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約責任若干法律規定論文
『壹』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
大學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的生力軍,必備的法律素養是其立足社會的核心條件。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法律方面論文，供大家參考。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一：車貸險三類糾紛的法律分析
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是指借款人向貸款人申請汽車消費貸款後，由借款人作為投保人，根據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於合同約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貸款合同給貸款人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險金責任的商業保險行為。該業務自1997年開辦，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蓬勃發展，並帶動了機動車輛保險市場的繁榮。但是，由於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的保險期限較長，不僅客觀上風險要在經營中逐步釋放，而且隨著保險事故的不斷發生和理賠調查的日趨深入，該業務在管理上遺留的問題和導致的糾紛也越來越多。筆者將理論研究和業務實踐相結合，就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業務中可能涉及的三類糾紛進行法律分析。
一、購車人發生欠款後、保險人賠付銀行損失之前，銀行或者保險人以銀行名義起訴購車人、擔保人的案件
當購車人發生欠款並構成保險事故後，銀行有權選擇依據貸款合同向購車人、擔保人主張權利，也有權依據保險合同向保險人索賠。這種情況下，除非保險條款或合作協議中明確約定了保險人享有先訴抗辯權，否則保險人沒有權利要求銀行先起訴購車人、擔保人。同時，在沒有賦予保險人先訴抗辯權的情況下，為防止銀行在購車人發生欠款後濫用訴權，即便銀行自願選擇起訴購車人、擔保人，在未經與保險人協商一致時，該訴訟費一般是不屬於保險賠償范圍的。
因此，銀行和保險人在發生保險事故後，首先應關注共同利益、從實際出發，對於購車人惡意欠款或無力還款、確已無法通過催收或協議處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並且購車人或擔保人具有可執行財產能夠採取財產保全措施的，應盡快協商一致，由保險人承擔訴訟等經費並以銀行名義起訴購車人、擔保人，以及盡早採取財產保全措施。
二、銀行起訴保險人的案件
銀行起訴保險人的案件是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糾紛中最為常見的，爭議焦點主要是保險人是否應承擔法律責任，實踐中爭議較大、較難處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種類型：
(一)涉嫌詐騙的案件
涉嫌貸款詐騙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車經銷商單獨或串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取提供虛假材料以虛構汽車買賣關系、同一車輛向多家銀行貸款、非法提取貸款現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銀行貸款。此類案件中，有的是購車人偽造、變造或收購、借用他人身份證購車，有的是提供虛假財產狀況證明、虛增車價，有的則是虛擬購車主體、擔保人或抵押財產等情況。因此，判斷保險人是否應承擔保險責任，應根據實際，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保險利益問題。《保險法》第12條規定了“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因此，對於涉嫌詐騙的業務，如果貸款人並未實施購車行為，保險人可根據新《保險法》第四十八條“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不得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保險金”的規定而拒絕賠償。
2.銀行審貸和投保人如實告知的義務。針對涉嫌詐騙的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業務，保險人通常基於《貸款通則》、《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的規定和保險條款的約定，以銀行疏於履行審貸義務、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作為不承擔責任的抗辯理由。筆者認為，盡管《貸款通則》和《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銀行的審貸義務是獨立的，並且銀行有審慎地進行資信調查的義務，條款中也通常約定了保險人在因被保險人過錯導致貸款合同無效或被撤銷時、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時，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在實務中，仍然應該根據銀行疏於審貸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具體情形區別判斷其法律後果。
如前所述，涉嫌詐騙的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的具體情形千差萬別，但無論是空車套貸、虛增價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徵均是申請貸款的材料中存在虛假信息。既然存在虛假信息，則必然說明銀行在審貸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過程中隱瞞了真實情況。
針對保險人關於銀行審貸疏忽的抗辯，保險人不承擔責任的條件應以銀行的過錯為限，不宜包括輕微的疏忽、更不應以虛假信息推定銀行存在過錯。特別是購車人收購、借用他人身份證件的情形，筆者認為應構成表見代理，貸款合同成立，保險人不能以銀行未盡到資信調查義務或當事人之間沒有一致意思表示為由而不承擔保險責任。
針對保險人關於投保人未如實告知的抗辯，筆者認為盡管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對“最大誠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仍然應以“有限告知”為原則，同時應逐步確立書面詢問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保險人有權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拒絕承擔賠償責任。此外，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中，由於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是分離的，被保險人是進行保險索賠的權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義務的履行以及對投保人有關情況的調查直接關繫到被保險人權益的風險。
根據《保險法》規定，對投保人的選擇和有關情況的調查是保險人的法定義務，其該義務的履行也關繫到保險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過雙方協議將保險人的審查義務和銀行的信貸資產審查結合在一起，或者以銀行的資信審查代替保險人的承保審查。筆者認為，銀行的資信調查和保險人的承保審查義務的法律依據不同，前者是依據《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等，後者是依據《保險法》，其側重的專業重點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為一談或相互替代，相反，應分別予以強化。
(二)由於銀行未履行作為被保險人的催收、危險程度增加的通知義務、未代投保人連續投保車輛險等而引發保險責任爭議的案件
1.根據《貸款通則》第32條規定，“貸款人在短期貸款到期1個星期之前、中長期貸款到期1個月之前，應當向借款人發送還本付息通知單”，貸款人對逾期的貸款要及時發出催收通知單，做好逾期貸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險條款通常約定被保險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記錄的義務。
2.根據《保險法》關於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時應及時通知保險人的規定，保險條款通常也在被保險人義務中約定被保險人發現投保人有潛在的不還款風險或任何可能導致保險合同風險增加的情況，應通知保險人並協助減少或消除風險。
3.為避免投保人因貸款所購車輛自身發生事故損失而產生的不還款風險，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一般要求投保人一並投保貸款所購車輛的損失險、盜搶險等車輛保險，且保險條款通常約定投保人未按時續保上述車輛保險的，被保險人應代投保人投保。銀行違反上述保險法規定或保險合同約定的被保險人義務，保險人有權按照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主張不承擔賠償責任或減小賠償責任。
三、保險人賠付銀行損失後，向購車人、擔保人進行追償的案件
保險人在履行了保險賠償責任之後，有權向購車人、擔保人進行追償，但筆者認為該追償不等同於保險代位求償。保險代位求償權，是“基於保險利益原則，為防止被保險人獲得雙重利益而公認的一種債權轉移制度”，通常認為保險代位求償權的實質是民法清償代位制度在保險法領域的具體運用;該制度設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讓被保險人因投保而取得額外的利益，也不能讓有過錯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賠償責任。
