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之間資金拆借的法律效力

㈠ 事業單位向企業借款，請問是否有相關法律規定

事業單位向企業借款是違法無效的。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通則》第六十一條，各級行政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供銷合作社等合作經濟組織、農村合作基金會和其他基金會，不得經營存貸款等金融業務。企業之間不得違反國家規定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融資業務。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通則》第七十三條，行政部門、企事業單位、股份合作經濟組織、供銷合作社、農村合作基金會和其他基金會擅自發放貸款的；企業之間擅自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的，由中國人民銀行對出借方按違規收入處以1倍以上至5倍以下罰款，並由中國人民銀行予以取締。

(1)企業之間資金拆借的法律效力擴展閱讀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通則》第六十五條，貸款人的有關責任人員違反本通則有關規定，應當給予紀律處分和罰款；情節嚴重或屢次違反的，應當調離工作崗位，取消任職資格；造成嚴重經濟損失或者構成其他經濟犯罪的，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通則》第六十六條，貸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中國人民銀行責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中國人民銀行可以處以5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

一、沒有公布所經營貸款的種類、期限、利率的；

二、沒有公開貸款條件和發放貸款時要審查的內容的；

三、沒有在規定期限內答復借款人貸款申請的。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通則》第六十七條，貸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中國人民銀行責令改正：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以違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5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貸款人違反規定代墊委託貸款資金的；

二、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對自然人發放外幣貸款的；

三、貸款人違反中國人民銀行規定，對自營貸款或者特定貸款在計收利息之外收取其他任何費用的，或者對委託貸款在計收手續費之外收取其他任何費用的。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通則》第七十四條，當事人對中國人民銀行處罰決定不服的，可按《中國人民銀行行政復議辦法》的規定申請復議，復議期間仍按原處罰執行。

㈡ 最高院發布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

最高院發布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

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了《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眾媒體均用「重磅」來形容這一司法解釋的出台。《規定》對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的借款關系、民間借貸案件的受理與管轄、民刑交叉的處理規則、互聯網借貸平台的責任分擔、虛假訴訟的司法判斷標准、利息的保護范圍等一系列與民間借貸密切相關的法律問題提供了更明確的法律規則和裁判依據，但其最為重磅的部分在於，首次在司法解釋層面對企業間借貸行為的法律效力給予了肯定。相信隨著《規定》的實施，企業之間拆借行為在商業實踐和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亂象格局將得以規制，其對社會經濟穩定、司法統一將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規定》實施之前司法機關對企業間借貸的法律效力認定

在很長一段時間，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對企業間借貸的行為均給予全盤否定。這些明確對企業間借貸予以否定的規定包括：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對企業間借貸問題的答復》

《貸款通則》

《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關於對擬上市公司變相借貸融資問題的復函》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的批復》等

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長奚曉明在《商事審判中的幾個法律適用問題》(下稱「《講話》」)中首次對企業間借貸的法律效力給予肯定，認為：「對不具備從事金融業務資質的企業之間，為生產經營需要所進行的臨時性資金拆借行為，如提供資金的一方並非以資金融通為常業，不屬於違反國家金融管制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不應當認定借款合同無效。」

這一講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司法機關對企業間借貸法律效力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後的判決中，對符合要求的企業間借貸均認定有效。當然，這種認定並非毫無底線地對所有企業間借貸行為一概予以認可，《講話》對「有效」的判斷標准包括：

為生產經營所需

出借方不以資金融通為常業

不屬於違反國家金融管制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

《規定》出台之前的司法亂象

在《講話》出台之前，雖然企業間借貸被一律認定無效，但缺乏高位階的法律依據是不可忽視的問題。盡管《講話》的出台讓企業間借貸看到了曙光，但其並未從根本上解決企業間借貸的法律定性，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實踐的亂象。

