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指導意見的法律效力

❶ 最高司法機關的指導意見可以作為法律依據嗎

法律分析：不可以，理由：最高司法機關不具有立法權,其制定的指導意見當然不能作為法律依據,如果該意見與法律規定相抵觸,則屬違法。

法律依據：《司法解釋匯編》關於司法指導文件、司法解釋的定義的問題。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最高院對司法解釋的形式沒有統一的規定，在這之前凡屬於對應用法律、法令解釋的，不論形式，不管是通知、紀要、決定、答復等等，全部歸於司法解釋。比如最高院關於民法通則的意見就是司法解釋。其餘的除去行政管理、人事管理之外的，涉及到法律適用問題的，屬於司法指導文件，即你所指的「意見」一類。

關於司法指導文件的法律效力問題。最高院的司法指導文件不能作為裁判依據，即不能在裁判文書的裁判依據部分寫「依據最高院×××的意見之第××條之規定」。但是，可以在裁判理由部分用於說理，也就是說司法指導文件在實際上法律效力還是很高的，因為它是最高院用於統一裁判的規定。

❷ 最高院研究室「司法解釋的逐條解讀」是否具備法律效力

得看發布時間，有沒有被廢止，也可能是以前的司法解釋性質的文件，2007後司法解釋就四種形式。當然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說的話法官總是可以聽的，但不能作為判決書里的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
第四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應當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第五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  
      第六條  司法解釋的形式分為「解釋」、「規定」、「批復」和「決定」四種。
      對在審判工作中如何具體應用某一法律或者對某一類案件、某一類問題如何應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釋，採用「解釋」的形式。  
      根據立法精神對審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規范、意見等司法解釋，採用「規定」的形式。  
      對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就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請示制定的司法解釋，採用「批復」的形式。  
      修改或者廢止司法解釋，採用「決定」的形式。

❸ 最高院批復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對所有的法院都有約束力。

法律依據：
《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
第二條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
第五條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
第六條司法解釋的形式分為「解釋」、「規定」、「批復」和「決定」四種。

❹ 省高院的指導性意見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哪個大，適用哪個

當然是最高院的來司法源解釋在位階上高於省高院的指導性意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在不同位階之間的法律存在沖突時適用高位階的法律，雖說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以及省高院的指導性意見都不屬於法律，但據此類推，以及在我國目前實務和學理中，這是共識，沖突時，只能適用最高院的司法解釋！

❺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導意見是否有法律效力

您好，這不屬於法律的范疇，但是這會對浙江省的司法實踐起指導作用。

❻ 最高人民法院座談會紀要的法律效力

這種會議紀要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最高院發布的公文中只有司法解釋才具有法律效力。
較早的時候確實有會議紀要作為司法解釋來適用的情況，如8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全國法院減刑、假釋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便是作為司法解釋使用的。但97年後，最高院出台了「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對司法解釋進行了規范，會議紀要便不得再作為司法解釋了。
根據這個規定，司法解釋有以下幾個特點：
1、必須經最高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並由最高院以公告的形式在《人民法院報》上公開發布。
2、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對某一類案件或某一問題的如何適用法律作出的規定，稱為「解釋」；第二種是對審判工作提出的規范和意見，稱為「規定」；第三種是對各高院及解放軍軍事法院就具體問題請示所作的答復，稱為「批復」。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形式。
3、司法解釋必須在首部寫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次會議通過」的字樣。
4、司法解釋可以在司法文書中援引的，包括判決書，但在格式上需先引用適用的法律條款，再引用適用的司法解釋條款。

❼ 關於最高院司法解釋與審判指導意見的區分

最高院下達的一般是司法解釋，效力僅僅次於立法解釋，也就是全專國人大的解釋屬。司法解釋當然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而言，最高院下達的規范性文件，都具有法律規范的效力。
這里關鍵是主體，是最高院下達的，文件的以何種形式，什麼抬頭出現，並不重要，只要是主體沒錯，規范性文件，不管以何種形式出現，都具有效力的。

❽ 在法律層面上能不能抗議省高院的指導意見

理論上是可以的。省高級人民法院出台的指導意見，從效力上說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司法解釋，只是指導性文件。但在實踐中，省高院出台的指導性文件在本省范圍內都會得到適用。

❾ 上海高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全文

為了進一步規范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上海高級人民法院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結合相關法律法規，出台了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本文為大家整理了意見全文，請閱讀下面的文章了解。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

民間借貸作為一種融資手段，以其靈活、簡便、快捷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為緩解生活、生產困難，尤其是在解決民間融資困難，補充金融市場不足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為進一步落實《上海法院為加快推進「四個率先」建設「四個中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同時也為上海新農村建設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限制違規的民間借貸行為，打擊違法的民間借貸行為，統一裁判驚訝，公正、平等保護債權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依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審判實踐，特製定本指導意見。之前意見與本內容不一致的，以本意見為准。