新《保險法》第60條規定，“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范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由此可見，保險代位求償權是代位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行使權利;因此有觀點認為，由於保證保險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債務人，其是否還款、是否按約定履行義務直接決定了保險事故是否發生，與第三人沒有直接關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過錯致使保險事故發生的情況，當然也不存在保險代位求償權。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就是沒有區分保險事故發生的具體情形，將保險人的追償權等同於代位求償權的錯誤認識。
(一)投保人因主觀意願而發生惡意違約
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承保的風險具有信用性，與投保人對債務履行的主觀願望具有一定的聯系。對於保險人而言，其在依賴投保人的誠信態度的基礎上為其信用承保，無法通過一般的詢問和告知來了解投保人的主觀世界，況且投保人的主觀意願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觀惡意造成保險事故發生，即出現了保險人承保的不確定性危險的必然發生，保險人得為該射幸率的發生而給付保險金，並將因為缺乏第三方責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償權。但是，保險人不享有對第三方的代位求償權，並不等於其不能向投保人(債務人)或擔保人追償;保險人在向被保險人履行了保險賠償責任之後，被保險人對投保人不再享有賠償金額范圍內的債權，該債權及相應的擔保權一並轉移至保險人，實務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也會就權益轉讓問題簽署權益轉讓書。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響履約能力而發生善意違約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權或合同違約行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損害了投保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能力，造成保險事故發生，一般稱為善意違約。這種情況下，由於投保人最終可以從第三方獲得損失的救濟，而保險代位權的本質是“一個為了防止被保險人獲得超過全額補償，有利於承保人或保險人的原則”(語出1883年Castellainv.Preston案中的布萊特法官)，故筆者認為此時保險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債務人)、擔保人追償，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償權向有責任的第三人追償。
(三)因客觀情況發生變化而發生違約
除了主觀因素以外，某些客觀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風、洪水、海嘯等以及戰爭、武裝沖突等不能預見、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當事人故意或過失而偶然發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導致投保人(債務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償責任。對於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導致的保險事故，保險合同從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利益的角度出發，立足於減輕並合理分配風險，一般約定為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償。同時，此類情形下因無特定第三方的過錯，亦不存在保險人代位求償權。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二：法律文化理論研究
一、法律文化的內涵
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隨著我國文化理論的發展，“法律文化”從西方引入我國，開始引起我國法理學、比較法學和法律史學領域學者的關注，“頗有言必稱法律文化之勢”。但由於學界對法律文化的內涵缺乏明確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現在仍未形成系統的理論，更遑論一門獨立的學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勞倫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與法律體系密切關聯的價值與態度,這種價值與態度決定法律體系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最先英國法學家科特雷爾則認為“法律文化”僅適用於觀察法律與文化一體化的初民社會和小型社區以及特定職業人群的法律觀念，與“法律意識形態”等同。也有學者把法律文化視為法律傳統或作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於一個民族或國家長期共同生活的歷史文化過程中公認的、穩定的法律價值、觀念以及學說的統稱，是人們進行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和指導規范。
二、當前我國法律文化研究現狀與問題
首先，我國法律文化側重與其他法學學科結合來研究某一問題，而缺少對宏觀理論的研究。從我國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國當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與法制史結合來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包括禮法、無訟、自然法、律等，這部分研究占絕大部分;(2)與比較法結合來研究法律文化;(3)進行地方性研究，來研究少數民族如藏族、彝族、瑤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對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論基礎、體系的研究卻明顯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沒有釐清與一些學科尤其是法學學科的關系，從而影響了自身學科的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學科交叉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重要。這種跨學科的發展前提是相應學科之間的合作關系，而非簡單的包含關系。而且我國法律文化的跨學科研究僅著眼於法社會學和法制史，對於其他學科不夠重視。而當前世界中關於法與數據、數字時代、工程學、戲劇、數學、人工智慧的研究已經變成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最後，對我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路徑這一理論基礎問題，我國學者存在認識偏差。不少學者認為打破法律文化區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與觀念性法律文化這種二元結構並進行整合，使觀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轉變，是我國法律現代化的路徑。然而，深入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觀念背後體系的是一種法律的一元觀，即“趨向於附和占據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觀點”，是“現代科學主義驅動下型構而成的以立法統合整個法律定義”，是“唯法律的”、“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型的”。但就轉型期的我國現代化進程而言，我們更多的恰恰是對“現代性”的反思，更關注的是“後現代的”“地方性知識”這樣多元格局的存在。我們的出發點不再是看“沖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進行統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獨立的前提下互動的融合來起作用，來滿足轉型的中國社會現實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法律多元主義
馬克•維恩•霍克在第23屆世界法哲學大會的基調報告中曾討論了歐洲統合過程中法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於“在不同地域文化傳統相互影響愈益強烈的過程中，強勢的文化傳統往往處於支配地位，並且時常會驅逐、消磨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的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要素”，因此努力保護本地區部分的傳統和經濟，“提升後發國家的法律地位”，建立國家法和國家內部多元的、部分社會的法規范、以及歐盟法的三元法律構造這一多元體制至關重要。事實上，這種法律文化的多元化正如我們前文所述，是現代社會下，法律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這種法律文化多元主義正是我國研究法律文化的理論基礎。提倡法律文化多元主義的學者中，最有影響的一位是日本的千葉正士。其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對於作為國家法的正式法與非正式法之間具有復雜的交互關系，應當將包涵多元價值、理念的法前提予以概念化，並運用構成多元法體制的各種概念進行分析。千葉正士針對亞洲不同地域多元法體制下的國家法和移植法、固有法，進行法人類學、法社會學、以及法哲學上的分析論證，提出了法文化上的獨創概念——“法文化的操作性定義”。其多元法體制的法文化理論內核可以概況為是三種二元區分下二項對立，具體是指“正式法•非正式法”，“移植法•固有法”，“法規則•法前提”這三方面的二項對立。
