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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的基本原則有法律效力嗎

發布時間: 2022-12-24 19:10:06

A. 稅收基本制度是絕對保留還是相對保留

策略一:履行稅收法定原則依照法律規定納稅稅收法定原則,是指由立法者決定全部稅收問題的稅法基本原則。凡是開證新稅,都要通過全國人大制定法律。即如果沒有相應法律作前提,政府則不能征稅,公民也沒有納稅的義務。征稅主體必須依且僅依法律的規定征稅,納稅主體必須依照法律的規定納稅。《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號第八條第六項明確規定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的基本原則,以對征稅權力的限制為內核,用來約束國家機關的權力和行為,其本質是維護納稅人的利益。從理論上說,稅務機關發起納稅調整必須在稅收法定的框架內進行,其具體實施必須要有稅法上的明確規定並符合相關的程序要求。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沒有明確的稅法依據,稅務機關無權進行納稅調整。_策略二:遵守稅收公平原則避免稅收差別待遇稅收公平原則,是指納稅人在相同的經濟條件下應被給予同等對待,也即是所謂的同等稅收待遇問題。其核心理念為條件相同的人納相同的稅,條件不同的人納不同的稅,稅制的設計與稅收的課征要有助於國民收入分配的最優化,使得社會財富的分配達到公平、合理的狀態。基於稅收公平的考量,在納稅調整時,稅務機關面對企業不能區別待遇,要一視同仁。在稅收征納關系中,由於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存在,以及納稅人維護權利的要求,要求稅務機關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遵守稅收公平原則,相同情況相同對待。「獨立交易原則」如何判斷,「合理商業目的」如何適用,「濫用稅收協定」、「濫用公司組織形式」如何界定等等,此類模糊且帶有不確定性而又與納稅人利益切身相關的條款,在具體實踐中,更多的需要稅務機關自由裁量。而稅務機關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若對處於統一狀況下的不同納稅人,適用不同的口徑和標准,就違反了稅收公平原則。_策略三:遵循稅收中性原則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稅收中性原則,是指政府課稅不能扭曲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其實踐意義在於盡量減少稅收對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干擾,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有效地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使市場機制和稅收機制達到最優結合。稅收中性原則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強調稅收中性,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在市場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稅收應盡量保持中性。稅收籌劃是納稅人在法律規定許可的范圍內,通過對經營、投資、理財活動的事先籌劃和安排,盡可能取得節稅的經濟利益的活動,在符合法律及稅收法規的前提下,納稅人有權安排自己的商業活動,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稅務機關在進行納稅調整時,應當遵循稅收中性原則,尊重納稅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_策略四:涉稅事項沒有定性處理應秉持審慎性原則審慎性原則,是指在進行會計核算時,應當合理預計可能發生的損失和費用,而不應預計可能發生的收入和過高估計資產的價值。如某一經濟業務有多種處理方法可供選擇時,應採取不導致誇大資產、虛增利潤的方法。凡是稅收法律、法規、規章沒有明確的涉稅經濟事項,一般都會引起基層稅務機關和納稅人在認識上的分歧,執行中的爭議。因此,在處理此類涉稅事項過程中,不論是依從上述哪類法則、原則、精神處理,凡涉及繳納稅款的,在定性處理處罰及加收滯納金等程序中宜恰當處理。建立稅收政策確定性制度,增強稅收政策的統一性、權威性、確定性、協調性和可操作性,便於納稅人和稅務機關准確理解、正確適用。_策略五:稅收政策沒有明確規定遵循稅法理念處理無論會計如何處理,稅務處理要遵循稅收法律、法規,納稅人若按照會計政策進行稅務處理,無疑將導致稅務風險。很多稅收政策沒有明確的事項,納稅人感到束手無策,稅務處理應當遵循稅法的原則。只要明晰稅法的原則,這些沒有明確的事項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如收入確認來說,稅法的原則是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企業以貨幣形式和非貨幣形式從各種來源取得的收入,為收入總額。因此企業取得的各種收入都要計入收入總額,而不論是什麼收入。再如稅前扣除來說,稅法的原則是《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企業實際發生的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費用、稅金、損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七條明確: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有關的支出,是指與取得收入直接相關的支出。因此,與企業取得的收入無關的各項支出,不符合稅法的原則,不能在稅前扣除。_策略六:稅法規定不明確暫按企業財務會計規定計算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關於做好2009年度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工作的通知》(國稅函〔2010〕148號)規定,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精神,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和應納所得稅時,企業財務、會計處理辦法與稅法規定不一致的,應按照企業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不明確的,在沒有明確規定之前,暫按企業財務、會計規定計算。