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托行為的法律效力

A. 民法典關於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

一、民法典關於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

民法典合同編未統一列舉合同無效情形，而是在第508條規定「本編對合同的效力沒有規定的，適用本法第一編第六章的規定」，也就是按照總則編第六章「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來認定。按照總則第六章的規定，合同無效情形有5種，以下分述之：

1.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民法典第144條)

所謂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指的是：(1)不滿8周歲的未成年人;(2)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成年人;以及(3)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8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認自己行為，指因智力、精神健康原因所致;因醉酒導致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不屬於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得以此為由主張行為無效。

需要注意的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一律無效，沒有例外。

2.通謀虛偽表示行為無效。

民法典第146條規定，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

典型表現是股權轉讓合同中的「陰陽合同」。股權轉讓雙方出於逃稅等原因考慮，簽訂了價格不同的兩份股權轉讓合同。提交工商局做變更登記的合同屬於「陽合同」，價格較低;雙方真正執行的是另一份合同(或者補充協議、抽屜協議)，俗稱「陰合同」。此種情形下，因為「陽合同」並非當事人真實意思，因而無效;隱藏的「陰合同」才屬於當事人真實意思，因為不存在違反法律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情形，因此合同有效。

另一種虛偽表示行為是實踐中常見的名實不符的合同，比如名為買賣實為借貸的合同。

3.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行為無效。

民法典第153條第1款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

與合同法52條第5項的不同之處在於，民法典上述條文規定了例外情形，即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強制性規定分為效力性和管理性兩種，只有違反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才導致合同無效。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才導致合同無效。現實中很多規章、規范性文件亦存在大量強制性規定，但不能僅依此就認定合同無效，因為「位階不夠」。

4.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民法典第153條第2款規定，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學理上簡稱「背俗無效」。

所謂公序良俗，是指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也就是合同法第52條第4項規定的社會公共利益。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比如賭債、請托等，法律給予其否定性評價，認定行為無效。金融秩序等涉及到不特定多數人公共利益的，也屬於公共秩序范疇。

現實中一些行為違反了規章所列強制性規定，雖然不能依據違反強制性規定認定行為無效，但若該等強制性規定實則體現了和旨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則可依據民法典第153條第2款，以違背公序良俗為由，認定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比如代持證券發行人股權、代持金融機構股權，法院通常以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由認定代持行為無效。

5.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無效。

民法典第154條規定，行為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與合同法第52條第2項相比，民法典上述規定不再區分利益受損的主體類型(國家、集體、第三人)，而是統一規定為「他人」。

因為民事主體合法權益一體受法律保護，只要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即應受法律否定，沒有必要再畫蛇添足區分不同類型。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常見的如甲、乙為公司股東，乙、丙惡意串通，偽造股權轉讓合同，由乙偽造甲之簽名，將股權轉讓給丙，並辦理工商變更登記。

值得注意的是，行為人和相對人之間必須具有意思聯絡、共同惡意，方構成惡意串通。如果只有一方具有損害他人權益的主觀惡意，另一方不知情或者雖然知情但並無主觀惡意的，不構成惡意串通。比如，甲先將房屋賣給乙，簽了合同但尚未過戶，後又將房屋高價賣給丙，並完成過戶;即使丙知道甲存在一房二賣行為，但丙出高價買房主觀上並無不妥，不構成惡意串通。

二、合同無效後的處理方式有哪些

1、返還財產：是指合同當事人在合同被確認為無效或者被撤銷以後，對已經交付給對方的財產，享有返還財產的請求權，對方當事人對於已經接受的財產負有返還財產的義務。

2、折價補償：是在因無效合同所取得的對方當事人人的財產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時，按照所取得的財產的價值進行折算，以金錢的方式對對方當事人進行補償的責任形式。

3、賠償損失：當合同被確認為無效後，如果由於一方或者雙方的過錯給對方造成損失時，還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凡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的合同，不能產生合同的法律效力，從而屬於無效合同。所謂無效合同是相對於有效合同而言的，是指合同雖然成立，但因其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社會公共利益，被確認為無效。可見，無效合同是已經成立的合同，是欠缺生效要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不受國家法律保護。

