指南；
（四）協調反壟斷行政執法工作；
（五）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職責。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的組成和工作規則由國務院規定。
第十條 國務院規定的承擔反壟斷執法職責的機構（以下統稱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依照本法規定，負責反壟斷執法工作。
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根據工作需要，可以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相應的機構，依照本法規定負責有關反壟斷執法工作。
Ⅸ 行政性壟斷具有哪些特徵
首先,從行為主體看,行政性壟斷行為的實施者是政府及其所屬部門,而非市場中的經營者或競爭主體.這是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的一種具體表現.由於政府機關與一般經營者相比具有特殊的地位與職能,從而決定了其對競爭的限制與妨礙是嚴重的,而對其進行調整與規制又是有難度的.這就需要在對行政性壟斷進行法律調整時,應結合我國國情,針對其主體特點,進行立法創新,採取與制止經濟性壟斷不同的規制辦法,以實現對行政性壟斷的有效治理.
其次,從形成原因及對競爭的作用情況看,行政性壟斷是行為主體通過行政手段將行政管理權直接或間接地作用於經濟競爭活動而產生的,它的優勢來源是行政權力,而非經濟性因素.經濟性壟斷則是由市場主體通過參與市場競爭,運用各種競爭策略與手段,獲取市場力量的集中與經濟能力的增長而形成的,它是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其整個形成過程中,主體內部的經濟性優勢起著決定性作用,包括規模經濟優勢、專利技術優勢、產品差異優勢、售後服務體系優勢等.一般來說,其在達到非法壟斷之前,多是依靠自己的經濟實力去參與公平的市場競爭,經歷優勝劣汰的考驗,逐步在市場中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這一形成過程本身充滿了以競爭求生存、求發展的合理因素,即使在達到壟斷之後,也難說就當然的不合理,只是當著主體濫用優勢地位限制競爭的正常進行時,法律才予以規制.而行政性壟斷則完全不同,它始終是由非經濟性的行政權力發揮作用的,其作用的經濟主體往往達不到規模優勢的水平,技術、設備也未必先進,經營的又多是缺乏替代品的產品,於是,就會形成這樣一種狀況：即這些主體本身的經營狀況很可能是低效和落後的,而卻又憑借行政壟斷獲取豐厚的利潤.這一狀況清楚地反映出行政性壟斷對競爭過程的扭曲和對競爭結果的破壞.
第三,從危害結果看,行政性壟斷除具有經濟性壟斷所造成的諸如限制、破壞公平競爭,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率、經營管理低效率、動態技術低效率等損害後果外,還使市場自身的運行規則屈從於行政干預,喪失其協調生產布局、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整體經濟效益的調節功能,人為設置市場壁壘,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並助長行業不正之風,增加幹部以權謀私的空間,誘發腐敗,引起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降低,甚至導致嚴重的社會隱患與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