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法官

Ⅰ 在德國，法官這么干不會被處罰嗎

不會，德國法官擁有審判豁免權，不會因為裁決而受處罰，當然哪個國家都有這樣的奇葩法官，別在意

Ⅱ 在法國和德國等傳統大陸法系的國家，警察有沒有必要的時候入屋搜查權，不需要法官簽署的文件

連基本的法律常識都沒有……
無論什麼法系，都是警察取證在先，法院根據證據處理在後！這還沒進屋呢，法院憑什麼簽署文件？！

Ⅲ 一個電影一個人被法官判刑，然後被叫挖石頭，和一個人一起逃獄，另一個人被槍打中，然後從德國還是那個

後面有點像 威爾史密斯的《國家公敵》，前面的情節不吻合 還有一個是 哈里森福特的《亡命天涯》

Ⅳ 德國法院大法官的人數是雙數而不是單數

你好！第一，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首席大法官只有一位。大法官若干名。第二，因法系不同，所有各國首席大法官任命程序、任期等都不盡相同，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Ⅳ 國外有民事糾紛調解嗎

國外有民事糾紛調解，各個國家的訴訟和解制度 有所區別：
（一）美國的積極和解
在美國，大約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審前程序中以和解解決，真正進入到審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長期以來並非法官積極介入的結果，而是當事人的律師之間協商的產物。1938年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制定之時，美國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極」仲裁人的形象。為了克服發現程序的濫用等導致的訴訟延遲、費用過高等弊端，1983年《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16條第1款第5項規定：「審理前會議的目的之一是促進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審理前會議或者通過電話達成協議，以便使爭議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決。」[1]這條的修改使法官在訴訟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標志著美國由司法消極主義向司法積極主義的轉化。法官不僅要為當事人提供一種機會或者對話渠道，更有可能成為調解人主動進行調解。實務中很多法官也認為在審前會議中由法官主導，積極促進和解才是對付案件數量增加和訴訟遲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國的申請「合意判決」
英國的訴訟和解與美國有許多相通之處。英國的民事訴訟中，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並不當然具備強制執行力。要獲得此種效力，必須申請「合意判決」。申請「合意判決」方式有兩種：一是當事人之間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申請法院將和解事項記錄在法院的裁決上，這種裁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二是當事人向法院申請製作「Tomlin」裁定。[2]英美兩國訴訟上和解性質為私法行為，故和解協議如有瑕疵，可援用無效或可撤銷予以救濟。
（三）德國的勸告和解
訴訟和解制度是德國一項重要訴訟制度。1877年民事訴訟法典規定了起訴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為強制和解。現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不管訴訟到何程度，法院應該注意使訴訟或者各個爭點得到和解解決。在訴訟中勸告和解成為德國法官的一項重要職責。法官勸試和解在審理程序中進行，屬「調審合一」模式。在德國，法官的和解勸告是在公開的法庭上於雙方當事人對席時進行的，這可以看作是對訴訟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徵。從法院在訴訟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國的訴訟和解可謂是「法官主導型」。
（四）法國的勸試和解
法國的立法非常重視訴訟和解。1935年法國修改民事訴訟法時，首次將法官勸試和解規定其中。現行民事訴訟法典規定，對當事人勸試和解是法官的職責；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的任何時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導下和解；法官在認為有利的時間與地點均得試行和解等。總之，法國訴訟和解的理念與德國基本一致。但是法國的法官對訴訟和解則採取消極態度。
（五）日本的嘗試和解
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89條規定：「法院不管訴訟進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嘗試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嘗試和解」。法官為實現和解積極地進行周旋工作。日本訴訟和解是訴訟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訴訟程序判決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審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審之訴要求撤銷。
從上述各國關於訴訟和解制度的立法來看，訴訟和解的發展經歷了由消極的法官介入到積極的法官介入。加強法官的職權作用成為訴訟和解制度的一大亮點。尤其是採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美國也在不斷調整法官在訴訟中的職權。這說明了在兩大法系的不斷發展與融合中，都認識到了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絕對的當事人主義或絕對的職權主義對於解決民事糾紛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在當事人與法官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正確配置他們之間的權利。

