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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釋明權

發布時間: 2020-12-19 10:05:42

法官應遵循哪些行為

淺議法官釋明應遵循的原則
2005年10月16日18:58 東方法眼章中寅205人次瀏覽 評論0條字型大小:T|T
所謂釋明,本意是指使不明確的事項通過解釋變得明確。釋明權是指法院為救濟當事人對自己主張、請求及陳述的意思不明確、不充分、不適當時,通過發問、指導等方式依法將相關的法律規定向當事人進行解釋和說明的許可權。我國民事訴訟引入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的釋明權概念,這一制度對當前民事訴訟具有積極意義,它充分地保護了文化和法律素質較低的當事人訴訟權利,落實了司法為民的服務宗旨。
對法官釋明權的規定,目前僅有司法解釋的簡要規定,且不顯山不漏水地"藏匿"在證據規則中,這些釋明權的規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操作中都有不盡完善和規范之處。造成審判實踐中,行使釋明權存在"五難"。 一是時間難定。釋明是在庭前還是在庭後;釋明在審理階段還是在審結後。釋明早了,當事人會產生規避行為;釋明晚了,不利於當事人及時行使訴訟權利。二是場合難定。是雙方當事人在場釋明,還是單獨向一方當事人釋明。雙方當事人在場釋明,對其不利的一方會認為法官是對一方訴訟的幫助;單獨釋明,法官又有私下為一方提供法律服務之嫌。三是范圍難確定。有的法律規定一旦向當事人釋明,就會導致當事人敗訴。如對訴訟時效抗辯。四是方式難用。口頭釋明,如果當事人事後不認可,法官無證據;書面釋明,遇到需要釋明的事項比較多,釋明的時間又不一致,必然增加法官的工作量;詢問式釋明,不利的一方會產生法官誘導當事人訴訟的懷疑。五是程度難把握。釋明少了,當事人認為法官沒有完全履行釋明義務;釋明多了,不利於法官進一步做調解工作,而且使當事人產生先定後審的感覺。在審判實踐中,法官是根據自已對釋明權和法律的理解去履行職責,這樣,往往會出現釋明不統一、不足、釋明過度甚至釋明錯誤的現象,給釋明權制度帶來負面影響。
審判實踐中,如何適當的行使釋明權的原則,筆者在此談談自己膚淺的看法。
第一、探求當事人真實意思原則。
法院行使釋明權的目的,是由於當事人缺乏法律知識、沒有訴訟經驗,因此訴訟中遺漏訴請求、提出矛盾的主張、事實陳述不清或提供證據材料不足,這不是他們故意所為。例如侵害人身權的案件,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因為原告不知道可以請求賠償精神損失,在起訴時遺漏了該項主張。法官應當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如果當事人確實不知道,法官應當行使釋明權,啟發當事人補充訴訟請求。 如果在沒有探知當事人真實意思的情況下進行釋明,法官就成了當事人的訴訟參謀,甚至變成當事人的律師
第二、法定原則
法官釋明,是法律賦予法官的一項權利,也是一項義務。法官在訴訟過程中,應當積極地、全面地、正確地履行這一職責。
法定原則要求法官做到:1、必須釋明。即法官遇到釋明的情形,就應當主動地釋明,不可隨意棄舍。如果不釋明,那麼將會產生一定的後果。如法官"未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後果,而又要求當事人承擔證據失權後果的,當事人以法院(法官)未履行舉證指導義務為由上訴時,上訴法院得以此理由撤消原判決,發回重審。"(註: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2002年版 第49頁)。這樣在損害了當事人的利益的同時,法官承擔錯案的責任。釋明職責,是對法官的剛性要求。它不同於一般的法制宣傳。法制宣傳的主體雖然也包括法官,但范圍更廣泛,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機關的公務人員都有宣傳法律的責任,而釋明權的主體只能是法官;法制宣傳的對象是所有的廣大群眾,而釋明權的對象是特定案件的特定當事人;法制宣傳的內容,不僅包括法律、法規,還包括行政規章、地方法規,而釋明權的內容僅指民事證據規則中的特定內容,范圍有限;法制宣傳的時間,沒有審限的規定,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而釋明權的行使只能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規定的審限內進行。因此,法制宣傳的職責是宣示性的,其要求相對靈活,法官釋明職責則是在法律規定的程序中履行,沒有隨意性。