B. 人民法院案例庫裁判要旨（受賄、行賄篇）

人民法院案例庫在二月份正式運營，隨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人民法院案例庫建設運行工作規程》，規定了案例收錄標准、檢索規則以及審理案件的指引。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的案例應具備法律效力和示範價值，同一法律適用問題的案例一般不超過兩件。審理案件時，法官必須檢索案例庫，嚴格依據法律、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並參考類似案例作出裁判。若未發現類似案例，且案件法律適用問題復雜，法官可提出請示或報請提級管轄。若認為案例庫收錄案例不適用，應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控辯雙方提交入庫案例作為理由時，法院需在裁判文書中予以回應。案例庫案例在審理中具有權威性，但並非永久不變。

時代在進步，司法也在不斷發展，案例庫實行動態調整機制。地方人民法院認為案例在法律適用方面存在不當或裁判理念需要發展時，可以提出意見並說明理由，經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審判業務部門審查後，決定案例是否出庫。案例庫的權威性不是一成不變的，反映了司法實踐的不斷發展。

本文集中分析了「受賄、行賄」案例的裁判要旨。根據《刑法》，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非正式員工在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也應認定為受賄罪。利用職務便利與工作便利的區別在於權力獨立性，索賄要求反映行賄人的不情願，收受他人財物的范圍包括財產性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需結合請託事項的違法性、請託事項大小及財物價值。

在受賄犯罪中，合作投資、放貸收息、通過非國家工作人員謀利、以節日紅包形式收受賄賂、債務免除、書畫交易等新類型賄賂行為的認定，需結合權錢交易本質進行判斷。對於債務免除型受賄，債權人基於國家工作人員的謀利需要或報答而免除債務，構成受賄。職務犯罪中書畫真偽的鑒定需參照《涉案文物鑒定評估管理辦法》進行。行賄罪的「謀取不正當利益」既包括實體違規，也包括程序違規。單位負責人實施的行賄行為，需區分單位意志和個人意志，以及利益歸屬。案例中，蔡家旭律師分享了其在刑事辯護領域的豐富經驗和成功案例，以及為客戶提供法律服務的承諾，展現了對法律和辯護力量的信仰。

C. 公安局民警違法違紀處理規定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保障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依法正確履行職責，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結合公安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執法過錯是指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中，故意或者過失造成的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違反法定程序或者其他執法錯誤。

第三條 追究執法過錯責任，應當遵循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過錯與處罰相適應、教育與懲處相結合的原則。

第四條 在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工作中，公安業務部門、法制、督察、人事等部門應當互相支持，積極配合。

第五條 對於及時發現、制止、糾正公安機關的執法過錯有突出成績的單位和人民警察，應當給予表彰獎勵。

第二章 執法過錯責任追究范圍和認定

第六條 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追究執法過錯責任：
（一）違反法律規定，對應當立案或者撤銷的刑事、行政案件不予立案、撤銷，對不應當立案或者撤銷的案件予以立案、撤銷的；
（二）在辦案中弄虛作假、逼供、騙供、誘供、逼取證人證言的，或者因為在勘驗、檢查、鑒定中出現重大失誤、疏漏而造成案件錯誤處理的；
（三）因辦案人員的主觀過錯導致案件主要犯罪事實錯誤，檢察院不予批捕、不起訴或者人民法院判決無罪的；
（四）應當報捕而未報捕導致檢察院在審查批捕時增捕重大犯罪嫌疑人的；
（五）呈報勞動教養、少年收容教養、收容教育，因辦案人員的主觀過錯導致案件主要事實錯誤，審批機關或有關部門不予批準的；
（六）因辦案人員的主觀過錯導致案件主要事實錯誤或者嚴重違反法定程序，被人民法院、復議機關撤銷具體行政行為的；
（七）對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沒有證據證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錯誤採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刑事強制措施，或者超過法定期限辦案情節嚴重的；
（八）違反法律規定，作出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或者採取勞動教養、少年收容教養、收容教育等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
（九）違反法律規定，辦理保外就醫、所外執行的；
（十）違反法律規定，對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或者違反國家規定徵收財物、收取費用的；
（十一）違反法律規定，使用警械、武器，情節惡劣或造成嚴重後果的；
（十二）違反法律規定，阻礙當事人行使申訴、控告、聽證、復議、訴訟和其他合法權利，情節惡劣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
（十三）不履行辦案協作職責，或者阻礙異地公安機關依法辦案，情節惡劣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
（十四）錯誤執行或者拒不執行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行政裁判、復議決定和其他糾正違法的決定、命令，造成嚴重後果的；
（十五）拒絕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造成嚴重後果的；
（十六）其他故意或者過失違反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應當予以追究的執法過錯。