1. 人民法院在判決中認定企業間借貸無效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

在《講話》出台之前，雖然有諸多法規、規章、批復否定企業間借貸的法律效力，但在法律、行政法規層面卻沒有任何否定企業間借貸法律效力的規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中關於「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同無效這一規定通常被法院用以作為認定企業間借貸無效的法律依據。然而，這項原則不可濫用、合同效力不可隨意否定漸成共識，特別是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頒布，其第十四條明確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無疑對這一規定的適用范圍進一步予以限制。

其直接結果是絕大多數判決被迫以「違反金融法規」為由認定企業間借貸無效，盡管如此，判決中卻無法指出當事人到底違反了哪項金融法規的哪條規定，更不敢提及其這項所謂金融法規的法律位階，以及這項金融法規中的相關規定究竟是否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其結果無疑令當事人難以信服。

2. 人民法院在判決中認定企業間借貸亦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且與最高人民法院現行有效的《批復》存在矛盾

在《講話》出台之後，最高人民法院及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將《講話》中的精神轉化為判決書「本院認為」部分所給出的理由，以間接適用《講話》的精神作為裁判依據來肯定企業間借貸的效力。這樣的方式雖然有些尷尬，但卻完全符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然而，其所存在的問題是，法官在「本院認為」部分的說理卻和現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的批復》中關於「企業借貸合同違反有關金融法規，屬無效合同」的精神相悖。

3. 法院系統內部對企業間借貸的效力認定不統一

《講話》出台後，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對企業間借貸法律效力的判斷有了質變，但基於《講話》只是一種指導性意見，並不具有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這一原因，地方人民法院並不一定「照單全收」。包括北京在內的部分地方法院對企業間借貸法律效力的判斷與最高人民法院保持一致，但也有包括上海在內的部分地方法院仍然堅持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的批復》作為裁判依據。

這一亂象直接導致在較長的一段時期，當事人要被迫將「受案法院所在地區是否對《講話》買賬」作為判斷企業間借貸法律效力是否能夠獲得法院認可的考量因素之一，嚴重影響了司法機關的權威和公信力。

為避免法律風險，企業通過各種「合法形式」掩蓋企業間借貸的實質，造成了商業上的亂象叢生

雖然司法機關長期以來一貫保持著認定企業間借貸無效的態度，但企業間借貸在市場上的需求卻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增長，兩者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為實現資金融通的同時規避法律風險的目的，最終催生出一系列商業交易上的「怪胎」。這些「怪胎」包括：

1. 名為聯營，實為借貸

這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階段的產物，為遏制這一現象，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直接將其定性為「無效」。

2. 名為出資，實為借貸

這一模式的手法與名為聯營實為借貸相似，也是通過約定固定收益的方式進行合作，只不過方式變為股權投資，交易完成後資金出借方退出入股的公司。

3. 名為買賣，實為借貸

在實踐中通常表現為出借人扮演買方，借款人扮演賣方，出借人將「貨款」一次性支付給借款人，借款人到期不供貨，隨後按《買賣合同》約定的方式向出借人支付「違約金」，並最終退還全部「貨款」。出借人通過回收「貨款」的方式收回本金，通過收取「違約金」的方式獲取利息收益。

這一交易模式逐漸發展，最終升級為更「高端」的托盤交易模式，通過多家企業進行連環買賣的方式使之更為隱蔽。

除上述列舉的模式外，還有一些更為隱蔽的模式發揮著「掩蓋企業間借貸」的作用。這些被迫採用的交易模式在實踐中不一定能夠切實保護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使人民法院對這些交易的法律定性和判斷愈發困難，且難以統一。

《規定》的出台將在很大程度上規制司法實踐和商業實踐中存在的上述亂象

隨著《規定》的出台，企業間借貸是否有效有了司法解釋層面的判斷標准和法律依據，這使得人民法院在判決時可以直接引用司法解釋的規定，避免了「無法可依」、「靠精神支撐」的尷尬。

另一方面，《規定》與《講話》不同，後者只是一項指導性精神，但前者是一項人民法院裁判時必須遵守的准則，從此以後「受案法院所在地對《講話》是否買賬」不再是訴訟中需要考慮的因素，司法裁判將得以全面統一。