「稅法沒有明確規定時遵循財會處理」原則應有前提條件,即當經濟事項面臨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不明確,而遵循財會制度處理時,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該財會處理規定不能違反稅法的基本原則。如果違反稅法的基本原則,「稅法沒有明確規定時遵循財會處理」原則是不適用的。_策略七:涉稅事項不確定提交稅務機關裁定事先裁定,就是稅務機關就納稅人所提交的待定事項該如何適用稅法所進行的解釋。通俗地說,事先裁定就是一種制度化的政策解讀,類似於我國常見的國家稅務總局對下級稅務機關的政策批復,只不過事先裁定的行文對象不是稅務機關,而是企業,其法律地位相當於規范性文件。一般來說,事先裁定由一個國家的最高稅務當局做出。事先裁定製度是一項防範企業稅務風險的重要制度安排,事先裁定帶給納稅人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大大提高企業稅收政策適用的確定性。在稅收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不明確的情況下,主要是參照稅務機關要求或參考稅務人員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稅務人員意見容易左右稅收征管實踐。很多人認為交稅不取決於法律,而取決於與稅務機關談判,這與征管體制的落後相關。因此,納稅人對稅法不明確的問題,可以提交稅務機關裁定,向主管稅務機關撰寫專題報告,求得明確書面回復。有些企業的涉稅事項,在現有稅收法律規范內找不到適用依據的情況下,或者現有稅收法律中的某些規定存在歧義時,企業如何適用稅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稅務人員的裁定。如果今後實施事先裁定製度,完全可以規避企業適用稅收政策不確定性所導致的稅務風險。_策略八:稅法沒有明確規定參照其他法律規章解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成為我國稅收法律淵源的主體民法。1.稅法借用了民法的概念。2.稅法借用了民法的規則。3.稅法借用了民法的原則。行政法、刑法這些規定都不是直接的稅務規定,但對於相關問題具有解析、證明作用。或者其他部門的法律法規作為權威的解釋,跟稅務機關溝通,以最大限度的維護自己的利益。如房地產開發企業辦理土地增值稅清算所附送的前期工程費、建築安裝工程費、基礎設施費、開發間接費用的憑證或資料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實的,地方稅務機關可參照當地建設工程造價管理部門公布的建安造價定額資料,結合房屋結構、用途、區位等因素,核定上述四項開發成本的單位面積金額標准,並據以計算扣除。具體核定方法由省稅務機關確定。_策略九:國家稅務法規沒有明確借鑒地方稅務法規企業在日常經營中,可能會遇到現行稅收法律法規中沒有明確規定的事項,稅務機關在判斷處理時作出的決定可能對企業不利。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可以利用其他地方稅務機關的解釋,各省市地方稅務法規,一般是對國家稅務政策具體化,或解釋明確、或補充規定、或制定標准、或完善延伸,整體上與國家的法律法規不相抵觸,因此,地方稅務法規的解釋可以供其他地區參考執行。_策略十:新稅法規定不明確參照舊稅法執行《企業所得稅法》實施以後,雖然已經頒發了200多個規范性文件,但是相對於形式各樣的經濟業務而言,還是有許多經濟業務沒有所得稅規范性文件來明確。在新舊企業所得稅法規適用問題方面,如果有些經濟業務出現稅法沒有明確規定的例外情況,應當可以參考舊稅法的企業所得稅政策規定處理。即舊法和新法不一致的,依新法;新法沒有明確的,依舊法。因為稅法上一般不可能出現真空,如果新法沒有提到的,則參照舊法。因此,在新稅法沒有明確規定時,可以參照舊稅法的解釋執行。_策略十一:涉稅爭議問題引入調解法則恰當處理《稅務行政復議規則》國家稅務總局令第21號,首次將司法程序中的「和解、調解」法則引入涉稅爭議問題的處理,屬於可調解范圍且稅收法規解釋沒有明確的引入「調解」法則恰當處理,和解、調解法則不失為基層稅務機關解決稅法不明確情況下涉稅爭議的有效方法。第86條規定按照自願、合法的原則,申請人和被申請人在行政復議機關作出行政復議決定以前可以達成和解,行政復議機關也可以調解。包括具體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核定稅額、確定應稅所得率、行政賠償、行政獎勵等。第87條規定達成和解的,應當向行政復議機構提交書面和解協議。和解內容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行政復議機構應當准許。第90條規定行政復議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字,即具有法律效力。申請人不得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再次申請行政復議。_策略十二:保持與稅務機關有效溝通化解稅企爭議政策確定性溝通是納稅人的法定權利,稅企之間的稅收政策的確定性溝通,無疑是解決復雜問題的最佳路徑。企業之所以會面臨稅務風險,關鍵在於一些涉稅事項存在不確定性。尤其是稅收政策適用的不確定性對企業的不利影響非常大。同樣的一個稅收政策,稅務機關和企業的理解和實操可能是不一致的,不同地區的稅務機關的解讀也可能存在分歧,即便在同一個稅務機關內部,不同稅務人員的意見也可能不一致。稅務機關執法人員,在稅法沒有規定或者稅收法律規定比較模糊的灰色地帶擁有一定的自動裁量權。正是如此,在稅收征納過程中,企業與稅務機關之間經常會對稅務機關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有效性或適當性產生認識上的分歧,由此引發納稅爭議。這種爭議既涉及稅務行政行為的有效性,同時又關繫到稅務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必須尋求適當、有效的方式解決稅務爭議。企業一定要重視與當地稅務部門處理好關系,這將會給企業節省不少的納稅成本。特別是在出現稅企爭議時,盡量尋找與當地稅務機關的協商解決渠道,低成本解決爭議。這就要求企業在平常的稅務管理過程中,要注重與當地稅務機關處理好關系,建立和諧的稅企關系。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八條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
(七)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徵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十)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一)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第九條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

