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問責是法律責任嗎
⑴ 什麼是領導幹部問責制
所謂官員問責制,是指對政府及其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後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的制度。其實質是通過各種形式的責任約束,限制和規范政府權力和官員行為,最終達到權為民所用的目的,是現代政府強化和明確責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種有效的制度。
實施官員問責制的重要意義:
有利於增強官員的責任心
第一,有利於增強官員的責任心
政府官員的權力和責任始終是同一事物的兩個面,在接受人民賦予權力的同時,就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但正像孟德斯鳩說的,「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移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見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官員是行政權力的把持者,也是行政資源的分配者,如果官員能夠不受嚴厲處罰地獲取較多的利益,低成本低風險地違法犯罪,那麼他們利用權力換取私利的慾望就會越來越大,不法行為也將日益頻繁,這勢必給國家和人民的財產造成損失。因此,要規范官員行為、防止違法亂紀,必須增強官員的責任心,建立系統完善的問責體系。在「官員問責」制下,不是只有貪污受賄的幹部才會受處罰,如果官員沒有懂得權力的真正含義,其權力沒有為民所用、所謀、所系,那就會因失責而受到責任追究。官員問責制「有權必有責,權責對等」的基本原則則很好地彰顯了對官員責任心的這一要求,有利於增強官員的責任心。
有利於完善幹部能上能下的選拔機制
第二,有利於完善幹部能上能下的選拔機制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突出的是在領導幹部「能上」方面進行了不少大膽的嘗試,推出了許多積極的舉措。但是,在「能下」方面卻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人事制度中「能上」與「能下」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的,「能下」的渠道不暢順,勢必影響「能上」工作的順利進行。建立健全官員問責制度,通過對領導幹部失職失誤行為做出硬性的制度約束,疏通「能下」的渠道,讓那些無所作為者下台,才能使那些有所作為、大有作為者上台,最終達到「能者上,庸者下」的目的,形成良好的能上能下、新陳代謝的用人機制。
有利於整肅吏治
第三,有利於整肅吏治
領導幹部是一種特殊職業,在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中,承擔著重要使命,要具備高度的敬業精神。已開始進入制度化操作層面的官員問責,正在沖擊太平「官念」。這種官員問責制給中國4000多萬名各級幹部的仕途平添了風險,使為官變成了一種高風險職業。只有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時刻要有兩個意識: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時刻具備三個能力:學習能力、觀察能力、協調能力,做好各項本職工作,才能適應新的要求。而且在官員問責制的理念下,實現了用幹部、管幹部的部門從「權力主體」向「責任主體」轉變,誰用的幹部誰管理,幹部工作失誤、失職,用幹部和管幹部的部門負有連帶責任。這就促使幹部主管部門使用幹部必須堅持德才標准,選拔任用那些「靠得住、有本事、能幹事、干成事」的幹部,而且還要加強對幹部的日常管理,督促他們掌權為民,從而整肅了吏治,優化了官員隊伍。
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
第四,建立實施行政問責制,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塑造為民責任政府。
在一個強調法治、民主的現代國家,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必須履行好自己的職責,盡其自己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市場監督、宏觀調控的職能,同時又要求所有參與政府管理的行政官員必須具有負責精神行使權力,隨時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和問責,並承擔相應的責任。建立實施行政問責制,有助並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在理順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的關系中明確政府及其行政官員應承擔的責任,從而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實現政府及其行政官員職能職責的歸位、定位和正位,塑造一個守法、守責、守信、守時的當代責任政府。實施行政問責制,可以從源頭上對政府及其行政官員的權力、職責進行必要的約束和規定,防止和阻止其濫用、誤用公共權力的失職行為。同時,行政問責制還彌補了國家法律上的空白,不僅對行政官員的「亂作為」要問責,對「不作為」和「無作為」的也要問責,這樣,勢必能夠促進行政官員工作作風的轉變,提高責任政府的效率。
有利於進一步完善國家法律責任制度
第五,建立實施行政問責制,有利於進一步完善國家法律責任制度,加速行政國際化的進程。
