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自由心證

❶ 誰指教一下；法官什麼情況下，可以自由心證斷案

「自由心證」是辦案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得出的一種內心確信。這種內心確信內是基於法官的良容知、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優良的法律素質等因素所形成的。法官不應只是一味教條適用證據規則，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靈活加以運用。我們之所以強調開庭審理，強調當事人和證人到庭，強調庭審質證，就是試圖通過法官對當事人、證人的直接接觸，通過法官的直接感覺來判斷；雖然感覺有時是靠不住的，但卻是我們理性認識的基礎，而且有時法官的感覺還要勝過冷靜的理性判斷。在一些復雜、疑難的案件中，自由心證往往對判決結果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❷ 自由心證的合理性

有的學者認為「自由心證是以康德學派的不可知論為起哲學基礎的。」資產階級法學家認為，法官判斷案情沒有絲毫疑問是不可能，只能滿足於較強或是較弱的高度蓋然性，沒有也不可能有絕對的真實性。對法官判斷證據，裁判案件的要求只能是：法官在主觀上必須相信自己所做的判斷是正確的。如果我們進行刑事訴訟做出判斷也僅僅滿足於蓋然性，其結果怎麼樣呢？只有兩種可能：或放縱犯罪，或冤枉無辜，這顯然與我們進行刑事訴訟所追求的客觀真實截然相反，背道而馳。」 因而對自由心證的理論基礎持否定態度。
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
第一 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這個角度來說，他強調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但是在實踐的基礎上，人的認識既有受限制的一面，也有其不斷發展的一面。認識是一個由不知到知、由淺入深的充滿矛盾運動的辯證過程。同時，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又強調認識的客觀性與實踐性，認為人類自身的社會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准與基礎，世界的客觀真實性與事物運動的規律性只有通過客觀的實踐才能得到充分的認識。從案件事實這個客觀存在來說，案件事實也是可知的，但是因為案件發生後，「便一去不復反了，人們無力扭轉時空使往事重現。證據是人們能所得到的與發生過的案件事實聯系最為緊密的東西」根據具有關聯性的各種證據，也就是「評借事實的碎片重構的案件事實與客觀之間存在或多多少的差別總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證據事實與待證事實之間的聯系的多樣性需要充分發揮司法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從司法實踐中可以看出：「從證據到事實的判斷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心理過程，立法不可能把所有證據---事實的必然性作出規定，而且這種必然性關系在現實之中少之又少，大量的證據--事實關系是一種或然性關系，而且這種或然性的高低程度又無法精確計算，這就是其更不可能上升到立法層面上來」所以，這種理論基礎，也就使得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證，並且為合理的行使自由裁量權提供了依據。就像美國法學家霍爾姆斯所說的：「當代社會生活的復雜，已經遠非簡單的邏輯推理所能含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更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法律現實主義者所指出的那樣，在普通法的傳統中發現事實的困難，法律規則的含糊不清和不確定性，使得法官有很大的選擇餘地」。
第二 「蓋然性」理論。有的學者把蓋然性理解為 「人的理性思維能力是如此的無能，以至於不可能准確認識客觀事物。」 事實上，這是對「蓋然性」的一種誤解。內心確信是基於蓋然性的認識原則在證據法上的具體體現。蓋然性既是自由心證的基礎，又能為確信的尺度提供明確的依據，起著限制過度自由的作用。內心確信的關鍵是確信的關鍵是確信的衡量標准與衡量的方法，理論上將其稱為證明標准或證明尺度。「證明尺度則是一把尺子，衡量什麼時候證明成功了，證明尺度也決定某個具體內容的法官心證，他決定著法官必須憑什麼才算得到了心證。」 盡管證明尺度概念本身清晰而准確，但是不能直接為法官的內心確信提供切實可靠的標准，抽象的尺度至少不能為確信的界限提供一種確切的，實在的依據，所以自由心證制度將內心確信寄託於蓋然性，讓蓋然性理論介入法官的認識，要求法官按照自己的理智和良心切實排除可能存在的懷疑，然後充分相信出於理性的認識與判斷，並且按照這一原則支配自己的判斷。在哲學上，蓋然性與實在性相對應，指出的是一種「由事實或者數據支撐的最高程度的現實可能性，也就是在相同的條件下多次反復的結果基本相同，出現偏差或錯誤的可能性極低，而且具有趨向現實的內在動力，隱含著客觀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事實認定的范圍之內蓋然性的內涵決定著法官的心證目標與心證內容的本質差異：法官心證的目的應當是客觀真實的發現，法官心證的內容則必然是客觀真實的蓋然性的歸結。在證據法理論的研究中，如果能夠切實的充分證明目標與證明內容的界限，將發現客觀真實是為一切證明活動的必然要求，而將能有效排除懷疑的蓋然性是為內心確信的成立基礎，那麼圍繞著自由心證制度所產生的爭議都有一個合理解決的途徑，從這層意義上說，不容懷疑的蓋然性應當成為法官內心確信的思想基礎。 自由心證所謂的「內心確信」是一種心理狀態，屬於意識范疇，但是這種意識並不是無中生有，而是由客觀存在所決定的。
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 自由心證的判斷來源於證據的客觀存在。如果沒有證據的客觀存在，也就不能形成內心確信，因此，如果僅憑審判人員的推測或是主觀臆斷來進行裁判，實際上並非是對自由心證 的遵循，反而是對自由心證的違反。另外，如果僅僅依靠審判員的個人辦案經驗或是法律知識來認定事實，也不為自由心證所允許。因為這兩種情況都是對唯物論的違反，不符合自由心證的基礎。對此日本的學者精闢的指出：「毫無疑問，自由心證主義決沒有容許裁判恣意判斷的含義，相反，該原則要求的是根據經驗法則而形成的合理心證。」
第二 自由心證的形成過程是在案件的審理和證據的調查中形成的。在審判的過程中，特別是證據的調查過程中，是嚴格遵循物質決定意識的哲學基礎進行的。
在此過程中，又有兩項原則保證自由心證的正確形成。
1。直接采證原則，指「凡參與案件裁決的法官必須親自投身於該案的庭審之中，直接聽取當事人、證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陳述，言詞辯論，耳聞目睹當事人雙方的舉證、質證活動，掌握第一手材料。沒有直接參與庭審的法官不得對案件的判決發表意見。」這就保證了這種直接採納的證據來源於現實，屬於客觀存在，以保證證據的客觀性。
2。言詞辯論原則，「真理越辯越明」只有經過辯論和質證的證據才能作為裁判和形成心證的依據，自由心證的客觀性要求，只有經過言詞辯論，才便於「排除一切合理懷疑」。也符合我國「證據必須確實充分」的 要求。所以自由心證並不像有些學者說的那樣，「自由心證沒有判斷證據是非的客觀標准，唯一的標准就是法官，陪審員主觀上的「良心」和「理智」，而是符合物質決定意識的哲學要求。