2、釋之有據。法官行使釋明權必須要有法律依據,不可擴大釋明範圍。《證據規定》列舉了法官的釋明的四種情形。第三條、第三十三條規定了法官的舉證指導義務;《證據規定》第八條的規定是針對適用擬制自認規則時,法官所應當履行的充分說明並詢問的義務。說明既包括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本身的說明,也包括對擬制自認法律後果的說明。詢問內容不僅包括對對方當事人的陳述是否有異議,同時也包括告知當事人如果不明確表態,可以產生視為承認對方主張的法律後果;第三十五條規定了法官對原告訴訟請求變更的告知義務。這四條是法官行使釋明權的依據,法官應當在此范圍內釋明,不能逾越。否則,要麼釋之無據,要麼就是訴訟中的法制宣傳。3、不可遺漏。釋明必須全面,該釋明的,就應當釋明。既不能部分釋明,也不能單方釋明。
第三、公開原則
法官行使釋明權,將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它成為訴訟程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訴訟程序必須公開,釋明也應當公開,不能搞暗箱操作。否則,則會引起對方當事人的合理懷疑,也不利於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公開原則要求法官做到:1、釋明的問題對象必須向雙方當事人公開。具體釋明的內容,釋明時必須向雙方當事人公開說明,不要私下與一方口頭解釋。2、釋明的內容有書面記載,既可以向雙方當事人公開,也便於事後檢查和考評。
第四、中立原則
司法解釋規定的釋明內容不是針對當事人一方的,在個案中,既可能向原告釋明,也可能向被告釋明,還可能向第三人釋明,所以法官在行使釋明權時應當堅持中立原則。中立原則要求法官做到:1、應對訴訟法律關系的相關當事人釋明。即按照個案的具體情況,該向原告釋明的,就要向原告釋明,該向被告釋明的,就要向被告釋明,第三人也是如此。釋明時,切忌摻入個人情感而厚此薄彼。不應該對一方該行使釋明權的時候卻行使釋明權,而應該對另一方該行使釋明權時卻不行使釋明權,或者應該對一方該多行使釋明權時卻少行使,而應該對另一方該少行使釋明權時卻多行使。中立不代表消極,探求當事人真實意思的前提下,及時行使釋明權。
第五、程序原則
釋明權在民事訴訟程序的以下訴訟階段行使:⑴起訴與受理階段。在此階段,法官發現當事人有不適格的,法官可以行使釋明權,令其去除或變更不當之處。訴訟中經常遇到訴訟當事人不適格的問題。如被告死亡,原告仍以死亡的公民為被告,或以死亡的公民為原告訴訟,法官不能在受理後以此為由逕行駁回原告訴訟請求,而應當在立案時行使釋明權,要求被告修改訴狀內容,由權利人起訴,更換適格的當事人;
發現原告的起訴明顯不適當的,法官行使釋明權,令其去除,如前所述,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事人又起訴的,進行釋明告知通過申訴處理。起訴破產企業的,可告知其直接向清算組申報債權。⑵審前准備階段。法官通過組織當事人庭前交換證據發現有需要釋明之處的,可以行使釋明權。法官行使釋明權後,當事人雙方有可能達成訴訟和解,也有可能由原告自動撤訴;當事人有可能補充訴訟請求或證據材料,使庭審效果更明顯;法官在此階段行使釋明權,還可以使雙方的爭議焦點更加明確。⑶開庭審理階段。在此階段,如認為當事人對事實、主張的陳述不清楚,不完整的,法官可行使釋明權,讓當事人補充陳述清楚;對當事人疏忽之法律見解,法官也可以通過公開心證之辦法行使釋明權,促使雙方當事人進一步發表意見。⑷二審階段。在此階段,法官如發現上訴人上訴請求不明確的,行使釋明權。⑸再審階段。在審查當事人再審請求不明確的,法官發現其申請明顯不成立的,可向當事人行使釋明權,動員其撤回申請;在再審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當事人陳述不清楚的,應當釋明並讓當事人陳述清楚。
釋明權的行使在民事訴訟程序中進行的,釋明權要遵循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否則釋明權無效,例如 在合議庭評議過程,合議庭的法官發現當事人有遺漏訴訟主張以及證據不充足的,不得再反過來行使釋明權。
釋明權是審判權的的內涵之一,必須嚴肅對待。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則,才能保證釋明權的正當行使,才能實現法律賦予法官釋明權的目的。

