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與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

① 明太祖和明太宗怎樣加強君主權利

明朝只有明太祖，沒有明太宗。
順序是，明太祖、明惠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明景帝、明憲宗、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
明太祖朱元璋時編修了《大明律》，他還將親自審理的案例整理匯編，加上因案而發的「訓導」，最為迅捷臣民的特別法令，稱為《明大誥》，具有與《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這是中國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規，每戶人家必須有一本大誥，科舉考試中也列入大誥的內容。
《大明律》中增加了「奸黨」罪，該罪無確定內容，實際是為皇帝任意殺戮功臣宿將提供合法依據。

② 中國歷史上比較出名的法律

好多啊 給樓主說點例子吧 ：
1、《法經》
戰國李悝制定，共六篇，分別為《盜法》、《賊法》、《囚法》（亦作《網法》）、《捕法》、《雜法》、《具法》。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以先秦法家「法治」、「重刑」思想為指導，參考、總結、吸收前代各個政權的立法經驗，取得了空前的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國古代法制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法經》作為一個開創法制建設新時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的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成為秦國商鞅變法制定秦律的直接藍本，而且也為後世的魏晉南北朝等各代立法所宗。從這個意義上說，《法經》是中國古代成文法典之源，開創了中華法系獨樹一幟的立法先河。
2、曹魏《新律》
①改《具律》第六為《刑名》第一，突出了法典「總則」的性質與地位，並使之名副其實，堪稱我國古代法典篇章體例結構的重大創新；
②精簡「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突出了基本法典的主導地位，也使其篇目分類更為系統、條理、規范，推動了立法技術的進步；
③明令廢止舊刑罰體系，確立新五刑制度，不再包括漢代的宮刑和斬右趾刑，標志肉刑已不再作為法定刑罰列入國家法典；縮小了族刑連坐范圍。這些規定顯然是刑罰制度方面的一種歷史進步。
3、西晉《泰始律》
4、北朝《齊律》

確定了十二篇的法典體例。北齊律共計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條，具有「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立法特點。這一法典篇章體例結構及其律文內容的調整和確定，是立法技術日趨成熟完善的結果，反映了當時立法的最高水平。
5、《唐律》
《永徽律疏》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而且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書》的完成，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作為中國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幾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因此前的《貞觀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為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國古代立法史上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

還有唐朝的《唐六典》，中國最早的行政法
6、《宋刑統》
7、明朝就是《大明律》和《明大誥》
8、後來到了近現代，有名的有：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天壇憲草」與「袁記約法」》這個可是算是反面教材吧，以批判為主等等吧

基本上就這些了 因為最近在復習考研的中國法制史 所以比較清楚
望樓主採納！ 謝謝啦

③ 朱元璋蛻變是歷史的必然性嗎為什麼

在他只有吃了這頓沒有下頓時候，他一定會考慮怎麼先吃飽肚子。當他有了自己一片小天地，他就要去打陳友諒 張士誠，來保護和擴大自己的天地，當天地夠大了 ，他就和元朝開始正面對敵了。當他打敗元朝，他就要考慮怎麼坐穩天下，於是，就有了屠戮功臣這一幕。套用一句老話，人都是逼出來的。。。朱重八也不例外，環境造就人。
建國之後的各項制度

我們來分析下他當權後的兩項措施就看出來了。

（一）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由隋朝開始，到明朝，科舉制度正式確立內容上只考四書五經，形式上必須用八股文。從此明朝和清朝550多年的時間，中國人的頭腦被凝固在四書五經當中：君讓臣死、臣不能不死，不死則為不忠；父讓子亡，子不能不亡，不亡則為不孝；不忠不孝就叫無君無父，無君無父就是禽獸，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朱元璋在精神上把中國人民裝進了籠子里，充分顯示了朱元璋的控制欲和權力欲。

（二）渴望權力，製造了空前集中的皇權

朱元璋從來不是農民的總代表，同時也不是地主階級總代表。要說代表，他只代表皇權，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殫精竭慮所要維護和捍衛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
1、空前絕後的皇權集中。

丞相作為官稱，始於秦國，其設置體現了政治學上一個深刻的理論---分權制衡理論，也是皇權的無限擴大性與皇帝精力有限性這一矛盾導致的必然結果，主要負責處理各種政務，輔佐皇帝治理國家。