摘要：我國民法體系中存在三大責任，第一是侵權責任，第二是違約責任，第三就是本文所討論的締約過失責任了。所謂民事責任，是指民事主體因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民事義務所應當承擔的民事法律後果。這三大責任的承擔方式各不相同，如，侵權責任可以通過賠償損失、返還財產、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等方式來進行救濟。特別是人身侵權方面的，有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等方式是其它兩個責任所不具有的特殊方式。對於違約責任來說，可以通過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來彌補。那麼與其相適應的，三者所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大小又有著明顯的不同。簡單地說，侵權責任在於賠償受害人實際受到的損失，有時可以擴大到可以預期的損失，精神方面也有相應的規定支持一定的賠償。違約責任在於使守約方利益達到合同得到適當履行的狀態。而締約過失責任僅僅只是是損失恢復到未訂立合同之前的狀態。我覺得這樣的規定並不能完全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該結合具體的情況，擴大締約過失責任賠償的范圍。
關鍵詞：締約過失 責任承擔 賠償范圍
一、締約過失責任的內容以及法律規定
締約過失責任是由德國著名的法學家耶林在1861年提出的理論，主要思想中心在於保護合同簽訂人的信賴利益。用耶林的原話說，就是指：「從事契約締結的人，是從契約外的消極義務范疇，進入到契約上的積極義務范疇，其因此要承擔的首要義務，系於締約時善盡必要之注意。法律保護的並非僅僅是一個業已存在之契約關系，正在發展中的契約關系也應該包含在內，否則契約交易將暴露在外，不受到保護，締約一方當事人不免成為他方疏忽或者不注意的犧牲品。契約之締結產生一種履行義務，如果這種效力因為法律上的障礙被排除，就會產生一種損害賠償義務。因此所謂契約無效者，僅僅指的是不發生法律效力，不是說不發生任何法律效力。簡單地說，當事人因為自己的過失致使契約不成立或者無效者，對信其契約為有效的相對人，應賠償因此項信賴利益所生之損害。」
也就是說，在合同訂立過程中，一方因違背其依據的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義務，而致另一方的信賴利益的損失，並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由此，根據我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到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又根據第五十八條的相關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合同取得的財產應該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按照自己的責任大小承擔相應的責任。
以上兩個法條雖然沒有直接對締約過失這個概念進行明確的定義與解釋，但是由此可見，我國民法是對因為一方違背誠實信用原則造成合同不能成立或者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了，但是因為各種原因，例如欺詐脅迫、違背社會公益、國家利益等不能生效所造成的一系列損失的責任承擔作出了規定的。即由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人承擔，如果雙方都有過錯，則在各自的責任范圍內承擔。但是這個范圍到底是多大，涉及哪些損失，這方面的規定就存在缺陷了。
正如摘要中提到的，締約過失責任損失賠償的目的旨在使得受害人的利益恢復到締約之前的狀態。例如某甲與某乙締結合同，後來因為某乙的過失導致合同不能成立，那麼根據我國目前的相關法律規定，某甲所能主張的損失只在於為了訂立合同所支出的交通費、誤工費等損失。倘若某甲因為此合同的不能訂立蒙受了重大的經濟利益損失，那他僅僅只能受到交通費、誤工費等賠償，那其餘的損失將要由他自己來負擔，因為別人的過錯，責任要自己來承擔，我覺得這是不盡合理的。
二、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的情形
1、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
2、假借訂立合同，進行惡意磋商
我覺得這一種情形與第一種情形具有很類似的地方，想像一下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一方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來做出這樣的行為，是純粹出自好玩？我想不會的，大多數還是為了謀取利益，就像某些皮包公司，或者是來套取流動資金以供公司周轉，從而拆東牆，補西牆的。
3、泄露或者不正當地使用商業秘密
這一點是需要展開說明的，此種情況下存在締約過失責任與侵犯商業秘密競合，根據《合同法》、《反不當競爭法》、《專利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關於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規定，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損害賠償額參照侵犯專利權損害賠償額的方法進行確定，權利人收益的減少、調查和制止侵權的合理費用包括律師費均構成泄露或者不正當地使用商業秘密損失的組成部分。
4、有其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
三、締約過失責任的立法基點
我國對於締約過失責任的立法原意在於保護合同相對人的信賴利益，我覺得之所以會產生以上的問題，原因就在於這個所謂的「信賴利益」到底指的是什麼。從表面來看，此處的「信賴利益」僅僅只是一方當事人相信合同能夠訂立，能夠生效。所以當這個合同不能成立，不能生效時，我們的法律僅僅保護了為了訂立合同的支出，把這部分損失作為了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范圍。但是立法者忽略的還有訂立合同背後的利益，那就是合同的期待利益。每一個合同訂立都有著自身的目的，換句話說，絕大多數合同的目的都在與盈利，沒有利益可圖，合同訂立就失去了意義，哪怕是贈與合同，也有著其特殊的利益。在此不詳細討論。那麼這個合同的目的實現，就是期待利益。人們是為了期待利益才簽訂合同的，合同不能訂立，不能生效，真正的損失就在於期待利益的損失了。法律所要正真保護的，其實是期待利益。只是有些當事人並不會因為合同的不能訂立，不能生效而蒙受除了交通費、運輸費、誤工費等之外的損失，他可以通過轉換合同締約人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我們所要保護的也就限於信賴利益即可。只是某些合同對於時間、機會有著重大的要求，錯過了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機會，會造成重大損失，例如，房價即將上漲，甲某明明知道自己的房屋已經出賣給了第三人，卻主動要求和想要買房的某乙就同一套房子進行的磋商，並且表示有意願與某乙訂立合同。乙相信他的話而沒有及時購房，最後又沒能和甲達成協議。不得不以高價與他人訂立房屋買賣合同，從而遭受損害。這個案例就是屬於締約過失責任的范疇，要是法院認定某甲只是損害了某乙的信賴利益，只支持某乙對於為了訂立合同支出費用的賠償請求，而不支持其它請求。由某乙獨自承擔高價購房的額外支出。對某乙是不是不公平。不管甲某是出於什麼心態，做出這個惡俗的玩笑，只承擔一些無關痛癢的費用根本不能起到對甲的懲戒作用，也許他並不會因此吸取教訓，在今後的日子裡，繼續對他人實施類似的行為。這樣下去，勢必不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使得合同訂立人缺乏信任感、安全感。這是要不得的。另外再舉一個例子，甲公司和乙公司訂立一個買賣合同，約定由甲公司在三天後交付100件精密零件給乙公司，甲公司向社會發出要約邀請，尋找公司訂立承攬合同，丙公司聲稱自己願意做這個工作，甲公司就放棄了與其它公司訂立合同，轉而與丙公司協商，丙公司因為某些原因沒能和甲公司就合同達成一致，卻因此延誤了期限，致使甲公司沒能在約定的時間內交付100件精密零件，致使乙公司蒙受重大損失，乙公司就以違約為由將甲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賠償因此受到的損失，如果說此時由甲公司獨自承擔這個責任，丙公司只承擔對甲公司的締約過失責任，這也是很不公平的。同樣會導致公司在今後訂立合同時候畏首畏尾，錯失良機，要知道在商品經濟發達的當今社會，時間就是金錢，資本流通速度就是效益，我可以想像這樣的結果是多麼糟糕。舉著兩個例子不是說我國法律沒有對訂立合同進行保護，只是保護力度不夠。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在立法上做文章。
四、對締約過失責任承擔范圍擴大的相關建議
法律是對於現實生活的反映，解決的是特定的社會問題，就好比是醫生給人看病，講究一個對症下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殊情況特殊對待，我覺得現在立法的最大缺陷在於，法條的規定有點一概而論，也就是不管你這個締約過失責任具體情況是怎麼樣的，責任人主觀心態是什麼，其過錯程度有多大，到底是過失，還是故意，因為合同不成立或者不生效，造成了多大的損失，這個損失與合同不能訂立或者生效又有多大關系。排斥了這些考量，一味的說，要恢復到合同訂立前的狀態，以為這樣就可以保護合同相對人的利益了，我們可以通過本文所舉出來的一些例子看出，如果只是這樣的話極大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不公正問題。話說回來，我們的立法者也並不是不懂這個道理，只是局限於當前的國情，而且國外也有大量的立法是與此相一致的，比如德國就對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作出了明確的限制。就我的看法，我們可以從合同的性質著手，結合以上幾大因素進行分析。如果無過錯的一方並沒有因為合同的未成立或者未生效蒙受除了信賴利益之外的損失，那麼就按照當前的立法，相關責任人只被要求賠償訂立合同支出的費用。倘若相對人遭受的其它損失很大，恰恰是因為責任人的行為無法使訂立合同的預期利益等到實現造成的，那麼責任人也應該承擔與他過錯相適應的責任。換句話說，類似於侵權責任、違約責任的規定，相對人有過失的可以適當減輕責任人的責任。責任人基於過失造成的損失也應該較主觀惡意造成的損失來得輕些。
參考書目：《民法原論》、《合同法研究》
『叄』 法學本科論文
法學是一門嚴謹的學科，各位法學本科畢業生們，大家知道怎麼書寫一份畢業論文嗎?以下是法學本科論文範文，請參考!