第七條 公安機關發生執法過錯的，應當根據人民警察在辦案中各自承擔的職責，區分不同情況，分別追究案件審批人、審核人、辦案人、鑒定人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

第八條 辦案人、審核人、審批人都有故意或過失造成執法過錯的，應當分別承擔責任，其中審批人承擔主要責任。

第九條 審批人在審批時改變或者不採納辦案人、審核人的正確意見造成執法過錯的，由審批人承擔全部責任。

第十條 違反規定的程序，擅自行使職權造成執法過錯的，由直接責任人員承擔責任。

第十一條 因辦案人或者審核人弄虛作假、隱瞞真相，導致審批人錯誤審批造成執法過錯的，由辦案人或者審核人承擔主要責任。

第十二條 因鑒定人提供虛假、錯誤鑒定結論造成執法過錯的，由鑒定人承擔主要責任。

第十三條 下級公安機關按照規定向上級公安機關請示的案件，因上級公安機關批復、決定錯誤造成執法過錯的，由上級公安機關有關責任人員承擔責任。

第十四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改變案件定性、處理的，不追究人民警察的責任：
（一）法律規定不明確或者有關司法解釋不一致的；
（二）因不能預見或無法抗拒的原因致使錯誤發生的；
（三）執行上級命令的；
（四）按照辦案協作規定協助辦案的。

第三章 對執法過錯責任人的處理

第十五條 對執法過錯責任人員，應當根據其違法事實、情節、後果和責任程度分別追究行政責任、經濟責任和刑事責任。

第十六條 對於發生執法過錯的責任人員，應當依照有關規定，作出以下處理：
（一）辭退；
（二）限期調離公安機關；
（三）停止執行職務；
（四）延期晉級、晉職；
（五）通報批評；
（六）取消評選先進的資格；
（七）離崗培訓；
（八）責令作出書面檢查；
（九）減發或者停發崗位津貼、獎金。

第十七條 執法過錯責任人員有違法違紀行為，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及公安機關有關規定給予處分。

第十八條 執法過錯責任人員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法移交有關部門辦理。

第十九條 公安機關依法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案件，除依照以上規定追究執法過錯責任外，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向有關責任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

第二十條 公安機關發生執法過錯案件影響惡劣、後果嚴重的，除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外，還應當依照《公安機關追究領導責任暫行規定》，追究公安機關領導責任。

第二十一條 發生嚴重的執法過錯或者多次發生執法過錯的公安局、派出所和辦案單位，本年度不得評選為先進集體。

第二十二條 對執法過錯責任人的處理情況應當作為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考核、定級、晉職、晉升的重要依據，記入檔案。

第二十三條 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從輕或者免予追究執法過錯責任：
（一）由於輕微過失造成執法過錯的；
（二）主動承認錯誤，並及時糾正的；
（三）執法過錯發生後能夠配合有關部門工作，減少損失、挽回影響的；
（四）情節輕微、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從重追究執法過錯責任：
（一）因貪贓枉法、徇私舞弊、刑訊逼供、蓄意報復、陷害等故意造成執法過錯的；
（二）阻礙對執法過錯責任進行追究的；
（三）對檢舉、控告、申訴人打擊報復的；
（四）連續多次發生執法過錯的；
（五）情節惡劣、後果比較嚴重的。

第四章 執法過錯責任追究的程序

第二十五條 追究執法過錯責任，由發生執法過錯的公安機關負責查處；上級公安機關認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查處下級公安機關發生的執法過錯案件。

第二十六條 公安法制部門負責執法過錯案件的檢查和認定，並提出糾正意見。
公安業務部門對本部門發生的執法過錯案件，應當主動檢查和糾正。
對於需要追究執法過錯的紀律責任的，由法制部門或者業務部門提出處理意見報督察或者人事部門，由督察或者人事部門研究決定後，報公安機關行政首長審批。

第二十七條 被追究執法過錯責任的人民警察不服追究執法過錯責任決定的，可以向本級或者上級公安機關申訴；接受申訴的公安機關應當在三十日內作出答復。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按照有關規定辦理。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可以根據本規定，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實施辦法。

第二十九條 本規定由公安部法制局負責解釋。

第三十條 本規定自頒布之日起實施。

D. 民法典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

一、民法典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是什麼?