明朝起初沿襲元朝制度，在中央設置全國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以丞相統領百官，協助皇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名殺了權傾一時的宰相胡惟庸，並藉此下令取消中書省，，廢除丞相官職。又提高中書省屬下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六部的長官（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由皇帝直接管理國家政事。與此同時，朱元璋還把明初統轄全國軍隊的大都督府，分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分別管理各地的軍隊，而軍隊的調遣則由兵部負責。形成了都督府有兵，但不能指揮；兵部能調遣，而手裡卻無兵，彼此互相牽制的局面。這樣全國的軍權也完全集中到朱元璋一人手裡。

明太祖朱元璋通過改變中央行政、軍事機構體制的辦法，「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開了我國歷史上皇帝獨攬大權的先河，將封建中央集權制發展到了高峰。以後的專制皇權再也無法推進。

皇權空前集中後，朱元璋為自己贏得了「勞模」的美譽，下面，來看一些數字。1384年（洪武十七年）9月14日—21日，八天的時間，他收到1666見公文，合計3391件事，平均每天要看200份文件，處理400件事情。

2、錦衣衛制度

大家如果看過電影《龍門客棧》，都應該對錦衣衛有深刻的印象。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朱元璋搞特務統治是最突出的。錦衣衛就是明朝的特務，被稱為明朝特產，就在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西南角，現在的標志性建築是「中華新聞報社」。而現在西郊民巷東邊南北走向的這條街道，當年就叫「錦衣衛後街」。

（1）錦衣衛的由來

錦衣衛，全稱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皇帝的侍衛機構，錦衣衛官校一般從民間選拔孔武有力，無不良記錄的良民入充，之後憑能力和資歷逐級升遷。同時，錦衣衛的官職也允許世襲。前身為明太祖朱元璋時所設御用拱衛司。為了監視、偵查、鎮壓官吏的不法行為，太祖先後任用親信文武官員充當「檢校」，「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明洪武二年（1369）改設大內親軍都督府，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決定改革禁衛軍，建立了十二個親軍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錦衣衛」，作為皇帝侍衛的軍事機構。可以說，「錦衣衛」的設立是朱元璋長久思慮現實的必然結果，他擔心自己死後，下一代皇帝駕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幾興大獄，假借了若干由頭，連殺帶整，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滅了個乾乾凈凈。這類案子，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如果交給朝官們按法辦理，就有可能曠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這些案子交給錦衣衛辦理。

（2）錦衣衛的三大職能

錦衣衛的首領稱為指揮使，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很少由太監擔任。《明史·職官五》說：「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恆以勛戚都督領之……盜賊姦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

①負責執掌侍衛、展列儀仗和隨同皇帝出巡的錦衣衛，基本上與傳統的禁衛軍沒什麼兩樣，只負責在殿中侍立，傳遞皇帝的命令，兼做保衛工作。

②「巡查緝捕」，則是錦衣衛區別於其他各朝禁衛軍的特殊之處，也是它為什麼能為人們牢牢記住的原因。

朱元璋由於其出身的特殊性，對皇權的維護，以及對官吏的清廉要求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高度要求。這就使得錦衣衛「巡查緝捕」的職能無限度的擴大了。一般來講，錦衣衛的工作只限於偵察各種情報、處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適逢野心大、心腸狠的指揮使掌權，就會利用職務之便不遺餘力地製造事端，既可以打擊異己，也可以作為自己升遷的資本。如成祖時的紀綱、英宗時的逯杲、武宗時的錢寧等，在他們掌權時，各種各樣無辜的人們被關押，死於錦衣衛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計其數。這種恐怖的氛圍，與唐武則天時期的短期出現不同，終明一朝幾乎是綿綿不絕，這種無節制的濫捕極大地影響了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的關系，使百官、民眾、軍隊與皇帝離心離德。

③錦衣衛另一項著名的職能就是「執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來教訓不聽話的士大夫的一項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稱之為：「明之自創，不衷古制」。一語道破了貫穿明皇朝的特別專制的酷政性質。一旦哪位倒霉官員觸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綁雙手，押至行刑地點午門。在那裡，司禮監掌印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一左一右早已嚴陣以待。受刑者裹在一個大布里，隨著一聲「打」字，棍棒就如雨點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為錦衣衛校尉，他們都受過嚴格訓練，技藝純熟，能夠准確根據司禮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的暗示來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這兩人兩腳象八字形張開，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條活命；反之，如果腳尖向內靠攏，則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杖完之後，還要提起裹著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後再重重摔下，此時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條命。廷杖之刑對士大夫的肉體和心靈都是極大的損害，但明朝的皇帝卻樂此不疲，錦衣衛將校對它也是情有獨鍾。