實施行政問責制,是國際目前比較通用的做法。雖然,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其問責的具體規定和操作方法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掌管公共權力的政府官員中有權必有責、違規違法必追究的這一點上則是共同的。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實施行政問責制,有利於加速行政國際化的進程,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法律責任制度。行政問責制比責任追究制的含義在外延上更為寬泛。責任追究,是一種過錯追究;而行政問責,則不僅僅是過錯追究,而且還包括非過錯追究。因此,行政問責的指向是:亂作為、作為不力、不作為、無作為。也就是說,行政問責它不僅是指有錯、犯法要追究,同時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諉扯皮等也要追究。實施行政問責制的重大意義,既在於防患於未然,也在於懲前毖後。懲罰、處分只是行政問責的手段,而防患、預防才是行政問責的目的。行政問責制的實施,是我們在當今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最好的制度載體。
⑵ 什麼是行政問責案件
所謂行政問責,是指一級政府對現任該級政府負責人、該級政府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政府主要負責人在所管轄的部門和工作范圍內由於故意或者過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法定職責,以致影響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貽誤行政工作,或者損害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給行政機關造成不良影響和後果的行為,進行內部監督和責任追究的制度。
1、中央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衛生突發條例》明確規定了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組織領導、遵循的原則和各項制度和措施,明確了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有關組織和公民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及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2003年8月27日通過的《行政許可法》,規定了政府的行政許可行為,也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應承擔的法律責任。2004年2月18日,《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有了關於「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的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專門規定了對有失職、瀆職行為的黨員幹部給予相應處分。2004年4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提出「權責統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對決策責任追究、行政執法責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復議責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確的規定。2006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公務員向上級承擔責任的條件和公務員辭職辭退作了明確規定,並進一步將行政問責法制化和規范化。
2、地方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國天津、重慶、海南、長沙、大連、湘潭、廣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繼出台了針對不同的問責對象的行政問責規章制度。這些規章既對部門行政首長進行問責,也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權力和受行政機關依法委託履行行政管理職能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過錯進行責任追究。
⑶ 我國有關行政問責的法律有哪些
你看看這個表,目前法律關於行政問責的規定沒有。關於行政問責,目前有很多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另外,不建議樓上這樣解讀行政問責
⑷ 行政問責制和行政責任追究制度的區別,具體一點
行政問責制,是指一級政府對現任該級政府負責人、該級政府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政府主要負責人在所管轄的部門和工作范圍內由於故意或者過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法定職責,以致影響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貽誤行政工作,或者損害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給行政機關造成不良影響和後果的行為,進行內部監督和責任追究的制度。
行政責任有兩層含義:第一,指行政人員在一定的崗位和職務上開展行政管理活動時所應承擔的角色義務,即職責;第二,指由於行政人員在沒有積極有效地履行職責而受到的追究,往往表現為受到否定性的批評、懲罰和制裁。完整的行政責任是上述兩個方面的統一或總和。
行政責任是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對其違法失職行為所必須承擔的法律後果,其性質屬於行政違法或違反行政紀律,尚不能追究刑事責任,只能從行政上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和紀律責任。追究行政責任從立法的指導思想、原則以及執法實踐看,主要應遵循以下幾項原則:
