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個案請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⑴ 最高法的請示批復能作為定案的法律依據嗎

最高法的請示批復是在沒有明確法律法規規定的情況下針對個案作出的，對下級法院的定案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在沒有相反的情形下，下級法院可以作為定案依據。

⑵ 最高法的回復函，有什麼用只有參考嗎還是相當於司法解釋

復函的法律效力不及司法解釋廣泛。司法解釋相當於最高法對法律在司法實務領域中具體含義的闡述和下級法院在對法律理解性問題及具體操作中請示的批復，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普遍適用性，各級法院必須執行。

復函分為兩種類型：實體案件復函和純程序性復函。實體性復函一般指僅對下級法院就某個個案中定性或存疑點進行答疑。下級法院報請時通常會附上審委會傾向性意見，以便最高院審核。這類復函只涉及特定案件，其效力僅限於該個案。當然，最高院會將其一系列函復匯編，供法律人士在同案或相似案中參考執行。

純程序性復函則針對下級法院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具體程序問題。由於司法程序具有共性化且較為穩定，下級法院通常會將這類復函作為依據，以確保司法程序的一致性和穩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復函在特定情況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它並不具備司法解釋那樣的法律效力。司法解釋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和強制執行力，而復函則更多地起到指導和建議的作用。

因此，對於法律專業人士而言，理解復函與司法解釋的區別至關重要。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應當參考司法解釋，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復函也可以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

⑶ 最高院回函的法律效力

復函法律效力不及司法解釋廣泛
因為司法解釋相當於高法對法律在司法實專務領域中具體含義的闡述和下屬級法院在對法律理解性問題及具體操作中請示的批復，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普遍適用性，各級法院必須執行。
復函分二種。實體案件復函和純程序性復函。
實體性復函一般指僅對下級法院就某個個案中定性或存疑點進行答疑，一般下級法院報請時會附上審委會傾向性意見，以便最高院審核。就其效力只涉及本案。當然，高院會將其一系列函復匯編，供法律人士在同案或相似案中參考執行。
純程序性復函是指對下級法院就司法實踐中某個程序問題的復函。因為司法程序具有共性化，也較穩定，故下級法院一般就該問題均會作為依據。

⑷ 新證據規則2024年舉證責任有什麼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決定》第31條、50條、92條以及95條，對舉證責任做出相關的規定。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主張於己有利的事實的，應當提供證據證明，這是「誰主張，誰舉證」的應有之義;而當事人主張於己不利事實，構成自認，具有免除對方當事人舉證責任的效力。

一、新證據規則舉證責任有什麼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決定》第三十一條 當事人申請鑒定，應當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間內提出，並預交鑒定費用。逾期不提出申請或者不預交鑒定費用的，視為放棄申請。

對需要鑒定的待證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間內無正當理由不提出鑒定申請或者不預交鑒定費用，或者拒不提供相關材料，致使待證事實無法查明的，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

第五十條人民法院應當在審理前的准備階段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

舉證通知書應當載明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和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收集證據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情況指定的舉證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後果等內容。

第九十二條私文書證的真實性，由主張以私文書證證明案件事實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

私文書證由製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捺印的，推定為真實。

私文書證上有刪除、塗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應當綜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判斷其證明力。

第九十五條 一方當事人控制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對待證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於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該主張成立。

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決定》關於舉證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決定》的一個基本思路是，對於2015年《民事訴訟法解釋》已經作出規定的內容，除確有必要的外，不再重復規定。因此，修改後的《民事證據規定》與修改前相比，刪除了一些在《民事訴訟法解釋》中已經作出規定的內容。其中比較重要的是關於舉證責任的規定。

2001年《民事證據規定》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都是關於舉證責任及分配規則的規定。這些規定中，第二條的內容已經被《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九十條吸收;第四條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第五條、第六條關於合同糾紛和勞動爭議案件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均能夠通過適用《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九十一條關於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規定解決，沒有重復規定的必要。2001年《民事證據規定》第七條是關於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規定，《修改決定》沒有保留，主要考慮：舉證責任分配具有法定性，實體法律規範本身包含了法律對舉證責任分配的內容，原則上舉證責任由法律分配而非由法官分配，只有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按照法律分配的舉證責任會導致明顯不公平的結果時，才允許法官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公平原則等因素分配舉證責任。這也是2001年《民事證據規定》第七條的本意。但在對2001年《民事證據規定》實施情況的調研中，我們發現審判實踐中隨意適用第七條的情況比較普遍，僅應在極為特殊情形下適用的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規定存在濫用的風險。為此，《修改決定》不再保留該條內容。實踐中如果出現按照實體法律規定確定舉證責任分配可能導致明顯不公平情形的，由於涉及《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九十一條適用問題，可以通過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復的方式解決，而不能在個案中隨意變更法律所確定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