合同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合同的訂合是建立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上的，合同雙方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民法典》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撤銷。

二、哪些機構有權確認合同無效

確認合同無效的機構具有法定性。合同效力的確認，事關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目的能否實現，以及當事人合法權益能否得到保護的問題。同時，合同效力的確認，還關繫到交易能否正常進行和社會經濟秩序穩定的重要問題。因而，對無效合同的確認，應採取慎重態度。因此，法律規定，無效合同的確認歸人民法院和仲裁機構，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均無此項權利。

三、合同被認定無效的處理

合同一旦被認定無效就自始不發生法律效力，那麼合同雙方當事人應該怎麼辦呢。合同被認定為無效的法律後果如下：

1、返還財產

合同被確認無效後之前已經交付給對方的財產，當事人可以要求對方返還。原來交付的是錢就還錢，交付的是貨物就返還貨物。

2、折價補償

如果不能返還財物或者返還財物已經沒有意義了，可以按照所得財產的價值進行折價補償。

3、賠償損失

合同被認定無效後，如果由於一方的過錯造成損失的，還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如果雙方都有過錯，那麼就按照雙方的過錯責任承擔賠償責任。

賠償損失的標準是以實際損失為限。

4、除了上述的處理後果，還有其他的非民事性處理結果。例如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利益的，要將惡意串通所得的財產追繳回來，收歸國家或者返還集體、第三人。

綜上所述，依據《民法典》的規定，無效合同自始至終無效，不具有法律約束力。而造成合同無效的原因包括當事人沒有民事行為能力、合同不是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同內容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等。

E. 民法典合同無效的12種情形

民法典規定，無效合同的情形包括當事人不具有民事行為能力、合同不是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同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以及侵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等。目前我國法律制度規定的合同無效的情形只有以下幾種：

(一)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簽的合同無效。

(二)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簽的合同無效

(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

(四)違背公序良俗的合同無效。

(五)行為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合同無效。

1、合同無效具有違法性：(1)、必須是違反了現行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才能直接導致合同的無效。(2)、必須是違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3)、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規定重的效力性規定。

2、合同無效具有相對性：在實際經濟往來和司法實踐中，某些特殊的合同盡管具有違法性，但是只涉及到特定的當事人或者利害關系人的特定利益，如果允許任何主體主張合同無效不一定妥當。因此，應當區分合同無效的絕對性和相對性。合同得無效不等於合同得不成立。合同無效，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不能產生有效合同的法律後果。對於無效合同，雙方當事人既不能享受合同約定的權利，也不負擔約定的義務。

F. 古代是怎麼懲治貪官的

夏商周

對貪污罪的規定自國家伊始就有，中國古代國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的夏王朝，從古人留下的史料中能尋覓到夏朝法律的蹤跡，令人贊嘆的是當時已經有了懲治貪污賄賂的規定。夏朝對犯「昏」、「賊」、「墨」三罪的都要處以死刑。
其中「昏」指自己做了壞事而竊取他人的美名，「賊」指肆無忌憚地殺人，而「墨」指的就是官員違法亂紀。夏朝這一對官員違法亂紀的處罰規定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刑事法律中對貪污犯罪的最早規定。
夏以後是商，商朝制定了官刑，其中把對官吏貪贓枉法的懲罰作為主要內容之一，要求官員不得貪求財物美色。
商之後的西周制定了一部重要的法典《呂刑》，規定了司法官員的5種職務犯罪——「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中的「惟貨」和「惟來」分別指敲詐勒索，行賄受賄和接受請托，貪贓枉法。