《規定》對企業間借貸給予原則上肯定，特殊情況下否定的態度，這就決定了正常企業間借貸行為無需再絞盡腦汁尋找外衣進行掩蓋，與之相對應的商業「怪胎」將因缺乏市場需求而得到根本遏制。

因此，無論在司法實踐角度還是在商業實踐角度，《規定》的出台無疑都具有積極意義。

《規定》並未對企業間借貸予以無限縱容

雖然《規定》對企業間借貸鬆了綁，但並不意味著企業已經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資金融通。企業間借貸仍然需要受《合同法》的規制，觸犯《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借貸行為仍將被認定無效。

此外，《規定》第十四條列舉了應當認定無效的企業間借貸情形，具體包括：

1. 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給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

2. 以向其他企業借貸或者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取得的資金又轉貸給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

3. 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借款人借款用於違法犯罪活動仍然提供借款的;

4. 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

5. 其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

其中，第1、第2項與《講話》出台後，最高人民法院在審判實踐中的要求「出借人以自有資金出借方為有效」的裁判規則類似。但區別在於兩項規定對這一裁判規則進行了限制，具體而言：

《規定》第十四條第1項之規定，實際上並未否定出借人用金融機構信貸資金轉貸的法律效力，而是規定在同時滿足兩項條件的情況下，該等借貸行為方為無效，即「高利轉貸 + 借款人知情」。否則，即使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出借他人也應認定有效。

《規定》第十四條第2項之規定，實際上也並未否定以向其他企業借貸或者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取得的資金出借的法律效力，而是規定在同時滿足兩項條件的情況下，該等借貸行為方為無效，即「轉貸牟利 + 借款人知情」。

此外，出借資金用於非法目的、違背公序良俗等情形也將被依法認定無效。

《規定》對企業間借貸的松綁有待進一步檢驗

誠然，《規定》的出台無論對司法實踐還是商業實踐都具有積極意義，但其實施後的效果如何，尚需進一步檢驗。

在筆者看來，至少需要重點關注兩個問題：

1. 《講話》中「出借方不以資金融通為常業」的要求在《規定》中未予以保留是否合理

《講話》中關於「出借方不以資金融通為常業」的要求在《規定》中未予以列明。在此情況下，若某企業以出借資金為常業或主業，是否所有與之相關的企業間借貸都應被認定有效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換言之，如若某企業以資金融通為常業，並最終演變成一家「銀行」，是否在法律上仍應予以肯定或默許。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規定》中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反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若大量此類「銀行」出現在市場之中，正常的經濟秩序是否會因此受到影響，仍有待實踐去檢驗。

2. 對企業以「非自有資金」出借的行為，《規定》以認定有效為原則，以較為主觀且苛刻的情形為例外是否合理

《規定》第十四條第(一)、第(二)項規定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以「非自有資金」出借行為的法律效力。其最終將導致以下四種情形依法應當被認定有效：

出借人套用金融機構資金出借，借款人對此知情，出借人並未獲取超高利益;

出借人套用金融機構資金出借，並獲取超高利益，出借人對此不知情;

出借人利用其他企業出借的資金或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取得的資金進行出借，借款人對此知情，出借人並未因此牟利;

出借人利用其他企業出借的資金或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取得的資金進行出借，出借人因此獲利，借款人對此不知情。

上述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將可能導致不具備相應資信的企業可以通過其他企業獲取金融機構資金，也可以使具有相應資信的企業通過轉貸金融機構資金獲取合理利益。此外，其他企業出借的資金、本單位職工集資的資金也可以用以出借，甚至可以牟利。這樣「寬松的政策」是否會對金融機構、其他企業、本單位職工的資金安全構成威脅，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此外，《規定》第十四條第(一)、第(二)項中有關「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主觀要件是認定企業間借貸無效的必要要件，在缺少該要件的情況下，即使企業高利轉貸或將第三方提供的資金轉貸牟利，借貸行為仍然有效。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此主觀的要件是否能夠有效控制「非自有資金」出借所伴隨的法律風險，也有待實踐給出答案。