實踐中如果出現按照實體法律規定確定舉證責任分配可能導致明顯不公平情形的，由於涉及《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九十一條適用問題，可以通過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復的方式解決，而不能在個案中隨意變更法律所確定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

⑸ 高法解釋全稱是什麼

高法解釋全稱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是於2009年4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圖書，該書作者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本書介紹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撤訴若干問題的規定等內容。

詳解：

司法解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立法目的、原則，針對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而制定的解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第六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形式分為「解釋」、「規定」、「批復」和「決定」四種。

根據上述規定可知，答復不屬於四種司法解釋的形式之一，而是最高院針對地方高院就具體個案請示而進行的一個回復。

⑹ 法院的兩個監督表現

近年來,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對司法公正與效率的呼聲日漸高漲,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逐步確立,審判管理日趨完握迅善,審判方式改革的價值取向更趨於法官的獨立審判,然而,正如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所說「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審判權力概莫能外。為增強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努力解決獨立審判與監督制約的矛盾關系,各地在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監督指導工作方面都進行了積極探索,但長期以來形成的行政管理思維仍然影響著一些法院,如何構建科學合理的、符合審判規律的、持續長效的監督制度體系,加強和改進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監督指導工作,是我們進行司法改革所必須面臨的新課題。
一、上級法院與下級法院的關系定位
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規定:「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受上級人民法院監督」。很顯然,根據法律規定,法院行使審判權是獨立的,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關系是審判上的監督關系、業務上的指導關系。這中皮戚種監督關系有別於領導關系,所謂領導關系,是指被領導者對於領導者的指令應當不折不扣地執行,所謂監督關系,是指上級不能對下級直接下指示,即便發現下級有不合法的行為,也只能按照相應的程序進行糾正。從制度層面上分析,「兩審終審」的核心問題就是兩次審判的獨立性,有鑒於此,我國現行司法體制的理想就是將上下級法院界定在「監督與被監督」的框架內,從而有別於上下級行政機關的「領導與被領導」模式。這是審判業務的特殊性所決定的,法院之所以設置不同的審級,並不是要建立一種上級控制下級的機制,固然,上級法院可以改變下級法院的判決,但只是為司法判決增加一道審核程序,使相關結果更加審慎,嚴謹。因此,人民法院在上下級關系的性質方面獨具特色,如果說行政機關是下級服從上級的話,法院則每一級都應當是獨立的。
二、上下級法院關系的現狀及理論質疑
由於對實踐中如何運行監督機制、監督的范圍、內容、方式等問題,一直沒有成熟和定型的規定,更沒有權威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僅有憲法的原則性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以致學術界的說法和實踐中的做法莫衷一是。
司法實踐中,上級人民法院主要通過案件的審理監督和區域內法院整體工作的業務指導兩個方面實施監督,通常做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審判對下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不服的上訴和抗訴案件;2、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指令下級人民賣陵法院再審;3、下級人民法院認為自己受理的案件案情重大,應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的時候,可以請求將案件移送上級人民法院審判,認為自己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確有錯誤,可以請求上級人民法院再審;上級人民法院有權審判下級人民法院移送的第一審案件和請求再審的案件;4、最高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的監督權,除上述外,還體現在可以判決或核准死刑案件;5、就一定區域內法院整體工作進行業務指導,如組織業務培訓,統一某類案件裁判標准和規則,回復下級法院的個案請示匯報,對案件質量進行評查等。