漢朝
官吏若貪贓枉法，禁子孫做官。
漢朝官吏的貪污受賄犯罪活動種類愈加繁多，大致有受財枉法（即收受他人的財物而歪曲法律）、監守自盜（即利用職權竊取自己執掌、管理的國家財物的行為）、挪用公款公物、賣官鬻爵等。
法律對貪污受賄的官吏往往處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錮、徒刑直至棄市。禁錮指子孫禁止做官，這種禁止往往能沿襲三代。而棄市指判處死刑。

唐朝
收受賄賂一尺絹 得挨杖責一百下
《唐律疏議》首先以國家大法的形式把有關懲治貪贓犯罪的規定作為法律固定了下來。首先在總則性質的《名例律》中規定了「六贓」，即6種非法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然後又將其中牽涉官吏的犯罪專門規定於《職制律》中。主要包括：
受財枉法，即官吏收受當事人的賄賂而枉法裁判的，收受賄賂一尺（唐代計算贓物時先把它折算成絹數）杖責100下，一匹杖責加倍，15匹可判處死刑。
受財不枉法，即官吏雖收受當事人賄賂但並沒有枉法裁判，此種情況下，一尺杖責90下，兩匹加倍，30匹要被遣送到指定的邊遠地區並強制服勞役3年，即「流」刑。
收所監臨，指主管官員收受其管轄范圍內的錢財貨物的行為，收受一尺受荊條鞭打40下，一匹加倍；8匹要剝奪人身自由一年並強制勞動，16匹加倍，50匹流放2000里。
坐贓，即官吏利用不正當手段獲取本不該屬於自己的利益，獲利一尺受荊條鞭打20下，一匹加倍；10匹的判處徒刑一年，20匹加倍，最高判處徒刑3年。

宋朝
貪贓官吏連坐制，累及上司和子孫。
宋朝對貪污犯罪沿用了唐朝的大部分規定，同時在有些方面加重了量刑。並且對犯罪官吏實行連坐制，即一個官員犯貪污罪，其上司和曾舉薦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有時甚至要影響子孫的仕途。

元朝
貪銀不足半兩的按法律免去官職
元代對貪污行為的法律規定較為全面，但與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寬大得多。
貪贓枉法的，貪銀不足半兩的，按照法律免去官職；半兩至5兩的，受荊條鞭打47下；5兩至10兩的，受荊條鞭打57下；10兩到25兩的，杖責77下；50兩以上的，杖責107下。貪贓不枉法的處罰則更為寬大，貪銀150兩才杖責107下並免去官職，不再聘任。

明朝
嚴刑峻法治污吏，情節嚴重者處死。
明太祖朱元璋執政後對貪官污吏的懲治較唐宋更嚴、更徹底，制定了一系列嚴刑峻法，重典治吏，嚴懲污吏。處罰原則主要有：對情節嚴重的處以斬刑、絞刑；實行嚴厲的經濟制裁；罷免官職，永不聘用。
這些規定主要集中在《大明律》中：監守自盜，滿40貫即處絞刑；貪贓枉法（收受賄賂從而歪曲法律），滿80貫處絞刑；貪贓不枉法（雖受賄但並未歪曲法律），滿120貫杖責100下，流放3000里。

清朝
貪官一旦被舉報，革職抄家再處罰。
清代的基本法律《大清律例》以明代的《大明律》為藍本， 也規定了官吏監守自盜（今天意義上的貪污）和受贓（受賄）等罪。清朝官員貪污，只要被參奏，首先就是被革職，查出端倪之後就被抄家即沒收所有家產，然後再根據查實的犯罪情節分別給予不同程度的刑事處罰。
除了刑事處罰之外，對於貪污但涉案不深的官吏則可採取行政處罰，包括革職、停止提升、經濟賠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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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上，雖然各朝代都有倡廉與懲腐的法律與舉措，而且有的懲腐的法律相當詳備而酷烈，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封建專制下的腐敗問題。這主要是因為：第一，封建社會君主的權力至高無上，君主凌駕於法律之上，有權立法，也可以隨時破壞法制，帝王對官員首先要求是「忠」，其次才是「廉」。第二，古代懲貪律令也有特權法色彩，往往是「嚴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有時法律明確規定達官顯貴犯罪享有「先請」、「八議」等，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缺乏公平、公正，其效力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三，立法嚴而執法寬。越到各王朝的後期越是如此，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致使法律變成一紙空文，貪官橫行，腐敗蔓延，成為導致政權覆滅的主要因素。現將刊載於甘肅省紀委《黨風通訊》中的這篇文章(題目及文中內容有改動)推薦給大家，以期古為今鑒，對我們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所裨益。