Ⅵ 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教育的不同

「在大陸法系國家，迴避是針對法官而言的，而在英美法系國家迴避對象集中於陪審團審判案件中的陪審員。以美國為例，除了陪審員之外，美國的法官通常也會因違反「正當程序」條款而被申請迴避②，在美國對法官相關司法行為的規范並未具體體現在訴訟程序規則中，而是由《司法行為准則》以及《法官倫理行為准則》加以補充調整。然而，即便如此，法官的迴避也不是迴避制度的重心，美國聯邦民事、刑事訴訟規則僅對陪審團成員的迴避作了規定。在英美法系國家，陪審團成員才是迴避的主要對象。
在美國對申請法官迴避，並不要求證明法官事實上已經執法不公，存在偏見，只要能夠證明存在偏見的「可能性」即可，而且這種「可能性偏見」的判斷標准，則是憲法修正案第六條「正當程序」條款。判例實踐中，下列情況通常視為申請法官迴避的理由:法官與本案有經濟利益或私人關系(withorwv.Larkin，1975);法官的薪金與他對被告人做出的罰金數額相關T(umeyv.ohoi，1927);被告人受到藐視法庭指控主要是因為對本案庭審法官過多的人身攻擊行為(Mayberryv.Pa，1971)。
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恰相反，法官是迴避的主要對象。如法國民訴法第339條至第355條，法國刑訴法第668條、669條規定了法官的迴避問題。德國民訴法第41條至48條，德國刑訴法第22條、第24條規定了法官的迴避問題。陪審員雖然也是被作為迴避的對象，但沒有像對待法官迴避那樣，用專章或專門一編來規定，僅是附帶提及。如德國刑訴法第31條的規定。法國刑訴法第7編「迴避」中沒有提到陪審員的迴避，而是在「開庭」一章第二節「審判陪審團的組成」(第297條)中規定了對陪審員的迴避。
另外，大陸法系國家訴訟法中還規定了其他人員的迴避問題。德國民訴法在第49條規定了對法官迴避的規定準用於書記官，並且由書記官所屬的法院裁判之。在日本，迴避的對象也不限於法官，也適應於助理法官、書記官、執行官以及家庭法院的參與員。對於這些人員的迴避裁定和法官處理的程序及原則同等對(日本民訴法第27條)，並且鑒定人也是迴避的對象(日本民訴法第214條第l款)。
大陸法系國家訴訟法普遍對於迴避的理由做出了詳細規定。同樣地，德國民訴法第41條對法官自行迴避的理由進行了詳細的規定。而申請迴避的理由依德國民訴法第42條規定，每個當事人可因法定的自行迴避理由或者由於擔心偏頗而申請某法官迴避。德國刑訴法第22條、第23條同樣也對法官的迴避理由一一明文列舉。與對待法官一致實行有因迴避的做法不同，法、德兩國對於陪審員迴避的態度截然不同。法國對陪審員實行無因迴避。日本新民訴法第23條規定了法官迴避的原因同法國和德國沒有本質差別。日本刑訴法第20條、第21條詳細列舉了日本的法官應當受到排除、不得執行職務的原因。另外，除某些情況以外，被申請迴避的法官應當對迴避申請提出意見書。
德國訴訟法規定了，在迴避申請的裁判發生既判力之前，只允許法官進行那些不能遲誤的行為(德國民
訴法第47條，德國刑訴法第29條)，而當事人的行為並不因法官被自行迴避或者被成功申請迴避而無效。法國民訴法的規定更為嚴苛:法官一經接到通知的迴避申請，即應自行迴避，直至對該迴避申請做出裁判決定;緊急情況下，得指定另一法官進行必要的辦案活動，甚至依職權指定之(法國民訴法第346條)。」
以上內容均摘自《訴訟迴避制度研究》 翁彤彥 南京師范大學（論文），僅以材料方式提供，如果要引用請一定尊重作者著作權

Ⅶ 二戰結束後，納粹德國的法官被如何處置

《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是戰後德國第一部全面深入探討和批判納粹時代的司內法理論與實容踐的著作。作者英戈.穆勒以翔實的史實為依據，大膽地探究了第三帝國時期德國司法系統（尤其是法院）對納粹罪行所應承擔的責任，進而從反面論證了司法獨立、法官獨立、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基本司法原則和正當司法程序對於一個法治國的必要性。
德國司法體系對「二戰」前後令人發指的納粹罪行到底應負怎樣的責任？對這一問題，戰後德國法學界一直諱莫如深。