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1】
論文關鍵詞:違約責任歸責原則 嚴格責任
論文摘要:違約責任是合同法中的一項最重要的制度,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則是該制度的核心內容。
目前,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
到底是採用嚴格責任還是過錯責任,無論是在法學理論界還是在司法實務界都存在比較大的爭議,文章從違約責任及其歸責原則的概述、兩大法系中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的比較研究出發,結合我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進行論述。
一、違約責任及其歸責原則的概述
違約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因違反合同義務所應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
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是指當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義務不符合合同約定時,應憑由何種依據來使其負責。
這種依據實際上就反映了法律的價值判斷標准。
從各國的民事立法來看,有關合同責任的歸責方面,主要採納了過錯責任和嚴格責任兩種歸責原則。
確定不同的歸責原則,對違約責任的承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現在:
1 歸責原則直接決定著違約責任之構成要件。
採納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就意味著過錯乃是構成違約責任的一般要件。
而采嚴格責任的歸責原則,則表明其責任的構成不以過錯為要件,違約方是否存在過錯並不影響其對違約責任的承擔。
2 歸責原則決定了舉證責任由誰承擔。
在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下,非違約方僅就違約方不履行義務或履行史務的不符合約定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而同時採納過錯推定的方式,要求違約方承擔反證自己主觀上沒有過錯的舉證責任。
而在嚴格責任的歸責原則下,則一般不要求違約方負上述之舉證責任,也即一般不考慮其違約方的主觀過錯。
3 歸責原則決定了免責事由。
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中,不可抗力是主要的免責事由。
但債務人因遭受意外事件且不存在個人過錯時也可以免責。
而在嚴格責任原則的適用中。
法定的免責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
4 歸責原則對違約責任的大小也有一定之影響。
由於過錯責任原則要以過錯為違約責任的一般要件。
因而對於違約後損失的承擔上也必然要參照雙方當事人過錯的大小。
而采嚴格責任的歸責原則,則一般不考慮雙方的過錯程度。
因此,從以上來看,弄清楚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問題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二、兩大法系中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的比較
1 大陸法系國家關於過錯歸責原則的規定。
羅馬法是在《阿奎利亞法》的基礎上,通過後來的判例和學術解釋加以補充、詮釋和發展,形成了自己系統的成熟的以過錯為基準的民事歸責原則;這一原則又在查士丁尼《國法大全》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完善。
隨著社會發展。
僅有過錯責任原則還不足以維護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因此又有了無過錯責任原則。
這在羅馬法當然是作為例外。
大陸法系各國,秉承羅馬法的傳統,均以過錯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歸責原則。
《法國民法典》第1147條規定:“凡債務人不能證明其不履行債務系由於有不能歸究於其本人的外來原因時,即使在其本人方面並無任何惡意,如有必要,均因其債務不履行,或者遲延履行而受判支付損害賠償。
”這個條文在規定違約責任的條件時,並未提到當事人的“過錯”。
對此,可以理解為該條文所規定的當事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中,已當然地包含了當事人的過錯。
因為債務人盡管不能期待每一個合同都能夠得到完好的履行。
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能期待合同能夠得到履行,但有權期待債務人將竭力做到使之能履行。
如果因債務人的過錯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適當履行,則債務人應當對其過錯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法國現代合同理論對合同責任進行了限制,即對債務人責任的追究。
須根據其過錯的嚴重程度。
為此,過錯被分為欺詐性過錯、不可原諒的過錯、重過錯以及一般過錯。
《德國民法典》第276條規定:“(1)除另有其他規定外,債務人應對其故意或者過失負責。
在交易中未盡必要注意的,為過失行為。
(2)債務人因故意行為而應負責任,不得事先免除。
”德國學者認為,債務人承擔責任的條件是,違反履行義務必須是由債務人的行為造成的。
而其行為必須具有過失性。
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國債法現代化法》對第276條未作大修訂,仍堅持過錯責任原則。
大陸法系各國,在堅持過錯責任原則的同時,規定了嚴格責任原則的例外適用。
例如。
金錢債務的遲延責任、不能交付種類物的責任、瑕疵擔保責任、債權人受領遲延責任、遲延履行後的責任等,均適用嚴格責任原則,債務人不論其主觀上是否具有過錯,都應承擔違約責任。
2 英美法系國家關於過錯歸責原則的規定。
與大陸法系國家不同。
英美法系國家以嚴格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歸責原則。
在英國法上,許多合同義務是嚴格的。
確定當事人是否絕對地受有拘束去做約定的事情或者他們只是受有拘束盡可能地保障合同的履行,也就是合同當事人是否對非因自己的過錯發生的違約負責,在英國合同法上,被認為是一個合同解釋問題,即解釋當事人合同義務的范圍。
在一般意義上,此問題的答案是,合同債務是絕對的,而過錯的欠缺不成其為抗辯。
因違約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的請求不考慮過錯。
一般來說,未能履行其注意義務是無關緊要的,被告亦不能以其盡到注意義務作為其抗辯理由。
在美國法上,強調違約損害賠償不具有懲罰性,合同法在總體的設計上是嚴格責任法,相應的救濟體系是不過問過錯的。
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條規定:“如果合同的履行義務已經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構成違約。
”當然,英美法系國家在堅持嚴格責任原則的同時,也規定了過錯責任原則的例外適用。
3 兩大法系國家對過錯歸責原則不同規定的法理分析。
兩大法系國家將過錯責任原則或者嚴格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歸責原則。
但並不否認其他歸責原則的適用。
也就是說,在違約責任的歸責體繫上,兩大法系國家均採用了二元制的歸責體系。
這是由交易關系的多樣性、違約發生的原因和所致的後果的復雜性所致。