（3）名副其實的酷政

明太祖的錦衣衛，以消滅功臣為目的，羅織罪狀，置無罪者於死地。「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為多。」《明史·刑法志》說：「胡惟庸、藍玉兩（大臣）案，株連且四萬（人）。」足見其酷烈程度。

（4）評價

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務網在大臣中構成一種威懾力量，使他們不敢背著他干有損於皇權的事。要組織這樣的力量、機構，進行全國規模的調查、登記、發引、盤詰工作，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和准備周密的計劃，以及必須的監督工作。差不多經過三十年的不斷斗爭，朱元璋和他的助手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把自己的統治機構，威懾力量，逐漸發展、鞏固，使之比前代更為完善。

縱觀有明一朝的錦衣衛，既出過袁彬、牟斌這樣比較正直的指揮使，也出過馬順，紀綱一類的走狗，酷吏。既有過對萬曆中日戰爭中出色的情報戰，及其對蒙古貴族策反等表現，也有過依附東廠，妄殺忠臣的卑劣行徑。但總的來說，其職能主要還是為明朝皇帝監視，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階層的腐敗行為和預防可能的叛亂，同時負擔相當部分國防及情報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錦衣衛這樣高效率的工具，監督士大夫階層，文武官員的犯罪行徑顯得更加得心應手，也使得不法之人及文官集團更加忌憚。有明一代的錦衣衛，基本是文官，宦官兩大同治集團的政治斗爭工具，主要作用總是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而發生著變化。

盡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相當的負面影響。

3、反腐敗和明朝的監察制度

為了鞏固政權、循正吏治，朱元璋採取「以猛治國」的方針，來加強中央集權。他是中國歷史上反腐敗最厲害的皇帝，他出身低微，父母由於賑災糧被貪污餓死，他夢想創造一個真正純凈的王朝，他多次告誡屬下：「天下新定，百姓財力睏乏，猶如剛會飛的鳥，剛栽上的樹，萬不可拔羽毛，動樹根。只有廉吏才能嚴格約束自己，愛護百姓。貪吏則必然肥己害民，請你們引以為戒。」他認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把鏟除貪官污吏視為善政的基礎。

朱元璋痛斥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明史》載，太祖曰：「吾刑亂世，必用重典。」他頒布了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肅貪法令：貪污60兩以上銀子者，立殺。在縣衙設立土地祠，將貪官剝皮，做成稻草人，掛於公座之旁。此外，他還發明了抽腸、凌遲、挖膝蓋等酷刑。

此外，在制度建設方面，朱元璋也做得頗有成效。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設立了中央一級的監察機構——都察院，將紀檢、組織、公安、司法職能集於一身。其級別為正二品衙門，與六部尚書衙門品秩相齊。另外，朱元璋還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和六科給事中的組織機構。分別負責到各地考察和監督中央六部的活動。這些監察官們都被朱元璋賦予了極大權力，有事可以直陳天子。

按上述方式建立起來的監察制度，非常嚴密，可以說在各級政權機構上罩上了一層濃密的大網，對打擊腐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盡管明代監察制度之完備，人員之龐大，權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過歷朝歷代，堪稱中國歷史之最。

但是，洪武年間的貪污者卻很多，除貪官個人原因外，官員待遇過低，朱元璋肅貪手法過於急躁也是原因之一，明朝的官員如果僅靠俸祿只能勉強維持生計，能夠平安下班回家就值得歡慶，人心惶惶。這也告訴我們，物極必反是真理，單一的力量永遠不可能成功，僅靠刑法不可能肅清貪官，所以，我們現在強調兩個文明一起抓，強調齊抓共管。所謂「水至清則無魚」，明朝的「水」就是殺毒劑太多，「魚」死傷過多，出現了戴死罪、徒留罪辦事制度。

然而，以上分析的只是表面原因，最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專制社會，實行的是人治。一切都必須圍繞鞏固皇權而設定，對於監察制度也是如此。明代監察制度所賦予監察官的職責，只是一個「彈劾權」，並不能直接對貪官污吏進行處理。最高的決定權操縱在皇帝的手中，如何懲治貪官污吏並不取決於腐敗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決於皇帝的好惡和喜怒，取決於他個人的利害得失，甚至取決於皇帝的賢明與昏庸、個人品質與才幹。監察官們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就會不可避免地遭到特權集團的瘋狂抵抗，最終落得個悲慘的的下場。從對奸臣嚴嵩的彈劾來看，就充分暴露了監察制度的這種缺陷。