(作者單位:江蘇省蘇州市金閶區人民法院)

⑵ 釋明權的簡介

含義釋明權,又稱為闡明權。源於德語「Aufklarung最初出現於大陸法系,是以當事人主義的實施為前提的一種帶有職權主義色彩的權力,屬於法院訴訟指揮權的范疇。釋明權中的「釋明」與大陸法系證據理論和立法上的「釋明」的含義不同,證據理論上的「釋明」是與「證明」相對而言的。釋明權在現代民事訴訟法理論上的含義較為廣泛,它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主張或陳述的意思不明確、不充分,或有不當的訴訟主張和陳述,或者他所舉的證據材料不夠而誤認為足夠了,在這些情形下,法院對當事人進行發問,提醒、啟發當事人把不明確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補充,把不當的予以排除、修正。 圍繞法官釋明權的法律性質,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法學界普遍存在以下三種觀點:1、「權利說」,即認為釋明是法律賦予法官的一項訴訟權利,法官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行使或放棄。2、「義務說」,即認為釋明是法律明確規定法官應當行使的一項訴訟義務,如果法官在應當行使釋明的范圍內不予行使,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3、「權利義務說」,釋明既被視為法官的一項訴訟權利,又被視為法官的一項訴訟義務。
中國多數學者都傾向於同意第三種觀點,認為釋明既是法官的一項訴訟權利,又是法官的一項訴訟義務。在中國建釋明制度中,應當承認法官擁有釋明權,但是這里的「權」不能理解為權利的權,而應理解為權能的權,所謂權能是權利和職能的統稱,如民事審判權是法院對民事案件進行審理,並對事實認定、適用法律作出裁決以解決民事爭議的權能。法院不但有審理民事案件、解決民事糾紛的權力,而且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也有這方面的職權。而釋明發生在法官行使審判權的過程中,是審判權的內容之一。因此,釋明權的性質應與審判權的性質是一致的。同時,法官在訴訟中的權能是法定的,必須依法行使,不能放棄,是法官的訴訟義務。權利則是主體享有法律確認和保障的以某種正當利益為追求的行為自由,權利主體有可為、可不為的自由,權利是可以放棄的。因此,在中國的釋明制度中,對釋明權性質的規定,應當明確為法官的一項訴訟義務,而不能理解為法官的訴訟權利。

⑶ 法官使用釋明是不是暗示官司會輸

你好

不是這樣的說法,

釋明權,亦稱法官釋明義務,簡稱釋明 ,它是指在當事人專的主屬張不正確、有矛盾,或不清楚,或當事人誤以為提出的證據足夠充分時,法官依據職權向當事人提出事實及法律上的質問或指示,讓當事人將不正確或有矛盾的主張予以排除,將不清楚的主張予以澄清,將不充分的證據予以補充的一種權能。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首次明確地引入了法官釋明權的規定,第3條規定了人民法院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後果,第8條規定了審判人員充分說明並詢問當事人,第33條規定了人民法院通過送達舉證通知書告知當事人舉證責任、舉證期限等的內容,第35條規定了人民法院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

對雙方都是平等的啊

⑷ 法官釋明權的行使范圍是什麼

ABCD。

從現行制我國相關法律來說,法官的釋明權可以在對上述所有方面都進行釋明,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5條第1款規定,法院有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的釋明義務。當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時,法官給予當事人一定程度的司法救濟,原本並不違反法律規定,規定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即法官鼓勵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

這樣的規定就是告知當事人訴訟風險、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處分權的釋明)。

還有法官可以對當事人錯誤的法律認識進行釋明,對當事人在辯論的時候,對當事人的辯論內容的明顯錯誤理解進行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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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關釋明權的規定散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和《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等法條和規定中,而沒有統一法律或法規對法官釋明權的概念、行使的范圍、限度和方法等內容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