一元制的歸責體系有其無法避免的缺點,即法官在審理合同糾紛案件中,難以根據具體需要而靈活運用法律來處理歸責問題,從而不利於平等地保護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採用:元制歸責體系,可以彌補一元制歸責體系的不足,從而實現違約責任的基本目的。
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合同法歸根到底是要規范市民的生活,作為一種國家的上層建築,固然可以通過設定不同的構成要件。
經由法上的因果關系,達到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彼此類似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條件既為不同的法律規則、原則提供了相似的調整基礎,又為之提出了相同的調整要求,也正因為如此,才出現了眾多殊逢同歸的結局。
三、我國合同法中的歸責原則
我國違約責任到底來何種歸責原則。
學者
間存在爭論,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亦是主流觀點)主張為嚴格責任原則。
《合同法》第107條中並沒有出現“當事人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的字樣,被認為是採取了嚴格責任原則。
第二種觀點主張為過錯責任原則。
我國《合同法》所有規則制度和條款,乃至合同法之全文都自始至終地貫穿著過錯責任的原則。
因此,只能而且必須得出“我國《合同法》體系是建立在過錯責任原則的基礎上”的唯一結論。
第三種觀,最主張以嚴格責任原則為主,以過錯責任原則為輔。
這有利於促使合同當事人認真履行合同義務,有利於保護受害方的合法權益,也符合國際上的一般做法。
筆者認為。
第一種觀點較為合理和可取。
1 在現行的合同法律中,《涉外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都已經確立了無過錯責任。
前者第18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即違反合同的,另一方有權要求賠償損失或者採取其他合理的補救措施。
採取其他補救措施後,尚不能完全彌補另一方受到的損失的,另一方仍有權要求賠償損失。
後者第17條有基本上相同的規定。
看來,將違約責任定義為無過錯責任在我國的合同法上是有先例的,並非新合同法的首創。
對《合同法》的制定極具價值的《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及《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均規定了嚴格責任原則,新近制定的《歐洲合同法原則》亦肯定了該原則,這“應該被認為是兩大法系的權威學者在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速成的共識,反映了合同法發展的共同趨勢”。
在國際商業交往規則中,大多採取無過錯責任原則。
2 在訴訟中原告只需向法庭證明被告不履行合同義務的事實,不需證明被告對於不履行有過錯,也不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過錯。
這里的邏輯是有違約及有責任,違約責任的構成僅以不履行為要件,被告對於不履行有無過錯與責任無關。
免責的唯一可能性在於證明存在免責事由。
不履行與免責事由屬於客觀事實,其存在與否的證明和認識判斷相對容易,而過錯屬於主觀心理狀態,其存在與否的證明和判斷相對困難。
因此。
實現嚴格責任原則可以方便裁判,有利於訴訟經濟,有利於合同的嚴肅性,有利於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和法律意識。
3 違約責任以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關系為基礎,合同是雙方自由協商簽訂的,當然完全符合雙方的意願和利益,違約責任是由合同義務轉化而來,本質上出於雙方約定。
不是法律強加的,此與侵權責任不同。
因此,違約責任應比侵權責任嚴格。
侵權責任發生在預先不存在密切聯系的當事人之間,權利沖突的廣泛存在使損害的發展難以完全避免,因此,法律要求除損害事實之外還要有過錯要件,過錯等同於可歸責性,它使侵權責任具有合理性和說服力。
而違約責任本質上出於當事人自己的約定,這就足夠使違約責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說服力,無須再要求使違約責任具有合理性和說服力的其他理由。
有的學者認為在意外事故情形下,嚴格責任對債務人是不公平的。
筆者認為由於客觀原因違約,違約一方當然在主觀上並無過錯,但受害方更無過錯,況且。
債權人基於對債務人承諾的信賴,往往改變了他的處境,如果一味主張債務人無過錯而免除其違約責任,則無異於讓債權人自行承擔風險。
這顯然更不合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
歸責原則與歸責事由及免費事由有不同的涵義,歸責原則是貫穿於整個違約責任制度並對責任規范起著統帥作用的立法指導方針。
同一法律領域不能同時存在兩個相互矛盾的歸責原則。
嚴格責任原則是我國合同法領域的唯一歸責原則。
盡管《合同法》的相應條款規定了過錯歸責事由和免責條款,但是這些條款只是一般原則的例外,並不能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合同法領域的唯一性和主導地位。
論侵權法中的可救濟性損害理論【2】
『肆』 寫一篇關於締約過失責任的論文,1000字左右
論締約過失責任
締約過失責任,是指在合同訂立過程中,由於當事人一方
的過錯,造成締約另一方當事人信賴利益的損失,依法應當承
擔的賠償責任。縱觀合同立法有關合同責任的規定,違約責任
固然是合同法中主要的責任形式,但締約過失責任的規定更具
有實踐意義和探討價值,因為前者尚可通過合同當事人約定來
解決,而後者則不然,它必須通過國家立法加以確認;並且,締
約過失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補充,是合同責任完整性的標志。
一、締約過失責任的產生和發展
最早系統闡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的是德國法學家耶林,
1861年其在自己主編的《耶林法學年報》第4卷上發表的《締
約上過失、契約無效與未臻完全時之損害賠償》一文中,深刻地
分析了締約過失責任的問題,他指出「法律所保護的並非僅是
一個業已存在的契約關系,正在發生中的契約關系亦包括在
內,否則,契約交易將暴露於外,不受保護,契約一方當事人不
免成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犧牲品……因此,當事人因自己的
過失致使契約不成立者,對信其契約為有效成立的相對人,應
賠償基於信賴產生的損害」。耶林所創的締約過失理論可以說
是合同法理論發展中的創舉,它為現實生活中合同因訂立中的
瑕疵而產生自始無效或被撤銷,其過錯當事人應承擔相應責任
提供了理論依據,使合同責任體系更為完整,從而能為合同當
事人提供更全民的保護。正是基於此,該理論的創建在各國立
法中產生的重要影響。此後,德國、義大利、日本、希臘等國的民
法典都對締約過失責任進行了規定。我國民法對締約過失責任
的規定,首見於《涉外經濟合同法》,該法第11條規定「:當事人
一方對合同無效負有責任,應對另一方因合同無效而遭受的損
失負賠償責任。」其後制定的《民法通則》第61條第1款規定:
「民事行為被確認為無效或被撤銷後,當事人因該行為取得的
財產,應當返還給受損失一方。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
此所受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該
條規定表明我國承認合同無效或被撤銷時的締約過失責任,但
對合同不成立及合同成立時的締約過失責任未作規定,應當說
還是不完整的。
為維護交易安全,1999年出台的統一《合同法》於第42、
43、58條進一步完善了締約過失責任,對合同不成立情況下的