B. 稅收法律的稅收法律的原則

1.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最基本的原則,它是稅法三大基本原則中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可概括為:稅法的各類構成要素都必須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稅法主體及其權利和義務都必須由法律予以確認;沒有法律依據,國家就不能課賦和徵收稅收,國民也不得被要求繳納稅款。這是世界各國稅法普遍遵從的一條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包括兩個基本要素:
第一是征稅必須立法;
第二是納稅也必須立法。
所謂征稅必須立法是指國家征稅機關,即稅法中的征稅主體必須依法征稅,如稅法沒有規定的,國家不能隨意進行課稅、征稅。《稅收征管法》第3條規定:「稅收的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
所謂納稅也必須立法是指納稅人,即稅法中的納稅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負有納稅義務,法律沒有規定的,納稅人不負擔納稅義務。依法征稅和依法納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核心,其實質是所有稅收法律行為,不論征稅主體還是納稅主體的行為都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強調稅收法定原則是最基本的稅法原則的意義就在於告誡任何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都必須依法作為和不作為,而其他任何行政規定都不得與此相抵觸。
稅收法定原則是規范和調整稅收法律行為和稅收法律關系的最高准則,它不僅約束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同時對所有稅收法律行為及其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均起到規范和約束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稅法的解釋、漏洞補充、溯及既往等方面。首先,對稅法解釋的約束作用。約束稅法解釋是指對稅法規范的內容、含義、術語、立法意圖及稅法解釋除要遵守解釋的一般規則外,還要受稅收法定原則的制約。目前大多稅法解釋的主體,是稅務部門等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是執法機關,由執法機關作法律解釋是要受到嚴格法定原則約束的,如果允許執法機關對稅法解釋超越法律文本,就會與稅收法定原則相違背。從解釋的法律效力看,不同主體解釋的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機關的解釋屬於行政解釋,而行政解釋不能代表立法機關的解釋,只是行政機關對稅法的理解,這種解釋只對行政機關內部發揮效力,不能直接約束納稅人,否則違背了法定原則。只有當行政機關被授權,並且解釋准確無誤的條件下,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才能代表立法機關,才有對外的法律效力。其次,對稅法漏洞補充的監督作用。稅法漏洞是指稅法無法承載立法意圖,導致某種行為應該規定而沒有規定的情況。一般情況下,納稅人的行為都受法律主義的指導,為保證法律的權威性和可預測性,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禁止稅法漏洞補充行為。因為如果允許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隨意進行稅法漏洞補充則無疑等於變相地授予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創製法律的權力,這是稅收法定原則決不允許的。因此,除了制定行政法規的國務院以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充其量只能擁有授權條件下的稅法解釋權,而不能擁有稅法漏洞補充權。最後,對稅法溯及既往的限定作用。溯及既往是法律上有關法律時效與適用的概念,屬於程序(技術)法范疇。法律上的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內涵是,一項新頒布的稅法在時間上的效力,原則上僅能支配其施行後所發生的稅收法律事實和行為,而不得追及以往的事實與行為。而溯及既往原則與之正好相反。稅法能否溯及既往對納稅人利益影響巨大,一般情況,人們希望不利於納稅人的稅法不能溯及既往,而有利於納稅人的稅法則可以溯及既往。由於稅收法律規范的性質比較復雜,在確認稅法是否溯及既往時應針對不同的法律規范分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在法律實踐中「實體從舊、程序從新」是確認溯及性的一個原則,但是,我國稅收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界線不清且相互包涵,比如,《稅收征管法》中的法律責任屬實體法內容,而實體法中的納稅期限、納稅地點又屬程序法的內容。如果程序法中的屬於實體法內容也「從新」處理,則屬於典型的溯及既往,這對納稅人是十分不利的。
稅收法定原則在稅法中適用范圍最廣、影響最大,許多其他具體原則都與其存在一定的淵源關系。因此,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原則體系中最重要的原則。但是,稅法與其他法律部門單純一體的法律性質有很大的區別,稅法是一個比較龐大的綜合體系,既包括實體法、程序法還包括救濟法;既包括稅收立法,還包括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等等。因此,稅收法定原則在不同的稅法領域其作用與影響力是不同的,也存在適用范圍的某種限制。
首先,從宏觀角度看,稅收法定主義對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都有明確的約束力。比如,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立法機關對稅法要素(要件)通過立法予以明確規定,授權的立法范圍應有嚴格規定;要求執法機關嚴格遵從稅法規定不能擅自越權和超越程序要求納稅人;要求司法機關依法和事實進行判斷,沒有自由裁量許可權等等。但從更深層次分析,還有稅收法定原則不能適用的范圍。比如,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在司法過程中,除依據制定法外還有判例法。並且根據不斷變化出現的新的案件會有新判例不斷產生。
其次,從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看,更適合我國稅法實踐的是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是我國稅法的基礎和主體,在這個領域稅收法定原則被最大范圍、最大限度地運用。而在救濟法,特別是稅收行政復議和稅收行政訴訟等領域,稅收法定原則適用的空間則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稅法體系的不完善,還沒有制定出台稅收復議與訴訟的獨立法律,在司法實踐中還要大量依據其他部門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等。
(1)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
稅收法定原則主要包括課稅要素法定原則、課稅要素明確原則和合法性原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模擬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而形成的。它的主要內容是任何稅收的課征均由法律加以確定,無法律規定政府無權向法人和自然人征稅。按照通常的理解,這個原則的實質內容是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問題。
它規定了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法律保留原則,即有關稅收實體方面的一切一般的和基本的事實和要素,均必須由法律規定,而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加以決定或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授權行政機關和由其自行決定的事項,僅為具體的和個別的事項。
第二,法律優先原則,即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立法的效力,稅務行政機關違反法律、超越許可權所做的決定一律歸於無效;同時執法機關對於違反該原則的稅收法規、規章等應拒絕予以適用。
課稅要素明確原則是指凡構成課稅要素的稅收的課賦和徵收程序規定的內容,都必須盡量明確,而不能出現歧義,以保證執法機關能夠准確地執行稅法,納稅人可以預測其稅收負擔的原則。
確立課稅要素明確原則的理論意義在於:
第一,防止稅收法律中出現過於一般或意義不明確的條款或概念。如果在稅收法律中出現了上述這樣的條款或概念,對其法律解釋會被濫用,從而導致稅收執法中的權力濫用,進而損害納稅人的利益或損害國家的利益。
第二,為防止稅收執法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按課稅要素法定原則,稅收立法權和執法權都是一種法定權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權則是一種「自由」權力,稍有不慎則會滋生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而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所造成的危害,絕不亞於行政違法導致的嚴重後果。因此,在稅收立法中應盡可能地使所有概念和條款意義明確,表達清楚,不設置允許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條款。