4、明初的法制建設---《大誥》

「大誥」的名稱,出於《尚書》的大誥篇，是記敘周公東征殷遺民時，對臣民的訓誡。「大誥」二字，即「陳大道以誥天下」之意。朱元璋頒行「大誥」的目的，是仿效周公以「當世事」警誡臣民，永以為訓，也是為了用峻令防範和鎮壓人民的反抗。

《明大誥》是明太祖朱元璋親自指導編纂的一部嚴刑懲治吏民的特別刑法，亦稱《御制大誥》。該法具有和國家法典《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全書分四編，洪武十八年(1385)至二十年先後纂成。計有《大誥》74條，《大誥續編》87條，《大誥三編》43條，《大誥武臣》32條。四編合計236 條。各編首載御制序言，《大誥》、《大誥續編》後有翰林學士劉三吾撰寫的跋文。一度被要求"一切官民諸邑人等，戶戶有此一本"，並在司法審判中作為重要依據，甚至其內容被列入科舉考試的御制聖書。

在四編「大誥」中，包含有三方面的內容：①摘錄洪武年間的刑事案例，特別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對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用以「警省頑」。②結合陳述案件或另列專條頒布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嚴密法網。③在不少條目中，摻雜有明太祖對吏、民的大量「訓導」，表達了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思想和主張。這種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法規文獻，其中刑事案例是主要部分。

該大誥的問世，是明初重典治國思想推行至極端的具體體現。朱元璋認為元朝失敗的原因是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因此主張以猛治國,刑用重典。洪武初，他進行了一系列立法，以嚴法重刑繩諸吏民。如洪武四年立法，凡官吏犯贓罪不赦；洪武五至六年連發鐵榜，申誡公侯。十三年治胡黨，十五年空印案發，十八年郭桓案發,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幾案殺戮官吏近10萬人。對於人民反抗朝廷的所謂「賊盜」罪，捕後必處極刑。從洪武十八年起，他親自「采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頒行天下。

與明律及歷代封建王朝法規相比，「大誥」有以下幾個特點：①列舉種種以酷刑懲治吏民的案例，公開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誥」總共羅列族誅、凌遲、梟首案例幾千件，斬首、棄市以下罪案例萬余種，其中酷刑種類有族誅、凌遲、梟首、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斷手、斬趾、刖足、枷令、常號枷令、枷項游歷、重刑遷、充軍等幾十種。②同一犯罪，「大誥」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應處笞、杖的，「大誥」卻加重為死刑。③設置了不少為明律所沒有的禁令和罪名，著名的有「禁游食」、「市民不許為吏卒」、「嚴禁官吏下鄉」、「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等。④強調重典治吏。「大誥」的打擊矛頭總的說來是針對全體吏民，但側重點是懲治貪官污吏，其條目80％以上是屬於治吏的。

明太祖原想通過頒行「大誥」峻令，使臣民知畏而不敢輕犯，但實際上並未收到應有的效果。在封建制度下尋求加強吏治是存在結構性困難的，這點連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其誥一出」，「惡人以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尋常」（《御制大誥三編》序）。由於「大誥」倡導的是「對人極度蔑視」的封建強權主義和無節制的濫殺政策,就理所當然地受到人民的反對。

5、仇富反害民

①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這首先是和他的出身有關，他自幼就生長在貧困家庭，從小就飽受富人的欺壓，後來跑出去造反，也是因為沒有飯吃，當了皇帝以後，他認為老百姓只要有吃有穿，冬天裡有爐火烤，就是小康生活了，錢多了反而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的不穩定，直接影響他的統治地位，動搖他的皇帝寶座，所以，他眼裡容不得富人，必除之而後快。

②主要壓制方法

朱元璋對富人的壓制，主要有兩個辦法：一是強制性移民；二是羅織罪名。明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就下令大批蘇州富民遷徙至朱元璋的老家鳳陽。這種強制性的大規模移民活動後來還發生過多次。他運用法律打擊大戶更是不遺餘力。富豪們稍不小心，就會招致橫禍。常常是一人獲罪，合家遭殃，而一旦罪名成立，其財物田產則都將充公。洪武朝發生了許多大案，在這些大案中，有許多豪強勢家受到牽連。史籍上說：在朱元璋的打擊下，三吳地區「豪民巨族，鏟削殆盡」，「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影滅，盪然無存」。

