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表態的

Ⅰ 法官如此表態，是「任性」還是「無奈」

隨著我國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法官裁量權漸漸成為人們爭論不休的焦點之一。在我國，普通老百姓基於認識上的偏頗，並不認可法官享有裁量權，認為法官判案就應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進行裁判，非黑即白。不依照法律審判，隨心所欲，就是不公正的。傳統觀念如此，依據裁量權所作出的裁決便不能產生應有的權威，老百姓並不認可這樣的裁決是公平公正的，尤其是當法官裁量權被普遍濫用的時候，更是如此。然而，從法的運行規律看，法官裁量權是與法共存的，也就是說，法官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不可能不運用裁量權。正如「法官絕對不可以改變法律織物的紡織材料，但他可以也應當把法律的皺褶撫平。」 而要把法律的皺褶撫平實際上就是一個法官為追求正義而行使裁量權的過程。故法官裁量權存在和發展有重要的價值。 一、法官裁量權的概念、特徵 依《牛津法律大辭典》所謂裁量權，指（法官）酌情作出決定的權力，並且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權力或責任，使其在某種情況下可以行使裁量權。有時是情勢所需，有時則僅僅是在規定的限度內行使之。[2]法官裁量權，亦稱司法裁量權（當然，在我國，廣義的司法裁量權的主體還包括檢察機關），是指法官或者審判組織根據自己的認識、經驗、態度、價值觀以及對法律規范的理解而選擇司法行為和對案件作出裁判的權力。 其基本特徵為：1.法官裁量權貫穿於法律適用或案件審理過程的始終。即始於對案件事實認定後法律的適用，終於對案件的審結（即判決的作出）； 2.法官裁量權由特定的主體——法官或審判組織來行使，主體具有特定性； 3.法官裁量權的行使，必須以事實認定正確為基礎和前提（即法官不能對事實進行亂認定，事實認定錯誤，可能導致法律適用的錯誤）； 4.法官行使裁量權「有時是根據情勢所需，有時則僅僅是在規定的限度內行使」； 5.非經法定程序變更或撤消，法官裁量權一經作出，即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 6.法官裁量權的行使必須正當、合法、合理，體現和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原則。因為「正義是人類一種最基本的價值理想」，「作為一種法價值對其它法價值具有優越性」，「法必須體現一定的正義要求，最終必須以正義為依歸」。 二、我國法官裁量權的現狀 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司法的范圍不斷擴大，法官裁量權存在於司法的全過程，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3]。司法審判包括發現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和作出裁判三個環節，每一個環節里都存在著裁量權的行使。如證據是否採信、無證據佐證的部分事實認定、情節嚴重的認定、如何承擔責任，如何定罪量刑等過程通常都需要通過一定的裁量來實現。 法官裁量權具有普遍性，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是由社會事務、社會存在的復雜多變性決定的。法律用來調整社會關系，但社會關系紛繁復雜，而且日新月異，不斷變化，要使固定的法律明確、詳盡地規范所有變化的社會關系顯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由人的認知能力的局限性決定的。人在制定法律的時候不可能對所有的關系都規定得周密、詳盡，也不可能對所有的事物都作出無誤的調整，因而在客觀上不得不留有一些餘地，有時候是故意為之，並不是水平問題或失誤所致。 第三、是實現個別正義和實質正義所決定的。司法追求的目的是公平、正義，但如果僅僅用一個簡單的條文去規范千差萬別的社會關系時，表面看來也許公正，但實際上不一定公平，從整個社會來看，可能實現了絕對公平，但對於個案來說不一定公平。比如，古話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句話流傳了幾千年，但考慮到殺人有很多種情況，包括故意殺人、過失殺人、正當防衛致人死亡、依法執行死刑殺人等如果統統套用「殺人償命」那就會更加不公平了。所以就要求具有一定的裁量權，具體情況具體，區分情況區別對待，以實現個別正義和個體公平。 三、理性正確對待法官裁量權 法官裁量權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但是，法官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必須理性正確地對待法官裁量權，一方面要看到她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她的危害性。 法官裁量權的優越性表現在：1、司法裁量權是實現個別正義和實質正義的工具；2、是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方法；3、是克服我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造成司法標准不統一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4、是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培養法官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科學發展的重要途徑。如果法律把任何事物都規定得很具體，法官就會成為一個適用法律的工匠，而不可能成為司法[4]，這顯然不適應現階段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要求。 法官裁量權的危害性表現在：1、可能造成法官濫用權力，使作出的解釋和裁判遠離法律的精神和目的；2、可能造成對同一類事實作出不同的裁判，出現「同罪而異罰」現象；3、可能成為個別法官消極判案、枉法裁判、破壞法律實施，甚至打擊報復的工具。 正是由於法官裁量權具有雙面性，所以必須對其進行適度的限制和規范： （一）嚴格依法裁量。即行使裁量權要體現法的公正價值，切實做到有法必依，這既是對裁量權的約束和限制，也是對裁量權的引導和指導。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如果說具體法律規范在執行時可以根據情況加以改變的話，那麼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改變的，都必須加以遵守和執行。」嚴格依法裁量要求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必須依據已有的證據法規則審查和運用證據，從而認定案件事實；必須正確、全面地理解和適用法律，依據已有的法律原則對此作出評價，並在此基礎上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裁判。如果違背了法律的指引，法官任意的裁量便成為濫用權力。如果法官不能從法律精神的基本要求出發，片面、機械地適用法律，必然導致裁判的錯誤。 （二）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也就是《牛津法律大辭典》里所謂的「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和合理的。」具體地就是要求法官行使裁量權必須堅持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相統一、審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程序是實現正義的必由之路，是實體公正的前提和基礎。忽視程序公正的價值，將難以保證實體公正；反之，如果只注重程序公正，忽視實體公正，將會導致更大更多的不公正。因此，法官在行使裁量權時，必須堅持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並重。法律效果是審判工作的立足點，是社會效果的前提條件。社會效果則是審判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是法律效果的集中體現。所以，法官行使裁量權既應追求法律效果，又應追求社會效果。 （三）必須是在特定情勢下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權。這是設定裁量權的價值目標。這里要注意把握四個問題，第一是必須在特定情勢下才能行使裁量權，沒有特定情勢這個條件，法官不能行使裁量權，否則就是「向一般條款逃避」。第二是必須針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如果不是正義的事物和合理的要求，就沒有必要行使裁量權來予以保護。第三是為了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權，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如何進行保護，需要法官行使裁量權來衡平各方當事人的利益，也就是說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第四是對該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衡平各方當事人的利益沒有法律的具體規定，只能由法官行使裁量權來實現。 （四）依據合乎情理原則裁量。所謂情理即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觀，指事物的客觀規律和多數人關於公平合理的社會共識。這種價值觀表現為一定時代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並被普遍接受的某些正義觀念。合乎情理就是指「不任性、不個人化和不（狹義上的）化」。[5]在實施法律過程中應給大眾合理的正義期待，法官行使裁量權不僅應讓大眾知道他們是在主持正義，而且更重要的是讓大眾知道並能合理地期待他們會主持正義，會就爭議的事項作出合理的裁決。