但是,在稅法實踐中,上述兩種情況又有其存在的客觀性。這是因為:
一是,由於漢語文字的豐富多義性、稅收立法的現狀以及執法者個人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在稅收立法中雖可以盡量做到不制定太過一般的條款,但使用一些意義含混不明的概念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如「偶然所得」、「有正當的理由」等等。因此,在立法實踐中,一方面,要盡量地少使用類似概念;另一方面,在對此類概念進行法律解釋時,要嚴格按字面解釋方法,不得隨意進行擴大解釋,更不得隨意進行類推。
二是,我國稅收立法嚴重滯後造成稅收執法根據不足而影響效率,這使稅務機關執法中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成為必然的事實。但是,對這種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上規定一定的授權范圍、嚴格的條件和具體事項等等。比如《稅收征管法》第27條就稅務機關採取強制執行措施作了明確授權。授權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自由裁量權時,就外部而言,應受合法性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而不是沒有范圍、沒有邊際的裁量;就內部而言,應受到合理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法律規定授予稅務行政機關為實現稅收目的而進行的合理判斷、選擇行為方向的自由,而不是根據利益選擇行為方式的自由,更不是任意所為。
合法性原則是指稅務機關作為稅收債權人及國家的代表,在課稅要素充分滿足的條件下,以法律所賦予的一切必要手段,必須依法確實有效地履行其職責,使稅收債務按照單行稅法的稅收債務內容,全面、及時、足額地履行其義務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要求,沒有法律依據,稅務機關不僅沒有自行決定減免稅的自由,也沒有不收稅的自由。稅務機關的執法行為完全受制於法律規定,擅自開征或停徵、減免或退補都是違法行為。
依法征稅是權力,也是義務。稅務機關無權選擇納稅人、更不能與納稅人達成任何變更課稅要素或征稅程序的協定;任何規避或違反稅法的行為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行政執法權的過程中,在程序上也必須遵從法律規定,不得隨意增加或減少執法環節或程序。
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主體雙方的這種形式上的不平等關系,不是稅務機關設定的,而是國家以法律形式設定的。同時,國家還會設定一系列特定的法律制度和程序來保障和維護雙方、特別是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所以,一旦雙方就納稅義務的成立與否、履行方式等發生爭議,最後的裁判權應由法院來行使,而不是稅務機關,更不是其他機關。
綜上所述,稅收法定原則包括課稅要素、課稅要素明確以及合法性3個方面的內容。日本金子宏認為「程序上的保障原則」也是法定原則的主要內容,另外還派生出「禁止溯及立法」和「保護納稅者權利」等內容。
(2)稅收法定原則與中國稅法實踐
我國稅收法制建設起步較晚,正處在亟待完善的創制階段。稅收法定原則引起理論與實務界的重視還不到10年歷史。因此,稅收法定原則給中國的稅法實踐留下了太多的缺憾。
第一,稅收立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目前,我們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實體稅法體系,但從立法角度看尚存在立法級次低、立法體制混亂、立法許可權界定不清、缺乏規范、隨意性較大,從而影響了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與實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憲法中未明確反映與規定稅收法定原則。西方國家憲法對稅收法定原則幾乎都有明確的規定,而我國憲法至今仍未明確規定,除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一句有關稅法的含義以外,對政府機關的權力、義務、納稅人的權利等等重大的需要在憲法中確認的基本原則問題均未作規定(特別是涉及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的原則性問題也是法定原則的核心問題均未涉及)。
二是稅收立法以行政立法為主,立法結構不合理,許可權不規范。如前所述,科學的立法體系應以立法機關制定的稅收法律為主,稅收行政立法只有在授權的范疇內、指定的項目上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處於次要地位。然而「就現行16個稅種的22項立法等次而言,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頒布的法律有2項,佔9.1%;屬於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有16項,佔72.7%;屬財政部頒布的行政規章有4項,佔18.2%」這種稅收立法結構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相悖的。
三是稅收立法許可權缺乏嚴格界限,致使行政權力過於膨脹。我國行政機關實際立法權極為廣泛且缺乏嚴格的界限規定,如稅收實體法除涉外稅法外,各稅種立法全由國務院完成,而且其中暫行條例中的課稅要素又由國務院再授權下放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完成。這種情況,一方面導致低級次的具體規定突破較高級次的法律原則,違反授權主體初衷,也為行政機關恣意行使權力提供了合法的空問與便利;另一方面,授權立法不能保證公民平等地參加稅收決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擴大了執法難度和成本,加大了法律社會化的難度。
第二,稅收執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實踐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仍然存在,嚴重地侵害了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嚴重地違背了稅收法定原則。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執法的隨意性。由於現行稅法中對課稅要素規定不明確,內容簡單,可操作性差,實施細則及相應規章,特別是解釋性的行政命令龐雜,這勢必擴大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為其隨意解釋、隨意減免提供了便利。比如,自立章法,隨意變更稅收政策,採取有悖稅法的措施與辦法等等。
二是征稅程序的隨意性。受民法法系的影響,我國稅法實踐中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的現象較為普遍。比如,強調完成稅收任務,忽視程序規范,實際上許多涉稅糾紛是由於違反程序法而導致的。
第三,稅收司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如前所述,稅收法定原則的適用范圍因稅收司法自身的諸多原因而在該領域的作用大打折扣,加之具體稅收司法人員專業素質的差距,使稅收法定原則的實施更受到制約。
綜上所述,我國稅法實踐中普遍忽視稅收法定原則的現象已相當嚴峻。因此,建立合理的稅收立法結構、規范立法許可權;建立執法約束機制、規范執法行為;完善稅務救濟法律建設、建立獨立的稅務司法體系不僅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提高依法治國、依法治稅從而提高依法執政能力水平的需要,更是建立現代化法制社會與國家的必然趨勢。
2.稅法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普遍原則,它涵蓋了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幾乎所有的社會層面,而不同的層面有其具體的不同內容。比如公平原則在稅收經濟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的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在稅收法律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權利、義務在征納雙方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由於稅收經濟和稅收法律密不可分的同一關系,使得公平原則在二者之間很難准確地截然分開。
日本學者金子宏認為,稅法公平原則就是「稅負必須依照國民間的承擔稅的能力來進行公平的分配,在各種稅收法律關系中,必須公平對待每一個國民」。顯然,金子宏只注意了公平原則的稅收經濟層面,即稅收負擔,而忽視了公平原則的稅收法律層面,即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分配。
稅法上的公平原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
二是稅收負擔的公平。
稅收負擔公平是內容,稅收權利義務公平是手段,換言之,只有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才有稅收負擔的公平。因此,法律層面的公平原則應從稅收權利義務、普遍納稅和量能納稅三個方面來理解。
(1)稅收權利(力)義務對等原則。
稅收法律關系是一種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通常情況下人們關注和強調的是征稅主體的權力和納稅主體的義務,其實這是對稅收法律關系,特別是對征納雙方權利(力)義務關系的一種誤解。只有科學、完整的理解稅收法律關系中的權利(力)義務關系,才能理解稅收權利(力)義務的對等原則。應該從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力、權力與責任三個方面來理解這一對等原則。