總之 ，《規定》的出台對企業間借貸進行松綁，滿足了經濟高速發展環境下企業融資渠道多元化的合理需求，並對企業間借貸有效性的判斷在司法解釋層面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具有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這一點無疑應當予以肯定。然而，另一方面，《規定》對「以資金融通為常業」及「非自有資金出借」兩項可能影響經濟穩定的潛在隱患未予以嚴格限制，特別是對套取金融機構資金出借的行為在特定情形下也會予以肯定，這些潛在問題在實踐中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有待進一步檢驗。《規定》第十四條為控制「非自有資金」出借所設定的條件是否能在司法實踐中發揮預期的作用，也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對此，我們將持續予以關注。

㈢ 民間借貸合同法律效力的認定規則

關於民間借貸合同法律效力的認定規則

為了讓大家更加了解關於民間借貸合同法律效力的認定規則，下面為大家帶來相關內容，供各位閱讀，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關於民間借貸合同法律效力的認定規則

民間借貸，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但經金融監管部門批准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為《民間借貸規定》)第1條】。《民間借貸規定》將企業間借貸，即法人、其他組織相互之間的借貸，納入到民間借貸的范疇中來，並原則上肯定了其合法性。

關於民間借貸合同法律效力認定的相關規則主要規定在《合同法》第52、210條和《民間借貸規定》第9-14條，現將相關規則進行梳理。

一、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

《合同法》第210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在性質上是實踐性合同，只有在貸款人向借款人提供借款時合同才生效。未提供借款前，雙方達成合意的，合同只是成立而未生效，借款人不得依據成立的合同強制貸款人提供借款，即無強制履行問題。

對於作為生效要件的“提供借款”的判斷，《民間借貸規定》第9條例舉了五種情形。

《民間借貸規定》第9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視為具備合同法第210條關於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現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時;(二)以銀行轉賬、網上電子匯款或者通過網路貸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資金到達借款人賬戶時;(三)以票據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據權利時;(四)出借人將特定資金賬戶支配權授權給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對該賬戶實際支配權時;(五)出借人以與借款人約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並實際履行完成時。”

對於上述以外的情形是否構成已“提供借款”，應由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判斷。

二、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以外的借貸合同

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以外的借貸合同，包括自然人與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合同(即自然人與企業之間的借貸合同)，以及法人和其他組織相互之間的借貸合同(即企業之間的借貸合同)。

《民間借貸規定》第10條規定：“除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外，當事人主張民間借貸合同自合同成立時生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從該規定可知，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以外的借貸合同在性質上一般是諾成性合同，借貸合同成立時即生效。但當事人可以將借貸合同約定為實踐性合同，或者約定為附生效條件或生效期限的合同。另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為實踐性合同的，也為實踐性合同。

三、企業間的借貸合同

《民間借貸規定》實施以前，有關司法解釋和部門規章一直是將企業間借貸合同規定為無效，但實踐中法院對其效力的認定卻不太一致。2015年9月1日實施的《民間借貸規定》原則上肯定了企業間借貸的合法性，統一了法院審理此類案件的司法標准。

《民間借貸規定》第11條規定：“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為生產、經營需要訂立的民間借貸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52條、本規定第14條規定的情形外，當事人主張民間借貸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企業間借貸合同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才是合法有效的。

(一)借貸合同是為生產、經營需要訂立

訂立企業間借貸合同的目的應是為滿足生產、經營需要，但何為“生產、經營需要”，該司法解釋並未作出明確規定，在個案處理時，須由法院根據具體情況裁量解釋。筆者認為，可以參照企業工商登記的經營范圍進行判斷，並且借貸應是臨時性的資金拆借，而非可能擾亂金融秩序的經常性的資金融通，即非以資金融通為常業。

(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條規定的情形

具有合同法第52條規定情形之一的，企業間借貸合同與一般合同一樣無效。

合同法第52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三)不存在《民間借貸規定》第14條規定的情形

若存在該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包括企業間借貸合同在內的一切民間借貸合同均無效。