主要的法律依據是證據規則第三條、第八條、第三十五條。

⑸ 釋明權的司法

立法上的缺陷是指民訴法中關於釋明權制度的規定是相當簡單。釋明權制度的核心是釋明權的范圍。他是法官行使釋明權的法律根據。在民事訴訟法立法史上,對於法官何時應行使釋明權沒有明確的規定,僅僅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才有明確的規定。且該規定僅是對法官對法律適用方面的釋明權,而沒有規定事實的釋明權。縱觀世界各國對釋明權制度的立法,對法官事實釋明權的規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把法官對事實的釋明權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人民法院的審判實踐中,需要法官對事實的釋明時也是相當普遍的。我國民訴法對法官釋明權的范圍規定得很窄。由於法律規定的法官釋明權的范圍過於狹窄,因此,在審判實踐中,法官行使釋明權就屬於過度行使釋明權。因為立法上法官釋明權范圍的狹窄,導致在審判實踐中法官行使釋明權的無法可依,立法上的缺陷嚴重製約了法官釋明權的行使。
缺陷問題
官行使運用,也不利於該制度在民事訴訟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由於我國法律對法官釋明法律的范圍和內容等未作具體規定,法官在審判實踐中存在著缺陷與難點,主要體現在:
1.時間難定。是在庭前釋明還是在庭後釋明;在審理階段釋明,還是在審結後釋明,法官難以抉擇。釋明早了,當事人會產生規避行為;釋明晚了,不利於當事人及時行使訴訟權利。2.場合難選。是雙方在場釋明,還是單獨釋明。雙方在場釋明,對其不利的一方會認為法官是在幫助對方打官司;單獨釋明,法官又有私下為一方提供法律服務之嫌。3.范圍難圈定。有的法律規定,一旦向當事人釋明,就會導致另一方敗訴。如訴訟時效的抗辯權問題,這樣的法律規定要不要向當事人釋明,能不能向當事人釋明,法官左右為難。4.方式難採用。口頭釋明,當事人事後不認可,法官無證據,書面釋明,遇到需要釋明的事項較多,釋明的時間不一致,勢必增加法官的工作量;詢問式釋明,不利的一方又會認為法官誘導當事人訴訟。 5.難把握。釋明少了,當事人認為法官沒有完全履行釋明義務;釋明多了,不利於法官做調解工作,而且還會讓當事人產生未決先判的感覺。在審判實踐中,法官是根據自己對釋明權的理解去履行職責,因此,往往會出現釋明不統一、釋明不足、釋明過度甚至釋明錯誤的現象,破壞了司法的統一性,還給司法公正產生了不良影響。因此,對法官釋明法律的時間、場合、方式、范圍、程度做出明確的規定,是建立釋明制度的關鍵。
具體價值
任何法律制度背後都蘊藏著這一制度所追求的特定價值,這一價值構成了法律制度的靈魂及存在根據,滿足人們對該項法律制度的價值追求。一般學者通說,釋明法律是否有價值,既不能以主體的意志、願望和需求為標准,又不能以法律功能、作用、有用性為標准,而必須是二者的有機結合所形成的第三種東西。其中,效益、公正、自由和秩序,是法律最基本的價值。
(一)釋明權制度有助於實現司法效率
司法效率是指司法投入與司法產出之間的最佳函數關系,它表明在司法投入恆定的情況下,取得最大的司法效益,或在司法產出恆定的情況下,投入最少的司法資源。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可以幫助當事人確定爭議焦點,使當事人的舉證、質證目標明確,防止當事人由於欠缺法律知識或出於其它原因而漫無目的地收集證據和在細枝末節上進行無意義的糾纏辯論。其次,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可以防止由於當事人的無知和疏漏導致訴訟程序無效。再次,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可以增加裁判的可接受性,從而減少不必要的上訴、申訴。此外,法官釋明權的行使還有助於當事人及早達成訴訟和解。
(二)釋明權制度促進實現實體公正
民事訴訟裁判的公正包括程序上的公正和實體上的公正兩個方面。實體上的公正是指法律所作的裁判證據充分、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實體公正的理想狀態是裁判真實再現了客觀真實的案件事實,正確適用了法律,在當事人之間公平分配了各自的民事權益。雖然法院確定的事實從來都不可能是純粹意義上的「客觀真實」,不可能與客觀上實際發生的事實相吻合且確定無疑,但不論是實行當事人主義還是實行職權主義民事訴訟模式的國家,民事訴訟制度都以發現真實、接近真實為基本目標。因此,法院所作裁判的結果是否合乎真實,或者接近真實的程度有多高,當事人所主張的權利是否得到了保護,就取決於認定事實的證據是否確定、充分,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是否適當、明確。