❸ 如何理解自由心證怎樣使法官的自由心證在法律框架內進行

自由心證的意思是法官對證據的效力自行決定，具體意思與法定證據制度相對。法回定證據的意思是答證據有多少效力在案情發生之前就已經決定好了，比如對規定「對當場發現指紋的被告予以定罪」，則根據法定證據制度則該被告一定會被定罪，若按照自由心證則完全沒有法律規定，法官按照自己的推斷或常識等等來考慮該證據是否確定被告一定是犯罪的人。
至於如何實施，不去規定證據效力即可。

❹ 何為「自由心證」

自由心證原則在外國法文獻中往往被稱為自由心證主義。
自由心證原則是公法上的強行規范，不許當事人、公訴人合意變更或排除適用，也不許法官隨意排除適用。自由心證原則的主要內涵是，法律不預先設定機械的規則來指示或約束法官，而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來自由判斷證據和認定事實。自由心證（在我國又被稱為內心確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據法律規定，通過內心的良知、理性等對證據的取捨和證明力進行判斷，並最終形成確信的制度。
自由心證制度要求法官依據「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和審判經驗，合理判斷證據的證明價值。中世紀後期，歐洲盛行法定證據制度，法官只能用法定的某種證據來認證事實，而不問其是否符合實際，不問法官內心是否確信。這種制度嚴重地束縛了法官，使其不能自如地進行合理裁判。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法學家迪波爾最早提出在立法中廢除法定證據制度、建立自由心證原則。1791年法國制憲會議通過了採取自由心證的草案。1808 年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又作了進一步規定。後來，歐洲各資產階級國家的立法也相繼規定自由心證原則，並發展為大陸法系國家判斷證據的重要原則。自由心證制度已成為大多數國家採取的普遍的證據原則。