朱元璋抑制富人的方略中，很大一部分還是繼承了傳統的「治國智慧」。比如強迫移民，就是秦始皇、漢高祖均曾用過的老譜。他們都一致認為，富奪其基，人奪其勢。這樣連根拔掉，將其置於一個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就會使異己者失去經濟和社會支柱。

③朱元璋仇富的積極作用

朱元璋的「仇富」不僅有利於其對臣民加強控制，而且可以獲得經濟上的豐厚收益。富人財產充公，數字龐大，由於大批地主的私田被沒收，明初江南官田數量激增，明政府的田賦收入也得以大量增加。

④朱元璋的仇富與百姓利益

從另一方面來看，朱元璋的「仇富」對一般百姓是不是充分利好呢？在傳統生產方式里，當然不乏土豪劣紳，農民租種地主的田，也不可避免要遭受盤剝。可是當這些田回到官府手中，農民還是要種，只不過是過去從地主那兒租種，現在變成了從官府那兒租種而已。並且依然要為租田上交賦稅，而官田的賦稅比民田還要高數倍。農民遭受盤剝的程度不但沒有減輕，相反還加重了。農民過去租種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選擇餘地大，而現在隨著官田數量的增加，基本就只剩下官田可租，不租就沒有飯吃。最終造成了王朝後期的失去土地的流民激增，埋下了其統治王朝崩潰的種子。

對朱元璋的評價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5月閏五月卒，葬南京孝陵，在位31年，終年71歲。

1、三個首創

①首創公開的特務機關。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善使用特務的帝王，他在中國歷史上首創公開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豢養大批特務，稱為「檢校」，四處觀察臣下的活動，從事鎮壓「不軌」、「妖言」的勾當。

②首創世界最周密的戶口制度。朱元璋建立了中國古代史上同時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戶口制度。朱元璋規定，戶口本上要詳細寫家庭人口的姓名、職業、年齡以及田產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戶微小的變化，都細致地表現在戶口本上，人民受到極端手段的控制。

③首次發明「介紹信」。明朝戶口制度森嚴，百姓出門，須到官府登記。官府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開出「介紹信」，信上寫明姓名、籍貫、職業、出發地及目的地。

另外，朱元璋在統一全國、結束元末二十多年的戰亂局面，以及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等方面所作的貢獻也是值得肯定的。

2、四點過失

朱元璋的過失共四條:

①過分運用特務組織，製造了許多血案，野蠻殘酷的刑罰，大量的屠殺，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辨」的地步。許多篤著勛勞的大將和文臣，毫無理由地被野蠻殺害。

②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須隨社會、時代的變化而改變的。朱元璋卻定下皇明祖訓，替他一二百年後的子孫統治定下了許多辦法，並且不許改變，這就束縛和限制了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礙了時代的前進。

③他所規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許鸚鵡學舌，今人說古人的話，卻不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嚴重地起了壓制新思想、摧殘科學、文化進步的有害作用。

④他自己雖不相信神仙、報應，卻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揚一些荒誕的神跡，欺騙和毒害被統治者。

④ 中國古代各個王朝的法典

1、《新律》

新律指我國歷史上曹魏政權的法律。魏明帝時，鑒於漢朝律令繁雜，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下詔改定刑制，作《新律》十八篇，也叫《魏律》、《曹魏律》。

三國時期，吳、蜀雖制定過一些科條，但沒有編纂出系統的法典。曹魏的《新律》是三國時代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一部系統的法典。

2、《泰始律》

由於《魏律》內容繁雜，早在司馬昭執政時即命賈充、羊祜、杜預、裴楷等人參考《漢律》及《魏律》來修編新法律。

晉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完成編纂工作，次年頒行全國，此即《晉律》。因於泰始年間頒行，又稱《泰始律》。

3、《開皇律》

《開皇律》是隋代第一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國家憲法。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命高熲等撰定新律，同年頒布，是為《開皇律》。

開皇三年又命蘇威、牛弘等重修，刪繁就簡，成12篇，即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捕亡、斷獄，共500條。「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隋書·刑法志》）。原文已失傳。