法官對釋明權的行使正是公正裁判的需要,因為在當事人主義支配下,查明案件事實必須的訴訟資料由當事人提供,法官也必須尊重當事人的這種權能,但若由於當事人的能力或條件的原因,致使他們不能提出或說明自己的主張,而法官卻不聞不問,該釋明時也沒有釋明,就會影響訴訟效率,拖延訴訟時間,出現應勝訴者不能勝訴,而敗訴者卻勝訴的結果,有違實體公正。
(三)釋明權有助於維護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包括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訴訟地位平等、保障和便利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兩個方面。而在實踐中,由於雙方當事人的文化程度不同,或者是法律知識水平不一,往往造成在訴訟中難以實現地位平等,而釋明權要求法官在訴訟過程中,對當事人不明確的法律問題或程序問題加以釋明,防止了一方當事人以對方當事人對法律條文的不理解為缺口,故意使對方當事人陷於不利的地位。 理論界關於釋明權的性質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權利說;二是義務說。在大陸法系國家,釋明權通常是作為法官的權利來規定的。比如在法國的民事訴訟法中,法官的釋明,被認為是法官的權利,故一般稱為釋明權;在德國早期的民事訴訟中,法官的釋明曾被認為是法官的權利,而現在,德國學者修正了以前的觀點,認為釋明是法官的一種義務,如果法官疏於履行該項義務,則要受到一定的約束。區分這兩種觀點的意義在於,是否把釋明權作為法官的一種責任,而在違反這種責任的時候,法官是否應當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如:承擔判決無效的責任。
中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釋明權並無明確的規定,對釋明權在審判實踐中的意義也缺乏足夠的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才引入了釋明權的內容(該規定第二條、第二十五條)。根據國外的學說和判例,結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立法精神和《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規定,關於釋明權的法律性質,筆者更傾向於釋明權應歸屬於法官的義務,基於義務的屬性,如果法官疏於履行自己的義務,將要承擔一定的後果。根據統計,截止到1990年底有四起案件因為原審法院沒有行使釋明權、沒有履行釋明義務,此案上訴後,被上訴審法院將原審法院的判決廢棄。把釋明權定性為義務,更有利於推動釋明權制度的積極運用,促進法官的素質提高。 制度意義的釋明權最早源於德國1877年民事訴訟法,那時世界各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還處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與此相適應,民事訴訟模式也要求以當事人主義為基調,實行辯論主義。
在日本,1890年《日本民事訴訟法》是以《德國民事訴訟法》為藍本制定的,它仿照德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法官的釋明義務。1926年日本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將釋明權視為法院的一項權利。二戰後,在美國法律的強烈影響下,日本對民事訴訟制度進行了以當事人為基調的改革,盡管沒有對釋明權進行修改,但人們普遍認為,應盡量抑制釋明權的行使,法院對釋明其持消極態度。
英美法系國家民事訴訟法在規定法院的釋明權時,與大陸法系相似的是,也有出於避免訴訟因依賴當事人的訴訟技巧,財力等所可能招致的不公正的考慮,即實現訴訟的實質正義。不過,英美法系法官釋明的動因更多是由於當事人控制訴訟程序的進所所帶來的訴訟遲延,並且對應於英美國法國家民事訴訟審前准備程序的完備和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失權制度的嚴格,因而法官的釋明也在審前准備程序中實施,在言詞辯論程序即開庭審理中法官仍然保持著「超然」的裁判者的地位,從而進一步提高了審判的效率。