❺ 「自由心證」指什麼在刑法上的含義是什麼

自由心證原則在外國法文獻中往往被稱為自由心證主義。自由心證原則是公法上的強行規范，不許當事人、公訴人合意變更或排除適用，也不許法官隨意排除適用。自由心證原則的主要內涵是，法律不預先設定機械的規則來指示或約束法官，而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來自由判斷證據和認定事實。

自由心證原則要求：對於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斷，由此形成內心確信，並據此認定案件事實。所謂「內心確信」，是指法官內心對於案件事實形成確信，即法官心證程度應當達到「不允許相反事實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或者「真實的可能性大於虛假的可能性」（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證明標准。

自由心證原則因其合理性自近代以來被普遍採用。自由心證原則在原則上視各種證據的法律價值為平等，具體證據的價值或證明力由法官根據具體案件依據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進行自由判斷。證據的價值或證明力並不能以機械的規則來確定，事實上，證據的價值或證明力的大小取決於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關聯性的強弱和真實性的高低，證據的價值或證明力與證據關聯性和真實性是正相關關系，而具體證據的關聯性和真實性須在具體案件中考察和認定，並且案件的發生和解決存在於人類社會生活之中，所以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審查判斷離不開人類社會生活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

❻ 自由心證是什麼

自由心證作為一項法律制度，上溯到成熟的教會法當中，就能找到它的影子。然而，教會法的體系及其封建法律的本質決定了那時的自由心證制度與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心證制度在本質與功能上是大相徑庭的。作為法律概念，自由心證不是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專有名詞，但是作為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心證制度，卻不能不說它是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後，在法制建設中的產物。

十七世紀中葉，歐美大陸的封建統治發展到極至，人被劃分為三等，婦女更是毫無地位，這種統治反映到法律制度上，便是確立了法定證據制度，這種證據制度規定：證據的證明力及其是否被採用，均由法律明文規定，法官不得自由評斷和取捨。依照這個制度，男人的證言的證明力高於女人的證言的證明力，貴族的證言證明力高於普通人的證言的證明力，僧侶、牧師的證言證明力高於俗人的證言證明力，基督徒的證言證明力高於猶太人的證言證明力，而不問證言內容與案件事實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如何。同時還規定，一個證人的證言只能算半個證據，只有當兩個證人的證言相符時才能作為一個證據。針對這種歧視人權的形而上學的證據制度，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便立即著手尋求與建立新的證據制度，自由心證制度作為證據制度之一便應運而生了。

所謂自由心證，就是對證據的證明力及其取捨、法律不作規定，而由法官根據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並以自己的法律意識及道德良知來自由判斷、取捨的證據制度。從這一概念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自由心證制度從它一產生便肩負著革除以人的社會政治等級為基礎的法定證據制度的使命，是一項資產階級法製革命的重要成果，是當時社會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產物，是法制文明進步的里程碑；第二，自由心證制度的動態表現是法官對案件爭訟中的一切證據證明力的主觀認證活動；第三，不管是當事人主義還是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下，所有證據要對訟爭中的待證事實發生證明作用，都必須經過法官對證據的證明力的主觀認證之後方能實現；第四，自由心證制度是一項證據制度，但它的具體實現過程中，由於對案件審理的進程具有階段性的推進作用，就使這一制度自然而然地具備了十分強烈地程序功能，如前所述，任何案件的訟爭中所產生的證據，都必須經過法官的主觀認證方能對待證事實發生證明作用，由此可見，法官的自由心證對於任何訴訟的最終解決都是一道不可繞行的橋。因此，可以說，自由心證不僅具有程序功能，而且是任何訴訟在任何階段上結束訴訟的最後一道程序，因為法官的心證之後便是裁判（裁判不是訟爭程序，而是法院的職能行為了）；第五，由於法官在完成自由心證即對證據進行認證之後，便是裁判，因此，這種認證活動便成了保證法律的正義與秩序價值實現的最後屏障。

對於這樣一項制度，多少年來，我們在實事求是證據制度思想的指引下，將它視為「毒草」而加以批判，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法制建設中對法的移植上的悲哀。為了廓清對自由心證制度認識上的偏差，並使這一制度成為我國法制建設特別是證據規則與程序公正制度改革的有益借鑒，有必要對它的產生及其在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的位置與作用進行系統分析與研究。對此，筆者擬作一些粗淺探討。