《開皇律》廢除前代的鞭刑及梟首、轅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更定刑名為笞、杖、徒、流、死五種，並定「八議」，還將北齊時的「重罪十條」改為「十惡」大罪，規定在《名例》篇中，對後世法律影響很大。

5、《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典。它是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典。它草創於金戈鐵馬的戰爭時期，完成於重典治國的洪武年代。

這部大法不僅繼承了明代以前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的歷史優點，是中國古代法律編纂的歷史總結，而且下啟清代乃至近代中國立法活動的發展，為中國近現代的法制建設提供了一些寶貴的借鑒。

5、《永徽律》

永徽律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的法典。永徽初，長孫無忌、李勛、於志寧等根據《貞觀律》撰成，計12篇，500條。內容基本與《貞觀律》相同。

唐統治者為了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使執法官吏懂得每一條文的精確含義，發揮法律的效能，永徽三年，又詔長孫無忌等人撰寫《疏議》，對《永徽律》逐條逐句進行解釋。

永徽四年撰成奏上，共30卷，附於律文之後，同時頒行，與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律與疏合在一起，稱《永徽律疏》，後世稱《唐律疏議》。

是唐律發展到完備階段的標志，也是宋、元、明、清、各代制定和解釋法律的藍本。對越南、日本等國的封建法律也有很大影響。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備的封建法典。

6、《朝律》

《朝律》是西漢中期立法活動成果之一，別名是《朝賀律》，主要是朝賀制度方面的專門法律。

西漢中期立法活動成果之一。漢武帝時期趙禹制定的《朝律》6篇，又名《朝賀律》，主要是朝賀制度方面的專門法律，它進一步規范了臣子朝見君主的禮儀。

《九章律》、《傍章》、《越宮律》、《朝律》，統稱為「漢律六十篇」，構成了漢律的基本框架。

7、《宋刑統》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時任工部尚書判大理寺竇儀主持立法，是年7月制定完成了《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由宋太祖詔令頒行全國。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頒布《大中刑律統類》， 將《唐律疏議》的條文按性質拆分為121門，然後將「條件相類」的令、格、式及敕附於律文之後。

這種將律、令、格、式、敕混為一體，分門編排的體例，改變了自秦、漢以來的法典編纂的傳統，開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後人簡稱該形式為《刑統》。

《大中刑律統類》的立法模式為後世效法，五代至宋，「刑統」取代「律」，成為主要的法典，如《同光刑律統類》《大周刑統》。

宋朝沿用該立法模式，頒布了《宋刑統》，並由大理寺刻板印刷發行全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宋刑統》和唐律一樣也是十二篇，除了個別要避諱的字外，內容和唐律基本一致，可見唐律對於《宋刑統》巨大影響。除了大量本朝的詔敕外，也收錄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詔敕，作為參考。

五刑制度也沿用了唐律的規定，其他有關定罪量刑的規定如議、請、減、贖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罰也有了一些變化，如凌遲刑的開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時期。

8、《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開始於順治元年，經過順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

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時，命王泰為律令總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經過乾隆御覽鑒定後，正式「刊布中外，永遠遵行」，形成清朝傳世的基本法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清律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宋刑統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朝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新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泰始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永徽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開皇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明律

⑤ 《大明律》與明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一）《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個非常重視立法的君主，他總結前朝歷史經驗，本著「法貴簡當，使人易曉」的原則制定法令，早在吳元年冬十月平定武昌以後，即命人制定基本律令，這是明朝立法的開端。律文按唐律取捨編訂，依《元典章》體例按六部順序編定，為以後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礎。此後，經過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重新修訂，不斷損益，基本完成了《大明律》的體例。至洪武三十年，最後完成《大明律》的編撰工作，並頒行全國。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條，體系結構與唐律稍有不同，即將唐律的十二篇合為七篇，以名例律冠於篇首。具體篇目為：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五刑之外，流徒增加充軍，死刑增加凌遲。十惡、八議之外，又增加六種貪墨贓：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坐贓。

從明律的篇章內容看，其脫胎於唐律，但又不同唐律，總結了唐宋以來特別是明初三十年間的封建統治與司法鎮壓經驗，增加和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有人評價，《大明律》的精神嚴於宋，條文簡於唐。