⑹ 法官如何適當行使釋明權

釋明權,又稱法官釋明義務,是法官的一項職權,又是一種職責。釋明權是新審判模式的要求和需要,有利於實現程序公正。
釋明權的設定宗旨,除了為准確查明案件事實外,更重要的是為依法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盡可能地防止當事人由於自己沒有適當行使訴訟權利而導致其喪失該權利的情況發生。因此,釋明權的適當行使,對於法院審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官如果沒有進行適當的釋明工作,就會影響裁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包括法官促使當事人補充申請查證工作、改變不適當的訴因、明確對不利證據的取捨。
當前人民法院存在忽視釋明權的行使的現象,一些法官怠於行使釋明權,對釋明義務怠於行使,甚至有些法官懼於行使釋明權,嫌麻煩。當然,這與司法實踐中沒有統一規范,主觀隨意性大,實際操作不規范有關。而實際上,法官的釋明義務是必須且應當的。法官在實際的案件審理過程中,應當以口頭或者書面的形式向當事人進行解釋說明。釋明權的行使應當注意適度,過寬則容易造成干擾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過窄則會產生對當事人權利無法救濟的現象。
法官行使釋明權,范圍主要包括訴訟主體方面的釋明、程序方面的釋明、訴訟請求方面的釋明、證據方面的釋明、法律適用方面的釋明。法官釋明權行使有必須行使可以行使情形之分。當法官自己設定規則時必須行使釋明權,向當事人解釋說明規則的行使方法,讓當事人明了規則的內容及其他事項;當法官行使邏輯推理,對一方當事人進行不利推定時,法官必須行使釋明權,如一方當事人拒不提供其掌握的證據,其法律後果的承擔應由誰承擔的釋明。可以行使釋明權的范圍主要是訴訟風險提示等內容,對當事人訴訟權利限制不很大的方面。
法官在行使釋明權時,應當遵循一下原則:1、探求當事人真意原則;2、中立原則;3、必要原則;4適度原則。在實際司法實踐中,法官還都應遵循上述原則,實現程序及實體上的公正。
《證據規則》第35條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34條規定的限制,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變更訴訟要求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指定舉證期限。根據這一規定,法官對於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法院根據案件基本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應當行使除去不當的釋明權。在行使釋明權,需要注意幾個問題:
1、這種釋明權的行使,不受《證據規則》第34條規定的限制。《證據規則》第34條是關於舉證時限和證據失權的規定。經法官釋明後,當事人變更訴訟要求的,法院應當重新指定舉證期限。如法院認為需要對證據重新進行質證或者雙方當事人均要求重新質證的,仍然可以依法進行質證程序。
首先,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認為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不符合法律規定時,應該休庭合議,以體現合議的嚴肅性。經過合議認為,如果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一致的,合議庭可以繼續開庭,這時就不用告知當事人合議庭的認定意見了。如果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那麼合議庭就應當在繼續開庭後告知當事人。
其次,關於如何具體告知,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合議庭不能公開、明確無誤地告知當事人案件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是什麼,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是什麼,只能告知當事人案件的法律關系還可能是什麼,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還可能是什麼。同時,為避免當事人訟累,法院應就可能出現的法律關系或者民事行為,要求當事人舉證, 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使對自己有利,並告知當事人,如果當事人不變更訴訟請求的,法院將根據已有的證據材料作出裁判。之所以不贊成明確無誤地告知當事人案件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是什麼,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是什麼,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合議庭作出認定後,一旦庭長、院長或者審判委員會不不同意合議庭的認定,就很可能損害法庭的嚴肅性,損害法律的權威;二是案件還沒有審理完畢,合議庭不能對案件事實匆忙作出認定,否則會影響法官的中立地位。
再次,就告知的方式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的說明中認為,合議庭採用口頭告知的方式即可,不過書記員應當將此准確地記入筆錄,並讓當事人在筆錄上簽名,以免日後當事人否認合議庭告知而無據可查。
3、在一審法院行使此種釋明權後,當事人仍不變更訴訟請求的,在這種情況下,如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與一審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屬於原告起訴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不正確或者不存在,即訴訟主體(被告)有誤,一審法院應當從程序上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以便使原告在明確法律關系後,重新起訴正確的被告;如當事人主張的民事行為(合同)的效力與一審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則屬於在雙方當事人法院關系已確定的情況下,對民事行為、案件事實效力認定的實體問題,一審法院應當從實體上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4、釋明權行使程序問題的參考性意見
⑴審判長或合議庭(含簡易程序中的獨任審判)的其他成員(以下簡稱法官)在開庭審理前能夠確定應行使釋明權的,應當在開庭審理之前適當行使釋明權。
⑵法官在開庭審理過程中認為應行使釋明權的,應當休庭合議。經過合議庭進行評議後認為應行使釋明權的,應當在法庭辨認終結前適當行使釋明權。如能夠通過當庭合議確定是否應當行使釋明權的,也可當庭合議。適用簡易程序的除外,法官可以依先例或者裁判經驗,作出適當判斷。
⑶法官在開庭審理後,認為應行使釋明權的,應當由合議庭進行評議(適用簡易程序 的除外)。經過合議庭評議,認為符合行使釋明權的情形,同意行使釋明權的,法官應當按照合議庭評議的意見,依法適當地行使釋明權。
⑷合議庭在開庭審理後,對案件進行評議中,認為應行使釋明權的,法官應當按照合議庭評議的意見,依法適當地行使釋明權。
⑸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時,如果法官能夠當庭確定行使釋明權的,可以當庭釋明;如果當庭無法確定的,可以休庭,向庭長匯報後,再行決定。作者:陳龍禎

⑺ 法官應如何處理當事人當庭增加的訴訟請求

這個問題在實踐中是很尖銳。 正如你列舉的民訴法條文,法官可以合並審理反訴、第三人的訴訟請求。同時還規定,在法庭辯論終結之前,原告隨時可以變更、增加訴訟請求。但民事證據規定對民訴法做了很大的變動,按照通行的習慣,法院會按民事證據規定辦理。超過舉證期限增加的的訴訟請求,按民事證據規定,法官不會受理,應告知其另行起訴(而不叫駁回)。 但考慮到實體正義的要求,即使舉證期限屆滿,法官一般不會無視與正在審理的案件直接相關的增加、變更訴訟請求,比如當事人因為法律知識欠缺,並不知道自己還可以提這個請求,或者提的請求明顯錯誤,在咨詢專業人士,或者法官行使釋明權後,當事人增加或者變更的,通常法官會允許他提出來,但前提是並不會增加雙方舉證的負擔,因為如果又要拿出相應的證據出來的話,被告肯定不會同意質證。法官為了盡快結案,也是不會為這個新來的訴訟請求再開舉證期限的。 你說的答辯期間的問題,問題不大,因為,只要不增加舉證質證的負擔,被告是有充分時間進行准備對對方可能的要求進行答辯准備的,影響不大。被告的答辯意見既可以在收到訴狀15天答辯期內答辯,也可以在開庭時答辯。甚至開庭完了,律師交代理詞,當事人交自己書面的答辯意見,同樣是在起答辯的作用。實踐當中,比較復雜的問題如果一次庭開不完的話,開兩次、三次庭也不稀奇。開庭完了之後和法官說好,一個星期以後再交代理詞也並少見。 你說的很好,特別是第二段,確實如此。