1、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背景

既然自由心證是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那麼，它就必然地要打上那個時代的歷史鉻印。

（一）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

十七世紀初期，歐美封建統治逐漸走向腐朽，在封建制內部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越來越使封建統治者感到恐慌。為維護風雨漂搖的統治，各國封建王朝在政治上不斷加強壓迫，在經濟上不斷加劇壓榨。統治者採取各種手段，當然最重要的是法律手段，來保護封建主的財產所有制，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利用殘酷刑罰，鎮壓一切反抗封建專制的革命行為和革命運動。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蘭克王國的《撒利法典》，它規定土地歸封建主所有，農民則成為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封建主的農奴；封建等級特權劃分最為典型的則是法國，它將國人劃為僧侶、貴族、市民三等，並對三個等級的服飾、生活方式和禮儀等都作了不同規定（反映在訴訟制度上則是三個等級的人所作的證言，其證明力不相等）；刑事鎮壓上最為典型的代表是德國16世紀的《加洛林納刑法典》，該法規定了割耳、割鼻、挖眼、斷指、斷手、斬首、車裂、火焚等刑罰手段。到了封建君主專制時期，英國的斯圖亞特王朝推行經濟獨占制度，法國統治者要求資產擁有者——貴族負擔土地稅之外，還要交納印花稅；美國在獨立之前，英殖民者加緊了對其殖民壓榨。面對上述封建專制的倒行逆施，在資本主義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革命便不可避免的要向腐朽地封建統治發起沖擊。在英國，從1640年-1688年，用「光榮革命」的形式，以不斷通過法令迫使國王放棄專制為手段，實現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美國則以反對英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形式確立了資產階級的聯邦共和制；在法國則是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獄為開端的暴力革命的形式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政體並在以後的革命中逐步實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政體。

在上述革命中，為了廢除舊的統治，建立新的秩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們首先想到的是立法，用法的手段來鞏固革命的成果，自由心證制度就是這場社會變革中所進行的法製革命的成果之一。它最初出現在1791年法國發布的訓令中，1792年又寫入《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1808年《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對它作了更詳盡的規定。可以說，法國是自由心證制度的發源地。

（二）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思想背景

十七、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論和人權理論是自由心證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礎。啟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是英國的洛克和法國的孟德斯鳩和盧梭。洛克提出天賦人權以反抗封建等級觀念，強調自然狀態下人人平等，並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不為罪」等思想；孟德斯鳩提出三權分立，以限制權力集中造成的行政與司法專橫；盧梭提出主權在民，主張建立法制國家。資產階級以這些思想為指導，奪取政權後，在法制建設中，同樣以這些思想為指導，確立了一系列法制原則和制度。毫無疑問，自由心證制度也是在上述反對封建專制，反對人權歧視的進步思想指導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旨在維護新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法律制度。

（三）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法制背景

歐美資產階級在取得革命勝利後，以啟蒙思想家的人權及民主理論為指導，進行了一系列以人權與民主為核心內容的法律制度建設。英國於1689年10月23日頒布了《權利法案》，美國於1776年7月4日通過並公布《獨立宣言》，法國於1789年8月26日通過並公布《人權宣言》。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不斷建設，法律制度也不斷完善。逐步確立了人權保護、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私有財產不得侵犯等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國的立法，拿破崙統治時期，完成了憲法、民法、民訴法、商法、刑法、刑訴法的制定與編纂。1792年，法國率先在《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中以法條的形式將自由心證制度明確規定下來。伴隨資本主義法制的不斷進步，自由心證制度逐步被運用到民事訴訟中來，並在一系列完整配套的法律體系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現代意義的自由心證制度，更是一部完整的資本主義法律機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以法國民訴法為例，自由心證制度就是在整部法律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整體運行當中發揮其作用的。它與整部法律其它制度一道，在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中發揮作用。

通過上述對自由心證制度的探討，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初步結論：自由心證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法制建設上的產物，是啟蒙思想家「人權、民主」思想為反對封建等級專制思想並取得勝利後在法制建設上的產物，是在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不斷完善，並用新型的民主的法律制度取代封建等級專制觀念下所產生的腐朽法律制度的過程中的產物。總之，是人類法制文明由落後走向進步的產物。