Ⅷ 簡述德國的法院組織

（一）司法系統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繼承羅馬傳統的大陸法國家，德國在理論上承認「議會主權」，並至今堅持立法機構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因此，如果普通法系承認法院的立法作用和法律的多種源泉，那麼大陸法——包括德國法——則認為成文立法是唯一有效的法律。傳統理論認為法院的作用不是制訂法律，而是機械地運用法律。甚至連法官是否應該「解釋法律」都有爭議，因為創造性的「解釋」無異於制訂法律。但在實際上，大陸法系的法院製法(Judicial Law-making)功能和普通法系少有差別。尤其是對於措辭籠統、含義廣泛和歷史悠久的典章，無論在何種法治國家，法院必須不時賦予典章的條文以時代含義，來彌補立法機構未能及時跟上社會需要之不足。(27) 當然，法院並不是形成司法決定的僅有機構。尤其在歐洲大陸，學者對司法規則的歸納、總結與形成，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所謂的法院製法，事實上是法院與法學界合作努力之結果。
與立法至上理論相聯系，大陸法在理論上不承認先例規則。立法——而非法院——才是合法的法律源泉；立法條文與精神——而非以前的法院決定——必須在任何時候都得到各級法院的貫徹執行。而且所有法官——不論是基層或是最高法官——都同樣受立法精神所支配，並獨立地按照自己對立法精神的理解來決定案件。因此，大陸法在理論上既不承認先例的嚴格法律效力，也不承認最高法院決定對下級法院的絕對約束作用。最高法院只能撤銷下級法院決定，但下級法院無須遵照最高法院對法律的解釋，因為其最高忠誠在於成文立法，而非上級決定。然而在實際上，最高法院的決定和先例規則極少受到違背。在這方面，就和法院製法一樣，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少有實質差異。
和美國相比，德國的法院系統具有分散化與專門化的顯著特點。在美國，聯邦和各州法院形成多套完整、獨立的司法系統。聯邦法院通常無權審理僅涉及州法的案件；雖然各州法院可以審理多數涉及聯邦憲法或法律的爭議，但最高聯邦法院是聯邦憲法與法律的最終闡釋者。不論在聯邦或各州法院，司法管轄權都是集中與統一的：普通法院有權審理涉及憲法、行政、刑事、民事或合同等通常類型的所有案件。相對而言，德國的司法權力在橫向和縱向都有不同分配。在橫向上，和普通法院不同，德國不存在統一的司法管轄權以處理全部領域的法律問題。通常的司法功能分布在五套平行與獨立的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審理民法與刑事案件，四種特別法院分別處理行政、社會、勞動、與財政爭議。通過在橫向實行司法管轄分工，這些法院對其本專業的法律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在縱向上，每個系統又根據等級，分成聯邦、各州與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是初審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訴法院，聯邦法院則是最高法院。《基本法》第95章規定：「[1] 對於普通、行政、財政、勞動、和社會領域之管轄權，聯邦應建立聯邦正義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財政法院、聯邦勞動法院、和聯邦社會法院，以分別作為其最高法院。[2] 具有權能的聯邦部長，以及由具有權能的各州部長和同樣人數的眾議院選舉成員所組成的法官選擇委員會，應聯合選擇這些法院的法官。」
因此，聯邦並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聯邦法院只是最高上訴法院。
為了防止法院同政治勢力同流合污的納粹經歷之重現，《基本法》第97章第二節為法官的人事、職位和收入提供了司法獨立性：「除非基於法律提供的理由與形式，並通過司法決定，受到終身任命的專職法官，不得在違反其意願的情形下，受到撤職、永久或暫時中止職位、給予不同職位或在職務限期終止前提早退休。立法可以對終身任命的法官規定退休年齡之限制。當法院結構或地區發生變化時，法官可被轉移到另一個法院或調離職位，但他們必須保持全薪」。
另一方面，魏瑪時期的教訓說明，在保障司法獨立性的同時，民主機構必須具有適當的法律機制，以防止法院濫用其司法權力。因此，第98章第二節規定：「如果聯邦法官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違反本《基本法》或一州的憲政秩序原則，那麼在眾議院的提請下，聯邦憲政法院可以其三分之二多數，去決定該法官被給予不同職位或退休；並在故意違反的情形下，可決定將他撤職」。
（二）憲政法院的組織結構