締約過失責任進行了補充規定,但對合同成立情況下的締約過
失責任仍未涉及。筆者認為,在很多情況下雖然在訂立合同過
程中當事人存在締約過失的問題,但另一方當事人可能因為急
需合同履行的結果而不主張合同無效,在這種情況下應當仍然
賦予當事人追究締約過失責任的權力才公平合理。因此,我國
合同法對此問題應對進行補充規定。
二、締約過失責任的性質
關於締約過失責任的性質,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有侵權
行為說、法律行為說、法律規定說和誠實信用原則說等。其中法
律行為說認為:締約過失責任的產生是因為合同訂立之際當事
人之間存在默示契約或基於當事人其後訂立的契約。這本身在
邏輯上就是矛盾的,因為此種說法在理論上混淆了締約過失責
任與違約責任的區別;法律規定說認為,締約過失責任產生於
法律的直接規定,這其實是所有法律責任的共性,不是締約過
失責任特有的。筆者認為,比較而言,侵權行為說和誠實信用原
則說更為合理,理由如下:
侵權行為說認為締約過失責任是因為當事人的侵權行為
產生的,因此是侵權責任的一種。該學說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如
在責任的構成上,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與侵權責任是完全吻合
的,都要具備有致損失行為;當事人存在損失;行為與損失二者
存在因果關系;且當事人有過錯。但締約過失責任也有與一般
侵權行為不一致的地方:如較侵權責任,締約過失責任對當事
人的注意義務要求更高,原因事合同訂立中當事人之間存在一
定程度的信賴,而侵權責任一般發生在事先沒有任何聯系的人
之間;同時,侵權責任在過錯舉證及時效方面都有限制,受害人
要獲得法律的保護較之合同責任更加困難等。
誠實信用原則說是目前較為流行的通說,該學說認為締約
過失責任產生的原因是,當事人違反了先契約義務,而先契約
就是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產生的在合同訂立過程中當事人負
有的通知、協力、保護、保密等義務,因此締約過失責任是基於
誠信原則產生的責任。該學說的合理性在於它抓住了先合同義
務的特殊性,使締約過失責任與一般侵權責任區分開來。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對於締約過失責任的性質,宜吸取以
上兩種學說的合理成份,即締約過失責任是基於誠信原則產生
特定當事人(合同協商雙方)之間的特殊侵權責任,因此立法上
應當基於此特殊性,在一般侵權責任的基礎上對其規定特殊的
訴訟規則。
三、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
1.在訂立契約的過程中,締約一方違反前契約義務。締約
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最本質的區別是,前者發生在契約成立
前,違反的是基於誠實信用原則產生的前契約義務,而後者發
生在契約成立後,違反的是契約所約定的義務。這在理論上雖
然能很好區分了,但其中還有一些細節的東西需要進一步明
晰:這種基於誠信原則產生的前契約義務的出現時間問題。有
學者曾主張「要約生效說」,即前契約義務的產生,以要約生效
『伍』 求法律相關的論文5000--8000
我的原創
論意思自治與信賴利益保護
【摘要】： 我國1986年《民法通則》關於合同違約責任的規定如下：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而按照西方法律經濟分析法學派的觀點，主張如果違約方在賠償了對方可預期的利益損失以後，仍舊有盈餘或者仍然收益，那麼就應該違約。另有觀點認為，不適宜將繼續履行合同作為違約責任的救濟方式。我國的規定旨在保護合同相對人的信賴利益，而經濟分析法學派的中心思想在於謀取利益，即為了獲得更有益於自己的益處，可以基於自身意志不履行合同而不受法律責難。本文就主要通過對這兩種觀念的比較分析來探討意思自治對於合同履行以及信賴利益保護的影響意義。
關鍵字：意思自治 信賴利益 合同變更
一、意思自治的探究
1、意思自治的內容
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體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包括權利義務關系的確立、變更、終止。它與平等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一起貫穿整個民法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85條：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條：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這些法條都體現了意思自治的原則。
國家原則上不直接干預，只有在當事人之間發生糾紛不能協商解決的時候，國家才出面干預，一般有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關作出裁判。真諦是尊重民事主體的自由選擇，集中體現在合同的契約自由。
2、意思自治的歷史發展
可以說從羅馬法中就可以看到意思自治的淵源，比如說關於市民社會的學說就是他的基礎。明確提出者是法國法學家查理杜莫林。意思自治原則在《法國民法典》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已經成為合同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不僅僅局限於契約法的范疇。與個人本位、權利至上等思想共同成為自有資本主義時期私法制度的理論支柱和基石。
3、經濟分析法學派對違約責任的看法
從私法的角度來說，意思自治就是私法自治，體現在我們合同法中可以理解為，基於自身真實意思設立、變更、終止合同，不受他人干預、脅迫。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私法主體自願達成的協議優先於私法而適用。要是具體地說，可以分為締約自由、履約自由、內容自治、形式自治和違約補救自治。這就涉及到我在摘要中提到的經濟分析法學派的觀點，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波拿馬法官有這么一句話，他在一次審判中說：「即使違約是故意的，也未必應該受到責罰，承諾人可能發現他的承諾對第三方更有價值。如果是這樣的話，只要他賠償合同對方的實際損失，那麼就應該允許他打破原先的承諾就是對社會效益的促進。」
這是與當時的社會潮流緊密相關的，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基於謀求利益最大化，如果為了遵守合同的履行，得到較少利益卻失去更大利益是不符合市場經濟的本質的。
而實際履行是否應該作為違約責任的一種救濟方式又有著不同的看法，我國民法通則是持肯定態度的，而重視「人和」的一些西方法學家則持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強迫違約方繼續履行他不願意繼續履行的合同，既不經濟也不現實。因為這樣出現第二次違約的可能性會很大，那麼相伴而來的就是再度訴訟，這樣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場經濟發展，因為時間就是金錢，資本流轉的速度決定著利益的收獲。究其根本還是限制了違約人的意思自由。我國法院通常會讓敗訴的違約人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繼續與對方合作，有了上一次的不愉快經歷，雙方之間有了相當大的隔閡，合同履行的前景很不容樂觀。我國的立場是在於保護相對人的信賴利益，所以有如此規定。因為有些合同不是僅僅通過金錢賠償就可以使守約方獲得預期利益的，例如租賃合同和運輸合同等等。
二、信賴利益的探究
1、 信賴利益的定義