二、自由心證制度在現代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的科學性

自由心證制度發展到今天，其科學性如何？是否值得我們去研究與借鑒呢？讓我們以現行《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下稱新民訴法）》（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版）為參照依據，對現代資本主義法制中自由心證制度的科學性作一番探討。

（一）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心證不是讓法官依照個人情感及認識去自由擅斷，而是與其它相關法律制度相輔相成，共同發揮維系社會秩序和訴訟秩序的作用。法國新民訴法大量的條款都體現了自由心證制度，但該法同時系統的規定了一整套相關制度，法官必須是在執行這些制度的前提下，執行自由心證制度。比如該法所規定的書證優先制度，法官在完成認證即「心證」過程中就必須首先服從這一制度。同時，它要受到認證即「心證」范圍的限制，如該法第7條規定：「法官不得以在法庭辯論中未涉及的事實為裁判依據。」由此可見，自由心證中的「自由」是相對自由，它要受到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規定的制約。

（二）由於自由心證是法官在確定訟爭中所涉及到的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的認證活動，因此，它具有純主觀的特性，而這種主觀特性的認證活動本身，法律賦於它絕對的自由。首先，法國新民訴法大量的條款賦於法官在認證時的自由，以該法第308條為例，「接受還是拒絕接受有爭議的文書，由法官依其掌握的材料定之。」這一規定就賦於法官廣闊的自由裁量空間，在裁量作出之前，法官就有一個自由認證的主觀活動過程；其次，即使在執行書證優先原則時，心證過程也是自由的，當法官將某一書證與待證事實的內在聯系進行認證時，這一認證活動也是一個純主觀意識的活動過程，它也是法官在自由支配自己的思維活動，因此，就認證的主觀過程而言，它是自由的；再次，在法律規定未能窮盡的事由面前，則要靠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去完成認證的任務。比如該法第338-3條（即93-1091號法令第3條）第2款規定：「但是，在法官了解到存在重大理由，不得按照原來規定的條件聽取未成年人陳述時，得以特別說明理由之決定變更或撤銷原來的命令聽取未成年人之意見陳述意見的裁判決定。」這一規定中的「重大理由」未具體列明，就要靠法官在司法實踐中，運用自己的良知及法律意識去把握，這種「把握」的過程也是一個認證「重大理由」是否存在與成立的自由心證過程，很顯然，這種條件下的「心證」是自由的，（這里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到，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水準是十分重要的，沒有好的道德修養，不可能有好的良知，沒有好的法律修養，不可能有好的法律意識，由此可見，自由心證制度的確立給法官自身素質建設提出了何等高的要求）。

通過上述探討，我們又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初步結論：再完備的法律制度，特別是證據制度，只有通過法官的自由心證這種動態的執法活動，才能將其轉化成維系社會秩序的活性力量；再完備的法律制度，它都不能將社會事物羅列窮盡，對此，只能靠法官依靠其良知與法律意識並用自由心證的手段去補救與完善。由此可見，現代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中的自由心證制度，是其整個法制體系中的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執法手段。對此，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能否加以合理移植與利用呢？

三、社會主義法制中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客觀必要性

紫莖澤蘭的引進造成的生物災害，告訴我們引進外來事物要注意它們是否適合本地的環境。對於自由心證制度的移植與利用，是否適應我國的法制環境呢？下面擬從實際審判工作中的體會談幾點粗淺看法：

（一）我國現行法律淵源內容的形式結構，決定了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必要性。我國各個部門法的法條中，大量的彈性條款需要法官在執法中運用良知與法律意識去把握，這就從客觀上給自由心證制度造就了存在空間。

（二）當今我國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都是當事人主義為主，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模式，法官的主要任務就是認證當事人所列舉的證據的證明力。如前所述，現代資本主義法制中的自由心證不是法官的自由擅斷，而是一種辯證的「自由」，而且這種自由是在要求法官首先要成為一個高素質的法律人才的基礎上的自由，因此，當我們的訴訟活動賦於我們的法官大量的認證任務時，不妨借鑒一下這種自由心證的認證方法。而且只要是「認證」活動，你不說它是「自由」認證，它也是一種「自由」的認證活動。因為「認證」是法官將認證范圍內的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主觀分析的過程，是法官的純主觀活動。