(1)過責法定原則。就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的過錯和對過錯應承擔的責任,要用法定形式固定下來。哪些行為屬於違法行為,應當承擔何種行政責任,應受哪些行政處分,都應有一定形式的規範文件或條文加以明確規定。
(2)過懲相適應原則,也稱過懲相當原則。就是根據過錯大小決定懲處的輕重,以解決執法實踐中罰不當過的現象。
(3)責無旁貸原則,或稱責任自負原則。對違法失職行為,不管涉及到誰,都應毫無例外地追究其行政責任。對於集體違法失職的共同行為,也不能搞法不責眾,也要分清當事人的責任大小,分別作出相應的處罰。在國家行政機關中,不允許存在擔任職務、行使職權而不承擔責任的現象,更不允許出了問題推卸責任或強加責任、包攬責任或代負責任。
(4)教育為主、懲處為輔的原則。通過懲處違法失職行為,使本人受到教育,也使其他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引以為戒,達到警戒、防範的效果。
⑸ 重慶市政府通過的暫行辦法實行官員問責制度的內容,主要體現了行政領導的哪些責任,
《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7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這是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規章形式出台的「高官問責制」,標志著中國開始為官員問責建立法制保障。
《辦法》的問責對象包括重慶市政府各部門的行政首長,以及參照執行的部門副職、派出和直屬機構的「一把手」。被問責的7類18種情形包括:第一類,效能低下、執行不力,致使政令不暢或影響市政府整體工作部署的,包括未完成政府交付的工作任務等;第二類,責任意識單薄,致使公共利益或管理相對人合法權益遭受損失或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的,包括瞞報、虛報、遲報重大突發事件,以及組織群眾大型活動,未採取有效防範措施導致重大事故發生等;第三類,違反法定程序,盲目決策,造成嚴重不良政治影響或重大經濟損失的,包括隨意安排使用財政資金或國有資產造成浪費或資產流失,以及重大建設項目發生嚴重質量問題;第四類,不依法行政或政治不嚴、監督不力,造成嚴重不良政治影響或其他嚴重後果的,包括機關效率低下、服務質量差、工作態度生硬,以及指使、授意工作人員弄虛作假騙取榮譽或進行違法違紀活動;第五類,在商務活動中損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包括在招商引資活動中不講誠信、在政府采購活動中不進行招投標的;第六類,行政首長本人在公開場合發表有損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或行為不檢、舉止不端,有損公務員形象,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的;第七類,市人民政府認為應當問責的其他情形。根據不同的情形,被問責人將被分別追究取消當年先進評選資格、誡勉、通報批評、書面檢查、通過媒體公開道歉、停職反省和勸其辭職7種責任。
重慶市法制辦有關人士認為,問責辦法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關鍵在於抓住了當前人們十分反感的「官場惡習」,這些「不作為」或「作為不當」的惡習除非釀成大禍,否則很難上升到法律、紀律監督的層面,但這些問題恰恰損害了政府形象、干群關系和決策效率。因此重慶市出台的問責制度規范辦法,從過問的角度,是在我國現有的法律監督和法律監督之外開辟的第三條監督通道;從追責的角度,是在現有的法律責任和紀律責任之外的第三種政治責任。
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教授、重慶市政府法律顧問楊明成認為,從張文康、孟學農的悄然引退到馬富才、剛占標的引咎辭職,表明了責任政府的理念已付諸實踐、深入人心。但「官員問責」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重慶市出台的官員問責制度實際上第一次將問責制上升為制度層面上的強制規定,是在問責制度方面一次突破性的探索,因此有著廣泛的借鑒意義。
從輿論情況看,重慶市制定政府規章強化行政首長問責制受到群眾的歡迎。重慶市一家咨詢類外資企業員工曾小姐將之稱為「百姓制約行政官員」的辦法。她說:「啟動問責程序簡單易行,公民舉報、新聞曝光、工作考核結果等以及司法機關、相關行政單位提出問責建議都可以。以前我在一些政府部門辦事經常被踢皮球,今後我可以對部門工作態度差服務差進行問責。」私營企業主程遠說,有的政府部門找理由對企業進行重復收費,希望問責制的實施夠解決這些問題。
不過,也有部分人認為責問制很好,但不知能否真正達到效果。新華網的一位網友說,重慶市日前又陸續出台了11類重大行政決策聽證制度、20類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權。相信在這樣的配套制度保證下,問責制度不會是「一紙空文」。
一些接受采訪的重慶市行政部門的幹部認為,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紀律制度還不盡完善,導致對政府官員的履職情況和施政效果很難量化,而這一問責制度有較強的震懾力,例如嚴重失職的行政官員將被勸辭職。因此勢必促使政府的工作責任製得到切實落實,促進政府執政水平的不斷提高。
重慶市政府法制辦的調查表明,重慶市部門「一把手」普遍認為,問責制的實施可能會在如何處理大膽創新和依法行政的關繫上增加了一定難度,但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下實事求是、開拓創新,也是大勢所趨。
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院長王學輝教授說,建立責任政府正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從不問責到問責,再到以法制保障問責,靠法律和制度約束領導幹部的行為,體現了中國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