由於認識上的誤區,在很多人眼裡,法院上下級之間是領導關系,學術界也對我國上下級法院的關系提出了質疑,認為我國的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關系在實踐中發生了錯位-----從監督關系變成了領導關系,爭議最為集中的就是案件請示制度,普遍認為這一制度使上級法院直接參與了一審案件的審理,破壞了下級法院在審理中的獨立性,並且變相剝奪了上訴人的上訴權,使二審終審淪為一種形式,增強了下級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對上級法院的依賴性,使上下級法院間帶上了濃厚的行政依色彩,監督流於形式,這種司法行政化破壞了司法公正的三角模式,阻礙了法官獨立審判權力的實現,影響了公正,破壞了司法的審級制度。
三、加強法院內部監督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我們不迴避學術界對我國上下級法院關系的質疑。誠然,審判權的行使,關乎公民的財產權、人身權乃至生命權,所以強調司法機關之間獨立性是審判權正確行使的應有之意,現代法治國家,司法獨立首要之義就在於法院獨立,它不僅指法院獨立於外部的行政力量、社會團體和公民,更包括法院系統內部之間,特別是上下級法院之間應設立必要的「隔離帶」,無論是人事安排,還是審判業務,都需要保持相當程度的獨立性,這才不至於虛化一審、二審乃至再審的層級設置。但是,我們同時應當看到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不少人強調法院獨立、法官獨立,認為上下級法院之間的監督關系局限於司法程序上的審級監督,不應擴大監督范圍,避免形成事實上的領導關系,這種認識顯然縮小了監督的內涵,模糊了監督關系和領導關系的概念。我們認為,法院上下級的監督關系應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就司法程序而言,監督意味著上級法院可以依職權就下級法院對某一具體案件的審判結果作出維持、變更或撤銷的決定,即上級法院通過二審、再審程序對下級法院案件裁判情況進行監督,至於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和各級法院的指定管轄權,則是有關法律對上下級法院關系的特別規定;就組織結構而言,監督意味著從管理學角度出發,上級法院內部具有行政管理職責的人員和組織對下級法院審判工作或司法行政工作進行監督、指導。如《法官法》第十四條規定,上級人民法院發現下級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命有違反本法規定條件的,應當建議下級人民法院依法撤銷該項任命,或者建議下級人民法院依法提請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撤銷該項任命。即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人事任命的監督權。領導關系與監督關系不同,它意味著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上級對下級的業務、人事、財務等各方面都有決定性的管理和指令權,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我國現行體制決定了實踐中監督關系不可能異化為領導關系。
其次,任何一種制度的實施都有其賴以存在的特定運行環境,這種環境必然要求有特定的制度結構,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效能,呈現出它根本的價值所在。毋庸置疑,我國法律規定的上下級法院之間的監督關系,符合審判規律的客觀要求,適應審判獨立的客觀需要。而健全的法院組織機構則是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力的承載體,它既包括權力的行使,又蘊含權力的監督,司法權的內部監督機制是蘊含在司法運行過程中的,是司法權所特有的自身邏輯和自身分化的監督。這種監督與審判獨立並不矛盾,它無論如何也不會威脅司法權的獨立性。我們知道,在英美國家,一審法院主要進行事實審,二審法院原則上進行法律審,此外,上訴法院的任務還包括力求司法標準的同一性以及對司法過程進行不同政策導向上的調整,至於位於一國司法體系金字塔頂端的最高法院,更是協調整個司法運作的關鍵角色。由此可見,即使在奉行法官獨立審判的國家,在不影響法官依據內心確認獨立作出裁判的前提下,法律也規定負有監督職責的法官或司法組織有權力、有義務就法官的工作效率、責任心、舉止、品行等內容提出監督意見、採取糾正措施。所以,司法獨立、法官獨立並不排除法院內部監督存在的必要性。
第三,法院的內部監督是相對於黨委、人大、社會等外部監督而言的,與外部監督相比,從監督內容看,上級法院的監督更具有專業性和針對性;從監督方式看,上級法院的監督方式更具有靈活性和多樣性;從監督范圍看,上級法院的監督更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我國的執法環境、法官的產生條件、公民的法律素質目前同國外還有很大差別,因此,採取適合我國審判工作特點的加強監督、強化管理的措施是促進審判獨立、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證。
第四,《人民法院組織法》盡管明確了法院內部權力的實施與權力的監督制約關系,但仍未能將內部監督權提高到足以制衡權力實施的高度,從法院內部監督職能的實施及監督機制的運行上看,表現為監督權的弱化,基層法院部分人員,對法院內部監督關系的認識不到位,存在監督意識不強、自覺性不高的問題。有的監督意識淡化,不願接受監督,有的自我感覺良好,認為不需要監督,有的認為當前外部有黨組織、人大、政協、檢察院、新聞媒體等多管齊下的監督措施,法院內部監督作用不大。此外,下級法院從減少審判錯誤、提高訴訟效率的認識出發,習慣於就一些復雜疑難案件實施請示、匯報,這種長期形成的上下級法院審判工作中的行政化傾向也制約著監督權的實施。以上種種因素影響法院內部監督指導的有效實施,導致一定程度地存在監督權力不實,監督渠道不暢,監督措施不力,監管難以開展等問題。
我們應當看到,有效地發揮內部監督機制,是檢驗能否實現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一個重要指標。過去的司法改革之所以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根本原因是我們未能找到問題的真正根源,忽視了法院自身監督權的有效發揮。而司法實踐中監督權的弱化,監督機制的滯後,決定了加強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監督指導的必要性和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