（三）即便法律就證據制度已經作出了明確的可操作的具體的指引，要運用這種證據制度去確定待證事實的黑白是非，仍然存在一個法官將制度性證據與待證事實進行內在聯系的主觀認知過程，因此，確立自由心證制度是必要的。

（四）未來科技的突飛猛進，使新生事物層出不窮，這就使得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法律制度總是滯後於社會生活的變化節奏，因此，要解決那些法律尚未來得及規范的社會現象，就只能依靠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了，這就決定了迅速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五）自由心證制度的內涵，決定了它對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如前所述，任何一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都要靠法官的心證來分析確定，特別是法律的彈性規定：甚至尚未規定的情況下，要解決社會矛盾，只能靠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來完成，這就決定了，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才能肩負起自由心證制度所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反過來說，確立了自由心證制度，就能有效地促進我們抓緊抓好隊伍素質建設。

（六）回顧我們過去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實行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同樣也存在一個自由心證的過程。盡管我們過去實行的是實事求是證據制度，但歸根到底，是不是把每一件案件的事實都調查得與客觀實際相符合了呢？肯定說，絕對做不到這種程度。那麼，這種證據制度下，幾十年的辦案實踐中，一個案件的案情是否查清，結論還是來自於法官的主觀認識狀態。法官主觀認為查清了，可以定案了，調查便告結束。這里有兩個邏輯關系，一是客觀事實的再現只能是一種可能性或偶然性，難於「復原」是必然性，因此，即便從制度上要人們去「復原」客觀事實，做起來也往往達不到標准，絕大部分只能停留在「法官認為已查清」的水平上，這就使我們的證據制度在不知不覺當中客觀地掉進了「自由心證」的圈子裡。二是任何證據制度下，任何訴訟模式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是靠法官的最後認證來完成的，這就決定了自由心證是任何訴訟終結的必經程序，由此可見，心證不僅是一種證據制度，而且這種制度具有最終絕訟的程序功能。因此，在我國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必要性是無可爭辯的了。

綜上所述，我們應當結合我國目前當事人主義為主、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模式的實際情況，建立這樣一種法定證據（不是中世紀的法定證據）為主、自由心證為輔的法律機制：

一是將一切能夠定型化的規則與程序最大限度的加以明確規定，使之具有明確指引和可操作的特性，同時將這種靜態規則與程序交由法官的「自由心證」這種動態的執法活動去實現；二是將法律條文難以包容和窮盡的社會事物與現象交由法官的「自由心證」去補充與完善，由法官靠自己的良知與法律意識結合案件實際情況以恰當的方式去調整，以實現法的價值。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自由心證制度發展到今天，實際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認證原則的程序規則，因為絕大多數的國家都規定了現代意義上的法定證據制度。而且，將能夠定型的證據規則不加以成文化，而推給法官去「心證」，也是法官難以承受的。但是，無論是加強法定證據立法，還是確立自由心證制度，都不能不承認自由心證是訴訟關系的最後環節。雙方當事人對簿公堂，為的是「討個說法」，雙方說完了，辯完了，結果會怎樣呢？就只能等到法官的認證，法官一經認證，裁判只不過是這種認證的書面反映罷了。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法制環境不僅適合設立自由心證制度，而且要把這一制度作為訴訟程序公正的最後屏障。