⑻ 哪些既是法官的權利,又是法官的義務的

釋明,既是法官的權利,又是法官的義務。
法官的釋明權,是指訴訟過內程中,法官在當事人的訴訟請容求、陳述的意見或提供的證據不明確、不充分、不適當的情形下,依法對當事人進行發問、提醒、啟發或要求當事人對上述事項作出解釋說明或補充修正的訴訟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三條人民法院應當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後果,促使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積極、全面、正確、誠實地完成舉證。
第三十三條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通知書應當載明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與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情況指定的舉證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後果。
第三十五條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的限制,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

⑼ 在民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法官可以依據闡明權對被告提出訴訟時效方面的提示么

裁判文書的說理過程是法官依據當事人雙方提供的證據,結合法律的相關規定,對裁判文書得出的法律結論進行全面分析論證的過程。具體包括兩部分:對爭議事實認定(包括證據認定)的說理與對裁判理由的說理。加強說理是當前民商事裁判文書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各級法院都把加強裁判文書的說理作為當前民商事審判工作中的主要任務來抓。因而研究民事裁判文書的說理在當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審判實踐反映的情況看,當前影響裁判文書說理的主要因素在於,對法官而言,尚不能全面掌握說理的內容和說理的方法,即說理依據什麼樣的「理」說和如何「說」。本文主要就說理的內容和說理的方法進行研究,試圖明晰說理部分要說的「理」和如何「說」理。

說理的內容

1.在正確認定事實的前提下,依事理說理

事理是指事物(或事件)自身內在的基本規律和道理。民事案件與民事主體的日常生活、生產息息相關,民事案件中判斷是非曲直離不開糾紛產生的社會背景,判斷當事人主張是否成立,在很多情形下是法官依據查明的事實,根據日常的生產、生活經驗、社會常識作出判斷。法官對此類判斷的解釋過程實際就是講明事理的過程。講明事理,法官首先要正確認定事實,只有事實認定正確,依據事實進行的分析評判才有價值,說理才有說服力。以事說理,優點在於:道理明顯易懂,能為普通公眾所接受並引起共鳴,說服力強,效果好。

2.在充分理解立法精神、法律一般原則、有關政策、現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依法理、政策、法律說理

我國是成文法系國家,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可直接依據法律規定說理。但成文法的局限和漏洞是任何一個成文法系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如成文法本身存在的許多彈性條款、社會生活中會出現許多立法時未能遇見的新情況、新問題,立法不可能囊括形形色色的案件,法官審理的案件沒有現成法律規定可以依據,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法官在充分理解法律的基本精神、法律一般原則、國家現行政策精神的前提下,依此進行說理。在成文法規定過於原則、含義不明的情況下,法官還可以遵循上述內容,對法律進行解釋,用法律解釋的方法說理。依法律說理的過程實際是一個法官尋找法律、理解法律、解釋法律,並將法律作用於具體案件的過程。法官通過對案件進行全面、系統的論證,確認案件的性質以及相應的法律關系,依據案件的性質和相應的法律關系,闡明應適用哪些法律,通過對適用法律的說理,證明法律規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必然聯系,證明適用法律的惟一性。依法律、政策說理,要求法官具備較強的法律適用能力,能夠以自己的學識、素質、能力為基礎,充分理解和說明立法精神、法律規定和國家政策,作出合乎立法原則、合乎社會實際的公正判決。

3.在一定社會閱歷、生活經驗的基礎上,依情理說理

情理是指屬於社會公共道德范疇的,為社會大眾所接受並遵循的、人與人之間交往的自然法則。情理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的自然情感,還包括基於該情感產生的道德、善良風俗、習慣等內容。筆者認為,情理論述完全可以成為裁判文書說理的內容之一。因為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則,是民事裁判的重要依據,公序良俗原則包含了道德、習慣、風俗等內容,利用公序良俗原則解決糾紛的過程實際是依情理說理的過程。而且,中華民族幾千年悠久文明成就其獨特的「禮、義、德、仁」等傳統美德,注重情理與道德的誨教是我國古代乃至近代審理案件的重要依據,對於勸阻當事人息訴平爭具有超常的作用。扣人心弦的情理論述與事理、法理的論述會相得益彰,當法律存有缺陷或空白時,更有必要採用情理作為裁判依據以協調矛盾。2002年7月15日,《人民法院報》曾報道上海二中院在一份二審民事判決書中根據人情常理附了一端感人至深的「法官後語」,當事人在看完判決書後十分感動,來到二審法院對法官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與感謝,並主動將判決確定其應給付的錢款悉數交納。該篇文書根據案情需要加入情理論述的創新可以說是好評如潮。依情理說理需要法官知悉、了解社會習慣、風俗人情,需要法官有一定的社會閱歷和生活經驗,惟有此才能作出合乎社會正義、富有人情味的民事判決。但依情理說理應注意適可而止,不可濫用情理危及裁判文書的嚴肅與威嚴。