一、「三風十愆」罪。

這是商初的官刑。官刑是針對官吏專門制定的刑罰，以警戒公卿百官。此系商朝總結夏朝滅亡的教訓而制定的法律。「三風」即巫風、淫風、亂風，是存在於官僚階層的三種不良風氣。「十愆」(愆〔qiān〕的意思是過失)是三風的具體表現，包括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殉於貨、色，恆於游、畋(畋〔tián〕的意思是耕種或狩獵)，侮聖言，逆忠直，遠耆(耆〔qí〕的意思也指老)德，比頑童等，即：經常在宮中舞蹈；隨便在官府等處狂歌；貪得財富、美色；迷戀游樂、狩獵；蔑視聖人教導；拒絕忠直之言；疏遠德高望重的長者；親近奸nìnɡ〕的意思是用花言巧語諂媚人)小人；等等。這些不良風氣，「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所以，對此處罰很重，「臣下不匡，其刑墨」，就是說官員若不匡正國君，就要在臉上刺刻印記並塗墨。以後，「三風十愆」罪以各種刑名散見於各代法律，如各朝代選官吏時往往要考察被選拔者是否有戀財、好色、嗜賭、貪杯、玩物喪志等不良嗜好，有不良嗜好者不能入仕。李悝的《法經》規定，太子賭博經兩次笞勸無效則更立(改立他人)。對太子尚且如此嚴厲，對一般官吏自然不會寬松，那些慣於遊山玩水、精於吃喝樂舞、沉溺於酒綠燈紅的官吏，勢必難以像如今某些官員那樣瀟灑自在。

二、職務連坐。為商鞅變法時首先實行，漢武帝時歸入特製的「見知故縱之法」。此法是對國家官吏實行連坐，上對下、下對上均承擔連坐責任，實行責任追究。如果對自己的上級或下級官吏的違法亂政行為知而不舉則坐以同罪。東漢沿襲西漢法律，如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下詔：「長吏贓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為罪。」是說對贓官之貪行，刺史、郡守都負有糾舉之責，如果失職，也要受到懲處。明朝規定，屬員貪贓，主管連坐。清朝貪官受懲，連坐屬員。這一法律對防止官吏互相袒護、互相包庇而亂政害政起了很大作用。有此法，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老好人主義」就行不通。

三、保任連坐。即被推薦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薦和任命者須連坐。此法在秦、唐、宋等朝代均實行。《史記·范睢列傳》載：「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宋史·刑法志》記載，宋朝防止官員貪贓枉法有兩種辦法：一是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官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作保。按規定，官員不得保舉有貪贓行為的官員轉正。宋朝還有試用官員犯罪兩次就除名的規定。二是某官員犯貪贓罪，其上司、曾薦舉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此類法律給用人失察者亮起了「紅燈」，促使推薦和任命官吏者盡可能對被舉薦者的人品、才學、德行、能力進行全面的了解，有利於防止在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為，保證官吏的素質。

四、犯令、廢令罪。1975年出土的雲夢《秦簡·法律答問》里寫道：「令曰勿為而為之，是為『犯令』；令曰為之弗為，是為『廢令』也。」即法律要求做的不做或法律不允許做卻做了的，均屬違法犯罪行為，該受懲罰。此法《秦律》首先實行，以後唐、明等朝均設其罪。可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和令不行、禁不止，在中國古代是輕則丟官、重則掉腦袋的罪行。

五、謊報、虛報政績罪。自報、指使下屬或授意他人謊報、虛 報均屬此列。此罪《唐律》收入《詐偽》篇，《明律》歸入「奸黨罪」，清代則入《大清律》，虛報政績，「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是明令禁止的，觸犯者要受到嚴厲處罰。