信賴利益指一方基於對另一方將與其訂約的合理信賴所產生的利益。我們訂立合同都有著自己預期的利益目標，履行合同的意義也在於讓這個目標實現，從而將利益變為現實可以取得的。如果違反了合同，沒有履行或者是不適當履行，這個預期利益就受到了損害。守約方就可以基於所受到的損失向違約方要求賠償。另外締約過失責任也是基於這個信賴利益得出的，其中一個構成要件就是，「該違反法定附隨義務或先合同義務的行為給對方造成了信賴利益的損失。如果沒有損失，就不會存在賠償問題，而所謂信賴利益損失，指相對人因信賴合同會有效成立卻由於合同最終不成立或無效而受到的利益損失，這種信賴利益必須是基於合理的信賴而產生的利益，即在締約階段因為一方的行為已使另一方足以相信合同能成立或生效。若從客觀的事實中不能對合同的成立或生效產生信賴，即使已經支付了大量費用，這是因為締約人自身判斷失誤造成的，不能視為信賴利益的損失。」
2、贈與合同典型
按照英美法原理，無對價的合同依照信賴利益也可以強制執行，信賴利益可以使欠缺對價的贈與合同變為有執行力的合同，受到法院的強制力保護。前提是受許諾人對於贈與的許諾賦予了信賴，並且實施了信賴行為。我國《合同法》第186條規定的限制贈與人撤銷贈與合同的情形包括具有救災扶貧性質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第188條規定，上述贈與合同贈與人不交付贈與的財產的，受贈人可以要求交付。這個規定是類似於英美法的相關理論的。立法本意在於保護受贈人的信賴利益不受到損失。
但是《合同法.》186條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這個立法的出發點又站在了保護贈與人意思自治的角度上。但是可以撤銷的前提在於允諾相對人沒有因此受到損害。例如受損人為了接受贈與人贈與的財產而辭去了自己的工作。可以說贈與合同的相關規定正是立法技術對於保護信賴利益和意思自由尋找平衡點所做出的努力，很典型。
3、案例分析
舉一個比較直觀的真實案例，從這個案例出發更有利於我們理解信賴利益的地位。原告李某發現自己的丈夫與妹妹李小某有染，氣得生病住院。李小某答應賠償自己姐姐8萬元精神損失費。當時雙方簽訂了相關協議。只是李小某履行了其中的5000元就反悔了。李某氣憤之下將妹妹告上法庭。李小某同時提起反訴，法院將之駁回。有觀點說被告與原告前夫發生婚外情，違反倫理道德，應該接受的是道德輿論譴責，因此承諾補償原告精神損失的行為由於尚未納入我國目前的調整范圍，屬於自然之債，不具有法律強制執行力保護的性質，如果被告不願意履行，原告也不能把她怎麼樣，這是得不到法律支持的。我覺得持這種觀點的人是不是忽略了信賴利益的問題。在這個案子里，假如說這個姐姐接受妹妹8萬元精神損失費沒有附加任何條件，包括協議離婚，做姐姐的選擇接受賠償由此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既可以說是保全了丈夫和妹妹的臉面，也為了大家好說好散，實際上是基於對她妹妹承諾的信賴，可以說是個不錯的發展趨勢。但是做妹妹的沒有按照自己的承諾作出相應的行為，這種違約行為反而加重了對她的打擊，如果允許這種違約行為的發生，甚至承認其合法性，是很不公平的。法院最後的判決也在於保護原告的信賴利益。可見信賴利益是當代民法體系中值得重視的一個要點。
三、如何尋求信賴利益和意思自治的平衡點
從上文的觀點綜合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民法立法技術中存在著保護信賴利益和意思自治的矛盾沖突。特別在《合同法》中更能得到體現。
意思自治是合同法的立法基點，也作為一個基本原則貫穿整個民法體系，民法當然要對之進行深度保護了。可以這么說意思自治就是合同法的靈魂所在。保護意思自治有利於促進合同法甚至整個民法的迅猛發展。現實意義在於，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能更好的允許意思自由，契約自由，減少政府的干預力度，必然能積極調動市場經營主體的積極性，那麼繁榮市場的同時必然極大豐富了這方面的理論學說，這個未來可以說是比較光明的。市場繁榮的同時，也增大了市場混亂的可能性，眾所周知，市場經濟具有滯後性、自發性、盲目性。一味追求自由，沒有政府規制也是不行的，絕對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勢必帶來可預料的壞結局。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就是很好的證明。另外一個難題就是，如果允許經濟分析法學派主張那樣，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拒絕履行已經生效的合同，市場主體會變得缺乏信任感與安全感，也不利於市場經濟的長遠發展。所以依我看來，在推動意思自由的同時，適當保持政府的指導作用，前文所述政府減少干預是指一些不必要的橫加干預，對於企業登記，上市交易等可以適當放寬限制，降低門檻。再來看信賴利益的保護，從《合同法》186條等可以看出，意思自治保護的前提在於不侵犯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那麼為我們是否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保護意思自由的前提在於不違反法律相關規定，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益以及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不違背公序良俗，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這樣的意思自由才是沒有瑕疵的。
最後，我覺得將來的立法應該提高對意思自治的保護，只要不違背損害他人信賴利益的最低限度即可。例如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違約責任的承擔做出不同規定，對於那些可以通過金錢賠償的形式彌補守約方損失的合同，遵照經濟分析法學派的理論。而且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適當增加賠償的額度，此時的賠償真正意義則變成了一種利益的分享，反而對雙方都有利。對於必須通過合同履行才能實現預期利益的合同，仍舊可以按照原來的規定，可以通過繼續履行合同的方式來解決。
參考文獻：《民法通則》、《法科生學習應試法規》、《北大法律實踐前沿研究》
『陸』 求一篇合同法和招投標方面的論文
《合同法》與招投標
問過好多招標代理機構的年輕人，整個招標投標程序操作至全過程結束的目的是什麼？大都一臉的茫然加疑惑，部分人能回答：省錢。這種答案不能不說是行業中的悲哀了，其實答案只有三個字：簽合同。
招標投標的整個過程是一個為簽訂合同做准備直至合同簽訂完成的過程。招標代理則是招標代理機構受招標人委託為招標人尋找一個完成招標項目的合同當事人，即選一個有能力又經濟的合作夥伴。
既然是簽訂合同的過程，就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有關規定行事。《合同法》中第十三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要約-承諾」是合同訂立的基本過程，是受法律保護的。一旦要約成立（即到達受約人處），發出的一方即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同樣，承諾成立，發出承諾的一方也應該承擔法律責任。招標投標就是通過招標方式，完成「要約-承諾」的全過程，用於約束簽訂合同的雙方當事人。
看似簡單，其實具體落實到招標投標活動中的各個階段，對比起來就比較復雜了。現在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下簡稱《招標投標法》）中規定的「招標投標」與《合同法》中規定「要約-承諾」他們之間的關系分析一下。
一、招標公告和投標邀請書
在招標投標活動中「招標公告」和「投標邀請書」是 「要約邀請」，是希望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意思表示，是引誘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一種特殊方式。它不是要約的意思表示，只是要約邀請，屬於事實行為，不是法律行為。