1、出借人稱借款到期未還，借款人承認借款真實但主張已歸還借款的情況下，舉證責任的分配

借款人承認借款真實，但主張已經歸還的，屬於對借款真實存在的自認。對該借款事實一般可直接予以確認。至於借款人提出已經歸還的抗辯，屬於對權利消滅的主張，應由借款人隊相應主張事實的存在承擔舉證責任。

在出借人與借款人之間存在多筆借款，借款人主張已經歸還借款並提出付款證據，而出借人主張借款人償還的是另外的借款，或者是依法應當優先清償其他債務從而不能產生清償系爭借款效果的，屬於權利性主張，債權人應對此主張負舉證責任。

2、借條只有法定代表人簽字時，還款主體的認定

借貸行為屬合同行為，要約、承諾的意思表示只能在相對方之間發生法律效力，關鍵是要證明意思表示指向的對象，這屬於事實認定問題，而非法律適用問題，應根據各案情況，結合證據加以判斷。

3、借款人與實際收款人不一致時當事人的確定

借款人與實際收款人不一致時，借款人應作為被告。由於民間借貸中借款交付與否，直接影響借貸關系是否生效，而收款人與借款人不一致，則往往可能是因為收款人是根據借款人的指示而導致的。如當事人對借貸合同的當事人無爭議的，實際收款人宜作為證人參加訴訟以證明借款交付事實。如借款人否認收到借款的，為便於查清事實，切實做到案結事了，宜追加實際收款人為當事人參加訴訟。

4、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對於借款人自認仍應進行審查

為防止當事人通過虛假訴訟惡意侵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在雙方當事人訴辯主張無明顯對抗，或案件的處理可能涉及第三方利益的，針對不同情況，還應當分別審查：(一)借款人自認締結口頭合同的，應審查口頭合同訂立的時間、地點、約定的內容、履行的過程、經辦人情況等細節;(二)借款人自認收到大額資金的，若錢款通過銀行轉賬進行交付的，還應審查銀行往來憑證;若通過現金方式進行交付，還應審查交付的金額、時間、地點、次數、在場人員、出借人的資金來源、出借人和借款人的經濟狀況等細節，必要時可審查出借人與借款人的關系、出借人家庭其他成員的經濟狀況、借款人與家庭其他成員的關系、所借錢款的用途等情況。

上述情況下，因查明事實的需要，還應採取隔離質證、交叉詢問等方式對當事人的自認進行審查，必要時還可主動依職權調查相關事實。

5、借款人父母在借條上簽字的法律後果

審理此類案件時要著重審查借款人父母在借條上簽字的真實意思。如借款人父母與子女共同作為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並於時候在借條上補簽名的，父母、子女應當作為共同借款一並承擔還款義務;如借款人父母事後在借款人個人出具的借條上簽字明確表示同意與借款人共同歸還借款的，屬於債的加入，借款人父母應與借款人一並對出借人承擔還款義務;如借款人父母簽字明確同意為借款人的借款提供擔保的，借款人父母的行為應適用《擔保法》的規定承擔責任;如借款人父母僅僅是在借款人出具的借條上簽字，但沒有其他證據證明該簽字具有上述意思的，則借款人父母只能作為證明借款事實的證人，而不產生上述債務承擔或擔保還款的法律後果。

6、借款人對借條上自己簽名的真實性提出異議時舉證責任的確定

出借人提供了署有借款人簽名且無明顯瑕疵的借條，並能證明錢款已經交付給借款人，而借款人認為借條上簽名虛假的，應由借款人承擔申請筆跡鑒定等舉證責任，並先行墊付鑒定費。

7、借貸案件中借款人抗辯系賭債的舉證責任分配

借款人抗辯債務因賭博而產生，或抗辯出借人明知所借款項用於賭博的，應首先查明借款交付事實。在出借人有證據證明交付事實的情況下，原則上由債務人對存在上述抗辯情形承擔舉證責任。

以上就是關於上海高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全文的內容，對借款糾紛的舉證責任、還款主體的認定以及對賭債舉證責任承擔等作了具體規定，對民間借貸案件的審理提供法律依據。對於發生借貸糾紛的當事人，如遭遇債務人不還錢的，建議提起訴訟，維護自身權益。

❿ 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以及人大的立法解釋有無法律效力

1、從法律規定來說，人大常委的立法解釋高於最高院的司法解釋，當最高院的專司法解釋與人大常委屬的立法解釋相沖突之時，應當按照人大常委的立法解釋來實行。簡單的說：人大常委的立法解釋屬於正式法律解釋，與立法有著同樣的效果，而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只是人大常委在特定情況下授權最高院對審判方面的具體操作做出規定解釋，就像國務院也可以對行政法規做出解釋一樣，但不管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也好，還是國務院對行政法規的解釋，都不能超越人大常委的解釋許可權。
2、人大常委所做的司法解釋與成文法具有同樣的效果。而最高院所做的司法解釋則不然。
以上僅是理論上而言，從實踐中來看，基本上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只要不同人大常委的立法解釋相沖，就應該按照執行，這也符合我國的司法工作的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