六、禁錮。所謂禁錮，就是中國古代對犯罪官吏本人及其親友終身禁止做官的制度。禁錮屬於資格刑，它剝奪的是犯罪人的政治權利。早在《左傳》中就有禁錮的記載，從漢至隋，禁錮都作為贓罪的附加罪而存在。東漢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下詔：「贓吏子孫，不得察舉。」即貪官子孫不得當官，可見貪官之貪行，要影響到子孫的前程。晉律中規定官吏貪污，罪不至死者，雖遇赦，仍禁錮終身，有時被禁錮的人，即使解除禁錮仍不能與平民享有同樣的權利。後世各朝改禁錮為「永不敘用」。

七、請托說情罪。《唐律·職制》「有所請求條」明確規定，沒有使用財物而僅靠人情向主管人員求辦某事，也要禁止。「監臨勢要」(非主管人員)替別人請托，只要開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監臨主司」(主管人員)同等處罰。《大清·律》對說情受錢者，則「計贓從重論」。這對拉關系、走後門、說情風均起到遏製作用。

八、奸黨罪。這個罪名為朱元璋首創，載於《大明律》。有人 說此罪名是「明祖猜忌臣下、無弊不防所定之律」，但從其包含的內容來看，對於整肅政風有積極的意義。如向皇上進讒言、借刀殺人、蒙蔽聖上、交結朋黨、拉幫結伙、破壞朝綱等均屬奸黨罪，犯此罪本人處斬，妻、子為奴，財產沒收。

九、重刑治腐。從量刑上看，對官吏犯罪的法律懲罰重於常人。貪贓受賄的刑事責任遠比盜竊為重。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可看出，在秦朝，「通一錢者，黥為城旦」。即行賄受賄達到一個銅錢，就要受到臉上刺字並服苦役的刑罰。《魏書·張袞傳》里記載，北魏時，監臨官(主管和執行管員)「受羊一隻，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即死刑。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定律：「義贓(徇私賄賂)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 」唐律則規定，監臨主司(主管官員)受財枉法，受賄相當於一尺絹的，要判處杖刑一百，並 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處絞刑。而常人(普通百姓)盜竊，即使五十匹，只是流放服役而已。唐律還規定，官吏間接受財物也要處刑。如官員在其管轄范圍內收受百姓財物、牛羊瓜果等供饋，或向百姓借貸財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貪污罪論處，以防止官吏對下屬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詐勒索。懲腐最嚴厲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律》對官吏貪污、受賄等罪所定的條目多而詳，而且往往要處以凌遲、挑筋、剝皮實草等酷刑。屬員貪贓，主官連坐；父祖貪贓，子孫連坐。清朝將懲貪治吏作為治理國家的「第一要務」，對貪官多「賜令自盡」，連坐屬員。有學者對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數與當時的貪污受賄數額作過比較，結論是當時官吏貪污受賄相當於正七品官一個多月甚至低於一個月的俸祿，就要被絞殺。

十、不赦貪官。中國古代的法規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固定下來的法律條文；另一類是封建帝王頒發的詔、敕(敕〔chì〕的意思是告誡或自上命下之 詞)、誥、旨、上諭等，後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封建帝王出於種種原因，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歷覽古代大赦史，罕見赦及貪官污吏者。唐王朝是歷史上下詔大赦最頻繁的朝代之一，但都不赦贓官。唐太宗於貞觀四年頒布赦令，罪無輕重，包括死罪在內皆赦免，但赦令中特別申明：枉法受財之贓官不在赦列。「安史之亂」後唐由盛轉衰，唐肅宗以天下未定頒布赦令：天下囚徒，凡死罪者減為流放，流放罪以下一律赦免，但亦申明官吏貪贓枉法者不在赦免之列。爾後文宗、宣宗、懿宗、禧宗等皇帝的大赦令中，均特申官吏犯贓不予赦免。宋王朝亦確定官吏貪贓為不赦之罪，還將贓官定為與「十惡殺人者」同罪。金世宗完顏雍也明確規定：「吏犯贓罪，雖令赦不敘。」

古代一些統治者也重視人民群眾對官吏的監督。如明朝在動員社會力量治理官員方面很有特色，《明史·刑法志》記載，「揭諸司犯法者於申明亭以示戒」。設立「申明亭」，將犯輕罪官吏的犯罪事實公之於眾，以示懲戒。還允許民眾將害民惡吏「綁縛赴京治罪」，各級官府「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這些做法對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