Ⅱ 周立波案九審結束法官未表態嗎

紐約時間5月9日上午，周立波涉毒持槍案在紐約州拿騷縣地區法院第9次開庭。騰訊娛樂從劉龍珠律師事務所獨家獲悉，周立波和妻子胡潔再次一起出現在法庭上，和周立波一起出庭的還包括為其辯護的3名律師和1名翻譯。根據第8次開庭的進展，此次庭審是周立波的律師與檢察官關於「撤案動議」(motion to dismiss)的辯論。

2018年2月22日，周立波涉毒持槍案第6次開庭時，周立波向法庭發起動議，質疑警察當時攔截和搜查他的車這一行為的合法性。在一份送到法院的證詞文件中，周立波簽字聲明，在被警察攔下前，他沒有拿著手機或任何其他電子產品，並在駕駛限速內行使;被攔下後也沒有同意過讓警察搜車和車上任何的箱包;他本人是中國公民，講普通話，不講且不懂英文。

2018年3月23日第7次開庭時，曾攔下周立波車的警察表示，在伸手可觸的距離下，他親眼看到周立波拿著並看著電子產品(手機)。隨後，警察跟車觀察發現，周立波在蛇形駕駛，車速在48到80公里之間跳動，很不穩定，而道路限速是64公里。在查看周立波駕照和汽車注冊證明時，警察看到車內有槍套，於是提出查車。之後，周立波車內的乘客——美國大學教授唐爽幫助翻譯，周立波和唐爽都點頭同意警察搜車，周立波還用了「Yes」以示允許。

Ⅲ 我爸爸要和媽媽離婚了，我不想他們離婚，如果堅決要離婚的話，我願意跟著爸爸，該怎麼寫信向法官表態

如果你超過10歲，法官會在辦離婚案時徵求你的意見的，你直接和法官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