（二）《明大誥》

明初，太祖在制訂大明律的同時，還於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間，采輯案例，連續編制了四編《大誥》。朱元璋編制大誥，主要是為了進行法制宣傳，用嚴懲官民犯罪的具體案例，樹立善惡、禍福的標准，使人「趨吉避凶」，以預防和減少犯罪，從而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明大誥》共四編，即《大誥一編》、《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共二百三十六條。從其內容上看，基本都是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案例匯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懲治貪官污吏的。從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明大詔》的特點：一是法律以皇帝意志為轉移，法外用刑，輕罪重判。由於明朝君主專制制度的高度發展，皇帝的個人意志超出於法律之上。朱元璋統治時期，仕意更改法律，斷罪判刑完全以個人的好惡為轉移。四編大誥中所列舉的許多案例，用大明律來衡量，絕大部分都是屬於輕罪重判的，還有一些是無罪錯判、更有甚者，還有一些行為根本不構成犯罪，只是因為不合朱元璋的心意或被認為侵犯了他的權威，也被判以重刑。這說明《明大誥》的內容比明律更加嚴酷；二是《明大誥》重點打擊貪官豪強，其內容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懲治貪官污吏和豪強作惡的案例。如《大誥續編》共八十七條，屬於這兩類案件有七十條左右。朱元璋之所以打擊貪官與豪強，固有其改善吏治，緩和階級矛盾，減輕人民負擔的作用。但從根本上來看，還在於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統治。

朱元璋對自己所編制的四編大誥非常重視，竟採用法律手段在民間強制推行。要求每戶一本，命令各級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要考試大誥內容，一時間天下講讀大誥成風。所以大浩的制定與宣傳，對於保證封建法律的實行，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死後，四編大誥就逐漸被他的臣民所遺忘，這說明單靠政權強制力量而推行的「御制聖書」，終究要被人民所遺棄。

（三）明例

明朝的例是作為判案根據的判例或事例。明朝判決案件除以明律及大誥為根據外，仍然採用唐宋以來以例斷案的傳統。以例斷案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法外遺奸」，因而例的作用在於補律之不足，「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這是律與例的基本區別。

由於例是皇帝對某一具體案例如何判決的詔令，因而經年日久歷朝積累的例便不斷地增加，並且逐漸由具體案例演變成為通行的條例。至孝宗弘治十三年，僅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就有二百九十七條。萬曆年間編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為正文，例為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到了明代末年，例的數目幾乎與律相等，結果「人不依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偽之變，理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對於律，則「因循日久，視為具文」了」。

例的盛行，對於封建法律制度來說，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以例代律或以例破律的結果，使得奸吏因緣為市，任意出入人罪。這也是明朝冤獄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大明會典》

明代的主要立法，除了《大明律》與《明大誥》之外，還仿照《唐六典》的體例編制了《大明會典》。《大明會典》於明英宗正統年間開始修纂，至孝宗弘治十五年成書。《大明會典》的編纂完成，是明代行政立法的重要成果。

明洪武十三年廢除中書省以後，行政管理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了調整日益復雜化的行政關系，統治者注意用法律的形式確認新體制。明英宗以前，曾頒布過《功臣死罪減祿例》、《王府禁例六條》、《宗藩軍政條例》等行政性法規。《大明會典》仿效《唐六典》的體例，全書以六部官制為綱，按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各寺、府、監、司的次序，分述各行政機關的職權和事例，是規定國家機關活動規則的行政性法典。明代以《會典》為行政立法的總匯，輔以單行的例，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行政法律體系。

⑥ 明朝法制指導思想的內容，背景淵源，是什麼急急急急急急急…

指導思想:1．刑亂國用重典;2．重典治吏
背景:1． 大明律,改變了唐宋舊律的傳統體例 2． 明《大誥》洪武年間，朱元璋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具有與《大明律》同等的法律效力。

⑦ 總結高中歷史中的中國古代歷代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周禮》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內容。《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 宋元《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時後周的《顯德刑統》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宋代正式出現「典賣」制度的法律規定。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頒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時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但改□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明太祖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把「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誥》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明大誥》共4篇，是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還加強了經濟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鈔法、錢法、稅法、鹽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與《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在刑罰和訴訟方面，清律規定滿人享有各種法律特權。清朝還頒布了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專有特定內容的單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 歷代行政法規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主要特點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②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④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中央雖設有專門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⑧ 以下哪個中國古代法律是錯的