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是指納稅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它可以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考察:權利義務對等性的質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的義務是以其享有的權利為前提的,即沒有權利則沒有義務;權利義務對等性的量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義務的數量應與其享受的權利多少相一致,即享有多少權利則承擔多少義務。當然這種量的對等性是相對的,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是絕對的。
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的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性。這種對等性表現為征稅主體擁有權力的法定性和對具體執法行為應承擔的相應責任,即一方面征稅主體受法律約束,不能超越和濫用征稅權力;另一方面征稅主體要對自己的具體執法行為負責,包括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權力與權利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法律上的對等性,即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雙方地位上的對等。具體表現為執法過程和司法過程中雙方權力與權利運用的充分對等,征稅主體不得歧視、欺壓納稅主體。
(2)普遍納稅原則。
普遍納稅原則是稅法公平基本原則的具體原則,普遍是公平的前提,只有普遍才能平等,才能公平。因此,普遍納稅原則又包括普遍原則和平等原則兩個方面,前者是質的概念,後者是量的概念。
普遍原則是指稅法在對其構成要素及稅收管理管轄權進行設定時,應盡量地使社會大多數成員都成為納稅主體。除因國際慣例以及一定的政策目的而有特殊規定之外(例如對使領館及外交人員、公共及公益性團體事業等的稅收豁免),任何人均須根據稅法的規定承擔納稅義務並實際履行,不允許有不承擔納稅義務的人。
平等原則是指所有納稅人在稅法面前都應受到相同的待遇。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納稅人不應因其身份地位等原因而享有某種(或不享有某種)特別優惠的稅收(關於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則更不允許)。二是不得實行稅收歧視,納稅人不得因其民族、宗教、膚色、出身、語言等而受到特別不利的稅收待遇甚至稅收歧視待遇。
(3)量能納稅原則。
又稱負擔能力原則,是指在稅收負擔上,按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能力的大小來分擔,條件相同的納稅人負擔同量的稅收;條件不相同的納稅人負擔不同量的稅收。以實際納稅人負擔能力為依據,稅法在設定具體的稅收標准時,為貫徹公平原則,還必須注意兩個重要因素,即稅基和稅率問題。
稅基和稅率是稅收實體法中兩個特定的課稅要素,稅基的寬窄和稅率的高低,對征納主體雙方分配所佔份額影響極大。在設置稅基和稅率時考慮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問題是各國稅法普遍重視的問題,這兩個要素的設計除了考慮納稅人的負擔能力以外還要考慮一定時期國家經濟運行的狀況和宏觀經濟的運行目標與政策。因此,在設計稅基與稅率時,納稅人負擔能力不是唯一的因素。
3.稅法效率原則
效率原則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遵循的原則。不同層面效率的內容不盡相同。比如,在稅收經濟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合法途徑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利益(征納雙方對稅收收益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在稅收法律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效率,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經濟效益。
經濟層面的效率和法律層面的效率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二者聯系表現在目的上,都是為降低成本(廣義的成本)獲得最大的稅收效益即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二者的區別表現在手段上,經濟層面的手段主要是運用合法的經濟手段,如合理的稅務籌劃等等。法律層面的手段主要是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時間、運行質量和運行模式等方面。
從稅收與稅法的實踐看,效率原則與公平原則是一對密不可分的矛盾體。研究二者關系及其政策取向的意義遠高於對二者本身的探討。
(1)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體
公平原則強調量能負擔,其結果窮人相對少納稅,富人相對多納稅,從而會影響富人的積極性,最終會影響經濟和破壞效率原則;效率原則強調減少干擾,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最終可能拉大貧富差距和破壞公平原則。這是一對不可逆轉的矛盾體,處理好這一矛盾對一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具有重要意義。
(2)處理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矛盾的三種選擇
從理論上分析,處理公平與效率矛盾有三種選擇:
一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二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三是兼顧公平與效率。
第三種選擇魚與熊掌兼得,當然是上上策。但當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法制建設環境相對不完善的條件下,這個選擇無疑是「空想社會主義」,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我國現階段均不具備兩者兼得的環境與條件。選擇效率優先還是選擇公平優先?這是必須做出的選擇。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通常情況下,當生產力水平處於相對較低階段時,為了增加社會財富的絕對總量,需要首先增加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生產力水平,這時一般的選擇是「效率優先」;當生產力處於發達階段,社會財富相對豐富貧富差距突出,為解決這一矛盾,需要首先調整社會產品在各階層的分配,這時一般的選擇是「公平優先」。
我國現階段遇到了兩難選擇:一方面從總體經濟實力看,我國尚處於發展階段;另一方面目前貧富差距又十分突出(基尼系數已突破0.45)。如果從「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的政治背景出發,今後一段時期內,應當選擇公平優先,以緩解社會矛盾。 稅收法律具體原則又稱稅法適用原則,是稅法解釋和稅收征繳等具體稅收部門法律適用過程中應遵從的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具體原則。
1.實質課稅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是指對於一項稅法規范是否適用於某一特定情況,除考慮是否符合稅法規定的稅收要素外,還應根據實際情況,尤其要根據是否有利經濟發展來判斷決定是否征稅的原則。實質課稅原則主張從實質上考察納稅人的負擔能力,在此基礎上確認納稅人的稅負。實質課稅原則在很多國家稅法中均有規定,如德國、日本、韓國等等。實質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2.誠信原則
誠信原則要求征納主體雙方在履行各自義務時,要講求誠實、信用,不得違背對方的合理期待和信任,也不得以許諾錯誤為由而反悔,故在英美法系中又稱為「禁止反言原則」和「禁止反悔原則」。該原則包括道德心理、法律規范和客觀事實三個要素。
誠信原則的運用有利保護當事人的信用價值,但該原則的運用應滿足以下條件:
一是稅收行政機關對納稅人提出了構成信賴對象的正式主張;
二是納稅人的信賴值得保護;
三是納稅人已經信賴稅務機關的表示並據此已為某種行為。
誠信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
3.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指當稅法有漏洞時,依據稅收法定原則,不允許以類推適用方法來彌補稅法漏洞的原則。稅法必須保持相對穩定性,不得隨意解釋和任意擴張或類推,立法的漏洞應由立法機關解決,執法機關不得由類推來解決,否則違背了法定主義基本原則。因此,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4.禁止溯及課稅原則
禁止溯及課稅原則要求新頒布實施的稅收實體法僅對其生效後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產生效力,而不對其生效之前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溯及課稅。這一原則具有保障納稅主體權益的作用。禁止溯及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