四、企業內部集資的借貸合同

《民間借貸規定》第12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本單位內部通過借款形式向職工籌集資金，用於本單位生產、經營，且不存在合同法第52條、本規定第14條規定的情形，當事人主張民間借貸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企業可以在本單位內部通過借款形式向職工籌集資金，這與非法集資劃清了界限。但和《民間借貸規定》第11條規定的企業間借貸的生效要件一樣，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才能生效，即借貸目的`是用於本單位生產、經營，無合同法第52條和《民間借貸規定》第14條規定的無效情形。同樣的，司法解釋也未對“生產、經營”的含義作出解釋，在個案處理時須由法院參照企業工商登記的經營范圍進行認定，這給法院留下了極大的自由裁量空間。

五、借貸行為涉嫌犯罪或者構成犯罪的借貸合同及其擔保合同

《民間借貸規定》第13條第1款規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貸行為涉嫌犯罪，或者已經生效的判決認定構成犯罪，當事人提起民事訴訟的，民間借貸合同並不當然無效。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合同法第52條、本規定第14條之規定，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該款規定將借貸行為法律效果的刑法評價和民法評價分開，借貸行為涉嫌犯罪或者已構成犯罪，當事人提起民事訴訟的，借貸合同並不當然無效。法院應根據《合同法》第52條關於合同無效的規定和《民間借貸規定》第14條關於民間借貸合同無效的規定進行審查，若存在無效情形的，應當認定無效;否則，應認定有效。

《民間借貸規定》第13條第2款規定：“擔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貸行為涉嫌犯罪或者已經生效的判決認定構成犯罪為由，主張不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民間借貸合同與擔保合同的效力、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依法確定擔保人的民事責任。”該款規定將借貸行為法律效果的刑法評價與借貸及其擔保行為法律效果的民法評價分開，借貸行為涉嫌犯罪或已構成犯罪，借貸合同和擔保合同並不當然無效，擔保人也並不當然不承擔擔保責任。擔保人主張不承擔民事責任的，法院應對民間借貸合同和擔保合同是否有效、當事人是否有過錯及過錯大小進行認定，依據民間借貸合同和擔保合同的效力、當事人的過錯程度確定其民事責任。若借貸合同和擔保合同有效，擔保人則應依約承擔擔保責任;若無效，則應按過錯程度確定其應承擔的民事責任。

六、應當認定無效的借貸合同

《民間借貸規定》第14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無效：(一)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給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業借貸或者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取得的資金又轉貸給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借款人借款用於違法犯罪活動仍然提供借款的;(四)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

該條規定了以下5種情形應當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無效。

(一)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進行非法高利轉貸

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給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應當知道的，借貸合同無效。其中包括三個要件：一是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轉貸;二是轉貸目的是獲取高利，如果只是取得適當、少量的利息收入則不構成非法高利轉貸;三是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

對於何為“高利”，該司法解釋並沒有明確規定，理解為應受最高利率限額的限制為宜，即獲取的收益(轉貸利率與借款利率之差)不超過借款的24%，超過者為高利。

(二)向其他企業拆借或向本單位職工集資進行非法轉貸

以向其他企業借貸或者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取得的資金又轉貸給貸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借貸合同無效。其中包括三個要件：一是向其他企業拆借資金或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後轉貸;二是轉貸的目的是牟利;三是借款人事先知道或應當知道，事後才知情的，不影響合同的效力。

須注意的是，與上述“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進行非法高利轉貸”目的須是獲取“高利”不同，這種情形只要有“牟利”的目的即可，與利息或收益的多少無關，並不要求是“高利”。

(三)借款用於違法犯罪活動且出借人知情

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借款人用於違法犯罪活動仍然提供借款，即為違法犯罪活動提供資金，借貸合同無效。這種情形下，出借人還可能因此承擔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

(四)違背社會公序良俗

違背社會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借貸合同無效，如因欠賭債而寫下的借條。對於“社會公序良俗”的含義，司法解釋並未明確規定，在具體案件的處理時，法院應根據一般的社會觀念進行認定。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其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民間借貸合同應當認定無效，這與合同法第52條第5項和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的規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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