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慣例的法律效力簡述
『壹』 涉及保函法律效力的國際慣例是什麼
聯合國海上貨物運輸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onthe Carriage of GoodsbySea,1978),簡稱Hamburg Rules漢堡規則。
1978年3月6日至31日在德國漢堡舉行由聯合國主持的由78國代表參加的海上貨物運輸大會討論通過,於1992年11月1日生效。截至1996年10月,共有成員國25個,其中絕大數為發展中國家,佔全球外貿船舶噸位數90%的國家都未承認該規則。
漢堡規則第十七條對保函的法律效力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托運人為了換取清潔提單,可以向承運人出具承擔賠償責任的保函,該保函在承、託人之間有效,對包括受讓人、收貨人在內的第三方一概無效。但是,如果承運人有意欺詐,對托運人也屬無效,而且承運人也不再享受責任限制的權利。
『貳』 商事慣例在商事合同解釋中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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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事慣例是商事當事人約定俗成的內容,對當事人具有可上升為強制約束的可能,是建立在更為廣泛的道德和習慣基礎上的約束。
2、商事慣例在個別領域或者地域具有法律的作用,從這一角度看商事慣例是法律的淵源之一。
3、商事慣例可以彌補立法前瞻性不足。
4、在具體的商事行為中,慣例可以成為合同的內容。
5、違反商事慣例的行為雖然不一定為法律所制裁,但是有可能受到慣例適用領域的否定。
國際商事慣例不是國家立法,也不是國際條約,不具有當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須經過國家的認可。國家認可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一般有間接和直接兩種途徑。
1.間接途徑
這種途徑是指國際商事慣例通過當事人的協議選擇而間接取得法律拘束力,它是國際商事慣例取得法律效力的最主要途徑。在國際合同領域,「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已為世界各國普遍承認。這樣,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就因法院地國或仲裁地國承認當事人的選擇而被間接地賦予法律效力。這一途徑已為一些國際條約所規定。
2.直接途徑
直接途徑不以當事人協議為條件而是直接通過國內立法或國際條約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法律約束力。
(1)國內立法的規定。《日本商法典》第1條規定:「關於商事,本法無規定者,適用商習慣法,無商習慣法,適用民法。」《瑞士民法典》第1條規定:「本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慣例。」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條都規定,我國法律和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此外,美國《統一商法典》明確規定採用國際貿易中普遍承認的原則和慣例。特別是,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將《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全盤移植到其國內法中,賦予其國內法上的普遍約束力。
(2)國際條約的規定。1964年《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第9條第2款撇開當事人的協議,直接認可慣例的約束力:「當事人還須受一般人在同樣情況下認為應適用於契約的慣例的約束。」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8條第3款規定:「在確定一方當事人的意旨或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應有的理解時,應適當地考慮到……當事人之間確立的任何習慣作法、慣例和當事人其後的任何行為」,從而直接認可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
(二)國際商事慣例法律效力的表現形式
國際商事慣例取得什麼樣的法律效力取決於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具體規定,各國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規定可歸納為三種情況:
1.契約性效力
一般說來,有關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都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所謂契約上的效力,是指國際商事慣例只有在當事人同意適用時才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即國際商事慣例的拘束力源於當事人適用該慣例的合意。它是相對於具有強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9條就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而不是強制性拘束力。這種契約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過國內法和國際條約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承認而間接賦予的。
2.強制性效力
如果一個國家通過立法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普遍約束力,該國際商事慣例就有強制性效力。《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國內法的效力。還有些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雖未將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全盤移植,但也對其效力作了強制性規定。 在上述情況下,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於法律的規定,不再需要藉助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也就是說,不管當事人是否協議選擇,已取得了等同於國內法效力的特定國際商事慣例都必須適用,其效力是強制性的。
3.替補性效力
有些國家的國內法確定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替補性效力,即在有關國內法和國家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對有關事項未作相應規定時,適用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填補其空缺。
(三)對國際商事慣例效力的限制
在實踐中,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這種限制實際上與作為國際商事慣例存在基礎的意思自治原則有很大的聯系,因為該原則本身就受到種種限制。
1.適用范圍的限制
一方面,意思自治原則本身的適用范圍受到限制,它只能適用於特定的領域;另一方面,國際商事慣例也只存在於國際貨物買賣、運輸、保險、支付、結算等領域。所以,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首先被限定於特定的適用范圍。
2.國內強行法的限制
當事人的選擇只能在特定國家的任意法范圍內進行,同時,國際商事慣例一般只具有契約上的效力,因此,國際商事慣例不能與有關國家的強行法相抵觸。盡管國際商業交易的當事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協議其合同的內容並使之受國際商事慣例的支配,但是,他們不能完全排除國內法的基本原則對其合同關系的控製作用,因為不同國家的法律為確保標准合同和一般交易條件對貿易限制的公正與合理,而對它們的適用和效力有不同的嚴格要求。所以,國際貿易當事人應使他們的合同關系受國內法的控制,以使這種合同合法有效。比如,以毒品、武器為標的的合同在許多國家的國內法上是無效的。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4條規定,本公約除非另有明文規定,與任何慣例的合法性無關。據此,如果一個包含特定國際商事慣例的合同條件依可適用的國內法無效,則該慣例也是無效的。
3.公共秩序的限制
有的學者認為,這種限制主要表現在下列兩種情況:如果當事人的合同關系受制於一外國法律,則這種國際商事慣例不得與該國法律的強制規定及其所規定的公共秩序相抵觸;如果當事人的合同關系受一般法律原則的支配,則該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以不違反這種一般法律原則中的強制性原則和公共秩序原則為前提條件。
我國《民法通則》第150條和《海商法》第276條也規定,在依我國沖突法指定應適用「國際慣例」時,如其適用違背我國社會公共利益,可予以排除。從而,國際商事慣例在我國的適用必須以不違背我國的公共秩序為先決條件,否則,將不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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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論述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謝謝了。
國際商事慣例法律效力的表現形式
國際商事慣例取得什麼樣的法律效力取決於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具體規定,各國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規定可歸納為三種情況: ⒈契約性效力 一般說來,有關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都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所謂契約上的效力,是指國際商事慣例只有在當事人同意適用時才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即國際商事慣例的拘束力源於當事人適用該慣例的合意。它是相對於具有強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9條就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而不是強制性拘束力。這種契約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過國內法和國際條約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承認而間接賦予的。 ⒉強制性效力
如果一個國家通過立法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普遍約束力,該國際商事慣例就有強制性效力。《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國內法的效力。還有些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雖未將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全盤移植,但也對其效力作了強制性規定。 在上述情況下,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於法律的規定,不再需要藉助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也就是說,不管當事人是否協議選擇,已取得了等同於國內法效力的特定國際商事慣例都必須適用,其效力是強制性的。 ⒊替補性效力
有些國家的國內法確定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替補性效力,即在有關國內法和國家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對有關事項未作相應規定時,適用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填補其空缺。
『肆』 ISP98在國內有法律效力嗎
ISP98是關於備用信用證的一種國際慣例,最後是由ICC(國際商會)的銀行技術與慣例內委員會於1998年4月6日批准了該容慣例,於1999年1月1日生效,並在全世界推廣。故ISP98並不是一種強制性規定,僅僅是當事人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的一種可供參考的技術性規范。
其生效的效力應是雙方當事人在事前的一種約定,約定雙方在具體運做和產生糾紛時依照ISP98的規定來處理;如果雙方在事前並未約定產生糾紛時的參照法律,那麼就應該依照國際慣例來處理。
國際慣例在我國國內並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