如果美國幾乎任何法院的法官都有權按照憲法而實行司法審查，那麼德國的專門化法制系統，則要求成立特殊的憲政法院來處理憲政問題。1949年的《基本法》一反傳統的立法至上原則，在通常的司法系統之上，建立了獨立的憲政法院系統來專門處理憲政爭議。聯邦的每個州都有一個憲政法院，以處理涉及本州事務的憲政審查與司法審查。聯邦憲政法院是其最高上訴法院，並和政府的立法與執法機構同樣享有憲法地位。聯邦憲政法院的院長職位，僅次於聯邦總統、聯邦總理、和聯邦參眾兩院院長。《基本法》第94章第一節規定了聯邦憲政法院及其組成：「聯邦憲政法院應由聯邦法官和其它成員組成。聯邦憲政法院的一半成員應由聯邦眾議院選舉，另一半由參議院選舉。他們不得是聯邦眾議院、參議院、聯邦內閣成員，或任何相應的各州政府機構成員」。
由於《基本法》只提供了一個結構輪廓，對組織與人事上具體細節之確定，被留待「聯邦憲政法院組織法」。(28) 1951年的組織法正式成立了聯邦憲政法院。它詳細規定了聯邦憲政法院的雙庭結構及各自的管轄范圍、聯席庭(29)的權力、法官資格、司法選擇程序、以及法官退休或撤換的條件。憲政法院分為兩個庭，並各自具有獨立的成員與管轄。如下詳述，第一庭(First Senate)專門處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聽取涉及個人權利的憲政申訴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體憲政爭議；第二庭(Second Senate)則專門從事憲法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以決定憲法政治機構之間的爭議以及抽象法律審查。由於司法審查的案件數量占據全部憲政爭議的95%，第一庭的工作量過分集中，因而後來一部分司法審查案件被轉移到第二庭。如果兩庭之間發生管轄沖突，或一庭將偏離另一庭所制定的先例時，那就由聯席庭來決定兩庭之間的爭議。
憲政法院的法官必須至少40歲，並具有被選為聯邦眾議員的資格。和通常法院不同，憲政法院的法官並非必須全部是職業法官。事實上，在每個庭的八位法官中，只有三名是其它聯邦法院的職業法官。但近來法官資格要求憲政法官必須通過兩次全國法律考試。法官的來源主要是聯邦法官、高級公務官員、聯邦議員和大學教授。一旦被選為憲政法院的法官，除了作為大學教授之外，法官們在任職期間不得擔任其它專門職務。也和通常法官不同，憲政法官並非終身制。1970年的職務任期法規定，憲政法院的法官每屆任期12年，不得連任。且即使任期未滿，達到68歲的法官亦必須退休。強制退休防止了法院老年化，而單屆任期則有助於保障法官的獨立性。(30)
1962年之後，兩庭的法官數量固定為16名，每庭八名。組織法規定兩庭的法官皆由聯邦兩院聯合選擇；聯邦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選擇每個庭的四名法官，並且兩院交替選擇每個庭的庭長。在參議院，四名法官由全體參議員選出；在眾議院，四名法官則由12名眾議員組成的司法選擇委員會(Judicial Selection Committee)選擇。兩個機構必須交流信息以防止重復任命。通常眾議院的人選多為聯邦法官或議會會員，而參議院人選則多為高級公務員。(31) 由於在兩院，選擇法官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任何一個主要政黨——社民黨或基督教民盟——的反對都足以阻止法官入選。因此，憲政法官的選擇必須是兩黨聯合努力的結果。另外，自民黨通過政治妥協，也能夠在兩庭中各獲一個席位。經由政黨妥協過程，兩院的通常能贊同素質優越的法官人選。
憲政法院的審理程序以書面為主。法院決定分為允許口頭辯論的「判決」(Judgment)和僅基於書面辯論的「命令」(Order或者Ruling)。和美國法院不同，憲政法院的口頭辯論並無時間限制，以允許雙方充分表達見解；但絕大部分案件——即私人提出的憲政申訴——都只有書面程序。法院討論秘密進行。通常根據法官之專長，每個案件都被分給一位主要負責法官，他對該案件提出報告意見(Votum)，供所在庭的全體法官討論。作為大陸法傳統的一部分，法官必須效忠於司法機構，因而反對多數結論的意見為數極少。盡管1970年的組織法修正允許了反對意見之存在，超過90%的法院決定，至今仍然是受到全體法官贊同的一致意見。
《基本法》和組織法力圖切實保障憲政法院的獨立性。法官受到普遍尊敬，不但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而且具有豐厚的職業收入以保障其經濟獨立。起先，在法院的人事和預算上，司法部長曾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但在1960年，憲政法院取得完全獨立，以自行處理所有內部事務。1968年，聯邦議會通過憲法修正而非同尋常地承認：即使在戰備狀態下，聯邦憲政法院仍然保持其獨立地位和職能。第115g章規定：「聯邦憲政法院的憲法地位和憲法職能之履行，皆不得受到削弱。除非有必要維持法院的運行能力，且聯邦憲政法院持同樣意見，聯邦憲政法院組織法不得被聯合委員會通過立法而加以修正。在制訂這類法律的過程中，聯邦憲政法院可採取必要措施，以維持法院落實工作之能力。聯邦憲政法院對於本章第二與第三句的任何決定，皆應要求在場法官的三分之二多數[之同意]」。