C. 稅法的特徵

稅法是各種稅收法規的總稱。是稅收機關征稅和納稅人據以納稅的法律依據。稅法包括稅收法令、條例、稅則、施行細則、徵收辦法及其他有關稅收的規定。稅法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頒布,或由國家立法機關授權國家機關制定公布。一般說來,主要的稅收法規,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公布施行;各稅條例(草案)和徵收辦法,由國務會議審議通過,公布施行;稅法實施細則,由財政部根據稅收基本法規作出解釋和詳細規定;有關地方各稅的征免和各稅具體稽徵管理制度,一般由省級人大常委會或省級人民政府規定。稅法由一些基本因素所構成:納稅人、課稅對象、稅率。其他因素有:納稅環節、納稅期限、減免稅和違章處理等。[1]
中文名
稅法
外文名
tax law
拼音
shuìfǎ
注音
ㄕㄨㄟˋ ㄈㄚˇ
出處
《詩經·小雅·甫田》
快速
導航
要素分類關系作用
釋義
釋義:關於征稅的法規。
【出處】:《詩經·小雅·甫田》「今適南畝」 唐 孔穎達 疏:「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為官之稅法。」
【示例】:《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2期:「工業手工業試制的新產品和新建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在試制期間和生產期間,如果按照稅法規定納稅,會發生虧損的。」
要素
一、納稅人
納稅人,又稱納稅義務人,即納稅主體,是指法律規定的直接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
納稅人不同於負稅人。負稅人是最終負擔國家徵收稅款的單位和個人,通常情況下,納稅人同時也是負稅人,即稅收負擔最終由納稅人承擔,如所得稅的負稅人就是納稅人。但有些稅種的納稅人與負稅人並不一致,如流轉稅的稅款雖由生產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的納稅人繳納,但稅收負擔卻是由商品或服務的最終消費者承擔的。
納稅人也不同於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人是法律規定的,在其經營活動中負有代扣
稅法
稅款並向國庫繳納稅款義務的單位和個人。如個人所得稅就是由支付所得的單位和個人代扣代繳。
納稅人有兩種基本形式: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和法人是兩個相對稱的法律概念。自然人是基於自然規律而出生的,有民事權利和義務的主體,包括本國公民,也包括外國人和無國籍人。法人是自然人的對稱,根據《民法通則》第三十六條規定,法人是基於法律規定享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具有獨立的財產和經費,依法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社會組織。我國的法人主要有四種:機關法人、事業法人、企業法人和社團法人。
二、征稅對象
征稅對象,又稱課稅對象、征稅客體,是指對何種客體征稅,即征稅的標的物。如消費稅的征稅對象就是消費品(如煙、酒等);房產稅的征稅對象就是房屋。征稅對象是稅法的最基本要素,是區分不同稅種的主要標志。
三、稅目
稅目,是征稅對象的具體化,是稅法中對征稅對象分類規定的具體征稅品種和項目。如消費稅就設有煙、酒和酒精、化妝品等稅目。
四、稅率
稅率,是指應納稅額與征稅對象數額之間的比例。稅率是計算應納稅額的尺度,反映稅負水平的高低。我國現行稅率分為三種:
1.比例稅率。指按照固定比例確定的稅率,即不論征稅對象數額大小,只按一個固定比例征稅。如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均實行比例稅率。
(1)單一比例稅率,是指對同一征稅對象的所有納稅人都適用同一比例稅率。
(2)差別比例稅率,是指對同一征稅對象的不同納稅人適用不同的比例征稅。
(3)幅度比例稅率,是指對同一征稅對象,稅法只規定最低稅率和最高稅率,各地區在該幅度內確定具體的適用稅率。
2.累進稅率。指根據征稅對象數額大小而確定不同等級的稅率,征稅對象數額越大,稅率越高;反之,征稅對象數額越小,稅率越低。如個人所得稅稅率的確定。
3.定額稅率。
征稅對象的計量單位直接規定應該納稅額的稅率形式。征稅對象的計量單位可以是其自然單位,也可以是特殊規定的復合單位。前者如現行稅制中的鹽稅以鹽的噸數作為計量單位,資源稅中的天然氣以千立方米為計量單位。採用定額稅率征稅,稅額的多少同征稅對象的數量成正比。
中國現行稅制中的定額稅率有四種表現形式:
(1)地區差別定額稅率,即對同一征稅對象按照不同地區分別規定不同的征稅數額。具有調節不同地區之間級差收入的作用。
(2)分類分級定額稅率,即把征稅對象按一定標志分為類、項或級,然後按不同的類、項或級分別規定不同的征稅數額。
(3)幅度定額稅率,即在統一規定的征稅幅度內根據納稅人擁有的征稅對象或發生課稅行為的具體情況,確定納稅人的具體適用稅率。
(4)地區差別、分類分級和幅度相結合的定額稅率,即對同一征稅對象在按照地區差別或分類分級定率的前提下,實行有幅度的定額稅率。
五、納稅環節
納稅環節,指征稅對象在流轉過程中,按稅法規定應當納稅的環節。如商品從生產到消費一般要經過產制、批發和零售三個環節,納稅環節解決的就是征一道稅,或是征兩道稅,還是道道征稅以及確定在哪個環節征稅的問題。
六、納稅期限