在招標投標活動中「要約邀請」引誘的不只是一個要約人，而是不少於三個，所以應當廣而告之。要約邀請不承擔法律責任，如果你不想向我發出要約，可以不參加招標投標活動，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按照我「要約邀請」中的提示，即通過「招標公告」或「投標邀請書」了解項目情況，了解向招標人發出要約的有關事項。
二、編制和發售招標文件
編制、發售招標文件，招標文件中對項目情況進行詳細闡述，並初步規定（這里是規定，不是協商）了雙方的責任和義務，使要約人了解更詳細的項目情況。
招標文件算「要約」、 「要約邀請」 還是「承諾」，現在還有些爭議。一般大家習慣把它算做「要約邀請」，即我編制招標文件邀請你來向我發出要約，你要是不想向我發出要約，可以不參加投標，即不遞交投標文件。它符合《合同法》的「要約邀請」條件。可招標文件中又有一些受要約人和要約人雙方應負的法律責任在裡面。例如合同部分，大家都知道，合同是附在招標文件里的，是承諾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為，而要約邀請不屬法律行為，招標文件的解釋順序一般又在投標文件前，也就是說此處的本應「承諾」的內容跑到「要約邀請」裡面去了，還有要約的內容也攙雜其中，所以單講招標文件是「要約邀請」還有些問題。大部分行內人士認為招標文件是要約邀請內容的具體化，是要約邀請的繼續，是要約邀請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個人認為招標文件有別於合同法的「要約邀請」，它包含了部分「承諾」的成分和本應要約人發出的要約信息。它應該屬於合同一方當事人即招標人的提前承諾，雖然不受《合同法》的約束，但在《招標投標法》中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在開標前十五天受其約束，不得隨意改動。這是一般法與特殊法的關系問題，有些盤根錯節。
《招標投標法》有其特殊性，依據《招標投標法》的第十三條、第二十八條規定，在招標投標活動中發出要約的要約人是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組織，是准備通過競爭來獲取承諾的多個當事人，招標文件是向多個投標人發售的，它不是《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雙方的哪一方，因為合同的另一方還沒有確定，即要約人還沒有確定。
招標文件自發售之日起至提交投標文件截止時間至少十五日至，這一段時間招標文件還可以認定為「要約邀請」，因為還可以做必要的澄清和修改。但開標前十五日後，招標文件對招標人產生了的約束力，此時只認定是事實行為而沒有法律行為，在招標投標活動中就有些太隨便了，不能因為招標人發出的招標文件，在法律上認定為「要約邀請」，沒有法律行為，就可以在承諾前迴避或逃避責任，對於做為參加投標的要約人和當事人的投標人來講，就談不上公平了。在實際項目操作中，有很多招標人對這個十五天的規定極端的不重視，經常隨意修改招標文件的內容，其實與只認定招標文件是「要約邀請」有很大關系關系。
招標文件有好多內容是招標人自己給自己規定的法律責任，所以不能單單將招標文件認定為「要約邀請」或「要約」。它是由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即招標人做出的部分「要約邀請」加部分的「提前承諾」揉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法律約束力的文件，是合同的組成部分。
三、遞交投標文件
遞交投標文件截止、開標是要約到達的時間即要約生效時間。其實，對於投標人來講遞交投標文件截止時才是比較重要的時刻，因為要約人的所有法律責任在這一時間成立，遞交投標文件截止時（包括投標文件的修改和撤回均應在這一時刻之前），即要約成立。
《合同法》第十三條規定要約到達要約人時生效。招標過程中生效時間即為投標截止時間，即開標時。《合同法》規定了撤消通知應當在要約到達受要約人之前或同時，也就是說投標截止後就不可以撤回投標，當然也就不可以補充和修改投標文件，投標截止時(開標時)發出要約的投標人，已經接受了要約邀請，作出了要約的意思表示，法律行為成立。投標人受其約束，不可隨意改變法律條件，在招標投標活動中為投標人實質性響應招標文件要求，並不得隨意改變，如改變將按違約處理，承擔響應責任。
四、評標、推薦和確定中標人
評標、推薦和確定中標人的過程，是從眾多發出要約的人中選出最優秀的法律意思表示人，接受要約的過程。對各要約人的意思表示進行評比直至確定中標人，即要約—承諾。整個過程在《合同法》中沒有時限要求，只在《合同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了「承諾應當在要約確定的期限內到達要約人」，這里可理解為雙方的事先約定。《招標投標法》也沒有對其作出明確時間限制，只是規定了發出《中標通知書》後簽訂合同的時間，但《招標投標法》有其特殊性，它使要約人和承諾人在招標投標活動中受投標有效期的約束，所以各部委又在各種辦法和規定中相應制定了部分時間的限制，而且各部委之間的規定各有差異，不好掌握，是個有待統一解決的問題。
五、發出《中標通知書》
發出中標通知書，即招標人做出了承諾，它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承諾生效時合同成立。發出通知後是否可以理解為招標文件中的合同就成立了，其實不然，招標文件中的合同是一個不完善的合同，如果代理機構認真負責些，業主又比較明白，那麼合同會嚴謹和完整些，如果文件編制膚淺粗糙，那麼合同的簽訂便十分麻煩和困難。此時已經承諾確定了中標人，再談合同細節內容，互不相讓，這時候再回頭看招標文件的性質時，還能看做只是「要約邀請」嗎？對雙方來說，它還含有一部分「要約」和「承諾」在裡面。
還有一個經常被業主和代理機構以及監督機構忽視的問題，即《招標投標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由招標人向中標人發出中標通知書。此處的「招標人」有可能是業主，也有可能是招標代理機構，還有可能是他們雙方，看是如何委託的了。在招標活動實際操作中，招標代理機構往往習慣以自己的名義向中標人發出《中標通知書》，此項工作就由代理機構代勞了。那麼，代理機構有權向中標人發出中標通知書嗎？我個人認為，如果招標人全權委託代理機構，並對中標結果予以認可，還是可以的，但往往代理合同在雙方權利和義務中並沒有明確規定，我看招標代理機構不去自以為是的代理此事也罷。
誰來做出「承諾」是《合同法》中規定的法律地位主體能否成立的重要條件，所以以招標代理機構名義發出中標通知書，總歸不符合法律規定，有些篡權的味道。中標通知書是承諾人的第一承諾，是確定合同主體的第一個正式文件，可不能兒戲。如果中標人收到的中標通知書是以招標代理機構名義發出的，那麼一旦發生問題，招標人可以否認其合法性，到時約定俗成的東西，就沒有法律依據了，官司難打。雖然此類事情極少發生，但合同主體還是清楚點比較好，這也是招標人的權利。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個投標人，中標通知書所加蓋的紅章是招標代理機構的，我會放心嗎？我又不是與你們招標代理機構簽訂合同，你哪有權利向我的要約做出承諾，承諾人是項目業主，講的通俗些，是支付給我工錢的人，我哪裡會承認你。
現在是買方市場，投標企業競爭太激烈，大家都不去計較這些，趕快簽了合同，我投標人再也不用與代理機構打交道了。簽訂合同後，承諾的主體確定下來，大家即可按照合同履行責任和義務，下步工作也就按部就班了。
了解了以上內容後發現，以《合同法》解釋招標投標的過程，其中有一個問題不好確定，就是招標文件的定位，是否理解為「要約邀請」，還是「承諾」？我想不好加以定義。那麼如果算做「要約邀請」，只是招標人一方的意願，是否能理解為雙方的前期溝通，那麼是否需雙方協商法律責任？而不是招標人自己說了算。倒是理解為「提前承諾」或含部分「要約」比較合適，招標人已經將自己簽訂合同後的法律責任和部分承諾事先寫在里頭了，例如：工期、付款方式、計價方法等，並且規定了一段時限的法律約定，就不能只認作是「要約邀請」了。看來，兩部法的融會貫通還是個復雜的問題，或許法已經到了該重新修訂的時候了。
二○○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