由於筆者知識面與信息渠道的限制，自知拙文未能搔到自由心證這一論題的癢處，故只能稱本文為「自由心證問題研究的理念式大綱」。本文的積極意義只在於它提出了這樣幾個觀點：一是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自由心證制度是將靜態的證據與程序規則轉化為一種動態的維系社會與訴訟秩序、實現法的正義、公平價值的活性力量所不可繞行的橋梁；二是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自由心證制度要求法官必須具備高度的道德修養與法律修養，並以自己的這種修養對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中所不能包容與窮盡的社會現象，作出科學合理的調整，以補充與完善法律規范總是滯後於社會關系發展這個永恆的缺陷；三是社會主義法制體系中，能夠合理移植自由心證這一制度，並且因為自由心證具有在任何階段上終結訴訟的功能，故應將它作為我們追求程序公正的最後屏障。對於上述觀點，本文的論述尚不充分，特別是在對資本主義法制背景的分析上，過於粗糙。現代資本主義的證據與程序規則是一個非常嚴密的法制系統，比如在證據規則上，就規定了舉證責任、證據取得的方式、舉證時限、證據反擊規則、證明標准等等。只有對它們進行系統細致地分析之後，方能凸現自由心證制度的科學性。由於我們是為完成研討會論文的任務而倉促成篇，故尚未對上述制度進行系統學習，故本文中對自由心證的法制背景只作了概念式點擊，其說服力十分牽強。至於在我國法制建設中，對自由心證加以利用的分析，也停留在淺表層次上。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在這個國度里，迄今為止，封建意識與觀念還十分濃厚，即便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法制建設也是步履蹣跚。改革開放以後，法製成了我們的主要治國手段，但是，由於過去幾千年的封建意識的積淀，造成了我們國家的整體法律意識的淡化，使得很多方面應當立法的未立法，很多已經頒行的法律未能很好的實現。比如最常見的有法不依現象、地方保護主義現象、裁判不予執行即法律白條現象，以及司法人員的司法專橫現象，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都證明一點：我們的法律意識差，法律的實現狀況差。在這么一片土壤上，要建立自由心證制度，必要性在哪裡，困難在哪裡，本文都未來得及作具體詳盡論述。因此，作為對自由心證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本文疏漏甚多，還望理論與實務界的師長們能對此問題多加觀注並系統論述，以使我們受到教益。

參考書目：

1、羅結珍譯著的《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2、張衛平、陳剛編著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導師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版）；3、張夢梅主編、鄭祝君副主編的《新編外國法制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4、王珉燦等主編的《海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6月版）。

❼ 自由心證制度強調的是法官的理智和良心是對還是錯

主觀制度當抄然要強調主襲觀上的義務。

因為，自由心證制度與法定證據制度恰恰相反，前者為主觀制度，後者完全是客觀制度。

法官的理智和良心屬於主觀范疇，對於主觀制度而言才有意義，用主觀制度來判斷客觀事實的關鍵不在於客觀事實是否正確，而在於執行者的主觀世界的良知、理智和公平。

用客觀制度（如：法定證據制度）來判斷客觀事實的關鍵則反之，不論法官怎麼想客觀事實已經呈現，法官只需要按照客觀事實，演繹法律即可。

因為，法官在適用自由心證制度這樣的主觀制度的時候，適用的往往是一種邏輯上的辨證推理。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制度所認定的事實，有可能根本不是客觀事實，只是法官根據訴訟雙方的都不具有完全排他性的證據，運用基本的因果關系、辨證關系和邏輯推理等方法，以及依靠法官自身的社會經驗，對訴訟中事實進行主觀認定。

強調事實的對錯，對於並非客觀的主觀推斷而言是沒有實際價值的。相反的，強調法官的理智、良知和公證對主觀制度而言，意義則是非常重大的。

法官適用自由心證制度等主觀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判斷結果的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因此，法官的中立和良知、理智才是可以讓主觀判決具有說服力的關鍵因素。

❽ 自由心證制度的司法完善

自由心證的主體是裁判官，在我國就是各級人民法院的法官，法官是否具備相應的專業和道德素質對「心證」的結果是否公正至關重要。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才規定了擔任審判員的人應當具有法律知識，但這個標准比較模糊，導致了我國長期以來在這方面的標准過低。西方許多國家就非常注重選任法官的標准，在美國和英國，幾乎沒有40歲以下的法官，一個人要擔任法官，通常要從執業十年以上的律師或者檢察官隊伍里選任。在歐洲大陸國家，法官選任是比較高級的文官制度的選任方式，選任法官的標准也非常嚴格，不是隨隨便便什麼人都可以擔任法官的。同時我們的制度還保有並不斷地強化著某種等級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就劃分了四等十二級法官。法官這個職業不應該有等級，法官獨立性是它的最高品質要求，正是這種獨立性才能保障司法的公正性。自由心證賦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沒有可靠的人來行使就必然會出現大量的權力濫用，當然我們不僅要把權力交給可靠的人，還要有可靠的權力制約制度，但要保證法官的獨立性，馬克思說過：「法官沒有別的上司，僅根據他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法官隊伍建設既是我國司法建設的重點，也是自由心證對法官品質的內在要求。可以說，法官精英化是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內部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