納稅期限,指稅法規定的納稅人繳納稅款的法定期限。納稅期限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確定結算應納稅款的期限,一般由稅務機關依法確定;二是繳納稅款的期限,即在納稅期限屆滿後,向稅務機關繳納稅款的期限。如增值稅的納稅期限,由主管稅務機關根據納稅人應納增值稅稅額的大小,分別核定為1日、3日、5日、10日、15日、1個月或者一個季度。納稅人以1個月為一期繳納增值稅的,應當從期滿之日起15日以內申報納稅;以1日、3日、5日、10日或者15日為一期納稅的,應當從期滿之日起5日以內預繳稅款,於次月1日起15日以內申報納稅,並結清上月應納稅款。
七、減稅、免稅
減稅、免稅,指稅法減少或免除稅負的規定。減稅是指對應納稅額減征一部分稅款;免稅是指對應納稅額全部免徵。
需要注意的是,減免稅不同於稅法中規定的起征點。起征點,是指對征稅對象徵稅的起點數額。征稅對象未達到起征點的,不征稅;達到或超過起征點的,就其全部數額征稅。另外,減免稅也不同於稅法中規定的免徵額。免徵額,是指對征稅對象免於征稅的數額。免徵額部分不征稅,只對超過免徵額的部分征稅。
八、違章處理
違章處理,指對納稅人違反稅法規定時,採取處罰措施的規定。[2]
分類
稅法體系中按稅法的功能作用、許可權劃分、法律級次的不同,可分為不同類型的稅法。
1.按照稅法的職能作用的不同,可分為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稅收實體法主要是指確定稅種立法,具體規定各稅種的徵收對象、徵收范圍、稅目、稅率、納稅地點等。稅收程序法是指稅務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稅收管理法、納稅程序法、發票管理法、稅務機關組織法、稅務爭議處理法等。
2.按照主權國家行使稅收管轄權的不同,可分為國內稅法、國際稅法、外國稅法等。
3.按照稅收立法許可權或者法律效力的不同,可以劃分為稅收法律、稅收行政法規、稅收規章和稅收規范性文件等。[2]
關系
稅法與其他部門法的關系
(一)稅法與憲法的關系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稅法屬於部門法,其位階低於憲法,依據憲法制定,這種依從包括直接依據憲法的條款制定和依據憲法的原則精神制定兩個層面。
(二)稅法與民法的關系
民法作為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之一,形成時間較早。稅法作為新興部門法與民法的密切聯系主要表現在大量借用了民法的概念、規則和原則。但是稅法與民法分別屬於公法和私法體系,其調整對象不同、法律關系建立及調整適用的原則不同、調整的程序和手段不同。
(三)稅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1.稅法與行政法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稅法具有行政法的一般特徵:
(1)調整國家機關之間、國家機關與法人或自然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2)法律關系中居於領導地位的一方總是國家。
(3)體現國家單方面的意志,不需要雙方意思表示一致。
(4)解決法律關系中的爭議,一般都按照行政復議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進行。
2.稅法雖然與行政法聯系密切,但又與一般行政法有所不同:
(1)稅法具有經濟分配的性質,並且是經濟利益由納稅人向國家的無償單向轉移,這是一般行政法所不具備的。
(2)稅法與社會再生產,特別是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全過程密切相連,不論是生產、交換、分配,還是消費,都有稅法參與調節,其聯系的深度和廣度是一般行政法所無法相比的。
(3)稅法是一種義務性法規,並且是以貨幣收益轉移的數額作為納稅人所盡義務的基本度量,而行政法大多為授權性法規,少數義務性法規也不涉及貨幣收益的轉移。
(四)稅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1.稅法與經濟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表現在:
(1)稅法具有較強的經濟屬性,即在稅法運行過程中,始終伴隨著經濟分配的進行。
(2)經濟法中的許多法律、法規是制定稅法的重要依據。
(3)經濟法中的一些概念、規則、原則也在稅法中大量應用。
2.稅法與經濟法之間也有差別:
(1)從調整對象來看,經濟法調整的是經濟管理關系,而稅法調整對象則含有較多的稅務行政管理的性質。
(2)稅法屬於義務性法規,而經濟法基本上屬於授權性法規。
(3)稅法解決爭議的程序適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行政法程序,而不適用經濟法中的普遍採用的協商、調解、仲裁、民事訴訟程序。
(五)稅法與刑法的關系
刑法是國家法律的基本組成部分。稅法與刑法是從不同角度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刑法是實現稅法強制性最有力的保證。二者調整對象不同、性質不同、法律追究形式不同。
(六)稅法與國際法的關系
被一個國家承認的國際稅法,也應該是這個國家稅法的組成部分。各國立法時會吸取國際法中合理的理論、原則及有關法律規范;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的原則,使國際法對國內法的立法產生較大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稅法與國際法的關系:兩者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的。