說理的方法

1.講究邏輯性,說理要嚴謹縝密

裁判文書的說理過程實際是一個三段論推理過程,即以查明的案件事實和可運用的法律條款為基本命題,推導出原告之訴請和被告之辯解的合法與否以及應否予以支持的結論。邏輯作為人類思維活動和推理論證的規則體系是說理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則。案件審理結果能否征服人心,其最重要的因素就在於法官論證的邏輯是否嚴謹縝密、圓潤貫通。說理講就邏輯即要求說理必須具有準確性、無矛盾性、明確性和論證性。准確性要求說理對同一個概念、判斷或推理,要保持其自身內容的同一。無矛盾性要求說理不得出現自相矛盾以及與其他部分矛盾的表述,案件事實與裁判結果之間應銜接流暢。明確性要求說理中不得出現模稜兩可、不置可否、意思不明的表述,不得使用「可能」、「約」等模糊性言辭。論證性要求說理不是事實與法律的單純羅列,要充分論證,得出裁判結果要有充足的理由。

2.講究針對性,說理要有的放矢

說理要針對當事人的訴辯請求,根據當事人的請求或辯駁作出支持與否的說法。說理要與案件的爭議焦點相呼應,緊密結合爭議焦點透徹說理。說理要針對認定的事實,以事實為基礎和鋪墊,形成內在聯系,給人以順理成章之感。說理要與判決主文應對,忌與下判無關的說理。值得特別說明的是,依據民訴法的相關規定,二審法院主要是結合當事人的上訴理由對一審裁判是否正確進行審查,我們的二審文書對此常以一句「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於維持」或「原審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應予糾正」為由帶過,卻不指出原審判決對在何處,錯在何處。二審的說理必須要與一審的裁判相呼應,對一審裁判的正確與否作出評判。

3.講究公開性,說理要充分詳盡

法官要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實事求是地平等地公開對各方當事人意見的評論,讓當事人知道法官已充分考慮其意見。不能因為當事人的觀點和理由荒唐無理而不予理會,或是因為當事人的觀點似是而非,分析解釋頗傷腦筋而迴避不談。法官要公開得出裁判結論的所有理由,不能只說想說的,只說能說的,對不想說、不能說的不予公開,或使用大語、套語、似是而非的語言作模糊性處理。公開合議庭異議,我們的裁判文書一直是用同一個聲音講話,合議庭異議作為審判機密秘而不宣。這與國外的做法大相徑庭,公開法官意見是英美法系的司法傳統。如在布希對戈爾總統之爭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以5:4判布希勝利,每個法官的意見不論贊成還是反對均公之於眾。公開合議庭的不同意見,將人民法院在爭論中產生裁判結果的過程公布於眾,讓每個合議庭成員都接受監督,促使合議庭成員認真審理案件,謹慎發表意見,有效地扭轉當前合議庭合而不議的現象,保障最終裁判結果的正確性。

4.講究言辭美,說理要明白曉暢

裁判文書的說理應是運用法律的語言對裁判理由作出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解釋,語言要求應首先是法言法語,其次是能為普通民眾所理解和接受,即通俗易懂,其不需要運用諸如對仗、排比、押韻、抒情等過分鋪排的語言,運用日常的修辭工具只需論述明白即可。我國古代判詞講用典,講對仗,講節奏,文采飛揚,拿現代標准看無疑是一篇聲情並茂的演說詞。這樣的判詞,更多的是司法者展示權力存在的招數或是通過激昂的言辭和動人的修辭實現某種道德教化的功能,恰恰說明了法律在當時的無足輕重,因其語言晦澀而難為社會公眾所理解,降低司法的效果。從反面提示我們必須注重司法自身的語言特徵,法律的嚴謹性和裁判文書公文書的特徵決定了說理的語言應明白曉暢,不能晦澀難懂;措辭規范准確,不得產生歧義;語意確定無疑,經得起推敲;語言風格應平和樸素、概括簡練。

⑽ 當原告訴訟請求不明確時法官如何正確行使釋明權

法官應當向原告說明訴訟請求的具體與專用線指導他申明訴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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