秦朝應該是矮個子保護法，一身高定法律。

⑨ 司法考試明朝法律的總結

十二、明（1368－1644）[1]
（一）立法

1、《大明律》

太祖時編修頒行，共計7篇30卷460條。它一改傳統刑律體例，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其律文簡於唐律，精神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

2、《明大誥》

（1）太祖朱元璋將其親自審理的案例整理匯編，加上因案而發的"訓導」，作為訓誡臣民的特別法令，具有與《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

（2）集中體現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對於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處罰，濫用法外之刑，「重典治吏」。

（3）也是中國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規，每戶人家必須有一本大誥，科舉考試中也列入大誥的內容。明太祖死後，大誥被束之高閣，不具法律效力。

3、《大明會典》

（1）英宗時開始編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編成，但未及頒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補。

（2）基本仿照《唐六典》，仍屬行政法典，起著調整國家行政法律關系的作用。

(二)罪名、刑罰與刑罰原則

1、奸黨罪與充軍刑

（1）「奸黨」罪

該罪無確定內容，實際是為皇帝任意殺戮功臣宿將提供合法依據。

（2）充軍刑

在流刑外增加充軍刑，並有本人終身充軍與子孫永遠充軍的區分。

2、從重從新與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原則

(1)實行刑罰從重從新

(2)「重其所重，輕其所輕」

1對於賊盜及有關錢糧等事，明律較唐律處刑為重，此即「重其所重」原則。

2對於「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明律處罰輕於唐律，此即「輕其所輕」的原則。

（三）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皇帝以下之中央司法機構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體系。

（1）刑部

增設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強對地方司法控制；

（2）大理寺

掌復核駁正，發現有「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駁回刑部改判，並再行復核。如此三改不當者，奏請皇帝裁決。

（3）都察院

掌糾察。主要是糾察百司，會審及審理官吏犯罪案件。設有十三道監察御史。都察院司法執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復核或審理直隸、各省及京師職官犯罪案件；

2復核或審理直隸、各省及京師斬絞監候案件；

3奉旨監察御史巡按直隸、各省地方，對職官犯罪奏聞皇帝裁決，民人案件或親審或交兩司審理，「大事奏裁，小事立斷」。

◎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機關統稱「三法司」。對重大疑難案件三法司共同會審，稱「三司會審」。

（4）地方司法機關

1分為省、府(直隸州)、縣三級。

2沿宋制，省設提刑按察司有權判處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報送中央刑部批准執行。

3府、縣兩級仍是知府、知州、知縣實行行政司法合一體制。

◎越訴受重懲。

4在各州縣及鄉設立「申明亭」，張貼榜文，申明教化，由民間德高望重的耆老受理當地民間糾紛，加以調處解決。

2、管轄制度。

（1）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轄上，繼承唐律，同時實行被告原則，減少推諉。

（2）實行軍民分訴分轄制

1凡軍官、軍人有犯，「與民不相干者」，一律「從本管軍職衙門自行追問」。

2「在外軍民詞訟」有涉「叛逆機密重事」者，允許「鎮守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受理」。

3若軍案與民相干者，由管軍衙門與當地官府「一體約問」。

◎反映出明代軍事審判程序的健全與管轄制度的完善。

3、廷杖與廠衛。

（1）廷杖

即由皇帝下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的制度。

朱元璋在位期間曾將工部尚書薛祥杖殺於朝堂之上。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劉瑾秉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杖責大臣，使朝臣多有死者。嘉靖年間因群臣諫爭「大禮案」，被杖責的大臣多達134人，死者竟有16人。

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對法制實施造成惡劣影響

（2）「廠」、「衛」特務司法機關

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點，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

廠衛，多由宦官充當，干預司法始於太祖時期。到明後期，廠衛特務多達十餘萬，嚴重地干擾了司法工作。

1奉旨行事，廠衛作出的裁決，三法司無權更改，有時還得執行。

2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約束。

4、訴訟制度
◎明代的會審制度

（1）九卿會審

又稱「圓審」。是由六部尚書及通政使司的通政使，都察院左都御使，大理寺卿九人會審皇帝交付的案件或已判決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

（2）朝審

三法司會同公侯、伯爵，在吏部尚書(或戶部尚書)主持下會審重案囚犯。清代秋審、朝審皆淵源於此。

（3）大審

憲宗命司禮監(宦官二十四衙之首)一員在堂居中而坐，尚書各官列居左右，從此「九卿抑於內官之下」，會同三法司在大理寺共審囚徒， 「每五年輒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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