D. 請問稅法基本法,程序法和實體法的區別和聯系

為了讓你更好的理解請先看下面的稅法知識:
我國稅法實體法按征稅對象大致分為五類:流轉稅類(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關稅),所得稅類(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財產和行為稅類(房產稅,車船稅,契稅等),資源稅類(資源稅、土地增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特定目的稅類(筵席稅、車輛購置稅、耕地佔用稅等)。
程序法體系:1、由稅務機關負責徵收的稅種的徵收管理,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實施的《稅收徵收管理法》。2、由海關機關負責徵收的稅種的徵收管理,按照《海關法》、《進出口關稅條例》有關執行。
基本法就沒得說的,學過法律的都知道什麼是基本法。
他們的關系其實就是稅法的適用原則。1、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實體稅法不具備溯及力;程序性稅法在特定條件下具備一定的溯及力。2、程序優於實體原則:這是關於稅收爭訟法的原則,其基本含義為在訴訟時稅收程序法優於實體法。3、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及稅法基本法是總綱性的,其在法律效力具備最高權威。
本人為稅務專業學生,理解能力有限,希望能幫上忙。以上內容大體來自《2011年度注冊會計全國統一考試輔導教材——稅法》

E. 稅收法律、稅收法規、稅收規章的制定機關有何不同

1、效力不同。

在我國稅收法律的效力是最高的,其次效力為稅收法規,最後為稅收規章。即稅收法律效力大於稅收法規大於稅收規章。

2、制定機關不同。

在我國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依法定程序制定和頒布的規范性文件才能稱為稅收法律。稅收法規狹義上是由國家權力機關以外的國家機關制定的。稅收規章是由稅收行政管理機關制定的。

3、定義不同。

稅收法律從廣義上來說包含法律及一切規范性的法規和規章。狹義上的法律在我國指的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稅收法規從廣義上說等同於稅法。從狹義上說指的是由國務院或地方人大制定的文件。稅收規章則指的是由稅收部門在職權范圍內依據具體的事務制定的文件。

(5)稅法的基本原則有法律效力嗎擴展閱讀:

稅收法律的基本原則:

1、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最基本的原則,它是稅法三大基本原則中最基本的原則。

2、稅收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普遍原則,它涵蓋了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幾乎所有的社會層面,而不同的層面有其具體的不同內容。

3、稅收效率原則。

效率原則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遵循的原則。

稅收法規的基本原則:

1、統籌兼顧各種利益,正確處理需要與可能,有利於國家積累資金的原則。

2、貫徹執行黨的經濟政策和法律法規,有利於國民經濟建設發展的原則。

3、貫徹區別對待,合理負擔的原則。

F. 稅法適用原則

稅法適用原則的內容

1.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也稱行政立法不得抵觸法律原則,指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立法的效力,立法機關之外的國家機關制定的一切規范,都必須與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保持一致,不得抵觸。

這一原則對稅法體系內各層次稅法在法律效力上的等級進行了區分,明確了稅收法律的效力高於稅收行政法規的效力。

在此基礎上,下一位階的規范要與上一位階的規范保持一致:憲法的效力優於稅收法律的效力,稅收法律的效力優於稅收行政法規的效力,稅收行政法規的效力優於稅收行政規章的效力。

2.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是絕大多數國家所遵循的法律程序技術原則。其基本含義是,一部新稅法實施後,對新稅法實施之前人們的行為不得適用新法,而只能沿用舊法。該原則的出發點在於維護稅法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使納稅人和征稅人之間可以對征納規則相互信賴。

如果進行追溯,那麼納稅人就要對未來不可知的稅收規范進行遵從,這顯然是有悖稅法精神的。但是,在實際運用該原則時,也有一些國家從稅收合作信賴主義出發,採取「有利法律溯及原則」,對納稅人有利的予以承認,對納稅人不利的,則不予承認。

「有利法律溯及原則」並非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完全否定,對法律溯及的范圍仍然存在約束:有利法律的溯及力必須由立法機關來決定,只有在法律明文規定溯及的前提下,才可以溯及適用。

3.新法優於舊法原則

新法優於舊法原則也稱後法優於先法原則,指當新法、舊法對同一事項有不同規定時,新法的效力優於舊法。「新法優於舊法原則」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解決的問題不同:後者是解決某個稅收法規效力的時間范圍的規范,不涉及法規之間的沖突;前者是對不同時間頒布的稅收法規效力范圍的規范,涉及法規之間的沖突。

藉由新法優於舊法原則,法律適用不會因法律修訂產生的沖突而帶來混亂,為法律的更新與完善提供法律適用上的保障。

新法公布時間與生效時間可能存在差異,在應用新法優於舊法原則時,以新法生效實施作為分界,新法生效實施以後准用新法,新法實施以前包括新法公布以後尚未實施這段時間,仍沿用舊法,新法不發生效力。

G. 稅法解釋的原則

稅法解釋是指由一定主體在具體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對稅收法律文本的意思所進行的理解和說明。
從法理學上講,法律解釋是對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說明。其對象不限於狹義的法律,而是包括憲法、法律、法規在內的所有規范性法律文件。根據法律解釋對象的不同,解釋的規則也會有所區別。
具體原則
在稅法基本原則的指導下,稅法解釋應遵循文義解釋原則、立法目的原則、合法、合理性原則、經濟實質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等原則。在這幾項具體原則中,基於稅法規范的特殊性以及稅收法定的要求,文義解釋原則應作為稅法解釋具體原則中的首要原則,它對稅法解釋方法的選擇起著主要的、根本性的作用,在對稅法進行解釋時,應首先以該原則作為指導;立法目的原則是一種衡量性原則,對稅法解釋原則的選擇和運用最終都可以以立法目的原則作為標准,以決定採用何種解釋原則最為適當;合法、合理性原則偏重於稅法解釋制度的設計,對稅法解釋的主體、許可權、程序等多方面都提出了要求;經濟實質原則對解釋方法的選擇起著重要作用;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則,是對文義解釋原則和立法目的原則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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