Ⅸ 談談德國刑事訴訟法對你的啟示

你是法學院08即刑事班的吧！可以談其中之一的法官查證責任。
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我國經過1997刑事訴訟法修改後，強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有所改善，但由於我國法院的組織體系，法官不能介入偵查，不能對偵查過程中使用的偵查手段進行事先的預防，而只能進行事後監督。所以我國刑事訴訟中既不存在像德國偵查法官，也沒有英美法系中的治安法官的設置，法官只充當一個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與德國相比，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法官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在庭前沒有偵查法官的設置，只有檢察機關將案件起訴到人民法院後，法官才能介入訴訟。偵查法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對查明案情具有重要意義，但其功能主要是為了維護被告人權利，相比之下，我國的偵查機關具有相當大的偵查權利，偵查手段廣泛多樣，並且很少受到限制，除了逮捕犯罪嫌疑人需要由檢察機關批准外，偵查機關有權自行決定其他一切偵查手段的行使。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分別負責案件偵查和起訴，呈現出流水作業的模式，從而對偵查手段的監督難以發揮實質成效。
英美法系對被告人偵查階段的保護比較充分，作為大陸法系代表的德國在刑事訴訟中表現出職權主義，但在偵查階段也有偵查法官對被告人的權利進行保護。所以對於我國現階段被告人權益保護比較薄弱的情形下，德國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其次，我國法官也可以進行審前閱卷，經過96年刑事訴訟法改革後，取消了全案移送制度，目的是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預斷。檢察機關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將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移送至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
法律並沒有規定哪些證據是主要證據，因此由人民檢察院決定，對於防止法官形成審前預斷的作用有所削弱。而且，德國刑事訴訟法中的法官庭前閱卷權利是讓法官對案件有大致的了解，從而在庭審中更好的主導證據調查，完成法官的查證責任。在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法官也不再像德國刑事訴訟法中法官那樣，像一個積極的探尋者，努力發現案件真實情況。那麼這里就存在一個疑問，即這種庭前閱卷的權利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呢？或者，誰來決定什麼是主要證據才能真正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預斷？我國沒有英美法系那麼完善的配套制度或者制度環境可以保障法官在消極中立的情形下，保障被告人權利和發現案件真實，不能做到完全的消極，所以，應當對移送法院的證據材料進行技術理性規定，使法官對案情有所了解而又不先入為主，形成預斷。
最後，在庭審中，法官不負有查證責任，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強化了控辯雙方的舉證和辯論，但仍然保留了審判人員在法庭上的主導地位，賦予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調查權。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法庭可以採取法律規定的措施，行使調查權，進一步調查核實有關的證據。
另外，控辯雙方仍然可以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通知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
法官的證據調查許可權定對雙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有疑問時，為了弄清該證據而進行調查，法官不能因為某項證據可能對查清案件事實有幫助，在雙方當事人沒有申請的情況下，進行主動調查。在德國，被告人、證人的訊問原則上由審判長為之，法官如果認為某項證據對查明案件事實有積極意義，可以主動進行調查。我國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檢察機關承擔，被告人只有在某幾種特殊罪名情況下承擔舉證責任，在公訴機關提出的證據達不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情況下，法院將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判決，法院並不承擔證明責任。庭審後全案移送制度，也使我國法庭審理難以徹底走出庭審走過場的泥潭。
在被告人權益得不到保障，偵查手段缺乏監督，法官庭前全案閱卷到庭後閱卷作為判決基礎的情況下，加強法官對偵查手段的監督，對偵查行為進行司法審查，對維護被告人權利、查明案件真實情況有重要意義。雖然為了擺脫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使法官不再積極查明案件事實，但在相關配套制度沒有建立的情況下，過分削弱法官的職權，被告人沒有足夠的實力與檢察機關對抗，最後庭審仍然避免不了走過場，被告人權利仍然得不到保障，只是由法官超職權主義變成了偵查機關的超職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